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時代控製人的八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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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時代控製人的八招

一、信息閉塞

國際交流壓到最低限度。國際新聞一律由新華社發通稿，有傾向性新聞選擇新聞解釋（按國內政治需要來任意取舍國際新聞）。再由各報一律轉發，統一口徑，輿論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應。

對國外形勢報憂不報喜。對國內形勢報喜不報憂。

媒體一律公費辦，發行基本公費訂，連讀報也是單位安排（每晚二小時政治學習包括讀報）。

一般讀者無從比對選擇，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為“世界上還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們去解放”。歐美百姓生活比我們苦的多。於是產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層可通過各種文件簡報內參資料了解真情。

作用：統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對稱的優勢－－上知下，下不知上；內知外，外不知內。

二、行政控製

社會的行政化控製，達到有史以來最嚴密程度。

古代社會，政權不下鄉，隻到縣一級，文革中，行政權力通過“單位”，一直落實到每個角落每個人頭上。

工農商學兵，全國人人都隸屬於一個單位（農民歸公社管）。單位不僅在經濟上控製了個人（農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資，外加戶糧關係），在行政上也控製了個人（個人諸種自由如長途外出，結婚離婚，搬家遷移，調動工作，上學培訓……等等，要經單位批準）。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製了個人（如政治學習，思想匯報，尤其個人秘密檔案）。

甚至，單位對個人的控製，還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領域。縣團級黨委有權對員工作出政治處理（輕則發動其他員工開你的批鬥會對你進行毆打。中則關進“學習班”“牛棚”－－單位設的變相牢房，剝奪你的人身自由。重則戴上“帽子”使你具有“階級敵人身份”也即使你淪入賊民階層從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權）。

由於全社會高度統一行政化，因此無論你到哪個地方，都有單位管著你，無論你換了多少單位，所有單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後銜接。

天網恢恢，密而不漏。

三、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顧名思義，是階級對階級的鎮壓。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義上的階級鬥爭。後來全國“鎮反”殺了上百萬，也算階級鬥爭的延伸應用。

此時，“階級敵人”比較單純，僅僅指地主富農資本家，新政權的原政敵（曆屆舊政權的骨幹--警長、排長、保長、支部書記長以上－－稱為曆史反革命分子）。

後來，罪名越來越隨意，“階級敵人”範圍越來越寬：

從批判“清宮秘史”“胡風反動集團”開始，意識形態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員開始成為“反動分子”。

從“高饒事件”開始，黨內政鬥失敗者成為“反黨分子”。

從五七年“反右”開始，知識分子有各種異議甚或無心說錯話者，成為“右派”。

從五八年“反右傾”開始，黨內對政策有不同見解者，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從六十年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提出後，是凡對黨對毛對各級官員不滿的人，是凡對社會現實不滿的平民百姓，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風等被認為不檢點（如通奸，不遵守紀律）的平民百姓，則成為“壞分子”。

文革中更為混亂，打派仗時各派均稱對方為“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當過地下黨或曾被俘的幹部戰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務”。

文革初期，絕大多數領導幹部被當成“走資派”而被衝擊打倒。

紅衛兵與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壓垮時，其中抓了百萬人，罪名是“516分子”。

同時有效轉移了民眾對貧困生活現實的視線（民眾以為，生活貧困是因為“階級敵人”造成的）。

四、群眾運動

階級鬥爭是采用“群眾運動”形式進行。通常分四階段：

1動員階段：

先由掌權者（單位領導或上級派下工作組），進行大會宣講，發放學習文件，群眾學習討論表態擁護，統一思想，形成氛圍（把可能的反對意見先行壓製處理）。

2檢查階段：

每個群眾都必須向上級寫出匯報材料，坦白自己平時錯誤言行，並檢舉同事平時錯誤言行。換言之，人人檢舉他人，人人受他人檢舉，包括動員子女揭發父母、老婆揭發老公。（當時我們私下歸納為“人人過關，領導把關；群眾互咬，領導觀戰；挑起矛盾，領導裁判”）。溫和點的運動裏，這種做法叫“批評與自我批評”。狠點的運動裏，這種做法叫“階級鬥爭時時有處處有”“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3鬥爭階段：

掌權者根據群眾匯報材料及平時掌握資訊，把群眾分類（確定依靠對象、團結對象、打擊對象）。再組織前者批鬥後者。這樣，本質上是領導者掌控一切，但表麵上是群眾在當鬥爭主力了。因為會上發言批判、出手毆打、執槍關押、破門抄家的，都是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甚至，這支積極分子隊伍就叫“群眾專政隊”（專業公安機關不出麵，隻作威懾力量）。

4處理階段：

運動最後結果是提拔一批人（鬥爭積極分子們入黨提幹評先），處理一批人（被打擊對象被戴帽、開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術為“挑動群眾鬥群眾”“以群眾製群眾”。製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馭下有術。從延安整風發明此術以來，屢用屢靈。

作用：

“群眾運動”妙處一：形成群眾人人自危的氛圍，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窺視，搶先告密，討好領導。織成了一張互相監督互相製約的天羅地網。使大家“隻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

“群眾運動”妙處二：每場運動在產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時，也產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發泄了內心施虐欲，利益是公報私仇，利益是火線立功入黨提幹（古稱用別人鮮血染紅自己頂子）。況且有專門政策規定：即便事後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脫受害者，但要“保護鬥爭積極分子的積極性”，也不會追究誣告、打人乃至於殺人者的責任。（這樣，“群眾運動”始終有群眾基礎）。

“群眾運動”妙處三：積極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滿足內心施虐欲，並使自已這類走運者物以稀為貴。妙在已倒黴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來－－爭取立功減刑，並使自已這類倒黴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輕壓力。（這樣，巧妙發掘並利用了人性中惡的一麵）。

補充：反右運動時，群眾互咬尚未形成習慣，上級便往各單位硬壓指標，規定被打擊名額，達不到則拿單位領導人充數。由於毛時代“運動”每幾年來一次，到文革時，中國百姓己習慣成自然，運動號令一下，群眾便習慣性地互相撕咬起來。

所以，現在為文革唱讚歌的，許多是當年鬥爭積極並以此為樂，“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人。

客觀地說，領導者玩弄平民於股掌中，有史以來，以此為最成功。

五、賤民階層

運動中的倒黴者成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務、走資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劃出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這一批人被打入另冊，加上“血統論”政策使其直係親屬也淪入另冊，於是，另冊人口成為社會上倍受歧視的群體，成了賤民階層。

當時習慣上稱為“05%”。其實，若加上“血統論”拖進的直係親屬，該階層占人口比例應在20%左右。

賤民階層成員生存狀況極惡劣。不允許入黨當官參軍上大學。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時大家都可以隨意欺侮他們。甚至於打死打傷完全無生命保障。運動一來，有理無理也揪出來批鬥一番，開會時要在會場前跪成一排。（當時有種說法叫“把監獄放在社會上”讓“群眾專政”）。

賤民階層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會安定。通過發動“95%”打壓“05%”，取得如下效果：

1“轉移視線效應”。行政管理上發生的罪責挫折都可以推到“05%”頭上。轉移了“95%”的視線。

2“排泄渠道效應”。使“95%”可以通過施虐於這些賤民，取得心態平衡。

3“殺雞嚇猴效應”。由於“95%”到“05%”之間並無一道鴻溝，縣團級黨委就有權給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從“95%”劃到“05%”中去。於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於觸怒上意而被踢進“05%”。所謂“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表麵是對“0.5%”的公開訓斥，未嚐不是對“95%”的暗示警告。

試想，除最高領導人外，連國家主席、開國元勳、元帥將軍、省市領導、大學教授、勞動模範們都能從座上客翻為階下囚，那還有什麽人敢說自己就肯定不會掉進賤民階層的深坑裏去了

4“地位比對效應”。從理論上講，一個社會要穩定，社會階層上最好形成兩頭小中間大，即有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設置了“賤民階層”做墊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農民抬升到社會“中層”地位。

設身處地，我是一般工農。那麽，我通過（眼光向下的）比較、形成了優越感滿足感。我通過（對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貧困勞累帶來的鬱悶感。我通過（親身體驗的）批鬥，形成了恐懼感自律感。於是乎，我心態平衡了，我知足了（盡管我貧困勞累）。

補充：另有兩個群體，名義上不是賤民階層，但實際享受的半賤民待遇。

知識分子群體（五七年反右從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鬥從業務上被貶低，稱為“臭老九”，是“被改造對象”），內控人員群體（通常是歸僑。曆屆舊政權的士兵、警察、甲長、公務員。被發現曾過有對社會不滿言論者。刑滿釋放者。曆史不清者。特嫌）。內控人員表麵與大家一樣，但個人檔案內秘密注明“內部控製使用”。他們不被信任而被時刻提防，但他們自己往往並不知道。

六、城鄉二元結構

城市居民有戶口、糧食關係。憑此發放糧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煙票等高達七八十種票證。在市麵上，這些基本生活資料光憑錢是買不到的，必須同時憑票證。定量供應（份量在吃不飽也餓不死之間）。

農民無戶糧關係（也即不發放以上票證）。於是，離開本鄉本土不能生存，進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農民離鄉背井，被稱為“盲流”，輕則遣送回鄉，重則被公安機關“收容教育”。連“暫住證”的機會都沒有）。

城裏人無批準，到處流動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證是由本地本單位發放。離開本地本單位就沒有生活來源了）。死死被捆在單位裏了。（文革中期，企業、學校內實行軍隊化編製－－“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思想革命化、領導一元化”，上麵對下麵的管製更極端化）。

這就有效控製了人口流動。

人口流動凝固化，使社會閉塞，安定（呆滯）。順便也阻絕了口口相傳的信訊流通，支援了第1點。

七、大鍋飯式分配

單就平民的經濟生活而言，消費較平均。但這是“等級平均”。

計劃經濟模式下，社會財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則構建成全國統一的經濟收入金字塔，經濟收入與政治等級嚴格掛勾。官越大者錢越多，官越小者錢越少。中國有史以來，權力與財富的結合從來沒有如此緊密。

同一等級，無論在全國何地，基本上工資收入相同。

但從等級間不平均上講，比改革開放的今天更甚。毛時代，單從工資上講，最高級與最低級相差三十餘倍。況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費變為職務公款消費的比例愈大。工資收入占消費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況，權力越大，調用公款合法為自己及家庭服務的途徑越多。

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錢精神”，艱苦樸素。把追求消費醜化成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是“變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撫作用。

當時有人歸納其規律：“榮華富貴由上麵發出，艱苦樸素從平民抓起”。

八、個人崇拜

動員全部人文領域（新聞、文藝、教育、史學、哲學社科），長期突出兩個主題（神化個人與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勞歸於毛主席，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個人崇拜的形式有許多首創：早請示晚匯報、語錄舞忠字操、學毛著積代會、“雷打不動”每天政治學習、創作歌曲百分之百是個人頌歌、小中大學教材一路頌歌，文藝與新聞充滿頌歌。報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語錄並且要用黑體字。

把毛之語錄稱為“最高指示”，高於憲法黨章之上。

“爹親娘親不如毛親”，“三忠於四無限”，“毛著，一天不學走下坡、二天不學問題多、三天不學沒法活”。宣傳媒體天天向人民灌輸這種觀念。

公安六條規定，對毛與林提意見，即為犯罪（惡攻罪。死於此罪名者不知凡幾，如被割喉的張誌新與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蓮）。把一切批評扼殺在萌芽狀態，避免影響擴散。

“事實要為政治服務”，曆史與新聞，不講真實性，隻講傾向性。

妖魔化國內黨內不同政見者（如十次路線鬥爭之觀點，“大批判”充斥全部報紙版麵）。

使百姓有一個盼頭：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勢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員沒搞好，要怪就怪國外帝修反的破壞。但上麵有個“大救星”，總會解救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