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曼恬當時憑借她的特殊關係,向江青寫密信告發天津的“二黑”問題,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從此上台,擔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核心小組成員、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成立市委後又擔任市委書記。
她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又調國務院文化組任副組長,來往於津京兩地工作。她為什麽到中央文化組任職呢?據吳德回憶,當年吳德兼任國務院文化組組長,由於把持文化組的於會泳等人都是江青的親信,吳德工作起來很困難。當時萬裏給吳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調到文化組來。萬裏說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親戚,能和毛主席見得上麵、說得上話。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吳德找她談了這個問題,提出文化組要請她兼職,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動,每星期來一兩次參加文化組的工作則可。她說她本人同意,但要請示毛主席。吳德說那是不是就由你給毛主席寫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麽意見。後來,王曼恬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組兼職的事情報告了,毛主席同意。這樣,王曼恬在京兼職,工作於京津兩地。據吳德回憶,王曼恬在文化組表現還是比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況,幫助解決了文化組的一些問題。有幾次於會泳、劉慶棠、浩亮等在文化組整人,王曼恬一說話,他們就縮回去了。
粉碎“四人幫”以後,於會泳等人接受審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問題成為重點。從1976年12月開始,市委常委開會清理自身的問題,每次都是解學恭先講,然後王曼恬講。市委先後召開過六次常委會、常委擴大會議和一次全委擴大會議,讓王曼恬講清問題,她講來講去,一些問題始終也說不清楚。王曼恬對於清查她的問題思想抵觸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辦公室服安眠藥自殺。當年市委書記都在市委大樓小院內辦公,每人一間小辦公室,一張單人床,中午在辦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時,警衛人員才發現王的辦公室緊閉未開,打開門後發現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醫院搶救,才沒有死成。
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殺,市委將王曼恬自殺未遂的情況和她的態度向華國鋒、黨中央作了報告,並提出對王曼恬實行隔離審查。報告發出後,市委隨即指定由市直機關黨委和市委警衛處負責人共同組成了20多人的看護小組,對王曼恬采取保護性措施。解學恭對看護小組提出三條具體意見:一是防止自殺,確保萬無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劃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給予適當照顧。
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問題調查小組。1月18日至26日,經市委批準,文化局、市直機關、文教係統、天大、南大等五個單位開大會對王曼恬進行麵對麵揭發批判。王曼恬於1月22日給解學恭寫信,說批判和報紙文章的調子越來越高,再加上對她實行看護,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員談家常、講故事的辦法,麻痹了值班人員。20時她向值班人員要了兩片安寧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時15分王熄燈並將門用方凳頂上。值班人員為防止意外,又將凳子搬開,將門半啟。20時15分王睡覺不打呼嚕引起值班人員懷疑,推門進屋見王沒有動靜,21時10分又拉亮電燈,見王用被子蒙著頭仍無動靜。21時40分,值班人員揭開被子見王臉色不好,懷疑其心髒病發作,找來醫生檢查發現瞳孔放大,呼吸脈搏已經停止,隨即采取藥物和人工搶救措施,但為時已晚。經醫生、法醫、現場檢驗人員確證,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條毛巾和床單邊緣布條勒在脖子上自縊身死的。
王曼恬自殺的當晚,市委書記王一、趙武成等都分別趕到現場。王一當晚在家裏已經服了安眠藥,在聽值班人員匯報時,他情不自禁地擺著頭。說:“我是第一次看到自縊的,聽說‘吊死鬼’都吐出舌頭,其狀甚慘。可王曼恬隻是臉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樣安詳。”原來她將毛巾、布條的一頭拴在床頭欄杆上,一頭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斷氣了。聽說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長,被審查時就是在床上用這種方法自縊的。王曼恬當時曾在該校擔任教務主任,看來她是了解這種自殺方法的。無獨有偶,時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醫的江青也是用同樣的方法自殺身亡。江青用幾個手帕結成一個繩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鐵架上,而後用被子和枕頭墊在腳下。
王曼恬自殺身亡後,相關人員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種資料。當年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給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電話記錄23份。她的主要問題,就是上述向江青寫密信製造了所謂1968年“二二一”事件,後果嚴重。其次是由於她在中央文化組兼職,經常給天津傳些上邊的小道消息,特別是1976年她積極鼓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再次就是她對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積極緊跟。當時市委把王曼恬定為“四人幫”死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