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吳連登合影 近期，關於“毛澤東留有億元遺產”的傳聞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毛澤東的稿費數量也由100多萬元炒至7582萬元，甚至1.3121億元。為毛澤東管理家政長達12年的吳連登說：“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時是怎麽過日子的，這些謠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輪帶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吳連登自己都覺得“像夢一般”。1958年，小學沒畢業的他考入江蘇省鹽城地委招待所當服務員。“即便是打掃衛生、端茶送水，我也總比別人快。我一趟能拿10個暖水瓶，一手提4個，兩個胳膊再各夾一個。招待所離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點起床，就這麽來回跑，一個人負責整整一棟樓。” 195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建成，從全國各地挑選服務員。鹽城隻有一個名額，吳連登被選中了，分配到大會堂餐廳當服務員。1961年5月，中南海服務科科長來到人民大會堂，從近千名服務員中選拔兩名進入中南海。吳連登永遠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輛平板三輪車來接我們，周圍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同事。我倆把行李放在車上，跟在三輪車後麵，一步步走進了中南海。” 吳連登在中南海頤年堂第一次見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個習慣，開會他基本上是第一個到，他要和陸續進來的人有麵對麵交流的機會。”平常業務熟練的吳連登，手抖得厲害，等走到毛主席麵前，茶已經灑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個習慣，凡是第一次見到的人，他都會盯著你看，問你的情況。主席問我：‘你是新來的吧，叫什麽名字？’我說我叫吳連登。主席問我的名字是誰起的，我說是一個和尚。主席笑著說：‘一聽就不是父母給起的，這個名字好。’主席又問我是哪裏人，我說是江蘇鹽城來的。他說：‘噢，鹹城來的。’我說：‘不對，是鹽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鹹城嗎？’毛主席這麽幽默，我就沒那麽緊張了。” 1964年國慶節，22歲的吳連登正在天安門城樓上服務，毛主席身邊的護士長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說，‘你不就是那個鹹城人嗎？我可記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點兒事，因為我身邊有許多事情，家裏也有許多事情，都沒有人做，我想請你，能不能給我幫幫忙？’當時我既緊張又感動，主席竟然這麽客氣請我幫忙。我激動地說‘好！’，就這樣我進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製 吳連登最初的工作是負責雜務，搞衛生、整理庫房、打水送飯。“主席的房子是一個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裏還住著江青、李敏、李訥，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兒。” 1968年，吳連登被正式任命為管理員，毛澤東將自己的工資、家中的各項財政支出，都交給他全權管理。 吳連登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主席的工資總不夠用。原本毛主席領取的是國家一級工資，總數是610元。三年自然災害後，他帶頭將工資降到了三級404.80元。“一直到主席臨終的時候，這個數目再也沒變過。每月的固定開銷：黨費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費用84元；兩個孩子的學費，原來每人15元，隨著物價上漲，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還有一個姐姐住在這裏，每月生活費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還要取暖費30多元。大約固定花銷為200元。” 吳連登算著毛主席的幾大開支：“吃飯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從中南海供應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錢。主席還有很多民主黨派的朋友，請黃炎培、章士釗他們，也是主席自己掏錢。另一個開支是抽煙，每個月將近100元，還要有幾十元的茶葉。” 毛主席還有一筆開支：湖南老家經常來人，有的是經濟困難，有的是來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時帶的一點生活費，都由毛主席負擔。“錢不夠用時，我隻能為難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著賬本，先給他逐一匯報這個月的開銷，主席一看我的架勢，就會問‘錢又不夠用了？’然後我要自己打報告，後麵附上賬單，主席簽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別會計室去領主席的稿費。” “江青的工資是243元，工資領回來我就記到賬上。他們各花各的錢，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現在通常說的AA製。”吳連登說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購買攝影器材和衝洗膠卷。“江青經常讓我去給她改一些衣服。沒錢的時候，她也會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過段時間又染成黑色來穿。有人說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負責采購，沒有買過那麽多牛奶。江青當年用過的比較奢侈的東西就是發膠，隻有友誼商店可以買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劇界的朋友來開會。“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點散會，下午接著開，讓他們回去吃飯，減少開支。後來，江青因為錢不夠花，還曾欠過新華社8000元錢。” 毛主席的唯一享受 “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湯，一個葷菜，一個魚，一個半葷半素，一個全素。每天的食譜、菜品采購，都由我來定。我的責任重大，如果主席因為吃不好而生病，我沒法向全國人民交待。”讓吳連登苦惱的是，毛主席從來不對飯菜發表任何意見，也從來不主動說想吃什麽。所以除了四菜一湯，吳連登還要準備四個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還有兩碟是兩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明天就做給主席吃。” 有人說毛主席常吃紅燒肉，吳連登糾正說：“其實主席絕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們安排一個月吃兩三次。主席平時吃雜糧、青菜比較多，幾乎每天要吃一個紅薯，一個玉米。” 吳連登說，毛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煙和茶。“茶葉，主席一直喝龍井。但抽煙，卻讓我們費盡了心思。”主席戰爭年代抽過旱煙，抽過從國民黨繳獲的紙煙和其他雜牌煙。解放後，還抽了幾年的三五牌香煙。也抽過中華、熊貓。1969年，主席對雪茄產生了興趣。“有一次，主席在遊泳池召集領導開會，旁邊坐著的李先念抽著雪茄煙。主席總是看他，眼巴巴地看著。一般開會沒人給主席遞煙，李先念那天給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過來說，‘先念啊，你抽這麽好的煙，也不告訴我。’” 吳連登開始四處打聽李先念抽的雪茄。“它是成都一個老師傅自己卷的。我們把他請到了北京，專門給主席卷煙。這個雪茄煙有個缺點，抽了容易引起咳嗽。為此，我們在裏麵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藥。我們還考慮，主席畢竟年齡大了，又有煙不離手的習慣，為了保證安全，不引起火災，這個煙加了一個特殊的工藝，在30秒之內不抽，它就會自動熄滅。” 吳連登感慨地說：“如果非要說主席有什麽特權，享受了什麽生活，那麽這個抽煙，就是主席唯一的一點喜好。主席去世後，我坦誠地講，家裏沒有剩一分錢存款。” 毛澤東稿費上億，純屬造謠！ 為了進一步核實毛澤東家庭財產的問題，吳連登特意去找了汪東興同誌，還專門拜訪了當時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中南海財務處處長劉元祥、中央辦公廳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等人。 汪東興，人稱“中南海大管家”，在毛澤東身邊擔任中央警衛工作30餘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長、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央辦公廳主任、黨中央副主席等職，為粉碎“四人幫”發揮過特殊作用，現離休在家。 有報道稱：“1967年3月，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選》、《毛澤東詩詞》稿酬的計算標準建議：《毛澤東選集》（1—4卷）平裝本、精裝本每套稿酬1角；《毛主席文選》稿酬每本2分5厘；《毛澤東詩詞》每本稿酬3分……”汪東興說：“‘文革’期間出版過數以億冊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語錄》、《毛澤東詩詞》等，但是毛澤東沒有拿過國內一分錢稿費。” 吳連登告訴汪老：“某雜誌報道稱，江青曾先後5次聲稱她有權繼承毛澤東的遺產，並提出提取5000萬元給女兒和親屬，但她的要求被拒絕了。李敏、李訥也申請過，也被婉拒了，其後由中辦先後給她們二人撥下近200萬元，購買住宅和留作家用。” “5000萬！”汪東興聽後笑了，“30多年前的5000萬是什麽概念？江青會提出如此驚人的數額？我不相信。我隻記得毛主席跟我講過的，他老人家說：‘江青以為我要死了，要辦後事了，向我要15萬元，我給了她3萬。’” 1952年到1986年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特別財務的鄭長秋說：“毛主席的稿費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費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了。每次稿費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東興同誌簽發。” 鄭長秋回憶，當年毛主席的稿費主要用於資助黨外民主人士和特殊開支。“毛主席每年都給章士釗、王季範各2000元，分上、下半年兩次。1972年，經毛主席批示，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李訥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吳連登也知道這件事情：“毛主席早有規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最初是因為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後，幾十元的工資，要維持家庭生活、要請保姆、要買奶粉，生活非常困難，才找到張耀祠同誌求助。張耀祠寫條子請毛主席批準。毛主席也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說：‘這回李訥開銷不小，給個幾千塊吧。’毛主席這才同意從稿費中支取8000塊錢給她。之後，毛主席出於對親屬的一視同仁，又分別給賀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為生活補貼之用。” 采訪進行了6個小時，吳連登絲毫沒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總是情緒激動，“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個小小的管理員，不敢全麵評價主席，但我希望能通過這些微小的側麵，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偉大領袖！”（文/劉暢 摘自《環球人物》2008年7月［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