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評價毛澤東 （此文集大成了，可以看看）
將“毛主席紀念堂”改名為“中華先賢紀念堂”的建議
胡星鬥
全國人大、中共中央：
鑒於中共中央特別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萬裏等領導人曾經多次表態將重新評價毛澤東 [ 見附件一：重評毛澤東，建立毛澤東學；附件二：萬裏建議重新評價毛澤東；附件三：薄一波遺囑 ] ，前軍委副主席劉華清也曾提出撤銷毛主席紀念堂，我建議將毛主席紀念堂改名為中華先賢紀念堂，以紀念中華民族曆史上和近現代的偉大先賢—伏羲、炎帝、黃帝、蚩尤、堯帝、舜帝、大禹、周公、孔子、墨子、老子、莊子、孫武、司馬遷、李白、杜甫、蘇軾、顧炎武、黃宗羲、李贄、曹雪芹、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胡適、陳獨秀、魯迅、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顧準、林昭等偉人。
以上建議敬請研究，盡早實施為盼。
中國問題學學者
胡星鬥
2007-9-17
2012-6-4 修改
附件一：
重評毛澤東 建立“毛澤東學”
胡星鬥
一
在現代中國，毛澤東留下了長長的身影。
在中共黨內中，如何評價毛澤東，曆來存在著爭議和重新評價的討論。據報道（以下參見國防大學辛子陵教授著作中之“鄧小平、胡錦濤關於重新評價毛的談話”等文章）： 1985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決議：根據鄧小平同誌、胡耀邦同誌建議：鑒於黨內對毛澤東有關功過的評價、對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在目前政治環境下，如果爭議繼續，會導致黨內分裂，影響黨的中心工作，也難得出經受曆史檢驗的評價，留待十五年或二十年再作結論。
1986 年 7 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顧委的聯席會議上，鄧小平說：“作為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對毛澤東作一生政治評價，我們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顧到當時的政治環境，顧及到部分同誌的思想認識和情緒。我們是錯的，這錯誤要由我們的一代來負責，主要由我來承擔。但要說明，我們是清醒的。毛澤東作為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個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黨內機製不能正常展開，我們都有責任。毛澤東從部署、策劃，到展開文化大革命，到要達到的目標，我們大多數人是不知的，連周總理都難知道。這當然毛要負很大責任。中央對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盤否定，並定為浩劫，是符合事實的、是嚴肅的、是尊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作風，實際也包含了對毛的評價。黨內對文化大革命結論的爭議基本沒有；但對毛的評價還是有爭議，這裏麵有多種因素。再過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對毛再作評價是必要的，時間成熟了。”當時，陳雲提議：將鄧小平同誌的意見，作為一項建議性決議討論表決。出席聯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共五十六人，表決結果：五十二票讚成，二票反對，二票棄權，通過。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鄧小平在上海西郊賓館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曆史是不實的。不少同誌是違心地接受的。曆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當下局麵，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做出全麵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麵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的一生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麵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做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鄧小平講話之後，江澤民總書記在會上提出，對鄧小平同誌這一談話紀要及其它同誌的發言紀要，作為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通過的議題存案，會上舉手表決，一致通過。
2004 年 7 月，胡錦濤總書記與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的前人大委員長萬裏談話時說：“當年中央政治局和鄧小平同誌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是理解的，遲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後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
二
近年來，毛澤東熱回潮，甚至極左毛派大肆叫嚷要為“四人幫”等人平反。
據報道，國務院辦公廳 2005 年 9 月 13 日《簡報》記載 ,2005 年 9 月 10 日 , 天津極左派舉辦了“緬懷主席、革命不息”的主題集會 , 魏巍在會上朗誦詩歌《讓革命烈火燃燒吧 ! 》集會結束時 , 魏巍帶頭呼口號 : “毛澤東思想萬歲 ! 打倒腐敗墮落的政府 ! ”
烏有之鄉文章《站在 21 世紀的高度重評文革和毛澤東》公然聲稱：“不能再承認所謂的‘毛主席晚年錯誤。’”……還說“馬賓同誌說得好：‘修正主義者和一切反動勢力說毛主席在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的一場災禍，是因毛主席晚年犯了錯誤。但是，曆史證明，這是毛主席晚年最光輝的革命活動。’”
95 歲的馬賓呼籲為“四人幫”平反。 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路線，但馬賓指出，就是這個會議“背叛了毛主席路線，必須翻案”。馬賓聲言：“經過分析研究，悟出鄧小平確是資產階級政客、死不悔改走資派、招搖撞騙走資派，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批鄧，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還要批鄧！”馬賓公開主張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徹底為毛和四人幫平反：“隻有發動第二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國”；“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又是一次整黨清黨。這次文化大革命，必須在正確總結 1965-1975 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和修正主義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基礎上進行。避免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走資派奪了權，複了辟。”
“改造與建設”網站上曾經刊登吳庸的文章 : 《追蹤“為江青平反”的背景》，烏有之鄉的網站上 , 曾經出現《張春橋 , 你沒有死》的文章 , 稱張春橋是“一個被公認為中國最有才華和最有實力的無產階級理論家” , 要為張春橋平反。烏有之鄉文章《談英雄張春橋和大革命失敗原因》中稱：“張春橋在獄中曾自豪和堅定地宣告 : 曆史將會替我辯護 ! 今天中國的全麵資本主義複辟及導致的社會大倒退腐敗和深重的危機 , 不但完全暴露了鄧小平走資派的真實麵目 , 而且宣告了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小平走資派在用罪大惡極的事實從反麵證明了毛主席革命路線正確 , 證明了社會主義道路正確 , 證明了無產階級繼續革命及其偉大實踐 ----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 . 今天人民已明白 : 走資派否定毛主席 , 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線 , 否定文革 , 鎮壓張春橋、江青為首的無產階級階級革命派 , 顛覆無產階級專政 , 完全是為了在中國全麵複辟資本主義” ；“今天 , 我們要學習張春橋 , 就要象他那樣認清共產黨走資派的嚴重問題 , 即看清‘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派還在走’的嚴重問題。”
極左毛派的實質是否定改革開放，冀望重回文革血紅時代。烏有之鄉文章《論改革開放》按照毛的鬥爭思想對於改革開放進行了定性：“要想正確作出改革開放性質的判斷，就要實事求是地看改革開放改什麽、放什麽。客觀地講，改掉的是馬列毛在中國的指導地位，改掉了階級鬥爭的路線，改掉了公有製和計劃經濟及平等和福利製度與政策等社會主義，用鄧江理論、經濟路線、私有製、市場經濟及兩極分化與不平等分配等特權資本主義代替了社會主義，而開放，主要是放進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和文化，因此，可以講改革開放的基本性質是特權資本主義。” 烏有之鄉文章《毛澤東信仰者的主張》中高呼：“堅決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的政府，剝奪他們的權力，恢複人民政府”；“全麵清算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從 2007 年 6 月起，以毛澤東為崇拜核心的“紅教”開始在網絡上出現； 2008 年 12 月 26 日，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簡稱“中毛共”）在毛的冥誕日宣布成立，發表了《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告全國人民書》和《中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章程》。中毛共公然宣稱他們的基本綱領“是徹底推翻修正主義執政黨和複辟了的官僚買辦剝削階級，用馬列毛主義戰勝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
極左毛派利用改革開放的缺陷和部分國民的不滿情緒，企圖複辟毛的專製王朝，已經嚴重地威脅到中國的現代化大業。
三
如果不能反思毛澤東，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也就邁不開步伐。
毛澤東的以黨代政、個人崇拜、不講規則、愚民洗腦、人身控製、不容異見、踐踏法律、殘酷鬥爭、群眾運動以及戶籍製度、勞教製度、國有製度、官僚製度、人治製度、文字獄製度等影響深遠，嚴重地阻礙了當今中國政治與社會的健康發展。
目前中國的絕大多數問題，如貪汙腐敗、兩極分化、城鄉歧視、勞教上訪、公民權利缺乏、道德墮落都是由於毛的政治遺產沒有清算、權力過度集中、公權力坐大的結果。
有必要建立“毛澤東學”，深入研究與剖析毛澤東的思想、言論與行為，與“文革學”一道，揭示中華民族當代災難的根源，探討如何避免毛澤東悲劇的重演。
針對毛澤東的反思恰恰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大好局麵，體現了現代領導人吸取毛澤東的經驗教訓、保障公民權利、維護言論自由的開闊胸懷。
附件二：
萬裏致函中央政治局建議重新評價毛澤東
動向 2004 年 7 月
爭鳴 2004 年 7 月
在「七一」中共建黨八十三周年前夕，中共元老萬裏以老黨員的身份，致函中央政治局，並請政治局決定轉致中央委員會全體中央委員。
這封信長達八千字，是由萬裏口述，秘書記錄整理後再交萬裏親自核閱的。信中回顧了黨走過的曆程，建國後五十五年經曆過的挫折、錯誤，以及在探索、學習中找到一條社會主義道路。
萬裏晚年的三大期望
萬裏在信中提到，他在有限的晚年，有三個期待：一是以法治國，樹立憲法地位，過渡要堅決，要加快，二是三農問題，解決要從法製上、具體政策落實上體現；三是本著科學態度、求實精神、對曆史負責，對毛一生作出新的評價，是時候了。
萬裏為了強調現在重新評價毛「是時候了」，特別在信中援引了八十年代初期、中期、九十年代初期，中央政治局、中顧委及鄧、陳、彭、李、楊等老同誌有關對毛評價和當時有關再評價記錄在案的決議、意見等。其中有：八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建議決定；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央顧問委員會聯席會議有關內部若幹意息見；一九九一年一月中旬，鄧和陳、尚昆等同誌以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上海西郊賓館的座談會，都提到要對毛作全麵、科學的評價問題。
八五年中央政治局關於重新評毛的決議
八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建議決定：總設計師、耀邦同誌建議：鑒於黨內對毛澤東有關功過的評價、對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爭論，在目前政治環境下，如果爭議繼續，會導致黨內分裂，影響黨的中心工作，也難得出經受曆史檢驗的評價，留待十五年或二十年再作結論。
八六年鄧對毛評價的若幹意見
八六年七月，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中顧委的聯席會上，總設計師就若幹爭議作了闡述：
作為共產黨人，以馬克思主義對毛作一生政治評價，我們是違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顧到當時的政治環境，顧及到部分同誌的思想認識和情緒。我們是錯的，這錯誤要由我們的一代來負責，主要由我來承擔。但要說明，我們是清醒的。毛作為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個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黨內機製不能正常展開，我們都有責任。毛從部署、策劃，到展開文化大革命，到要達到的目標，我們大多數人是不知的，連周總理都難知道。這當然毛要負很大責任。中央對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盤否定，並定為浩劫，是符合事實的、是嚴肅的、是尊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作風，實際也包含了對毛的評價。黨內對文化大革命結論的爭議基本沒有；但對毛的評價還是有爭議，這裏麵有多種因素。再過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對毛再作評價是必要的，時間成熟了。
陳雲提議：鄧小平同誌的意見，作為一項建議性決議討論表決。出席聯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中顧委常委、中央軍委委員共五十六人，表決結果：五十二票讚成，二票反對，二票棄權，通過。
彭真說毛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萬裏還引證了九七年中共十五大之後，黨內元老、黨外知名人士、民主黨派，都曾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對毛澤東一生再評價；從建國、治國思想路線上，對毛澤東思想進行撥亂反正；改建毛澤東紀念堂；把毛澤東肖像從天安門上除下。
彭真在黨內說：毛澤東自己承認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追求者。毛澤東承認他看的舊書要比馬克思的書多千倍、萬倍，稱毛澤東是個舊民主主義革命家，是較符合的。
中央政治局收到萬裏的信之後，胡總偕同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剛、中宣部長劉雲山，登門謁見萬裏。胡總對萬裏表態：當年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誌的意見、決議是存在的，我個人是理解的，遲和早要解決好的。這是建國後很主要的政治問題、黨的組織問題。我們這一代或許能在沒有束縛的情況下處理好。胡又說：當前工作千頭萬緒，待解決的問題、矛盾較多，如能在較平和的政治氣氛、環境下解決對毛的一生的評價，就能有較大的共識。
附件三：
薄一波遺囑—關於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 （參見百度文庫）：
http://wenku.baidu.com/view/a063e751ad02de80d4d8402f.html ）
黨內對毛澤東一生評價，長期有分歧。我們老的一代，對毛還是有迷信，怕對毛再評價，會影響黨的曆史，會影響老一輩的曆史地位和功績，會影響黨內團結，這不是唯物主義者應有的態度。毛澤東一生功過是不能篡改的，要把個人和政黨區別開，現在是時候，把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檔案逐步開放，讓人民知道。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生前多次說自己是封建主義的叛逆者、農民運動造反者，是鬥爭領袖。事實上，稱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在什麽地方，他自己也不會相信。小平、陳雲、彭老（彭真）多次在會議上說：毛澤東身上封建主義殘餘很濃，是個農民革命家。說毛澤東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有很多違心成分的。建國後，把鬥爭作為內外路線，搞到亡黨亡國的局麵，這段曆史留給下一、二代作結論。
在文革之後的四千高幹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的會議，就有不少老幹部聲討毛氏，夏衍概括毛的錯誤是十六個字：“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棉裏藏針。”方毅則說“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數他。”
毛澤東真相
胡星鬥
1 、最早的大屠殺—蘇區大肅反（毛澤東最早的大屠殺引起了當時中共中央和蘇區紅軍大多數領導人的反感和反對，也曾經一度使得毛失去了紅軍的支持同時也失去了權力。參考高華：《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 AB 團”的曆史考察》等。黃克誠說：“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組織路線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蘇區排斥毛澤東，當不會是一件容易的事。”）： 30 年代在湘贛中央蘇區、閩西蘇區、湘鄂西蘇區、鄂豫皖蘇區的數次大“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中估計至少有十萬多人被屠殺。毛澤東當時是總前委領導，始終處於大肅反的主要領導者地位。毛認為贛西南蘇維埃政府與地方軍隊中有大批 AB （反布爾什維克）團分子，甚至超過 1/4 。
事發的起因是毛澤東反對李立三中央進攻武漢、長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戰略方針。這在中共紅一方麵軍內部有不少爭議，出現了“罵前委對抗中央”的言論以及不滿前委領導的情緒，毛澤東認為這就是“ AB 團”的進攻。
打 AB 團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敢於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對其權威的挑戰。結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書記李文林等 120 餘人，以後逐漸株連達到 4400 到 5200 人之間，殺了幾十個 AB 團團長，永新縣接連把六屆縣委打成了 AB 團，隻允許一個自首，其餘全殺了。毛澤東在給上海黨中央的信中說，一個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轄下，整個“紅軍中破獲 AB 團四千四百以上”。
老紅軍蕭克回憶道：“軍政治部告訴我們，你們那裏有 AB 團，並具體指出幾個人……就憑這一句話，根本沒有別的材料，就把他們抓起來了。提審他們時都不承認，一打，一審，就承認了，還供出十幾個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幾個人抓起，再打，再審，又供出幾十個”。被捕的人被“雙手吊起來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燒身”，“一批批一批批綁出去殺了”。
當紅軍中曾經反對毛的人肅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便著手對付江西共產黨人。 1930 年 12 月 3 日，毛澤東派李韶九去江西領導人所在地富田。當時毛給了李一張單子，單子上都是那些對毛有所不滿的人。毛下令要“來一個大的破獲，給以全部撲滅”。 12 月 5 日，李韶九帶著一連人馬日夜兼程，趕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金萬邦（省蘇軍事部長）、周冕（省蘇財政部長）、馬銘（省蘇秘書長）、劉萬清（原四軍政治部主任）等 8 人。從 7 日到 11 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處捕人、審訊。 10 日夜，李韶九下令槍斃要犯 17 人； 11 日夜，又下令處決 24 人，其中有省行委員 7 名。 12 月 9 日，富田肅反人員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規模的捕人狂潮。由於李韶九等人的濫捕、濫殺，終於釀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變。
省行委常委叢允中曾經說：李韶九捕捉 AB 團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將江西老幹部一網打盡，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好安安穩穩地當皇帝。
項英、任弼時等人都認為打 AB 團、肅反擴大化的原因是幫派主義，毛澤東應負主要責任。當時中央派來的三人團之一的顧作霖，嚴詞斥責毛澤東：“毛澤東從來不檢討自己，而一味武斷地把反對你的同誌當作反革命殺了！你是什麽立場？”
毛澤東領導的總前委 AB 團運動，導致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據蕭克上將回憶，僅在其四軍即打 AB 團，占全軍人數五分之一。
江西肅反後來又擴展到其它紅區。賀龍回憶：“洪湖的區縣幹部在肅反中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一直殺了幾個月，隻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僅 1931 年底，湘贛處決 AB 團成員 1210 人。閩西蘇維埃政府 35 名執委和候補執委中半數以上被殺害，僅 1931 年 5 月中旬就逮捕了“社會民主黨分子” 1670 人，其中 700 餘人被處決。紅四軍主力 4 個師 12 個團的幹部中，僅倪誌亮、王樹聲幸免，餘皆被殺；僅 30 團被殺的幹部就有 500 人之多。白雀園大屠殺，殺不過來自己的“同誌”，就用機槍掃。難怪薄一波說，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員比死在國民黨手中的共產黨員多得多。
1935 年，遵義會議決定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毛澤東協助周恩來指揮軍事。但是毛澤東反客為主、反臣為君，篡黨奪權長達十年，直到 1945 年黨的“七大”才名正言順地成為“中央政治局主席”。
2 、好鬥本性和獨裁決策鑄成的大錯誤—朝鮮戰爭（當時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反對出兵朝鮮）：在冷戰的情況下，美國為了與蘇聯抗衡，避免毛澤東倒向蘇聯，一開始極力拉攏即將奪取政權的毛。內戰之初，美國就停止了對蔣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齡赴美空手而歸；國民黨政權撤出南京，蘇聯大使館跟著跑，唯美國大使館不動，美外交人員要“與中共接觸”；蔣介石逃到台灣，美國政府發表聲明，稱國民黨是“被中國人民所拋棄”，允許毛的軍隊進攻台灣；美台之間連續 9 個月斷絕了所有的往來，毛澤東積極準備“解放台灣”的戰爭；美國還曾經提出以 50 億美元的無償援助，換取與毛建交（見《作家文摘》或人民網：新中國對美外交內幕：如不一邊倒，美國可給 50 億美元援助 2010 年 06 月 21 日）。可是抱著極左思維、一心想倒向蘇聯的毛澤東卻說：“不要急著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錢購買的。”就這樣，毛澤東錯過了一次營造有利的國際環境的機會。不但如此，此時的毛澤東、斯大林還慫恿金日成率先發動了“解放”朝鮮半島的朝鮮戰爭。但隨著美軍的介入，北朝鮮敗回三八線。斯大林於是又慫恿毛澤東與美軍作戰，想以此削弱蘇聯的東方強國—中國，並阻止中國統一的大業。斯大林假裝許諾為毛的軍隊提供空中支持和武器裝備。果然，毛澤東上當了。本來，中共政治局開會，由於大多數中央領導人反對出兵朝鮮，毛澤東一度作罷，可是，後來，毛與彭德懷一席話後，背離中央，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而斯大林此時卻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持了。結果，中國人民誌願軍以極其劣勢的裝備參戰了，犧牲 30 多萬人、後期供給被美軍切斷而餓死凍死 30 多萬，總共死亡 70 多萬人（見王樹增《遠東朝鮮戰爭》），而美軍才陣亡 5 萬 4 千 2 百 46 人。不僅中國人民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而且朝鮮戰爭至少造成了兩大極其嚴重的長期後果：一是美國改變了其防守範圍繞過台灣的戰略，開始阻止兩岸統一。朝鮮戰爭之後，美台更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可以說毛澤東保了朝鮮，丟了台灣（等到南北朝鮮統一之後，貧窮落後的北朝鮮人也將憎恨毛）。照理說，稍微有戰略頭腦的人和有民主決策機製的政權都會先解決自己的內政（台灣）問題，然後去管別人的事（反對出兵朝鮮的林彪、聶榮臻等人就是如此的主張），可是毛澤東說：“別人有困難，我們不管，於心不忍啊！”毛的好鬥和輕率性格完全蒙蔽了他的戰略頭腦。二是朝鮮戰爭後，西方國家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麵的封鎖，致使中國 30 年閉關鎖國，於是關起門來搞“超英趕美”的大躍進、搞窩裏鬥的文化大革命。
朝鮮戰爭中，美軍抓獲中國戰俘 2 萬餘人，其中 14000 人去了台灣， 6673 人在經曆絕食等“鬥爭”後終於返回大陸。一開始，毛澤東鮮花迎接，不久，全部戰俘打成了“投敵叛徒”，被開除出黨，大部分被折磨致死。
3 、新的頂峰—文字獄：封建社會文字獄密布，朱元璋殺了數萬讀書人，雍正、乾隆製造了無數的文字獄，死者延頸相望。可是，與毛澤東的文字獄相比，古代統治者也是小巫見大巫，自歎弗如。
第一文字獄胡風案：胡因寫《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被毛澤東說成是“反革命意見書”，共牽連 2100 多人，許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風被抓 10 年後才被判刑 14 年，刑滿後又不釋放，他上書要求釋放，結果被判無期徒刑。
第二文字獄《劉誌丹》小說案：劉誌丹的弟媳李建彤寫成歌頌劉誌丹的小說，結果被毛澤東說成“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副總理習仲勳被打成“彭（彭德懷）、高（高崗）、習反黨聯盟”， 12000 人受到迫害，許多人喪命。連習仲勳吃過 8 次飯的飯館經理也被誣為“習仲勳的交通員”而被捕，株連烤鴨店、湖南飯店等 50 幾戶，逮捕 10 多人，打死 6 人。國家經委副主任賈拓夫被害死，一機部副部長白堅被鬥致死，湖南勞動局副局長劉宗煥被專政隊沉河，活活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長高麗生被打死，連為李建彤帶過路的陝北貧農王悅賢、劉景華也被打死。
4 、毛澤東的極左思想和陰謀權術的大表演—反右運動：毛澤東以其自誇的“引蛇出洞”的“陽謀”，號召老百姓給黨“提意見”，人們不知是計，暢所欲言，結果一共揪出 55 萬右派分子（加上沒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為 180 萬人）。按毛澤東的話說：右派分子其實就是反革命！可憐，一個陰謀造成了多少個家破人亡！自此，毛澤東的鬥爭矛頭從“階級敵人”轉向了人民內部。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後，又有 300 多萬人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5 、毛澤東的浪漫主義表演—大躍進；毛澤東對人民犯下的罪行—大饑荒：毛澤東於 1958 年南寧會議上批判“反冒進”，認為“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非馬克思主義的”，並指責對浮誇持懷疑批評的人舉的是“白旗”，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毛提出要“插紅旗，拔白旗。”於是，大江南北競相吹牛，“放衛星”。更要命的是， 1958 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又提出全民大煉鋼鐵，滿腔熱情的農民把鋤頭、鐵鍬、秤砣、鍋等都扔進土爐裏“煉鋼”，煉鋼爐滿山遍野，爐火通宵不息。當年本來糧食豐收在望，可 9000 萬人上山煉鋼，農民讓糧食爛在了地裏，無人收割。彭德懷急了，以詩疾呼：“青壯煉鋼去，鋤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麽過，我與人民鼓與呼。”果不其然，大躍進、大煉鋼造成了大饑荒。據當時國家統計部門的統計，中國人口減少了 2000 萬。若加上每年本應增加新生人口一二千萬，所以，實際的餓死人口在 4000 萬以上（最新的專家研究報告：死亡 4120 萬。）。也就是說，三年饑荒的死亡人數是抗日戰爭中中國人犧牲、被屠殺、餓死的人口總數的 2 倍。連曆史上從未餓死人的天府之國四川也餓死了一千萬人。這是毛澤東對人民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參見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記實》等）
至今一些人不僅不思悔過，反而信口雌黃，把三年饑荒說成是“自然災害”（對這麽大的中國來說，局部的自然災害沒有哪一年斷過，但事實是，學者們考證的結論也是，那三年中根本沒有大的全局性的自然災害），這是對幾千萬死去的同胞的極大侮辱，是對中國人民的高度蔑視。可他們遵循的思想路線卻自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號稱是“實事求是”。
據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河南省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時，信陽一百萬人死於饑餓時，河南省至少有二十五億斤糧食庫存。而臨近的湖北省至少有十三億斤糧食庫存，僅動用這兩省的庫存，根本不會餓死人。明知道大麵積餓死人 , 毛澤東還大幅增加當年的全國征糧庫存額度。
另據報道，大躍進中，河南省委浮誇的糧食產量為實際數字的幾倍。省委硬說農民有糧不交。為追逼糧食，僅信陽地區就逮捕和拘留 12000 多人，其中 703 人被打死在拘留所或獄中。後來，信陽地區餓死 100 多萬人，其中息縣餓死 10 萬人，村莊減少 639 個。可省委書記吳芝圃因批判彭德懷有功，易地做官，被毛澤東調任中南局書記處書記。而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因如實講出大躍進中的問題而被打成反黨集團。
1959 年，中國竟然出口糧食 400 多萬噸，足夠 2000 萬人吃一年。可是，毛澤東為了爭當世界革命的領袖，也顧不上國人馬上要餓死了。
王稼祥建議在國內困難的情況下減少外援，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結果被毛嚴厲批判，指責為“修正主義”。
中國在 60 、 70 年代共援助阿爾巴尼亞 100 億元，該國僅 200 萬人，相當於每家獲得中國援助 2 萬多元，而當時中國國內幾乎沒有萬元戶，除毛澤東總共違規違法獲稿費 7582 萬元外（當時全國僅他一人有權獲稿費，見後）。
另外，鄧小平曾經告訴李光耀，中國援助越南 200 億美元。援助紅色高棉 10 億美元。朝鮮戰爭支付了 63 億元費用和 560 噸物質。另據在日本出版的對朝文件披露：中國從上世紀 50 年代開始向北朝鮮總共提供了超過 8000 億人民幣的援助。
大饑荒後，召開了一個“七千人大會”。因劉少奇要立碑紀念饑荒中死去的人民，還說“喊萬歲是封建意識”（毛澤東在 1950 年的國慶口號中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在黨的“八大”時根據彭德懷的提議、劉少奇第一個表態支持，取消了“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毛澤東對劉懷恨在心。江青後來稱：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會的惡氣。
6 、集權力鬥爭、封建專製、極左思想於一爐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先是發動“四清”運動，稱要揪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造成死亡 77560 人，挨整 532 萬多人，然後又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其政治對手劉少奇等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賀龍等被迫害致死。 1967 年 8 月 28 日，毛澤東下令開槍，打死“反革命”遊行群眾 101 人。大興縣殺“四類分子” 325 人， 22 戶被殺絕。湖南道縣農村紛紛組成“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院”，大隊幹部隨意處決人，紅色大屠殺致死上萬人喪命。屠殺的手段有：刀砍、銃打、鐵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鈍刀剮、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數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藥炸、幾十人丟進紅薯窖用火活活熏死，還采用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斷肢等種種手段，慘不忍睹。文革中，冀東案迫害 8 萬 4 千人，死亡 2955 人；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案致死 14000 人；內蒙古人民黨案致死 11622 人。廣西武鬥死亡 10 萬多人，廣西武宣縣、隆安縣、大興縣、上林縣、武鳴縣、蒲北縣、靈山縣、貴縣都發生了大規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葉劍英曾說，文革造成了 2000 萬人死亡（漢學家麥諾教授估計，非正常死亡 773 萬人），上億人受迫害。
然而，一切的罪惡都被推到了林彪、四人幫的頭上。他們成了替罪羊。罪魁禍首可以逍遙法外，不被批判，仍然是萬民愛戴的“偉人”。
可是江青說：“我隻是毛主席的一條狗！”
7 、腐敗的不擇手段的皇帝—毛澤東：毛澤東性情放蕩不羈，與 100 多個女人發生性關係。彭德懷曾斥責毛“後宮佳麗，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團是在“選妃子”。毛澤東對女性見異思遷，道德墮落無人出其右—在夫人楊開慧身陷囹圄時，他與賀子珍合歡；在賀子珍赴蘇聯養病期間，他與江青同居；在與江青結婚時，他與許多女性“暗渡陳倉”。
毛每次外出，坐專列，警察、軍隊數千人保護他，一切人、一切車輛皆服從其特權—讓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費數百萬元。毛去蘇聯訪問，也用專機把木板床運去（毛的樸素隻是他的農民習慣而已。當要花很多錢維持他的“樸素”時，他毫不猶豫地折騰）。即使三年饑荒時期，全國到處都在為毛建豪華別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頭、鞍山等也競相效尤，其數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當時的總務司長等人從各地觀摩回來後說，有些地方裝修標準竟在北京釣魚台賓館之上。有些別墅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除廬山“美廬”旁的一處外， 1959 年 6 月毛回韶山時，還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點房子，說以後可以來此辦公、休息。這座別墅，連修公路、美化環境在內， 1962 年才竣工，耗資 1 億 2 仟萬元（那時 30 元可以夠一家人糊口）。有人計算，如果毛澤東用建別墅的錢去買糧賑災，可供湖南餓死的 248 萬饑民吃一年。同時建造的毛澤東的另一個行宮在上海，西郊賓館連同園林占地一千多畝，上海市委稱之為「四一四工程」， 1962 年毛住進去的時候，絲毫沒有為在各地饑殍遍野的時候大興土木而內疚，偌大一個賓館，十幾年裏，毛總共隻住了幾天。還是在全國到處都餓死人的時候，毛命令把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改成「一一八會議室」，裏麵的裝璜、家具、陳設、吊燈遠勝於克裏姆林宮。而且，中南海的春藕齋也被重新粉飾裝修，成為毛的專用舞廳。在饑殍遍野時，毛居然把舞會由每周一次改為兩次，可謂鶯歌燕舞。
《毛澤東遺物事典》（紅旗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記載：三年饑荒期間毛澤東的菜譜： 1961 年 4 月 26 日，幾位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澤東精心製作了西菜菜譜，包括七大西菜係列，即魚蝦類、雞類、鴨類、豬肉、羊肉類、牛肉類、湯類。其中有：蒸魚卜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蘭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麵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 60 年代初，工作人員為毛製作的雞類西菜有：黃油雞卷（雞排）、軟煎雞徘、雞肉餅、雞肉元、大王雞肉餅、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丁敏士、椰子雞、奶油雞等等。 60 年代初毛澤東吃過的豬肉類西菜有：烤豬排、烤豬腿、炸豬裏幾、炸豬排、餾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等等，毛澤東吃過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馬駿、白燴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燴牛尾等等。
《黨史文苑》載：據汪東興回憶， 1967 年 10 月，毛親自查了自己的稿費存單，達 570 多萬，毛是當時中國的首富。（ 2007 年 12 月 11 日，四川新聞網 - 成都商報，《毛澤東億萬稿酬的爭議》透露毛澤東著作的稿酬累計加上利息，共有 1.3121 億元人民幣。 1976 年 12 月底，汪東興在清查毛澤東私人財產時發現，毛澤東存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稿酬累計存款為 7582 萬餘元），而毛的文章卻大多為胡喬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寫（“毛選”中的文章 90 ％以上是秘書們所寫），《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都非毛的作品，隻是冠以毛的名字發表或成為毛的講話稿，稿費全部歸毛。 1964 年 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改革稿酬製度的請示報告》—廢除了印數稿費的製度，隻采用字數稿酬，後來全國報刊、出版以及任何創作又取消了稿費製度，全國唯有毛澤東一個人享受特權在拿稿費，而且是按印數稿費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購買，而是國家、單位花錢購買，發給人民，結果每個家庭都不止擁有一套兩套。著作不斷地再版，聲稱“手不沾錢”的毛澤東不斷地違規拿錢，對於這種特權腐敗人們熟視無睹。
毛的錢是怎樣花的呢？據王彬彬的《為批評正名》《黨史文苑》敘述：毛的稿費收入首先是用於貼補生活之用。毛澤東每月工資 404 ． 8 元，江青 330 元，他們的收入是當時中國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遠不夠他們開銷，於是每年從稿費中拿出一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二三十萬）用於個人生活，結果毛還被宣傳為“艱苦樸素，粗茶淡飯”。從 1965 年至 1976 年 2 月，毛澤東先後 9 次提取了 38 萬元人民幣和 2 萬美元給了江青；從 1967 年至 1976 年 5 月，毛澤東先後 5 次提取 15 萬元給了張玉鳳，又給了護士吳某 2.5 萬元，給了汪東興 4 萬元，但沒有見過毛拿自己的稿費去做公益事業或者救貧濟困—即使是對曾經養育過、乃至成就過他的“福地”井岡山、遵義、延安、西柏坡等長期以來相當貧窮的地區，“偉大領袖”也沒有掏過腰包。
毛澤東不但沒有感激過貧窮的鄉親，而且多次公然為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訪華，田中為日本侵華口頭道歉，毛卻說：“不是對不起啊，你們有功啊……我們如何感謝你們？我們不要你們戰爭賠償！”“沒有什麽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說是好事，幫了我們的大忙。”
毛害怕自己死後，周恩來會左右時局，否定文化大革命，於是一方麵“批林批孔批周公”，一方麵加緊害死周恩來，其殘忍本性再次用在了自己的“親密戰友”身上（參見周恩來研究最權威的專家、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參與編寫中國官方的《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的高文謙所著《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出版）。周患癌症，毛澤東竟親自擔任治療小組組長，醫生、專家皆提出必須給周動手術，周的秘書們也力爭，可毛澤東竟然不準，批示說：中醫治療。秘書們看見批示後全哭了，周因此延誤了最佳治療時機。周病重期間，毛拒絕探視，葉劍英等中央許多領導、將軍多次勸說、聯名上書毛澤東，請求毛去探視，也被拒絕。毛為了保住“文革”，怕周死在他之後，周會否定文革，所以不擇手段讓周早死。周死後，毛澤東允許張玉鳳放鞭炮慶賀。可是，禦用報紙卻解釋：因為好幾年，中南海沒有放鞭炮，張玉鳳為了讓毛春節高興，擅自放的鞭炮。試想，如果沒有毛的批準，周恩來剛剛去世，張玉鳳敢放鞭炮？當時，北京全城百姓都在議論：周總理去世，毛主席放鞭炮慶祝！
毛澤東晚年曾經多次提出自己身後班子的名單：黨主席，江青；總理，華國鋒；人大委員長，毛遠新或王洪文。可見，隨著周恩來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初步形成，幸虧毛岸英早死了，否則他就是中國的金正日。
毛澤東創造了中國五大紀錄：近代史上國土版圖最小的記錄（為倒向蘇聯，毛割讓了外蒙）；非正常死亡最高的記錄（共死亡 6000 餘萬人）； GDP 占世界份額最小的記錄（文革結束時中國 GDP 占世界 2% ，而國民黨時期占世界 6% ）；國民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數的記錄；控製人民精神、思想和私人生活最嚴密的記錄。
8 、最早反思毛澤東獨裁、反思文化大革命的人——林彪：林彪清楚地認識到毛澤東統治的封建主義實質，他在日記中寫道：“主先臣後”，“主倡臣和”，“終生不犯錯誤之法……跟著轉、喊”，“勿講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眾，他一個人頂億萬人，所以和他的關係搞好了，就等於對群眾搞好了，這是最大的選票”，“堅決的左傾高姿態”，“決議不好也同意—頭等大事，不然是書呆子”。葉群記錄的林彪講話還有：“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這些原則投毛之所好，進行表演的。其情形與周恩來如出一轍，林、周是兩個為了自保而竟相吹捧毛澤東的人，他們希望像赫魯曉夫那樣靠著喊斯大林為“父親”而躲過大肅反，並且最終成為黨的領袖。
所謂林彪整人，隻是對毛澤東想整的人說了幾句話而已，如對羅瑞卿、賀龍。羅瑞卿因為在毛澤東專列上安裝竊聽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賀龍因為長期不願奉承毛而被毛懷疑—賀龍家裏從來不掛毛澤東的像；全國學毛選時，賀龍卻說“應當好好學習劉主席著作”；毛澤東接見運動員，賀龍站在門口， 10 分鍾就走了；有一次，運動會上高奏《東方紅》，賀龍起身就走；毛澤東擺家宴過生日，賀龍稱身體不好沒去，可是卻在家裏打撲克；批判劉、鄧，賀龍不發言，毛澤東逼他發言，賀龍卻說：“我上不了綱喲”。因此，毛澤東懷疑賀龍是另外一個彭德懷，必欲除之，讓人揭發他“二月兵變”，成功後賀龍當主席。周恩來也麵對“受都大專學校紅衛兵”故意貶損賀龍，稱南昌起義有“我和朱德同誌、林彪同誌、陳毅同誌”，惟獨不提擔任起義軍總指揮的賀龍。
林公開大批彭德懷，私下裏卻說彭的“萬言書是對的，就是急了點。”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才出一個的天才”，但私下裏卻說“劉少奇在理論上比毛主席講得透”，“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誌，拿掉劉沒有道理。”林彪個性清高，聶榮臻說：元帥中，隻有林彪、彭德懷兩個敢頂撞毛主席。林彪反對出兵朝鮮，拒絕率兵入朝；反對大躍進，說毛澤東“憑空想胡來”。 1966 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毛澤東讓林彪當接班人，林彪推辭不受，還寫了一份報告繼續推辭。毛在這個報告上作了批示，堅持讓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欽批”報告撕碎扔進了痰盂。
毛澤東強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許是因為身體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聲明不當國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但卻把日常工作委托給了葉劍英。從 1967 年到 1970 年，林彪僅一次在住地召見過軍委辦事組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約 20 分鍾，談的僅僅是防止蘇聯對北京的突然襲擊；黃永勝當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前後，林彪隻見過他兩次，林彪從未單獨接見過吳法憲，對李作鵬也僅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過一次，丘會作在文革期間從來沒有麵見林彪的機會。林彪甚至在文革數年也沒有對軍委辦事組下達過象樣的命令。可就是這樣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澤東捏造為“林彪反革命集團”。
原來，林彪與“四人幫”等毛澤東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團的人都是受到毛澤東、四人幫的殘酷打擊而投考林彪的。黃永勝直到 1980 年出庭受審時還大罵江青“大流氓！大壞蛋！”吳法憲、李作鵬、丘會作等人皆是受盡批鬥淩辱，後來被林彪暗中保護了起來。林彪他們稱江青為“白花蛇”，張春橋為“眼鏡蛇”，姚文元為“響尾蛇”。林彪多次當眾大罵江青，還說要“斃了她”；一次，陳伯達想辭掉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職務，可林彪勸他：“你不占住這個位子，她（江青）就會上去，禍害的人會更多”；隻是因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讓葉群與江青套關係。 1971 年，林在蘇州大哭一場，提出要“清君側”，搞掉張春橋等幾個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實施“新政”，“新政第一條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國強。”
據林彪秘書張雲生的回憶錄：林彪與毛澤東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報告中。毛讓林彪主持起草該報告，林彪、陳伯達起草了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的報告，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所以應當集中精力“發展生產”，應當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搞“民富國強。”陳伯達也說：“還是應當搞好生產，發展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盡搞運動，運動就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毛澤東看了報告初稿以後大怒，決定另起爐灶，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報告。張、姚起草的報告由林彪在大會上宣讀，當時林彪麵色鐵青，肺都要氣炸了。念完報告回到家裏，葉群說： “我真擔心，你都念錯了。”林彪說：“多念錯一點才好呢！”
據最近開禁的《林彪工作劄記》：林對毛“文革”中的陰謀了如指掌，如林彪劄記中記載：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風吹得很勁。毛提出，讓葉群多關心政治大事，創條件參加實際一線麵上工作。問了葉群行政級別，說：“十四級，太低、太低！”毛的辦公室主任是七級、八級。毛說：“不能再幹等著，國慶節後準備對各大區第一書記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造反，中央不正確的就可以不執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變，不要怕亂，不要怕造反。大亂才能大治，是我革命鬥爭實踐中的思想理論結晶”。毛要從輿論上、組織上發動進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陽謀外出，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經劉除“彭、羅、陸、楊”作第一步，再通過毛的政治鬥爭綱領文件，鏟除劉、周、鄧，這是毛的陰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決意要除劉、鄧。劉鄧提議，六一年八月召開黨的九大。毛說：要請長假調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開九大。毛說：要返故鄉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複辟搞修正主義，六四年是排斥毛奪權。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奪權鬥爭，是“ B52 ”（毛澤東）授權眼鏡蛇（張春橋）、婆娘（江青）搞的。全國各處，從上至下、天南地北展開奪權鬥爭。誰奪誰的權？婆娘代“ B52 ”到處放炮，到處打、砸、搶、抓、鬥，到處埋下仇恨種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勢繼續亂，二十五個省區告急癱瘓。動用武裝部門、保衛部門武器參與武鬥。雙方都堅持忠於同一個神，同一個魂，同一個旨。
九大之後，毛決心除掉林（毛最終逼死林彪，出於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經濟建設為重心的思想與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嚴重衝突，為了自己身後不被否定，毛必須在打倒劉少奇之後乘勝追擊，打倒林彪，甚至後來試圖打倒周恩來；當初為了打倒劉少奇，毛澤東秘令林彪坐鎮中央軍委，為他掌握軍隊，結果軍委辦事組都是林彪的人；毛認為批判張春橋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動的，因為以林彪為代表的“槍杆子”與以張春橋為代表的“筆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見毛而不得，林彪甚至為此大哭了一場。一次，江青讓林彪到釣魚台，林以為毛要接見，匆匆趕去，結果隻是跟江青照了相，沒有見到毛澤東，林彪氣憤填膺。毛始終不給林彪任何解釋的機會。廬山會議上，本來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設國家主席，林彪從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態：如果設立國家主席，由毛主席擔任，我林彪絕對不當。但毛澤東要借機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進行非組織活動，到處聲稱：有人想分裂中央，想當國家主席。他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認罪，認罪了必然是劉少奇、彭德懷的下場。林彪說：“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裏。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以上均見林彪秘書的回憶錄）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從北戴河出走，當時全國的飛機都禁止升空，惟獨允許林彪的飛機起飛，毛澤東還十分瀟灑地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其實，毛、周胸有成竹，飛機上早就安了定時炸彈。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國共產黨非常中央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傳到林彪處，林聽講後一言不發，但隨後又把信要了去，說“再看看”，可見，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鳴。林彪曾說：“文化大革命，要變成‘武化’大革命嘍！”林彪兒子林立果等人在《 571 工程紀要》中寫道：“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他們的革命對象實際上是中國人民，而首當其衝的是軍隊和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的家長製生活。”林的女兒林豆豆曾說：“中國啊中國，你何時才能結束這種封建桎梏，真正走向民主啊！”
從上可見，林彪代表著對文革的批判力量，林彪集團是文革時代最早的覺悟者。
2001.3.
2011-2 修改
周恩來去世前深沉反思
周恩來在臨終時跟鄧大姐所說的一句話：“我肚子裏還裝著很多話沒有說”。這說明周總理是帶著“一肚子意見”去見馬克思的。在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是誰也不敢說一個“不”字的。當然對周恩來來說，已經到了臨死前夕，沒有什麽“敢不敢”的問題，但是他清醒地意識到：如果把這“一肚子意見”說出來以後，將會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又一場的大災難，因此他隻好“忍”了。我想：在與毛澤東同一代的領導人中，周恩來的這一段話是有代表性的。
2007 年 4 月，看到《鄧穎超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周恩來在臨死前夕與他相儒以沫幾十年的夫人鄧穎超的私下談話內容。雖說不上“一肚子意見”，但也算得上是周恩來的內心自白，而且主要是對毛澤東的批評意見，具有深沉的反思內涵。鄧穎超以“日記”的方式記錄了周恩來發自肺腑的話。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周恩來的“最後遺囑”。
至於所謂“一肚子意見”沒有說出來，是指沒有公開講出來。不但場合不同，而且廣度與深度也不同。
萬幸的是，隨著改革開放向縱深方向發展，像《鄧穎超日記》那樣過去屬於嚴格保密的檔案材料，終於允許在一定範圍內傳閱。而在當前信息時代，要完全控製住是不可能的。這樣，今天的中國老百姓就有可以獲取這類信息。
《鄧穎超日記》——記載周恩來的內心自白
爭鳴記者
2004 年 3 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內作黨史研究用。鄧穎超日記，記錄了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穎超的談話，真實地表現了晚年周恩來的形象。他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反思，反思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和建國後曆次政治事件中，作出了違心的抉擇。
周恩來逝世 30 周年的“周恩來思想研討會”：今年 1 月 8 日，是周恩來逝世三十周年。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曾召開“周恩來思想研討會”。開了四個下午。會上首先公開了鄧穎超日記檔案、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小平、葉劍英的談話檔案。會上，對周恩來一生予以較高評價，但對周恩來在多次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背棄了原則作出遷就，造成曆史性災難，感到沉痛。這一切，可以從鄧穎超日記中得到印證。
1978 年 10 月，鄧穎超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如何處理有關資料檔案？”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鄧穎超：“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1981 年 7 月 2 日，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鄧穎超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鄧穎超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方麵因素：黨內團結、黨的形象、毛主席的功過七三開評價、人民對總理熱愛等方麵。”
直至鄧穎超逝世後，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
2004 年 3 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
周恩來病危期間 毛澤東拒往探視
1975 年 1 月 24 日，周恩來病情惡化住院，直至 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在這一年中，中央醫療小組先後在 5 月 7 日、 7 月 11 日、 9 月 25 日、 11 月 12 日、次年 1 月 5 日發出五次病危通知。 1975 年 5 月 3 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葉劍英、陳錫聯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一下周恩來？”毛澤東遲疑一下說：“我可不是大夫。” 1975 年 9 月 28 日，在第三次發出周恩來病危通知後，葉劍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等聯署上書毛澤東：“盼主席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毛澤東委托毛遠新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來逝世。 12 日，中央政治局請示毛澤東的意見：
“主席是否出席追悼會，是否由鄧小平致悼詞？”毛澤東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鄧致悼詞恰當。”
病危期間周對鄧穎超囑咐“三不要”
以下是鄧穎超日記中，有關病危期間與鄧穎超談話的部分內容摘錄：
1975 年 5 月 10 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鬥爭沒完沒了地搞下去，馬克思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鬥誰，和誰鬥？”“怎麽會造成今天的局麵？”
1975 年 9 月 12 日：“我快走了，快了。走後，一不要過問政治；二不要住在中南海；三不要留在北京，回老家養病，休息。記住，記住了，我也可放下些心。”
“這還叫人民作主的共和國？”
1975 年 10 月 3 日：“我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建國 26 年了，政治鬥爭一個接一個；這樣下去，把國家帶到災難境地，這還叫社會主義社會，還叫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我的一生還留著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
周恩來道出遵義會議的真相
1975 年 11 月 15 日：“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幹事件。盡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曆史誰也篡改不了。 1935 年 1 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誌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要把歪曲的曆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誌還健在。”
周後悔給毛抬轎子
1975 年 11 月 17 日：“ 1944 年 5 月 21 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出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主席團會議，有通過決議：得票最高為主席團主席。劉少奇最高，朱德第二，毛澤東是第四。但是在內部由我提議：主席還是由毛澤東來擔任。朱老總是很反感的。我又一次做了唯心的政治上錯誤的抉擇。”
周成全了毛的終身領袖地位
1975 年 11 月 19 日：“ 1962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複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誌提出：主席（指毛澤東）退下。在 2 月 10 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
1975 年 11 月 22 日：“ 1956 年 9 月 29 日，中共八屆全會後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二項決議：黨的主席規定連任一屆；要限製領導人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黨內要體現民主集中製。是林伯渠、羅榮桓、彭真提議的。十七名政治局委員，十五名讚成，惟有二人棄權（毛澤東、林彪）。決議都給個人意誌廢了，我們也有責任和罪過。”
周對毛澤東路線的質疑和否定
1975 年 12 月 3 日：“一場政治風暴要降臨，還要鬥，鬥到何日何時方休呢？共產黨哲學是一部鬥爭哲學嗎？社會主義社會是靠鬥爭能建成的嗎？”
1975 年 12 月 28 日：“國家很不幸，建國 26 年，還有六億人口飯也吃不飽，隻會高歌共產黨、頌揚領袖，這是共產黨敗筆。”（當時的全國人口是八億）
周對 1976 年元旦社論的反應（ 1976 年 1 月 1 日）：“不許放屁，內外樹敵，國家正陷於經濟危機。誰主沉浮？人民，醒悟了的人民。”
1976 年 1 月 2 日：“記住，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要遠離中南海！”
原編後議：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鄧穎超日記提示了周恩來臨終前的悔恨：不該一次又一次地給毛澤東抬轎子，違心地把這個獨裁者捧成終身領袖，以致給有中國造成嚴重災難。
但他並不是晚年才明白過來。他是個聰明人，早就明白是非善惡，但在關鍵時刻一再違心地去捧毛，這是不能原諒的大錯。因為這是對國家民族的命運不負責任。
以周在黨內的經曆、地位和威信，如果他不去低三下四地給毛澤東抬轎子，毛是很難把領袖位子搶到手的。即使當了領袖，如果不是周處處阿諛屈從，毛也不可能那樣胡作非為，毛之所以能成為絕對權威的獨裁者，所以能把國家命運玩於股掌之上，周恩來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個教訓太深刻了。然而後來在政治中心的一些人物，卻一再重複周恩來的錯誤。
陳雲的“三段論”與陸定一的“兩段論”：毛澤東有罪！”
陳雲是在討論《曆史決議》（草案）時，發表了那句“三段論”的名言：“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陳雲同誌具體講了些什麽，就被封鎖了。
他是針對“草案”中所說的：“毛澤東在‘文革’中犯了錯誤，被林、江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了”這一命題，而提出來的。顯然，陳雲同誌是不同意這一完全違背事物本來麵目的荒誕結論。在開始討論這個“草案”時，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一命題是根據小平同誌的指示寫出來的，因此盡管不少老同誌有不同意見，但誰也不敢吭聲。在黨內最高層也隻有像陳雲同誌那樣“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堅持徹底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挺身而出發表這一鏗鏘有力、字字千鈞的“三段論”名言。從而引發了一場空前激烈的大辯論。
最後，小平同誌鑒於大家意見分歧，又為了尊重陳雲同誌，他說：“這個《決議》，如果寫不好，寧可不發表，等下一代人再去作結論。”
小平同誌不愧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意識到：為集中全力發展國民經濟，“穩定大局”是前提條件。在當時對毛澤東如何評定，就關係到“穩定大局”的問題。因此，他又提出：“不爭論，向前看”這一原則性意見。終於為了顧全大局，大家通過了這一《決議》（草案）。
陸定一的觀點基本上是跟陳雲同誌一致的，即都認為毛澤東是“有罪”的，而不是什麽“犯錯誤”問題。他主張“兩段論”，即以“反右運動”劃線。從“反右”、“大躍進”、“彭總冤案”、“反右傾”一直到“十年浩劫”，整整二十年裏，毛澤東都是“有罪”的。這個說法也是站得住腳的。不說別的，“大躍進”就餓死了四千萬，這筆賬也應該算在毛澤東頭上。無論從“人性論”角度看，還是從“以人為本”這一高度看，能說毛澤東沒有罪嗎？在毛澤東眼裏，中國人民的生命如同螞蟻，是最不值錢的。
朱老總的臨終遺言
朱老總於 1976 年 6 月 26 日進北京醫院。 6 月 27 日晚朱老總對前去探望的蘇振華說：“我革命幾十年了，不懂得什麽叫‘文化大革命’。我不糊塗，現在搞得黨不像黨，國不像國。我快要走了，我要問主席，‘文革’，革了誰的命？建國十七年都錯了，誰是個頭。一心為黨為國的老同誌都成了‘走資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個黨還是一個‘偉大的黨’嗎？”
6 月 28 日下午對汪東興說：“現在誰主宰著國家的命運。這類人是黨內野心家、陰謀家。誰把這批人扶上來的？這批人窮凶極惡，篡奪黨權，誰是他們的後台？我死也不安心，中國全斷送在這批人手裏！”
７月 2 日對李先念說：“一個偉大的創舉，搞社會主義，可以不抓生產，天天鬥呀鬥。生產為什麽不能抓？這是什麽主義？什麽人的指示？好端端的一個國家搞成這副樣子，還是‘鶯歌燕舞’嗎？……這筆賬怎麽算？先念，要堅定些，曆史會作出判決的。”“我沉默太久了，這是一種內疚。”
編者的話：
拜讀了朱老總的臨終遺言，不禁感慨萬千、肅然起敬。他的一心為公、忠厚持重的長者形象，永遠屹立在人民心底裏。在老一輩革命家中，他在建國後一直受到毛澤東的冷遇。由於他在黨內、軍內，功勳卓著、德高望重；因此在常委班子內，總有他的位置。但他也是唯一的一位始終隻有虛位而沒有實權的人。為顧全大局，他老人家一直忍辱負重，決不計較個人得失。對毛澤東的倒行逆施的作法，一貫以低調對待，寧可被毛斥之為“老右”，也決不講違心話（參見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中，有關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第一次批判彭德懷一文）。在暴政年代，朱老總能始終保持這一高貴品德，寧可受辱，也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這種精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令人欽敬。
他留下的臨終遺言，對我們後人來說，無疑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它為我們揭開毛澤東的假麵具樹立了榜樣。此外，它還給我們無限的勇氣和力量。如果我們對他所留遺言的政治背景加以分析，就不能不佩服朱老總的老英雄的本色。他是在毛澤東還在世的時候留下這份遺言的，而在事實上這卻是一篇“討毛的檄文”。據此把他打成“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死反革命”，那也是“鐵證如山”，來一個“永世不得翻身”。其後果可能比劉少奇更慘。可是我們的朱老總硬是為了黨和民族的命運、為了人民和國家的前途，把一切置之度外，義無反顧地向毛澤東發出了擲地有聲、震聾發聵的戰鬥檄文。不知為什麽毛澤東對此既沒有龍顏大怒，大打出手；也沒有采取其它動作，隻是對外封鎖消息。這一反常措施，決不意味著毛澤東的寬容，而是有難言的苦衷。這也許跟當年清明節上萬群眾悼念周恩來，憤怒聲討江青之流的法西斯專製，大有關係。毛澤東怕再次掀起大的波濤，引火燒身，搞得不可收拾。因此，不得已吞下這一苦果。實情究竟如何，有待來日內幕曝光！
朱老總說：“我沉默太久了，這是一種內疚。”聽了這一翻發自肺腑而又震撼人們心靈的話，不禁浮想聯翩，如鯁在喉，大有不吐不快之感。
首先想到的是：在我們老一代革命家中 ，像朱老總那樣在毛澤東暴政年代，敢於挺身而出、並與之進行針鋒相對鬥爭的人，真是太少太少。其次，那批當年深受毛澤東之害，而在官複原職之後的老一代“革命家”，麵對“禁區”，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們既缺乏朱老總那樣氣魄，又沒有像韋君宜那樣敢於反思的精神，似乎當年的暴政史、災難史、恥辱史都已一筆勾銷，好像一切沒有發生過似的。
作為一個革命家，在看到朱老總的遺言之後，不知有何感想？仍然是麻木不仁、無動於衷；還是有所觸動、於心有愧。倘如前者，我民族休矣！這正如郭小林所說：一個不知反省自己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但願朱老總遺言在公諸於眾之後，能呼醒成千萬的當年受害者及身曆暴政年代的過來人，都能做到像郭小林所說的那樣：不要跪著，要站著。挺起腰杆子，獨立思考，走自己的路！
張聞天說毛整人很厲害
1941 年９月在延續整風開始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張聞天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張聞天在 1943 年回憶說：“當時我有點苦悶，有時也發點牢騷，說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點‘偏’。一個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隻看見他好的方麵，另一個在什麽地方不滿意了，就什麽都是壞的。中央決議通過的，照著做了又來駁斥（如……）。因此事情不好辦。……（引自《中共早期領導人活動實踐》，第 539 頁）
1959 年在廬山會議初期，一次與彭德懷交談時，張聞天談到對毛澤東的看法時，話很尖銳，他說：“（毛）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從中國曆史學了不少好東西，但也學了些統治階級權術。”（引自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第 100 頁）。
林彪說：毛澤東言行不一 愛搞權術
葉永烈在《林彪與毛澤東》一書中，在題為《從未迷信毛澤東》與《林彪心中的毛澤東》兩節中，提供了如下的絕密信息。現將有關情節轉述於後。從中可以看出林彪跟毛澤東一樣，也是一個典型的“兩麵人”。
在私底下裏，林彪心目中的毛澤東是怎樣的呢？
經過長期的觀察、揣摩和研究，林彪對毛澤東有了透徹的認識。林彪曾將這些認識，以格言、箴語、散記的形式寫下來，以供自己參考和利用。
“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老東（指毛澤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手。”
這段話，是林彪寫在一張《新華報》的散頁，貼在 1949 年版《邏輯的產生和發展及其法則》一書中。
這是林彪根據自己的經曆體驗及其它人的遭遇，而總結出來的感想。“捏造”，即是不顧事實，羅織罪名，生按硬造，抓住一點，不顧其餘，捕風捉影，無限上綱。這種事情毛澤東並沒有少做。彭德懷便是一個活生生的、眾所周知的例子。……
毛澤東的“捏造”手法，在建國後的曆次政治運動中，用得出神入化，得心應手。然而，早在五十年代初，林彪已指出了毛澤東的這一“特性”。足見林彪對毛澤東認識上的‘先知先覺’與‘真知灼見’。
編者的話：
毛澤東的這種“捏造”的手法，可以說是他致對手於死命的一貫使用的一種非常惡劣的手腕。他明知是“無”，但他硬是要“捏造”出一個罪名來。 1959 年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和“文革”初期的所謂“彭、陸、羅、楊反黨集團”，就是如此。連目前納入“禁區”的 1954 年的“高饒反黨集團”，把當年在東北和華東地區的一批高級幹部都被網羅進去（後來除高饒兩人外，都已平反）。到 1955 年毛澤東製造的“潘揚冤案”時，又把他們與饒漱石捆綁在一起，成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饒漱石因“反革命罪”而就被捕入獄。現在“潘揚冤案”平反了，就沒有聽說：饒漱石的“反革命”帽子是否已經被摘掉了。毛澤東的這種“捏造”的作法，不要說作為黨的“領袖”，就是作為一般的政治家，應該說是十分卑鄙的，其靈魂是十分醜惡的！
林彪在 1950 年版的《論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一書的封底上寫道：
“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主動地指出來，則他無鋒芒的必要。”
這些箴言，林彪雖有意講得隱晦、曲折；但其意思還是清楚的。小幫幫即是“小幫派”、“小團體”、“小圈子”。毛澤東需要屬於自己的小幫派，貫徹執行自己方針、主張。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喜歡有小幫派為其“歌功頌德”，而對於“逆耳忠言”及不同意見，則是“鋒芒”以對。
林彪在 1967 年版的《毛主席語錄》扉頁上寫道：
“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
建國後，毛澤東的思想日漸‘左’傾，其路線、方針、政策越來越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在政治局、中央常委中得不到支持，經常處於少數。可是越到晚年，他就越固執地堅持這些錯誤的東西。於是，‘他最大憂慮在表決時能占多數否’。為了得到‘多數’，使自己那些錯誤的主張得到貫徹，毛澤東在失去真理後唯有依靠‘個人崇拜’。這是毛澤東在 1958 年 3 月成都會議上提出‘需要個人崇拜’；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再次提倡‘個人崇拜’的根源所在。林彪洞察毛澤東的心機，上台後便投其所好，率先大搞‘個人崇拜’。《毛主席語錄》便是其中的傑作。
林彪的這句話，是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精辟的注解。
編者的話：
毛澤東搞“個人崇拜”，從本質上來說，是毛澤東的帝王思想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當年延安整風運動的最後結局，就是毛澤東以其享有“最後決定權”的方式，達到了他“淩駕”於黨中央之上的目的。從而徹底破壞了黨的傳統的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由此而形成為一種無形的習慣勢力。隻是在 1956 年由於蘇共二十大而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掀起的一場全世界範圍的反對“個人崇拜”的高潮，從而在中共黨內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使毛澤東的“淩駕”地位（獨裁專製）受到嚴重的威脅，事實上，通過“八大”，毛澤東已經從“淩駕寶座”上被攆了下來。對這一政治局麵，毛澤東是決不會接受的。因此，在其後不久，毛澤東處心積慮地采取陰謀詭計的手段，通過“反右”和反“反冒進”，終於在 1958 年重新登上“淩駕寶座”。毛澤東恬不知恥地說他自己就是“當代秦始皇”，並說“超過秦始皇百倍”，就是他的靈魂自我暴露。
林彪在 1961 年版的《辭海》扉頁上寫道：
“你先說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一致。”
這是兵略上的‘虛虛實實’、‘聲東擊西’在政治鬥爭中的運用，是林彪根據自己的切身經曆而總結出來的體會。建國後，毛澤東將封建皇帝治國安邦的寶典《資治通鑒》讀了十七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術，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編者注：葉永烈在這裏所說的“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術，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這句話，把毛澤東品格特征中最本質的東西，寫得那麽淋漓盡致、刻骨銘心，真叫“一絕”。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林彪對毛澤東內心世界的了解，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所望塵莫及的。）
“你說東，我就偏說西，叫你捉不著，猜不透，掌握不到真正的玄機。”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鬥爭中，就常常運用這一條。比如： 1967 年 1 月，‘打倒劉少奇’的大字標語已經鋪天蓋地。 13 日深夜，毛澤東約見劉少奇。劉要求允許自己去延安種地。毛澤東沒有就劉的要求做任何回答，隻是要他回去多讀馬列的書。劉少奇哪裏知道：早在 1966 年 12 月 18 日，他和王光美的‘專案組’已經偷偷地建立了。毛澤東怎麽會放過他。然而在會見時，劉少奇說東，毛澤東便說西；臨走時，還將劉少奇送出門外，害得劉少奇回到家裏，還喜滋滋地對王光美說：‘主席對我還挺和氣的。’但兩天後，就被抄家了。
這是很高明、又很厲害的一招。在虛虛實實之中，既可保護自己，又可令對手分不清東南西北而中招。彭真的《二月提綱》事件，劉少奇的‘派工作組’事件，都屬於這一類。
為了避免中招，林彪提醒自己‘當聽他先說’，這樣才能與領袖的‘戰略部署’保持‘一致’。
林彪在 1958 年版《學文化辭典》中的‘個人崇拜’條目旁邊寫道：
“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
林彪還在私底下與身邊的人說：
“毛澤東言行不一，愛搞權術”。
林彪還說：
“誰不說假話，誰就垮台。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這是林彪對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真實寫照。實際上，也是他對毛澤東的一種政治認識。這裏麵包含兩方麵的含義。其一是：在毛澤東高壓政治體製下，黨內黨外，全國上下，一片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氣。另一方麵是表明了毛澤東的專橫獨斷的家長式作風，聽不進不同意見，‘順而昌，逆者亡’。因此，人人必須跟著說假話，否則就‘辦不成大事’，甚至‘垮台’。
不但如此，林彪在私底下還認為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犯了重大的錯誤。
林彪早在 1958 年‘大躍進’，尤其是 1959 年廬山會議，就斥責毛澤東：
‘憑空想胡來；說絕了，做絕了；絕對錯。’
林彪還說：彭德懷 7 月 14 日的信‘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
林彪還對女兒林豆豆說：
‘劉少奇在理論上比毛主席講的透。’
林彪還對他最疼愛的女兒講了許多關於毛澤東、關於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許多陰暗的、負麵的東西，講了對黨和國家前途的一些悲觀看法。林豆豆將這些話寫進日記裏，被‘林辦’黨支部書記關光烈看到，非常害怕，說：‘你不能寫這些東西，寫這些東西不得了！’受到林彪這些言論的影響，二十歲的北京大學學生的林豆豆對前途失去信心，吞下大量安眠藥企圖自殺。（以上見《我所知道的葉群》一書）
這就是林彪對毛澤東的真正的、實際的認識和看法。
在三十年後來看林彪當年對毛澤東的這些認識和看法，不能說是錯誤的、不正確的；也不能說是膚淺的、幼稚的。林彪的許多看法已被事實所驗證，很多人現在都說著與林彪當年說的意思相同的話。就認識毛澤東這一點來說，不能不承認林彪是‘先知先覺、慧眼識人。’
編者的話：
應該承認林彪對毛澤東的認識和看法是符合客觀實際的。這才是毛澤東的本來麵目。
為什麽林彪能有這麽深刻而又那麽貼切的認識？而與毛澤東同時代的其它中共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就沒有這樣認識呢？相反，他們經常被毛澤東這一手所玩弄。難道這僅僅因為林彪是善於獨立思考？恐怕不完全是！
筆者認為這與林彪本人從 1959 年廬山會議後，特別是從 1966 年初直接參與毛澤東的一切“倒劉”部署之後，從而對毛澤東這一套玩弄權木和陰謀詭計之道，更有深切的感受。可以說，林彪以其親身“實踐”，親自體會到毛澤東的內心世界。因此，才有他過人的“見識”。如果說：毛澤東的靈魂是肮髒的，那麽“物以類聚”，林彪的“助紂為虐”的行徑，就顯得其人品更加惡劣。
從這個意義講，林彪的最後下場，也是他咎由自取。活該！
林彪：毛澤東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這是在林彪與毛澤東已經處於“徹底決裂”的前夕寫出來的。盡管帶有很強烈的所謂“攻擊”色彩，但卻是十分貼切的。人們都清楚：在與毛澤東同一代的領導人中，林彪就是靠肉麻、無恥吹捧毛澤東而發家的，最後被提升在毛澤東唯一的“親密戰友”。而林彪本人又是刻意捉摸毛澤東的性格特征的人。並且共同參與了“文革”初期謀害眾多老一代革命家的唯一的一位“與毛澤東同時代的領導人”。因此，他對毛澤東那一套整人的手法是暗熟於心的。這樣，當他“反戈一擊”的時候，他對毛澤東的評述，從一定意義上講，是最有“權威性”的，也是擊中要害的。下麵就轉錄林彪對毛澤東的評述。
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有一段關於對毛澤東的論述在公開出版的史書中是絕對見不到的；應該說這一論述還是貼近實際的。原文是這樣寫的：
“毛澤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從十幾年的曆史看，有哪一個人開始被他捧起來，到後來不曾被判處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與他共事始終？他過去的秘書，自殺的自殺，關押的關押；他為數不多的親密戰友和身邊親信，也被他送進大牢，……
“他是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都嫁禍於別人。
“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羔羊。
林立衡揭發的材料（引自“中央兩案材料”）
林彪說：“什麽路線，就是毛線”。
“什麽講老實話，他（指毛澤東）就最反對講老實話，最喜歡吹捧；誰講老實話，誰就完了。”
老一代革命家的評述
李慎之：毛澤東是罪魁禍首
在《李慎之文集》中，他對毛澤東的暴政專製年代作出如下入木三分、淋漓盡致的描述。這在老一代革命家中敢於這麽直言的，是絕無僅有的。為此，在這裏比較詳盡地摘錄他的有關論述。他說：
“在 1957 年 2 月剛剛公開宣布‘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基本結束’，今後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料在 6 月份就發動了反右派運動，無端地打從人民內部‘挖’出了 55 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右派分子。…… 1958 年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三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為大煉鋼鐵而剃光了不知多少個山頭。中間又為給大躍進鼓勁而在 1959 年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反到了開國元勳張聞天、彭德懷這樣人頭上。以後又因為傷害的人實在太多，經濟實在太困難，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出來為毛打圓場，彌補一下錯誤，搞了一個三年調整時期，元氣才稍有恢複。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倒打一耙，從 1966 年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十年，當時八億人口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鬥爭矛頭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最後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為‘愚忠’的周恩來的頭上，隻是因為周、毛先後謝世，鬥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
“因此，到 1976 年為止，共和國幾近三十年的曆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曆史。”
“這些大災難、大恥辱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卻都輕輕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月月講、天天讀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得了嗎？別忘了‘莫為無人專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見《李慎之文集》第６頁）
編者的話：
作者在論述建國三十年來在毛澤東統治下“腥風血雨”的曆史之後，敢於公開指出毛澤東是造成這些“大災難、大恥辱”的“罪魁禍首”。這就徹底批駁了所謂“錯誤論”的論調。
將來果能如此作出定論，毛澤東就將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他是古今中外曆史上“最最殘酷的暴君”。這一段曆史是毛澤東用他自己後半生的政治實踐寫出來的，也是用成千萬中國人民的鮮血鑄成的，誰也無法把它一筆抹殺掉！稍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應該忘記這一段給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史、恥辱史！
作者李慎之是三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同誌，生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黎澍：“不斷改造思想，專門製造偽君子也！”
著名的史學家、思想家黎澍也是三十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幹部。筆者沒有直接看到他的論著，但在李銳的著作中（如李銳的《直言》），常能見到他的閃光思想。李銳對他是十分欽佩的。
李銳說：
“黎澍認為毛澤東的思想可以歸納為五點：一是‘割據為王’到獨立自主。二是階級分析與階級鬥爭。三是統一戰線。四是實事求是，中國古已有之。五是不斷改造思想，實為宋明理學翻版，專門製造偽君子也。這第五點，大家都挨過整、受過罪，都沒有他這樣，聯係古人假道學，概括得如此高妙。……黎說：關於暴力革命，勝利者必繼以暴力統治，從而走向專製，迷信權力統治。蘇聯如此，我們亦如此。”（見《直言》第 385 頁）
黎澍在一篇題為《通向“文化革命”之路》的他與戴晴的一場對話中，暢談了他對毛澤東暴政的比較係統的觀點。這是一篇說理透徹，分析精辟，很有說服力的評論。對了解毛澤東其人，是很有裨益的。特作為“附（錄）”全文轉述於後。
通向“文化革命”之路—黎澍與戴晴的對話
“文革”是一場鬧劇。廖沫沙說，那是“大革文化命”。比秦始皇坑儒還厲害。秦隻坑了 460 多人，“文革”整死了多少人？
戴：還是像 1942 年在延安一樣，為進行政治鬥爭，先進行一場思想運動。
黎：看來還是政治鬥爭。……從 1960 、 1962 、 1964 ，就會看出：那時的“反修”是教條主義已達極端化的表現。到了“文革”，就僵得連彎都轉不過來。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是什麽？無非是從蘇聯學來的斯大林體係，極端僵化的教條。誰動它一點，就是修正主義。
戴：為什麽對於教條主義，我們那麽容易接受，接受之後又難於拋棄？
黎：愚昧。愚昧從何而來？貧窮，文化水平很低，理論水平很低。教條主義拚命“左傾”、“極左”，口號是“反修、防修”。反映到經濟上是越窮越好。認為人民不能大富，富了就要修，就要出事。毛澤東說：書讀得越多越蠢。其實是怕知識多了不好辦，實際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無知識，這才好辦。這正是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的最好土壤。個人專斷是普遍的，到處都有，基礎甚廣；與中國小農經濟聯係在一起。有人要搞個人崇拜，讓人們點下頭來，多痛快。
民主傳統從來沒有建立過。推翻一個皇帝，後麵跟了不知多少人。解放後出過多少皇帝？恐怕有好幾百。文革中就出了不少，什麽山東，什麽陝西，……自己想做皇帝，擁護別人做了皇帝，都是帝王思想。在中國社會上，這種思想直到現在還不能說已經絕滅了。如何消滅？根本辦法：一是發展經濟，二是提高文化，三是普遍推行民主製，杜絕個人崇拜。隻有這樣，我們才能說我們真進步了。這是非常緩慢過程。一百年還是幾百年。……
50 年代，不僅培養你對未來的向往，還培養你崇拜、輕信，培養你腦子簡單。到了 1966 年，除了會呼喊“萬歲”，還有什麽別的？
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毛澤東還說過：這種事在西歐那些國家就不會發生。這話的意思是：西方國家民主傳統比較穩固，文化素養高。“文革”發生在中國，不是從反麵說明了這個問題！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封建時代的遺產，本來就不行，還舍不得丟掉。學習外國，吸取科學、民主。直到“文革”，我們連一點法律觀念都沒有，不問所犯何罪，也是罪該萬死。什麽“走資派”，何罪？問了幾年，沒有一個人能答得出來。隨便抓人，關人，打人；侵犯人身自由。誰非法，誰犯罪？那時腦子裏沒有這些東西。大家都處於愚昧狀態。有了愚昧，就有教條主義，就有個人崇拜，就受人利用，任人宰割。解放以來，一直在文化圈子裏對文化人下毒手。《武訓傳》、胡風冤案，……一路下來，沒有停過。對有知識的人不放心，隻喜歡那種都沒有、讓幹什麽就幹什麽的人。
江青那些年（指 1962 — 1964 ）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麵，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後才報告毛澤東：“他們不聽你的！”
然而就算她換個人，老實本份，不會幹這些事，也會換個形式出現。權力大了，地位高了，人就變了。至少文化界有人投靠，不是張三就是李四，總會有人。（編者注：意指沒有江青，也會有其它人出麵來整治文化人。）……
至於造反，這使我想起可以畫一幅漫畫。你看“文革”中的紅衛兵手捧《語錄》，口喊“萬歲！萬萬歲！”到處去“破四舊”。你看，這不是一幅飽含諷刺意味的畫麵嗎？……自己腦子已經舊得夠可以了，而破的都是形式上的東西。
馬克思在《 1844 年哲學、經濟學手稿》上說：“中國和印度傳統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隻是‘東方式的專製’和小市民式平均主義的愚蠢和嫉妒。”毛澤東的統治模式正是被馬克思不幸言中！
編者的話：
讀了這一段對白，就可以看出：黎澍這位著名的曆史學家，也是一個十分出色的思想家。他對毛澤東的“書讀得越多越蠢”這一當時被奉為“最高指示”的話，進行了“入木三分”的解剖：“其實是怕知識多了不好辦，實際是搞愚民政策。大家都無知識，這才好辦。這正是個人崇拜、個人專斷的最好土壤。”他把毛澤東的內心世界，刻畫得唯妙唯肖，絕妙之極！！
他說：“個人專斷是普遍的，到處都有，基礎甚廣；與中國小農經濟聯係在一起。有人要搞個人崇拜，讓人們點下頭來，多痛快！”這一段話又擊中了專製體製的“要害”：“讓人們點下頭來，多痛快！”
試想：現在在“台上”的那些慣於搞“權錢交易”、大發橫財的官老爺們又何嚐不是這種心態。
黎澍又不無譏諷地說：“ 50 年代，不僅培養你對未來的向往，還培養你崇拜、輕信，培養你腦子簡單。到了 1966 年，除了會呼喊‘萬歲’，還有什麽別的？”這正是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的“遺產”。
李普：毛澤東是“邪教的教主”
李普在《文革十年是一場邪教大騷亂》一文中是這樣論述的：
“今年是文革開始的四十周年，是文革結束的三十周年。現在回過頭看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究竟是怎麽回事。廖沫沙說對了一半。他說，讓我來做點編輯工作，前後鉤一鉤，叫做‘大革文化命’。他不愧是位資深老編輯，但是，我這位老師和老友還沒有完全說清楚它的性質。
“多年來我想了又想，那十年究竟是怎麽回事？究竟應當怎樣表述才能闡明它的性質。我想了又想的結果是，那是一場邪教大騷亂。開頭那陣有一段時間，包括我自己在內，全國許多人都像吃了甚嘛迷魂藥一樣，失去了理智，失去了正常的感覺和思維，陷入了那場邪教大騷亂，聽任那些所謂的造反派的擺布。
“那場大動亂隻能叫做邪教大騷亂。
……（編者注：作者在舉了兩個慘絕人寰的例子，其中之一是他的好友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校長卞仲雲在文革初期被她的一群學生活活打死。凶手是一群女中學生，凶器是軍人們紮在腰上的寬皮帶。其實在文革中這種絕滅人性的事例俯拾皆是。）
“這樣的事可以叫‘文化’大革命嗎？我想不可以。叫武化大革命可以嗎？似乎也不可以。想來想去，我認為恐怕隻能叫‘邪教大騷亂’。
“這個邪教有一個教主。文革是他發動和領導的。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這個邪教不是教主一個人。他有四個大弟子王張江姚和他們在各地的許多小嘍羅。王張江姚不簡單，其中的‘江’是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四人中數她的權勢最大，最囂張，最肆無忌彈。她在後來受審的時候供認：‘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毛主席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這四個大弟子，直到教主死後二十多天才被抓起來投入監獄。……折騰了十年的這場邪教大騷亂才能夠結束。
“他為什麽有這麽大的能耐？最初是因為全黨迷信他，使得全國人民多數也迷信他。這個國家是一個長期由皇帝個人專製的國家，沒有民主和法治的傳統，人們習慣於服從權威，習慣於聽任帝王專製獨裁，肆無忌彈。幾千年來對帝王沒有製約，沒有限製，習慣於跪在他的腳下，聽任他為所欲為。
“我們同美國不一樣，美國人懂得總統不可靠。所以，必須立出一套法律來製約他，嚴格管住他。我們隻看到美國富強，而不知道它富強之道，那就是民主和法治，限製當政者的權力，保護人民的權利。
“由於不是民主和法治的社會，毛澤東這樣的一代嫋雄就能夠玩弄權術，竊取全黨、全國的領導權，玩弄全黨全民於股掌之上。
“這裏有一個兩難的問題，是先實行民主和法治，還是先開發民智，使人民懂得維護和行使自己天賦的權利呢？
“世界上所先進國家的經驗都是首先實行民主和法治，製定憲法，訂立明確的法律，限製掌權者的權力，讓人民在遊泳中學會遊泳，逐漸懂得民主和自由是自己天賦的權利，從而去爭取和保衛自己天賦的權利。這是最快、最有效的辦法。這樣，文革這樣的邪教大騷亂就根本不可能發生。
“回顧四十年前開始的這場邪教大騷亂，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經驗教訓。
“抵製邪教，就是再也不要發生個人迷信。對任何人、任何事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思考。允許懷疑，提倡懷疑。我們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再也不要認為某個人每句話都正確，都是真理。對任何人說的什麽話，都要認真想一想他說的對不對。永遠不要盲從，要警惕個人迷信，堅持獨立思考。（原文見強劍衷主編《法治大手筆》第 529-531 頁）
編者的話：
九十高齡老一輩革命家，又是資深的新聞工作者李普，曾任新華社副社長，能寫出這樣一篇的警世之作，真是難能可貴！他講出了一般人所不敢講的心裏話。這是需要有足夠的勇氣與膽識的。他直言“毛澤東是邪教的教主”。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目前仍然把毛澤東捧上神壇的今天，他能無所顧忌地說出：“毛澤東這樣的一代嫋雄就能夠玩弄權術，竊取全黨、全國的領導權，玩弄全黨全民於股掌之上。”這樣極其尖銳、直刺要害的肺腑之言。“嫋雄”、“竊取”這兩個分量很重的詞匯，加在毛澤東頭上還是第一次看到，沒有徹底唯物史觀的眼光是不敢這樣落筆的。令人敬佩之至！
他在最後又一再告誡我們：“我們再也不要迷信任何人，……。永遠不要盲從，要警惕個人迷信，堅持獨立思考。”
應該說，這是有很強針對性的，在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後，破除了對毛澤東的“兩個凡是”；可是現在奉行的是對鄧小平的“兩個凡是”。最明顯的例子是鄧小平對“反右運動”的評價，他說“反右是必要的，隻是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這一完全無視客觀事實的悖論，是經不起一駁的。可是現在的黨史還是按這一口徑寫，自欺欺人。
李普老人的這篇短文，給人以無限啟迪！
胡績偉：毛澤東的最大本領就是“當麵賴賬”
在李慎之給胡績偉的複信中，有一段關於胡績偉對毛澤東的論述，特別耐人尋味。對人們了解毛氏專製年代的特征，頗有教益。特轉錄部分內容如下：
“毛（澤東）的一個最大本領就是你說的‘當麵賴帳’。在他的絕對權威之下，有誰敢出麵與他對質？誰要是敢說‘毛主席怎麽怎麽說的’，隻能是造謠汙蔑，罪該萬死！”（原文見《李慎之文集》）
看來這個“當麵賴帳”貶詞，還是胡績偉在他的那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來的，而李慎之表示完全讚同，但李沒有展開來加以論證。這是可以理解的。而胡的文章被李認為是：“補充了中國曆史一件極其重要的史實”。文中又公開批評毛澤東的“當麵賴帳”這一為人所不齒的人品。他對毛這樣定性，應該是言之有據、言之有理的。在他的那篇文章中，是會詳細論述的。決不會像李慎之說的那麽概括。胡當年曾經擔任《人民日報》的總編輯，是一位有高度理論修養的老黨員。
李銳：毛活學活用“縱橫捭闔之術，駕馭臣下之道”
毛不僅要控製你的身體 還要控製你的靈魂
李銳本人是國內外著名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曾任毛澤東的秘書，在 1959 年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平反後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中顧委委員。他在《毛澤東晚年錯誤思想形成的原因》一文中，指出：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最有興趣，涉獵最廣的是史書。……他要從這些史實中考察鬥爭的策略、統治的手段。……他掌握治國大權（常說‘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需要研究治國的藝術。不過，在對曆史治亂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統治階級縱橫捭闔之術，駕馭臣下之道，也活學活用起來，就未必有利於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設了。”（編者注：李銳的這一段話的最後一句話，因公開發表，隻能講得含蓄一些，巧妙地用“如果”一詞，其意不言自明。還是傳記專家葉永烈說得透傾，他說：“建國後，毛澤東將封建皇帝治國安邦的寶典《資治通鑒》讀了十七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木，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
李銳在香港出版的《李銳近作》中，就有這樣一段評述：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封建專製的國家。……自秦統一天下，統一了體製，也統一了思想，……由皇帝（聖旨）說了算，從各代帝王直到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脈相傳。全國執政以後，毛澤東也不例外，他尤其是迷信戰爭經驗，迷信意識形態；晚年悲劇即在書記掛帥，個人崇拜。他自己坦然承認：‘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馬克思”實為“斯大林”）”
李銳在接受記者任××采訪時的談話時說：
“嚴格地說，毛澤東不懂經濟，也不懂民主。他太自以為是，……在政治上搞個人崇拜，一切由他‘說了算’。……”
“……他不僅要控製你的身體，還要控製你的靈魂，你說這厲害不厲害？……他讓你從心理到身體都匍匐在他麵前，讓天下圍著他一個人轉。林彪摸得最透，‘文革’時手搖小紅書，早請示、晚匯報、背語錄。‘一句頂一萬句’，表演到了極致。”
“年輕的時候他就追求‘君師合一’。……他是秦始皇和孔夫子合二為一，‘聖’與‘王’合一。”
“不肅清毛澤東的負麵影響，中國的道路依舊坎坷。還想當毛澤東，民主和憲政就建立不起來。……”
李銳在回答《中國新聞》周刊而寫的文章中說：
“毛澤東一生服從自己的鬥爭哲學，追求‘君師合一’，以此革命取得勝利，以此執政，終於徹底失敗。令人感歎的是，從五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這二十來年，由於科技發展，西方飛速前進，我們卻停滯落後了。”
“現在有一種看法，毛並沒有對馬克思做過深入研究”。
“……毛澤東自己說得最清楚：‘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我以為說得準確一點，是‘秦始皇加斯大林’）……問題就出在他隻接受了‘階級鬥爭’四個字，以及同這四個字有關的‘消滅私有製’，而沒有接受馬克思的全部學說，尤其是經濟理論。”
“形成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並使之仍在向前發展的基礎，是自由、民主、科學、法治與市場經濟。前四者，尤其是自由，也屬於馬克思主義範疇。這五者至今仍是推動人類社會曆史前進的基本依據，卻同中國無緣，也同毛澤東無緣。毛澤東最熟悉的、最喜好的是中國的經史子集……信手拈來，涉筆成趣。可說是他一生為人、處世、做事的原料。他用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翻譯’馬克思的思想。……黨的一元化領導發展到以人治代法治，……同列寧、斯大林取來的‘左’的一套結合，終於造成無可挽回的悲劇。”
（編者注：上文均引自香港出版的《李銳近作》）
編者的話：
在思想控製方麵，毛澤東比起蔣介石來要厲害得多。在蔣氏年代，魯迅、宋慶齡、巴金、郭沫若等民主人士是敢於公開反對蔣的獨裁專製，出版了他們的大量著作。中國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從中受到的教益非淺。可是到了毛氏專製年代，又怎麽樣？曾有人當麵問過毛澤東：如果魯迅活到現在，將會怎麽樣？毛澤東徑直回答：“魯迅要麽不吭聲，要麽就關在監獄裏。”兩者對比，不是昭然若揭嗎！還需要說什麽呢？毛澤東自己也承認：我超過秦始皇百倍。從這一角度來分析毛澤東，隻要再深入一步，就不難識破毛的本來麵目。
附：《功勞蓋世 罪惡滔天》一文摘要
編者的話：
李銳的這篇文章是為國防大學教授辛子陵的專著《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寫的《序言》。該書的另一篇《序言》就是謝韜寫的《隻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2008 年 2 月在《炎黃春秋》第二期發表時把題目改為《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此文一發表隨即引起一場在思想界、理論界具有深遠影響的爭論。由於黨中央采取“不介入、不爭論、不轉載”的方針，才避免出現像當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樣比較持久、規模浩大的大辨論。其實，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也是根據鄧小平在 1992 年 1 月在中央常委會會議上的一次關係“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指示精神寫出來的。可是直到現在為止，目前的最高決策層可能鑒於解決這個問題難度太大，時機還不成熟，留待後人解決。這樣，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與李銳寫的《序言》（即《功勞蓋世、罪惡滔天》一文）就不可能在內地公開發表。這當然是一大遺憾。幸好我們在強劍衷主編的《法治大手筆》（續編）（該書也是在香港出版的）中，看到了李銳的這篇文章，為此特摘要轉載於後。辛子陵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根據鄧小平遺言，把評毛引向深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大突破，徹底打碎了毛澤東留下的所謂“反對修正主義道路”和“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兩道唬人的緊箍咒，為改革派爭得了話語權，爭得了曆史正統地位。從今往後，可以光明正大地、理直氣壯地推進改革開放事業，再也用不著打“左”燈，往“右”拐了。作者的春秋史筆，兼有評論，尤其《導言》和《結束語》的理論簡述，極有說服力，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該書《結束語》明確指出：“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暴力社會主義的惡性發展。大躍進三年，全國有 3755 萬人被活活餓死，損失約 1200 億元。‘文革’十年，照葉劍英 1978 年 12 月 13 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 1 億人，死了 2 千萬人，浪費了 8 千億人民幣。……從新中國成立到 1976 年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 5750 萬人以上，經濟損失 1 萬 4 千 2 百億元。近三十年國家基本投資總額為 6 千 5 百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是我國前三十年基建投資總額的兩倍多。就是說，本來可以用於建設國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寶貴資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澤東折騰掉了。這就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建設國家的總成績單。”以這個“總成績單”為依據，作者的結論是：毛澤東過大於功，倒三七開，是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
我 1979 年初回到工作崗位時，曾經說過：“毛澤東功勞蓋世，罪惡滔天。”前者指革命，後者指執政。讀者看本書第十八章《共產主義地獄》（上）、第十九章《共產主義地獄》（下），就會理解“罪惡滔天”所言非虛。……他的功勞，比起他執政後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來，隻能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1980 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第二個《曆史決議》討論會，我參加了這個會。對毛澤東的是非功過問題，四千多名高級幹部中相當多的人是這個意見。鄧小平作為一個黨的老領導人，為了引導全黨全國人民從個人崇拜的迷誤中走出來，又避免黨的分裂，他在講話中肯定毛澤東的功勞是第一位的，要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建設社會主義。……我曾經在文章中說過：這個《決議》是總結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開始。《決議》是鄧小平主持通過的，隻著重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沒有從根本上否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路線。作者在書中記載， 12 年以後，鄧小平在上海會議上坦誠地說：
“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曆史地位及功過的評價，是受到當時黨內、社會上形勢的局限的，部分曆史是不實的。不少同誌是違心地接受的。曆史是我們走過來的，不能顛倒，不能改變，對毛澤東一生功過評價，一直是有爭論的。我對彭（真）老、（譚）震林、（陸）定一說了：你們的意見是對的，但要放一放，多考慮一下局麵，可以放到下世紀初，讓下一代作出全麵評價嘛！毛澤東的功過是擺著的，搬不掉，改不了。有人擔心對毛澤東全麵評價，會導致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功績被否定，會損害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我看不必擔心。我建議：對毛澤東一生的評價，可以在我們這一代走後，作全麵評價。到那時，政治環境會更有利，執著的意見會少些。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對過去的錯誤、過失和違心、不完整的決議作出糾正，是共產黨自信、有力量的表現，要相信絕大多數黨員，相信人民會理解、會支持的。”
鄧小平不認為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是對毛澤東的最終評價。盡管《千秋功罪毛澤東》作者遵從鄧小平的遺言，可能書中有關評論，仍會在中國政壇引起震動，有人會有石破天驚之感。這本書的問世，使我們又看到了那個荒唐、混亂和血腥的年代，對留戀毛澤東時代的極左思潮的遏製，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自有極大的意義。
（編者注：下麵李銳接著介紹該書在理論上的建設性貢獻。主要是進一步肯定恩格斯創建的第二國際（即社會民主黨等的國際組織）是正確的，是繼承了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路線，批判了列寧創建的第三國際（即共產黨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共產國際”）是錯誤的。之後，李銳又介紹了本書作者對今後如何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的建議。從略）
田家英：毛澤東出爾反爾 令人無所措手足
在 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田家英在私下議論時，說：“主公（指毛澤東）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伺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還喜歡讓人寫檢討。”（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34 頁）
田家英任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謝韜：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劇，也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大悲劇
謝韜老人在為丁弘著《在曆史的天平上》一書所寫的《序言》中，采用了把陳獨秀和毛澤東對比進行思考的方法，從十四個側麵，一一比較，一褒一貶，觀點顯明；具體剖析了陳獨秀與毛澤東在思想意識、理論修養、作風品德等方麵的本質區別和極大反差，言簡意賅，令人心服。筆者本擬隻摘錄對毛澤東的評述，以扣緊主題；但謝老這種對比的寫法是一種創新的寫作方法，所得出的論斷更加明晰、突出。過去沒有人敢這樣做，因為觸及到禁區，現在隻能在網上看到這樣的文章。看了之後，可以開拓視野，為此恭錄於後。篇幅長了一些，但耐人尋味。值得認真一讀，大有教益！
（編者注： 2008 年 10 月，獲悉丁弘這本由謝韜老寫《序言》的《在曆史的天平上》專著，在國內印製後（有香港某出版社的書號）被有關部門從廠家直接全部抄走銷毀。）
幾十年來風風雨雨的生活，無數的曆史劫難，不能不使人作曆史的反思。每個人的經曆不同，思想是千差萬別，對陳獨秀和毛澤東的看法，亦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以下僅是我個人的看法：
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人，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奠基人。
陳是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對抗者，毛是列寧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擁護者。
陳是主張把黨叫社會黨，由於尊重第三國際，作為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才叫共產黨；毛主張要建立列寧斯大林式的共產黨。
陳是從中國實際出發，主張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獨立思考者；毛也從中國實際出發，主張在列寧斯大林主義兩把刀子的思想框架下的獨立思考者。
陳認為中國是以農民為主體，生產力十分落後，不能超越資本主義的曆史發展階段；毛也以中國的農民為主體，主張要分兩步走；先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可以立即轉入社會主義革命，鏟除資本主義，消滅資產階級，就可建立社會主義社會。
陳是“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兩麵大旗的倡導者和推動者，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創造了一個爭取民主與科學曆史任務的新時代。這兩大任務迄今沒有完成，有待於全國人民今後的努力；毛是在奪取政權以前，主張為民主與科學的曆史任務而鬥爭。但一旦奪取了政權，就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就想要跨越資本主義階段，消滅資產階級。憑著無產階級專政，不斷提高生產關係，憑借唯意誌論，實行所謂“大躍進、三麵紅旗、人民公社”等政治運動，而成為民主與科學的踐踏者、摧殘者，口是心非的偽善者。
陳主張：民主就是民主，民主是人類取得自由和解放、從而獲得的共同文明的成果。民主就意味著人民當家作主，各級政府官員的普遍選舉製，結束委任製，有反對黨的存在監督，反對一黨專政和獨裁。毛主張：民主是有階級性的，一切都應以階級鬥爭為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一黨專政、領袖專政和個人崇拜。
陳領導了“五四運動”，要求發揚民主與科學精神，讓人民大聲說話，保衛人民自己的權利和獨立的人格尊嚴；毛是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下，造成全民說假話，隻有說假話才能取得生存權，使社會主義道德敗壞，使人人成為雙重人格、言行分裂者。
陳是曆盡政治上的打擊和折磨、第三國際的誣陷、國民黨的審判和陷害、生活的貧窮、疾病的圍繞，而在一切困難中挺拔堅強，英明遠見，在磨難中更顯出人格的光輝，思想的深刻，留下了很多供後人的思考，經得住曆史實踐的論述；毛在建國後享盡榮華富貴，帝王之尊，霸王之權，一言九鼎，任意胡行，是一切權力的集中者，是黨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君師合一的標榜者，是一切真理和最高真理的代表者，是具有無限智慧和力量的救世主，是當代的紅太陽，是社會主義的始皇帝，是個人崇拜的一尊神，是代替斯大林的世界領袖。
陳是言行一致，光明磊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連他在敵人的法庭上也坦言自己的政治主張，說章士釗為他辯論的話“不代表我，我建組的共產黨，就是要推翻國民黨，這不是叛國，國民黨不代表國家”。他對斯大林可以拍案而起發表“告全黨同誌書”，聲明自己的主張，真正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毛卻一生表現以他精於權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好話說盡，壞事幹盡，陰謀陽謀交替使用。
陳一生所代表的時代進步的啟蒙思想，即他所提出的“自主而非奴隸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毛則相反，是獨裁的而非民主的，是大家長的而非平等的，……是殘暴肆虐的而非人道的，是陰謀陽謀交互並用而非光明磊落的，是言行分裂而不是言行一致的。
陳獨秀一生坎坷，死後，人們為他洗清汙泥濁水，還他一個“幹幹靜靜的陳獨秀”，他代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英勇戰鬥，追求進步的社會理想，追求中國現代化的曆史人物；毛澤東則在那些輝煌的歌頌之後，恢複曆史本來麵目，他成了一個大有爭議的曆史人物。他的前期是功大於過，他的後期是罪大於功，他是個很複雜的人物，是不可效法的權力熏心的曆史人物，是農民革命、封建專製皇權思想與西方極權主義思想的奇妙混合的人物。
陳在曆史的天平上是人民尊敬的英雄，是提出當代人民的理想、民主與科學，推動曆史前進的人物；毛在曆史上的定位，卻扮演了人民懼怕的梟雄，是代表一個暴力社會主義時代的人物，是使幾千萬人民受苦受難而餓死、橫死、慘死的暴君。
陳的一生是悲壯，是苦難中顯現人格的高大，使人如吃橄欖似地回甜、清香；毛的一生本身是可憎的悲劇，也造成了中華民族的大悲劇。
這兩個曆史人物，代表了兩種理論、兩種政治、兩種對中國曆史發展的走向和前途，兩種人格、兩種品德和作風。
當前曆史已發展到一個關鍵時期，政治體製改革的推進，徹底清理毛澤東思想已是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大體說來，當我國進行徹底清理毛澤東思想之時，也可能是政治體製改革、憲政民主有根本性推進之時。
著名人士評述
老作家丁玲：毛澤東頭腦中確實有帝王思想
在楊桂欣寫的《“別了莎菲”的丁玲》一文中，有一段丁玲關於毛澤東的帝王思想的論述，她向本文作者講了兩個故事。原文如下：
“一是在延安的時候，我經常到毛主席的住處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問我：‘丁玲，你看現在咱們的延安像不像一個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開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這還不簡單呀！’主席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我麵前，說：‘來，你先開個名單，再由我來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沒有開名單，隻是報了人名。反正開玩笑嘛。毛主席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麵寫官職：這個是禦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麽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個，他突然又對我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那就無論大小，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聽了這個，我馬上站起來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定會打死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處，他懷裏正抱著一個男孩。我們聊著，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濕了一大片。這時候毛主席不但沒有生氣，反而高興地說：‘丁玲，你說說，這是不是太子尿呢？’說完，仍抱著孩子，用一隻手把紙鋪開，竟填起歌頌太子尿的詞來了。這言詞，在反右派之前，我還記得清它的主要句子。這麽多年了，我老了，經過那麽多的折騰，現在我是一點兒也記不起來了。這盡管是玩笑，但也確實說明了：毛主席的頭腦中確實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會犯大錯誤，尤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大錯誤，不能不說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上文摘自《別了莎菲》 2001 年版，原載《炎黃春秋》 1993 年第 7 期）
編者的話：
丁玲講的兩個故事，是回憶她與毛澤東的兩次對話。她說當時認為毛澤東講的是“開玩笑的話”，其實，這正是暴露了毛澤東埋藏在他的靈魂深處最本質的東西—帝王思想，這一點丁玲在經曆“文革”以後自己也搞清楚了。
身為無產階級政治家、黨的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有這種“帝王思想”，是他本人的不幸，更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不幸。建國後二十多年的曆次大冤案，並由此帶來的大災難，從本質上說，都源於毛澤東的這一帝王思想。
在這本一百多萬字的《反思錄》中，筆者隻字沒有涉及毛澤東私生活的醜事。雖然，早就有所聞，但不屑一顧。行文至此，不妨將有關史料匯編成文，題為《毛澤東宮廷式的糜爛私生活》。
毛澤東宮廷式的糜爛私生活
本來對毛澤東腐朽的私生活，不想說什麽，但鑒於丁玲已經談到這個問題，就極其扼要地作些補充說明，證明毛澤東不但在政治上是一個十足的暴君，而且在生活上是一個典型的慣於扶弄女性的大流氓！這是當代秦始皇的兩個側麵。一個號稱“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竟是這麽一個貨色？不知該說什麽好！
在丁玲講的第一個故事中，其中第一段關於“封文武百官”的事，那是作為“鋪墊”，關鍵在於引出“封三宮六院”，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澤東之意，盡在不言之中。據說丁玲在另一場合就透露當時的情節：
“毛澤東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頭，一個一個地數起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來。他封賀子珍做皇後。丁玲，你就封個貴妃吧！……”
這一情節是可信的，因為丁玲當年正是一位風華正茂的才女，倍受毛澤東青睞。既然毛澤東講了這個敏感問題，動手動腳就不足為奇。
既然毛澤東有這種醜惡的靈魂（特指所謂的“三宮六院”的帝王思想），因此，在建國後毛澤東也自認為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實際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李銳語），並“超過秦始皇百倍”，對他來說玩弄女人於股掌之中，就是理所當然、輕而易舉的事。被他遭踏過的女子，為尊者諱，這一向是屬於絕密的禁區，因此難以數計。這裏隻涉及三位著名的女性—孫維世、上官雲珠和張玉鳳。
關於孫維世 ：
她是烈士後代、周恩來的養女。 1949 年底毛澤東率團去蘇聯訪問，孫維世任俄文翻譯組組長。在列車上，有一次毛澤東約孫維世長談，……突然一雙大手摟住了她，撫摸了她。她渾身都顫怵著，……這晚上她以純真的處女之身，伺奉了“偉大領袖”（編者注：說白了，就是奸汙）……第二天一早，她逃了出來，跑到她爸爸周恩來的車廂。孫維世投進了爸爸的懷抱，痛哭起來。最後才半吞半吐地把事情說了出來。周恩來恨得直跺腳，氣得煞白了臉。他嚷了幾句。……他能說什麽呢。去大鬧一場，去提出抗議，……周恩來凡是顧全大局，一切為了大局，一輩子服從大局，……對女兒，周恩來除了心疼，就是忍讓，……他有整整兩天臉色都不好，但照常工作，誰也不知出了什麽事。……從莫斯科回來後，毛澤東向周恩來提過孫維世的事，周恩來夫婦婉言相謝。理由是孫世維本人不同意。不久，周恩來夫婦做主，把愛女嫁給了著名的戲劇藝術家金山。
在“文革”初期，孫維世受盡酷刑，慘死在江青手裏，時年僅 39 歲。江青之所以對孫維世恨得咬牙切齒，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被毛澤東破了處女之身。
關於上官雲珠 ：
她是一位著名電影演員， 1962 年初“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去上海住進西郊賓館一號院。柯慶施深知毛澤東的聖意（指毛澤東事前已向柯透露他對江青的不滿和對上官雲珠的賞識），通過柯的巧妙安排，終於讓上官雲珠在西郊賓館一號院住了整整一星期，直到毛澤東離開上海。……
1963 年春天毛澤東又去上海，在西郊賓館一號院再次與上官雲珠幽會並詩贈“心中藏之，何日忘之—句出詩·小雅”。
1965 年夏天，毛澤東從南方到北京，他把上官雲珠帶進了中南海，以按摩師身份住在豐澤園裏生活服務組。隻有張玉鳳一人知道她與毛澤東的關係。……她隨毛澤東來到中南海豐澤園內小住，見不到任何人，也不能參加任何活動，形同幽禁，她這才懂得禁宮生活的厲害。由於毛澤東在北京跟上海不同，接待任務繁重，上官三、五天都見不上他一麵，冷清清、空落落，不免使她感到無限淒涼。……後來上官雲珠隨毛澤東專列回了上海。之後，她再也沒有見到毛澤東。直到 1966 年秋被江青迫害致死。
關於張玉鳳 ：
張玉鳳原是毛澤東專列上的一位普通列車員，一次毛澤東在一張紙上連寫了幾個張玉鳳的名字，被“大太監”汪東興發現後，立即調張玉鳳到毛澤東車廂裏專門侍候毛澤東。不久又調入中南海豐澤園任毛澤東的生活秘書。（編者注：從中可以看出汪東興對“主子”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時年張玉鳳僅 18 歲。最後又提升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享受正部級待遇。一直到 1976 年毛澤東去世，張在毛澤東身邊整整侍候了十八年。事實上她與毛澤東同居了 18 年，這期間張玉鳳為毛澤東生了兩個男孩（第一個兒子是 1963 年出生的，毛澤東親自取名為“張南子”，意即“南海之子”；跟江青的女兒一樣，從母姓）。
在毛澤東死後，張玉鳳正式向黨中央提出為兩個孩子正名問題，要求公開承認是毛澤東的兒子。這當然是一道難題。同意張玉鳳的要求，無疑給“偉大領袖”的臉上抹黑。當時，華國鋒已大權旁落，胡耀邦表示同情張玉鳳和孩子的命運，問題最後到了鄧小平手裏，他說：“這類人兒太多，我們不要管什麽李玉鳳、蕭玉鳳，不要開這個例，……”。
胡耀邦覺得總應該跟人談一談，做做思想工作，並進一步安排好張玉鳳跟原先那位丈夫複婚，過正常人的生活。胡耀邦說：“她才四十歲的女同誌，本身有什麽錯？是毛主席要了她十八年吆。”
在寫完了上述情節後，毛澤東的醜惡嘴臉已經在中國人民麵前暴露無遺，筆者不想再說什麽了。就此打住。
《人民日報》副總編王若水：毛澤東歧視知識分子是荒唐的
在王若水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他論述了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評價並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說：
“毛澤東認為中國知識分子都是受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影響，因而都是要改造的。把知識分子趕到農村去，就是讓農民改造他們。中國許多知識分子都是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在 1949 年以前確實受過‘資產階級式的教育’，也就是民主、自由、平等這些東西。這是毛澤東不喜歡的，但這是進步的思想，比毛澤東頭腦中的帝王思想要進步得多，也比農民的封建思想和小生產思想進步得多。我不是說知識分子沒有缺點，但是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或階層加以貶低，作為‘臭老九’加以歧視，是荒唐的。”
（引自強劍衷主編《曆史大趨勢》，第 231-232 頁）
《人民日報》高級記者盧祖品：毛澤東為什麽不是反革命？
盧祖品在其《一九六八年》的題為《論“文革”之亂及殺人事件》的《後記》一文的第十節全文較長，論述了在 1968 年在全國普遍出現大規模屠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的慘案。現僅摘錄其中的幾段：
“毛澤東在經濟建設上用心不專，辦法不多，成績不大，鎮壓反對派卻極有心得。始終不相信知識分子，對‘自家人’尤其愛往死裏整。
“‘四類分子’在農村被管製的種種情狀，構成中國農村一道特殊的風景。‘四類’後來增加‘右派’，成了‘五類’，都是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另類，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利，生命沒有保障。……
“暴徒既然不把‘五類’當人看，那麽，也可以把另一些人不當人看。他們認為需要時，就把可以不當人看的人，例如為了圖謀錢財，為了報私仇，像牲口一樣加以殺害。……
“……在毛主席檢閱紅衛兵那段日子，……聽說在東安市場裏麵的吉祥戲院每天深夜都有批鬥會，當場打死不少人（稱之為‘牛鬼蛇神’），然後就用大卡車當作垃圾拉走了。……
“有一天在大興縣發生一樁集體殺人事件。經後來查實是：頭天晚上，這村裏一口氣殺了 56 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連抱在懷裏的嬰兒也未能幸免。
下麵作者又列舉了慘無人道的迫害事例，從略。接著作者寫道：
“‘文革’因毛澤東而起，‘四人幫’倒台才結束。毛澤東因‘文革’而推出林彪、江青，把他的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理論發揮到極致，把一條極‘左’路線發揮到極致。
“毛澤東晚年的理論和實踐，是近代中國一個特殊時期裏的特殊現象，使一個具有悠久曆史傳統的民族突然陷入集體無意識，作出了許多荒謬絕倫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從摧殘文化開始，直接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來勢洶洶，勢如破竹。一切神聖的經典、權威，都得重新接受‘文革’煉獄般的考驗。發生在上述各地的大屠殺，集中表現了‘文革’理論、路線、政策的全部荒謬性。
“毛澤東發動並親自領導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沒有對這場災難承擔什麽責任。
“當然是極大的錯誤，但光說錯誤是遠遠不夠的。
“當然是罪行，而且是極為嚴重的罪行。從惡夢中醒來的民族，卻非常大度地寬容了他的罪行。
“所以，‘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毛澤東為什麽不是反革命呢？’這，就成了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團。
“罪惡未能清算，曆史了悄悄翻開了一頁。
“……至於殺人集團的主謀和凶手，從他們殺人的那一天起，就被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了。”（編者注：從曆史的發展規律看，毛澤東能擺脫這個命運嗎？）
編者的話：
就目前的政治現狀看，新一代的最高領導層依舊把毛澤東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仍向他頂禮膜拜，作者敢於提出如下的兩個觸目驚心的觀點：“當然是罪行，而且是極為嚴重的罪行。從惡夢中醒來的民族，卻非常大度地寬容了他的罪行。”“林彪、四人幫是反革命，毛澤東為什麽不是反革命呢？這，就成了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永久的疑團。”這兩個問題提得好，令人解放思想、大開視野！每一個徹底唯物主義者應該作如是觀！
傳記作家葉永烈：“對毛澤東的審判 還沒有結束”
“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曆史會作出公正的裁決”
葉永烈在《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書中，有這樣兩段評述，言簡意賅，乍一聽，有些聳人聽聞，但如果聯係毛澤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兩次“大災難”，使幾千萬人的血流成河；兩次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從這一視角去看毛澤東其人，就不難理解葉永烈講這些話的心態。隻要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抱著“血溶於水”的感情，並且對毛氏暴政進行深沉的“反思”，就自然而然會認同葉永烈的這一觀點。他是這樣說的：
“如果沒有‘八屆十中全會’，或者毛澤東在 1962 年 8 月之前謝世，那麽中國對毛澤東的評價將還會再高些。……
“八屆十中全會對毛澤東來說，也是一個轉折點。從此，毛澤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雖然他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也風光一段日子，但他是向著一個無底的深淵，一步步走去，再也不能回頭，最後到‘文化大革命’中沉淪。毛澤東是上天堂，還是下地獄，曆史和人民會作出公正的裁決，反正時間還多著呢！”
文中，一個是“如果……謝世”，另一個是“下地獄”，這兩句話的內涵，隻要細細捉摸，還是回味無窮的。
他在《劉少奇與毛澤東》一書的另一處又說：
“劉少奇沒有好死，毛澤東也沒有好活。”
“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終結的喪鍾敲響了！”
“劉少奇沒有入地獄，而毛澤東也沒有上天堂！”
“劉少奇‘蓋棺論定’了，但曆史與人民對毛澤東的審判，則還沒有結束。”
葉永烈在《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書中，在有關章節中對毛澤東有更全麵的評述，現將這些評述匯集在一起，從中可以更加深刻認識毛澤東其人。而這些評語又都是建立在大量史實的基礎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付出了極其慘痛的代價後得出來的。
他對毛澤東的評價：
在政治上，他認為：“毛澤東是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蛻變為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由一個革命家蛻變為封建專製主義的君王。”
在思想作風與道德品質上，他認為：“毛澤東的排斥不同意見，是特別惡劣的。”“他往往運用手中掌握的權力，通過高壓、暴力的方式，對持不同意見者施予打擊、鬥爭乃至鏟除、殺害。”（指在中央蘇區，毛澤東搞的“肅反”。）
“晚年的毛澤東，是卑微渺小、齷齪黯淡的。”
“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指對周恩來）”。
“毛澤東將這套肮髒的手段來對待周恩來。……毛澤東對待周恩來何其殘忍如斯！”
“毛澤東的那種玩弄權術與陰謀詭計的手段，那種明知故犯、落井下石、威逼陷害的思想作風，都是十分醜陋的。”
“毛澤東的這種心態與行為，突出地反映了毛澤東晚年惡劣的政治品質！”
“毛澤東的那種陰險狠辣、不擇手段，是毛澤東一生中最醜惡的行徑之一。”
“……連垂死的病人都不肯放過，一定要鬥爭到底。這股狠辣的勁頭，也隻有毛澤東才具備。”（指對周恩來）
因此，作者的結論是：
“毛澤東的排斥不同意見，是特別獨斷專行，是毛澤東思想作風的一大惡劣的本色。他一生中所犯的重大錯誤，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千古劫難，全部都是與此有關。”
“毛澤東的‘德’過於惡名昭著！”
作者在評述毛澤東的一生處世哲學時，他在引述毛澤東自己講的原話後（比如毛澤東說：“……一萬年以後，也要鬥”。毛澤東還說：“有人說，中國愛好和平，那是吹牛；其實中國就是好鬥，我就是一個。”）就接著說：
“實際也是這樣，毛澤東走到哪兒，就鬥到那兒。形形色色的政治鬥爭、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風雲，伴隨了他那漫長的一生。”
為了說明毛澤東“走到哪兒，就鬥到那兒”，作者從封存的中國共產黨的曆史檔案中，挖掘出了迄今鮮為人知的、毛澤東一手炮製的蘇區根據地的大冤案。作者對這一冤案作了如下評述：
“中央蘇區三十年代初期的肅反運動，是一起毛澤東借用反 AB 團來鏟除異己的政治事件。據不完全統計，死在這場政治陰謀中的紅軍官兵與黨政幹部，達二萬人之多。（編者注：見司馬長風《毛澤東與周恩來》）他們大都是革命的中堅分子與骨幹力量。……”
這一冤案為“尊者諱”，迄今沒有公開平反。
“此後，從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風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策劃的政治運動一浪接一浪。這一切源頭，便是反 AB 團運動。”
作者對延安的整風運動是這樣評述的：
“毛澤東為周恩來組織的批判鬥爭，不僅規模宏大、時間持久，而且氣氛緊張而激烈。由於整風的第一號對象王明早就稱病住院，躲避了批判鬥爭；因而第二號對象的周恩來便承受了主要的批判鬥爭的火力，其場麵的激烈程度為整風運動的首見。而周恩來本身也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毛澤東的這條錯誤的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中共達四分之一世紀之久，給中國帶來了貧窮、落後與苦難。毛澤東在世之時，沒有人能夠反對它，更沒有人能結束它。聽任其橫行恣肆。這一切都是崇拜延安整風運動之所賜。”
“毛澤東之所以如此看重延安整風，是因為通過這次運動，形成了毛澤東的統治模式。”
“毛澤東由反教條主義的英雄，變為教條主義的俘虜；由正確路線的代表人物，蛻變為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由一個革命家蛻變為封建專製主義的君王。而延安整風運動由一種思想教育運動變質為毛澤東打擊黨內外的不同聲音的武器，成為毛澤東專製統治的工具，就是一種合乎邏輯的發展。”
“建國後，毛澤東將封建皇帝治國安邦的寶典《資治通鑒》讀了十七遍。那部書畫滿了毛澤東所做的記號、批注。那些封建王朝宮廷鬥爭的權木，浸透了毛澤東的每一條神經。”
編者的話：
葉永烈的包括《周恩來與毛澤東》在內的三本著作，十年前在國外出版，去年由遠方出版社在國內出版發行。像上述那樣對毛澤東的淋漓盡致的批判、揭露與無情的鞭笞，按傳統的思維定勢，他隻能在國外度日，是難以在國內立足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今年出版的《同舟共進》雜誌的第十一期上刊登了一篇由葉永烈寫的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的長文。這一現象，至少說明現在政治上已放寬到像葉永烈那樣的人，不但允許他在國內存在，而且還可以發表他的文章。這是一件大好事！
這是否意味著讓中國人民開始享受對當年暴政史的知情權！？果能如此，重新評價毛澤東已為期不遠矣！
史學家唐德剛：毛和劉邦 朱元璋等農民起義領袖是“同一種動物”
大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文章說：
“他（指毛澤東）從完全正確，走向完全錯誤，最後把全國人民整到絕境。這是五千年曆史上的特殊階段。”他認為：
“毛對法治的理解，還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隻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對現代法理學一竅不通。”
毛不諱言，自稱“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反映他自詡的“虎氣”和“豪氣”。唐居然說：
“這位農民知識分子，和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劉邦、劉秀、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英雄好漢是同一種動物。”
身為大師，何出此言！平時為文，用詞遣句是準確而老到的。是失語，還是調侃，還是為破除迷信，而用此激憤之詞呢？
（上文引自丁弘著《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文）
編者的話：
用“同一種動物”這個詞來論述毛澤東這樣一位曆史人物，似乎偏激了一些。聽起來有些刺耳，曾擬將小標題改寫為“同類”。後來一想，為尊重原作者的觀點，又恢複原來的小標題。
對毛澤東在建國後所炮製的一係列冤案及其給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帶來的大災難，必定會有合乎實際的定論。在目前既有“禁區”，嚴格控製輿論界，又要堅持改革開放，走“民主、法治”之路，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一個真正的民主、法治的國家裏，是絕對不允許有什麽“禁區”的，“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這是法治社會的底線。如果沒有這一前提條件，所謂“民主、法治”隻能是欺人之談！史學界在目前之所以出現思想混亂的局麵，就與此有關。
在諸多評價中，歸納起來，無非是三種：一曰毛澤東依然是“神”，應當繼續向他“頂禮膜拜”，這種人不是“左爺”，就是奴才或者還習慣於跪著的人；二曰毛澤東是人，但有罪；三曰毛澤東是“魔”或“動物”，這是一批對毛澤東暴行進行深刻反思的人。對他們的思想激情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毛澤東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個“千古罪人”，在古今中外曆史上所有專製主義者，在毛澤東麵前，都是望塵莫及的！通過三年“人禍”，活活餓死了四千萬人，通過“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兩千萬人（葉劍英語），僅這兩筆血債，說毛澤東是絕滅人性、喪盡天良，決不過分。可以說，在這個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毛澤東那樣的人來。從這一角度看，說毛澤東是“魔”或“動物（即畜牲）也是講得通的。大史學家唐德剛這麽評說，也無可指責。
當然，對編寫史書的人來說，還是應該理智一些。把毛澤東當作有罪的曆史人物來對待，還是比較貼切的。
唐德剛說：“毛對法治的理解，還停留在二千年前法家的層次。他所知道的‘法’，隻是懲人之法的‘王法’和‘刑法’。他對現代法理學一竅不通。”像這樣評價，於理於法，都是站得住腳的。從這一視角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遭受空前絕後的大災難，是絕對逃不了的。可惜直到現在為止，對毛的評價還停留在《曆史決議》的水平，真是太可憐、太悲哀了。
陳一諮：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古今中外專製暴君之集大成者
本文是從作者所寫的、題為《中國改革三十年祭—兼論毛澤東的“四個創造”》一文中摘錄其中的一節。
作者在“六·四”事件前，曾先後擔任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組長、國務院農村發展中心理事、國務院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政治改革辦公室秘書長和中國政治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從作者的身份看，他所寫的史料與史觀是有重大參考價值的。特摘要轉錄於後。
在 1949 年至 1978 中共執政的前 30 年 中，毛澤東發動和製造的“階級鬥爭”和“政治運動”一次比一次殘酷，使中華大地經曆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間地獄”。那時，居住在古稱“神州大地”、“禮儀之邦”土地上的人們，哪一個不是日日心驚膽顫地生活在恐懼之中，不知何時自己的家人或親友就有飛來橫禍。幾乎各界精英無一例外地都先後受到各種衝擊、批判、淩辱和鬥爭，甚至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30 年間，毛澤東製造了 8,300 萬冤魂、 3 千萬件冤案、 3 億多人受批鬥。可以說，毛澤東視人命為草芥、造冤獄遍寰中的罪行，超過了中國曆史上所有暴君惡行的總和。國際社會普遍將希特勒、斯大林當作 20 世紀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 6 百萬猶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則造成了 2 千萬蘇聯人的死亡，他們所犯的反人類罪和毛澤東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至於那令農民食不裹腹、國弊民窮的“全盤公有”和把人變成獸的“一黨文化”對人性的戕害，此處暫不贅述。總之，當毛澤東這個人類曆史上最大的魔君離開人世時，中國已到了不改弦更張便難以為繼的崩潰邊緣。
1978 年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理論務虛會”上我說過，“現在大家評價毛澤東的過和功三七開， 30 年後恐怕倒三七也不止”。 1986 年中，我在中共高級黨校的一個報告中說：我們國家現在建立的“體製模式”，源於“三個因素，一個是幾千年封建傳統的延續；第二是戰爭年代軍事共產主義的繼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個因素加在一起，使我們建立了一個黨、政、經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權的、按行政層次、行政區劃、行政命令管理的體製模式，這種模式不能不帶有強烈的封建宗法的特點”。 1988 年 我又指出，毛澤東實行的“以黨治國”、“全麵專政”和“等級身份”、“等級產權”，嚴重束縛著中國的進步。可惜這些說法並未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筆者認為：不徹底批判毛澤東在中國的一係列禍國殃民、倒行逆施的惡行，不徹底解除毛澤東強加給中華民族的重重枷鎖，要把中國建成一個現代化強國的夢想是難以實現的。如果說改革是為了消解那些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那麽，毛澤東那一係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創造”則必須從根本上革除，否則中國一直會被擯除在現代化國家之外，難以匯入人類社會的主流。
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古今中外專製暴君之集大成者。
戲劇家吳祖光：我一生最大的心願就是把毛的屍體從紀念堂扔出來
吳祖光在 1997 年就說過：“中國的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絕對是一個中國以至全人類有史以來最絕滅人性的、最這慘無人道的、最荒淫、最無恥、最殘忍、最陰險的暴君。他的罪惡擢發難數。在他的頭腦裏，沒有絲毫的法製觀念。毀滅生靈如同兒戲，毀一條生命，比踩死一種螞蟻還要容易。”他還說：“汙染中國人心靈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我一生最大的原望就是把毛的屍體從紀念堂中扔出來，將毛的頭像從天安門城樓上取下來。”現在仍將雙手沾著中國人民鮮血的暴君頭像掛在天安門城樓，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外國著名人士評述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對毛澤東的評述耐人尋味 ！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是這樣評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可能不會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沒有周恩來，就會燒成灰燼。”
尼克鬆這一評述是十分嚴謹的，對毛澤東是褒是貶，是耐人尋味的。他用了“就可能”一詞，說明他對中國的革命發展形勢的評定，是注意掌握分寸的。他沒有采取絕對肯定的態度。好像離開了毛澤東，中國就不會燃起革命之火。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即使沒有毛澤東，中國的革命之火還是會或遲或早，燃起來的。
相反，他對周恩來的評價，倒是采取完全肯定的態度。他說：“如果沒有周恩來，（毛澤東燃起的革命之火）就會燒成灰燼。”這句話意味著什麽呢？稍有政治常識的人，是不難回答這個問題的。
作為從“文革”過來的這一代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革命幹部是能夠認同這一觀點的。試想：在“十年浩劫”期間，如果沒有周恩來，我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所遭受的後果將更不堪設想？尼克鬆說的“燒成灰燼”，是有充分根據的，決不是什麽危言聳聽！這說明尼克鬆不愧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
漢學家費正清（美）：一個缺乏道義的人 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 太可怕了！
著名漢學家費正清，長期百思不解：為什麽一個隻是有限性的人，掌握無限性的權力。一個缺乏道義的人，可以掌握億萬人的命運？他的最後一本書《中國曆史新論》，還在探討這個在中國由來已久的關鍵問題。他認識到，如同封建社會的真龍天子—皇帝，他是被神化了。隻是可惜：他不是神，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可是他擁有生殺予奪的、隨心所欲的權力，這太可怕了。這是一個西方學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引自丁弘的《論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文）
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毛澤東是瓷磚上作畫
在丁弘的《在哲學的迷霧中》有這樣的一段記述：
“他（指毛澤東）幾十年間慘淡經營的人民公社、大躍進、計劃經濟體製、階級鬥爭為綱、文化大革命，新時期到來，全部一風吹了。從總體上看，這都和他沒有‘實事求是’哲學思想有關。正如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所預言：
‘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風雨就會衝光了……當然中國還會存在。’旁觀者清，這是對毛澤東主觀唯心主義最生動、最深刻的批評。毛澤東自己陷入哲學的迷霧之中，他卻駕馭著中國這一巨輪。正像黨的創始人之一、偉大哲學家李達事先預告的：‘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
（引自《往事》一書，第 221 頁）
編者的話：
李光耀不愧是一位資深的政治家，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客觀地、清醒地看到毛澤東晚年的政治旅程，作出了：“毛澤東是在瓷磚上作畫，一場風就會衝光了。”這樣一個極其風趣、幽默、含蓄的評論。應該說，它的內涵是值得令人細細回味的。
資深的記者丁弘先生，僅用三言兩語，對李光耀的話作了精彩的補充說明，從而讓人們能更深刻領悟李資政這句話的哲理；最後作為結束語，丁弘又借用李達“你這樣，中國要遭難了。”用“點睛之筆”，評價了毛澤東的晚年。
毛澤東自述
“如果什麽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屁的政治。”
李平在《自殺前夕的共和國第一夫人》一文中，談到在林彪事件後，江青在中南海遊泳池跟毛澤東有一次對白。在講誰來當“接班人”時，毛澤東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內心自白。他說：“我們這個黨，是藏龍臥虎之處。要在這個黨裏站得住腳，要靠資曆和權力，還要靠手段和藝術。我從來是把政治鬥爭藝術化了的。如果什麽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屁的政治。你們根本沒有體會到，我實際上是在鋼絲繩上跳舞哪，一人耍把戲，千千萬萬的人欣賞，稍有破綻，就會滿盤皆輸。不錯林彪死了，誰也不敢說就不會再出一個林彪……”
“如果什麽事情都讓人摸透了，你就會輸的。那還有屁的政治。”這是一句私房話、悄悄話，是擺不到桌麵上的話，但卻是一句“大實話”，是毛澤東一生處世哲學的高度概括（總結）。他在黨內鬥爭中基本上就是采取這一策略的。毛澤東這一套“處世哲學”，說白了，就是搞“陰謀詭計”。一個在政治上搞“光明正大”的人，胸懷坦蕩，就根本不需要搞什麽“讓人摸不透”的名堂。更不存在什麽“輸不輸”的問題。
可是在公開場合，毛澤東又是另一副嘴臉，說什麽：“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團結，不要搞分裂。”
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典型的“兩麵人”！
毛澤東最後遺言曝光
——張玉鳳、汪東興交出私藏三十年的絕密檔案
這是一份極其珍貴的史料，摘自去年九月出版的《爭鳴》雜誌。
張玉鳳等所私藏三十年的絕密檔案，是在黨中央采取果斷措施後於去年七月才搞到的。當然，這種絕密材料，在國內是不可能再泄露出來的。《爭鳴》雜誌在兩個月後就將這份絕密檔案公之於眾，讓世人及時知道內幕真相，真是難能可貴！這是在當今信息社會時代，才能辦到的。
由於所涉及的問題至關重大，又無法進一步核實。從所述的情節看，這一史料是可信的。盡管如此，這裏隻做轉錄，不加評議，僅供參考。
全文如下：
政治局派人突擊查訪汪東興、張玉鳳
毛澤東晚年檔案九十三份不翼而飛：今春（注：指 2005 年，下同）三月， 1993 年刑滿釋放的毛遠新被借調到中央檔案局，參與整理毛澤東晚年檔案資料。毛遠新在整理期間，發現有關毛澤東晚年的重要講話、指示等檔案資料殘缺的問題，向中央提出。經三個多月整理，證實毛澤東晚年檔案遺失了九十三份。
今年 7 月 16 日，在中央派行動組突擊“查訪”下，汪東興和張玉鳳交出了私藏的毛澤東臨終前的二十二份檔案材料。張玉鳳收藏的十九份檔案，記載著毛澤東為身後人事安排的談話和指示。
中紀委、中組部曾找了當時能接觸到這些檔案的汪東興、華國鋒、張玉鳳及李納多次，但都以“對情況不了解”或“已上交”為由，予以拒絕了。
中央的“七·一六”行動：經中央政治局批準，由中紀委、中組部、中央警衛局派人在 7 月 16 日晚，分成三組，對汪東興、張玉鳳、李納三家住宅，采取了突擊性查訪，責令這三人立即交出私藏的中央檔案。
汪東興交出涉及其自身的三份檔案材料
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三次談話中，說汪東興是“魏延式的管家”、“野心不小”，“不宜留在核心層”等。
（據張玉鳳說：“在‘四人幫’被捕後的第二天晚上，華國鋒、汪東興召見我，說：‘主席生前是最信任你的，他的有關講話、指示的檔案交你保管，要以生命來保管好。沒有我和東興同意，不能動。’汪東興提出要審查一下檔案有否外泄，有否缺少。我把檔案資料給了汪東興二十二份。過了一周，汪退還給我十九份。他說：‘另三份，中央政治局要用來調研’。大約過了二周，我問汪：‘什麽時候交回那三份檔案？’汪答：‘已交給華主席，你不要過問。並要我思想有過準備，交代和四人幫、毛遠新等人的關係。’”）
張玉鳳交出十九件毛檔案材料
毛預言死後一年內會有政變
張玉鳳所收藏的十九份檔案，記載著毛澤東從 1975 年 12 月以來，為身後人事安排、權力分配，焦慮重重，可以看到毛澤東對誰都不信任，處於舉棋不定的狀態。以下是部分檔案的摘要：
1975 年 12 月 16 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風說：
“我走後，不用一年，會有政局翻天覆地。……結果無非三種：走資派重新上台；右派勢力翻天；軍事政變，內戰展開，一打，十年八年不會有結果。”
1975 年 12 月 25 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我還沒有走，已有多個派要搶班奪權。主席一職，總會爭的、鬧的，互不買賬的，曆來如此。我走前開個黨組織會議，人選要定下。登奎就是好人才。”
1976 年 2 月 25 日，毛澤東對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說：
“……接班人選搞不好，會有內戰，搞不好有反複。我看紀登奎、華國鋒、江青，還有毛遠新，都能做。但很難做好。”
1976 年 4 月 12 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國鋒不是黨主席的材，他軟弱，怕事，對黨很忠誠。江青做主席，老的不會服。她得罪人不少，也過於自負。要問一問軍隊意見，很重要。”
毛恐鞭屍囑將遺體火化
1976 年 6 月 7 日，毛澤東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我在世的時間不多了。對文化大革命、對江青、對一批幹部的怨債，這三件事要搞反攻倒算。清明追悼總理是在批鬥我，……，死後還要鞭屍。火化、火化，不留死屍。”
毛澤東最後擬定兩份接班人名單
1976 年 7 月 2 日，毛澤東用手示意汪東興退出後，對毛遠新、張玉鳳說：
“擬二份名單留著，由你（指張玉鳳）保存，到時候交國鋒在會上宣讀，他是第一副主席嘛！”
這兩份接班人的名單是：
一份是：江（青）、國鋒、紀（登奎）、毛（遠新）、陳（錫聯）；
另一份是：毛（遠新）、國鋒、紀、王（洪文）、陳（錫聯）。軍隊老將不服江。江上，要國亂。
《曆史的真相——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的若幹回憶》
據 2004 年 5 月《動向》雜誌透露，近日，張玉鳳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個人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暴露了若幹重要曆史事件的真象。據張玉鳳稱：這些談話記錄資料，在毛澤東逝世後，是交給警衛組長保存的，直至 2002 年 10 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才要回來自己保存的。張聲稱：當初將這些資料轉移，是怕江青、汪東興要拿走。《曆史的真相》發表後港台期刊和大陸網站多有轉載，未見官方機關和汪東興、毛遠新等知情人辟謠和否認。筆者反複閱讀研究，認為是可信的。僅舉一事，這份材料的最後，談到了毛澤東指定的政治局常委名單，最後一名竟是張玉鳳。這件事情張玉鳳是不敢編造的。說出來除說明毛澤東晚年政治上的荒唐外，給張增加不了政治上的榮譽和物質上的利益，如果造了假對她的損害將是致命的。她敢這樣公布出來，極大地增加了材料的真實性和可信性。
2004 年 5 月 20 日廣州《老人報》第 6 版注銷《喬冠華被“四人幫”內定“副總理”之後》一文，稱“ 1976 年 10 月 6 日，‘四人幫’被捕，外交部反對喬冠華的人馬上貼出大字報，說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替‘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幫’時，從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組閣名單，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擬定的，上麵有王洪文批改的筆跡。”因此，這份名單的來源不容懷疑，隨即在報紙上公布。
“四人幫”被捕後查獲一份江青內定的中央領導人名單
一、黨中央主席：江青
副主席：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
政治局常委：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謝靜宜、張秋橋、王秀珍
政治局委員：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謝靜宜、張秋橋、王秀珍、遲群、劉湘屏、陳阿大、莊則棟、喬冠華、黃金海、於會泳、浩亮
共青團中央書記：黃帥
二、全國人大委員長：王洪文
副委員長：馬天水、殷承宗、楊春霞、劉長瑜
三、國務院總理：張春橋
副總理：姚文元、謝靜宜、王秀珍、陳阿大、馬天水、莊則棟、於會泳、黃金海、喬冠華、浩亮、劉湘屏、遲群、劉慶棠
國防部長：王洪文；公安部長：祝家耀；農林部長：徐景賢；財政部長：金祖敏；教育部長：張鐵生；文化部長：楊春霞；衛生部長：劉湘屏；對外友協主任：章含之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馮國柱
江青根本不尊重毛澤東的意見，將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等都排除在領導核心之外，這就隱藏著極大的政治危機，逼著華國鋒、汪東興先動手。
揭開毛澤東稿費的內幕
關於毛澤東的稿費問題一直是豐澤園（中南海毛澤東的故居）的宮廷秘聞。在毛澤東去世 30 年後的今天，能夠公開，能夠解密，能夠在一定範圍內議論，無疑是社會的進步。
2003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直機關工委就《毛澤東選集》新版的稿酬，外文版稿費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向國務院請示，這方麵的內情才露端倪。
截至 2001 生 5 月底，毛澤東的稿費已達 1 億 3121 萬人民幣。至今又已六年過去，當又增加不少。
汪東興為什麽敢於違抗毛澤東的“旨意”？
——汪東興還是“摸透”了毛澤東的秉性
1967 年 12 月，“文革”初期，毛澤東曾查問過稿費情況。當時是 570 多萬。他曾在“五百”兩字上畫了圈。批曰：繳黨費。結果沒有執行。
編者的話：
為什麽沒有執行？這叫“演戲”，是毛澤東又一次想“立牌坊”。既然毛澤東已有明確批示，在那個“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誰敢不執行。豈不罪該萬死。身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這個當代的“大太監”，居然敢於違抗“旨意”，拒不執行。這就是毛澤東時代的“宮廷密訣”，汪東興“摸透”了毛澤東的秉性，知道他的主子意圖。拒不執行，是為了迎合主子的真實意圖，即毛澤東的內心世界。
寫到這裏，想起了當年調張玉鳳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事。
原來張玉鳳最初在毛澤東專列上僅僅是一般的乘務員，有一次被毛澤東看見後，就在一張白紙上連續寫了幾個“張玉鳳”的名字，這一情節被汪東興發現後，就馬上將張玉鳳調到毛澤東專列車廂裏工作，每天直接侍候毛澤東。以後又從專列，調入中南海，作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最後成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從中可以看出汪東興不愧是貼身的“大太監”。跟慈嬉太後身邊的太監李蓮英相比，絕不遜色！
可惜，這是發生在所謂世界上最先進組織的共產黨黨內最高領導層內部的事，確實是十分可悲的！
毛澤東是怎麽支配他的稿費的？
按照毛澤東的批示，既然他認為應該把稿費的“大頭”上繳黨費，給自己留下的隻是一個“零頭”。但此後毛澤東在動用他的稿費時，就沒有什麽“零頭”的概念了。謂予不信，且看他是怎麽支配的：
1965 年至 1976 年 5 月，毛澤東先後九次提出 38 萬元和兩萬美元（約合人民幣 16 萬）給江青。
從 1965 年至 1976 年 5 月，毛澤東先後五次提取 15 萬給張玉鳳。還送給護士吳某 2 萬 5 千元。曾先後給汪東興 4 萬元。
不算別的，僅這三筆賬，就把他留下的“零頭”掏空了。何況他還幾次給黨外人士（如章士釗、程思遠等人）。這一情節說明毛澤東對“大頭”（指“上繳黨費”一事）並沒有按照他的“旨意”執行，他是一清二楚的。這也就活脫脫證明毛澤東是地地道道的“既要當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人。
2005 年夏，李納、李敏又從毛澤東稿酬中領取 2000 萬人民幣，每人 1000 萬元。
為什麽毛澤東的稿酬能免稅？
本來中央曾有意見：毛澤東著作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的稿費不是留給家屬的。江青先後五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要求提取 5 千萬給兩個女兒和家屬；遭到拒絕。李納、李敏申請過，中辦先後給她們兩人 200 萬。
關於是否要納稅的問題，國務院對請示的答複是三點批示：一、作特殊處理，以不納稅為準；二、作為黨的資產；三、如毛澤東的親屬要領取，原則上按照以前的政策辦理。
編者的話：
在“納稅”問題上，在所有法治國家都不存在什麽“可以不納稅”的“特殊處理”問題；這是公民的義務，也許這就是所謂“中國的特色”。可是，這是帶有強烈封建色彩的“特色”，是暴力專製主義的衍生物。而國務院的答複又是在毛澤東死了以後的事，也就是在步入改革開放年代的事，豈非咄咄怪事！由此可見，毛澤東的陰影始終揮之不去。從這一視角看，不徹底還毛澤東以本來麵貌，而要想步入民主法治社會是不可能的。
眾人評說毛澤東的稿費問題
丁遠先生認為：“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組”的江青、張春橋向毛澤東請示後決定：取消稿酬製度，一律不發稿費。而對毛澤東的稿費收入特許不納稅。這是不合理，不合情、不合法的。
著名政論家邵燕祥認為：當時破例給一人巨額稿酬，性質屬於非法收入。他提出了“應作為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中，不幸遭迫害致死未獲得賠償者的撫恤金，以解決對所謂“走資派”平反進行了經濟補償，而對其它冤假錯案反而沒有補償的‘雙重標準’問題”。
資深新聞工作者丁弘如是說：
“全國隻對毛澤東一個人發稿酬，這是他個人問題嗎？恐怕不是。是媚上不便不發。發到 500 多萬時，毛澤東覺得不太好，說繳黨費吧，但沒有人執行。也可能覺得他不是‘拒收在先’。果然不執行也就算了。……按理，隻給毛澤東一個人發稿酬，別人都沒有，他何以麵對國人？這是以常人的角度進行分析。錯了，錯了。毛澤東不是常人，而是已被神化的偉大領袖，……至於稱‘萬歲’又是和過去一樣的。……至於說‘慎獨’，這要求怕是太高了。”
“認為‘把稿費隻發一個人，並無不可’。證明當時的道德底線！‘幾十年間，毛澤東居於君和師的地位’（馮友蘭語）。所謂‘君和師’是封建社會國人頂禮膜拜的‘天地君親師’中的‘君和師’。毛澤東並不諱言。……既如此，抓住一樁稿費小事作評說，是否已屬多餘？……”
“問題在於我們標榜什麽？我們標榜馬克思主義，提倡‘毫不利己一專門利人’，還致力於‘社會主義’。以此對照‘言’、‘行’，天壤有別，這就是問題了。”
編者的話：
丁弘先生這一翻宏論，無疑是正確的，無可辯駁的。但對毛澤東提出這樣要求，似乎是“對牛彈琴”。他是什麽人？是當代的秦始皇，是暴君。不錯，他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但是撕掉畫皮，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治騙子。
丁弘又說：
“‘文革’中，罷黜百家，獨尊毛著，且隻給一個人發稿酬，這樣的事，在一個民主、法製的國家會發生嗎？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發生嗎？在人民的‘共和國’中應該發生嗎？當然是不應該發生的。是不是有哪個資本主義國家發生過這樣的事？有此可能嗎？
編者的話：
丁弘先生向我們提出了一係列問題，發人深省。資本主義國家不會發生的事，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發生的事，但卻卻在毛澤東領導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裏發生了。這是鐵板頂頂的事實。這究竟說明什麽問題呢？唯一的答案是：這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國家蛻變了、變質了，她被毛澤東演變為“封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一切反常的事情，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問題的症結就在於此！
一點說明
本文的史料係引自丁弘寫的《論毛澤東現象和其它》一篇長文（見強劍衷主編《曆史大趨勢》一書第 476 — 536 頁）。本文除最後幾段是直接摘錄丁弘的原文外，其它都采取摘編的形式。所有的小標題是筆者加上去的。
猩猩相惜——毛澤東與波爾布特
2008 年 4 月，北京出版的《炎黃春秋》與廣州出版的《同舟共進》的第四期分別發表了有關波爾布特的文章，前者的題目為《波爾布特：並不遙遠的教訓》，後者的題目是《又見〈紅色高棉〉》。
這兩篇文章在同一個月發表，是巧合，還是特殊內涵，值得深思！波爾布特在柬埔寨當政的年代（ 1975 春到 1978 年底，曆時三年另八個月），犯下了罄竹難書的滔天罪行。波爾布特早已臭名昭著，遭世人唾罵，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在我國的雜誌上曆數他的罪行，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為什麽還要聯係中國實際來做文章，這就是兩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兩文都比較長，這裏隻摘編其中有關值得反思的內容。為了醒目一些，小標題是筆者寫的，但其主要內容則引自兩文。
《波爾布特罪行館》與“文革博物館”
在今天柬埔寨首都金邊建立了一座《波爾布特罪行館》，後一篇文章的作者在陳述參觀“罪行館”之後，提出如下的沉重反思：
“曾經遭受‘文革’浩劫的中國已經以改革開放的態勢高歌猛進，但至今沒有建立可以公開開放的‘文革博物館’。首倡其議的巴金老人已經作古，他那顆燃燒著痛苦的心，未能安息下來吧。而這，並不僅僅是巴金老人的夢與痛！”
不言而喻，作者的觀點是極其顯明的。寫本文的意圖在於促進中國人民期盼已久的“文革博物館”能盡快建立起來！可是到目前為止，還停留在“忌談文革”的狀態，似乎讓我們子孫後代永遠忘記這一在神州大地曾經付出了極其慘痛的、血淋淋的局麵，無疑這是十分可悲的！
為什麽在柬埔寨能夠建立“波爾布特罪行館”，而在中國就不敢建立“文革博物館”？何況又不是什麽“毛澤東罪行館”，究竟怕什麽？作為一個有良知的老共產黨員（解放前在地下入黨的黨員）怎麽也無法理解！
毛澤東盛讚波爾布特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提供兩個有關重要情節。一是：
“在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刻，他（指波氏）又來到中國，這一次毛澤東接見了他，親授‘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並向他推薦姚文元寫於 1974 年的兩篇受他激賞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麵專政》和《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另一是：
“ 1975 年 6 月— 8 月，在中國已經病重的周恩來在醫院三次會見波爾布特，苦口婆心地勸告他們不能這樣做，共產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澤東卻盛讚：‘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
波爾布特因此而驕傲地宣稱：
“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從柬埔寨學到很多經驗。”
“你們做到了我們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情”毛澤東這一句話倒是一句大實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所作所為，正是他靈魂深處想追求的目標，可惜沒有能夠做到，對毛澤東來說，是留下了遺憾。從這一角度看，中國人民也算是萬幸的。
應該說：毛澤東與波爾布特屬於同類。這才是事物的本來麵貌。
毛與柬共達成的一份充滿血腥的協議
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透露了至今極為絕密的出賣僑胞的罪行史料，讀後令人痛心、憤慨。現摘錄原文如下：
“在波爾布特大屠殺的年代中，柬埔寨的華僑和越僑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難。……柬埔寨的華人在 1975 年紅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約有 60 萬，而在 1979 年暴政結束時隻剩下了 30 萬。朗諾政變之初，中國大使館曾通知華僑幹部去‘解放區’參加柬埔寨革命，組織關係留待中柬兩黨日後協商解決。一千多僑幹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區’，加入柬人民抗美鬥爭。實際上，柬共並不歡迎這些華僑幹部，因此北京方麵決定並宣布：中國共產黨和柬埔寨共產黨已經取得協議，決定將柬埔寨華運組織的全體成員移交給柬共。也就是說，柬埔寨的華僑、華人今後將由柬共掌控。所以紅色高棉幹部經常對華僑、華人說：‘中共已經把你們全交給我們了！’而紅色高棉掌握政權後立即開始宣傳，‘華僑都是資產階級，有史以來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在 1975 年 4 月金邊大疏散的 200 多萬人中有大約 40 萬華僑。那時他們根本不可能向祖國的大使館求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柬埔寨問題專家愛德華茲說：‘波爾布特夢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農民為主導的社會主義，華人在種族和意識上都不符合這一模式而成為整肅的對象。到了 1976 年，柬共內的華僑幹部被屠殺殆盡。”
從上述摘錄的史料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究竟是誰讓波爾布特膽敢如此肆無忌憚地殘害我們的僑胞？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毛澤東！
中共與柬共簽訂的出賣華人的協議，如果沒有毛澤東授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國內毛澤東自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由波爾布特在柬埔寨代勞了。
在上述文章中，還提到一個在國際外交史上的可憐又可笑的鬧劇。現摘錄供欣賞如下：
“在越軍入侵過程中還出現了一件在古今中外的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國大使館在大使迅剛的帶領下居然追隨波爾布特殘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軍的追擊下連續多日行軍，並在雨中睡覺。後來在森林裏搭起三間草屋作為臨時‘大使館’，靠吃象肉和野生動物為生，堅守外交崗位 47 天，七個人差點餓死和病死（摘自 2005 年 1 月 15 日《揚子晚報》）”
毛澤東與波爾布特稱得上是一對難兄難弟，但這一外交史上的奇特現象，是發生在 1979 年的初春，也就是說發生在毛澤東去世後的二年半的時間裏，雖然已經步入改革開放的年代，怎麽還會出現這一不可思議的蠢事、怪事！這是不是說明毛澤東的幽靈不散！
在倒劉後，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
辛子陵最近寫了一篇題為《打開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碼—毛澤東傳位心路追蹤》這又一篇震撼人們心靈的大作。他是研究毛澤東的又一位具有國際影響的著名人士。他寫的《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暢銷全球。
“心路追蹤”一詞似乎帶有某種主觀判斷的成分，但由於作者掌握了極其豐富的有關毛澤東本人政治曆程的信息，再加上嚴謹的邏輯推理。因此，他的這種判斷是可信的。
這篇文章要講的核心問題，即是本節標題：“在倒劉後，毛澤東要找的不是‘接班人’”，而是“輔佐大臣”。那麽，究竟誰是毛澤東心目中的接班人呢？作者以大量內部史料回答了這個問題。至於為什麽要“倒劉”和為什麽要物色“輔佐大臣”來輔佐毛澤東的接班人呢？這是作者又一個必須交代清楚的問題。隻要我們認真研讀本文，都可得到清晰的答案。
筆者受本文的啟迪，開闊了視野，發現毛澤東晚年給民族帶來大災難的悲劇是兩個“政治鏈”—第一個“政治鏈”是《反思錄》（上）談到的：從 1956 年處於“逆境”（指同年 4 月在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的“冒進”建議被否決， 9 月“八大”通過反對個人崇拜的《決議》和在《黨章》中撤銷“毛澤東思想”命題，這些都意味著毛被趕下“淩駕寶座”。）到 1957 年為了打“翻身仗”，以發動“反右”為“突破口”，緊接著乘勝追擊，以反“反冒進”為名，狠整周恩來，從而使毛澤東重新登上了“淩駕寶座”。但他並不就此罷休，以所謂“‘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狂言，發動了一場禍國殃民的“大躍進”。一年後“大躍進”惡果顯露，開始糾“左”， 1959 年彭德環出於公心在廬山會議上書毛澤東，被毛誣為“反黨綱領”，打成“反黨集團”，進而掀起一場全國範圍的“反右傾”運動，從而導致三年餓死 3700 萬人的大災難。這是第一個“政治鏈”。第二個“政治鏈”就是本文所闡明的：從為推卸餓死人的罪責，而最後導致“十年浩劫”。毛澤東以所謂“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的名義，自封為“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代表”和所謂“人民的大救星”，而把劉少奇打成“反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代表”和所謂“人民的罪人”。這樣就把餓死 3700 萬人的罪責，輕輕鬆鬆地堆在劉少奇的頭上。這兩個“政治鏈”，最後結成一個完整的“政治鏈”，這就是從 1957 年的“反右”一直到 1976 年 9 月離世，這整整 20 年搞了一連串政治運動、炮製了一連串“冤案”（無一例外、全是冤案）；使國民經濟兩次瀕臨崩潰邊緣；餓死 3700 萬人，僅僅“十年浩劫”的“非正常死亡”就達 2 千萬，受迫害人數達一億人（葉帥在一次講話中提供的信息）。至於民族精神的扭曲和人民素質的滑坡更難以估量。這就是作為執政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向全黨、全國人民交出的一本“政治賬”！
劉少奇在當年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劉少奇是把自己與毛一起擺進去的，共同承擔責任；可是這句話對毛澤東刺激太大。對毛澤東說來，“要上書的是你劉少奇，我毛澤東決不能以‘人相食”上書，而必須以‘人民的大救星’上書。”通過“文革”，毛澤東終於實現了他的如意算盤。但是，鐵的事實終究會戰勝無恥的謊言。在毛澤東離世後 30 年，或者說在餓死人大慘案發生後的 50 年，作者所寫的本文和他的另一本巨著《千秋功罪毛澤東》一書中的《共產主義地獄》上、下兩章以及楊繼繩的《墓碑》，終於徹底揭開了當年慘案的真相。
為此，現將該文摘要於後，以拓寬我們的視野，更深刻地了解毛澤東的內心世界。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如狂飆突起，把全國人民吹得暈頭轉向，也把全世界的觀察家們驚得目瞪口呆，不知毛澤東要幹什麽。許多善良的知識分子都是從正麵意義上理解毛澤東的。認為他的本意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要發動群眾改造黨，監督黨，使黨革命化和民主化。這曆史的一幕過去了四十多年之後，留下的浩瀚的決議、文告、公報、聲明、社論、傳單、大批判文章以及各種不同角色的當事人的回憶錄，仍使人眼花繚亂，撲朔迷離。“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毛澤東就是要把他的真實意圖深深地掩藏起來，這個目的他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例如至今有人說毛澤東充滿了高尚的動機，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黨集團把事情搞亂了。其實，返璞歸真，事情原很簡單，毛澤東要掩蓋三年大躍進（主要是餓死三千七百五十萬人）的錯誤，又犯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人相食，你我要上書的！”劉少奇這話對毛澤東的刺激太深了。要使自己死後不被清算，靠劉少奇是不行了。至於林彪，隻是打倒劉少奇的一根棍子，……。他玩接班人這張牌最終是要傳位於江青、毛遠新，隻有自己的夫人、子侄才靠得住。這已為姚文元、張玉鳳等披露出來的可信史料所證明。他披著最現代、最革命的理論外衣，做著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六百多年前幹的事情：為了讓江青順利接班，通過“文化大革命”，他把勳臣宿將幾乎全收拾了。十年浩劫，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像接力賽一樣換了一茬又一茬，繞這麽大的彎子，就是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傳到江青手裏，在毛晏駕的時候不失時機的接班。打接班人的牌，選輔政大臣，以革命的名義，完成家天下的布局，這是打開文化大革命這個黑匣子的密碼。
把禍國殃民的責任推給劉少奇
1961 年 9 月，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訪問中國。……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安排毛主席與蒙哥馬利會見事宜。當熊向暉談到：“蒙哥馬利……似乎想探詢毛主席的繼承人是誰？”時，毛澤東說了一段重要的話：“這位帥不了解，……這個問題， 1945 年‘七大’就明朗了。……到 1956 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的……。八大通過新黨章，裏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麽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劉少奇。……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來的。……誰是我的繼承人？……，一捅就破。”
第二天黃昏時分，毛澤東在東湖梅嶺一號會見了他。二位老人縱談天下大事，曆史人物。
“我認識世界各國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麥克米倫、戴高樂等。主席先生現在是否已經明確，您的繼承人是誰？”蒙哥馬利真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
“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毛澤東明確地回答。
蒙哥馬利回到英國就寫了一本書，列出專題披露毛澤東談自己的接班人是劉少奇的新聞，轟動世界。
在國內的轟動比在世界的轟動還要大，外交部將毛主席關於接班人的重要談話專印了一期簡報，發到全國地師以上機關，逐漸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知道了。
事後觀察，毛澤東作為一個深不可測的大權謀家，發表這個談話，而且公之於眾，有多方麵的意思，但就是沒有叫劉少奇當接班人的真實意思。
第一，他知道大躍進、公社化的後果非常嚴重，河南的、安徽的、山東的、四川的、甘肅的以及其它各省成千上萬、上十萬、上百萬餓死人的電報和報告，他都看了。總要有一個人對這一段曆史負責，對曆史、對人民作出交代。他在談話中強調劉少奇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言下之意，自己早就退居二線了，劉少奇要對 1958 年以來的一切錯誤負責。文化大革命中這個替罪羊的角色，早就給劉少奇安排好了。
第二，他要鼓勵劉少奇全力去整頓瀕於崩潰的國民經濟，恢複工農業生產。反正將來天下是你的，下一步我就要當名譽主席，“兩個主席都姓劉。”整頓不好，亂下去，是你的事情。當劉少奇與周恩來、鄧小平夙興夜寐把國民經濟整頓好，全國人民有了飯吃的時候，毛澤東就改變了說法。 1965 年 8 月 3 日，毛會見法國總統戴高樂將軍的特使、國務部長馬爾羅時說：“像戴高樂和我這樣的人，是沒有接班人的。”
第三，他要打劉少奇的牌，控製林彪；又要打林彪的牌，控製劉少奇，讓他們兩個爭著忠於偉大領袖，爭著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讓他們互相指責對方對領袖不忠，而隻有自己才最忠於領袖。在這樣的操縱運作中，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比任何時候都牢固，都安全。
從後來的曆史來看，毛澤東發表這個談話起碼有這樣三層意思。不僅國際觀察家信以為真，被他哄騙了，連黨內高級幹部，也信以為真，被他哄騙了。
毛澤東號召各級領導幹部下去搞“四清”，遲遲推不動。為了落實主席指示，劉少奇叫組織部長安子文具體安排，並說：“不下去的不能當中央委員，不能當省委書記和地委書記。”全黨聞風而動，省部級幹部下去了一百八十多人。地委一級的幹部下去了一千多人。這給毛澤東深深地觸動：大權旁落了。
毛澤東認為黨政係統的幹部絕大多數是跟劉少奇走的，他寄希望於軍隊，希望軍隊幹部參加“四請”運動，幹預地方工作。當然不是像彭德懷那樣幹預，是林彪式的幹預。為此，他於 1963 年 10 月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要求軍隊幹部如羅瑞卿、楊成武等帶頭參加“四清”運動，並對林彪的身體表示關懷，隨信用他那龍飛鳳舞的毛體字抄了一首曹操的名篇《龜雖壽》，當時可能是僅憑記憶默寫的，他寫錯一字，寫成了《神龜壽》：……（略）
1964 年 3 月 3 日，毛澤東與林彪密談，據有限製地解密的《林彪日記》記載，林彪嚇了一身冷汗。林彪寫道：
“是福還是禍？毛囑：要我關注政局在變化，要我多參與領導工作，又問：上層也在學蘇聯，搞修正主義，怎麽樣？中國會不會出赫魯曉夫搞清算，搞了怎麽辦？
毛認為被人架空，這個人是誰？我吃了一驚，冒了一身冷汗。一場大的政治鬥爭要來臨。”
文革初期，劉少奇被拉下馬。 1966 年 9 月 23 日，按照毛澤東《我的一張大字報》定的調子，劉少奇否定了自己領導整頓國民經濟，製止餓死人的情況蔓延，使國家免於崩潰所做的全部工作。
1966 年 10 月 25 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有一篇講話，別有深意。他說：
“十七年來，有些事情，我看是做得不好，比如文化意識方麵的事情。想要使國家安全，鑒於斯大林一死，馬林科夫擋不住，發生了問題，出了修正主義，就搞了一線、二線。現在看起來，不那麽好。我處在第二線，別的同誌處在第一線，結果很分散。一進城就不那麽集中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所以，十一中全會對一線、二線問題，就做了改變。”
請讀者注意，毛澤東說，從 1949 年進城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十七年來，他都是處在第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都是別人提出來的，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損失一千二百個億，都是“第一線的同誌處理得不那麽好”，他老人家的責任有兩條，一是建議分一線、二線，二是過於信任劉少奇和鄧小平。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從上到下，打倒那麽多人，使那麽多人家破人亡，就是要使全黨上下，全國人民，都承認、都相信這一點。十七年來的一切錯誤，一切災難，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以謝國人，以謝天下。
林彪沒想到自己是二傳手
九大新黨章總綱明文規定：“林彪同誌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這算是毛澤東對林彪支持他打倒劉少奇的報償。過去一直說是江青積極主張把“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黨章，《林彪日記》說清了事實真相。 1969 年 3 月 21 日，林彪記載：
總理送來黨章草案定稿，把我列為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我心不安，向總理提出：“是否不妥？誰提的？主席意見呢？”總理告知：“是主席親自提議的，有指示。既然定了黨的副主席，當然是接主席的班，名正言順。”婆娘來電恭賀我是主席唯一接班人，又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捍衛我、保衛我的一套！話的主題還是要求安排她在軍隊擔任高職。”
把林彪是接班人寫進黨章，這是毛澤東與江青串演的一出雙簧。在討論過程中，根據毛的決定，江青積極鼓吹過是事實。……
這件事情可評可點。
第一，九大黨章對林彪的毛澤東接班人地位的法定，首先是對毛澤東終身主席地位的法定，毛澤東用曲筆在黨章中載明，他這個主席要當到老死。
第二，毛澤東想以此換取林彪集團對江青後黨的支持，特別是換取林彪對江青進入權力中心—政治局常委—的支持。
在毛澤東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接班人這個“接力棒”的傳遞過程，林彪隻是第一棒，要一棒一棒地傳到江青手裏，“革命”才算完成。……江青那樣賣力地吹捧林彪，是希望林彪投桃報李，提名江青為政治局常委，但林彪沒這樣做，隻提名黃永勝為常委，江青隻好自己出頭大鬧，黃永勝當常委她也得當。毛澤東是不能允許林彪在常委中有兩票的。最後拍板，兩個都不進。政治局常委由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五人組成。
九大以後，毛澤東要親自摸一摸林彪的底，看他能否與後黨合作，保毛家的江山。為此，他帶上張春橋，打破他從不看望下屬的慣例，親自到林彪的蘇州別墅看望林彪。寒喧過後，毛澤東單刀直入：“我年紀大了，你身體也不好，你以後準備把班交給誰？”
林彪竟一時語塞。心想我還沒有接班呢，怎麽現在就安排我交班？他沒有理解把他推上去是為了代替劉少奇，劉少奇倒了，他的任務就完成了，自己隻是個二傳手。
短暫的沉默後毛澤東又說：“你看小張（張春橋）怎麽樣？”這句最重要的話林彪並沒有聽懂。林彪繞山繞水地說：“還是要靠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這些從小就跟著主席幹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資產階級掌權。”
這是毛澤東與林彪政治上分道揚鑣的轉折點。近來一些學者進一步深究“九一三”事件，認為是毛澤東逼走了林彪，許多事實是可以成立、可以討論的；但不能說他是反毛的先知先覺。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林彪是助毛為虐的罪人。毛與林的鬥爭是兩個封建派係的矛盾，有成敗，無是非。……
全國奪權以後，林彪集團的勢力大大地膨脹了。在全國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一二把手中林彪派係的占了十六人。在大軍區正副職中有五十四人是林彪的老部下。九大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四野的也占相當大的比重。毛澤東掩藏很深的心機是建立毛家王朝，他最終的接班人是江青。林彪隻是“二傳手”，從劉少奇手裏把球搶過來，他的任務就完成了。林彪沒看清這一點，九大以後不是為建立毛氏王朝保駕護航，而是認真地要接班，立刻成了毛澤東建立家天下的巨大障礙。毛澤東為把第二個接班人拉下馬的鬥爭開始了。
毛林攤牌是在九屆二中全會上。
1970 年 9 月 22 日，在毛澤東廬山新別墅的書房裏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關於設國家主席問題，五個常委除毛澤東外，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都主張設，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
周恩來說：“如果設國家主席，又避免毛主席在外事活動中過於勞累，今後在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由國家主席授權其它國家領導人代理。”
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麽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
林彪沒多說話，附和大家意見。
這樣，五個常委中除毛澤東本人外，其餘四人都同意設國家主席，都同意毛再次出任國家主席。其所以出現這樣一個局麵，是因為毛四次公開講不設國家主席，他不當國家主席，背後又布置林彪發起動議推薦他當國家主席。大家對毛澤東的真實意圖沒有摸準。
據頗知林彪集團內幕的大陸報告文學作家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一書中披露，林彪在“九·一三”前夕曾對黃吳李邱說：
“我告訴你們一個事實。廬山會議前，是毛澤東自己親自對我至少兩次說到，他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國際上走走，擴大中國的影響，並提醒我發起這個建議。我是奉命做事。而且，你們知道，當時軍隊和中央黨政方麵的很多領導，都對那些秀才很反感。江青動員我，想和我結盟，推張春橋當總理。我看清了，如果張當了總理，以後江青就會當主席。我可以不接毛主席的班，但是我絕對不能在那樣一個女人下工作。”
這段話是理解撲朔迷離的廬山會議的關鍵。從九大開幕式上毛澤東兩次推舉林彪當主席團主席來看，毛兩次與林彪個別交談說“不想再當黨的主席了，要當國家主席”，是可信的。毛不當黨的主席了，自然是林彪當。所謂“可信”，是說這個話確實說了，不是說毛誠心禪讓；恰恰相反，這是毛誘使林彪犯“搶班奪權”錯誤的大陰謀、大陷阱。當林彪“奉命做事”，帶頭發起建議設國家主席，毛主席當國家主席的時候，毛澤東判定這是林彪個人野心的大暴露，林彪果然是要“搶班奪權”。搶哪個班？搶黨主席的班；奪什麽權？奪黨主席的權。毛澤東所看重的是黨主席和與此相連帶的軍委主席的權，不是那個虛君元首國家主席的權。因為毛私下對林作過承諾，把黨的主席讓給林彪，自己“當國家主席”，林彪堅持要毛當國家主席，就意味著逼他讓出黨主席的位置，毛澤東的雷霆之怒起自這裏。在廬山會議之後的南巡講話中，毛澤東說漏了嘴，泄露了天機。 1971 年 8 月 28 日毛澤東在長沙接見韋國清、丁盛、劉興元時說：
“我看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會議程和九大路線。”
“九•一三”之後，當毛澤東審定準備下發的南巡講話稿時，親自把講話記錄中對林彪“要當主席”的指控改成林彪欲“設國家主席”，有意混淆視聽。毛講話時，是講林彪要當黨的主席，但林彪在廬山講話並沒有表示出這樣的意向來，罪名不能成立，所以在審定記錄稿時改成“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這就引出一個新問題來，為什麽周恩來、康生提議設國家主席沒事，林彪提議設國家主席就成了反黨綱領呢？……在毛澤東看來，周、康提議設國家主席，讓他當國家主席，是善意的，沒有逼他交出黨主席位置的潛台詞，而林彪有這個潛台詞，是惡意的，所以林彪就成了“急於奪權”的野心家了。……
林彪認為，打倒劉少奇之後，召開九大選舉主席團主席時毛在大庭廣眾麵前動議林彪當主席團主席，把自己的名字寫入九大黨章，兩次向自己表示交班的談話，都是毛澤東真誠交班的表示。林彪倒不是輕信，他認為毛在大躍進中餓死三千七百五十萬人的滔天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全黨搞翻，毛應該比誰都明白：自己百年之後隻有林彪能壓得住台，能穩得住局麵。離開林彪的支持，就沒有毛澤東一貫正確的曆史地位。他不相信毛澤東會耍他，會給他下套。當他看清了毛的陰謀詭計的時候，憤憤地跟家人說：“你們不覺得他像個痞子嗎？太像了！如果我將來輸給他，隻會輸在我痞子勁不夠上。”
據王兆軍在《誰殺了林彪？》一書第二十章記述，林彪確實不想當國家主席，而準備當黨的主席。在廬山會議後毛澤東步步緊逼中，林彪對林立果說：
“老虎，我告訴你一句話，你記住了：我治理不了這個國家。不要說現在千瘡百孔，就是正常情況，我也不知道怎麽管理國家。這樣大的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和各種事業，都是非常複雜的。我不喜歡行政事務，不喜歡交往，身體情況也不好，不能管理國家。這就是我為什麽覺得委屈的原因，我有自知之明，從來沒想當什麽國家主席。”
“我隻懂得點軍事，對國家的統一、生產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很大的熱情，但是能力有限。我希望保持參與政治生活的權力，保障軍隊發揮正常作用，就行了。”
前一段話不當國家主席，說得明明白白；後一段話，說要保證“國家的統一……保障軍隊發揮正常作用”，顯示了要壓台、掌舵，當黨的主席兼軍委主席的意思。林彪就是準備這樣當接班人的。
在形勢開始逆轉，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前夕，……這時陳（伯達）、汪（東興）仍認為，毛林是不可分的，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不可動搖的，毛澤東寧可拋棄老婆，也不會拋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亂局，毛澤東之後隻有林彪能壓得住台。像毛那樣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在大局問題上是不會犯糊塗的；再加上毛澤東對江青小打小鬧的批評，更加深了人們這樣的認識。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毛澤東內心深處，是要把班交給江青，林彪隻是個“二傳手”，他的任務是把權杖從劉少奇手裏奪過來，傳給江青，當林彪攥著權杖不肯交的時候，毛澤東親自出麵逼林彪交出來；當然，他不會直接把權杖傳給江青，他要再找一個“二傳手”，一個他認為能在他殯天以後，自覺自願地把權杖捧給江青，把江青推上主席寶座的人。毛澤東既要搞“家天下”，又要不擔“家天下”的罵名。
對鄧小平的定位是“軍師”
1973 年 12 月 12 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八大軍區司令對調和鄧小平參加軍委任總參謀長的建議。 13 、 14 和 15 日，毛澤東在周恩來、葉劍英、王洪文、張春橋以及準備委以重任的鄧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談話，批評“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不議政。”他還說：“準備打仗！內戰外戰都來！我還可以打幾仗。”“一打起來就可以分清，誰是真正願意打的，誰是勾結外國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繼續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來，意在告訴大區司令們與周恩來保持距離。然後又說：“我給你們請了個軍師，此人就是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是政治局請回來的。”他還談到：“朱德是紅司令，整賀龍、羅瑞卿、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聽了林彪一麵之詞，所以我犯了錯誤。”
權為己用，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縱自如。這是封建帝王的統治術，也是毛澤東的統治術。“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他把劉少奇置於死地，把鄧小平保護下來；在鄧被打倒七年，嚐夠了無權之苦之後，又破格擢升他，讓他重新進入權力中心。憑這兩條，他認為鄧小平這次被起用，應該絕對忠於他，感恩懷德。在這種情況下，他又當麵表示對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周恩來，對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的不滿，把鄧小平稱為“軍師”，“軍師”者，諸葛亮也，反襯出對鄧小平信任之專，期望之殷。鄧小平比周恩來年輕，身體也好。毛澤東企圖讓周恩來淡出政治舞台，把鄧小平改造成為第二個周恩來，能挑起治國安民的擔子，又有辮子可抓，甘心永遠當第二把手。他希望鄧小平能夠與江青合作，他要依靠鄧小平治理這個國家，而把江青擺在鄧小平之上監國。換句話說，江青坐天下，鄧小平治天下。這是在鄧第二次複出後毛澤東的交班部署。
當時要整頓林彪統領多年的軍隊，尤其需要鄧小平的魄力和才幹。大軍區司令，所帶的兵，所管的地盤，都是一路諸侯，要有鄧小平這樣一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強的人，才壓得住，才統得起來。八大司令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陳錫聯、楊得誌）在劉（伯承）鄧（小平）指揮下戰鬥過。萬一出現反叛，鄧小平在調兵遣將應付危局上是遊刃有餘的。……葉劍英當了大半輩子總參謀長，在調兵遣將方麵也沒有鄧小平的優勢。老謀深算的毛澤東不僅要鄧小平代替周恩來，而且要他代替林彪。
毛澤東深知周恩來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礙。他要重用的兩個人，一個江青，一個張春橋，都是叛徒。這件事情周恩來知道。真要把周恩來逼急了，使出這一殺手鐧，可以一舉粉碎“四人幫”，將毛置於政治上非常被動尷尬的地位。毛無法向全黨交代，搞了八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了那麽多幹部，他依靠的就是這兩個叛徒，最後還要讓這兩個叛徒來接班，這是為什麽？搞得不好，毛澤東要翻車。這就是毛澤東一方麵施展陰謀權術整治周恩來，一方麵又總是留有轉圜的餘地，不把事情做絕的原因。毛“拉鄧排周”的策略是一相情願。早在鄧小平出來工作之初， 1973 年 4 月 9 日鄧小平夫婦到玉泉山看望周恩來時，周就對工作環境的險惡向鄧交了底，並告知鄧小平，張春橋是叛徒，但主席不讓查。鄧小平從一開始就沒想和“四人幫”合作。
毛澤東想把鄧小平和“四人幫”捏在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麵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壞了。
1974 年 4 月，聯合國將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這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聚會，本來應該周恩來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澤東“跟線不跟人”的指示，越過周恩來，叫王海容、唐聞生直接請示毛澤東。毛點名鄧小平出任中國代表團團長，並密囑王、唐，不要說是他的意見，由外交部提名寫個報告送上來。意在觀察周恩來的反映。讓鄧小平去聯合國亮相，是毛澤東向國內外發出的用鄧小平代替周恩來主政的信號。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討論外交部報告時，江青跳出來反對，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附議，其它人保持沉默。當周恩來得知讓鄧小平出席聯大會議是毛澤東的意圖後，積極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報告在 26 日得以通過。 3 月 27 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說：“鄧小平同誌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 4 月 6 日，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起程時，周恩來下令組織盛大的歡送儀式，並抱病到機場為鄧小平送行。
反對鄧出席聯大事件之後，又發生了風慶輪事件。事情的遠因要追溯到 1964 年，為了盡快發展遠洋運輸業，周恩來做出造船和買船同時並舉的決定，並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 1974 年 9 月底，國產萬噸級貨輪風慶號試航歐洲成功歸來，姚文元在宣傳上大做文章，並在新華社編的專供中央領導人參閱的《國內動態清樣》上發難，把周恩來的主張曲解為“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學”。江青寫下大段批語不指名地批周，說：這篇報道“引起我滿腔的無產階級義憤！試問，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是交通部確有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表態，而且應該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鄧小平隻畫了圈。 10 月 17 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逼鄧小平表態，並提出要揪買辦資產階級的總後台。鄧拍案而起，厲聲說：“這樣政治局還能合作？強加於人，一定要讚成你的意見嗎？！”說罷憤然退場。這是鄧小平複出後第一次和江青公開衝突。
1975 年 1 月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由鄧小平代行總理職權，對鐵路的整頓初見成效，人民進一步看清了誰是治世之能臣，誰是亂世之奸賊，鄧小平一出場就壓住了中央文革的風頭，使江青後黨感到嫉妒、惱怒甚至恐懼。經過一陣密謀策劃，他們舉起了反對經驗主義的旗幟，開始反攻了。……（略）
1975 年 5 月 3 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書房召開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抬鄧貶周；兼有批評江青的內容，給足鄧小平麵子，要江青團結鄧小平。……毛澤東說：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麽照樣搞呀？為什麽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曆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
毛澤東指示政治局開會對犯錯誤者進行批評，因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著不辦。直至 5 月 27 日，毛澤東指示鄧小平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從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鄧小平主持。
在江青 6 月 28 日的書麵檢討中有這樣的字句：“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誌們，更對不起小平同誌。”政治局會議結束後，毛指示江青到鄧小平家裏與鄧談心。
毛澤東給足了鄧小平麵子，很有點“托孤”的意思。他期待著“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丈”的回報，期待著鄧小平與江青聯手接管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國家，期待著鄧小平永遠甘當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寶座。他讓江青以“呂後”之尊到寬街鄧府談心認錯，就是要請鄧小平做當代的“蕭何”。江青屈尊造訪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鄧小平沒有迎接，也沒有送客，拒絕做江青的“蕭何”。
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一再頂牛，毛澤東對鄧一再挽留，總是留有餘地，總是手下留情，這使“四人幫”大惑不解。個中原因是毛澤東直到最後也沒有放棄爭取鄧小平站過來的打算。作為大政治家的毛澤東，他深知在他身後隻有鄧小平才能“鎮國家，撫百姓”，保證天下不亂。後來的事實證明確是如此。但鄧小平隻能當“軍師”不能當“主公”，他必須接受當今呂後—江青，作為後毛澤東時代的“主公”。鄧小平寧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這樣的條件，“扣”就結在這裏。
天安門事件後，一些堅決執行全麵整頓方針領導人萬裏、胡耀邦等被罷官批鬥，教育部長周榮鑫連日遭到殘酷批鬥，在 4 月 12 日的批鬥會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對鄧小平仇視的程度，那是遠遠超過對陶鑄仇視的程度的。為防止“四人幫”唆使造反派衝擊鄧小平， 4 月 7 日，毛澤東指示汪東興把鄧小平秘密保護起來。汪東興立即布置，讓警衛局馬上準備東交民巷老 8 號的房子，並要參謀滕和鬆作一安全轉移鄧小平的警衛方案，派警衛局處長東方安排一部不顯眼的汽車把鄧小平夫婦從寬街家裏秘密轉移到東交民巷老 8 號，孩子們繼續住在寬街。
毛澤東如此關懷鄧小平，並不是這位大獨裁者心地善良起來，如果殺鄧小平能夠穩住局勢，讓江青繼承大統，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鄧小平，看看他害死劉少奇時那份得意，那份偽善，就可以知道。四五運動是全國性的，毛澤東不知道驅散天安門的抗議群眾後，局勢會怎樣發展？他自己已經是風燭殘年，再沒有動輒“重上井岡山”的那種豪氣。真要全國大亂，“四人幫”壓不住陣角，還得請鄧小平出來收拾殘局。鄧小平的威望，經過二次複出後毛的鼓吹和整頓文革的亂局，已經是威鎮華夏。他在軍隊有深厚的基礎。……毛的權力基礎在軍隊，和四大野戰軍都鬧翻，他怕不得善終。據姚文元回憶：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門事件，毛澤東看了簡報，派了秘書到天安門了解情況後，說：‘悼念總理，歌頌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現代秦始皇了’；‘不要瞞我，矛頭是對著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債！誰說沒有政治後台？這個政治後台，你們都怕他嘛！他有社會基礎，有軍方保護。’”
讓江青“挑大旗”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防波堤。有這道防波堤在，毛澤東就在一個安全的製高點上，他不僅推掉了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的責任，而且繼續是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拯救人民於水火、打倒那些“走資派”的大救星。誰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毀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擔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的責任，所以他對保衛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澤東這種複雜的心理背景下，他選擇接班人首要的條件，就是能忠實地守住文化大革命這道防波堤，至於有沒有治國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擁護，都在其次；而生產能不能上去，經濟能不能發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個無關宏旨的“目”。他認為隻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擔當這個曆史重任，會抓階級鬥爭，會整治那些抓生產的幹部，不計個人毀譽，誓死捍衛他的一世英名。隻要家天下能夠建立，隻要兩代人的時間—由江青傳位給毛遠新—就能塗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淚，從根本上改寫中國現代史。
毛澤東傳位的計劃早就定了，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這張牌，是掩人耳目的晃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夠“托孤”輔政大臣，即毛澤東說的“軍師”或“好參謀”。毛澤東說過許多批評江青的話。……中央黨校教授金春明說：“我們在查閱檔案時卻發現毛主席還有很多話，如說江青等人反劉少奇、林彪是有功的，不要小題大做等。聯係到華國鋒引用的話，恰恰說明毛澤東並沒有認識“四人幫”問題的嚴重性，所以並不急於解決。……
其實，毛澤東真正的“親密戰友”是江青。在批《水滸》運動中，毛澤東亮出了對江青的真實看法，當著政治局成員的麵表揚她，在政治上給予充分肯定，說：
“江青鬥爭性強，階級立場堅定，這點我倆是一致的。她不會搞兩麵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團結人，所以吃了虧。她身邊如果有個好參謀，她是可以挑大旗的。”
還說：“我清楚，頑固派是反對她的，……說違反黨的決議。難道決議就不能改正嗎？決議也是有錯誤的。”毛這裏所說的所謂‘頑固派’指的是周恩來、葉劍英、鄧小平一幹人。
毛澤東在上邊一講，姚文元控製的報刊緊跟，采取一家發表多家轉載的辦法注銷《法家人物介紹·呂後》、《古代傑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等文章。說什麽“劉邦死後，呂後掌權。”……以至毛澤東死後粉碎“四人幫”之前，出現了各省紛紛寫信，擁戴江青為黨的主席的事情，中國差一點又退回到封建社會去。
……而毛澤東的“革命路線”，隻有讓“中央法家領導集團”主政才能夠堅持。這樣一來，接班雖比較順，但把毛澤東的真麵目給暴露了：他蛻變成為 20 世紀的劉邦，一個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你辦事，我放心”後麵還有話
周恩來去世後，毛澤東讓政治局討論總理人選。政治局提了三個人：華國鋒、李先念、張春橋。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增補江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這是由汪東興提議的，附和的人有張春橋、姚文元和吳桂賢。討論此議題時，葉劍英、朱德離開了會場，李先念不表態，華國鋒、王洪文、陳錫聯、吳德、紀登奎表示要請示毛主席。江青“謙虛”了一下，表示堅決擁護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當什麽副主席，繼續當批鄧的“過河卒子”。主持會議的華國鋒認真地記下了江青的話，並要列席會議的毛遠新把整個會議情況完整地匯報給毛主席。
1976 年 1 月底，毛澤東圈了華國鋒為總理，並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張和江青。據姚文元回憶：
“毛澤東還召見汪東興、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我，說：‘誰提江青為黨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誠，是汪還是張提的？誰提是誰在害她，逼我早死，你們要擁江，應該等我死後。’”
毛澤東欽點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準太子毛遠新激烈反對，認為華國鋒能力太低，主持個會連話都說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壓，說：“我就是要用這個沒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蕭何”了。他看中華國鋒無能力、無班底、無野心，有這“三無”，毛死後，他隻能把政權交給江青，是個最理想的二傳手。這是毛澤東心中的如意算盤。
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精神上受到很大打擊，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來日無多了。他不再繞山繞水，顧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後事明白交代。
據姚文元在回憶錄中披露，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曾多次提及身後班子的名單：
黨主席：江青；
總理：華國鋒；
人大委員長：王洪文或毛遠新；
軍委主席：陳錫聯。
毛還將這一名單詢問了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
“你辦事，我放心。”不是毛澤東傳位給華國鋒的遺詔
1980 年 12 月 3 日上午，在公審四人幫的法庭上，當指控江青有反黨奪權的野心，攻擊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時，江青高聲叫板，把全場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訴你們一件事。”她對靜下來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給華國鋒寫‘你辦事，我放心。’的話，”——她環顧四周，她的眼鏡成了法庭中照相機的焦點—“這不是毛主席給華國鋒寫的全部內容，至少還寫了六個字：‘有問題，找江青’。”結果，法庭大亂。江青在混亂中冷笑：“我無法無天。”陣陣鈴聲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聽席上的人們鼓起掌來。這掌聲是真心的喝彩，因為江青揭露了一個最最重要的真相：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華國鋒，華國鋒隻是一個有事向女皇請示的首輔大臣。先王對華國鋒辦事放心，不是華想怎麽辦就怎麽辦，是得請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辦，他才放心。這時姚文元作為主犯，張玉鳳作為證人都在場，如果他（她）們把毛最後擬定的要江青當黨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單公布出來，就把毛澤東的家天下的身後布局徹底揭穿了。
毛澤東最後留下的兩份“接班人”名單
毛澤東在“四五”事件後，傳位的安排又有變化。據張玉鳳回憶：
“主席從（ 1976 年） 4 月至 7 月中旬，思維還正常時，多次就身後黨政軍領導班子圈劃，但未有定論，憂慮政局會有劇變。主席是圈了、提了五個人名：
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
對此，毛遠新和張玉鳳都有記錄資料。
“主席在 1976 年 7 月 15 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我本人，提出毛後政治局常委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
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
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複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說：“老帥、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
毛澤東最後提出的兩個名單，把毛遠新列在首位，不讓王洪文、張春橋進常委，明顯是要拆散“四人幫” , 削弱江青的勢力，讓江青老老實實輔佐準太子毛遠新“繼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見 , 不聽毛澤東的，堅持要自己當“女皇”。
粉碎“四人幫”前夕，軍內流傳周勃的故事，巧妙利用毛澤東對許世友的談話，大造反對後黨的輿論。……（略）
這個典故在軍中流傳是對粉碎“四人幫”有利的輿論。江青不能團結鄧小平共事，破壞了林彪死後毛澤東的傳位交班布局，毛覺得江青終難成事，最後決意讓準太子毛遠新繼位，擔心江青不服，會串通王洪文、張春橋鬧事，所以不讓王、張進常委，意在拆散“四人幫”，使江青翻不起浪來。這是張玉鳳兩份名單的來由。但這導致了後黨集團的分裂—太後和準太子的分裂，華國鋒、汪東興和“四人幫”的分裂。毛認為毛遠新繼位是正統，憑他打下的根基，會有人像周勃“誅呂安劉”那樣，除江青後黨，保準太子毛遠新登基。
華國鋒和汪東興在葉劍英等老革命家的支持下在 1976 年 10 月 6 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毛遠新，徹底粉碎了毛澤東複辟封建主義、搞家天下的圖謀。不管華國鋒、汪東興的主觀意圖是什麽，在中國曆史拐點上使中國沒有墜入封建主義深淵，這一功不應該抹刹。在隨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葉帥帶頭擁立華國鋒為主席。文化大革命十年，毛澤東與全黨博弈，眼看完成了家天下的布局，但功虧一簣，最後他輸了。不管推舉誰出來當主席，隻要不是毛氏家族的人，都是曆史的進步。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澤東露出了長長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論，諸如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等，都成了騙人的鬼話。他頭上那些耀眼的光環，諸如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人民的大救星、偉大的領袖等等也驟然暗淡下來。
編者的話：
拜讀了辛子陵先生這篇宏文，大快人心。他不愧是研究毛澤東的專家。以大量內部史料為基礎，以嚴謹的邏輯推理為準繩，讀後令人口服、心服。正如他在最後所說：家天下的交班部署，使毛澤東露出了長長的封建尾巴。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成了騙人的鬼話。撕下畫皮，暴露出毛澤東的本來麵貌！
作家出版社的《延安講話》（手抄本）出爐始末
華夏快遞
南都周刊 2012-6-1
周至美
一篇 70 年前的文章， 170 個字， 1000 塊錢， 100 個作家，一本定價 260 元的手抄本出版物—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這個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計劃，激起了意料不到的波瀾。
4 個多月前的 1 月 18 日，作家出版社社長何建明寫了一封《特邀抄錄毛澤東手稿約稿函》，邀請一百名文藝界名家參與，分別抄寫《講話》片段，擬匯集成書，正式出版。
在約稿函中，何建明說，為紀念《講話》發表七十周年，作家出版社將“舉辦一次具有特殊意義的征稿活動”，“出版一本特別定製的宣傳紀念冊”。
隨著何建明的約稿函一同寄給百餘名文藝界名家的，還有請求抄寫的原文一頁、抄寫用冊頁本一冊和格式樣兩張。
“請您依其格式樣，以鋼筆按原文位置橫排書寫。抄後請留下您的簽名，並附五十字左右的個人簡介一同交付我們。在此，對您的墨寶和辛勤付出致以崇高敬意！”何建明說。
這便是在今年 5 月份，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何建明主編的《毛澤東同誌百位文學藝術家手抄珍藏紀念冊》得以出爐的機緣。
“抄寫費用現金 1000 元”
據該書的責任編輯王寶生表示，從春節前，他就開始給每一位抄寫者打電話，對方同意以後，才將約稿函、用於抄寫的三張稿紙、抄寫的段落以及抄錄費用（據多位作家表示，費用為現金 1000 元），稿費回執單等一並用掛號的特快專遞快遞給抄錄者。
據王寶生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透露，寄給作家的稿紙是編輯親自用圓珠筆畫好方格，作家簽名的位置都準備好了，“平均每位作家寫 170 個字”。如果比照目前每條微博 140 字的篇幅，這相當於一百個作家發了一百條加長微博。
抄寫者中的一百人，均是中國目前知名度較高的文藝家。其中有在《講話》前後去過延安的詩人賀敬之（《回延安》、《白毛女》作者）、周巍峙（代表作《中國人民誌願軍戰歌》、《十裏長街送總理》）、白刃、於藍、黎辛（曾任延安《解放日報》編輯，處理和發表多篇與座談會有關的稿件）、郭漢城等。
作家出版社在出版說明中說，有些人現在仍對“講話”原文記憶猶新，有些可以大段地背誦、默寫“講話”段落內容。他們的抄寫一絲不苟、工整認真，有些人甚至抄寫數遍。
“很多抄寫者對於這種形式特別認可。”王寶生尤其強調，“像於藍，親自聽過毛澤東在魯藝《講話》的報告。”
這一百人當中，當然也少不了在中國作協或中國文聯任過職的“大腕作家”。例如現任中國作協正副主席的鐵凝和陳忠實、莫言；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的馮驥才等人。
而像賀敬之、於藍等老同誌，除了抄寫一頁講話之外，還為此次出版題詞。如先後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代部長賀敬之的題詞是“中國解放區革命文藝精神永放光芒”。
曾任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的王蒙的題詞是：“青春萬歲。”這恰好也是他的代表作的書名。而於藍的題詞是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走出‘小魯藝’，到‘大魯藝’中去！”
在這一百人中，曾獲得中國文學界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的有 7 位，包括陳忠實、莫言、劉醒龍、張潔、劉玉民、徐貴祥和王火。其中唯一兩獲“茅盾文學獎”的張潔還為此書題詞“忠於藝術”。
若以出生地來算，來自江蘇省的作家最多，有 17 位，依次是山東省 15 位、河北省 14 位、上海 8 位，其中多人在地方作協或文聯任職。
黑龍江省作協主席遲子建雖然不在百位抄寫者名單中，但她也在 5 月 24 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紀念文章《生活照亮藝術》。
“在我心目中，毛澤東同誌是締造了新中國的偉大領袖，更是位博覽群書的傑出詩人。”在文章的開頭，遲子建這樣表達自己對毛澤東的崇拜，“作為一名來自基層的文學工作者，我想結合自己這些年的創作實踐，談一些學習《講話》的體會。”
“全書定價 260 元”
當然，這百名抄寫者中，也遺漏了當前活躍在中國文壇上的一些重要作家，如餘華、餘秋雨、王安憶等。
《南都周刊》記者曾撥通了王安憶的電話，王明確表示不會對此事發表評論。
王寶生跟《南都周刊》記者解釋，該書在出版過程中，聯係一些文藝名家時也頗為曲折。
“例如有些聯係人在國外，不方便郵寄；有的關掉聯係方式集中創作，因而難以聯係到；有的身體原因難以勝任（如《我的祖國》演唱者郭蘭英）；還有的聯係到但當時在山區不方便通信（如歌劇《劉胡蘭》選曲作者馬玉濤）。”王寶生說。
該書的編輯工作持續了三個月。作家郵寄回來抄本之後，出版社開始要製版。“要嵌字、去線。有些作家寫錯了字，會認真重新寫一個，我們會單獨把這個字拿出來。作家們都非常認真，比如賀敬之老師寫的很工整。”王寶生說。
至於為何采用了夾寄現金的方式支付稿費，王寶生解釋說是為了雙方的方便。
“這是我們對勞動的一種尊重，另一方麵，這裏麵每一位文藝家的字都不止這個價錢吧。不過，王曉棠（影片《野火春風鬥古城》中飾演金環、銀環。記者注）老師是唯一沒有要報酬的藝術家，她說，抄寫毛主席的著作，不需要報酬。”
“這本書在文獻整理上很有價值，從藝術上，讀者也可以欣賞到名人名家的手跡簽名。而且，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版本，印裝精美。”王寶生介紹說。
該書的裝幀相當精美，采用了瘦長的 16 開本，有盒裝外封，內頁分“版本”、“首版”、“重錄”、“抄本”四個部分。全書 325 頁，定價 260 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數為 3000 冊。
“版本”中選取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下簡稱《講話》）的 63 個封麵，含 36 版中文、 2 版少數民族（藏文、維吾爾文）、 25 版外文封麵。圖檔由榮膺“收藏毛澤東著作吉尼斯世界之最”稱號的張迪傑先生提供。
“首版”選用了 1943 年解放出版社（ 32 開、 42 頁）的影印件。
“重錄”是采用 1991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的版本，作家出版社 2012 年 5 月予以重錄。
“抄本”封麵是書法家歐陽中石的題字。據王寶生講述，他們之前找了歐陽中石，想讓他抄寫其中一頁，但歐陽中石說不能抄寫，於是改為幫封麵題字。
於是，在歐陽中石的題字之後，即是百位文藝家合力抄寫的版本，按照名單中的名字順序，每位作家抄寫一頁，並附有作家的簽名和簡介。
“有些後悔”與“無可厚非”
5 月 21 日，媒體刊發了《百位文藝家“抄書”紀念“延安講話”》後，引發坊間爭議。
一些參與抄寫的作家在事後表示“有些後悔”。如葉兆言在新浪微博上回應此事說：“有些後悔。不是把這事當回事，是太不當回事。在抄寫時，寫到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為人民大眾，既覺得好笑，又覺得慶幸，今天似乎已沒有這些詞匯了。”
5 月 23 日，作家周國平發表博客《紀念時我紀念什麽？》說，自己當初答應抄寫有“顧及情麵”的考慮：“當時略覺詫異，直覺告訴我，此事不該我做。但是，遺憾的是，這次我沒有聽從我的直覺，而是顧及了情麵。”周國平在文章裏說：“我想，該社的人我熟識，手抄一頁書也說明不了什麽，讓抄就抄吧。我還想，從我的角度來說，我也有紀念《講話》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長歲月裏曾經起過重大的作用。”
“卻不過情麵”，這是一個相對普遍的理由。
一位名單中的作家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訪時承認，作為圈子裏的人，總是有一些情麵的，人在江湖，誰都有一些難處。“坦率地說，我不想抄寫，我也沒看過《講話》，但不抄就得罪朋友，抄了，也不是我一個人。”
“人家把約請用特快專遞寄過來了，一看就是同誌們的一項工作，有時候得替別人想想，”作家梁曉聲在回應《南都周刊》的采訪時說，“雖然覺得意義也不大，不必做這種事，但是你想，支持一下人家的工作嘛。（不做的話）不就等於把人家的信件摔在人家的臉上了嗎？”
當得知記者要就手抄本如何出爐等問題進行采訪時，梁曉聲反問：“你們想做什麽呢？這件事，你要是問我《講話》是否還能指導我們現在的工作，這還像一個問題，這還像傳媒應該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告訴你，今天不能僅僅按照那個來指導當下的工作。”
在這本書中，梁奉命抄寫的《講話》內容是：“那末，什麽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 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
更多的認為此事無可厚非。
河南作家二月河說，他一開始並沒有在意，中途有人打電話催了他一次，“我覺得這件事沒什麽可以非議的。”
湖北作家、詩人熊召政認為，《講話》作為一個在黨的曆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曆史文件，紀念一下是無可厚非的，“抄寫這個就像抄寫唐詩宋詞一樣，真沒有想這麽多”。
名單中的一位作家也認為：“作為中國作協的一個出版機構，作家出版社做這個事情應該說是很正常的，無可厚非。”
池莉 5 月 28 日在騰訊微博上公開回應南都周刊記者說：“在我看來，紀念延座 70 年與我們每天都在召開的無數各種紀念會議沒有區別。我願意麵對和尊重曆史存在，也不拒絕重新了解，手抄一段文章也 OK ，至關重要的是怎樣認識問題，那就另當別論了。”
“作家的想法可以有反複，但我相信我們現在做的這個版本仍然會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版本流傳下去，也會成為曆史的記錄。”對於因該書引起的爭議，王寶生回應說：“我相信讀者和作家在見到樣書之前和之後，會有不同的認識，會和想象的不一樣。他們會理解我的初衷和立足點。對於《講話》本身，作家可以有自己的認識，但總體上，讓政治的歸政治，文化的歸文化，出版的歸出版。”
5 月 27 日，百位文藝家中韓少功做客湖南省作協主辦的“文學名家大講堂”，在毛澤東文學院做講座。
在回應南都周刊記者“對百位文藝家抄寫《講話》有何想法和觀點”的提問時，這名湖南籍作家強調說：“七十周年前的這個《講話》基本上是內行話；第二，它針對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思想文化的問題提出了一些針砭，針砭是對的。最後，如果我有機會對我的湖南老鄉毛澤東，包括對鄧小平、孫中山乃至對蔣介石這樣在中國現代曆史上做過巨大的努力的一些先輩人物表示尊敬，我覺得沒有任何值得後悔的地方。”
韓少功抄寫的講話內容是：
“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曆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麵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麵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鬥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 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鬥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