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後，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政治報告。但是，九大期間和大會以後，林彪不顧毛主席、黨中央對他的教育、抵製和挽救，繼續進行陰謀破壞，一直發展到一九七○年八月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動反革命政變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製定《“５７１工程”紀要》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九月八日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妄圖謀害偉大領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陰謀失敗後，九月十三日私乘飛機，投奔蘇修，叛黨叛國，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
........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處於高潮時刻，蘇修叛徒集團的頭子勃列日涅夫在高爾基州的一個群眾大會上，就瘋狂地反對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公開宣布他們站在劉少奇叛徒集團一邊，說什麽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垮台，“對中國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來說是一個大悲劇。因此，我們對他們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並且公開宣布繼續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方針，說什麽要“爭取使它回到國際主義的道路上來。”（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報》）一九六七年三月，蘇修另一個頭目在莫斯科的群眾大會上，更露骨地說什麽“代表中國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遲早還會說出自己決定性的話”，“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在自己偉大的國家獲得勝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報》）他們所說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會帝國主義和一切剝削階級利益的腐朽力量，他們所說的“決定性的話”就是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所說的“思想勝利”就是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真修正主義在中國上台，他們所說的“國際主義道路”就是變中國為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叛徒集團迫不及待地說出了反動派的共同願望，也說出了林彪反黨集團的極右實質。
...........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美蘇兩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國，咬不動；對歐洲、日本，也咬不動，更不要說廣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國主義從侵朝戰爭失敗以後就開始走下坡路，它公開承認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從越南撤退。蘇聯修正主義統治集團從赫魯曉夫到勃列日涅夫這二十年來已經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一個社會帝國主義國家。它對內，複辟資本主義，實行法西斯專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經濟、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對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陳兵中國邊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諾賣國集團，鎮壓波蘭工人造反，幹涉埃及、專家被趕，肢解巴基斯坦，在許多亞非國家進行顛覆活動。這一係列的事實，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醜惡麵目，它“口頭上的社會主義實際上的帝國主義”的反動本質。它做的壞事、醜事越多，被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送進曆史博物館去的日子來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團對中蘇關係問題講了許多廢話。說什麽中國反對緩和世界局勢，中國不想改善中蘇關係，等等。這些話，是說給蘇聯人民和各國人民聽的，妄圖挑撥他們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掩蓋新沙皇的真麵目。更主要地是說給壟斷資本家聽的，希望仗著反華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賞錢。這是希特勒的老把戲，隻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罷了。你那麽想緩和世界局勢，為什麽不做一兩件事情，比如從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軍隊、歸還日本北方四島，來證明你的誠意呢？中國沒有侵占別國的領土，難道要中國把長城以北統統讓給蘇修，才算表示我們讚成緩和世界局勢，願意改善中蘇關係嗎？中國人民是騙不了、嚇不倒的。中蘇之間的原則爭論不應妨礙兩國關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正常化，中蘇邊界問題應在不受任何威脅的情況下通過談判和平解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這是我們的一貫原則。我們說話是算數的。
在這裏，我們應當指出，需要把蘇修、美帝的勾結、妥協，同革命的國家對帝國主義國家的必要的妥協區別開來。列寧說得好，“有各種各樣的妥協。應當善於分析每個妥協或每個變相的妥協的環境和具體條件。應當學習區分這樣的兩種人：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減少強盜所能加於的禍害，以便後來容易捕獲和槍斃強盜；另一種人把錢和武器交給強盜，為的是要入夥分贓”。（《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同德帝國主義簽訂布列斯特條約，屬於前一種；列寧的判徒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幹的是後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