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歲版：毛澤東思想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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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上《“文革”時期群眾組織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考略》一文，供大家參考！
“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紅衛兵組織將他們搜集到的曾在過去報刊發表過的毛澤東論著和毛澤東的內部講話、文稿、批示、批語等，編印成《毛澤東思想萬歲》等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論著集（以下簡稱“萬歲本”）[1]， 許多篇目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1—4卷）、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編印的《毛主席語錄》沒有的。所輯文稿對絕大多數人來說，聞所未聞。因而這些版本一問世便風靡一時，爭相翻印。許多人為能讀到大量未公開發表過的毛澤東文稿感到欣喜，並以擁有為榮。但由於它是一種非正式出版物，出版不久，便受到了查禁，成為毛澤東著作出版史上曇花一現的一個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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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石仲泉在《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文章裏將《毛澤東思想萬歲》各類版本統稱為“萬歲本”。我征求對這類版本素有研究的專家的意見，也認為稱“萬歲本”是比較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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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歲本”的出現及其內容“萬歲本”等非正式毛澤東著作出版物，完全是“文革”特殊曆史背景下的產物。是“文革”製造個人崇拜的需要。“文革”初期，全國掀起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浪潮，主要形式就是大學毛主席著作。林彪鼓吹“一句頂一萬句”、學“最新最活”“警句”和“語錄”等形式主義作法，希望“使同誌們更多地學到毛主席著作，促進思想革命化。”[1]“盡可能多地讀到毛主席的書，聽到毛主席的話， 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這一馬列主義最銳利的武器。”[2] 這極大地激起了群眾對毛澤東著作的狂熱興趣。這種形式主義的學習方法必然進一步發展為文本研究和求索，原來已經出版的、隻包括建國以前內容的《毛澤東選集》四卷，已經不能滿足這種狂熱的社會需要。

　　二、無政府主義是毛澤東著作廣泛非正式出版的源頭。“文革”是突然發動的“史無前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毛澤東的指示成為唯一的指導準繩，而毛澤東的一些具體指示在當時隻限定於中央文革小組等極少數人知曉，其他人包括中央領導人都毫無思想準備，措手不及。因此，廣大群眾、乾部都熱衷於從毛澤東的一些內部講話、文稿裏去尋找新問題的答案。1966年5月，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一批年輕人秘密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以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段話來自毛澤東1939年12月21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誕辰大會上的講話）這段語錄為依據，撰寫了三論“造反有理”大字報。學校工作組以公開出版著作中沒有這段毛主席語錄進行質疑，雙方發生了激烈對抗。結果毛澤東支持了紅衛兵。8月26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了這段語錄，成為風靡一時的口號，也實際上認可了使用非正式毛澤東論著的做法。於是，以未曾發表的毛澤東指示作為政治鬥爭中的支持依據，被各種群眾組織廣泛運用。此後，中宣部等新聞出版管理機構癱瘓，中央文革小組的“中央領導人”又在講話中不斷披露毛澤東“最新指示”，造成了毛澤東論著發布和出版的無政府主義狀態。

　　以上諸多因素，終於使“萬歲本”非正式毛澤東論著出版物應運而生。

　　編輯“萬歲本”的資料來源，大致上有以下幾種：

　　一、查抄或其他手段取得的中央內部文獻。“文革”前，中央成立的毛主席著作編輯委員會整理和編輯了大量毛澤東文稿，一部分已編入《毛澤東選集》四卷，一部分準備編輯第五卷，還有一部分作為備選和參考資料。此外，毛澤東建國後的一些重要講話和文稿，為中央起草的文件等（如“論十大關係”、“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談話和批注”等），曾經整理後作為中央文件發到高級乾部範圍，指導工作。在“文革”中，造反派對有關部門“走資派”抄家和搶劫機要部門檔案時，得到這些文獻，將其流傳到社會上。還有一些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造反派奪權後，違反保密規定，擅自從檔案中取出有關文獻，內部編輯印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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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一集），西安冶金建築學院文革籌委會1967年5月編印，“編後”。

　　[2]《毛澤東思想萬歲》（第二期）， 北京鋼鐵學院革命造反紅衛兵毛澤東思想小組1967年1月25日編印，“編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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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文獻來源可靠，有較高價值，但因為並非定稿，所以往往與“文革”後出版的正式毛澤東著作集所收文稿在編輯加工上有較大差異。

　　二、發表於公開出版物，但未收入毛澤東著作集者。內容包括：建國前在早期文化刊物和各解放區出版的報刊書籍中曾發表的一批毛澤東論著，如《新青年》、《湘江評論》、《解放》周刊、《新中華報》、《蘇維埃中國》、延安《解放日報》、《向導》周報、《群眾》周刊、《動員》、《中國農民》、《政治周報》、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1948年版《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毛澤東選集》以及各種毛著單行本等。建國後，在《人民日報》、《新華日報》、《新華半月刊》、《紅旗》等報刊中公開發表但未收入毛澤東著作集的言論、文章、指示等。這些文獻來自公開出版渠道，比較可靠，但與“文革”後出版的正式毛澤東著作集也存在著少量編輯加工的文字差異。

　　三、一些毛澤東的戰友、親友、故舊或身邊工作人員回憶毛澤東的談話及保存的有關書信。如與毛遠新、王海容的談話等。這些資料在“萬歲本”中所占比重不大。

　　四、“文革”中報刊、文件上新公布的及有關領導人傳達、披露的毛澤東談話和“最新最高”指示、批示等。這些資料因其政治性質，在“文革”後出版的正式毛澤東著作集裏多不再故有特殊的價值。由於材料來源不同，“萬歲本”各種版本所收的篇目差異頗大，有的版本收入的篇目多達六百餘篇，有的僅收十餘篇，很少有兩種版本收入的篇目完全相同的情況。即便是翻印本，也往往與所據藍本不盡相同。由於不斷增加內容，翻印本收入的材料往往比藍本更加豐富。所收建國前的文稿，大都有舊刊可查，通常在文稿後麵注明出處。建國後毛澤東的許多講話、談話等，由於從未正式公開發表過，故沒有注明出處。

　　從內容看，“文革”前期非正式出版的毛澤東論著，大致可分作五類，一是綜合性選集，二是專題性選集，三是書信選集，四是手跡選集，五是合著集。屬於綜合性選集的“萬歲本”，據河南一位毛澤東著作收藏者馬清學收集到的版本，1966年至1969年間，大約出了300多種，最早的出版於1966年底， 絕大多數版本出版於1967年。除《毛澤東思想萬歲》之外，類似性質的綜合性選集書名，還有大約60多個，例如《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文選》、《毛主席講話》、《毛主席文選》、《毛主席言論集》、《毛主席著作編外》、《東方紅文選》、《偉大的文獻》、《重要文獻》等等。在專題性選集中，教育方麵的較多，如1967年5月紅代會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公社、 北京師範大學編印的《毛主席教育文選》、1967年武漢編印的《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萬歲》等。書信選集有1968年7月出版的《毛主席書信選集》等。手跡選集中，影響較大的是1967年2月鄭州出版的《毛主席手書選集》。另外，較常見的是匯集了毛澤東與林彪及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講話、著作，如《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首長講話》等。

　　所有“萬歲本”的版本，在編選時均不約而同地遵循著一個共同的原則，即選收那些未收入《毛澤東選集》（1—4卷）、《毛澤東著作選讀》、《毛主席語錄》的文稿。有的版本專收建國前的文稿，有的專收建國後的文稿，有的則將建國前和建國後的文稿合編在一起。這些文稿包括：毛澤東的論文、書信、批示、批注、按語、電文、詩詞、題詞、祝詞等成文著作和講話、談話、口頭指示等口述材料。除此以外，有的版本還收入了毛澤東的回憶、毛澤東建國後革命活動的通訊、林彪和周恩來等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講話，以及一些重要社論等。目前所見收錄最早的文稿是1910年的《毛主席看完〈世界英雄豪傑傳〉對書主人的談話》。[1]有些文稿的時間，編者無法弄清，在處理上，或根據內容判定其大約時間，或采用所刊載的報紙、雜誌的時間。編排通常以寫作或發表時間為序排列，也有的按著作體裁編排。有些版本，由於個別文稿原無標題，編者根據文稿內容加上標題。有的文稿，或因不易見到全文，或因不便全文付印，故隻摘錄部分內容付印。

　　也有極少數版本選收了《毛澤東選集》（1—4卷）已收過的文稿，但所依據的版本是建國前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因而文字上與建國後《毛澤東選集》四卷本有所不同。對《毛澤東選集》（1—4卷）已收過的文稿或已公開發表過的文章，有的版本采取隻存目，不錄文的辦法處理。

　　從版本看，由於“萬歲本”收入的著作篇目較多，篇幅較大，多采用容量較大的16開本和32開本（也有個別將字體排得很小的大64開本，類似《毛主席語錄》）。有一卷本，也有多卷本。印刷方式多為鉛印，也有個別為油印。裝幀形式有平裝、塑套裝和硬殼精裝。相當一部分版本的封麵為紅色，有的還在封麵印上毛澤東頭像或毛澤東詩詞手跡等。許多版本的正文前後，有“編者說明”之類的文字，說明編印目的、編選體例等，這些文字對於研究“萬歲本”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由於“萬歲本”是供內部學習的資料，限於出版單位內部發行，因而每一種版本的印數十分有限，通常也沒有定價。大部分版本或在封麵、或在書名頁、或在封底標有“內部資料嚴禁外傳”、“內部文件不得外傳”之類的文字。有的版本還在前言中鄭重聲明：“凡得到這本書的同誌，務必妥善保存，不得外傳，嚴禁翻印。此書僅作內部學習參考，絕不許公開引用。誠請同誌們當作一條革命紀律，嚴格遵守。”

　　[2]實際上在連中央規定都難以實行的“文革”動亂中， 這種聲明隻是空言。多數版本沒有版權頁，出版者和出版時間大都印在封麵或書名頁，有的版本隻標明出版時間，未標明出版者。還有的版本即未標明出版者，也未標明出版時間。類似這種出版物不講版權的情況，在“文革”時期是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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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見河北紡織工學院八一八紅旗1967年4月編印的《毛澤東文選》。

　　[2]《毛澤東思想萬歲》（上），河南二七公社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1967年8月編印，“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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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編輯者看，“萬歲本”多是以各種造反派組織的名義編輯出版的，也有許多版本沒有署名，十分龐雜。以筆者所見，編者以各地大專院校、中學的紅衛兵居多，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航空學院、北京師範大學、外交學院、上海交通大學、武漢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南京軍事學院、成都地質學院、河北紡織工學院、西安冶金建築學院、南昌市第十八中學等，均編印過這類版本。一些機關、企業、科研單位的造反派組織，也編印過這類版本，如國家科委、外文局、北京電影製片廠、貴州省第一輕工業廳等。從地區看，編印過這些版本的省、市、自治區涉及北京、上海、天津、河北、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南、湖北、陝西、江蘇、江西、貴州、內蒙古等。軍隊係統除軍事院校外，極少編印這類書籍。

　　由於“萬歲本”的編者大多是一些非專業人員，缺乏專門的編輯訓練和必要常識，造成這類出版物存在一些明顯的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麵：一是編選體例比較雜亂，多數版本是按時間順序編排的，但常常並不十分嚴格，隨意性較大。二是個別版本收錄的個別文稿，編者沒有弄清準確的寫作時間或發表時間，隻有篇名，沒有標出著述日期，如《謙虛——戒驕》、《給侄子的親筆信》等。三是有的版本由於多次輾轉傳抄，個別文字不準確。由於編輯出版“萬歲本”正是“文革”燎原全國之時，毛澤東在過去文稿中提到的一些領導人已被打倒，這些人的姓名在編印時便被“×××”代替，或在姓的後麵加上“××”。例如一封寫於1963年12月16日的信，標題便是《給林彪、××、聶榮臻、肖華諸同誌的信》。[1]有的版本，當文稿中出現被打倒的領導人的姓名時，編者甚至將姓名中的某個字倒印，以示將其“打倒”。這可以說是“文革”中的特異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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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5月編印，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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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萬歲本”受到查禁

　　被冠以宣傳、普及毛澤東最新最高指示的這場出版“萬歲本”的熱潮，很快就遭到了中央的製止和查禁、銷毀。據筆者考察，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國內各大圖書館，均沒有收藏“萬歲本”。這是為什麽呢？需要考察其被禁的過程。

　　早在建國初期，中央就作出決定，毛澤東著作與黨和國家其他領導人的著作，統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任何非指定出版機構無權出版這類書籍。1959年10月13日，中央針對當時個別單位擅自印發毛澤東的有關指示的做法，下發了關於糾正亂印亂發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講話記錄的指示。然而，“文革”開始後，對出版毛澤東著作的規定，被造反派視為反對和限製出版毛澤東著作。這是任何人都擔當不起的罪名，於是，“萬歲本”的印刷出版達到了高潮。1967年中央發現這種情況後，立即予以製止。僅1967年5月至11月，中央就連續下發五個文件， 嚴令禁止各地非法編印毛澤東著作，對已經編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繳。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改進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這個文件在第二條規定：“毛主席、林副主席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講話、批示，都一律不許擅自刊登和印發。中央的內部文件、會議記錄和負責同誌的內部講話，一律不要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冊子和其他形式編印流傳。”[1]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建造毛主席塑像問題的指示》。 這個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統一規劃建造毛澤東塑像外，還提到：“各地編印了一些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材料，甚至將別人的講話、詩詞也編進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準，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出現這種事情，也請你們加以製止。”[2]

　　1967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發《關於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查獲一個非法編印、販賣毛主席著作的投機倒把集團的通報》。這個通報說：“最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查獲了一個非法編印、販賣毛主席著作的投機倒把集團。該集團非法地搜集了未公開發表的毛主席的講話、文章、信件、批示二百餘篇，編成所謂《重要文獻》，大量出售。這個《文獻》不僅泄露了黨的機密，而又差錯很多。這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必須認真追查，嚴肅處理。印發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著作，是一項極其嚴肅的政治任務，任何單位、組織和個人都不得私自編印。為此，中央再次重申：‘毛主席沒有公開發表過的講話、文章、文件、詩詞，未經毛主席和中央批準，一律不得編印，不得出版發行。’望認真執行。今後，凡屬這類非法印刷品，均應徹查法辦，並首先責成北京、上海兩市革命委員會貫徹執行。”[3]

　　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印發《關於嚴禁在書刊、傳單上泄密問題的通知》。這個通知說：“為杜絕在書刊、傳單上泄密事件，中央重申，任何群眾組織或個人，嚴禁擅自印發未公開發表的毛主席和其他中央負責同誌的著作、講話和翻印、轉抄機密文電。凡抄家抄來的毛主席著作手稿、機密文電及其它物品，應一律上交當地革委會（籌備小組）或軍管會（軍區），絕不準私自留存、複製或擅自處理；已非法印發的有機密內容的報刊、傳單、小冊子，由印刷單位負責回收上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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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共中央文件》，西北大學文革籌委會山鷹戰鬥隊1967年10月編，第194頁。

　　[2][3][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匯編》，湖北省革命委員會1968年7月編，第272、372、373、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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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發《關於嚴禁私自翻印未發表過的毛主席照片的通知》，再次重申：“印刷、發表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是一個極其嚴肅的政治問題，決不能擅自行事，更不允許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乘機搗亂。因此，中央決定：凡是未公開發表過的毛主席的照片和作品，不論個人或集體像，未經中央審查同意，一律不得私自翻印。此事以前業已通知過，現在再通知一次，望你們按此通知嚴格監督執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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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件匯編》，湖北省革命委員會1968年7月編，第423—4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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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在一年中連續下發五個文件，反複製止並要求查禁各地群眾組織編印出版毛澤東著作集，這是非同尋常的，也是絕無僅有的，可見當時編印此類書籍之風何等盛行。從以上五個文件中，至少可以得到這樣幾個信息：第一，中央對未經允許擅自編印這類未發表過的毛澤東著作極為重視，視為“極其嚴重的政治問題”。第二，這些文件沒有否認這類書籍收入的不是毛澤東著作，沒有說它們是偽作或他人之作，相反，10月21日印發的文件正麵承認《重要文獻》之類的書籍“搜集了未公開發表的毛主席的講話、文章、信件、批示二百餘篇”。第三，這些書籍之所以受到查禁，是因為“未經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不僅泄露了黨的機密，而又差錯很多”。最後，我們今天還可以歸納出的一個原因是，“文革”前毛澤東論著的流行，將影響“文革”中毛澤東指示的權威性。正如我們今天所認識到的，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錯誤，正是違背了他在長期革命和建設鬥爭中總結出的一係列黨的正確理論、方針和政策，違背了毛澤東思想。因此，當群眾從過去未曾披露的毛澤東論著中看到許多被“文革”批判打倒的，正是毛澤東過去曾經肯定或堅持過的，必然會對“一貫正確”等個人崇拜說法產生懷疑。當然，這個原因是不能寫進文件的。

　　由於當時黨組織處於癱瘓狀態，這五個文件先後下發後，各地、各單位無法嚴格遵照執行，很難有效地製止類似出版物繼續出版和流傳，屢禁不止。有的群眾組織認為“宣傳毛澤東思想沒有錯”，仍然陽奉陰違，照出不誤。例如，湖北省應山縣革命群眾組織聯絡委員會於1967年5月18 日編印了一本《毛主席重要指示及講話匯編》。該書在《說明》中說：“我們收集了一部分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尚未正式發表的重要指示和講話，原準備編印成冊，供給革命的同誌們學習。後因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林副主席沒有發表的文章、講話、批示，都一律不許擅自刊登，也不要以小冊子和其他形式編印流傳。’根據中央這一指示精神，我們即停止了印刷，現將已印部分裝訂成冊，供同誌們學習。”

　　1969年底，中央發出關於保密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普遍開展保密大檢查，收繳非法印刷品。這時各地革命委員會均已成立，使中央的指示能夠得到有效落實。據西安市革命委員會當時的一份文件披露，1970年1月至4月，西安在全市範圍廣泛開展了以清理文件、收繳非法印刷品為重點的群眾性保密大檢查，檢查中“發現了大量失密、泄密、違反保密製度的現象。如：違反中央規定，擅自印發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和中央首長的講話；擅自編印毛主席、林副主席語錄”。[1] 全市共收繳這類非法印刷品三十多萬冊和大量傳單。由於各地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指示，1970年後，社會上不再有人編印包括“萬歲本”在內的非正式印刷品，收繳的均予銷毀，僅有少量“萬歲本”流入了民間。同樣的原因，全國各地圖書館也都沒有收藏這類書籍。

　　三、研究與思考

　　對“萬歲本”的研究和使用首先是在境外。

　　首先，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海外學者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收集毛澤東和中共黨史、中國當代史研究資料和著述十分困難，感到材料匱乏，而且《毛澤東選集》（1—4卷）沒有收建國後的文稿（第5卷雖然收錄了少部分，但不久即收回）， 他們要研究建國後的曆史和毛澤東，就不得不主要借助於“萬歲本”等。

　　其次，由於公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1—4卷）及各種單行本著作，發表前經作者親自校閱過，作了一些修改，與文章最初撰寫時的原始形態有一定變化（比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從講話之時到正式發表，相隔兩個多月，修改十餘次，一些觀點和態度都與講話時有重要不同）。因此，境外學者認為，“萬歲本”的資料更為真實地反映了作者的撰寫初衷，是對《毛澤東選集》（1—4卷）的補遺，因而倍受他們青睞與重視。境外學者在搜集、編譯和利用這批資料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和人力、物力。美國新澤西普林梯斯·霍爾公司於1969年出版了《毛：偉大的生平》，牛津大學出版社於1970年出版了《毛的文獻：文選和篇目提要》，香港明服月刊於1971年出版了丁望主編的《“毛澤東選集”補遺》，美國聯合出版物研究署於1974年出版了《毛澤東思想雜集》，美國弗吉尼亞州奧克頓的中國資料研究中心於80年代初影印出版了《毛澤東講話和文章匯集》（全套23卷，共計5500頁，這是英文版本中收入毛澤東著作最多的一種資料），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於1981年3 月出版了《毛澤東著作年表》。這些海外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集，主要來源就是紅衛兵等群眾組織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文選》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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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西安市革命委員會文件》，市革發（1970）037號，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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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主任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等三人，根據《毛澤東講話和文章匯集》編譯出版了《毛澤東的秘密講話——從百花時期到大躍進》。他們認為，由紅衛兵組織編輯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材料是可信的。這是因為，一方麵紅衛兵對毛澤東無限崇拜，不可能擅自篡改毛澤東的講話。另一方麵，這些材料的來源可靠——第一，是紅衛兵在“抄家”或其他“革命行動”中，從那些親自聆聽過並記錄了毛澤東講話的人那裏得到的。講話中完整地保存了毛澤東的口語和習慣用語，這也證明了它們的真實性。第二，是從《湘江評論》、《蘇維埃中國》、《政治周報》、《向導》、《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新華月刊》、《新華半月刊》、《人民日報》、建國前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等報刊、書籍及其它文件中選出來的。日本私立立教大學教授野村浩一也持相同看法：“我認為這些文章，還是有很大可靠性的，經過必要的研究和整理之後，可以適當地加以利用。”[1]

　　在研究著述方麵，境外學者研究毛澤東及建國後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均把“萬歲本”作為重要的依據加以引用。羅德裏克·麥克法誇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二卷）（求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有187處引用了1967 年和1969年編印的四種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斯圖爾特·施拉姆的《毛澤東的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有62處引用了1967年和1969 年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學習文選》、《資料選編》等；R ·特裏爾的《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有86處引用了1967年和1969年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迪克·威爾遜的《曆史巨人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 月版）有43處引用了多種版本的《毛澤東思想萬歲》。海外學者引用較多的版本有兩個，一個是1967年出版、收錄毛澤東1959年至1961年間51篇文稿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另一個是1969年8月出版、收錄毛澤東1950年至1968年間113篇文稿的《毛澤東思想萬歲》。這些使用非正式引文的著作在“文革”後經由包括中央有關出版社的國內出版社出版，也間接地承認了其可靠性。

　　與境外學者相比，“文革”過去了幾十年，國內研究毛澤東的有關資料範圍已經得到極大的開拓，但“萬歲本”在中國大陸學者中一直沒有得到研究，更沒有廣泛使用。一些專門收錄、介紹毛澤東著作版本的工具書，如袁競主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大辭典》和方舟、許京生主編、華文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圖書辭典》等，都沒有列入這方麵的內容。 迄今收錄毛澤東著作版本最多、施金炎主編的《毛澤東著作版本述錄與考訂》，也隻收錄了寥寥幾種香港、國外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和《毛澤東思想萬歲》翻譯版本，而對原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則沒有加以介紹。從公開學術論文看，1999年以前，基本沒有大陸學者引用“萬歲本”的情況，隻有在有關國外毛澤東研究狀況的文章和書籍中，才偶爾見到零星介紹“萬歲本”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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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毛澤東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第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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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這種情況，顯而易見的第一個原因，自然是這些都是非正式出版物，大家對其持有謹慎態度。二是由於這些資料絕大多數都已散佚，目前存世的較少，一般學者難以找到，因而無法利用。三是由於“萬歲本”大多數沒有版權數據，引用時無法明確注明，因此學者間難以有共同的依據進行分析探討。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學者中已有人開始關注並著手研究“萬歲本”。如劉躍進撰著的被廖蓋隆譽為毛澤東著作版本學“奠基之作”的《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一書，較深入地考察、介紹了國內外不同時期出版的眾多毛澤東著作版本，其中第五章《特殊版本》第三節《非正式版本》，作者用二十多個頁碼的篇幅，詳細介紹了十多種不同的“萬歲本”。這是迄今為止國內外對“萬歲本”介紹得最詳盡的文字，將毛澤東著作版本研究的範圍大大予以拓寬。盡管作者掌握的有關資料還十分有限，也缺乏係統的研究， 但可以說是國內開先河者。再有， 近年來出版的有關毛澤東研究和“文革”研究的專著中，有的學者也開始謹慎地引用“萬歲本”的材料。例如中央黨校副教授張誌明博士著《走出迷穀——1967—1969年中國政體改革的曆程與思考》（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 書中引用的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一些講話，就注明引自1967年3月31 日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和1969年3月編印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等版本。

　　今天我們應如何看待“萬歲本”等資料呢？筆者認為：首先，“萬歲本”等是非正式出版物，沒有經過規範的審查、核對、編輯，一些內容存在著文字錯誤，甚至有張冠李戴、以訛傳訛的嚴重失誤。因此，在專業研究以外的場合（如傳播範圍較大的學習、宣傳材料等），一般不宜作為嚴謹的、權威的毛澤東言論來正式引用。其次，“萬歲本”產生於特殊的時代，以特殊的方式流行，取材廣泛，內容豐富，其中絕大多數保存了一定的曆史文獻原貌，對於研究毛澤東（尤其是晚年毛澤東）乃至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具有一定的資料參考價值。因此，在研究範圍，作為資料和宏觀背景可以適當參考使用。比如，研究毛澤東在特定曆史時期的心態變化、思想軌跡、活動交往情況等。再次，要盡可能與經過修訂、已經公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文集》、《毛澤東早期文稿》、《建國以來毛澤東文搞》、《毛主席語錄》等正式文本相對應進行校勘，確定其真偽，比較其異同，再謹慎地使用公開本中確實沒有的內容。最後，在引用時，還須注明出處，表示供讀者參考之用。

　　（作者單位：湖北省襄樊市委宣傳部）




《毛澤東思想萬歲》四冊，年限從1943年到1968年。版權頁缺失，但是可以在封麵上看到是內部版本，在VC上我也看到過有一冊發布，但是很久沒有見他補齊。我這四冊應該是能找到的最全的了。最初也是在網上下的，在主人公論壇還是在新左聯忘了！
關於這部書的評價，具體的，大家可以在網絡上搜索一下。大陸史學界認為沒有經過官方認證過，不能代表官方的口徑，毛在後期的很多話，的確是很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唐德剛認為這本書才是真正的毛主義，要比《毛澤東選集》精彩，他可能覺得這樣的毛澤東才真實。無論怎麽樣，我們還是要以現代的眼光去看那個時代，畢竟迷信已經過去了！
看了這部書，你才知道反差有那麽大，斯大林和孫中山在官方和這裏的意見是那麽不同。我為這部書寫了很多劄記，很多震撼。低調地將它呈獻給大家，希望不至於遭到極端左翼的朋友們的誤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