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八一五”公墓，這個文革遺址成了全國唯一見證重慶大規模武鬥的墳墓，這裏埋葬了百多人的冤魂和屍體。墓園占地麵積50餘畝，每一塊墓碑上都鐫刻著“八一五派”死者的名字，其下都埋著一名、幾名乃至十數名以上的紅衛兵和造反派。
跟全國一樣，文革中重慶武鬥分成兩派：一派據稱是“保衛毛主席的堅強戰士”，“始終不渝地捍衛毛席的革命路線”，於1966年8月15日成立的所謂“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還有工人、幹部成立的以“八一五”為代表的各種戰鬥團，後幹脆一律對外宣稱叫“八一五派”。
在重慶文革中進行到最激烈的1966年至1967年間，很快分離出另一派：“反到底派”，也就是要砸“八一五革聯會”的“砸派”，俗稱“反吊起”。
位於重慶沙坪公園小溪亭閣不遠的“八一五”公墓，基本上都是在1967年5月至8月間被打死的中學紅衛兵和重慶廠礦企事業的工人造反派，年紀大的多在十幾歲或二三十歲，最小的僅11歲。公墓建在一片小樹林裏，這裏依山傍水，鳥鳴清幽，很早以前曾是一處解放軍烈士墓。
“八一五派”所以選中這塊風水寶地，據稱還是請了風水先生的。首先，這裏位於沙坪公園的僻靜處，曾是解放前地下黨常接頭之處，有像征意義;第二，“反到底派”再強大不會攻到這裏來，沙坪公園幾乎是“八一五派”腹地的腹地。文革武鬥時期，以重慶大學為首的“八一五派”，占據了沙坪壩所有的地盤，該地區的“反到底派”都逃走了。
重慶武鬥主要集中在各大專院校和各個企業，雙方以“占山為王”的形式，來者先到就算是占領了所謂製高點。學校主要是各個教學大樓，工廠主要是職工宿舍和廠房。
占全國軍工企業四分之一強的重慶，武鬥之所以持續時間長，衝突烈度高，很大原因是這些大量的軍工企業的存在，凡所有的常規武器，都有軍工廠製造。
打響山城第一槍的是在重慶工業學校，而真正發生激烈衝突的是在重慶建設機床廠，即現在的建設摩托生產基地。這是一個從漢陽遷至重慶的特大型軍工企業。在那個時候這個廠是極端保密的，守衛這個軍工企業的是一個連的解放軍部隊。
1967年7月25日清晨，住在建設機床廠廠區勞動一村的人們，發現對麵民主村屹立在山巔上的兩幢蘇式紅磚樓，突然被圍攻。早上8點左右來了很多人，手持鋼釺、大刀、燃燒瓶，身穿勞保服，頭戴藤帽，圍著紅磚樓進攻，不斷地向這兩幢紅樓投擲燃燒瓶。紅磚樓於夜間被“八一五派”占領，這是建設廠“反到底派”不願意看到的，必須奪回來。
數百名“反到底派”武鬥人員輪番進攻，不斷地向紅磚樓投擲汽油彈。於是雙方展開攻防拉據戰，傷亡慘重。
這裏埋葬著超過400名文革武鬥死難者，也深藏著一代人的記憶，和我們必須直麵的曆史。
連石頭也會老。40年前的沙頁岩墓碑，寒暑一刀一刀割下去的，打眼看去，已經近乎一座座無字碑了。1992年出獄後，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來墓地的荒草和雜樹中坐一會。這裏埋著他的戰友。這些年，他親眼看到石製墓碑上的、撲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風化殆盡。而他自己，這個“文革”時期的重慶武鬥組織“8·15”派“政委”，也已經老了。
2009年12月，在相關研究者及親曆者曆時十餘年的奔走呼籲之後，全國僅存的一個“文革”武鬥死難者墓群被評為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它已經在重慶市沙坪壩公園西南角潛伏了40年。
占地約3000平方米的墓園緊鄰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一道高約三米的塊石疊砌而成的灰牆，把墓園大致圍成船形。清晨，這裏能聽到山後複元寺小學裏稚氣的的讀書聲。下午，落日會把山丘西側天主教堂頂上巨大十字架的陰影投射到墓地。
沙坪壩區在武鬥中是“8·15”派的根據地。所以這個墓地埋葬的，幾乎全是“8·15”派的死難者。國民黨時期，這個山丘便屬知名愛國人士饒國模的私家墓地，時稱複元寺墓地。抗戰期間，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病逝的幹部，便葬於此。周恩來之父、鄧穎超之母亦曾安葬在這裏。
武鬥開始後，死傷不斷擴大，一些大的工廠學校（如重慶大學、建設廠等）多在自己的單位內開辟墓地安葬。而一些小單位的罹難者，因為單位內找不到安葬空間的，便被葬在了這裏。
40年前，這裏尚處於重慶市的偏遠地帶，山丘下是藕塘，再往東便是水田。但隨著重慶市區的迅速擴張，墓地一步步走進繁華的城區腹地。藕塘在1980年代變成了人工湖，一座自由女神像立於距離墓地不到200米處。如今，墓地周圍的林蔭道上，四處懸掛著“紅歌會”的招牌。
隨即同幾個唱紅歌的老人聊起，竟有當年參加過武鬥者，隻是竟不知有五百多同齡人埋葬於不遠處。每天都有老人在這裏合唱紅色歌曲。這同樣是安葬於此者生前所熟悉的旋律。
武鬥死難者合葬墓。當年的墓誌多用毛主席詩詞。圖/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
學校埋不下這麽多屍體，便選中了沙坪壩公園軀體被白布包裹起來，穿上軍裝，別上領袖像章，埋在了淺淺的坑裏。
65歲的周家瑜，是當年武鬥“8·15”派的政委。1976年，因“指揮、參與、槍殺、打死被俘的無辜群眾”，周家瑜入獄16年。“武鬥烈士墓被評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曆史能給我當年的戰友一個名分。”周家瑜說。
現存的墓園地麵建築，可以佐證周家瑜他們當年信仰的赤誠。多數合葬墓的主體設計是模仿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再略加變通改良。碑身、碑頂一般都飾有“8·15”派的徽記，嵌著派別名號的火炬。墓碑主體題字多為模仿毛體狂草：“死難烈士萬歲。”“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能丟；可挨打，可挨鬥，誓死不低革命頭。”
鄭誌勝是周家瑜當年的“戰友”，在“8·15”派中，人稱“屍長”——他專門處理武鬥死難者屍體。
最初選中沙坪壩公園這裏作為墓地的，就是重慶大學的“8·15”派。因為屍體源源不斷地運來，重慶大學第二教學樓外沿江馬路坎下那塊平地已不夠埋了，前線仍然在每天製造著死亡，“8·15”派的勤務員（即領導人）開始在市區尋找空地。
40年後，“屍長”仍然記得育才中學女生梁自巧送來的樣子。“生前我就認識，矮矮的，白白胖胖、齊耳的短發用發夾別到腦後，見了大學生老大哥總是微笑著，一對圓圓的酒窩。”鄭誌勝說。
梁自巧年齡雖小，卻是20中紅衛兵團中的活躍分子，時常來找鄭誌勝他們，領了傳單去大街上散發。7月間，她去給守清水池的大哥哥們送飯時，在建設廠三八宿舍附近罹難。
最初產生的屍體，並沒有及時下葬，他們作為對方的“罪證”，要保留下來。但時值重慶最熱的時候，“大部分屍體已經變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體彌散著令人窒息的腐氣，戰俘用手中的幹樹枝驅散蒼蠅。”鄭誌勝說。屍體防腐的方式，便是往體內注射甲醛，然後將屍體浸泡在福爾馬林溶液中。
梁自巧是鄭誌勝親自輸甲醛的第一人。屍長劃開女孩的皮膚後，錯把神經當成了股動脈，打開夾膠管的鑷子，甲醛溶液沒有流進那“股動脈”，而是遇阻反濺到他的右眼裏。後半生裏，這隻右眼都一直折磨著他。
但在處理第二具女屍的時候，他已經很熟練了。注射完甲醛，讓俘虜們給屍體裹上從沙坪壩百貨公司購來的一匹白布，然後穿好軍裝，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紅衛兵袖章，把頭發洗淨後晾幹，梳得很整齊，用一塊木板安放在防空洞裏，放了十多天等親人來看了才入殮。然後有學校運去沙坪公園掩埋。
實際上在熱兵器卷入武鬥之前，重慶大學第二教學樓外沿江馬路坎下那塊平地已不夠埋了。鄭誌勝想到沙坪公園藕塘西邊的小坡上那塊曆史遺留的墓地。鄭誌勝和黃順義帶著“重大8·15”的介紹信去沙區公園辦公室找到“園林8·15”的勤務員何太福，後者很爽快地就答應了。
於是在“沙坪公園小烈士墓”進門第一平台左邊，包自成、李葉明、陳樂洲就順利落葬了。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啟出來，抬過去，埋在第一平台右邊。
從墓碑上的文字推斷，沙坪壩公園安埋“烈士”自1967年6月始。當時挖坑安埋屍體的，幾乎全是“反到底”的俘虜。“墓地裏原來的安葬的死者，除了解放軍的五位烈士，其他的都被挖了出來，給‘8·15’的屍體騰位置。”曾鍾說，他是最早收集墓群資料的研究者。
屍體一具具運過來，標準的程序是，挖坑，下葬，致悼詞，鳴槍。起初整個墳地並無規劃，俘虜們東挖一個坑，西埋一個人，倉皇之間，也並沒有墓碑，就立一個木牌子，上書死者的姓名，所屬單位，以及死亡時間。
根據研究者陳曉文提供的碑文資料，死亡者中年齡最小的僅14歲（2人），年齡最大的60歲。這裏共有113座墓碑，掩埋有531人，其中包括404名武鬥死難者。
墓碑的大小，顯示著一種獨特的等級製度：死者所屬的單位越大，則墓碑越高。“有錢就立，立的就大。”王佑群說。——向大金，一名從郊縣來到重慶參加武鬥的農民，就隻擁有一個小小的土丘。
1967年9月1日雙方簽署停戰協議後，“8·15派”開始有組織地重新規劃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協議很快破裂，死亡生產線再次啟動，於是大規模的土木工程，從1968年開始，是年造墓38座。石條、混凝土、磚塊這些建築材料，幾乎都是強行從市區征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銷兩派的總部，並收繳武器，大規模的武鬥才停止。但兩派的基層組織保留了下來，繼續運轉，所以，死亡生產線一直運作到1969年1月才結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識青年都下鄉了。
在這塊不大的墓園裏，鄭誌勝們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屍體，絕大多數都和梁自巧一樣年輕，一樣洋溢著“革命的熱情”。
攝影家田太權武鬥死難者墓群作品：“遺忘”。圖/南 方周末資料圖
因為一雙鞋子參加武鬥但很快，這些美麗的年輕人便成了屍體，送到了“屍長”鄭誌勝所在的防空洞裏。
周家瑜並不覺得當年的武鬥有什麽錯誤。“我們當年的戰鬥是遵照黨中央的決議，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中的烈士一樣，是為自己的信仰獻身的。”他是武鬥存活者中，“堅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當年重慶大學的大學生周家瑜、鄭誌勝兩人卷入血腥武鬥並成為一派的領導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一點都不關心政治，他們到處貼大字報，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說。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慶大學的老校長鄭思群被重慶市委派來的“四清”工作組綁走，那麽大年紀的老人光著腳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決定“造反動市委的反”。——此前鄭校長每年都給周家瑜發獎學金，周視之如父。
鄭誌勝加入“8·15”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樣。鄭校長曾送給光腳上學的鄭誌勝一雙鞋子。
“我是因為一雙鞋子參加武鬥的。”許多年後，鄭誌勝感慨道。重慶當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親曆者提供的武鬥發展脈絡是：第一次武鬥發生於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灣體育場發生械鬥，但並無人員死亡，可是血腥卻被激活。此後的半年內，長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記載的死亡，發生於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級，7月7日，嘉陵江大橋的一次武鬥時，“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徑運動步槍，擊傷數名“8·15”成員。隨後，武鬥迅速過渡到熱兵器時代。
據周家瑜介紹，重慶武鬥中激戰的雙方“反到底”和“8·15”兩派，原來屬於“8·15戰鬥隊”。在衝擊政府機關奪權後，因為內部權力分配出現分歧，再加之對羅廣斌等關鍵人物的支持出現分歧，1967年2月，黃廉、鄧長春等人從“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鬥最血腥的時候，“8·15”和“反到底”的高層也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一切看起來像是遊戲——周家瑜和“反到底”黃廉、鄧長春是好朋友。幾個人經常在一塊吃飯、聊天，有事還互相幫忙。
但他們領導的兩大組織，每天都在屠殺著對方。
抗戰時，國民政府將全國的主要兵工廠遷到了陪都重慶，解放後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經過建國後十多年的“三線建設”備戰，到1960年代中期，“重慶已經是亞洲最大的軍工生產基地”（重慶學者王康語）。7月7日“橋頭槍聲”後，雙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產坦克、高射機槍、自動步槍的各個兵工廠，於是，除了飛機、導彈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裝了雙方的戰鬥員。
“重慶武鬥激烈的另一個原因，便在於重慶是一個移民城市。所以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說，“抗戰時，全國的知識精英和熟練工人，被國民政府有組織地遷徙到重慶，抗戰結束時，重慶的總人口翻了數番。”
作為武鬥中紅極一時的人物，周家瑜的經曆佐證了王康的分析：“並不是所有人都是為了保護毛主席來參加武鬥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經打擊過自己的司法機關的反。”
“很多人都是被裹挾進來，然後稀裏糊塗就犧牲掉的。”周家瑜說，他認識的一個低年級同學，因為喜歡把子彈殼做成鑰匙鏈，掛在屁股後麵叮叮當當的響，為了撿彈殼，被打死了。
“市政服務沒有了，渝中半島變成了垃圾堆；糧食、蔬菜的供應都斷了，我的父親是‘8·15’派的幹部，但是家裏也沒有吃的。”57歲的席慶生回憶道，“母親帶著我和弟弟準備去到重鋼李子林投奔親戚，走到毛線溝屠宰場對麵時，一個‘8·15’的人剛擦完槍試槍，把我母親打死了。”
但在那個火紅的年代，沒有人懷疑過戰鬥的意義，或者思考過局勢的複雜。王佑群——2000年後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當時還是一個小姑娘：“看到鄰居的大姐姐們穿著軍裝，係著武裝帶，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說的‘颯爽英姿’，很羨慕，盼望著長大後成為她們中的一員。”
中山大學教授、學者劉小楓當年也還是少年。在他的回憶裏，連兒童也組成了“戰鬥隊”相互廝殺：
“我家門前的小巷已經封鎖了，三四個女高中生戒守在這裏。時值7月，天氣悶熱，繃緊的武裝帶使她們青春的胸脯更顯豐實，草綠色的鋼盔下有一張張白皙、嬌嫩的臉，眼睛大而亮麗。重慶姑娘很美……她們手中的五六式衝鋒槍令我生羨。”
但很快，這些美麗的年輕人便成了屍體，送到了“屍長”鄭誌勝所在的防空洞裏。
更多的親曆者開始反思那一場劫難。“屍長”鄭誌勝說：“1967年的8月，重慶武鬥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進深淵的日子。別人的血、汗和淚；我的血、汗和淚交融在一起，流進了深淵。我在噩夢中掉了進去，苦苦掙紮。”
缺乏修繕的墓群，字跡已經風化模糊。圖/南方周末資 料圖
被消解的“崇高”撬棍、炸藥、和有意無意的遺忘與冷漠一點點地水解掉40年前的怪誕“崇高”
2010年1月15日下午，記者跟隨在公園工作了一輩子的王佑群進入墓園。滿目盡是濕漉漉的枯敗植物，高聳的墓碑上赤色的豪言壯語尚在，但當年捍衛這些話語的、墓裙上的姓氏，則能辨者無幾。一隻野貓在鬼針草和矢車菊間尋找著什麽。
墓園西高東低，布局雜亂，一條通往小道落滿枯葉，以此為中軸，兩側的墳丘雜亂而破落。
沙坪壩公園這裏的武鬥罹難者墓群，並不是重慶最大的，也不是惟一的。武鬥結束後，幾乎每個工廠學校都有自己的“烈士墓”。曾鍾、陳曉華二人的調查結果顯示，重慶當時七區三縣，與此相類似的紅衛兵墓群一共是二十多個，建設廠清水池、重大鬆林坡、體育館、牛角沱大橋南橋頭、朝天門碼頭街心花園等處，當年都有掩埋紅衛兵的墓地。
但這些墓地絕大多數在“文革”後便被鏟除。“有些墓甚至是被直接用炸藥炸掉的，因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覺得這些人作孽太多。”曾鍾說。
到1970年代後期，沙坪壩公園裏的武鬥罹難者墓群，已經是重慶市惟一的一座較大規模的墓群了。1979年5月，顧城跟父親顧工到重慶采風，他意外走進這片年代並不久遠，卻似早已被世人遺忘的荒墳。他留下了最早對紅衛兵進行反思的詩作《紅衛兵墓》：
淚，變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蓋了墳碑。
死者帶著可笑的自豪，依舊在地下長睡。
在狂想的銘文上，湮開一片暗藍的苔影
但在顧城用筆解構武鬥“可笑的自豪”之前，附近的農民，已經開始用他們的撬棍解構紀念碑上赤色的崇高話語了。從1972年開始，鄰近村子的農民便越過墓園一堵失修頹圮的土牆，進來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或者蓋豬圈。
原公園黨支部書記李崇同告訴記者，1975年前後，政府全麵整頓時修葺公園，才用竹籬笆補上了垮塌的土牆，讓墓園得到最低限度的保護。但鄭誌勝提供的信息是，竹籬笆並沒有擋住撬棍。1976年底，在看守所羈押的鄭誌勝趁著外勤的機會，特意請求看守到墓園看看。他剛進門口，便看見一群農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著墓碑石回家。鄭將之斥回。
但曆史已經在顧城的筆和農民的撬棍下展現出他的殘酷。不管當年的這些年輕人是以何種熱情、為一種崇高的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不到10年，這種崇高便已經支離破碎了。
40年的時間裏，墓園也不止一次麵臨滅頂之災。
據李崇同介紹，1985年，曾有一名退休老幹部給四川省委寫信，要求拆除此處墓地。理由是“這是文革派係鬥爭的遺留，不利於團結”，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廖伯康到墓園走了一圈，並未直接表態。隨後，他批示了“三不原則”：不拆除、不宣傳、不開放。幾個月後，重慶市民政局撥款修建了更高更結實的圍牆。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園的再一次拆除危機，則與商業開發有關。1993年、2005年，先後兩次傳出鏟除墓地做商業開發的消息，但重慶眾多人士積極奔走，呼籲保護墓園。
另一方麵，重慶市文物保護界的官方人士，早在1990年代，就注意到了此處的文物價值。吳濤，重慶市文物保護處副總工程師，他回憶道：“1990年代後期，我就向上級打報告，提出保護沙坪壩公園的武鬥死難者墓地，但因為當時整個環境還很保守，這個報告沒有下文。”
2007年4月4日，轉機出現，國務院下發了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我們當時覺得可以趁著這個機會開始申報文物保護單位。”沙坪壩公園現任主任錢立全說。當時公園管理處從外麵聘請了李中華，在加上公園的職工秦本誌和公園的退休職工王佑群三人組成調查組，開始半公開地對墓園的史料及當年的經曆者、死者親朋等進行調查。
2008年4月10日，國家文物局在無錫召開中國文化遺產保護論壇。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提出，應對“公社運動、大躍進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等時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築物、構築物采用正確的方法進行合理保護”。單的講話，徹底解放了公園的調查、申報工作。
無錫論壇四個月後，沙坪壩公園向沙坪壩區申報區級文物保護單位，當天就通過了。2009年初，沙坪壩區文物保護科開始重新整理資料，向重慶市文保處申報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我們就紅衛兵墓園評文物的申請，召集了20名文史、黨史、建築史、規劃專家等，開了兩次討論會。”吳濤回憶，“兩次論證會，沒有一專家有異議。大家隻是討論改用哪個名字。斟酌過武鬥墓、文革墓等，但最後還是選擇了定名為紅衛兵墓園。”
2009年12月15日，重慶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護單位共193處，紅衛兵墓園名列其中。“這表明我們的政府越來越自信，也越來越理性了。”吳濤說。“必須直麵父輩的曆史”“每一座墓碑後麵都有一個慘絕人寰的故事。”而對於這些墓碑後的故事，現有的研究卻難如人意。
對於那些親曆過武鬥的人們，不管是“死硬派”還是“反思者”，都希望曆史能以此為契機，給40年前那群熱情洋溢的青年一個中肯的評價。
“紅衛兵曾將自己的全部赤誠獻給了當時的主流話語，後來卻被曆史作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征”，曾經的“8·15”一員，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華說。
伴隨墓園的衰敗破碎，當年那段曆史也在時間流逝與人們的集體遺忘之中逐漸模糊。當年經曆過武鬥的當地知識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僅有的中堅力量。
重慶出版社的陳曉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發現墓碑風化嚴重，開始和劉凱娟、賀洪誌等8人抄錄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陳曉文在中學同學劉小楓的慫恿下，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發表了《重慶紅衛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將這處墓群定名為“紅衛兵墓地”並流傳至今。——但這被後來的研究者視為一大缺憾。調查結果顯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員身份大多不是學生（紅衛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鑒於陳曉文他們抄錄的墓碑因為風化有大麵積殘缺，沙坪壩區教師進修學校退休教師曾鍾開始在墓地蹲守，進行窮盡式調查。“這是最笨的辦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著，有人來上墳，就和他聊，然後這些死者家屬就會一個傳一個，幫我收集資料。”曾鍾說。
“每一座墓碑後麵都有一個慘絕人寰的故事。”曾鍾說。而對於這些墓碑後的故事，現有的研究卻難如人意。
研究者們希望至少將墓園中埋葬的所有死難者生平經曆整理成集，但這個工作至今隻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鍾舉例說，113座墓碑中有兩座無字碑——建成就一直沒刻字，他通過多次走訪終於弄明白了其中一座“無字”的原因：一對建設廠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級幹部，妻子是總部話務員，後因懷疑妻子是“反到底”間諜，兩人分別被秘密處死。入葬時因為“間諜”一說並無實質證據，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來。
“另一座無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沒有調查清楚，當事人在世的越來越少，以後調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曾鍾說。
這是一個與時間賽跑的工作。“時間太久遠了，很多人記憶模糊。另一方麵，當事人紛紛老去，有時約好了見麵，要見麵時卻發現人死了，或者中風了，這樣的情況發生過十幾次。”除了時間，研究者們的障礙還包括幾乎是群體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四川美院攝影教師田太權被認為是用鏡頭解讀這個墓群的第一人。他首次進入墓群是在2006年的一個中午。“圍牆外麵陽光燦爛，但墓園裏麵卻一場陰森，我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破損的棺木就裸露在地表之外，甚至能看到森森的白骨。我一下子感到，那麽青春那麽美的生命，就這樣掉入了死亡陷阱。”
那天中午的頓悟，構成了田太權後來“文革”係列作品的基調。在他沙坪壩紅衛兵墓的攝影作品裏，墓碑像莊稼一樣從年輕的軀體上生長出來；鬼影幢幢的纖細身體，穿行在堅硬、冰冷的墓碑之間。
有一天下午，田太權正在墓群間創作，一位年輕的老師帶著一群小學生意外地闖了進來。——老師以為這裏是一個烈士陵園，他帶孩子們來接受革命主義教育。但進來之後卻發現是一處“文革”武鬥罹難者墓群。便趕緊帶著孩子們出去了。
田太權迅速捕捉了一群少年穿行於墓碑的瞬間，在後期處理時，他讓這些2000年前後出生的孩子，行走於40年前死於非命的軀體之上。
“曆史是無法回避的，這些孩子必須直麵他們父輩的曆史。”田太權說。
在重慶，在和歌樂山烈士陵園遙遙相望的沙坪壩公園裏，在荒草和雜木中，有一片人跡 罕至的墓地，它被一道長滿青苔的高高的石牆圍住，與世隔絕。
這是一個全國僅有的文革墓地，113座墳墓掩埋了400餘名當年武鬥的死難者。他們中有年僅14歲的少女，有被稱為“校花”的女中學生，有年輕的母親，她們和更多的他們——握著槍和鐵棍、刀、匕首等的兒子、丈夫、父親——交錯地倒在這裏。
30多年過去了，如今，墳頭芳草萋萋，那個動亂年代曾經的廝殺、哀號、槍聲、頌歌和罪惡過去了，被鬼針草、塵土和高牆的陰影層層覆蓋。
但是，與死者有關的人還活著。重慶文革派性鬥爭的波詭雲譎、血雨腥風，還影響著他們……
“我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
周勁鬆，男，1945年生，原重慶“8·１5派”總負責人之一，曾任重慶市革委會常 委，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1976年入獄，1991年刑滿釋放，現無業，靠親朋接濟度日。
文革前，我是重慶大學3年級學生。我卷入這場運動是從“四清”工作組留下來繼續搞文化大革命，整重大校長、書記鄭思群開始的。1966年6月，工作組把鄭校長打倒，我不服。對鄭校長，我印象很深，我是當時全校7個全優生之一，從他手裏接過不少獎狀；鄭校長在食堂當著學生的麵，把飯桶邊地上的飯撿起來自己吃，從不罵人，講究身教，以身作則。這樣的校長被打倒了，我鳴不平，當場我就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關在重大階梯教室隔離審查了一個禮拜。出來後，我自然就成了大家關注的對象。
那年7月19日，工作組把鄭校長轉移，押到鬆林坡招待所繼續關押，轉移時被我看見了，鄭校長頭發零亂，隻穿著短褲、背心，打著光腳板，走在水泥路上。一位老革命，7 級幹部，就被他們這樣整過來整過去，連鞋都不讓穿，7月份的重慶，有多熱啊！我看不過，一喊就喊過來幾百人，圍住工作組的人質問，雙方僵持了一陣，都不了了之。我再次成為焦點人物，再次被打為修正主義苗子、反革命。但不過半個月，工作組突然宣布鄭思群校長畏罪自殺，就在鬆林坡招待所。我們一麵向當地派出所報案，要求調查鄭校長的死因，一麵自發地圍攻工作組。就從鄭校長死的那一天開始，工作組就不得人心，重大師生反對工作組就有了群眾基礎。
為啥子叫“8·１5派”，莫名其妙的，我跟你講，1966年8月15日那一天，重慶師範專科學校的造反派組織“排炮戰鬥隊”、“輕騎戰鬥隊”的負責人，到重大找到我，要求我們聲援、支持他們。我當天就鼓動帶了3000多重大的師生員工到了師專，開大會聲援造反派。這事就驚動了重慶市委，市委就派了副書記、副市長辛易之來師專，他代表市委宣布我們的行動是錯誤的，命令解散，但大家不服，就在沙坪壩上街遊行，口號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堅決貫徹“5·１6通知”精神，堅決執行“16條”措施。這就是重
慶文革第一次大規模遊行的所謂“8·１5事件”。此後，各個單位造反派紛紛趕工作組，都跑到重大來搬兵聲援，“8·１5”的名聲坐大了。“8·１5派”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形成了。
1967年1月份全國各地造反派掀起了旨在奪權的所謂“一月革命”，重慶是2月28 日，46個造反派組織發表了《重慶市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公告》，革聯會宣告成立，掌握了全市黨、政、財、文大權。革聯會一把手是駐軍首長，副主任由工人代表、農民代表、學生代表分擔，我派了一個“副司令”去革聯會當副主任，我自己沒有當權，但我是支持革聯會的。
成立了革聯會以後，有人認為革命尚未成功，不要當官老爺，因此反對革聯會；還有一種人認為自己沒有當權，被革聯會排斥了，也反對革聯會。這些人就把人拉出去成立了“反到底派”，又稱“砸派”。“砸派”當時有一個很出名的廣播站，叫“完蛋就完蛋”，是林彪的話。
當時，四川的政治局麵非常複雜：60年代初，宜賓地委書記劉結庭、市委書記張西挺被李井泉主持的西南局打成反黨分子，一直關押。1967年五六月間，劉、張獲平反昭雪，複出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副主任。重慶兩派圍繞“劉張”平反複出的問題加劇了分化，“8·１5派”反劉張，“反到底派”擁劉張。鬥爭越來越激烈，一直到後來武鬥全麵升級、爆發。
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震撼世界，這是悲劇，防止悲劇重演這個觀點我是讚同的。我為文化大革命坐了15年牢，我負了責。
1967年4月23日，兩派組織在北碚、重鋼等地辯論，發展成動拳頭、砸宣傳車、廣播器材等事件。
1967年5月23日，兩派人員在重慶石油學校發生武鬥，雙方從動拳腳升級到使用鋼釺、鐵棍、匕首。是月武鬥之風蔓延全市：重慶醫院、嘉陵機器廠、西南師範學院均發生了使用這些武器的武力衝突。
1967年6月5日至8日，西南師範學院兩派發生武鬥，全市兩派分別派數千人參戰，揭開重慶大規模武鬥的序幕。
1967年7月8日，兩派武鬥組織在紅岩柴油機廠發生衝突，打死9人，傷近200人。這次武鬥中雙方首次使用槍彈。這次事件被稱為“打響重慶武鬥第一槍”。從此，重慶武鬥全麵升級，從使用小口徑步槍、衝鋒槍、輕機槍、重機槍、手榴彈到動用坦克、高射炮、艦艇，從巷戰到野戰，規模越來越大，死的人越來越多，正常的社會秩序完全被破壞。1967年7月31日至8月6日，榮昌縣兩派共700人左右參加武鬥，死亡78人。同年，8月8日，望江機器廠造反派用3艘炮船組成艦隊，沿長江炮擊東風造船廠、紅港大樓、長江
電工廠及沿江船隻，打死240人，傷129人，打沉船隻3艘，重創12艘；8月13日，兩派在解放碑激戰，交電大樓及鄰近建築被焚毀；8月18日，沙坪壩區潘家坪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死亡近百人；8月28日，歇馬場發生3000多人的大武鬥，雙方死40人，楊家坪街道被毀近半，武鬥雙方死亡100人。”
1967年7月、8月、9月，山城重慶變成了血雨腥風的戰場。
“我一直在撫摸身上的刀傷槍傷”
陳卓(化名)，男，原重慶某中等學校“反到底派”頭頭，1969年入獄，1972年釋放，現為房地產商人。
我本人直接參加了武鬥，從1967年打到1968年。我當時是學校“反到底派”的狗頭軍師(笑)，同學們都喊我“參謀長”。我身體一直比較弱，弱不帶兵嘛。
我惟一一次帶兵是1968年6月29日至7月1日這次3天3夜的激戰。6月29日，“二和尚”跑到我們學校來搬救兵，他是建設廠技校“砸派”的頭頭，他指揮的建設廠“砸派”與“8·１5派”幹起來了。當時武鬥打了一年，死的人太多了，戰鬥隊員都產生了厭戰情緒、恐怖情緒，都不願去。我當時出於強烈的派性榮譽感，勉強把200多名戰鬥隊員集合起來，說誰願意跟我去的就出列，有70多個人出列。我們全副武裝，甚至把解放鞋帶取下來串著子彈夾挎在身上，省得在戰場上換彈夾耽誤幾秒鍾的戰機，這是一種拚死到底的態度。當時，我的腦海裏不斷地浮現著陳輝(革命烈士，死在渣滓洞)的名言：“戰士的墳墓比奴隸的天堂更明亮。”當時大家的心情真的很悲壯。我們在楊家坪參戰，打了3天3夜，我們這一邊慘敗，我帶去的70多名戰鬥員當場犧牲了4個，還有7個被對方俘虜後也全遭槍斃了。
“二和尚”在撤退時睡著了，怎麽都弄不醒，結果也被對方俘虜槍斃了。與他同時被俘的還有一個同伴，那個同伴是建設廠的子弟，他父親是“8·１5派”的，因此那個同伴得救了，沒遭父親的陣營槍斃。“二和尚”是建設廠技校的學生，是資陽人，無人說情。我一直記得“二和尚”來找我搬救兵時的樣子，穿著藍色學生裝，拴根牛皮帶，銅扣鋥亮，腰間插著一把駁殼槍，腳上穿著解放鞋，挽著褲管，中等個，短發，方臉，威風凜凜，但臉色蒼白。
這次戰鬥，我們這一派也槍斃了對方4個俘虜，其中兩個是我親自俘虜的。我為此內疚、懺悔、痛苦了幾十年，因為我無法忘記他們當時被俘虜的那一瞬間的目光。他們當時端著衝鋒槍站在車間一台機床邊，混戰中我退進了這個車間，一發現他們我憑直覺判斷是“8·１5派”的，立即冒詐我是“8·１5派”的，他們把槍背起來向我走近，我馬上就———那一瞬間，他們的目光充滿了悔恨、恐怖、絕望。兩人都有30多歲，是工人，我想他們一定有兒女、妻子———這幾十年我一直因此而得不到解脫，永遠得不到———這是獸性的惡，在現世中不會也不應該被寬恕。重慶武鬥最慘無人道的事就是互相殺俘虜，這是全國武鬥過程中最黑暗的一幕，是我們這一批人心靈上永遠的汙點，它不會被時間磨滅。
幾十年來，我一直在反思文革，一直在撫摸身體上的刀傷，槍傷。
這次武鬥結束後幾天，1968年7月9日，兩派在江陵廠重燃戰火，雙方動用坦克、大炮、輕重機槍激戰，附近民宅被炮擊成千瘡百孔。也是當月上旬，兩派還分別在楊家坪、大坪、重慶醫學院、二四二部隊、五一技術學校發生大規模武鬥，雙方均出動水陸 兩棲坦克、艦艇、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野戰炮等重武器。上述地區民房、單位建築、器材設備遭重創，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網被打爛，全線停運1年多。經過上述幾次大規模激戰，重慶“8·１5派”徹底控製了局勢，“反到底派”全體成員及其家屬總計數十萬人集體分批疏散，逃離重慶，“大清洗”的謠言像瘟疫一樣傾壓山城。
在逃到成都後(成都是以四川大學“8·２6派”為首的造反派天下，“8·２6派”是 歡迎重慶“反到底派”的)，弱不帶兵的18歲的陳卓再次糾合從重慶逃來的2000多名紅衛兵，因為人多槍少，他們攔截火車一路狂飆殺往四川綿陽、廣元，找當地駐軍要武器彈藥，準備殺回重慶，被駐軍拒絕，從而避免了一場更大的慘禍。
1968年9月23日，重慶市革委、警備區發布命令，嚴令一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無條件上繳一切武器彈藥、運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專業武鬥隊。
1968年10月15日，兩派宣布撤銷總部，解散組織。
法官某某，男，56歲，原文革武鬥中“砸派”成員，已退休，離開家庭，獨居在郊區，過著很無奈的日子，自嘲生活混亂，3次拒絕采訪，最後卻不過老戰友的情麵，終於對我們打開了話匣。
提到沙坪壩那個紅衛兵墓地，我實在太熟了，不想說，太傷感了。(沉默)
當時，我在要害部門工作，因為一個同學的弟弟在化龍橋讀書，我經常到他學校去看他，文革前我們就很熟了。後來運動開始，加上觀點相近，我自然就加入了他們學校這一派(砸派)。
1967年7月24日，這天下午，他們學校的學生攔截了一輛路過的“8·１5派”車輛，並扣押了隨車人員和一位軍代表。我向來不主張亂抓亂打，經過我的勸告，他們把人放了，但軍代表因為時間晚了，當天沒走成，繼續被扣押。晚上，我得到情報：重慶大學“8·１5派”搶了武裝部，得到了許多軍用裝備，並且準備攻打我們這邊的學校，因為學校所在地化龍橋是重大到市區的必經地，所以從技術上考慮，重大“8·１5派”非拔掉這個釘子不可。這天晚上，大家都很緊張。淩晨3點鍾左右，我看見夜空升起了3發紅色信號彈，知道“8·１5派”進攻開始了。大約4點鍾，我聽見槍聲，從聲音判斷，有衝鋒槍、機槍，還有極少量的土製炸彈，這些火力一直在外圍打到天亮。我們這一邊都是冷兵器，僅有4支小口徑步槍，其中3支不能用，隻有1支可打。對方不摸底，以為我們沉著打埋伏，直到天亮了才衝進來，打死了10個學生，他們也死了1個。
我和另一個同學躲在宿舍房頂，他同學腦門子上中了一槍，死掉了，我成了“8·15派”的俘虜。
從7月25日到國慶節前，我當了2個多月的俘虜。我被押到沙坪壩公園挖過十幾次墓，主要是處理掩埋那些對方不願處理的屍體，都是高度腐爛、臭氣熏天的屍體。我們要跪在這些屍體前，首先低頭向屍體請罪，然後清洗創口，注射福爾馬林，給屍體打扇子驅趕蚊蟲、蒼蠅。
管理我們這些俘虜埋屍的人叫鄭誌勝，他是重大學生，因為出身成份不好，為了證明自己革命的徹底性，他要求來墓地負責，當時“8·１5派”派想在那裏建自己派別的烈士陵園。鄭為了爭表現，一方麵非常真誠地同情己方的死難者，一方麵絞盡腦汁殘酷折磨俘虜，所以我們背後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屍長”。有4次，我記得，鄭誌勝等我們挖好坑，把棺材放下去後，突然叫我們全部跪在坑邊，他指揮別人從背後向我們開槍，我以為自己要陪葬了。他耍的這一招叫“假槍斃”，但哪一次都不知道是真是假，我自己就親眼目睹過他斃掉過一個女俘。
鄭誌勝後來分配到新疆工作，文革結束後被抓回來，因為有血債，開始就關押在我同學的單位，大家都知道我過去在鄭誌勝手下當俘虜的經曆，沒少慫勇我趁機整他一把，但是我沒有整過他一次。我始終認為，我和他之間沒有個人恩恩怨怨，大家遭罪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這段非人的經曆對我的影響太大，我目睹了一個人在極端狀態下人性惡的、醜陋的一麵，它粉碎了自己也粉碎了別人的世界。這裏看不見希望。這肯定影響了我後來的生活。我對什麽都看得無所謂，一生就這樣子，無所謂了。
“校花”之死
記者在墓地上發現了一塊最完整的碑文，極具代表性，摘抄如下：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吐嘉華。毛主席最忠實的紅衛兵、我毛澤東主義戰鬥團最優秀的戰士張光耀、孫渝樓、歐家榮、餘誌強、唐明渝、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八位烈士，在血火交熾的八月天，為了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流盡了最後一滴血，用生命的光輝照亮了後來人奮進的道路。／不周山下紅旗亂，碧血催開英雄花。披肝瀝膽何所求，喜愛環宇火樣紅。你們殷紅的鮮血，已浸透了八一五紅彤彤的造反大旗。啊！我們高高舉起你們殷紅的鮮血(？)。／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絕不丟，你們鏗鏘的誓言啊，已匯成千軍萬馬、萬馬千軍驚天動地的呼吼(？)。你們英雄的身軀，猶如那蒼鬆翠柏，巍然屹立紅岩嶺上，歌樂山巔。
立碑者係“重慶革命造反戰校(原二十九中)”。記者從29中校友錄上查到了唐明渝的3個同學的地址，通過她們輾轉找到了陳國英，她是歐家榮、唐明渝、餘誌強、李元秀、崔佩芬、楊武惠等6人死難現場惟一的幸存者，她十分友好地接待了突兀來訪的記者。
一提起當時二十九中的“校花”唐明渝，和唐明渝的其他3位同學一樣，陳大姐不勝唏噓，她說：“唐明渝當時才16歲，身高一米六幾，熱情大方、漂亮，特別擅長跳舞。 我唱歌挺好的，就因為這個原因，我和她加入了戰鬥團，唱歌跳舞搞宣傳，大家都覺得挺好玩，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死亡。結果一下子，4個女生，兩個男生都死了，楊武惠死的時候還隻有14歲。”
陳國英回憶道：“1967年8月4日，中午，很熱，我正在家裏午休，我家當時就住在今天的女人廣場。3個女同學來叫我，說去幫‘8·１5派’的一個指揮部搬家，從楊柳街財貿俱樂部搬到外貿大樓，中午1點鍾左右，我們開了一輛解放牌汽車，停在俱樂部門口，東西都裝完了，是一些棉絮、文具用品、紙張，沒有一件武器。因為天氣很熱，我們5個女孩子嘴裏都含著冰糕，大家都穿短袖襯衫、裙子、涼鞋。我們上了車，還在含冰糕的時候，槍響了。我因為是最後一個上車的，聽見槍聲，火力很猛，我想如果不跑，肯定會被打死，所以我立即跳車，跑進俱樂部大院，兩個好心的陌生人給了我一件軍衣，叫我快穿上，我穿好了軍裝，他們就托著我翻圍牆，翻過去後我搞不清方向，居民趕緊給我指路，我朝著俱樂部反方向的路，從楊柳街———五一路———依人巷，一口氣跑到了重醫二附院，到醫院後我才知道自己受傷了，一對長辮子被槍打斷了，右手臂被子彈射穿，左手臂也被子彈拉開了一道口子，當時滿身是血，腦子裏一片空白。”出院以後，陳國英退出了戰鬥團宣傳隊。
1969年3月17日，陳國英清楚地記得，她和29中的同學下放到烏江邊的彭水縣插隊落戶，坐船去的。“我是那條船上年紀最小的，那時很絕望，我是哭得最凶的一個，真的很傷心。”
江水茫茫，辭別山城，兩年來的血雨腥風化作了無盡的傷懷，18歲的陳國英18年後回到重慶，“想起來，就像做了一個惡夢。”
朱孝雲，女77歲，退休工人，寡居。1967年8月4日，她17歲的獨生子餘誌強死了。 34年來，她一直沒去過墓地看她的愛子，她也一直堅持沒有換過房間，“怕娃兒回來了找不到我。”
2001年3月11日上午，好心的陳國英大姐領著記者，在臨江路的一個老式門洞裏找到了朱孝雲，她聽見陳國英親切地喊她“姨媽，我是餘誌強的朋友，陳國英”就一把緊緊地抱著陳國英，“兒—嗬”地慟哭起來。
34年過去了，這位痛失愛子的母親卻無時無刻不在懷念17歲的獨生子，因為無力，她才沒有了恨，才無奈，才隱忍。她打開被層層包裹的兒子的團員證，撫摸著兒子這生前惟一的一張照片，不斷地泣訴，“我的娃兒好乖啊！他死得好可憐啊！”17歲的餘誌強身著海軍衫，英俊、迷人。
滿頭白發的朱孝雲每天守在門洞裏，賣0·２元錢一包的棉花糖，貼補家用，打發餘年。兩個少年目睹母親被殺
席慶生，男，1952年生，某民營企業高級職員；席慶川，男，1954年生，重慶美術公司攝影師。1967年8月24日，他們兄弟倆目睹著母親黃培英被殺。爾後，兄弟倆在沙坪壩公園親手掩埋了母親。那一年，母親才33歲。
1967年8月24日，母親帶著我兄弟倆從九龍坡區灘子口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的家裏出發，準備到李子林投奔親戚，因為雙方武鬥越來越厲害。上午10點左右出發，抄小路走到毛線溝屠宰場對麵，大約11點，這時突然槍響了，第一槍打我，因為我走在最前麵，母親在中間，他(席慶川)在後麵。我們身邊的子彈亂飛，打得地上的土撲撲地揚起來。 我有武鬥的經曆，趕緊喊臥倒，自己同時就臥倒在地，這時刻我就聽見母親“啊”地一聲倒下去了，我轉過來一看，母親正痛苦萬分地撐著胸部，我不顧一切地撲到她身邊，大聲地叫媽媽、媽媽，抱著她的頭，她手上的血汩汩地流下來，兩眼直直地盯著我，沒有說一句話。我馬上撕開身上的白汗衫，準備包紮，這時，對方又用高射機槍朝我們掃射，我馬上脫掉白汗衫朝對方狂舞，表明我們是和平居民。但槍聲未停，我又臥倒在地，弟弟躲在海椒地裏。槍聲一停，我又爬過去看母親，她完全斷氣了，子彈從左乳下射進，從右腰部射出。我兄弟倆當時都沒哭，絕望了，茫然了，極度恐懼之下不可能有眼淚。路邊的農民這時從門洞裏探出頭來，朝我們招手，我們跑進門，背後山坡上的機槍又猛烈地叫起來了。我們倆抵著土牆渾身癱軟在地，我們一直躺了幾個小時。下午五六點，我們沿著河溝，貓著腰，一會兒爬，一會兒跑，一會兒躲，逃到了大路上，繼續朝李子林方向跑。當時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一定要找到親戚。然而，我們趕到了李子林才發現，這裏的一大片房子都已經遭到炮擊毀壞了，空蕩蕩的，連人影都找不到了。 我們隻好沿著公路繼續走，被大批逃難的居民裹挾著朝鋼花電影院方向移動，漫無目的地尋找父親。這一年，我15歲，弟弟13歲。
後來，席慶生，席慶川兄弟倆親手把年輕的母親埋在沙坪壩公園無名的墓地裏。從此，每年清明節，兄弟倆都要去那裏燒紙，默哀。再後來，掃墓的行列裏多了幾個人，是他們的兒女。
席慶生說：“那以後，我凡遇到什麽事，就跑到墓地看看母親，坐一坐，吸一根煙，什麽都淡了。”
兄弟倆告訴記者，文革結束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什麽人去沙坪壩公園吊清明，不過最近四五年，去的人越來越多了，連今年春節還有不少人去那裏燒紙、哭訴。“人們開始強烈地懷念死在那個年代的親人，”席慶生說，“我正在籌拍一部電影，以紀念死在那個年代的人。” (轉自《南方周末》/作者：餘劉文韓平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