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文摘自《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魯彤 馮來剛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1
劉少奇看問題向來是很透徹的，這一句話就點到了問題的實質。廬山會議後，全黨上下怕右，“寧左勿右”，以至於很多問題都得不到切實的解決，都是因為在思想上有顧慮。
彭真披肝瀝膽，直話直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誌？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順著彭真的思路，鄧小平接下來就說：“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隻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覺到，有毛澤東這個表態，就更無顧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毛主席的威信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麽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麵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彭真一席話，震驚了在座的所有人。因為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了一封信，就觸怒了毛澤東。而彭真的話，比彭德懷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天，周恩來發言說：“我們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調整。另外，許多超越階段的東西沒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調整。一個國家搞幾個獨立的工業體係，理論上站不住。指標、下放、獨立體係我要負責，現在要批判。”
顯然，周恩來是要保護彭真，也要保護毛澤東的威信不受更大的衝擊，因此他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使會議不觸及毛澤東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來發言後，陳伯達接著發言，沒有順周恩來的思路講，而是接著昨天的彭真發言講，又走了回去：“彭真同誌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
話裏透著弦外之音，也可以聽得出“霍霍”的磨刀聲。
有彭德懷之前鑒，彭真不得不對陳伯達的話作出回答：“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彭真這番話，實際上後來毛澤東作出了回答：毛澤東將會議延期，開了一個“出氣會”，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在1月30日的講話中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21日，報告起草委員會繼續開會。劉少奇首先發言說：《農業綱要四十條》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綱要中規定的糧食產量淮河以北畝產400斤，長江以北500斤，長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學，農業方麵確有人有意見，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劉少奇說這個話，實際上是對柯慶施的發言中，存在的還要肯定《農業綱要四十條》，看來還要來個“繼續大躍進”而說的。可見，統一黨內的思想還是要經過爭論的。
薄一波說：“躍進的提法，不要隨便提，正常情況不能躍進，隻有在各種條件湊在一起時才能躍進。工業、農業都是如此。”
鄧小平說：“基數越大上去越困難，美國每年隻能2％，蘇聯12％就了不起啦，技術革命發生大變化才能躍進。”
彭真說：“總路線還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
劉少奇最後說：“還是要提躍進，‘三麵紅旗’少一麵不好。但對‘大躍進’要有新的解釋，要從曆史時期看。”
這樣，對“大躍進”的認識，基本上回答了柯慶施提出的疑問，也基本上達成了一致。至此，黨內高層領導幹部對根本問題的認識上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
1月22日，報告的第二稿出來後送毛澤東審閱。24日，毛澤東找劉少奇、鄧小平談話，表示“讚成這個方向”。
報告認為，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主要缺點錯誤是：
第一，工農業生產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的現象。
第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線，曾經對集體所有製內部關係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這樣就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
第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係，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
第四，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產水平極不適應的狀況，加重了城市供應的困難，也加重了農業生產的困難。
當然，在報告中，劉少奇還認為，總的來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
這一說法顯然是不夠的。
1月25日，報告稿在劉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並準備提交大會。報告總共4萬多字。按照慣例和原定計劃，報告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後，由報告人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大會上宣讀。
1月26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對他說：“好啊！既然報告已經印發，你就不要念這個稿子了，大家都學習了嘛！你還 要講什麽，願意講什麽，解釋什麽，就講嘛！請你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報告了，怎麽來得及寫報告呢？
劉少奇還是接下來這個任務：“那麽，大家繼續開會，我先撤了！”
毛澤東一揮手：“我們也就聾子放炮——散了，現在散會，讓少奇同誌一個人去繼續奮鬥吧！”
就這樣，劉少奇在準備七千人大會書麵報告的同時，還要趕寫口頭講話稿。劉少奇在大會前經一夜的思考，擬了個講話提綱。在全體大會開始前，毛澤東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休息室，傳看劉少奇擬出的講話稿提綱。
毛澤東看完一頁，就傳給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賽似的一頁一頁傳閱。講話提綱總共才10多張紙，字又大，很清楚，不一會兒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們對劉少奇的講話提綱表示同意。
在書麵報告裏沒有說的話，都在即席講話中說了出來。的的確確對與會者的觸動非常之大。
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對書麵報告作補充說明。
劉少奇的這個即席講話，直指國內的困難形勢及造成這種困難的缺點錯誤，還有解決的辦法。
劉少奇講話時隻帶了一個簡單的講話提綱。
這一點，令與會的代表們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慣例，劉少奇從中共八大開始，在中央召開的重大會議上作報告，都是拿著厚厚的一疊稿子念的。
而劉少奇的講話內容，更出乎他們的意料。以往，報告幾乎都是頌揚成就，鼓足幹勁的內容。而今天，劉少奇卻作了一個主要內容與以往不同的講話：是以擺事實，講道理，提出困難，分析困難，解決困難為主導。
劉少奇的即席講話，既綜合了自己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又吸取了會議期間的一些反映，可以說是成竹在胸，一氣嗬成，縱橫捭闔，如馳騁疆場上的將軍一般虎虎有生氣，吐出肺腑之言。
劉少奇沒有重複書麵報告的內容，而是“醍醐灌頂”，給各路諸侯“降溫”，要他們認識到困難形勢，也要他們認識到造成困難的原因，以便“對症下藥”。
劉少奇實事求是，也敢於提出這樣一個論斷：“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為什麽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了呢？原因在哪裏？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麽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幹了沒有？他們說：沒有幹，塘裏的水沒有車幹。塘裏有水，可見那裏天災的確不是那麽嚴重。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麵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麵是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至於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怎麽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
“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這句話打中了問題的要害。劉少奇是作了一個表率。
講話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劉少奇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得來的，都是擲地有聲的大實話。
代表們屏息靜聽，全場鴉雀無聲，大禮堂隻響徹著劉少奇一個人的聲音。
代表們完全被劉少奇的講話所吸引，忘記了做記錄：因為這是不同於書麵報告的講話。
後來，毛澤東批評劉少奇的這個講話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是農民的語言。”
劉少奇提出了在書麵報告上沒有講明確的成績與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突破了傳統的成績和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來了個“三七開”：
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呢？書麵報告上是沒有這樣講的，那裏隻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麽樣，書麵報告上沒有作判斷。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隻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縣委，實事求是地討論一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劉少奇這一講話，實際上就是要求對客觀情況作一個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而不是完全被“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例關係所束縛，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劉少奇所作的估計，著實令與會者有茅塞頓開之感，感覺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鬆動，好像解開了。
但是，劉少奇對缺點錯誤的認識，還是在肯定“三麵紅旗”、“大躍進”的基礎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對“三麵紅旗”和“大躍進”初步肯定的基礎上作出的。
“三麵紅旗”是最後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歸結到造成困難的原因方麵，也不可能認識得更深一層，而是說：“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犯一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劉少奇在講話中的的確確觸及到了這一根源，他批評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共產風”，批評了一些不正確的口號和做法，同時也對“三麵紅旗”的結論問題留了餘地：
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讓曆史來作評判，讓實踐來說話，應該說，劉少奇的這個態度是非常有曆史眼光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但是，這同時也是一種存疑的態度，雖然是在一段時間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後作結論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8/17256504.html
劉少奇看問題向來是很透徹的，這一句話就點到了問題的實質。廬山會議後，全黨上下怕右，“寧左勿右”，以至於很多問題都得不到切實的解決，都是因為在思想上有顧慮。
彭真披肝瀝膽，直話直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誌？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麽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順著彭真的思路，鄧小平接下來就說：“我們到主席那兒去，主席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隻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感覺到，有毛澤東這個表態，就更無顧忌：“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不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麽高；毛主席的威信是東海的水，拉走幾車，還有那麽多。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都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麵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各有各的賬，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
彭真一席話，震驚了在座的所有人。因為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寫了一封信，就觸怒了毛澤東。而彭真的話，比彭德懷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
第二天，周恩來發言說：“我們是一步一步地退，是被迫調整。另外，許多超越階段的東西沒有批判，也不能很好地調整。一個國家搞幾個獨立的工業體係，理論上站不住。指標、下放、獨立體係我要負責，現在要批判。”
顯然，周恩來是要保護彭真，也要保護毛澤東的威信不受更大的衝擊，因此他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使會議不觸及毛澤東的威望。
但是，有人抓住不放。
周恩來發言後，陳伯達接著發言，沒有順周恩來的思路講，而是接著昨天的彭真發言講，又走了回去：“彭真同誌昨天關於毛主席的話，值得研究。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負責？是不是要檢查毛主席的工作？現在的根本問題是中央不能集權。”
話裏透著弦外之音，也可以聽得出“霍霍”的磨刀聲。
有彭德懷之前鑒，彭真不得不對陳伯達的話作出回答：“關於毛主席的問題，要說清楚。似乎彭真講毛主席可以批評，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給人一個印象：別人都可以批評，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評，這不好。”
彭真這番話，實際上後來毛澤東作出了回答：毛澤東將會議延期，開了一個“出氣會”，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在1月30日的講話中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向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21日，報告起草委員會繼續開會。劉少奇首先發言說：《農業綱要四十條》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可以修改。4、5、8（指綱要中規定的糧食產量淮河以北畝產400斤，長江以北500斤，長江以南800斤）提法本身不大科學，農業方麵確有人有意見，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劉少奇說這個話，實際上是對柯慶施的發言中，存在的還要肯定《農業綱要四十條》，看來還要來個“繼續大躍進”而說的。可見，統一黨內的思想還是要經過爭論的。
薄一波說：“躍進的提法，不要隨便提，正常情況不能躍進，隻有在各種條件湊在一起時才能躍進。工業、農業都是如此。”
鄧小平說：“基數越大上去越困難，美國每年隻能2％，蘇聯12％就了不起啦，技術革命發生大變化才能躍進。”
彭真說：“總路線還好解釋，‘大躍進’不好解釋。”
劉少奇最後說：“還是要提躍進，‘三麵紅旗’少一麵不好。但對‘大躍進’要有新的解釋，要從曆史時期看。”
這樣，對“大躍進”的認識，基本上回答了柯慶施提出的疑問，也基本上達成了一致。至此，黨內高層領導幹部對根本問題的認識上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
1月22日，報告的第二稿出來後送毛澤東審閱。24日，毛澤東找劉少奇、鄧小平談話，表示“讚成這個方向”。
報告認為，1958年以來黨的工作的主要缺點錯誤是：
第一，工農業生產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的戰線過長，使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關係，消費和積累的比例關係，發生了嚴重不協調的現象。
第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工作中，許多地區，在一個時期內，曾經混淆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界線，曾經對集體所有製內部關係進行不適當的、過多、過急的變動，這樣就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刮“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
第三，不適當地要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許多完整的工業體係，權力下放過多，分散主義的傾向有了嚴重的滋長。
第四，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適當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鄉人口的比例同當前農業生產水平極不適應的狀況，加重了城市供應的困難，也加重了農業生產的困難。
當然，在報告中，劉少奇還認為，總的來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
這一說法顯然是不夠的。
1月25日，報告稿在劉少奇主持的第102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並準備提交大會。報告總共4萬多字。按照慣例和原定計劃，報告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審定後，由報告人劉少奇在1月27日的大會上宣讀。
1月26日，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新建議，對他說：“好啊！既然報告已經印發，你就不要念這個稿子了，大家都學習了嘛！你還 要講什麽，願意講什麽，解釋什麽，就講嘛！請你根據報告的精神在大會上放開講一講。”
可是，第二天就要作報告了，怎麽來得及寫報告呢？
劉少奇還是接下來這個任務：“那麽，大家繼續開會，我先撤了！”
毛澤東一揮手：“我們也就聾子放炮——散了，現在散會，讓少奇同誌一個人去繼續奮鬥吧！”
就這樣，劉少奇在準備七千人大會書麵報告的同時，還要趕寫口頭講話稿。劉少奇在大會前經一夜的思考，擬了個講話提綱。在全體大會開始前，毛澤東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前到人民大會堂主席台休息室，傳看劉少奇擬出的講話稿提綱。
毛澤東看完一頁，就傳給下一位政治局常委看，就像接力賽似的一頁一頁傳閱。講話提綱總共才10多張紙，字又大，很清楚，不一會兒就看完了。政治局常委們對劉少奇的講話提綱表示同意。
在書麵報告裏沒有說的話，都在即席講話中說了出來。的的確確對與會者的觸動非常之大。
1月27日，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對書麵報告作補充說明。
劉少奇的這個即席講話，直指國內的困難形勢及造成這種困難的缺點錯誤，還有解決的辦法。
劉少奇講話時隻帶了一個簡單的講話提綱。
這一點，令與會的代表們有些出乎意料。按照以往的慣例，劉少奇從中共八大開始，在中央召開的重大會議上作報告，都是拿著厚厚的一疊稿子念的。
而劉少奇的講話內容，更出乎他們的意料。以往，報告幾乎都是頌揚成就，鼓足幹勁的內容。而今天，劉少奇卻作了一個主要內容與以往不同的講話：是以擺事實，講道理，提出困難，分析困難，解決困難為主導。
劉少奇的即席講話，既綜合了自己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又吸取了會議期間的一些反映，可以說是成竹在胸，一氣嗬成，縱橫捭闔，如馳騁疆場上的將軍一般虎虎有生氣，吐出肺腑之言。
劉少奇沒有重複書麵報告的內容，而是“醍醐灌頂”，給各路諸侯“降溫”，要他們認識到困難形勢，也要他們認識到造成困難的原因，以便“對症下藥”。
劉少奇實事求是，也敢於提出這樣一個論斷：“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這種困難的形勢是怎樣出現的呢？為什麽沒有增產，吃、穿、用沒有增加，而且減少了呢？原因在哪裏？原因不外乎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我們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了。還有一條，就是從1958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災是主要原因呢？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應該根據各個地方的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地向群眾加以說明。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的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麽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有，但是小，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後來我調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幾個水塘，我問他們：1960年這個水塘幹了沒有？他們說：沒有幹，塘裏的水沒有車幹。塘裏有水，可見那裏天災的確不是那麽嚴重。就全國總的情況來說，我在書麵報告中是這樣講的：我們所以發生相當大的困難，一方麵是連續3年的自然災害的影響，另一方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工作上和作風上的缺點和錯誤所引起的。至於某一個省、某一個地區、縣究竟怎麽樣，你們可以根據情況，討論一下，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
“實事求是地作出判斷”，這句話打中了問題的要害。劉少奇是作了一個表率。
講話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劉少奇經過充分的調查研究得來的，都是擲地有聲的大實話。
代表們屏息靜聽，全場鴉雀無聲，大禮堂隻響徹著劉少奇一個人的聲音。
代表們完全被劉少奇的講話所吸引，忘記了做記錄：因為這是不同於書麵報告的講話。
後來，毛澤東批評劉少奇的這個講話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是農民的語言。”
劉少奇提出了在書麵報告上沒有講明確的成績與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突破了傳統的成績和缺點錯誤的比例關係，來了個“三七開”：
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呢？書麵報告上是沒有這樣講的，那裏隻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麽樣，書麵報告上沒有作判斷。
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有一部分地區還可以這樣講。……可是，全國總起來講，缺點和成績的關係，就不能說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恐怕是三個指頭和七個指頭的關係。還有些地區，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隻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個地方，農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你不承認，人家就不服。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這個問題，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縣委，實事求是地討論一下，作一個初步的判斷。
劉少奇這一講話，實際上就是要求對客觀情況作一個客觀的、實事求是的估計，而不是完全被“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比例關係所束縛，該是多少就是多少。
劉少奇所作的估計，著實令與會者有茅塞頓開之感，感覺到思想上固有的疙瘩有所鬆動，好像解開了。
但是，劉少奇對缺點錯誤的認識，還是在肯定“三麵紅旗”、“大躍進”的基礎上作出的，至少，是在對“三麵紅旗”和“大躍進”初步肯定的基礎上作出的。
“三麵紅旗”是最後的界限，不能越雷池一步的。
因此，歸結到造成困難的原因方麵，也不可能認識得更深一層，而是說：“原因之一，是因為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不夠。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犯一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
當然，劉少奇在講話中的的確確觸及到了這一根源，他批評了“大躍進”中出現的“共產風”，批評了一些不正確的口號和做法，同時也對“三麵紅旗”的結論問題留了餘地：
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候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
讓曆史來作評判，讓實踐來說話，應該說，劉少奇的這個態度是非常有曆史眼光的，也是實事求是的。
但是，這同時也是一種存疑的態度，雖然是在一段時間是完全肯定的，但留待以後作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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