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容芬當年給毛澤東的信
尊敬的毛澤東主席：
請您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麽？
請您以黨的名義想一想：眼前發生的一切意味著什麽？
請您以中國人民的名義想一想：您將把中國引向何處去？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
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致
禮！
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係
德語專業四年級一班學生
王容芬
1966年9月24日
前不久，當年北外德語係學生、現旅居德國的王容芬女士，給胡總書記寫了一封公開信。信中說：“到 今年6月，文革就42年了，這個曆史大案該了結了。不了了之，後患無窮。真要促進改革開放，就當以史為鑒，與時俱進，尊重百姓人權，摒棄暴力路線，徹底否 定，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設立反人類罪法庭，宣布為反人類暴力組織，將文革罪犯及頂風作案複辟文革的現行反人類罪犯押上法庭，繩之以法。隻有這 樣，才能告慰文革死者，取信於民，建立和諧社會，推進改革開放。”
從反人類罪的角度來看文革並要求實現相應的法律正義，這是至今為止對文革最激烈和徹底的否定。雖然很少有人相信這封信會打動這樣麻木不仁、做一天和尚撞一 天鍾的人，從而對文革作徹底的清理，但這樣的言論日積月累，不但地發表出來，一定會逐漸滲入到民族的曆史意識中，從而在不遠的將來導致對文革評價的真正的 突破。
41年前，她的另一封致毛的信震撼 了北京，也給她自己帶來了20多年的牢獄之災。1966年，王容芬19歲，是北京外國語學院東歐語係德語專業四年級學生。對德國曆史和文化的學習或許給她 判斷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某種參照，納粹和紅衛兵是那麽相似。那年9月她寄了一封信給毛，批判文化大革命，一針見血地說“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 人在用槍杆子運動群眾。”她還質問毛澤東到底要把中國引向何處。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導致王容芬決定割斷聯係，她在信的結尾鄭重聲明：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 團！
寫完這封信後，正是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時候。王容芬聽了林彪在和毛一起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覺得眼前發生的這一切“……這個國家完了！這世界太髒，不能再活下去！”她義無反 顧，要“把想說的話說出來！”於是她寫好信，貼好郵票，在棋盤街郵局發出。納粹德國當年秘密反抗希特勒的青年學生都被處死，她也完全明白這封信會給自己帶 來什麽樣的命運，於是她到王府井藥店，買了四瓶敵敵畏喝了下去，要以死來抗爭。
但王容芬沒有死成，於是被捕受刑，在關押了10年後又被判無期徒刑，直到1979年才被釋放。從19歲進監獄到33歲出獄，王容芬在毛澤東的監獄熬過了她的青春歲月。
出獄後，她沒有消沉，重新撿起了德文專業，成為翻譯德國著名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的專家，有多種譯著問世，為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抗衡極權主義的思想武器。
但是王容芬從來沒有忘記文革。她對文革的記憶因為個人的受迫害而更加刻骨銘心。
當然玩世不恭的人們，尤其是那些仍然號稱崇拜毛澤東的人會說她對文革念念不忘是出於小知識份子在大革命中的個人恩怨。但是絕大多數中國人遲早會看到正是無數這樣的個人恩怨，匯合成言論和思想的洪流，最終會衝垮對文革曆史設下的重重障礙，把文革送上曆史的審判台。
她在監獄裏受到非人的磨難。有一次看守把她的手擰在背後，上了半年的"背銬"，吃飯是滾在地上用嘴啃看守扔進來的窩窩頭。當背銬終於 取下來時，鎖已經鏽住，用鋼鋸才鋸開，手已經動不了。這位不凡的女性活下來了，活到了毛死的一天，活到了走出牢房的一天，精神絲毫不減。
在關押了近十年後，她在一九七八年一月被判處無期徒刑，三年後被無罪釋放。
為了那封信，她在獄中耗費了十三年的青春，進去時她是一個十九歲的花季少女，等到出來時她已經三十三歲，牢獄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難磨滅的痕跡，她明顯比實 際 年齡要老得多。她後來成了研究馬克斯．韋伯的專家，進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研究所。她是幸運的，比起那些因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槍殺的遇羅克們，她畢竟活 下來了，見證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運動的隕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