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3-03/3688093.html
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劉誌丹》小說問題進一步升級，批判“翻案風”浪潮甚囂塵上，一個現代文字冤獄的鑄成已經在所難免。習仲勳後來回憶說：“在全會上，那個‘理論權威’（指康生） 欺騙和煽動一些人向我發動攻擊，各種莫須有的帽子，一齊向我拋來，在這種情況下，使出席全會的同誌一時無法明了事實真相。”（《習仲勳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頁。）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與會人員也不得不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去分析和看待《劉誌丹》問題，會議的氣氛處於異常緊張和扭曲狀態。習仲勳的辯解和發言被視為“不老實”“和黨對抗”，而違心承認又招致沒完沒了的追逼批判。習仲勳在無所適從的情況下，找到周恩來，表示向全會請假。他說：“我最好不再參加會議，讓我好好想想問題，花點時間準備一下，檢查我的錯誤。”（《習仲勳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315頁。）
習仲勳的請求，得到了中央批準。
但是，八屆十中全會並沒有因為習仲勳的離開而減輕對他的批判。9月24日上午，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正式開幕，毛澤東發表講話時，收到了康生遞的一張條子，上麵寫道：“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便在講話中念了這張條子，接著說，“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權，先要製造輿論，要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他講道，1959年八屆九中全會勝利粉碎了彭反黨集團向黨的進攻。十中全會又一次揭露彭反黨活動高饒反黨分子成員習仲勳。又說：“利用小說反黨，是康生發現的。”（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096頁）毛澤東這些講話不但對十中全會作了錯誤的導向，而且在以後的數年間，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被林彪、“四人幫”集團奉為批判“文藝黑線”、扼殺文藝作品、製造現代文字冤獄的“最高指示”，嚴重影響了文化藝術事業 的繁榮和發展，進而擴展到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領域，釀成了一場空前的民族災難。
9月24日，即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召開的第一天，康生建議並經會議決定：彭德懷、習仲勳、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5人是被審查的主要分子，在審查期間，沒有資格參加會議，國慶節也不上天安門。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將彭德懷、鄧子恢、習仲勳三人的案情定為當前階級鬥爭的三個重大事件。9月27日下午，中央全會正式通過決議，分別組成“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和“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由康生任主任，安子文、張達誌、王恩茂、劉瀾濤、張德生、楊植林、楊靜仁、王世泰為委員。委員會設立常務委員會，由康生、安子文、劉瀾濤組成，下設辦公室，安子文負責。專委會成立後立即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也是僅有的一次全體會議。康生在會上發表講話說，專委會的主要任務是：全盤審查研究習仲勳反黨集團的活動，在適當時機作出報告，提交下一次中央全會討論。“會議開了一個多小時，發表意見的人不多。”（劉瀾濤寫的一份材料，1967年10月1日。）專案審查采取“背靠背”的方法，即不與被審查者本人見麵的秘密審查形式進行。
全會在揭發批判的基礎上，初步為這樁文字獄所羅列罪狀的主要內容是：《劉誌丹》小說是“偽造黨史”，把陝甘邊寫成了中國革命的“中心”和“正統”；小說“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劉誌丹思想，企圖以他們的思想作為全黨的指導思想”；小說中的“羅炎、許鍾寫的就是高崗、習仲勳”，因而是“為高崗翻案”“吹捧習仲勳”。隨即，該書的作者李建彤被開除黨籍，監督勞動。習仲勳被宣布停職檢查。會後，專案審查委員會指定專人清查清理習仲勳辦公室文書檔案，習仲勳按規定將所有文件包括曆次參加會議的筆記等，全部上交中央。
這場猝然而來的災難，使習仲勳陷入極端苦惱之中。他回到家中後，整日沉默不語，暗自神傷。這時，周恩來和陳毅受黨中央、毛澤東委托，找習仲勳談話。陳毅快人快語，首先寬慰道：“我犯的錯誤比你大，改了就好，要努力振作起來。”（習仲勳：《永遠難忘的懷念》，《人民日報》1979年 4月8日。）周恩來拉住習仲勳的手，語重心長地說：“黨中央、毛主席對你是信任的。讓你代表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即使出了《劉誌丹》小說這個問題，錯了就改嘛！我們還是好朋友，千萬不要有一念之差。”（習仲勳：《永遠難忘的懷念》，《人民日報》1979年4月8日。）周恩來、陳毅一番飽含深情的話語，在習仲勳的心頭猶如一縷春風拂動，頓時禁不住流下兩行熱淚。
“總理，您放心，這點我還不會。我準備回農村去做個農民，革命也不是為了做官，種地同樣可以革命。”習仲勳誠懇地向周恩來表示了自己的決心。
彭德懷沒有出席八屆十中全會，但是當他聽到在全會上也以“翻案風”批判了習仲勳等人時，心情異常沉重地對妻子浦安修說：“怎麽他也出事了，我的問題怎麽把他也連累了。”（習近平談話記錄，1996年12月24日。）
八屆十中全會在激烈批判習仲勳“利用小說反黨”的同時，也指示中宣部、中國作家協會黨組，集中搜集一批反黨文藝作品迅速上報，一時形成了會內會外到處抓“反黨小說”的浪潮。中國作協黨組也不例外地進行刊物雜誌檢查，並決定把一批“毒草小說”報到中央全會，其中包括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的短篇小說《訪舊》和《月夜清歌》。中宣部還根據康生的指令，追查習仲勳曾批示“同意發表”，刊載於1962年《紅旗飄飄》第17期王超北的革命回憶錄《古城鬥胡騎》。康生說，回憶錄所寫的地下黨機關，實際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會外即提出這是習仲勳“利用寫回憶錄進行反黨活動”的又一嚴重事件。
對《劉誌丹》小說和習仲勳的專案審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也未結束。1965年春，黨中央決定將彭德懷、習仲勳兩個專案委員會合並，統一工作。同時決定成立西北調查組，機構設在西北局機關，對外稱中央組織部調查組，由西北局一位副書記任組長。調查組集中調查核實習仲勳所謂的“反黨活動”。同時，陝西省委和甘肅省委也相應成立調查組，協助工作。這個調查組工作了一年多時間，於1966年6月撤回北京。撤離之前，調查組就習仲勳專案問題，向西北局書記處作了匯報，提出了極為錯誤的意見。調查組認為：習仲勳在西北地區執行了投降主義的路線，對資產階級上層人士搞“投降合作，取消階級鬥爭”。編造出習仲勳在高崗死後沒有停止活動，要做高的忠臣，與台灣陳建中有聯係等莫須有罪名。甚至提出了習仲勳不僅是反黨集團的頭子，而且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應該依法懲處的意見。（劉瀾濤寫的一份材料，1967年12月1日。）這些意見雖然未被中央所采納，但是，卻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夥同林彪、“四人幫”對被審查的人進行了更嚴重的摧殘，並且使更多的人受到株連。因此而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有300多人，受害的一般幹部和群眾就更多了。
習仲勳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因《劉誌丹》小說遭康生誣蔑，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殘酷迫害，直到1978年複出工作，被審查、下放、關押、監護蒙冤受屈達16年之久。1963年他作為中央黨校的特殊學員，單獨居住在北京西郊的一處叫“西公所”的地方，閉門思“過”，接受審查。1965年12月被下放到河南省洛陽礦山機器廠擔任副廠長，參加車間生產勞動。1967年1月，他被西安紅衛兵非法帶到陝西，在西安、閻良、富平等地，遭受批判鬥爭、遊街示眾十餘次，身心受到極大摧殘。1968年1月，在周恩來過問下，由北京衛戍區“看管”，度過了漫長的八年“監護”歲月。1975年5月，又被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繼續接受審查，直至1978年2月中國共產黨開始“撥亂反正”之時。
http://history.huanqiu.com/china/2013-03/368809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