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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意新
【核心提示】
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並不關心農民的死活，隻在意他個人在毛澤東眼中的形象。1959 年2月，曾希聖已從匯報中了解到安徽各地的饑荒情況，同時他也收到了毛澤東關於“農民瞞產瞞糧導致糧食緊張”的指示信。在此情況下，曾希聖未做任何調查， 便在全省範圍內強製推行了“反瞞產”運動，這實際上演變為農村裏一場廣泛的抄家搜糧運動，導致大饑荒迅速加劇。1959年夏初，安徽省到處都餓死人，曾卻 隻聽取有“好消息”的報告，斷然否認饑饉和死亡已成為事實。從1958年10月起，曾希聖兼任鄰近省會合肥市的肥東縣縣委第一書記，結果使肥東縣在 1960年有81,550人死於饑餓。1960年，官方統計的安徽淨死亡人數是384萬。
令人驚訝的是，在1962年2月的中央“七千人大會”上，曾繼續否認安徽“大 躍進”時期發生了大饑荒的事實。參加“七千人大會”之前，安徽省代表團準備匯報的死亡人數是117萬，但曾希聖向劉少奇匯報時卻說，安徽總共隻餓死 40萬人。劉事先已閱讀了中央調查組的報告，深知安徽死人狀況嚴重。曾的謊報令劉少奇發了脾氣，劉批評曾在“捂”安徽的“蓋子”。在劉少奇的嚴厲批評下， 曾希聖在安徽代表團的最後會議中向劉少奇承認，安徽餓死人數為400萬。
【前言】
中國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大躍進”時期發生了嚴重的大饑荒， 各地農村都出現了大量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因饑饉而餓死）。但是，各地的非正常 死亡情況卻差別不小。例如，安徽省和江西省同為農業大省，同處華東，邊界相接，兩省的許多村莊、田地彼此相鄰，然而，兩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占當時人口總數 的比例卻相差懸殊，安徽省餓死的人口占當時人口總數的比例大約是江西省該比例的17倍。這一數據是人口史學家曹樹基提供的，他對兩地出版的縣誌中記載的人 口資料匯總後發現，從1958年至1962年間，安徽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總數為633萬，占該省人口的18.37%，而江西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總數為 18.1萬，僅占人口總數的1.06%。【1】原新華社記者楊繼繩對《中國人口》各省分冊中數據的計算結果顯示：1958年至1962年，安徽非正常人口 死亡數為226.28萬；江西為13.29萬。【2】由於原始資料的來源不同，曹、楊兩位統計的兩省各自的非正常人口死亡總數並不一致，但他們的數據都展 示出皖贛兩省的死亡率差異極大。“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在全國推行的是統一的政策，在同樣的政策條件下，兩省的人口死亡率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此外， “大躍進”中至少約有20萬安徽饑民逃荒到了江西，並在那裏存活了下來。【3】這就更令人感到疑惑：為什麽在江西的絕大部分人都有生存的機會，而安徽省當 時卻是一片饑饉的大地？
本文試圖通過對省級狀況 的具體研 究，來解釋安徽和江西兩省“大躍進”期間饑荒和死亡率的差異，主要依據是省一級的數據及近年出版的省級負責人傳記及回憶錄。筆者不尋求、也未發現可以用於 解釋全國各省“大躍進”造成饑荒及死亡的通用型解釋變量。筆者認為，農業自然條件、農業實物稅和省級領導的政治態度這三項因素的作用合在一起，決定了安徽 和江西兩省“大躍進”期間饑荒程度的不同和人口死亡率的差異。
一、如何認識“大躍進”時期大饑荒的發生及省際差異？
過 去10餘年裏，中國研究圈裏至少有5種試圖解釋“大躍進”及大饑荒為何發生的說法。第一種觀點是就事論事，說明食物供給量下降會導致卡路裏攝取量低於人體 的基本需求，人口死亡率也就比較高。【4】第二種說法稍微進了一步，采用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權益”（entitlement）學說，認為死亡的原因 是農民被剝奪了應有的食品權利。由於政府對穀物的控製主要用於支撐城市人口的糧食消費，很少考慮到農民口糧的需要，結果饑荒主要發生在農村地區。【5】第 三種看法指出，政府在勞動力和糧食分配政策上偏向了城市與工業，其結果是1959年糧食生產的失敗，農村裏隨後出現饑荒和死亡。【6】第四種觀點是，人民 公社的公共食堂製度鼓勵了農村人口的糧食過量消費，隨後造成了農村的糧食短缺和饑饉。【7】第五種觀點則把各地“大躍進”時期的死亡率差異歸咎於政治激進 主義。這一說法試圖用各省負責人的政治忠誠度和一個省的黨員在人口中的百分比來解釋死亡率的不同；黨員百分比低則非黨員幹部相對地多，意味著這些非黨員幹 部會更熱忱地執行激進政策來證明自己的政治忠誠以獲得黨員資格；一個省的省領導越激進、且該省的黨員百分比越低，那麽該省在推進“大躍進”政策時就可能越 積極，農村人口的公共食堂參與率就可能越高，死亡率也會越高。【8】
以 上說法都具一定的啟發性，但各有缺陷。張欣和文貫中指出：在1962年與1963年，農村的人均口糧與1959-61年居於同一水平，因此第一、第二、第 三種說法（“食物供給量下降”、“食品權益”和“城市偏好”）無法解釋為什麽饑荒沒有發生在1962年和1963年，而隻發生在“大躍進”年間。【9】顯 然，在各省的人均口糧水平於饑荒年和饑荒後的年份並無重大差異的情況下，很難得出結論說，糧食分配的“城市偏向”是農村人口生與死的決定性因素。對“公共 食堂”導致饑饉的說法也有爭論，林毅夫和龔啟聖認為，糧食過量消費主要發生在1958年後期，從1959年春開始大多數食堂已變得受人憎嫌並已無法全年運 作，所以1960年的嚴峻饑荒不可能是過量消費的後果。【10】至於“政治激進主義”的觀點，林、龔認為，它解釋不了人口死亡率的地區差異，因為各省的黨 員百分比雖有不同，但都“極低”，各省黨員百分比的差異幅度無法與各省人口死亡率的差異幅度相對應。林、龔提出用各省的“解放時間”（共產黨建政起始時 間）作為一個變量來修正政治激進主義理論，即一個省的“解放時間”越遲，“革命”曆史就越短，黨的根基便越淺，該省就更可能執行激進的政策，大饑荒的人口 死亡率會相對地高。【11】
其實，上述的前四種 說法因為 未做精確的省際比較分析，因此無法解釋“省際人口死亡率差異”（cross-province differences in death rates），而第五種說法（包括林毅夫和龔啟聖的補充觀點）隻不過提出了一些未經充分可靠驗證的假說。提出這些觀點的學者利用的主要是中國政府1980 年代出版的全國性人口與糧食的統計數據，其興趣主要在於建立經濟數學模型來詮釋“大躍進”的失敗和饑荒的發生。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官方數據並不可靠，需要 仔細調整後才可以使用。【12】“政治激進主義”認為，某些省份尤其是四川、安徽和河南為什麽會餓死較多的人，原因是這些省份在以激進著稱的負責人控製之 下。【13】但這一見解卻不能解釋，在那些省級領導人並不那麽“激進”的省份，為什麽同樣也有高死亡率。在山東省和甘肅省，其省委書記並未被持政治激進主 義觀點的研究者楊大利歸為政治“最熱忱”的官員，兩省的公共食堂參與率比許多省份低得多，但這兩個省餓死人的數量或非正常人口死亡率仍然居於全國前列。 【14】采用政治激進主義假說的學者也未對某一個或幾個省及其省級負責人作過任何個案研究，以致於他們的觀點事實上缺乏實例的佐證。張欣和文貫中注意到了 江西省在“大躍進”中未緊跟毛的激進政策，他們認為，該省“領導人邵式平是一個聞名的實用主義者，抵製了強加於農民的公共食堂製度”。【15】但張、文都 未提供細節說明邵是如何實用主義地抵製公共食堂政策的。實際上，在“大躍進”時代，邵是江西省長、省委第二書記，而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在政策決定方麵的作 用更為關鍵。
二、皖贛兩省自然條件之比較
就 農業自然條件而言，安徽省和江西省最顯而易見的差別是人口和土地的比例。安徽省麵積為139,600平方公裏，1851年的人口約為37,630,000 人；曆經晚清至民國的戰爭、瘟疫和饑荒，尤其是太平天國戰爭的影響，1949年該省人口下降到27,865,411人；1957年人口為 33,370,244人，其中91%是農村人口。【16】1949年，安徽省耕地總麵積為76,380,000畝，1952年增長到86,730,000 畝，1957年下降至85,550,000畝，1965年繼續下降至72,760,000畝。自1952年開始的耕地麵積持續下降，意味著從20世紀50 年代開始，安徽省的土地資源已無增長潛力以適應人口的增長。1957年，安徽省人均耕地為2.56畝，農業勞動力共13,270,000人，人均耕作 6.45畝。【17】
江西省與安徽省南部接壤，總麵 積 166,600平方公裏，比安徽省麵積大19%，但在1950年代早期，江西省人口僅及安徽省的47%到53%。1851年江西省人口為 24,516,000人，由於太平天國戰爭和1920至1930年代的國共戰爭，江西省人口到1949年下降到了13,140,400人。1957年江西 省人口數為18,514,500，相當於安徽省人口的55.5%，其中農村人口占87.8%。【18】1949年江西省有耕地35,480,000 畝，1952年耕地增至41,220,000畝，1957年增長至42,190,000 畝，爾後至1965年略有減少，為41,000,000畝。江西省1957年人均耕地2.28畝，7,140,000農業勞動力每人耕作5.9畝。 【19】雖然江西省的人均耕地和人均耕作麵積比安徽略少一些，但實際上江西省擁有大量潛在的土地資源。江西的農業可耕地總資源為2.08億畝，相當於全省 土地麵積的83%；而安徽省則為1.4億畝，相當於全省土地麵積的68%。【20】豐裕的土地資源讓江西省的農民在曆史上發生饑饉時可以靠開荒生存，這也 是江西省在“大躍進”造成的饑荒年代能夠接納50萬外省流入的饑民（其中大部分來自安徽）的原因。【21】更為重要的是，江西省有較好的土壤質量和水利條 件。在1950年代，江西省絕大部分農田土壤肥沃，70%以上的耕地可獲有效灌溉；而安徽省的中、低產田占全省耕地麵積的78%，水土流失問題嚴重，直到 1980年代中期，安徽省的水利設施也隻能有效灌溉其耕地的40%。【22】
由 於水土豐饒，江西的糧食產量一直較高。1949年安徽省的糧食畝產為63公斤，江西省為150公斤；1980年代中期，當安徽省糧食畝產提高到200公斤 時，江西省已達301公斤。【23】所以，盡管一個江西省的農業勞動力在1950年代平均耕種的土地比安徽省的農業勞動力略少，但卻可多收獲 50%-100%，這樣，江西省的農民家庭比安徽省的農民家庭比較容易維持溫飽。
自 然地理也對江西省的農業比較有利。從地貌條件看，安徽省平原占49.6%，山地占15.2%，丘陵占14%，台地占13%，水麵占3.4%，其餘是沼澤和 濕地。由於地貌特點及對林木的采伐，1950年代早期安徽省的森林覆蓋率僅占全省麵積的12.5%。皖北擁有安徽省49%的人口、36%的麵積，但森林覆 蓋率隻有0.1%。曆史上安徽省87%的人口居住在皖北和皖中的平原、低矮丘陵和台地地區；皖南和皖西的山區與丘陵占安徽麵積的28%，卻隻有13%的人 口居住在那裏。【24】江西省的山地占36%，丘陵占42%，台地和平原合計占12%，水麵占10%，其中包括許多湖泊、河流，還有中國最大的淡水湖鄱陽 湖。由於山地與丘陵多，1950年代初期，森林覆蓋了江西省40.3%的麵積。約37%的江西省人口居住在贛中至贛北狹小盆地裏的南昌和鄱陽湖周邊平原， 大部分人口則比較均勻地分散在全省的山區和丘陵地帶。【25】從皖贛兩省的自然地貌和人口分布形態來看，在“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期間，大部分安徽省農民 較易受到死亡的威脅，因為他們無法像大部分居住在山區和沿湖的江西人那樣依靠野生植被和水產作為替代性食品維持生存。
安 徽省的氣候條件也不如江西省。安徽省的耕地中60.1%是旱地，其餘是水田，小麥和水稻是兩種主要的糧食作物。該省年降雨量在700-1,700毫米之 間，不能充分滿足水稻生長所需的水量。每年的晚春和初夏，安徽省深受季風影響。如果北方幹季風的北撤速度緩慢，低溫天氣會影響安徽省早稻的及時插秧和正常 生長；而夏季的南方濕季風一旦前進過快，則降雨時節便會在安徽省提前結束，以致夏天多旱災；若南方濕季風在安徽省上空停留過久，可能導致過多的雨水，毀壞 應在夏初收獲的小麥。【26】總之，安徽省壞天氣的可能性比較大，小麥易歉收，大部分地區不適合種植水稻。
曆 史上發生的水災對安徽省的農業條件的不利影響很大，尤其是對皖北和皖中而言。1128年，黃河大堤因在宋金對峙中缺乏維護而破堤，河水奪泗入淮進入江蘇省 的洪澤湖。黃河改道給淮河帶來了大量泥沙，抬高了淮河河床；由於洪澤湖缺乏入海口，湖水盈滿後會反過來抬高淮河水麵，使淮河破堤淹向淮北平原。橫貫皖北、 皖中的淮河後來成為著名的災河。黃河改道攜帶的泥沙也造成了皖北平原和皖中地區土壤的沙化和堿化，令土地貧瘠，極大影響了農作物尤其是小麥的種植和生長。 1938年蔣介石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大堤製造洪水以阻止日軍進兵，導致皖北大部分地區成為“黃泛區”。【27】這些曆史事件遺留的後果對安徽省來說是災難性 的。1949年，淮河破堤，淹沒了1,290萬畝土地並造成了800萬災民；1950年夏，淮河再度破堤，受災土地3,160萬畝、人口998 萬；1954年的淮河大水災淹沒了4,945萬畝農田，造成1,537萬人受災。而在1951年和1953年，皖北、皖中又分別遭受旱災，1952年則遭 到澇災。安徽省中部和南部沿江地帶也分別在1949年和1954年遭到大洪水，許多圩田受淹。【28】頻繁的自然災害讓安徽人把安徽省的氣候與災害的關係 總結為：“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29】災害不僅經常摧毀農作物，還造成了安徽省糧食的低產和農業生產率的低下。1950年安徽省水稻的畝產 為131公斤，1952年安徽省小麥的畝產為37公斤；1950年和1954年，因淮河大水災安徽省糧食畝產低於200公斤。【30】這樣的產量和農業生 產率使得安徽大部分地區經常處於準饑荒條件之下。
相 比之 下，近現代以來江西省極少發生大規模自然災害，隻有1931年的長江大水災造成江西省有7,277人喪失生命，而安徽省在這次水災中的死難人口是 112,288人。【31】長江是唯一對江西省有較大威脅的河流，但江西省的地形是南高北低，長江隻流經北部省界的一段，不可能對江西內陸造成水災。與長 江相連的鄱陽湖更起著蓄水池的作用，在長江發水時可容納洪水。1950年長江泛濫，江西省幾乎未受影響；1954年江西省成功地抗住了長江大水災，無一人 餓死，也無一人逃荒。而在這兩次長江洪水中安徽省則損失嚴重。【32】
良 好的自然條件讓江西省的農業生產發展順利。江西省的年降雨量為1,300-1,900毫米，比安徽多；再加上較長的日照期和暖溫期以及大量的水麵，江西省 90%以上的耕地可種植水稻。江西省也沒有嚴重的土壤流失問題，農業單產相對比較高。【33】鑒於國家的糧食需求增大，江西省從1953年開始推行雙季 稻，至1957年雙季稻種植麵積已達全省水稻種植麵積的33.7%，大幅度增加了糧食的總產量。【34】而安徽省的雙季稻種植從1956年才開始推行，由 於該省大部分地區並不適合種雙季稻，1956年強製推行957萬畝雙季稻的結果是，雙季晚稻平均畝產僅為44公斤。【35】
比 較了兩省的人地比例、自然地理、水利條件之後，還需要比較“大躍進”時期兩省農業勞動力的狀況。許多人認為，1958年後期的“大煉鋼鐵”是農業勞動力短 缺的原因，但在皖贛兩省，實情並非如此。1958年8月8日，安徽省在省委大院裏建立了第一座小高爐，至9月底全省共有小高爐12,322座，99%的小 高爐容積在1.5立方米以下，無須大量勞力。在該年9至10月間，安徽全省共有240萬勞動力從事“全民煉鋼”，但到10月底，其中大部分已被遣返或解 散，因為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認為小高爐煉出的鋼質量太差。【36】江西的情形也一樣。江西省委將1958年9月定為全省的“鋼鐵突擊月”，組織了210萬 勞力，建立了近5萬座小高爐。經曆了9月至10月的“大煉鋼鐵”後，省委在11月3日宣布完成了國家下達的鋼鐵生產任務，“全民煉鋼”的熱情隨之減退，農 民各自回了家。【37】
“大躍進”期間，皖贛兩 省農業勞 動力短缺程度的差異源自各自水利建設耗用勞動力的多與少。江西省因其自然地理條件比較好，降水量分布相對均勻，並不需要建設大量的大型水利項目。在“大躍 進”期間該省雖然也完成了許多水利工程，但絕大部分隻是村一級的小水庫，隻需少量勞動力工作較短時間。江西省唯一的大型水利建設項目是“贛撫平原水利工 程”，始於1958年5月，完工於1960年4月，共完成5,400萬土石方，年度上工勞力為140,000人。【38】2年內14萬勞動力暫時離開農業 部門，並不至於對江西全省的農業生產造成重大的負麵影響。
安 徽省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從1951年起安徽省即開始建設大型水利設施，以控製淮河和長江的洪水。1957年10月，中央頒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安徽 省決定發起一場興修水利的運動。該年11月6日，全省組織了498萬民工上水利工地，至1958年2月24日運動結束時，共完成了24.3億土方。 【39】雖然這一水利運動隻是在農閑的冬季進行，但正如安徽的學者指出，冬季的長期大規模水利工程導致農民“勞累過度，體質下降”。【40】民工從水利工 地回家後仍需處理許多以往可在冬閑時處理的事務，結果他們在農忙季節裏更為忙碌。盡管安徽省1958年的氣候基本正常，但部分地區因水利建設導致農業勞動 力的短缺和勞累，該年全省糧食生產比1957年下降了13.83%（參見表1）。1958年5月“大躍進”發動後，安徽省決定在成千上萬中小型水利項目之 外，再建設幾項治理淮河和長江的大型水利工程。其中有兩大工程最為矚目：一項是皖北的“淮北河網化”工程，共須開挖10條運河、10萬條支河渠，總長為 12.5萬公裏，總計要完成10億土方；另一項是皖中的“淠史杭水利樞紐工程”，連接3條河流，須完成5.3億土石方，受益農田為1,228萬畝，相當於 安徽耕地麵積的14.35%。後一工程要在皖中、皖西的丘陵和台地地帶開山劈嶺，工程量非常大，【41】必須動員成百萬的農民來完成。從1958年11月 開始，皖北和皖中各地大量農民離開家鄉，步行上百公裏去水利工地。在1959年的大部分時間直至1960年中，安徽全省有500餘萬民工從事著水利建設。 淠史杭工程從1958年8月到1960年4月第一期工程完工，常年雇用民工達88萬。【42】當時的國家計委副主任安誌文看完淠史杭工程建設後感歎：“這 是世界上目前還沒有的大型灌溉工程！”【43】安徽省1958年的農業勞動力約為1,125萬人【44】，其中的44%（大部分是青壯年）間歇地或長期地 離開家鄉去水利工地幾個月乃至一整年以上，這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1959年該省糧食產量比1958年下降了20.79%（參見表1），發生農作物減產的 主要是大修水利的皖北和皖中，隨後這兩個地區成為大饑荒最嚴重的地區自非偶然。
表1：1957-1962年安徽省糧食產量、國家征購和糧食調出量(千噸) 
| 年度 | 上報中央 | 總產量 | 國家征購 | 占總產量% | 餘量 | 輸出 |
| 1957年 | - | 10,270 | 2,980 | 29.02 | 7,290 | 47 |
| 1958年 | 22,500 | 8,850 | 2,760 | 31.19 | 6,090 | 73 |
| 1959年 | 27,000 | 7,010 | 2,730 | 38.94 | 4,280 | 43 |
| 1960年 | 23,100 | 6,750 | 1,970 | 29.19 | 4,780 | 23 |
| 1961年 | - | 6,290 | 1,340 | 21.30 | 4,950 | -9 |
| 1962年 | - | 6,710 | 1,290 | 19.23 | 5,420 | 17 |
資料來源：“上報中 央”數是安徽省負責人向中央政府上報的糧食產量，見蘇樺、侯永的《當代中國的安徽：上卷》，第85－89頁。“總產量”取自國家統計局 綜合司出版的《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9》（第416頁）。“國家征購”數和“輸出”數取自商業部當代中國糧食工作編輯部編 的《當代中國糧食工作史料》（1989年出版），第1800－1805，1832－1837頁。“餘量”是用“總產量”扣除“國家征購”而得。
三、皖贛兩省農村留糧的顯著差別與稅收政策的關係
曆 史上江西省以田賦大省聞名，安徽省雖然經常受災，但該省農民基本可維持生存。【45】然而，“大躍進”改變了安徽和江西農民的生存條件，打破了兩省之間農 業狀況的脆弱對比。即便如此，假如當時國家不從農民手中過度征購糧食，那麽皖贛兩省農業的自然條件差異可能還不致於導致大饑荒時期人口死亡率的巨大差異。 而糧食的過度征購則奠基於浮誇風。
“大躍進”期 間，浮誇 風盛行於全國，安徽和江西兩省也不例外。1958年8月，安徽省繁昌縣的一個公社放出了一顆水稻畝產21,537公斤的“衛星”；11月，江西省鄱陽縣的 一個公社則放出了一顆水稻畝產114,000公斤的“大衛星”。【46】正如表1和表2所示，“大躍進”時期，皖贛兩省負責人上報中央的糧食預估產量遠遠 高於實際產量。於是，中央便將各省上報的產量數字作為糧食征購【47】的基數，這樣，在1958、1959年皖、贛兩省負責人誇大了糧食產量的情況 下，1959、1960年國家的糧食征購量也相應增長。
事 實上，安徽省的糧食實際產量自1957年後便持續下降，而國家征購量占糧食產量的比率卻從該年開始一直上升。例如，1959年，由於興修水利，安徽省缺乏 足夠的田間勞動力，當年糧食歉收，但當年國家的糧食征購率竟達到年產量的38.94%（見表1）。征購率持續上升的結果是，1950年代的最後三年裏安徽 省農民的糧食人均占有量下降到最低水平。由於糧食的真實產量遠低於上報數，安徽省即便把農民的口糧壓到最低，也仍然無法完成國家的征購指標，隻得動用庫存 糧。從1958年至1960年，安徽省為完成國家征購指標而從省庫挖了2.093億公斤糧食上繳中央。【48】
表2：1957-1962年江西省糧食產量、國家征購和糧食調出量（千噸）
（表格缺失）
資 料來源：“上報中央”數是江西省負責人向中央政府上報的糧食產量，見李希文、危仁晸的《劉俊秀傳》，第265頁。“總產量”取自國家統計局綜合司出版的 《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9》（第 475頁）。“國家征購”數和“輸出”數取自商業部當代中國糧食工作編輯部編的《當代中國糧食工作史料》（1989年出版），第 1800－1805，1832－1837頁。“餘量”是用“總產量”扣除“國家征購”而得。
安 徽省糧食的嚴重短缺使省政府不得不決定減少城市居民的口糧供應（按每月糧食定量的標準減少0.5－1公斤），而農村人口則成為糧食短缺的主要受害者。 1959年和1960年，安徽省農村人口的口糧降到了原糧100公斤以下，連國家規定的人均年度250公斤基本口糧的一半都不到。【49】例如，在定遠縣 老瞿村，1959年春當地的公共食堂每天向村民每人供糧0.6公斤；到了5月便減少為每天0.25公斤；到11月進一步降低為每天0.1公斤；1959年 底，該村食堂因斷糧而停夥53天，在此期間，老瞿村原有人口198人中有101人餓死。【50】同樣的狀況也發生於後來率先分田到戶而創下農村改革經驗的 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老瞿村和小崗村都位於貧瘠的皖中平原地帶。1959年和1960年，小崗村120人中有67人死於饑餓，有6個家庭絕了戶。【51】
“大躍進”時期，雖然江西省的農村也發生了饑饉， 但情形 遠不如安徽省那樣嚴重。國家的糧食征購量過大，無疑是農民缺糧和饑饉的重要原因。1960年5月至6月，江西省委主管農業的省委書記劉俊秀在撫州、吉安、 贛州地區的33個大隊做實地調查，發現這些地區的農民普遍缺糧，一些大隊有三分之二的人每日三餐連稀飯都吃不上，不得不以野菜和米糠充饑，浮腫病人大增， 餓死人的情況隨時可能發生。【52】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在臨川縣湖南公社調查時發現，該社農民以紅薯葉子充饑，大鐵鍋裏隻能見到星星點點一些碎米。 【53】處於饑饉狀況下的農民自然不會有足夠的體力，由此又造成農業產量的進一步下降，不過江西省糧食產量下降的幅度比安徽要小得多（參見表1和表2）。
更 值得注意的是，從全省範圍來看，江西省在“大躍進”期間並未處在大規模饑荒的死亡威脅之下。例如，1959年兩省各自的糧食自留量幾乎相當，安徽為428 萬噸，江西則為427萬噸；然而，這一年安徽的人口是3,427萬，而江西隻有1,976萬、僅相當於安徽人口的57.7%；也就是說，1959年江西省 的人均糧食自留量幾乎是安徽省的1倍。
江西省的 糧食自留 量高，與當時的糧食征購製度有關。糧食征購中，所謂“征”是指折算成農產品實物的農業稅（即“公糧”、“稅糧”），因為其性質屬於稅收，所以國家拿走這些 農產品時是無償征收；而“購”是指國家要求農民或人民公社“賣”給國營商業部門的糧食，收買時會按照政府規定的農產品價格付款。為什麽“浮誇風”會造成糧 食的高征收，而江西省的征收量又明顯低於安徽省呢？部分答案就在1958年6月3日頒布的由毛澤東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裏。這個條例規定了 農業稅的征收數額和減免條件。下麵是該《條例》的一些具體規定：【54】
第三條 下列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都是農業稅的納稅人，應交納農業稅：
（一）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兼營農業的其他合作社；……
（四）國營農場、地方國營農場和公私合營農場；……
第十條 全國的平均稅率規定為常年產量的百分之十五點五。……
第十五條 納稅人依法開墾荒地或者用其他方法擴大耕地麵積所得到的農業收入，從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農業稅一年到三年；移民開墾荒地所得到的農業收入，從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農業稅三年到五年。
第十六條 納稅人在山地上新墾植或者新墾複的桑園、茶園、果園和其他經濟林木，從有收入的那一年起，免征農業稅三年到七年。……
第十九條 下列地區，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委員會決定可以減征農業稅：
（一）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還有困難的革命老根據地；……
（三）交通不便、生產落後和農民生活困難的貧瘠山區。
從 上述規定來看，既然農業稅是按照產量計算，則虛報產量之後農業稅自然就成倍增加，浮誇越嚴重，征糧數就越大；中央政府如果不降低農業稅的稅率，又不願承認 各地上報的數字全都是假的，“浮誇風”之後出現“高征收”就是必然的。那麽《條例》給江西省帶來了哪些實際好處呢？江西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區可以被界定為 符合第19條減稅標準的“革命老根據地”和“貧瘠山區”。雖然筆者目前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證明究竟減免了多少，但可以認為，江西省不少地區的農業稅有可能 比安徽省低。此外，江西省豐裕的土地資源可用於開荒，同時開荒所獲的農產品不需繳納農業稅，這是安徽省難以利用的條件。1957年12月，江西省委為了精 簡政府機構和開發革命老根據地，決定由省長邵式平和副省長方誌純領導，動員5萬國家幹部下放到山區、丘陵和湖泊地區去建立國營墾荒農場。這些農場從 1958年開始正式生產，此後又迅速發展，招收了大量複員轉業軍人、本省和外省市的城鎮青年、本地農民及外省移民。到1959年，江西省共建立起349個 國營農場、林場、果園場、茶場和漁場，分別由省政府、地區和縣政府管理；整個農墾體係共有146萬人，分為領取國家工資的“農場職工”和從農場領取收入的 “農場農民”；他們除了生產各種林、茶、果及水產品外，共耕作230萬畝土地，其中64萬畝是1958年開始新開墾的，共生產了糧食112.5萬噸。 【55】正因為有了這些新建農場，江西省政府可以掌握相當數量的糧食，用於賑濟本省的缺糧縣社以及流入江西的饑民，甚至還能在中央政府提出要求時向外省提 供糧食，特別是向上海市。【56】
安徽省由於缺 乏土地資 源，無法新建很多農場。該省從1952年開始組建農場墾荒，到1957年共建了16個農場，多數位於湖地和沼澤地帶，少數在山區，共有21,500員 工，27.3萬畝土地，這些農場中半數以上為“勞改農場”。“大躍進”開始後，在“共產風”的影響下，1958年8月省政府決定把所有農場下放給地區和縣 級政府管轄，許多農場與附近的“人民公社”合並，準備過“共產主義”生活。但與“人民公社”合並後的農場很快就麵臨一係列麻煩：農場和公社的田誰應優先獲 得水利灌溉？農場的國家幹部與公社的當地幹部之間誰更有資格成為農場的主要領導？公社的農民能否去農場職工的公共食堂吃飯？這些麻煩讓省政府在1959年 再次決定把農場與公社分開，並把農場的管轄權收歸省政府。到1959年底，安徽省政府共管轄21個農場，其中11個是農、林、茶、果的生產農場，10個是 勞改農場。【57】安徽省的已有農場由於管理上的混亂不堪，在“大躍進”期間始終未能正常發展，更無法為安徽的糧食生產作出類似於江西農場的貢獻。
四、皖贛兩省省委對“大躍進”政策的不同反應
皖 贛兩省民眾在大饑荒年代的命運不同，還與兩省負責人對“大躍進”政策的不同反應有關。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以激進的政治態度和緊跟毛澤東而著名；江西省 的一些省級負責人雖然也表現出積極的態度，但他們對“大躍進”的認識和理解與曾希聖是有區別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再加上兩省的省委領導班子情況不同（指主 要負責人之間以及省級領導人與地方的相互關係），於是便產生了皖贛兩省因政策執行上的差異導致的巨大的農村人口死亡率差別。
“大 躍進”期間，安徽省委、省政府處於曾希聖個人專權的強力控製之下。曾於1904年出生於湖南，初中就讀於衡陽三中，然後進入黃埔軍校，1926年參加北 伐，1927年加入共產黨，爾後去過蘇聯學習。曆史學家陳永發根據曾的背景及其行事，將曾稱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寓意其比較容易激進狂熱。【58】 1932年曾擔任軍委二局局長，主持紅軍的情報工作，獲得毛的表揚，從此與毛建立了緊密的關係。1940年代曾擔任新四軍七師政委，活躍於皖中和皖北。從 1949年開始，曾被任命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59】在“大躍進”之前，安徽省委的另外三位主要領導是黃岩、李世農和張愷帆，其中黃和張是安徽本地人。 三人都比曾年輕好幾歲，但也都在1920年代晚期和1930年代早期加入共產黨且一直在安徽工作。在看重革命資格、榮譽和派係的共產黨幹部體製下，曾希聖 的年齡、資曆、榮譽、級別、派係、尤其是與毛的個人關係，讓其享有的威望和權力遠在省委其他領導人之上。同時，曾的專製領導作風加上其以“老虎”綽號而著 名的壞脾氣，也讓別人畏懼。【60】在“反右”運動中，作為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和副省長，李世農對曾的領導方式提過意見，對過多的人被定為“右派”表示 了不滿。1958年1月，曾希聖將李世農打成了“右派”；盡管曾、李兩人有10年同事之誼，曾還是毫不猶豫地將李清洗出黨。【61】曾的專權與激進還表現 在他在“大躍進”時期提出的水利興修計劃。他在1958年11月至12月於武昌舉行的中央八屆六中全會上提出安徽在1959年將完成8 億土石方，然後在10天之內不斷加碼翻倍，一直翻到了64億方。在任務翻番過程中，曾希聖既未與省委其他同僚商量，也未認真想過，一口氣把水利工程任務擴 大8倍對安徽省意味著什麽。偏偏毛澤東卻很欣賞曾希聖的這種狂熱激情，在全會上號召全黨要學習曾希聖同誌的“機會主義”。【62】曾的“機會主義”水利計 劃讓毛滿意了，其結果是1959年安徽省500餘萬民工被迫上了水利工地，導致農業生產難脫敗局。
與 安徽省委不同，1950年代江西省委的四位主要領導人相互之間比較合作。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是農民出身，讀過5年小學；省長和第二書記邵式平於1920年 代早期考入北師大，1930年與方誌敏一起成為紅十軍創始人；其他兩位主要領導人方誌純和劉俊秀都出身於貧苦農家，方誌純是方誌敏的堂弟，念過中學，與邵 式平關係密切，劉僅讀過45天書。這四位領導人全在1920年代參加了紅軍。在1930年代中期，邵和劉參加“長征”去了陝北；楊和方則分別留在贛南和贛 東北打遊擊。他們都有革命資格，也早在紅軍時期就認識毛澤東，不過誰與毛都沒有密切的個人關係。【63】楊雖然是第一書記，但邵不僅年長，教育程度高，且 革命資格老，成就大，在江西享有威望，所以楊對邵比較尊重。此外，這些領導人分屬紅軍時代形成的鬆散的江西地方幹部派係，楊和劉是“贛南派”的主要人物， 而紅十軍出身的邵和方則主導著“贛東北派”。【64】楊尚奎1952年擔任第一書記後，在1953年至1954年間向省委提出，他和邵式平隻管大政方針， 具體事務將劃分成7條戰線，由省裏其他領導人負責。【65】這一建議很快為省委所接受，江西省的領導權進一步被分散到省委領導班子成員中，一個人際關係上 相互製約又彼此合作的省委決策和執行架構得以避免個人專斷所帶來的有害後果。例如，劉俊秀被任命為省委負責農業戰線的書記，麵對級別和職務更高、且資格更 老的兩位省委主要負責人楊、邵，劉必須比較謹慎地不時調整農業政策。1958年江西省建立了18萬個公共食堂，全省93%的農民在食堂裏就餐。但後來劉聽 到了許多對食堂的批評，特別是邵式平對食堂的批評，於是劉在1959年底前以調整的名義解散了8萬個食堂。【66】這一措施無疑讓許多江西農民從食堂製度 裏解脫出來。省委班子裏的以地域為基礎的幹部派係也有利於江西的幹部上下聯絡，便於省級領導人及時了解地方的實際情況。江西省的4位主要領導人全是江西 人，在紅軍時代，他們都有家人或親朋犧牲，也都受到過農民的掩護和幫助，所以對故鄉深具感情。1956年在八屆一中全會上，楊尚奎作了 動情的發言，希望中央能給江西更多的支持，減輕江西的稅務負擔，因為江西作為最光榮的老區，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卻依然非常落後。【67】
“大 躍進”開始時，邵式平和方誌純帶領一大批下放幹部去了贛東北，在兩人當年開展遊擊戰的大茅山地區建農場墾荒；而楊尚奎則到江西省的82個縣作實地調查。江 西省委的這三位主要負責人或靜默地遠離“大躍進”的熱潮，或專心致力於老區的經濟建設，事實上采取了對“大躍進”熱潮的回避態度，他們自然也就不會在省委 發號施令、對江西的“大躍進”推波助瀾。而他們在基層接觸幹部和農民、會見紅軍時代的戰友和支持者，也有助於掌握更多的實情。【68】
安 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雖然差不多在安徽地區工作了20年，但他與安徽省的地方幹部之關係並不融洽。在1959年3月寫給毛的一封信中，曾希聖向毛抱怨， “安徽許多地方幹部聽不懂我說話”，或許是指自己的湖南口音太重，或許是說自己講話時太過於理論化。【69】其實，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曾希聖長期高高在 上，很少考慮如何縮小他這個省委第一書記與安徽省各地幹部的距離，如此就更談不上與地方幹部維持良好的聯係了。事實上，曾希聖在打擊安徽本地幹部時常常是 心狠手辣。1958年他清洗“李世農反黨右派集團”時，同時處理了3,300名安徽省地方幹部。【70】1959年3月至5月，安徽省委副書記、副省長張 愷帆在公共食堂製度上與曾希聖持不同意見，張所了解的食堂吃不飽和餓死人的情況直接來自於鄉親們提供的消息，而曾卻批評張總是看“黑暗麵”。1959年7 月，張回到故鄉無為縣做調查，發現情況非常糟糕，遂自行決定解散無為縣所有的公共食堂。此刻正在參加廬山會議的曾希聖立即將這一事件報告給毛澤東。毛對省 級幹部膽敢向公共食堂製度挑戰感到憤怒，於是將張打成了“彭德懷反黨集團的地方成員”。曾希聖從廬山回到安徽後，在1959年下半年處理了從張愷帆到無為 縣委及生產隊的幹部總共28,741人，這些人或被關進監獄、或被解職、或在群眾大會上遭到批鬥。【71】
“張愷帆事件”發生後，原來對“大躍進”中的做法有不同意見的安徽省委第二書記、省長黃岩隻能對曾希聖的做法保持沉默。【72】曾希聖在安徽省的獨斷專行導致了致命的後果。
江 西省委的領導人對“大躍進”采取了一種現實主義態度。除了劉俊秀之外，江西省委的領導人對“大躍進”顯然未表現出激情。1959年春節時邵式平在省直幹部 大會上講話時說：“食堂不解散，社會主義就永遠建不成。”他公開表達了對公共食堂製度的強烈厭惡。如果不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把邵的講話壓下未上報毛， 邵的命運也許可能與安徽省的張愷帆一樣。【73】楊尚奎在1958年到1961年間走遍了全省的82個縣，花了許多時間了解實際情況；方誌純則在1958 年到1960年間四上大茅山國營墾荒農場，每次在那裏待上兩個星期或更長時間；劉俊秀在“大躍進”開始時腦子發熱、態度激進，但注意到省委其他領導人或是 公開反對或是保持沉默時，劉也不便在“大躍進”方麵做得過多或過份。【74】
江西省領導層的消極並不表明他們在政治上不忠於毛，而是意味著他們對自己治下的農村采取了現實的政治態度，這無疑有助於江西省免於“大躍進”帶來的大饑荒的災難。
形 成鮮明對照的是，曾希聖對毛澤東幾乎從來是唯命是從。1959年3至4月間，毛召見了部分省委書記，大部分到會的省委書記對毛提出的高指標要求十分為難， 毛點名讓大家發言時，沒有人願意發言，唯有四川省的李井泉和安徽省的曾希聖是例外。曾希聖告訴毛，安徽省願意接受高指標，因為指標低了不能鼓動幹部和群眾 的積極性；隻要人民有幹勁和精神，所有高指標都可以實現。【75】正是從這種唯毛是從的政策導向出發，曾希聖提出了安徽省水利建設那種不現實的高指標，也 大幅度虛報糧食產量，頑固堅持實行“公共食堂”製度，結果導致安徽省農村人口在“大躍進”時期大量死於饑饉。
麵 對“大躍進”時期出現的因饑饉而死亡的危急局麵，皖贛兩省主要領導人的反應也截然不同。江西省的領導人當然無法製止“大躍進”，也無法免除對農民的過度征 糧，但當農民處於大饑荒的邊緣時，江西省領導人及時采取了賑災措施。例如，劉俊秀在1960年春向贛南地區33個大隊調撥15,000噸大米；楊尚奎向臨 川縣湖南公社調撥幾萬斤糧食。這些措施防止了大規模饑荒的發生。
而 安徽的曾希聖並不關心農民的死活，隻在意他個人在毛澤東眼中的形象。1959年2月，曾希聖已從匯報中了解到安徽各地的饑荒情況，但同時他也收到了毛澤東 關於“農民瞞產瞞糧導致糧食緊張”的指示信。在此情況下，曾希聖未做任何調查，便在全省範圍內強製推行了“反瞞產”運動，這實際上演變為農村裏一場廣泛的 抄家搜糧運動，導致大饑荒迅速加劇。1959年4月，曾希聖一方麵批評張愷帆隻看食堂問題的“黑暗麵”，一方麵否決了張所提供的省糧食廳廳長丁之關於安徽 省缺糧的報告。1959年夏初，安徽省到處都餓死人，曾卻隻聽取有“好消息”的報告，斷然否認饑饉和死亡已成為事實。1959年8月處理張愷帆及與之相牽 連的人員之後，曾希聖也否定了張在無為縣公共食堂問題上的實地調查結論。【76】從1958年10月起，曾希聖兼任鄰近省會合肥市的肥東縣縣委第一書記， 以加強對該縣的領導。結果使肥東縣在1960年有81,550人死於饑餓。【77】肥東縣城距合肥市不過十餘公裏，人口的大量死亡就發生在曾希聖的眼皮底 下。作為該縣的縣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對轄區內發生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不管不問，從未下鄉作過任何認真的調查。1960年初，曾希聖因胃出血在廣州休養，在此 期間曾收到省裏關於因大饑荒而造成人口大規模死亡的報告，但曾希聖並未作任何反應。1960年3月，曾希聖回到了合肥，麵對安徽各地農村人口的大量死亡， 依然不采取任何救濟行動。1960年9月9日，中央給安徽省委下達了文件，指出安徽和其他一些省份的災情和餓死人現象嚴重，曾希聖還是拒絕采取任何賑災措 施。【78】1960年9月25日，周恩來到合肥，希望安徽省提供糧食以解救其他省的災情，曾希聖向周保證，安徽將盡力支援其他省份。【79】到了 1960年12月初，曾已完全了解安徽災情，但仍未對本省饑民采取任何賑災行動。1961年1月底，曾奉命兼任山東省委第一書記，這時他才從濟南向安徽省 委發出指示，首次要求省政府采取緊急救災措施。1961年2月6日曾回到安徽，開始部署安徽的救災工作。【80】然而曾卻同時推卸責任，他表示，災情如此 嚴重，“主要是下麵的幹部不敢向我們報告”【81】；曾希聖還為自己辯解說，1960年夏天以前從未接到有人餓死的報告。【82】曾希聖的救災行動當然是 太遲太晚了。1960年，官方統計的安徽淨死亡人數是384萬。【83】令人驚訝的是，在1962年2月的中央“七千人大會”上，曾繼續否認安徽“大躍 進”時期發生了大饑荒的事實。參加“七千人大會”之前，安徽省代表團準備匯報的死亡人數是117萬，【84】但曾希聖向劉少奇匯報時卻說，安徽總共隻餓死 40萬人。劉事先已閱讀了中央調查組的報告，深知安徽死人狀況嚴重。曾的謊報令劉少奇發了脾氣，劉批評曾在“捂”安徽的“蓋子”。【85】在劉少奇的嚴厲 批評下，曾希聖在安徽代表團的最後會議中向劉少奇承認，安徽餓死人數為400萬。【86】然而，曾希聖心中仍然不肯承認他治下的安徽省在“大躍進”時期有 大量的非正常死亡。1967年5月，曾希聖在北京對安徽省的“造反派”領袖梁守福說：“七千人大會上，把安徽的問題搞得那麽嚴重，那是劉少奇想整我，我不 能推，隻好一個人都擔了起來”。【87】
“大 躍進”期間，在毛澤東的巨大壓力下，或許沒有哪個省可以完全避免“大躍進”的損害，但省級領導至少可以像江西省的領導層那樣盡量去挽救人的生命。如果曾希 聖早點承認安徽大饑荒的災情並及時采取賑災措施，成千上萬安徽農民的生命會得到拯救。曾希聖於1961年1月底才決定救災，從2月開始，安徽省各級政府向 農村發放了紅糖、黃豆粉等營養品，並組織城市醫療隊下鄉治病，並實施其他一些救災措施，安徽省的非正常死亡很快終止。事實上，1961年安徽省農民的人均 口糧水平與1960年差別不大，農村饑民能否生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府是否采取賑災措施。
五、有關“大躍進”與大饑荒的反思
毛 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引起了全國各地的大饑荒，但各地因饑荒而導致的人口死亡率卻有明顯差異。從皖贛兩省的情況來看，這種差異由三個關鍵因素造成：種植業 的勞動力是否突發性地大量短缺，從而影響農業生產；該省是否在國家征購後仍留有足夠的糧食；饑荒出現後該省政府是否采取賑災措施。
安 徽省首先因“大躍進”中大興水利而引起種植業勞動力的突然匱乏，導致1958年到1959年糧食嚴重減產；繼而，高指標和高產量的浮誇風造成了1959年 至1960年的過度征購，導致農民口糧不足，出現了大饑荒；最後，專製的省級領導人拒不承認饑荒的發生，不采取救災措施，聽任大規模死亡的蔓延。
而 江西省的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該省從未大規模抽調勞動力去興修水利，所以農業生產保持正常；同時，大批墾荒農場為江西準備了相當數量的“隱蔽”性糧食儲 備，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國家過度征購帶來的糧食短缺壓力；江西省的領導人關心民眾的安危，願意了解地方實情，在災荒發生時及時賑災，從而盡可能地消弭了大規 模饑荒的發生。
皖贛兩省的比較有助於理解其他省 份的大饑 荒和人口死亡。在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與曾希聖一樣，是個外地來的第一書記，深受毛澤東器重。李同樣領導著一個自己並不很熟悉的省份，缺乏與本地幹 部、民眾的緊密聯係。李在四川也樹立了自己的專製型領導地位。李井泉不僅否認四川大饑荒的實情，更漠視農民的生命。在“大躍進”政治中，李甚至比曾更為激 進。【88】在李的統治下，四川在1958年至1961年間共有940萬人非正常死亡，占全省人口的13.07%。【89】
黑 龍江省則與江西省相似，擁有大量潛在的土地資源和良好的農業條件。“大躍進”期間，黑龍江省也建立了許多大型國營農場。1956年至1958年，黑龍江接 收了“10萬官兵”墾荒，至1959年，這些轉業退伍的官兵依靠農業機械化已開墾了642萬畝土地。【90】毫無疑問，土地資源和新墾土地所享有的免稅不 僅讓黑龍江能夠免除“大躍進”的災難，並使該省在大饑荒中成為全國最主要的糧食供應者。
回 過頭來重新審視既有的“大躍進”和大饑荒研究，就會發現，用公共食堂製度無法充分解釋安徽和江西的死亡率差異。盡管饑荒的起迄時間大體上與公共食堂存在的 時間相一致，但安徽和江西的情況表明，安徽農村的公共食堂在1961年1月底就已終止，而江西省的農村公共食堂一直持續到了1961年5月份。顯然，江西 省的公共食堂製度延續時間更長，卻並未導致農村人口大量死亡。這說明，饑荒的發生主要取決於人均口糧的多少，而非食堂製度。另外，安徽省人口死亡的終止也 不是公共食堂製度終結的結果，而是因為省政府采取了賑災措施。
本 文表明，皖贛兩省的公共食堂參與率、黨員占人口的百分比以及兩省何時“解放”，與大饑荒造成的人口死亡率並沒有明顯的因果關係。江西省於1949年1月獲 得“解放”，安徽則在5月獲得“解放”，這4個月“解放時間”的差異難以解釋，為何10年後兩省大饑荒中人口非正常死亡數會相差35倍（按曹樹基的統計， 江西省死亡18.1萬，而安徽省死亡633萬）。如果不考慮自然條件的差異，比較公共食堂參與率和黨員人口百分比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另舉遼寧省為例，在寒 冷的冬季（每年11月至次年3月間）所有農業活動基本停止【91】，農家的取暖全靠灶火的餘熱；在遼寧農村的冬天，若禁止農民在家裏做飯，要求他們（不管 是不是黨員）每日三餐拖家帶口在零下十幾度的嚴寒天氣裏踏雪走幾裏路去公共食堂吃飯，很難想象，這種做法能像南方省份那樣強行推開。事實上，按1959年 底的統計，遼寧省的公共食堂參與率隻有23%，在全國是倒數第二，而黨員百分比為1.75，在全國名列第四。【92】顯然，遼寧省的黨員百分比固然比較 高，但並未因此而提高公共食堂的參與率。看來，黨員百分比之類“變量”恐怕說明不了任何問題。
本 文還顯示，依據糧食供應量、城市消費比重等變量建立的統計模型或許在數學上看上去挺完美，但這樣的定量分析不見得真能解釋因饑荒而發生的人口死亡的省際差 異。這些模型無法說明，為什麽安徽會缺糧但江西有糧；它們也無法解釋，同樣是在安徽，為什麽大饑荒造成的死亡主要發生在皖北和皖中，而不在皖南。簡言之， 本文展示了分省研究“大躍進”和大饑荒的複雜性。要真正了解各省大饑荒的情形，就需要仔細分析每個省的數據及相關的自然、政治、經濟、曆史因素。
【作者說明】
本 文英文版將 刊載於Kimberley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2009，forthcoming。作者感謝王朔柏、劉際剛、蕭唐鏢先生在資料方麵的幫助，感謝路軍平先生在理解江西農業條件方麵提出的建 議，感謝Ramon Myers和R. Mark Spaulding先生對英文版初稿所提出的修改意見。
【注釋】
【1】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第14-28頁。
【2】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天地圖書出版公司（香港），2008年，第884-885頁。
【3】楊佩瑾，《楊尚奎傳》。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414頁。
【4】 Justin Y. Lin and Dennis T. Yang，“Food Availability，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The Economic Journal，Vol. 110，No. 460，2000，pp. 136-158。
【5】 James K. Kung and Justin Y. Lin，“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 52，2003，pp. 51-73。
【6】Wei Li and Dennis T. Yang，“The Great Leap Forward：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 113，No. 4，2005，pp. 840-877。
【7】Dali Yang，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State Rural Societ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6，p. 55；Gene H. Chang and Guanzhong J. Wen，“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Vol. 46，1997，pp. 1-34。
【8】Dali Yang，1996，pp. 56-59。
【9】 人均口糧水平在1959、1960和1961年分別為183、 156、和 154公斤；1962和1963年分別為161和 160公斤。參見Gene H. Chang and Guanzhong James Wen，“Food Availability versus Consumption Efficiency：Causes of the Chinese Famine。”China Economic Review，Vol. 9，No. 2，1998，pp. 157-166。
【10】Kung and Lin，2003。
【11】Kung and Lin，2003。
【12】Carl Riskin，“Seven Q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Vol. 9，No. 2，1998，pp. 112-124。
【13】 Kenneth Lieberthal，“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Split in the Yenan Leadership，”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1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 293-359。
【14】楊 大利認為，政治激進主義和高死亡率之間存在因果關係。他指出，豫、湘、川、滇、黔、皖 的人口死亡數量大，而這些省都有政治激進的省領導人、較低的黨員人口百分比、較高的公共食堂參與率和較高的人口死亡率。但山東和甘肅卻與楊所歸納的類型相 反。這兩個省沒有“最熱忱”的領導人，有著較高的黨員人口百分比、較低的公共食堂參與率，但它們同樣人口死亡數量大或死亡率很高。參見：Dali Yang, p. 57; 曹樹基：2005年。
【15】Chang and Wen，1997。
【16】安徽地方誌編撰委員會，《安徽省誌：人口誌》，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5年，第6，20，27頁。
【17】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編，《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9》。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1990年，第405-406，418頁。
【18】馬巨賢、石淵主編，《中國人口：江西分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北京），1989年，第405-406，418頁。
【19】馬巨賢、石淵，第32頁；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第447頁。
【20】黃智權主編，《中國自然資源叢書：江西卷》。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12，20頁；周本立主編，《中國自然資源叢書：安徽卷》。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1，81頁。
【21】楊佩瑾，第414頁。
【22】黃智權：第28，105頁；周本立：第18-19，73-74頁。
【23】蘇樺、侯永主編，《當代中國的安徽：上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第238頁；傅雨田主編，《當代中國的江西：上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第120頁；黃智權，第30頁。
【24】蘇樺、侯永，《當代中國的安徽：上卷》，第3，262頁；周本立，第279，393頁；安徽地方誌編撰委員會，《安徽省誌：人口誌》，第31-32頁。
【25】傅雨田，《當代中國的江西：下卷》，第2，154-155頁；黃智權，第353頁；馬巨賢、石淵，第165-167頁。
【26】周本立，第5、17、21、33、223-225頁。
【27】周本立，第130-138頁。
【28】蘇樺、侯永，《當代中國的安徽：上卷》，第3，216-225頁。
【29】周本立，第135頁
【30】安徽地方誌編撰委員會，《安徽省誌：農業誌》。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6年，第35，38頁；安徽地方誌編撰委員會，《安徽省誌：糧食誌》。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頁。
【31】李文海等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0頁。
【32】傅雨田，《當代中國的江西：上卷》，第225-226頁。
【33】出處同上，第2，119-120頁。
【34】李希文、危仁晸，《劉俊秀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251-252頁。
【35】安徽地方誌編撰委員會，《安徽省誌：農業誌》，第37頁。
【36】侯永主編，《當代安徽簡史》。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第195-196頁。
【37】出處同注【32】，第54頁。
【38】出處同注【32】，第226頁。
【39】“八億，八億，再八億”。《安徽日報》，1958年2月27日。
【40】出處同注【28】，第201頁。
【41】周軍，“采訪淠史杭灌溉工程追記”。《江淮文史》，1999年，第3期，第121-134頁。
【42】郭瑋蓮，“淠史杭工程興建時的六安地委書記杜維佑”。《江淮文史》，1999年，第4期，第76-82頁。
【43】出處同注【28】，第231頁。
【44】 安徽省在1957年有農業勞動力1,325萬人，但1958年和1959年的數據缺乏。考慮到1958年後期開始有195萬農民進城當了工人，而農村也在 1959年中期開始的饑荒中逐漸餓死人，或許可以估計安徽1959年的農業勞動力為1,125萬人。參見：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第405，418頁；安徽地 方誌編撰委員會，《安徽省誌：糧食誌》，第3頁。
【45】傅雨田，《當代中國的江西：上卷》，第5頁；蘇樺、侯永，《當代中國的安徽：下卷》，第3-4頁。
【46】蘇樺、侯永，《當代中國的安徽：上卷》，第79頁；何友良等，“當代江西農史要略”，《農業考古》，2003年，第3期。轉引自：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2038。
【47】 1953年，中央政府創立了統購統銷製度來控製餘糧，以便向日益增長的城市人口供應糧食以及向蘇聯和東歐國家出口糧食以換取工業設備。在統購統銷製度下， 農民不僅要納公糧（即農業實物稅），還得把餘糧按國家規定的價格賣給政府。為了將農民手中餘糧全部征購，1954年進一步將農業實物稅和餘糧合一征收。見 金衝及、陳群主編的《陳雲傳》。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836-860頁。
【48】安徽地方誌編撰委員會，《安徽省誌：糧食誌》，第2頁。
【49】 蘇樺、侯永，《當代中國的安徽：上卷》，第85頁。國家設想的年度人均口糧為500市斤。參見李先念（1957年）的“糧食問題不可掉以輕心”，載中國中 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4年，第108-109頁。
【50】陳意新，“困難時期安徽農民的生存問題”。《二十一世紀》（香港），2002年，8月號，第49-58頁。
【51】韓福東等，“小崗村大包幹帶頭人嚴俊昌講述改革開放30年”。中新網，2008年1月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1/04/
【52】李希文、危仁晸，第271頁。
【53】楊佩瑾，第409頁。
【54】《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載中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354-3619頁。
【55】李希文、危仁晸，第271頁。
【56】劉勉鈺、胡少春，《方誌純傳》。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2005年，第401-402頁。
【57】出處同注【28】，第263，299-302頁。
【58】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聯經出版社（台北），2001年，第723頁。
【59】安徽新四軍曆史研究會，《紀念曾希聖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56-68頁。
【60】水靜，《特殊交往：省委第一書記夫人的回憶》。江蘇文藝出版社（南京），1992年，第232-249頁。
【61】出處同注【28】，第67-68頁。
【62】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636-642頁。
【63】邵式平，《邵式平日記》。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1983年，第1-3頁；劉勉鈺、胡少春，第105-113頁；楊佩瑾，第119-120頁；李希文、危仁晸，第36-38頁。
【64】楊佩瑾，第380頁。
【65】楊佩瑾，第379頁。
【66】劉勉鈺、胡少春，第420頁；何友良等，2003年。
【67】 Frederick Teiwes，“Provincial Politics in China：Themes and Variations，” in John Lindbeck，ed.，China：Management of a Revolutionary Societ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1，pp. 116-189。
【68】劉勉鈺、胡少春，第362-367頁；楊佩瑾，第407-408頁。
【69】安徽省委辦公廳等，《安徽省委文件選編，1958-1962》，2004年，第155-157頁。
【70】劉彥培，“李世農反黨集團的真相及其曆史經驗”。《江淮文史》，2006年第1期，第168-176頁。
【71】張愷帆，《張愷帆會議錄》。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2004年，第340-368，388頁。
【72】桂影超，《從放牛娃到省長：黃岩傳略》。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94年，第98，114，135頁。
【73】劉勉鈺、胡少春，第420頁。
【74】李希文、危仁晸，第250-260頁。
【75】陶魯茄，《毛主席教導我們當省委書記》。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4年，第98-102頁。
【76】張愷帆，第343-349頁。
【77】安徽地方誌編撰委員會，《安徽省誌：人口誌》，第99頁。
【78】鄭銳，《征程回眸》。人民出版社（北京），2005年，第34-35頁。
【79】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1998年，第350-351頁。
【80】侯永，第233-234頁。
【81】鄭銳，第35-36頁。
【82】鄭銳，，第499頁。
【83】國家統計局綜合司，第405頁。
【84】劉彥培，2006年。
【85】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第四部分。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2006年，轉引自： http://lianzai.china.com.
【86】張愷帆，第344頁。
【87】梁守福，“潮起潮落”。《華夏文摘》增刊，第682期，2008年，12月29日。轉引自： http://www.cnd.org.
【88】陶魯茄，第100-101頁。
【89】曹樹基，2005年。
【90】黑龍江省地方誌編纂委員會，《黑龍江省誌：國營農場誌》。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哈爾濱），1992年。轉引自： http://www.zglz.gov.cn/nongken. 【91】Alfred Chan，“The Campaign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a Study of Policy-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in Liaoning，”The China Quarterly，1992，no. 129，pp. 52-71。
【92】Dali Yang，p.57。
(http://www.cngdsz.net/paper/sociology/005/861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