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從創立伊始，蘇聯對其發展的影響當然就是廣泛而深刻的。從19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以至以後的時期內，莫斯科曾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中心和精神源泉。毛對於蘇聯在這兩方麵所扮演的角色，明顯地持有不同態度。毛逐漸地，而且是比較晚地對蘇聯模式的正確性產生了懷疑。相反，對於中國不僅是共產主義事業中的一個小夥伴，而且應該使中國完全從屬於一個世界革命組織，在革命過程中喪失個性的觀念，毛在任何時候都是不會接受的。
在某種意義上說，毛1936年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對這個問題已作了總體概述。當斯諾問，共產主義勝利後，在蘇維埃中國與蘇維埃俄國之間，是不是會出現“某種實際上合並的政府”時，毛回答說：“我們解放中國不是為了把這個國家轉讓給莫斯科！”毛澤東否定了斯諾的猜測後又補充說：“中國共產黨不能為俄國人說話，或者為第三國際而執政，而隻能代表中國人民大眾的利益。”①
延安時期蘇共和中共、毛與斯大林之間關係的演變，不屬本章討論的範圍。然而為了說明1949年以後發生的情況，注意一下毛對斯大林在1945年內戰爆發後的艱苦時期的所作所為的評價，看來是合適的。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毛回顧了1960年以來中國因“反赫魯曉夫”被迫將注意力離開國內事務的情形，他批評道：“你看，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中出現這樣問題”，接著，他追述了以前的一切事情，繼續說：
其實根子很遠，事情很早就發生了。就是不許中國革命。那是一九四五年，斯大林就阻止中國革命，說不能打內戰，要與蔣介石合作，否則中華民族就要滅亡。當時我們沒有執行，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後，又懷疑中國是南斯拉夫，我就變成鐵托。以後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同盟互助條約，也是經過一場鬥爭的。他不願意簽，經過兩個月的談判最後簽了。斯大林相信我們是什麽時候起呢？是從抗美援朝起，1950年冬季，相信我們不是鐵托，不是南斯拉夫了。②
1949年6月，在內戰勝利前夕，毛仍然宣布，與蘇聯的聯合將作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對此，他作了如下總結：“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
“你們一邊倒”。在回答一個虛構的對話者的這一指責時，毛對其之所以采取這一政策作了詳細的說明：
正是這樣。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①
雖然這是1949年就已經明確宣布了的外交路線，但是斯大林的態度使毛執行起來並非總是那麽輕鬆、愉快。像毛後來回憶的那樣，他於1949年12月出訪莫斯科，為了獲得斯大林對中國提供在毛看來是必要的、甚至是最低限度的幫助和支持，耗費了他兩個月的談判時間，“等於一場鬥爭”，當然，問題的一個方麵是中國和蘇聯之間的民族利益衝突，以及這兩個大國在50年代以“社會主義陣營”著稱的大統一體中的地位衝突。毛在1958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解釋了他自己在1950年莫斯科談判中的態度：
1950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兩個月，對於互助同盟條約，中長路，合股公司，國境問題，我們的態度：一條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爭，一條是你一定要堅持，我接受。這是因為顧全社會主義利益。②
當然，在這些衝突的背後隱藏著的不僅僅是斯大林對另一個最終可能成為蘇聯競爭對手的強大的共產主義勢力的崛起缺乏熱情，或者至少對於世界舞台上如何維護“社會主義的利益”這個問題上要求享有發言權，而且還有毛與斯大林在中國革命應走什麽樣的道路這個問題上長達20年的衝突。對於20年代和30年代的事情，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一次重要講話中說：
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誌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誌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對於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我們自己在很長時間內都認識不清楚，何況外國同誌呢？①
“認識中國這個客觀社會”當然就意味著抓住在一幅員廣大而且農民占絕對多數的國家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特殊情況，設計一個以土地改革和農村根據地的遊擊戰為基礎的鬥爭形式。而且它也意味著設計一套新辦法，以便一旦奪取政權的鬥爭取得勝利後立即改造社會和發展經濟。假如從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58—1960年的大躍進中蘇之間的衝突發展尚未公開化的話，那麽困難時期裏，中蘇對這些現實問題的衝突就漸趨白熱化。
在這個時期，國外和國內發展之間的關係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毫無疑問，二者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係。在1956年秋天波蘭和匈牙利的動亂之後，中國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後所能提供的經濟援助會減少，因為要穩定東歐局勢，必須在那裏付出更多的代價。就這點來說，中國特別在1958年開始強調“自力更生”的政策，並不完全反映了毛個人的武斷，而且也是對國際形勢客觀現實的一種對策。與同一時期在某些其他國家充當顧問和技術專家的“醜陋的美國佬”相比，“醜陋的俄國佬”顯然不算更有魅力。而且拋開中蘇經濟和技術合作這些心理和外交方麵的問題，中國的經濟發展規劃依靠外國專家來領導，就產生了更為根本的問題，即中國人在塑造他們自己的未來當中起什麽作用。
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講話中有一段話，明確而有力地表明了他對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相互聯係的各方麵問題的總的態度。在1949年以後的最初幾年，他說：
那時候有這樣一種情況，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麵，我們隻得照抄蘇聯，特別是在重工業方麵，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同時又是一個缺點，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這當然不應當是長久之計。從1958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50000447_0063_0①
毛的這段論述，強烈地顯示出應有的民族尊嚴。他說，照抄外國的經驗，雖然在當時是必要的，但絕“不能是”中國人民的長期戰略。在1958年，當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經濟和社會試驗剛開始實行時，毛就直言不諱地表示，他知道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拒絕盲從他們而不滿——而且他們不能不介意。在關於打破“盲目迷信”蘇聯樣板尤其是在軍事領域的樣板的必要性的討論中，他指出，“有人說，蘇聯顧問同誌看到我們不準備照搬他們的經驗，這使他們很不高興。我們也要問這些蘇聯同誌：你們照搬中國的經驗了嗎？如果他們說沒有，那麽我們也會說：如果你們不照搬中國的經驗，我們也不會照搬你們的經驗”。②
毛堅持突破蘇聯模式的動機，並不簡單地是出於自尊的需要；在1958年前的幾年，他日益對蘇聯模式在蘇聯自身的價值及其中國的適應性產生懷疑。1956年4月《論十大關係》的講話，標誌著他試圖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道路理論體係的開始，毛宣稱：
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做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輕重工業發展不太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我們這裏是不存在的。……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來吃，又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那有這樣的道理！①
盡管毛澤東對蘇聯經濟發展的經驗有這些疑慮，而且盡管他批評了斯大林迷信階級鬥爭和斯大林作為辯證法理論家的缺陷，他對赫魯曉夫1956年發動的非斯大林化運動的方式和性質，仍持嚴肅的保留態度。現在，到了我們更加係統地考察他對這件事情的反應的時候了。
非斯大林化與“現代修正主義”
中國對蘇共二十大的反應，是長期以來推測和爭論的主題，這些推測和爭論隻是根據一方或另一方所發表的零碎材料，直到現在才有大量文獻材料使考察這一問題成為可能，盡管這些材料還不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6章已討論了這個問題。早在1956年4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即對斯大林做出了評價，縱觀其一生，三分錯誤，七分成績。毛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就是“按照這個分寸”寫的，盡管具體數字實際上並沒有在社論中出現。②雖然斯大林錯誤地指導了中國革命，毛認為三七開評價是“公正的”。③
半年之後，針對波匈事件的後果，毛在1956年11月25日中共八屆二中全體會議上作了關於“斯大林這把刀子”和“列寧這把刀子”的著名評論。在毛看來，即使是前一把刀子，也不能用反對“所謂的斯大林主義”的名義簡單地把它拋棄。盡管他批評了斯大林的錯誤，但他覺得應當保護蘇聯領導人的聲譽。至於“列寧這把刀子”，作為反對“議會道路”堅持“十月革命”的典範，毛強調，無論如何都不能丟掉。①
這種思想傾向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中得到繼續，與4月的那篇社論相比，這篇更加強調斯大林的功績和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的連續性。另一方麵，在1957年2月27日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中，毛澤東詳細說明了他對斯大林以及相關的理論和具體問題的看法，其中多少有點不同的態度。
本章第一節裏我已經引述了關於斯大林一貫排除異己的一段文字，緊接著這段話，毛以鎮壓反革命為題，繼續對中國與蘇聯之間運用與濫用革命暴力的差別作了比較：
比較起來，我們這個國家的肅反工作究竟做得怎樣呢？是很好還是很不好？缺點是有，但是和別國比較起來，我們做的比較好，比蘇聯好，比匈牙利好。蘇聯太“左”，……和匈牙利比較，沒有那樣右。
他也承認，中國過去也時常犯左的錯誤，但大多是在南方根據地時期，受蘇聯影響而發生的；1942年關於反對亂殺、濫抓的指示已經糾正了這些錯誤。甚至在那以後，也曾有些缺點，但絲毫不同於斯大林執政時的蘇聯：“他那個東西搞得不好。他有兩麵，一麵是真正肅清了反革命，這是對的，另一方麵殺錯了許多人，許多重要的人物，例如黨代表大會的代表。”
在這裏，毛首先提到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提出的被害者數目，然後承認中國在1950至1952年鎮壓了70萬人，他認為中國的分寸掌握得還“基本上正確”。②
除了批評斯大林把所有持不同政見者送入集中營或處死的政策之外，像他在1957年1月對黨的書記們的一次談話中所講到的那樣，毛再次提到斯大林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缺陷。但這次，他走得更遠，自稱他的哲學創見堪與馬克思和列寧相比，當然也可與斯大林相比：
人民內部的矛盾如何處理的問題還是一個新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談得很少，列寧簡單地談到，他講到社會主義社會對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著。那就是說，資產階級打倒了，但人民之間有矛盾。列寧來不及全麵分析這個問題的性質。人民內部矛盾有沒有可能轉化成對抗性矛盾呢？應該說是有可能的，但列寧沒有詳細觀察這個問題。斯大林在很長時期內把這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①
列寧沒有能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作出闡釋，毛認為這是由於在革命勝利後的最初日子裏缺乏經驗。②另一方麵，對於斯大林的錯誤，毛把它歸咎於斯大林個人對辯證法固有的不適當的理解。③
毛總結了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評，指出此事有雙重性質。一方麵，破除對斯大林的迷信，揭開蓋子，這是“一個解放運動”。但是在另一方麵，赫魯曉夫不加分析，不考慮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影響，他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是錯誤的。毛說，在與蘇聯針鋒相對的辯論中，我們已提出過抗議，說他們是大國沙文主義者。④
當1957年11月毛澤東再度訪問莫斯科，參加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時，毛談到那時說他仍是“滿腔被抑製的憤怒，主要對斯大林”。盡管他沒有詳細說明原因，因為這都是過去的事情了。但是他接著用獨特的口氣明確地說：“在斯大林時代，沒人敢暢所欲言。我兩次來莫斯科，第一次是壓抑的。盡管所有的談話都提‘兄弟黨’，但實際上是沒有平等的。”
他說，現在，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蘇聯同誌作風有很多轉變”。接著，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見，“首先，我們現在必須承認蘇聯的領導地位和蘇聯共產黨作為會議召集人的地位，其次，現在這樣做是無害的”。①盡管莫斯科會議紀要足以說明毛與赫魯曉夫之間親切友好的氣氛，但是這樣一個文件並不能表明毛對蘇聯的思想意識和政治權威的崇拜程度。會後不到一年，衝突的跡象暴露出來了，從任何角度來說這都是出乎意料的。當然，雙方關係惡化的一個主要因素是莫斯科反對大躍進這一新經濟政策。
毫不奇怪，蘇聯人隻看到毛的新方式中的某些異端，而沒有看到他的許多方針和目標與列寧主義邏輯是基本一致的。他們對1958年夏天成立的人民公社持非常悲觀的態度，先是赫魯曉夫個人在私下嘲笑，不久就在公開場合進行奚落（見《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11章）。
無疑，蘇聯人也對他們所見到的中國人在工業生產領域提出的誇誇其談的要求感到震驚和惱怒。尤其令他們吃驚的是，在1957年11月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毛就在他們的鼻子底下提出了在15年內趕超英國的鋼產量和其他主要工業品產量的口號，這是其中最為極端的一個口號。②
由於中國越來越不願依賴蘇聯的援助，毛對國內事務的新態度本身就意味著中蘇關係日益疏遠。直到1956年12月，毛還明確重申他在1949年第一次提出來的“一邊倒”政策：
社會主義陣營主要是蘇聯和中國。中國和蘇聯靠在一起，這個方針是正確的。現在還有人懷疑這個方針，說“不要靠在一起”，還認為可以采取中間路線的地位，站在蘇聯和美國之間，作個橋梁，就是南斯拉夫的辦法，這個辦法就是兩邊拿錢，這裏邊也拿，那裏邊也拿，這樣做法好不好呢？我認為站在中間，這個辦法並不好，對民族不利，因為一邊是強大的帝國主義，我們中國是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如果站在蘇聯美國之間，看起來是很好的，獨立了，其實是不會獨立的。美國是靠不住的，他會給你一些東西，帝國主義怎麽能給我們吃飽呢？不會給你吃飽的。①
然而，在1958年，毛與赫魯曉夫的關係發生了急劇惡化，遠遠超出了大躍進政策邏輯發展所隱含的範圍。這一不斷加深的分歧並不簡單是，甚或主要是關於非斯大林化爭論的結果，盡管如我們所知，毛對赫魯曉夫沒有與他商量就掀起非斯大林化運動的做法強烈不滿。但同時，毛對斯大林對中國采取的高壓政策也強烈不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讚成赫魯曉夫為詆毀斯大林所做的努力的。他在1958年3月指出：“菩薩比人大好幾倍，是為了嚇人……斯大林就是那樣的人，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於那時蘇聯的精神壓力。”而在1958年4月，他又宣稱：“斯大林這位同誌有點老爺味道……過去蘇聯與我們是父子、貓鼠關係。”②
但是他仍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說，反對赫魯曉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做法。斯大林的錯誤應當批判，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他也有正確的一麵，而對於這正確的一麵，“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
盡管他在這點上有保留，但他在1958年3月的同一次成都會議上說，他還是支持赫魯曉夫，把他看作從地方黨組織中湧現出來的年富力強的優秀革命者的典範：“地方工作同誌，將來總是要到中央來的。中央工作的人總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魯曉夫是從地方上來的。地方階級鬥爭比較尖銳，更接近自然鬥爭，比較接近群眾。這是地方同誌比較中央同誌有利的條件。”①
我想，我們可以肯定，在1958年年中以後，毛在提到赫魯曉夫時再也沒有用過這種基本肯定的詞語。當然，導致兩人之間關係惡化的決定性事件是1958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機（或一係列危機）。赫魯曉夫試圖在沒有北京參與的情況下解決1958年7月的中東衝突，這顯然是產生麻煩的一個主要根源。更為重要的因素也許是毛確信蘇聯領導人正在試圖控製中國的外交政策。
1959年7月29日，毛與彭德懷的對抗在中央委員會廬山會議上達到高潮。當時毛對三份國外批評人民公社的文件（其中包括赫魯曉夫在美國關於這一問題的談話的新聞報道），寫了一個簡要的批語。三天以後，他把這些材料和他的批語的副本送給一位老同誌，並附上一個便條，上麵寫道：
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②
顯然，毛對於那種認為他所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與馬克思主義正統觀念不一致的意見，既憤恨又蔑視。與此同時，對國內也有人像蘇聯人那樣在某種程度上持保留態度的擔心，大大加劇了他對毀謗人民公社言論和赫魯曉夫過寬地幹涉中共內部事務做法（其方式是批評公社，與彭德懷的聯係等等）的不滿。
接著，1959年秋發生了塔斯社聲明事件，隨後又是與蘇聯的一係列衝突，毛在十中全會上對此作了如下概述：
……1959年9月中印邊界問題，赫支持尼攻我們，塔斯社發聲明以後赫壓我國，十月在我國國慶十周年宴會上，在我們講台上，攻擊我們。1960年布加勒斯特會議圍剿我們，然後兩黨（中國和蘇聯）會議，26國起草委員會，81國莫斯科會議，還有一個華沙會議，都是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爭論。①
毛在這段話中用的“圍剿”一詞，曾是30年代蔣介石為了策劃由他發動的消滅共產黨人的戰役而使用的術語，這個詞生動地反映出他已察覺到以前的同誌對他的敵對程度。但是，盡管毛對這種敵視感到憤慨，但麵對這種敵視仍非常冷靜。在1960年3月的一次講話中，他解釋了他自信的原因：
所謂大反華，究竟是一些什麽人，有多少呢？不過是一些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其他一些國家的反動派和半反動派，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分子和半修正主義分子，以上三類人，估計總共隻占全人類的百分之幾，例如說5％吧。最多不過占10％。……所以他們反華，對我們來說，是好事，不是壞事，證明了我們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證明了我們的工作還不錯。……美國和我們的仇恨更大一點，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華，也有間歇性。……不但現在有較小的間歇性，而且將來會有較大的間歇性，……[例如說]，我們全黨全民真正團結一致，我們的主要生產項目的總產量和按人口平均的產量，接近和超過他們了，這種較大的間歇性就會到來，即是說這會迫使美國人和我們建交，並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則他們就會被孤立。①
毛在1960年預測的中美關係改善在後來的10年裏並未變為現實。與此同時，中國與蘇聯的關係迅速惡化至極點。在毛講了上麵詳細引用的這段話一個月之後，中國人發表了題為《列寧主義萬歲》的社論和其他一係列文章，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思想攻勢，表麵上是針對毛所說的“反華大合唱”成員的“修正主義分子”，即南斯拉夫人，實際上矛頭所向都是蘇聯的“半修正主義”，在毛的著作中，他們很快就成了眾所周知的主要敵人。1962年1月，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實際上發出了推翻蘇聯現政權的號召，這時，形勢到了決定性的轉折點。
他在這次講話中有這樣一段話（1967年作為指示發表），毛說：
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篡奪了，但是，我勸同誌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幹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②
盡管這一講話在當時並沒有公開發表，但是蘇聯領導人還是很快就確信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毛認為他們離經叛道。總的來說，莫斯科和北京的決裂在1963至1964年的公開論戰中充分顯示出來。中蘇論戰的曆史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11章已作了敘述，即使把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國回擊蘇聯人的9篇文章的作者都歸於毛的名下，我也不想在這裏評價它們的內容。在這一內容裏，與此有關的是，毛本人是怎樣迅速地給在9月初剛剛開始的反蘇言論賦予了思想和政策的實質內容。
在1963年9月下旬，政治局召開了一次擴大會議。在9月27 日，毛在會上作出了“新疆反修鬥爭的指示”。他說，第一點是要做好經濟工作，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使人民的生活水平超過國民黨時期，而且要超過“修正主義統治下的蘇聯”。應當少征購糧食。為了與邊境那邊的情況相比處於優勢，棉布、茶、糖等物資的供應當“比那邊充分些”。
在這種背景下，毛接著闡明了第二點指示：
（2）新疆在反修正主義鬥爭中要加強政治掛帥，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加強各民族幹部和人民反修正主義的學習……漢族幹部應學習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正確處理民族關係。堅持階級觀點，執行階級路線，相信各民族幹部和人民的絕大多數，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以保證反修正主義鬥爭的勝利。
要注意的第三點是教育當地的漢族人尊重當地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毛要求幫助解決那些被派往新疆的漢族勞動者的“婚姻和其他困難”，毛在這一標題下發出的號召表露出某些意味深長的思想。第四點是要密切注視邊境地區的形勢，加強“邊疆的反修鬥爭”。第五點是要警惕“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分子”的“顛覆和破壞，以及他們的軍事入侵”。最後一點是講反修鬥爭中的“一元化領導”。①
事實上，毛澤東確信中國很快就能夠趕上蘇聯的生活水平，不僅是它的中亞部分，而且要趕上蘇聯整個國家的生活水平。1964年1月他對路易斯·斯特朗說：
赫魯曉夫認為，現在中國是五個人穿一條褲子，大家喝清水湯。他說這個話的時候，正是他那裏褲子太少而清水湯太多的時候。他的日子比我們好過不了多少。②
不管毛實際上是否相信這點，但他確信，蘇聯試圖用它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老大哥地位來擴大它自身的經濟利益。1960年在他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讀書筆記中，毛就已經批評了莫斯科在“經互會”中的經濟專業化政策。“經互會”是蘇聯支配東歐的經濟組織。這一政策的圖謀是使某些國家對它們的某些先進鄰國，尤其是對蘇聯處於農業原料供應國的地位。①這一點一直使他氣憤，在1964年1月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中，毛宣稱，“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是赫魯曉夫想讓他們生產單一的經濟產品以滿足蘇聯的需要……當兒子真難當”。②
因此，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澤東的語調日益表現出堅定的民族主義傾向，這不僅僅是對帝國主義封鎖中國的反應，也是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回擊。與這種傾向和中蘇關係的一般演變相聯係的，是日益增長的激進主義，首先表現為對階級鬥爭的強調。這種左的轉向，就像在本章第1節所指出的那樣，是大躍進政策的自然派生物，但是又被毛對赫魯曉夫“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的厭惡進一步予以推動。此外，由於對蘇聯內部出現修正主義的震驚，毛澤東開始覺察到中國本身也存在類似的現象。因而，又有另一因素注入了這一複雜的過程，這一過程終於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
內部的敵人：毛澤東逐漸沉湎於階級鬥爭
正如本章第一節結尾所指出的，1957年夏天毛大大地改變了他對中國社會矛盾性質的看法，這種轉變對經濟政策的後果我已作了探討，它在哲學領域的某些含義也已提及。既然對1957年以後毛的思想傾向與中蘇衝突之間的關係已作了回顧，現在該是研究中國中心主義，對馬克思的一種激進解釋，以及由於對過去英雄品質的懷戀所引起的“左”傾情緒等諸種因素合在一起如何導致毛進行史無前例的試驗的時候了。
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的思想和政治態度日益激進，其中的關鍵因素當然是他更加尖銳而固執地強調中國社會內部階級鬥爭的存在和重要性。因此讓我們先簡要回顧一下從大躍進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段時期內毛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觀點的演變。
在1957年10月9日召開的三中全會的講話中，毛第一次係統地論述了他的新觀點。他放棄了前一年在黨的“八大”上正式通過的觀點。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他本人在1957年2月還重複了這一觀點，大意是說現階段中國的基本矛盾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現在毛卻斷言：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過去主要是無產階級領導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那個任務已經完結了。那末，現在的主要矛盾是什麽呢？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製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八大”的決議沒有提這個問題。“八大”決議上有那麽一段，講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製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種提法是不對的。①
以上所引的毛的被修正了的提法在現在的中國當然被認為是不正確的。無論正確與否，強調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之間的階級鬥爭卻成了毛晚年思想的主要特征。在隨後的19年中，毛澤東在提倡階級鬥爭的熱情和嚴厲性以及在分析現存階級關係方麵當然有很大的偏差、轉折和波動，但大方向沒變。
在大躍進前夕，毛用相當古怪的術語表達了他對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的看法。他指出，“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決定於三大階級之間的關係”：（1）“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右派分子以及他們的代理人”；（2）“民族資產階級”，他說這裏所指的是除右派分子以外的這一階級的所有成員；（3）“左派，即勞動人民、工人和農民”，對於最後一類，毛澤東後又附帶作了補充：“其實是四個階級，農民是另一個階級”。①
在1958年4月6日漢口會議上的講話中，毛糾正了一種反常現象——沒有指出農民的特殊作用，卻繼續把“帝國主義”包括在中國現存的階級當中。這一次，他對這一問題作了如下闡述：
……國內有四個階級，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第一個剝削階級為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國民黨殘餘，30萬右派也包括進去。地主現在分化了，有改造過來的，有沒有改造過來的。沒有改造過來的地、富、反、壞和右派分子。這些人堅決反共，就是現在的蔣介石、國民黨，是敵對階級，如章伯鈞等。黨內的右派分子也是一樣的，……這些人加起來大約占人口的5％，就是3千萬……這是敵對階級，尚待改造。一要鬥，二要拉。要把10％分化出來，就是大勝利。……幾年以後，他們把心交出來，真正轉變，可以摘掉帽子。②
第二個剝削階級，是民族資產階級，包括農村富裕中農。毛把他們說成是搖擺不定的和機會主義的階級。關於“兩個勞動階級，工人和農民”，毛指出：“過去心不齊，意識形態，相互關係沒有搞清楚。”他接著指出：“工人農民在我們黨的領導下，做工，種田，我們在相互關係問題上，過去處理不恰當。”
大躍進的後果，使毛以前結合了客觀標準和主觀標準的關於階級問題的觀點因一點新因素的加入而被修正。這種新因素就是幹部和知識分子中的特權分子構成了萌芽狀態的階級的觀點。這一傾向是同上麵所談到的一代人的變化相聯係的，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因為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習慣了某種生活水平，所以必須付給他們高薪。關於這一問題，中國報紙在1956至1957年曾展開過廣泛的討論。1957年1月，毛本人也為他所說的出了“一點錢”就“買了”資本家以及與他們有聯係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的觀點進行辯護。①顯然，同樣的照顧並不適用於新培養出來的年輕人，他們沒有這樣的奢望，也許他們被認為有較高的政治覺悟。
我已經提到，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提倡“供給製”。當然，他的這次講話當時沒有公開發表，但其思想的主要內容在1958年10月《人民日報》轉發的張春橋的文章中得到了體現。張的文章於9月份在上海首次發表，實際上絕不僅僅是張和毛的觀點偶然巧合的一致，這是一種精明的政治謀略的結果。上海的“左派”市長柯慶施出席了北戴河會議，他在電話裏向張春橋通報了他關於毛講話的筆記。這給張春橋的文章提供了靈感。一看到這篇文章，毛就決定在北京轉載。因此，毛的這一舉動既表明他易於接受奉承，也表明上海環節（如果此時尚未形成上海網的話）在此時就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了。②
毛在《人民日報》上為張春橋的文章寫了編者按。他說，文章所表達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他認為有“一些片麵性”，而且，對曆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③但是，即使毛認為張對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觀念”或馬克思所界定的資產階級法律規範過於急躁，用這一用語所提出的問題在他以後的講話和文章中卻一再出現。簡言之，毛認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按勞分配所造成的不平等與馬克思論及資本主義社會時所界定的“資產階級權利”在性質上是相似的。正是這一點為他的下述論點提供了理論基礎：由於黨內存在一大批依戀其特權的高級幹部，因此，黨是產生資產階級或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分子的溫床。①
我已經強調了1959年廬山中央全會的重要性。這次會議成為日益強調階級鬥爭的轉折點。毛指責彭及其盟友是混入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分子”。②毛聲明，廬山的這場鬥爭已經是階級鬥爭了，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而且預言，這種鬥爭“至少還要延續二十年”③（結果是毛幾乎全力促使這種鬥爭發生）。
在討論文化大革命前這段時期毛澤東“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錯誤”時，鄧力群指出了毛日益增長的激進主義的另一根源：“事實上，1958年以後，毛基本上沒有注意經濟工作，這就影響了毛對階級和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④不應望文生義地認為上述說法意味著毛此後對與經濟有關的任何問題都沒有興趣。畢竟，正是在1960年他寫了研究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讀書筆記，而且現在據說他主持起草了1961年3月關於人民公社問題的“六十條”。①所以，鄧力群的觀點是，毛雖然還不斷地談到經濟製度的政治方麵和思想方麵，但他對經濟學或者經濟現實並沒有多少認真的興趣。從這個意義講，鄧的結論無疑是有道理的。
從1959年以來，毛越來越堅信，不僅是他，還有劉少奇及其他同誌長期以來斥責的中國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傾向，並不僅僅是“工作作風”中的缺點所造成的，而是反映了共產黨及其幹部中階級性質的最初變化，他對蘇聯情況的觀察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這種看法。他在1960年就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階級以後又出現了“既得利益集團”問題作了評論。雖然這些評論出現在他研究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的讀書筆記中，但這顯然也是想應用於中國。
今天的中國確有一些學者認為，毛對蘇聯“修正主義”進行分析的主要目的是製造一個武器，以對付中國共產黨內部那些不同意他觀點的人。這或許有些言過其實，毫無疑問，毛對赫魯曉夫的俄國深感厭惡，在他看來，它所具有的一切都已停滯不前了。事實上，毛還追溯了蘇聯體製弊端的最初根源。他斷言，十月革命之後，蘇聯沒有徹底解決好“資產階級權利”的問題。結果，出現了對沙皇時代等級製度的懷戀，多數黨員是幹部子弟，普通工人農民沒有提升的機會。②他還指出，蘇聯沒有徹底破壞資產階級的自由；因而也就沒有建立起無產階級的自由；中國的政治和思想革命一直比較徹底。③毛最嚴重關切的仍是這種有害傾向可能會在中國生根的危險。這時，毛已經看到，中國幹部中被這種毒素感染的人是兩個特點造成的。在他以後的有關思想中，這兩種特點一直處於中心位置。一方麵，他們依戀根據“按勞分配”原則即“資產階級權利觀念”所帶來的特權；與此同時，他們的行動又像封建地主一樣。毛說：“人這種動物很有趣”，“稍有一點優越條件就覺得了不起”。①
1962年1月，在一篇主要強調必須繼續與舊的反動階級（地主和資產階級）進行鬥爭的講話中，毛說他們“仍妄圖複辟”。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②1962年8月，在十中全會前的北戴河中央委員會預備會議上，毛宣布：“《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的高潮》（由毛親自編輯）一書中一段按語講資產階級消滅了，隻有資本主義思想殘餘的影響，講錯了，要改過……資產階級是可以新生的，蘇聯就是這個情況。”③
就實際情況看，資產階級可以“新生”這一說法留下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即毛指的是舊的資產階級可以再生，還是說資產階級的幽靈或本質能夠以一種新的形式適應社會主義社會條件而獲得新生，這是我們關心的中心問題。他可能是指第二種情況，即德熱拉斯和其他人所稱的“新階級”——盡管毛本人從未使用過這個詞。然而，這些“新資產階級分子”究竟僅僅是孤立的個人，他們因濫用職權而腐化墮落呢，還是所有幹部都因其擁有的權力和特權而傾向於成為這種人物呢，關於這一點，毛在60年代中期似乎還難以作出判斷。
60年代初，他強調金錢的腐蝕作用和用錢換來的好處，看來是傾向於第一個方麵。於是，在繼續承認物質刺激在中國現階段是必要的同時，他又認為，物質刺激應當服從於政治思想領域的“精神鼓勵”，個人利益應當服從集體利益。①
在1962年1月30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把“五種壞分子”和這些受到懷疑的個人的社會根源聯係起來。他說：“人民民主專政要壓迫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們代表的是地主階級和反動的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和壞人，大約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五。這些人是我們要強迫改造的。”②
在1962年9月至10月召開的十中全會上，毛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並親自修改了概括他思想的全會公報。③就像五年前他在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和廬山的爭論一樣，這一次標誌著進一步轉向大搞“階級鬥爭”的政策。但是，正在成為鬥爭對象的這些階級的性質和地位基本上仍是模棱兩可。在1962年1月的講話中，毛曾提到“這些階級和壞人”。換句話說，盡管毛說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代表”地主和反動的資產階級，但他們未必都來自這些階級。從1962年夏到1963年春，“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正在形成過程之中。在此期間，毛的兩段話特別強調了黨內離異傾向的階級根源，但與此同時，他仍然強調通過教育繼續進行改造的重要性。
8月9日，毛在北戴河的談話中指出：
黨員的成分，有大量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富裕農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識分子。還有一批未改造過的壞人，實際上不是共產黨，名為共產黨，實為國民黨。……知識分子，地富子弟，有馬克思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精神準備，我們沒有來得及對他們進行教育。①
1963年5月，在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第一個指示（即“前十條”）公布前夕，毛對黨的階級構成作了完全不同的分析，但還是用極為類似的措辭談到了“改造”問題：
從黨內成分來看，我們黨內主要成分是工人、貧雇農，主要成分是好的。但是黨內有大量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也有一批是知識分子，還有相當數量的地主、富農的子女。這些人有的馬克思主義化了，有的化了一點，沒有全部馬克思主義化，有的完全沒有化，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有入黨。這些人對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思想準備。另外，這幾年還鑽進一些壞人，他們貪汙腐化，嚴重違法亂紀。……這個問題要注意，但是比較好處理。主要問題是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分子、知識分子和地主、富農子女，對這些人要做更多的工作。因此，對黨員幹部進行教育、再教育，這是一個重要任務。②
顯然，從這兩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對於毛來說，盡管客觀的社會出身仍很重要，但通過政治教育對整個階級進行個人改造也同樣是一個關鍵的方麵。如果情況是這樣，那麽，毛在1963年比1962年更強調“改造”，即主觀標準。
1964年5月，隨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展開，毛在聽取四位副總理匯報工作時宣布：
一定要很好的注意階級鬥爭。農村“四清”是階級鬥爭，城市“五反”也是階級鬥爭。……城市要劃成分。至於如何劃法，將來做時要作出標準。不能唯成分論，馬、恩、列、斯出身都不是工人階級。③
在一條未注明日期，但幾乎可以肯定是寫於1964年下半年的關於劃分階級的指示中，毛明確論述了主觀標準和客觀標準之間的關係：
劃分階級有必要……這兩個，（客觀的）階級成分和本人表現要區別，主要是本人表現。劃階級主要是把壞分子清出來。
階級出身和本人表現，也要加以區別，重在表現，唯成分論是不對的。問題是你站在原來出身的那個階級立場上，還是站在改變了的階級立場上，即站在工人、貧下中農方麵？又不能搞宗派主義，又要團結大多數，連地主富農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團結，地富子弟，要團結，有些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也要改造，隻要願意改造，就應當要他們，都要嘛。①
可以認為，在毛的晚年，仍然在能動的和創造性的緊張關係中共存的某些對立麵開始分離了，從而釋放出最終導致其思想和行動走向毀滅道路的能量。在幾個決定性的、相互關聯的方麵，以前的統一體是從1962年秋的八屆十中全會開始解體的。毛越來越把領導者及其特權同其他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看作對抗性矛盾，而不是人民內部矛盾。由此，從這一洞察中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後果是：被看成是一個包括所有享有特權的當權者在內的實體的中國共產黨，不能簡單地在與群眾的接觸過程中得到鍛煉和淨化，而必須徹底打碎，至少要打碎一大部分。
除了黨或黨內特權分子與群眾的關係之外，毛澤東思想結構在60年代開始發生的極為複雜的分解或解體過程，還涉及其他一些傾向。我已經以相當篇幅探討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的相互作用，也曾探討了蘇聯模式與中國經驗之間的關係問題。
中蘇衝突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它為“一分為二”這一核心思想提供了曆史背景。1963年10月26日，周揚在中國科學院作了一個題為《哲學和社會科學工作者所麵臨的戰鬥任務》的報告。這篇報告正巧是在毛70壽辰之日（1963年12月26日）公開發表的。很明顯，它代表了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在報告中，周揚用“一分為二”的原理分析了從馬克思時代至當時的工人運動史。①
事實上，毛本人早在1957年11月18日莫斯科會議上就使用過這一表達方式。盡管他當時強調的不是社會主義運動內部的分裂，而是這樣一些事實：所有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都“充滿”了矛盾；任何事物都有好與壞兩個方麵，他得出結論：“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現象，這就是辯證法”。②
緊接著周揚1963年的講話發表後，毛本人對“一分為二”這一口號的運用首先喚起了在中共黨內進行反“資本主義道路”鬥爭的要求。換句話，這意味著號召進行階級鬥爭（正如《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10章論述的那樣，這也是為了清除和迫害楊獻珍及其他提出相反提法——“合二為一”的人）。
毛宣稱，這一原理構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核心”。並由此得出結論，說電子也像原子最終要被分裂。但他首先相信的是，不論現在還是將來，社會範疇和政治力量都會不斷地發生分裂。③
歸根結底，毛與其他領導成員的衝突當然是圍繞著建設社會主義應當采用何種基本的政治和經濟戰略問題展開的。但文化領域也是一個重要的戰場。60年代初期，毛認為，文學和哲學的某些發展不僅是種種不良傾向的表現，而且已成為通過上層建築機構向社會主義根基發動進攻的武器。因此，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毛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表達了他的這一憂慮，並同時發出階級鬥爭的號召，這絕不是偶然的：
現在不是寫小說盛行嗎？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個大發明。凡是要想推翻一個政府，先要製造輿論，搞意識形態，搞上層建築，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①
這一論述的明顯含義是：在被奪取政權13年以後，“反革命階級”依然在中國進行活動，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為阻止他們的破壞活動，有必要在上層建築領域裏進行經常性的鬥爭。正是在這裏，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成為龐然大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呈現出萌芽狀態。由於這一時期毛的階級概念有些含糊不清，這一理論的發展顯然進一步表明他強調的重點是上層建築和主觀力量，而這從一開始就是毛的思想的特征。
正如毛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關於階級鬥爭的號召導致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樣，這一論述也推動了文藝批判運動，鼓勵了江青去發動京劇改革。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10章裏，我已對這些政策及其後果進行了描述和分析，這裏隻需簡要地提及毛繼續火上澆油的兩條指示就足夠了。1963年12月，毛抱怨藝術、文學和戲劇的許多部門仍由“死人”統治。他宣稱，“社會和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築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一個大問題……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他的判斷更加嚴酷了，他說，中國作家協會“15年以來，基本上（著重點是毛加的）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他們將會變成另一個裴多芬俱樂部。①換言之，他們將會變成徹底的反革命，並將作為反革命受到處置。
與此同時，從1963年到1964年，毛愈來愈懷疑知識分子在革命和發展中的作用。毛並沒有使他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發展到像“四人幫”那樣以“臭老九”來醜化他們的地步，他轉向了比大躍進時期更為極端的教育政策。他在1964年2月說，“書不能讀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也不能讀得太多，讀十幾本就行。讀多了會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②
毛之所以向藝術、文學、哲學和教育所有這些不同的領域中間知識分子的頭麵人物發動進攻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剝削群眾的特權分子（盡管他可以編造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他們是剝削群眾的），而是因為他們沒有接受他鬥爭的烏托邦，沒能全心全意地執行他的指示。
1964年夏，毛尖刻地指責了全黨在物質生活方麵的腐敗現象，他說，“現在幾包煙就能買一個支部書記，嫁個女兒就更不必說了。”③
這裏提到基層幹部表明，在劉少奇製定“修改了的後十條”前不久，毛並非完全不同意劉的觀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應當針對基層，也要針對較高的領導層。無論如何，毛更擔心的是享有特權的城市精英的態度和行為。1964年6月，在一次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談話中，毛說道：
不要老是掙錢，掙來了錢，就亂花錢……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按政策，必要時可以收買，對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什麽要收買？錢多了一定要腐化自己，腐化一家人和周圍的人……蘇聯的高薪階層，先出在文藝界。①
正如我們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7章中所討論的，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最後衝突是在1964年12月發生的。當時，毛對那些他認為歪曲並篡改了他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原定戰略的東西感到不滿，因而提出了新的二十三條指示。毛後來聲稱，劉拒絕接受這一指示。在這段時期，他發表了大量關於“新資產階級”的講話，這些講話反映了這樣一個觀點：在新資產階級中，權力而不是金錢成為決定性因素。
也許值得一提的是，盡管階級成分與工資差別問題顯然是毛特別關心的問題，但即使在這時，他對此仍表現出一種寬鬆和幽默的態度，而這在“四人幫”那些沉悶和狂熱的理論家的文章中是很少見的。毛說：“吃多和占多是件相當複雜的事。”“像我們這樣的大人物，有汽車，有帶暖氣的房子，有司機。我隻掙430元，我雇不起秘書，但我必須雇。”②
在理解這段話時，我們不能不參考毛在1964年早些時候所說的這樣一句話：“宣統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個皇帝。”③人們有這樣一種印象，對毛來說，除了“工人”、“貧農”、“革命烈士後代”等等外，還有另一種成分，那就是統治者。至於那些與他的地位，與這位以前的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許他們繼續迷戀其特權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討論中，他再一次譴責了幹部中那些主要關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資額的“當權派”，並同意給其中的“極端惡劣分子”戴上“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帽子。但他警告不要過多地估計他們的人數。並且說，對他們不要提“階層”，叫分子或集團就行了——很明顯，他們的人數還很少，不能構成一個完全的階級。①一星期以後，也就是1964年12月27日，毛宣稱，中國共產黨“至少有兩派”，一個社會主義派和一個資本主義派。這兩派就這樣體現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②
這些論述以及毛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決心，當然直接導致了他與劉少奇及黨內其他人的衝突，並導致文化大革命。
① 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419頁。
②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91頁。
①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415頁。
②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01頁。
① 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72頁。在官方出版的文件中對這一點並未作出如此的 強調，以致於外國同誌更難了解中國革命。（參見《北京周報》1978年第27卷14期。）
①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40—141頁。
② 同上，第126—127頁。
① 《毛澤東選集》1977年版，第5卷，第185、291頁。對本章第一部分裏所闡述的理由，毛 澤東《論十大關係》的官方文本比紅衛兵翻印本對蘇聯的批評更加坦率。這個文本已在施拉 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中。
② 《曆史的經驗》，第18—19頁。
③ 《毛澤東選集》1977年版，第5卷，第304頁。
① 同上，第341—342頁。
② 《學習文選》，第197—198頁。官方修定的版本的相應部分中甚至沒有提及蘇聯（《毛澤東 選集》第5卷第396—399頁）——不必奇怪，因為這份文獻首次公開發表是在1957年6月， 那時任何這樣的否定性注釋都不會有問題。
① 《學習文選》，第194頁。毛澤東關於非對抗性矛盾的思想與列寧、斯大林的比較，參見施拉 姆：《有關中國“永遠革命”理論文件集》，第32—38頁。在1957年2月27日講話的官方 文件中，毛對他前輩的評價轉而相反。他說，“這個規律，列寧講得很清楚。”（《毛澤東選 集》第5卷，第392—393頁）
② 同上，第211—221頁。
③ 同上，第212—213頁。
④ 同上，第223—224頁。（這個文集中收錄的原文實際上印成了“我們的大國沙文主義”。但 是，我認為“我們”是“他們”的印刷錯誤。否則，毛可能是指，在他批評赫魯曉夫對斯大 林問題的處理時，蘇聯斥責中國的大國沙文主義。那就是她堅持要在這類問題上發表意見。
① 1957年11月14日的講話，見邁克爾·舍恩霍斯的譯文，載於《共產主義研究雜誌》1986 年6月第2卷第2期。
② 見毛1957年11月18日的講話，在同一本雜誌中有舍恩霍斯的譯文。這些情況在胡惠強的 文章“大煉鋼鐵運動簡況”中也有介紹，此文載《黨史研究資料》第4輯第726頁。
①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2—63頁。
②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99頁，又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83 頁。
①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14—155頁。
② “致王稼祥的信”，見《毛主席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批判》，第14頁。
① 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90—191頁。
①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16—318頁。
②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81頁。
① 《毛主席關於國內民族問題的論述選編》， 1978年10月，第40—41頁。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會見》，第504頁。
①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第226—227頁；《雜錄》第296頁。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會見》，第504頁。
① 《毛澤東選集》1977年版，第5卷，第475頁。
①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12—113頁。
②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180—181頁；《雜錄》，第85—86頁。
① 《毛澤東選集》1977年版，第5卷，第337頁。
② 關於柯慶施所起作用的材料，見1986年4月23日我同胡華的談話。1986年4月24日我與 龔育之的談話又進一步證實了這一點。
③ 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見《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① 中國最近對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傾向的最有權威的分析，見石仲泉的“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 級權利’和毛澤東對它的誤解”一文，載《文獻和研究》1983年，第405—417頁。該文修 改後又在《紅旗》1985年第11期（第12—22頁）上公開發表。像最近發表的其他許多文 章一樣，這篇文章明確斷言，從大躍進開始，毛在把“資產階級權利”的概念引入中國政治 言論中起著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譯為英文“bourgeois right”，即“資產階級權利”這一術語 出自馬克思最有權威的著作《哥達綱領批判》，在這本書中，馬克思運用它批判了“不折不 扣的勞動所得”這一概念（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17—321頁）。在德語中，法權是指 權利和法律秩序，權利指的是有權取得某個人的勞動（或人身權利的）報酬這一層意思。馬 克思在此提到這個法權問題時，實際上是指這兩方麵的意思，在他明確指出“平等的權利按 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以後，他接著指出：“權利，就他的本性來講，隻在於使用 同一的尺度……”換句話，使某人有權利這種意義上的權（或權利）是由法製或類似法律的 準則所規定的。中國人由於不接受為毛所使用的“資產階級法權”（按字麵意義講，指“資 產階級的法律權利”）這一譯名，進一步混淆了其中的意思。1979年以來，它往往被譯成 “資產階級權利”，那就更有個人主觀權利的意味。總之，毛最擔心的就是他所注意到的這樣 一個事實，即“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的嚴格運用，並沒有考慮個人的社會需要，因而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就像資本主義的勞動工資製一樣，是很殘忍的。
② 1969年9月11日對軍事委員會的講話。見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47— 148頁。
③ “機關槍和追擊炮的來源”，1959年8月15日，《中國的法律和政府》第73頁。
④ 鄧力群在1981年8月11日和12日舉行的全國黨史資料征集學術討論會上回答關於1981 年6月27日決議問題時的發言。見《黨史會議報告集》第145頁。
① 陶凱：“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見《學習曆史決議專輯》第121頁。
② 《學習文選》，第305頁。（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講話）
③ 同上，第311頁。（1958年8月21日下午的講話）
①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7年），第 192頁。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樣裝腔作勢”，見毛在1958 年11月就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所作的講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 年），第117—118頁。
②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68頁。
③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424頁。
①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206、210頁。（現在，人們知道他在討論蘇聯教材的會議上的論說是根據他在1960年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讀書筆記編輯而成。）
②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69—170頁。
③ 《1981年決議·注釋本》，第359頁。
①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426頁。
② 《資料選編》（北京，1967年1月），第277頁。該指示的全部譯文載於理查德·鮑姆和弗雷德裏克.C.泰維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58－71頁，（毛的這段話是在第70—71頁），該文是中國致蘇聯的第9封公開信中首次公開發表的。見S.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第367頁。
③ 《雜錄》第351頁，《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494—495頁。
① 同上，第351頁；另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602—603頁。（關於這一論述的日期，另參見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於1981年出版的“1949年以後毛的論著索引”第2卷中的討論，第47頁。）
① 《北京周報》，1964年第1期，第10—27頁。參見《紅旗》1963年第24期，第1—30頁（“一分為二”這一詞出現在第4—5頁）。關於毛與這一報告的關係，見S.施拉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策（1978—1984）》，第44—45頁。
② 《毛澤東選集》1977年版，第5卷（中文版），第498頁。
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與毛澤東的三次會見》，第499—500頁。
①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95頁。毛在其當時尚未公開發表的1960年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讀書筆記中，對宣傳工具的影響力以及政治鬥爭的決定性領域——上層建築，已經表示了同樣的關心。見《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342—343頁；雜錄》，第266頁。
① 這些是1967年5月出版的關於藝術和文學的“五個戰鬥性文件”中的兩個。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指示的譯文（這裏稍有修改）見《北京周報》1967年第23期第8頁。
②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210頁。
③ 同上，第217頁。
①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498—499頁。
② 同上，第587頁。
③ S.施拉姆：《毛澤東同人民的談話》，第198頁。
①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第582—588頁。
② 同上，第597—59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