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天氣好,麥子一黃,收割機就一個個地來到地頭,三下五除二地就把麥子變成麥粒拉回來了。親戚(妻妹夫)問我:“你猜今年畝產多少?”我憑自己30年前也當過農民並當過公社農技幹部的的經驗,估計畝產至少七八百斤。妹夫說:“今年麥沒有受虧,肯定要上千斤!”“上千斤!”“就是,不但小麥上千斤,我這兒地全部能灌溉,秋季畝產也要上千斤!”“那你就是噸產田了?”“隻要沒有大的變化,秋夏兩料上兩千斤沒有多大問題!”妹夫自豪地說。
小麥畝產1000斤,全年畝產2000斤,這在30年前可真是想也不敢想的呀!
那時,我們這兒農村糧食畝產的奮目標是“超《綱要》、過“黃河”、跨“長江”!
上世紀七十年代,國務院有個《農業發展綱要》,《綱要》要求黃河以北地區全年糧食產量要達400斤,黃河中下遊地區要達500斤,長江中下遊地區要達800斤。我們這兒屬於黃河以北地區,畝產400斤是我們各級領導和各級組織的奮鬥目標,因此,各級開會,離不了超《綱要》,領導講話,離不開超《綱要》,牆上的標語,空中的橫幅,也多是超《綱要》,用階級鬥爭促進的也是超《綱要》。但每年下來,真正超《綱要》的寥寥無幾!有時為了完成縣上下達的超《綱要》生產隊數,夏收或秋收後,公社領導就派我們下到這些生產隊,一筆一筆地算,隻要對增加畝產有關的糧食,都統統加了進去,有時甚至把社員自留地的糧食都算了進去,硬把數字湊到400斤。為了上這個《綱要》,社員班沒少加,力沒少吃,白天幹三晌,早晚加兩班;大隊、生產隊會沒少開,尤其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各種會議,三天兩頭的開。誰稍微對超《綱要》有意見或者在什麽地方說錯了話,做錯了事,那誰就成了批鬥對象,嚴重的還會成為現行反革命,但任你百般折騰,地裏就是不爭氣,麥子長的像猴毛一樣,半天割不上一梱子。一年到頭,人均口糧常不到200斤。對於個別糧食產量到了《綱要》的和產隊,各級領導真是“恩愛“有加,又是獎勵,又是樹立先進典型,同時作為自己的點進行培養。年末總結評比會上,給這些生產隊發獎牌,戴紅花。但這樣年年折騰,過《綱要》的仍然不多,更不用說黃河長江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聯產責任製風起雲湧,大包幹如火如荼,土地全部由社員自己承包自已耕種。同樣的土地,同樣的人,同樣的條件,卻像變戲法似的,糧食畝產一年高過一年,500斤,800斤,1000斤,直到現在的2000斤!八十年代初,農村出現了存糧難,賣糧難。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是各級領導們的頭疼事!困擾我們多年的溫飽問題在一朝之間得到了解決。這其中的奧妙在哪兒?這個答案咱老百姓說不出來個渠渠道道,但事實卻實實在在地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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