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雅典奧運會閉幕式上，北京的八分鍾，好像聽到的是“茉莉花”。今年北京奧運會頒獎時的音樂也是“茉莉花”。幾次電視台外國人唱中國歌的場合，演唱的還是“茉莉花”。用時興的說法，“茉莉花”好像成了一張中國的音樂名片。於是有關“茉莉花”的長長短短的文章不絕於報刊，或溯源到明代馮夢龍的《掛枝兒》，或追蹤到《綴白裘》中的雜劇《花鼓》，或介紹《茉莉花》何時傳入西歐，或追記此曲在哪些重要場合演奏過，或追懷幾位江蘇籍領導人如何鍾情家鄉的民歌，總之，都是這首民歌“掙臉”的事。而這支曲子的一段“倒黴史”卻無人提及，或許是覺得此事早已過去無須再提，或許知道此事的人都垂垂老矣而五十歲以下的人大體都於此無聞了。
那是“文革”中間發生的，我還在上海。時間當在1969年二三月間。所謂“文化大革命”早已正名為“政治大革命”了。“奪權”、“武鬥”、“大聯合”、“成立革委會”、“工宣隊”、“軍宣隊”、“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在即，“革命造反派”興高采烈，好像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真的就要誕生一樣。報刊上都是全國人民滿懷激情迎接“九大”的報道。其實，那並不是“全國人民”的節日，隻不過中國的報刊一貫喜歡代“全國人民”立言。“全國人民”長，“全國人民”短，大家聽慣了，隨他說去。
為了表現“激情”，迎接“九大”的歌曲也喇叭裏滿街在放，其中有一首是部隊兩位作者寫的，歌名忘記了，隻記得歌詞開頭兩句是“長江滾滾向東方，葵花朵朵向太陽”———是當時的老調，葵花呀，太陽呀，後麵自然是滿懷豪情迎“九大”之類的標語口號，雖然談不到藝術性，卻至少“政治上”挑不出毛病。這樣聽了一兩個禮拜，“革命群眾”也在組織學唱，不料忽然有江青的“旨意”傳來。輪到我聽到的時候，已經是該傳達的傳達的傳達的傳達了，所以原話不太了然，隻知道“敬愛的江青同誌”發現這首歌“很壞”。“壞在哪裏”？據說是因為這首歌的曲調用了“黃色小調”。江青說，他們用黃色小調來唱我們的“九大”，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要警惕。
我於音樂素來低能，聽不出那首歌用了什麽“黃色小調”。請教通音樂的朋友，說是有點《茉莉花》的味道。蘇北小調《茉莉花》當然是唱男女情愛的，但也婉約含蓄，似乎同“黃色”搭不上邊兒。但既然“江青同誌”說是“黃色小調”，那就一定是了。於是，上海的報章上出現了“大批判”的文章，提醒大家注意“七個音符”裏的“階級鬥爭”。那首“長江滾滾向東方”在上海街頭自然也就聽不到了。《茉莉花》當然更不能唱。一切優美的音樂都被歸之於“資產階級”。倒是“滾滾滾，滾他媽的蛋！罷罷罷，罷他娘的官！”之類粗野的、殺氣騰騰的造反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歌，傳唱不休。“文化革命”革掉了什麽文化，革出了什麽文化，於此可見一斑。
其實，這樣“革文化的命”，在“文革”之前早已開始。我們年輕時喜歡唱的《外國民歌二百首》早已挨了批判，不敢再唱。就是我們覺得好聽的“革命歌曲”也不時會遭受撻伐，弄得人們無所適從。1964年，我在上海郊縣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簡稱“四清”或“社教”)。那時，空政文工團剛演出了歌劇《江姐》，得到熱烈的歡迎與讚揚。劇中江姐的一曲《紅梅讚》，更因其曲調的優美和歌詞的慷慨，備受歡迎。在農村的屋前田頭女工作隊員們也傳唱不休。可是誰也不曾料到的是，沒過多久，工作組長在會上傳達了“上麵”的指示，說《紅梅讚》是“靡靡之音”，不要再唱了。誰的“指示”，沒說；為什麽是“靡靡之音”，沒說，因此會後議論紛紛。於是，下一次會上又說:“不要唱，也不要再議論了。”我們這些讀文科的，對意識形態領域的事情非常敏感。1963年以來，思想文化領域的批判接連不斷，批鬼戲，批“時代精神匯合論”，批“合二而一論”，批《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批《中間人物論》，早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每一次批判，都有背景，都有“來頭”，稍不謹慎，說話走板，就會帶來麻煩。因此，領導說不要再唱，不許再說，也就隻好閉嘴。
“文革”開始後，這樣的事就更多了。貝多芬、斯特勞斯、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維奇，自然不是資產階級就是修正主義，不去說他，就連同中國友好人士的作品也一樣扣上了這樣那樣的帽子。不記得確切的年份了，反正是在《茉莉花》事件之後。那時，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住在北京，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熱情周到的款待，被稱為中國人民的朋友。在要離開中國的時候，多才多藝的西哈努克寫了一首歌送給中國，詞曲都很動情。記得歌詞開頭幾句是這樣的:“啊，敬愛的中國呀，我的心沒有變，它永遠把你懷念。”後麵還有稱頌中國的語句:“你是一個大國，從不自私傲慢，待人謙遜有禮，不論大小一律相待。”等等。在除了造反歌和語錄歌幾乎沒有別的音樂的時期，西哈努克這支歌一下子在上海傳唱開了，因為它的優美，也因為它的深情。但是，一切優美似乎都屬於資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則隻能高呼萬歲或打打殺殺。不久，當時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徐景賢，在一次會議上就此事指責說:“有些人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也分不清了。”我聽到的當然又是傳達的傳達的傳達，但是西哈努克的這首歌，在上海果然從此不見播放也聽不到傳唱了。這大概就是所謂無產階級全麵專政了，連一首歌能不能唱，也要由上麵欽定，隻有他們(上頭的江青和下頭的徐景賢們)才把握著香花毒草的尺度。這也就難怪十年“文革”。中國的文藝，隻剩下了八個所謂“樣板”和語錄歌、忠字舞了。
今天，人們稱讚《茉莉花》，大概再料不到它曾同“黃色”連在一起。今天唱幾首內容遠不似西哈努克那樣深情讚頌中國的外國歌曲，也不會擔心分不清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紅梅讚》依舊唱響在舞台、依舊受到普遍的歡迎，當初下令不準傳唱的人而今安在哉！時代畢竟在前進。對待文藝，盡管還有自認為有權判定作品生死的人，但民眾已經不太理會他們的偏執，社會對於文藝的態度要寬鬆得多也寬容得多了。寬鬆和寬容，是文藝繁榮適當的土壤。從《茉莉花》的遭際看，彼一時，此一時，究竟哪個辦法更符合藝術的規律和藝術的實際呢？（南方都市報 作者陳四益，雜文家，現居北京。）
http://history.kunming.cn/index/content/2009-08/12/content_194259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