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的講話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三十一日〕
*這是毛澤東同誌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主要講話
〔一〕〔一九六八年十月一十三日開幕式上的講話〕
會議大概開七天到十天，想一想有些什麽問題要提出來。形勢問題：一個國內，一個國際。國內要總結上次全會到現在兩年多的工作。兩年文化大革命，無非是兩種意見，一是不錯，基本上是正確的；二是也有人說，不見得。十一中全會時我就說過，我在十月工作會議上，也打過招呼：不要認為會議通過了都能執行，在會上舉手是一回事，真正鬧意見是另外一回事。後來證明還是不理解，有的人出了問題。
有一位同誌叫張鼎丞〔1〕也沒有發現有叛徒、特務、反革命問題，為什麽沒有來開會？是什麽原因？鄧老〔2〕你是很熟悉的。〔周恩來：大連會議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徐海東他們四個人，徐海東同高崗抱頭痛哭，說中央虧待了他，沒有他在陝北打勝仗，中央就站不住腳，這正是公布高崗當副主席的時候，他同高崗聯盟有勾搭，值得審查。〕
山東譚啟龍〔3〕，從小當紅軍，沒有別的問題，就是工作錯誤。山東不諒解他，現在還不能解決問題。山東要揪他回去鬥，我們不讓。〔周恩來：揪回去了，現在在濟南。〕山東的同誌要作說服工作。
湖北張體學〔4〕，是好同誌犯了錯誤。回湖北檢討得好，群眾就諒解了。群眾都歡迎他。他還要檢討，群眾說不要再檢討了。王任重〔5〕是內奸，國民黨。陶鑄也是曆史上有問題。
湖南王延春〔6〕，這個人不行了。鄧小平還沒有發現他曆史上有什麽問題，就是發現他在七軍開小差那回事。〔張雲逸：他在紅七軍當政委時，情況緊張了，他藉口到中央去匯報工作，在崇義地方開了小差，葉季壯同誌死前也揭發過此事。〕
主要問題還是到北京後搞獨立王國，他不服氣，他說他不攬權，實際上他是劉少奇那個司令部裏搖鵝毛扇子的。但是有時我還找他說幾句話的，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他是打敵人的。又沒有查出來他曆史上投敵叛變自首這一類問題。這個人一個是錯誤不小，一個是自己寫了個自傳檢討〔7〕，可以給大家看看。他要求不要開除黨籍，最好還是找點工作。一說工作，許多同誌搖頭。很大的工作也很難作了，我說給點室內整理材料之類的工作還可以吧！
同誌們經驗很多。可以設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搞，還是不要搞？成績是主要的，還是缺點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大家議議。比如浙江問題，“紅暴”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好，也是一個工作問題。
福建問題很大。韓先楚〔8〕你那裏不是天下大亂嗎？〔韓先楚：現在形勢很好。〕看到了。你們的報告很好。工作一做，還不是解決了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怎麽不能解決呢？
要總結經驗。過去南征北戰，解放戰爭好打。秋風掃落葉，一掃三年半掃完了。那時候敵人是比較清楚的。現在搞文化大革命，困難多，仗不好打。文化革命總比過去快一點。過去打了二十二年，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文化革命隻打了兩年半。
問題就是有思想錯誤同敵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隻好一個省、一個省的解決。比如遼寧省三大派〔9〕，打了八個月，天下大亂。不是解決了嗎？還是能夠清楚的。
自己要多負擔些責任，使下麵輕一點。主要是思想問題，人民內部矛盾。內部也夾一些敵人，是少數，是做好工作的問題。
肖克〔10〕還是打過仗的，國慶節上了天安門，這次沒有去，他是什麽問題？我也不清楚〔周恩來：他有段曆史不清楚。他在潮安縣一個村莊打了一仗，向敵人交了槍，還成立了一個黨。這次被造反派查出來了。〕
哪個是李德生〔11〕？你們安徽的事件辦得不錯，你們整蕪湖整的不錯嘛！
〔李德生：是主席批的“七·三”布告起了作用，是輿論造得好。〕
就是要造輿論。好像一個發明，搞了幾十年，不懂得造輿論。搞了幾十年，就是造輿論嘛。不然哪裏能搞起八路軍、新四軍？沒有群眾，哪有無產階級專政？沒有群眾，沒有軍隊，誰收你這個黨？
十一中全會講，我們要文鬥，不要武鬥，結果他們就要武鬥，不要文鬥。一個學校兩派鬥，各有武器，一個工廠兩派鬥，兩個中心，一個部也是兩派鬥。
基本群眾還是工農兵，兵也是工農。然後才是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大多數要爭取、團結、教育。知識分子的缺點是容易動搖，主要是沒有和工農兵結合。
不能一講就是臭知識分子，但是臭一點也可以。知識分子不可不要，也不可把尾巴翹到天上去了。
大學兩年不辦。叫他們統統畢業，下去同工農兵去混。兩年不辦，天塌不下來。以後重新搞，從農村、工廠中工作好的中學生選來上學。
軍事院校，誰知道辦了一百一十個，“幺幺幺”。其中確實有“妖”。隻怪我們自己，辦那麽多幹什麽呀？又沒人管，葉劍英你不是管嗎？搞四清不行，還是統統開進工人，開進解放軍去。
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麽到底呢？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
工廠不整你們看，不搞文化大革命怎麽得了？比如北京一個木材廠，有那麽千把人，是兩個資本家合起來的。有的廠三朝元老，有的四朝元老。還有新華印刷廠，北洋軍閥時期它給印票子，日本來了給日本人印報紙傳單。國民黨接管的，共產黨來了也吃得開，它都吃得開，有一部分三開、四開幹部，其中有的是隱藏的反革命。我們的人也不得力，思想狀態、精神狀況也不好。隱藏的反革命不清理一下，工廠究竟是誰的呀？
按說農村要好一些，也有問題。沒有搞好的公社、大隊，要好好抓一下。靠人民解放軍、省地縣革命委員會。有一個省組織了一百萬人的宣傳隊，解放軍隻有幾萬，百分之九十是貧下中農，就是廣東。江西也不錯。江西是個中等省，兩千二百萬人，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級機關就七千人，至少要減六千人，減到哪裏去？還不是中國境內？一個工廠，一個農村，還是下放農村為主，工廠不能容納好些人。
〔二〕〔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閉幕式上的講話〕
這次會議我看開得可以，開得很好嘛。是否有些同誌對“二月逆流”這件事不了解，經過十八天比以前了解了。過去高級幹部也不清楚，我們沒有透風。過去各省來解決問題，也沒有工夫來講這些事情。在這次會上有犯錯誤的同誌說明問題，同誌們質問他答複。質問再答複，比較清楚了。這件事要說小嘛也不算小，要說大嘛，依我看也不是十分了不起，是一種自然現象。他們有意見嘛，總是要講嘛。幾個人在一起，都是政治局委員、副總理、軍委副主席，講一講也是允許的。黨的生活也是允許的，是公開講的。兩個大鬧就是公開講的嘛。有些細節，過去我也不太清楚。細節如來往多少次，有過什麽交往，不要過分注意這些，不要把黨內生活引到細微末節。不注意大問題就不好了。這不是一件小事，你說天就塌下來？！地球就不轉了？！照樣轉，還能不轉嗎？！我倒是佩服鄧老，一直頂住。要是我，就不理，結果你還是搞出一篇自我批評。他早就有自我批評了，比如北戴河會議的時候就有自我批評了，有些老同誌將來是否可以要工作，打倒的譚啟龍、江渭清〔12〕，過幾年以後，大家氣消了，也可以做點工作嘛。不作主要工作，還有其他一些人，身強力壯，將來總得給點事做吧！鄧華〔13〕來了吧？〔鄧站起來〕好久不見了。在四川幾年沒有人說他不好，不曉得紅衛兵又把他關起來了，你這個人跟彭德懷犯了錯誤，改正錯誤就好了。在北京的有黃克誠、譚政〔14〕。犯錯誤的人，允許人家改正錯誤，要給他時間，直至多少年。因為群眾還要看他的表現嘛。
現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這件事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要穩、準、狠嘛？穩，有右的，穩就不穩了。狠就可以搞得很“左”，就搞過了火。重點就是“準”字。否則，不準，穩也穩不了，狠也狠不起來。要調查研究，要注重證據，不要搞掛黑牌子、噴氣式，不要打人。我在一九二七年寫了湖南一篇文章，對土豪劣紳，戴高帽子，遊鄉，其實幾十年都不搞了。紅衛兵就按那個辦法逐步升級，掛黑牌子，搞噴氣式，還有各種各樣的。對特務、漢奸、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要調查研究，注重證據，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戴高帽子、搞噴氣式那一套。這樣結果並不好。在北京有杜聿明、王耀武〔15〕嘛。過去對敵人俘虜也不搞這一套。
有些死不悔改的人，你整他，他也不悔改。馮友蘭〔16〕你不叫他搞唯心主義一套，我看也難。還有一個翦伯讚，北大教授，曆史學家，資產階級曆史權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對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辦法。如薪水每月隻給二十四元，最多的給四十元，不要扣得太苦了。這些人用處不多了。還有吳晗，可能還有某些用處。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問一問他們。在坐的範老〔17〕，也是搞帝王將相，郭老〔18〕也算一個吧。那時沒有別的書看嘛，都是二十四史之類的。要反帝王將相，還要知道什麽是帝王將相。不然人家問你答不出來。我可不是勸你們在坐的人去搞帝王將相。你們還是按總理講的，按那幾個文件去搞。我也不讚成青年學生去搞。少數人去搞。比如範老，你不搞，帝王將相不就絕種了？不是要再出帝王將相，而是曆史要人去研究。
清理階級隊伍，對這些人你們要注意，有好的，中間的，極右的三種。我說的對右的，應當如何對待他們。世界上總有左中右。沒有右，你左從哪裏來呀？沒有那麽絕。統統是左派，我不讚成。哪有的事？那樣純也不見得。我們的黨通過這場文化大革命，我看比較純了。從來沒有這樣搞過。但太純了也不太好。比如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誌不參加就是缺點。所以我們還是推薦各地把他們選作代表。陳毅同誌說他沒有資格，我看你有資格，代表左中右的那個右派嘛。你對九大代表三個條件中的第二條不那麽符合，可以協商嘛。有少數人參加有好處。
現在情況同兩年前十一中全會時不同了，很大的不同了。運動還沒有完，就是九大開過了，運動也不見得馬上就完。因為這涉及到每個工廠、每個學校、機關。
〔三〕〔引自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公報〕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注釋
〔1〕張鼎丞，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2〕鄧老，鄧子恢，與張鼎丞曾長期在華中、華野共事，相互熟悉。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兼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分管銀行工作，。
〔3〕譚啟龍，時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
〔4〕張體學，時任湖北省省長。
〔5〕王任重，原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
〔6〕王延春，曾任湖南省委常務書記及第二書記、代理第一書記。
〔7〕鄧小平的自傳檢討，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間，鄧小平寫了一封檢討書《我的自述》，轉給中央及毛主席，全文分為“紅七軍工作時期”、“在中央蘇區的三年多”、“在太行工作時期”、“在北京工作時期”，“在北京工作時期”內容如下：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後，特別是被“八大”選為中央總書記的十年中，我的頭腦中，無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少，資產階級的東西越來越多，由量變到質變，一直發展到推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變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一。
準備黨的“八大”時，指定我主持修改黨章。在修改的黨章中，刪去了“七大”黨章中以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內容，這個重大原則問題雖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讚成的。我的這個罪過，對於黨和人民，對於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害。“八大”會上，我代表中央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中，錯誤地評價了蘇共二十大的作用，錯誤地提到反對個人崇拜問題。這個報告是幾個人集體起草的，這一段也不是由我寫的，似乎記得還是參照一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寫的，但作為主持起草的我應負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這是一個喪失原則立場的錯誤。
在考慮“八大”中央委員人選時，對過去曾有叛變行為，以後又在長期工作中有所表現的人，是否可以當中委的問題，我當時認為，對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況處理，提為中委候選人。隨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完全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是極端錯誤的，它給一些人混入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大開方便之門。我是籌備“八大”的一個重要負責人，我是讚成這個文件的，應負嚴重的責任。回想日本投降後，我和薄一波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介紹叛徒劉岱峰入黨，雖然此事在組織上是經過上級批準的，回想起來，也是犯了與上述問題同一性質的政治錯誤。這直接違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論政策》這個指示中規定的“對於叛徒，……如能回頭革命，還可予以接待，但不準重新入黨”這樣明確的原則的。
我在擔任總書記的十年中，最根本、最嚴重的罪行，是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傳播毛澤東思想，長期不認識毛澤東思想在國內和國際革命中的偉大意義。沒有認真學習，認真宣傳，還講過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不要簡單化這類的話。
一九五八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但在我的思想中，從此滋長了階級鬥爭減弱的觀點，所以在後來的長時期中，我在處理階級鬥爭的問題上，總是比較右的，無論在兩條路線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方麵，或者在黨內鬥爭〔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方麵，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參與製定了工業企業管理條例〔草案〕七十條，這個文件不是強調政治掛帥、即毛澤東思想掛帥的，是包含許多嚴重錯誤的東西，我對此要負主要責任。
一九六二年刮單幹風的時候，我讚成安徽搞“包產到戶”這種破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其實就是搞單幹的罪惡主張，說過“不管黃貓黑貓，抓得住老鼠就是好貓”等極其錯誤的話。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征購的錯誤，每年征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基本建設項目，有些不該退的也退了。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
一九六三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了主席親自主持製定的前十條，明確地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為綱，規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確的理論、方針、政策和方法，完全沒有必要再搞一個第二個十條。第二個十條是完全錯誤的。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
我主持書記處工作十年之久，沒有係統地總結問題和提出問題，向毛主席報告和請示，這在組織上也是絕不允許的，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一九六五年初，偉大領袖毛主席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我當時還以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來寬解，這是極其錯誤的。近來才認識到，獨立王國不可能沒有政治和思想內容的，不可能隻是工作方法的問題。既是獨立王國，就隻能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王國。書記處成員前後就有彭真、黃克誠、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等多人出了問題，這是與我長期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不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錯誤密切關連的，結果我自己最後也墮落到這個修正主義份子的隊伍中了。在書記處裏，我過份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去處理，對楊尚昆安竊聽器，我處理得既不及時，又不認真，對此我應負嚴重的政治責任。在處理對羅瑞卿鬥爭的問題上，我同樣犯了不能容忍的嚴重錯誤。
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麵；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麵，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麵。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同劉少奇提出了一條打擊革命群眾、打擊革命左派、扼殺群眾運動、扼殺文化大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我才開始感到自己問題的嚴重。接著，革命群眾大量揭發了我多年來在各方麵的錯誤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來。我誠懇地、無保留地接受黨和革命群眾對我的批判和指責。當我想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給革命帶來的損害時，真是愧悔交集，無地自容。我完全擁護把我這樣的人作為反麵教員，進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肅清我多年來散布的流毒和影響。對於我本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惡的深淵。
我入黨四十多年，由於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改造，結果墮落成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革命群眾揭發的大量事實，使我能夠重新拿著一麵鏡子來認識我自己的真正麵貌。我完全辜負了黨和毛主席長期以來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顧我的過去。我願在我的餘年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樣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願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夠留在黨內，請求黨在可能的時候分配我一個小小的工作，給我以補過從新的機會。我熱烈地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8〕韓先楚，時任福建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員會。
〔9〕遼寧三大派，當時遼寧分為三派，“遼寧省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簡稱“遼聯”〕、“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簡稱“遼革站”〕、“八三一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八三一”，後經過聯合，於一九六八年五月十日遼寧成功成立革命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是陳錫聯。
〔10〕肖克，即蕭克，上將，長征中蕭克支持張國燾的分裂主張，蕭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支持創辦了反毛非毛反社會主義的極右雜誌《炎黃春秋》。
〔11〕李德生，時任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安徽成立革命委員會。
〔12〕譚啟龍，一九七○年複出後曆任福建省革委會副主任、省委書記，一九七二年四月起曆任浙江省委書記〔主持工作〕、省革委會副主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江渭清，一九七四年底複出，中央派江渭清到江西工作，曆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福州軍區政委、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
〔13〕鄧華，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上，鄧華因彭德懷案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六零年轉業到地方，任四川省副省長，主管農業機械工作。
〔14〕黃克誠，一九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上，黃克誠與彭德懷等人被定為“反黨集團”成員，被解除軍委總參謀長職務，一九六五年，黃克誠任山西省任副省長，分管農業。
譚政，原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九六○年九、十月間召軍委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關於譚政同誌錯誤的決議》，定性為“在總政結成反黨宗派集團”，一九六一年一月後，被撤銷了中央軍委常務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職務，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任福建省副省長，一九七五年八月複出任中共中央軍委顧問。
〔15〕杜聿明，著名國民黨高級將領，一九四九年一月在淮海戰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其女婿為美籍華裔諾貝爾得主楊振寧博士。王耀武，著名國民黨高級將領，軍事才能突出，在濟南戰役中被俘，一九五九年被特赦。兩人都被粟裕將軍所俘。
〔16〕馮友蘭，字芝生，河南唐河人。一九一二年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一九一五年入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一九一九年赴美留學，一九二四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曆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係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大哲學係教授兼文學院院長。一九四六年赴美任客座教授。一九四八年末至一九四九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裏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一九五二年後一直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
在燕京大學任教期間，馮友蘭講授中國哲學史，分別於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完成《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後作為大學教材，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
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七年馮友蘭連續出版了六本書，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新理學》〔1937〕、《新世訓》〔1940〕、《新事論》〔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過“貞元六書”，馮友蘭創立了新理學思想體係，使他成為中國當時影響最大的哲學家。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馮友蘭學術思想的轉型期。新中國成立後，馮友蘭放棄其新理學體係，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中國哲學史。著有《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二冊、《中國哲學史論文集》、《中國哲學史論文二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初稿》、《四十年的回顧》和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等書。
〔17〕範老指範文瀾。
〔18〕郭老指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