回北京(之二) – 北京站遐想

回北京幾天後，一位老同學從東北來看我。於是我到北京站去接站，那地方已經不記得上次是什麽時候來過，至少是幾十年前了。


北京站繁忙依舊，但看上去不如過去雄偉了。

記得整整三十年前，我在大學讀英文係四年級，學校安排我們到中國青年旅行社畢業實習，做美國遊客的全陪導遊。那時北京的晚上漆黑一片，毫無娛樂，老外在酒店裏憋得夠嗆。我對他們說：我帶你們去北京站看看吧。那是晚上八點以後全北京唯一燈火輝煌的地方。於是我們坐北京僅有的一條地鐵到北京站。他們對北京站的熱火朝天十分驚訝，與在美國小貓兩三隻的火車站截然不同。更讓他們感興趣的是，在北京站旁邊的一個小商店裏，有賣雷鋒式的栽絨棉帽子的，於是他們每人花四五塊人民幣買了一頂。這是他們來北京站的最大收獲。後來他們在王府井百貨大樓發現了十塊錢一個搪瓷洗臉盆，於是又人手一盆。我們隨後一路在中國各地旅遊，這些老美每人頭頂棉軍帽，棉線網兜裏提一隻花臉盆，還有的配了綠色軍大衣。我在前麵搖著導遊的小旗，活像領了一隊行將遣返的美國戰俘。


買了站台票等待的來自沈陽的動車。還有點早，站台上空空蕩蕩地的。我對檢票的小姐說：還早呢，讓我先出去轉轉，待會兒再進來吧。小姐同意了，答應我再進來時不再收錢。


在北京站前的廣場上有義務獻血站。在冷風中來去匆匆的旅客們居然排起不長不短的隊伍，人人挽起衣袖奮勇爭先。我停下腳步仔細觀察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什麽報酬或禮品一類的。沒有，看來真的是無償獻血。連在我們美國公司員工獻血還發個書包、外套什麽的呢。我突然有為今天的河蟹社會而熱淚盈眶的感覺。因為我這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疑問難以釋懷，所以我後來仔細學到了如今的國策：凡無償獻血者，日後其本人及其家屬有免費受血之權利。


在售票處，在開往南方的列車的窗口前排隊的旅客與在旁邊排隊去東北的比較起來，看上去從穿著打扮甚至容貌上都有籠統的不同。我忽然想起魯迅的散文《南人與北人》，其中說：“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機靈，南人北相者，不消說是機靈而又能厚重。”嗬嗬，魯迅的冷幽默真是無人能比。（另一個魯迅語言的典型是：“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樣的句子如果出現在高考的作文裏，恐怕是要得零分的。可誰讓人家是魯迅呢。）


北京站，多少年來，無論在北京人或外地人的心目中，它是何等的神聖。這個應八麵來風的地方正是北京容納百川的傳統的縮影。北京從來就是各路南北精英一顯身手的好地方，不然當年為何毛澤東、李大釗、陳獨秀一幫好漢們集聚北大紅樓呢？

張中行也曾在北大念書，他筆下的北大回憶錄讓我讀來頗覺有趣。這位張老先生是楊沫的前夫。楊沫顯然恨他恨得牙癢癢，於是把他寫進了《青春之歌》，成了北大落後學生餘永澤。當年紅樓附近的居民都把多餘的房子騰出來出租給外地來的學生，賺上一筆。（古今中外皆如是。我來美念哥大時也有體驗。）有一次張中行帶一位南方同學看房子，這位同學問房東：帶不帶家具？他的南方口音顯然讓房東聽錯了，房東很不高興地說：“什麽？家眷啊！家眷自備！”讀到這段時，真把我笑翻了。

如今在北京地鐵上，可以聽見人們毫無顧忌地用各種口音高聲交談、講手機。人們對此毫不在意。這與紐約人“愛誰誰”的大都市心態完全相同。（我的一位自詡藝術家的朋友在國內時留了一頭披肩發，到了紐約後就割了，變成了毫不起眼的小平頭。我問他為何把自己的標牌扔了。答曰：到紐約就沒人看了，我還費事留它幹什麽？）

今天北京的繁榮大半歸功於外地人的辛勤勞動。這些新北京人日益增多，也使北京的交通日益擁擠不堪。這是我這次回京既在預料之中又在預料之外的體驗之一。在美國華人們習慣說“塞車”，而北京人說“堵車”。我覺得後者更貼切。堵車堵得你心裏堵得慌。沒有最堵，隻有更堵。說首都是首堵一點也不為過。有個笑話說北京的司機都是一流的，因為二流的全都被撞死了。

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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