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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回顧 History 華夏專欄
曆史回顧
《毛澤東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絕招”——說謊大師打造說謊王國》（一）
·ｆｏｒｔｈｅｌｙｓ·
前言
《毛澤東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絕招”——說謊大師打造說謊王國》這幾篇文章，是根據“毛澤東文稿”的時間順序書寫的，從１９５３－１９５９年期間，是毛澤東的經濟思想－理論、政策方針、特別是他的親身實踐活動，達到了登峰造極的時期。中國人民深受其害。作者在文章中雖然做了一些剖析，但不敢說精確恰當，貴在把寶貴的原始素材原汁原味地攤開在讀者麵前，見仁見智，可以各取所需，各抒己見。有些少量的引文，粗看好象文不對題，但越往下看就會看出它的玄機奧秘，使你產生有言在先的感悟了。文章的副標題，都帶＂＂，那是當時中國的勞苦大眾從他們的切身經曆中提煉出來的苦澀幽默！
在中國，直到現在，對毛澤東的功過還是＂指頭論＂占統治地位，如果略有微詞，小則視為離經叛道，大則有文網之災。忘記了是哪位哲人說過，一個不能正確認識自己曆史的民族是盲目的沒有前途的民族。每念及此，我不禁懷杞人之憂，所以在耋耄之年，把自己的經曆與所見所聞記錄下來．聊備後人參鑒。
本文共分三章：（１）農業生產合作社——“金橋不如獨木橋”（２）大躍進（“大要命”）（３）人民公社——“一大二空”
一、農業生產合作社——“金橋不如獨木橋”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毛澤東在《關於召開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同×××、×××的談話》中說：“……走直路，走得好，可以較快地搞起來，為什麽不可以，可以的。”這與毛澤東過去說的幹革命沒有筆直的路可走完全相反。“……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見稿四，第３５７頁）毛澤東知道，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他又嫌那樣太慢，而且是痛苦的。那社會主義道路就能快嗎？不痛苦嗎？當時人們對這樣問題的考慮不多不深，盲從了毛澤東的觀點。實踐證明毛澤東的主觀武斷違背了客觀規律，一切搞社會主義農業的國家，都吃了苦頭！毛澤東又說：“……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製的問題。國有製擴大……私人所有製有兩種，勞動人民的和資產階級的，改變為集體所有製和國營（經過公私合營，統一於社會主義），這才能提高生產力，完成國家工業化。生產力發展了，才能解決供求的矛盾。”（見稿四，第３５９頁）毛澤東要靠變更所有製來發展生產力，他的信心來自新中國建立後的頭三年，那時一個殘破衰弱貧窮落後不堪的舊中國，由於物極必返而爆發出一派新氣象，許多人都產生了幻覺，從而使毛澤東的威望也達到了頂峰，使他的唯意誌論也大大發展了，隻要他一決策，就能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但是為時不久，經濟上的公有製、集體所有製的弊端已開始暴露，而毛澤東或者對之視而不見，或者雖見而不警覺，他把注意力轉移到政治鬥爭，在保護權力、擴大權力上用勁。至死也不承認他的社會主義撞上城牆了。早就有人說，隻有資本主義能救中國，但有人說那是反革命言論！沒辦法，就等實踐這個公正的裁判員來裁判吧。
１０月１６日，毛澤東在《關於重要土產和副食品經營問題給××、×××的信》中說：“……我們對德國（製東德——引者）應當全力幫助，……他們比我們苦得多。我們不能不管。”（見稿四，第３６２頁，著重點是毛澤東加的）毛澤東一向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教育中國人，善心普照，風格很高，未可厚非。若沒有後來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中國人打腫臉充胖子還不知要到什麽程度呢！
１２月７日，１３日，毛澤東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的批語和修改中有：“……集體領導是我們這一類型的黨組織的最高原則，他能防止分散主義，他能防止黨內個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動，（如像中國的張國燾，蘇聯的貝利亞），因此，必須特別強調和認真實行黨組織的集體領導製度，而決不可以不適當地過分地強調任何個人的英雄作用，決不可使共產黨員由滿腔熱情地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的高貴品質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見稿四，第４０７頁）毛澤東的話實在感人，隻可惜這都是對別人的要求，而他自己例外，他會反其道而行之。毛澤東掌握最高權力以後，他最關心的就是“個人主義野心家，”十分害怕“個人的英雄作用”。他鄙視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但他實行的是封建階級“崇高”的個人專製主義。美其名曰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他口口聲聲要防止的是分散主義，卻避而不談要防止個人專製主義！
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８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提綱的批語和修改》中說：“……二、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麵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見稿四，第４５２頁）這真是“天方夜譚”。說高崗的“黑暗麵發展”了，當然是他的內因起了作用，但毛澤東還覺得意猶未盡，替他找到外因——資產階級的罪惡，但是沒有任何證據，純屬誣陷，是給資產階級栽贓，極不光彩。然而資產階級是敵對階級，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４月２５日，毛澤東在《關於遊泳池建造費由稿費中支出給劉少奇等的信》中說：“……江青此信（內容是江青“擅自”提議給毛澤東修建遊泳池一事作了檢討——引者）請閱。為補救計，建造費五億（舊幣，相當後來的人民幣五萬元，——引者）由我的稿費中支出，遊泳池封閉不用。”（見稿四，第４８３頁）看官，這幕滑稽戲能引起你好笑還是好歎呢？夫人“擅自”，已做檢討，知錯就改，好；修建費由自己的稿費開支，清白了；遊泳池封閉不用（真的嗎？），說明當初並無此需要。這裏聯想到毛澤東多次對其親戚朋友解囊相助，都說用稿費開支，他到底存了多少稿費？他的稿酬有無標準？由誰決定？知情者可否見告於民？寫到這裏，突然發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０日《文摘報》上的一篇短文《讀毛澤東的家庭生活賬》，提到“毛澤東５０年代的稿費就達１００萬元”。又據《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提供的資料：“在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毛澤東選集》已使毛賺進三百萬元人民幣的稿費。”啊！５０年代毛澤東已經是百萬富翁了！他應該算哪一個階級？他可算新中國的首富了吧？是新中國讓他一個人先富起來，作為他對革命有功的回報，對嗎？
６月４日，毛澤東在《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最後一段說：“……科學沒有什麽謙虛不謙虛的問題。搞憲法是搞科學。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麽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對的就是對的，不對的就是不對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論古代也好，現代也好，正確的就信，不正確的就不信，不僅不信而且要批評。這才是科學的態度”。（見稿四，第５０７頁）好啊！毛澤東如果真的照他所說的做下去，那該多好，就不致於發生以後的倒行逆施，也就沒有我這些議論了！
９月，毛澤東對劉少奇《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草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有些外國資產階級報紙失望地發現，在我們的憲法草案中所宣布的道路，就是蘇聯所走過的道路。是的，我們所走的道路就是蘇聯走過的道路，這在我們是一點疑問也沒有的。蘇聯的道路是按照曆史發展規律而為人類社會必然要走的道路。要避開這條路不走是不可能的。……”（見稿四，第５４８頁）毛澤東言之過早了，蘇聯的道路現在連他們自已都不走了，不是不想走，是越走越不通的死路一條。有人說：毛澤東死而有知，將如何自圓其說呢？不用當心，用辯證法辯它一辯，照樣是隻有他掌握了真理！
１９５５年３月２１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開幕詞》中說：“……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上說過：‘共產黨人認為隱秘自己的觀點與意圖是可恥的事’。我們是共產黨人，更不待說是黨的高級幹部，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應該隨時公開自己的政治見解，對於每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表示自己或者讚成，或者反對的態度，而絕對不可以……玩弄陰謀手段。……鑒於種種曆史教訓，鑒於個人的智慧必須和集體的智慧相結合才能發揮較好的作用和我們在工作中少犯錯誤，中央和各級黨委必須堅持集體領導的原則，繼續反對個人獨裁和分散主義兩種偏向……”。（見稿五，第６２頁）毛澤東講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的地方不少，講得頭頭是道，十分入耳，但是，他的實踐卻越來越與他的說教背道而馳，南轅北轍！毛澤東反獨裁無異於說獅子老虎要吃素了。
３月３１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結論的提綱》中說：“……中央到１９５３年才發現他們（指高、饒——引者）的陰謀，在此以前也是被騙的，瞎了眼睛，這種瞎眼睛的事還不少。”（見稿五，第７４頁）毛澤東也瞎了嗎？真瞎還是假瞎？是不是裝聾作啞，等到瓜熟蒂落？＂這種瞎眼的事還不少＂在暗示什麽？毛澤東又說：“事業是多數人做的，少數人有作用，但也沒有什麽了不起”，（見同上）不要誤會，以為毛澤東十分謙虛，須知這些話是對別人說的，他本人除外。“……沒有你，地球還是照樣轉，事業照樣在進行，也許還要做得好些”。（見同上）不錯，公雞不打鳴，天照樣會亮。在這問題上，毛澤東說了實話，但是否嘴對著心？隻有他自己知道！
５、６月間，毛澤東在《關於編輯發表胡風問題材料的批語》中說：“……對‘第三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點，增加了幾段。……我以為應借此機會做一點文章進去，”（見稿五，第１０９頁）批胡風運動中，毛澤東要借機做一點文章進去，一語道破了玄機！他要做什麽文章？請往下看。
通讀５、６月間，毛澤東為《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等寫的編者按，以及文稿對毛澤東此文的注釋，可以了解所謂胡風問題的來龍去脈，以及毛澤東在處理這個事件中的作用和他所做的文章。從延安整風到“文革”十年，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發起一次又一次的打擊，獲得毛家獨鳴，萬馬齊喑的“偉大勝利”，知識分子淪為賤民階層，（少數人例外）多少人因此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此文太長，引用不便，有心者可以找全文看看。
６月３日，毛澤東對《中央關於揭露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這一鬥爭的目的，不但在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主要是借著這一鬥爭提高廣大群眾（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的覺悟，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集團分子，（國民黨特務分子，帝國主義的特務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進一步純潔革命隊伍。……”（見稿五，第１４９頁）毛澤東毫不隱埋他的動機，——反胡風事件的主要目的是，針對知識分子和幹部。毛澤東要整的又恰恰是延安“搶救”運動中的那些分子。大家不會忘記，毛澤東曾經為此而向知識分子“道歉”哩！現在毛澤東還是要殺雞給猴看，並把反胡風問題擴大為全國性的肅反運動，美其名曰，提高廣大群眾的覺悟，實際是封殺任何敢於發出不同意見的人。６月間，毛澤東為《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寫的按語二中有：“蘆甸這種以攻為守的策略，……”（見稿五，第１５３頁）整段文字妙不可言，無意中暴露了胡風集團的策略恰恰是從毛澤東那裏販買來的。當然，毛澤東會說，我的鬥爭策略是革命的，而胡風和其他一切使毛澤東不順心的人搞的都是反革命的。各種剝削階級的代表人物常常需要搞兩麵派，不，是多麵派。毛澤東這位無產階級的領袖，不是也需要有革命的幾手嗎？毛澤東還說：“三、由於我們革命黨人驕傲自滿，麻痹大意……以致許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們的‘肝髒裏麵’來了。這決不隻是胡風分子，還有更多的其他特務分子或壞分子鑽進來了。”（見稿五，第１５３頁）不得了嘍，“革命越勝利，敵人就越多越瘋狂。”在毛澤東看來，１９５５年的中國內部是特務如麻了，不得了嘍！毛澤東還說：五“……批判唯心論果然給了胡風集團以‘矛盾和困難’，這就見批評的對了。革命隊伍裏的人，難道也有‘矛盾和困難’嗎”？（見稿五，第１５３頁）革命隊伍裏的人有沒有矛盾和困難，要由毛澤東回答，但要說實話才行。如果說毛澤東沒有感覺到胡風等人給他製造了矛盾和困難，他又何必那樣大動肝火，親自揮戈上陣與他們（敵人）拚殺呢？毛澤東又說：十七、“……如果說胡風集團能給我們一些什麽積極的東西，那就是借著這一次驚心動魄的鬥爭，大大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政治敏感，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見稿五，第１５３頁）毛澤東自己也承認他所發動的這一次反胡風運動是驚心動魄的。一個胡風竟使毛澤東驚心動魄，至於嗎？危言聳聽吧了？
６月，毛澤東在為編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寫的序言、按文和注文中說：“……在這本書中，我們仍然印了胡風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為讀者研究這個反革命兩麵派的一項資料，……”（見稿五，第１６８頁）好啊！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是毛澤東怪用的手法，遺憾的是，隻公布了胡風的自我批判，卻不公布胡風的“罪證”——“三十萬言書”，為何？答案在後麵，“反革命分子和某些有反革命情緒的人們，將從胡風分子的那些通信中得到共鳴。……他們咒罵革命的話和他們的活動策略，將為一切能得到這本書的反革命所欣賞，並從這裏得到某些反革命的階級鬥爭的教育。……”（見稿五，第１６９頁）請看，毛澤東批胡風何等的“氣壯如牛”，而在接觸到真憑實據的反革材料時，卻“膽小如鼠”，不敢公諸於眾，怕反革命分子及有反革命情緒的人，從中吸取教益！怪哉！毛澤東的革命事業是正義的，又有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支持，他還害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不願意為他們提供反革命炮彈，不去引蛇出洞，這實際是幫助了反革命分子，使他們減少了暴露的機會，有可能會長期隱蔽下來，使毛澤東抓不住，豈不十分失策嗎？
毛澤東在《按語》一文說：“……我們的製度是不許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而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見稿五，第１７１頁）既然如此，胡風在他的問題還沒有定性（罪）之前，可算人民一分子吧？他那時應有言論自由吧？毛澤東明知理虧，所以，他趕緊不惜筆墨來闡述所謂的人民內部的言論自由的界限。他說：“……我們輿論，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內部，允許先進的人們和落後的人們自由利用我們的報紙、刊物、講壇等等去競賽，以期由先進的人們以民主和說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後的人們，克服落後的思想和製度”。（見稿五，第１７１頁）。你看毛澤東說得明明白白，自由的言論隻限於先進和落後之間，即勞動英雄與二流子之間，或獎勤罰懶的製度之間展開，超越這個界線，妄言國家大事、天下大事，就會觸動毛澤東的最敏感的政治神經係統，那就是異己分子，不是人民了，就要有滅頂之災！
毛澤東又說：“……他們確是膽戰心驚，感到‘小媳婦一樣，經常的怕挨打’、‘咳一聲都有人錄音’。我們認為這也是極大的好事。這種好事，也是幾千年沒有過，僅在共產黨領導人民做了長期艱苦鬥爭之後，才使這些壞蛋感覺這麽難受。”（見稿五，第１７３頁）錯了，“打小報告”由來已久，可以追溯到武則天時代；安裝竊聽器更是現代國家公開、盛行的秘密。毛澤東明目張膽地欺人說謊，說僅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才有使壞蛋們膽戰心驚的“小報告”和竊聽記錄，這是給共產黨摸黑，並不光彩。人們之所以愛“打小報告”，是因為“上有所好”，在毛澤東偏聽偏信小報告的年代，當“小媳婦”的豈隻是壞蛋。“逢人但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不就是“小報告”盛行的效應嗎。
７月３１日，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中說：“……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見稿五，第２３４頁）毛澤東真能誇張，可惜言之過早。合作化運動在中國失敗大於成功！叫人哭笑不得！＂它的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是正麵的還是反麵的？
毛澤東又說：“……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麽事情也做不成了。”（見稿五，第２３９頁）群眾都是人，人與人之間有千差萬別，黨員、黨組織說來應該是一樣的，然而實際也是參差不齊。你可以都相信嗎？可以盲從嗎？做群眾的尾巴嗎？毛澤東最“相信”群眾，所以搞了合作化、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又實行了群眾專政，這都是千百萬群眾參加的，轟轟烈烈的，“有偉大的世界意義的”，結果如何？靠人多勢眾，以勢壓人、整人是可以的、有效的，但隻能是曇花一現！毛澤東的結局否定了他的說教！
毛澤東又說：“……河北省有一個很小的合作社，隻有六戶，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幹下去了，結果讓他們走了，三戶貧下中農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幹下去，結果讓他們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實，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見稿五，第２４１頁）在這裏，毛澤東完全陷入主觀主義的泥坑，以其所好強加在五億農民身上。貧農確實是希望合作化，他們迫切希望得到富裕中農的讚助，以改善他們的生活，但富裕中農的“富裕”也隻是相對而言，大多數人擠不出多少油水，他們沒有那麽想象中的大方、慷慨，隨便施舍。如果沒有行政命令的壓力，他們是不想吃虧的。尤其是當一些懶漢（合作化最積極的）靠集體多分配，少出勞的現象出現的地方，勞動積極分子，也就消極起來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從熱鬧到不景氣，到渙散，到最終垮台了。不是批了毛澤東的大耳光嗎？強奸民意者，還不自省嗎？
毛澤東又說：“……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追求數量的偏向”。（見稿五，第２４２頁）毛澤東說得很對，要注意質量，不能片麵追求數量，但在實際工作中，他十分重視的是數量，數量是硬指標，質量呢？據說可以慢慢提高。還說，沒有數量哪兒來的質量。毛澤東就是這麽說這麽幹的。
毛澤東又說：“……這幾部分人（指：貧農；新中農間的下中農；老中農間的下中農——引者）中間的積極分子，讓他們首先組織起來。……這幾部分人的經濟地位是比較接近的。他們的生活或者還是困難的（貧農，他們分得了土地，比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還是因為人力畜力和農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難），或者還不富裕（下中農），因此，他們有一種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雖然如此，他們中間的積極性的程度，由於種種原因，仍然是不同的，……要有一段向他們進行教育的時間，……”（見稿五，第２４４頁）你看，農民參加合作社的積極性來自貧農，而貧農之所以貧困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不全是由於被剝削才貧窮，剝削製度廢除了，貧農還是貧農，老貧農富裕起來了，又出現新貧農。貧農入社理應是互助合作，互利互惠的，然而，實際上在一個合作組織裏卻往往做不到這點，俗話說：“人上一百，樣樣俱全”。何況，窮人一旦富裕起來，他們有足夠的力量自己單幹時，他們就對合作社不感興趣了，消極怠工，二流子更不好好幹。合作社就要名存實亡。有鑒於此，井岡山時代，曾有人要製造窮人促其革命化，失敗了。現在毛澤東搞合作化，又把希望寄托在窮人身上（據他估計這部分人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又失敗了。假如合作化沒有失敗，像蘇聯的集體農莊那樣，撐持幾十年，毛澤東自然會高興了。但結果呢？還不是一場空嗎？一切違背客觀規律的事物，靠行政命令，靠高壓政策，隻能暢行一時，終歸是不行的，這些教訓太深刻了！
毛澤東又說：“……由國家組織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見稿五，第２４９頁）這是以破壞生態為代價的政策，現在它的不良後果顯示出來了！
毛澤東又說：“……在農業方麵，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後才能使用大機器。……”（見稿五，第２４９頁）毛澤東的這種觀點，到現在無不被嚴酷的現實所粉碎了！
毛澤東又說：“……我們應當注意蘇聯的這一項經驗（指農業合作化的速度問題——引者），我們必須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農民群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的思想，但我們不應當容許我們一些同誌利用蘇聯的這項經驗來為他們的爬行思想作掩護”。（見稿五，第２５１頁）好的，既不能像蘇聯那樣的冒進，又不能爬行，這分寸隻有毛澤東掌握得最好，那麽，他的合作化高潮，人民公社化的節奏應該是恰到好處的了？事實又恰恰相反。既要快，又要慢，既要多，又要少，……對立統一法則，是毛澤東運用得爐火純青的“聖教”，他自己常常在自覺與不自覺之間流露出自我陶醉，隻有實踐無情地給了他幾個耳光，但他至死也不認錯！
毛澤東在本文的第九段中，批判了據說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立場的同誌，而為在新中國建立後，雖然吃過土改的勝利果實，但生活依然貧困的許多貧農，找到致富的靈丹妙藥，就是趕快合作化。又是變相的殺富濟貧，“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製度和個體經濟製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見稿五，第２５５頁）實際結果是共同越來越窮。但照樣有人喊“萬萬歲”！（要看整段文字及注解（１），可以更知其詳——引者）
９月４日和７日，毛澤東在中央轉發福建省委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的批語中說：“……一切合作社是必須樹立貧農和下中農的領導地位的。”（見稿五，第３５１頁）必須樹立就是要把領導意誌強製施行，把貧農和下中農當中本來扶不起來的“天子”，也要硬扶上去，領導是被樹立了，多少地方的事情，也就敗在這些“天子”身上了！
９月２６日，毛澤東在《對中央農村工作部檢討報告的批語》中說了一些十分嚴厲的話，實質上就是把當時反對合作化中急躁冒進的人當做異己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看待了。（見稿五，第４００頁）１０月７日，毛澤東又在《對×××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所謂：“農民苦”、“農民生產情緒低落”的人，是同資產階級分子一鼻孔出氣！在毛澤東看來，當時農民一點不苦，生產積極性很高！他“理直氣壯”地駁斥了這種“謬論”！（見稿五，第４１３頁）１０月９日，毛澤東在《對××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所謂‘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種自由，雇工自由，貿易自由，借貸自由，這是一種明顯的資產階級的綱領，這是一種明顯的富農路線，……”（見稿五，第４１５頁）曆史無情，毛澤東所深惡痛絕的事，居然在他死後變成現實，是人們故意嘲笑毛澤東嗎？非也，實踐證明，貧下中農路線走不通，它越走越窮，隻能幫助二流子、懶漢躺在共產黨懷裏，“革命”到底，越窮越光榮。廣大農民是最實際的，他們不管什麽綱領、路線，他們最關心的是日子是不是過得越來越好，還是相反。
１２月６日，毛澤東《在中央十人小組關於目前肅反運動應注意事項的通知稿中加寫的話》中說：“在肅反運動中，對於高級知識分子的重點對象，必須也同其他方麵一樣，一般地控製在百分之五左右。……”（見稿五，第４７２頁）既然稱為“重點對象”，那應該是有一個算一個，有多少是多少才對。為什麽要來個百分之五？可見這個“反革命群體”是毛澤東隨心所欲地圈化的。他慣用的預定的比例數字，是憑經驗加主觀判斷得出的結果，背離了實事求是，漏掉壞人的少，冤枉好人的多，製造許多冤假錯案，不足為奇。
１２月２７日，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說：“……到１９６７年，糧食和其他農作物的產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文盲可在較短時間內（例如七至八年）加以掃除。……”（見稿五，第４８６頁）毛澤東是天生的樂觀派，他“浮想聯翩”，飄然羽化，暢行無阻，隻可惜多了點浪漫主義，少了點現實主義。
毛澤東說：“……現在的社會主義，確實是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比起孔夫子的‘經書’來，不知要好過多少倍。……”（見稿五，第５０９頁）孔夫子的經書隻是薄薄的一小本《論語》，還不是他本人親自撰寫的，很可能沒有得過什麽稿費之類，怎能和“宏文四卷”——《毛選》——社會主義相提並論呢！孔夫子所宣揚的主義（姑名之曰主義），毛澤東做過許多品頭評足，譽者有之，毀者亦有之。中國人受孔夫子教育的影響至深至巨，是好是壞，直到現在千多年仍在爭論，而毛澤東是否也受孔教影響，隻有他心裏明白。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啥樣子，沒見過，不便妄評。假如從某些現代人所炮製的強加於人的社會主義與孔夫子向往的人類社會對比起來，恐怕認同後者的人要比不認同的人多吧？
毛澤東在《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語中，高唱了許多爛漫主義的對合作化的讚美詩：“……雞毛確實要上天了。在蘇聯，已經上天。在中國，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見稿五，第５２６頁）曾幾何時，毛澤東的色彩斑斕的肥皂泡，全都消失了，假如毛澤東複活過來，那真要“當驚世界殊”了！
二、大躍進（“大要命”）
毛澤東說：“……赫魯曉夫同誌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見文稿六，第６３５頁）這是赫、毛搞吹牛大競賽。毛澤東說了大話，怕實現不了，在世人麵前丟臉，於是搞大躍進，用人海戰術，大煉鋼鐵，……結果是“陪了夫人又折兵”。（見文稿六，第６４０頁）
毛澤東說：“……我讚成蘇共中央解決莫洛托夫問題……赫魯曉夫同誌……是個聰明人，……斯大林死後，這四五年，蘇聯的內政、外交有很大的改善，這就證明赫魯曉夫同誌們代表的路線比較正確，而反對這樣的路線是錯誤的。”（見文稿六，第６４３頁）毛澤東說的是真話，還是違心之言？隻有他知道。
１９５８年１月３日，毛澤東對《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作了批示：“此件很好，可以轉載，並可廣播。”按，此社論中，有“有勇氣，敢作敢為的人是我們事業的‘促進派；’沒有勇氣，懷著無窮顧慮的人是‘促退派’。……”（見文稿七，第６頁）照此說法，社會上一切行凶作惡，罪行累累的分子，都很有勇氣，他們也是我們事業的促進派嗎？瞻前顧後，審慎行事，大勇羞怯的人就是我們事業的‘促退派’嗎？這篇社論的主調是要人們大搞快搞農業生產合作化，確實起了“促進派”的作用，可惜合作化，尤其是大化特化，不顧條件的化，實際是起了破壞農業生產的壞作用。毛澤東對此既是興風作浪者，又是推波助浪者，罪無可逭！
１月間，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談兩類矛盾問題的講話提綱中說：“……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勞動人民，……”（見文稿七，第１０頁）任何國家裏，勞動人民的數量要比資產階級分子多多了，為什麽不是先進的勞動人民的思想影響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反而讓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思想去影響勞動人民，而且影響了數百年？不是說矛盾雙方是要互相滲透、轉化的嗎？勞動階級的思想就不能影響資產階級嗎？毛澤東能對此做出解答嗎？
１月１６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講話提綱中有：“學楚詞，先學離騷，再學老子……”（見文稿七，第１６頁）毛澤東突發奇想，要求黨的高級幹部，學習中國古典著作，首先點出楚詞離騷，《離騷》乃屈原的悲憤之作，是他對腐敗昏庸的楚懷王的絕望之作。中共高級幹部們學了《離騷》，假如要聯係實際，（這是毛澤東一貫提倡的）要尋找現代中國的楚懷王，目標該是誰呢？毛澤東總不會把他自己擺進去吧？其次，學《老子》，老子之學主張無為，清淨無為，無為而治，按說是消極的東西，與毛澤東對不上口徑，那又為什麽要叫高級幹部們學呢？是否要一些人也“無為”起來？當然，他自己是大有作為的，不會帶這個頭，盡管說過要辭去國家主席職務，那是為了幹更大的事，與無為南轅北轍的。從離騷、到老子，從要求高級幹部積極到消極，他的思維脈絡大可追尋！他的用心何在？
毛澤東說：“……設置對立麵，歡迎對立麵。”（見文稿七，第１７頁）按毛澤東的哲學，對立是客觀存在的，何需“設置”，說穿了就是要先發製人，製造是非，挑起鬥爭，他可以從中漁利。
毛澤東說：“……落後的勞動者階級表現積極起來，他的意義是什麽？……１９５８年，人民對革命建設所表現出來的積極性比過去任何時候更高，如何保持這種積極性？”（見文稿七，第１７頁）“落後的勞動者階級”這種語調居然已出現在毛澤東的口中，這是驚人的變化！他說的是階級而不是個人啊！為什麽１９５８年人們的積極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高呢？那時的積極性確實高到無邊無際，多少豪語壯言，簡直要驚天地，怯鬼神。群眾創造的“奇跡”，真是光怪陸離，令人眼花繚亂！“落後的勞動者階級”的積極性為什麽突然如此高漲？因為毛澤東已取得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右派帽子滿天飛，誰敢不積極？至於說如何保持這種積極性的問題？好辦，“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嘛，可以抽鞭子，拿地富反壞右出氣，殺雞給猴看；可以吹牛皮，大放衛星，說謊話，鼓幹勁……辦法多的是，隻要毛澤東說好，就有人說好上加好，好到沒有邊。毛澤東還提到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上的吹牛報告，十分讚揚！
毛澤東說：“……省委書記要研究理論，……要研究文法、考據、詞章。……領導幹部也要研究文法，什麽叫介詞、連接詞，因為，所以，雖然，但是等，都是連接詞。研究詞章之學，這是文法。不講這些東西，於革命事業不利……。”（見文稿七，第１８頁）。毛澤東一向自覺文章無敵手，與別人沒有共同語言，在這裏講的學楚詞、老子以及研究考據、詞章之學等，無非在賣弄他的博學，炫耀自己而已。大躍進的年代，是“苦戰”的年代，“一天等於幾十年”，全國人民廢寢忘食，忙得不亦樂乎，毛澤東卻有閑工夫，在那裏咬文嚼字，什麽介詞、連詞，與高級幹部們尋開心！
毛澤東說：“１９５７年，《人民日報》重新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他文章沒有重載。‘奇聞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許多人想讀這一批奇文。我們把這些東西搜集起來，全部重讀一遍，果然有奇處。奇就奇在以革命者姿態寫反革命的文章，鼻子靈點的一眼就能識破，其他人往往受騙。……”（見文稿七，第２０頁）毛澤東說了鬼話，能用鼻子聞文章的，隻有特殊人物毛澤東。而那些受騙者是用眼睛看，用腦子想的，所以他們得出的結論與毛澤東用鼻子聞出來的不同。毛澤東從革命者姿態的文章中聞出來的“反革命”氣息是什麽東西呢？簡而言之，就是對毛澤東的事業“吹毛求疵”找到的那一個、半個“指頭”。毛澤東要追查提意見者的動機。要看看是善意的還是惡意的？現代高科技還沒有辦法判斷一個人動機的善惡，而毛澤東卻可以用他的鼻子聞出來。
毛澤東在這裏提到的丁玲、王實味等，在毛澤東死後都得到平反昭雪，是後人做了一件替毛澤東贖罪的好事。但是，那些當年誣陷人、暗害人的人卻不傷皮毛，依然逍遙自在，高官得做，寶車得乘，甚至還會留芳後世呢。這些人也有理由不受良心責備，因為他們是奉命行事，不得已嘛。誰要不服，找毛澤東去。也對！
毛澤東到１９６２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還說：“……對於這件事（指處決王實味——引者），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見文稿七，第２２頁）不殺，留做活靶子，比殺了的效益大，決非毛澤東的仁慈。何況王實味被殺後十多年，毛澤東還在喋喋不休地詛咒他，說他是反革命呀，殺之何惜？
１月２１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的結論提綱中說：“……（６）不斷革命論。……從１９５８年起，在繼續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時，著重點應放在技術革命方麵，當然是經濟與政治、技術與政治的統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見文稿七，第２５頁）毛澤東在這裏要說明思想政治與技術的關係，是統帥與被統帥的關係，說得明明白白了，為何要畫蛇添足，來個‘君’‘臣’關係呢？是說溜了嘴嗎？就算是吧，那正好反映出他的思想深處的封建君臣意識，他是代表思想政治的，自然是君，君主，君王都可以，而技術（以人為載體）呢，是臣，臣就是奴隸的轉義詞。
毛澤東說：“……（１７）文件的準確性，鮮明性，生動性，”突然就搬出“古代考據學，”大肆引經據典，來說明這是概念，那是判斷或推理等等，與準確、鮮明生動等等文不對題。何以如此？答曰，他腦子裏的老古董太多了，古董膨脹，無處販賣。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來，顯示他是當代的古董獨霸，不亦樂乎！因為別人販賣古董是反動的，所以有古董的都噤若寒蟬，隻剩下毛澤東一個人是玩弄古董的專利戶了。
毛澤東說：“……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區別、大局與小局的區別、一般與特殊的區別，抓住主流。抓錯了（抓了支流）一定栽筋頭……。”（見文稿七，第２７頁）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妙喻，從此風靡全國，成為一切錯誤缺點的護身符，避風港，藏身洞，甚至像大躍進那樣的失敗，毛澤東都用指頭論作掩護，溜掉了，還殺了回馬槍，先殺了彭德懷，後殺了劉少奇，還有一批“右傾”的“反冒進”派。
毛澤東說：“……大學生中右派如何處理，開除２０％，留８０％；根本不開除，３０％勞動考察。”（見文稿七，第２８頁）列寧說過，上帝是允許青年人犯錯誤的，而毛澤東不然，他對犯右派“錯誤”的，開除或勞教者達２０——３０％，這就是他所謂的“給出路”。
毛澤東說：“……中央一級、省一級若幹主要負責人，可以設置一名學習秘書”。（見文稿七，第３０頁）這學習秘書的任務是什麽？從上文看是幫助中央省市委的主要負責人，學習一點文學、科技、文法邏輯、政治經濟、曆史法學和外國文……的，按理既能幫助大幹部學習的人，應是夠格的教員吧，稱之為老師，不算非分僭越吧？然而，在毛澤東眼裏，這些人也隻能當服務員，名之曰秘書。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在毛澤東時代，被破壞殆盡！
１月，毛澤東在一份關於反冒進的材料的摘錄材料上的批注中，針對一些既反對右傾保守又反對急躁冒進，要求實事求是，要求把工作放在切實可行的基礎之上，並分析了產生右傾保守與急躁冒進傾向的主客觀原因，而且根子在上麵的，難得的虛心自省的文字，（見文稿七，第３２頁）發出顛倒是非的敵視、蔑視的批語：如“庸俗辯證法”，“尖銳地針對我”（神經過敏，心中有鬼——引者），“既然使幹部走到了另一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野馬自驚，——引者）“批了右沒有”？（你批的還少嗎？——引者）、“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等等，在摘錄文件上，毛澤東劃了橫線、豎線、波線、△等等，充分暴露了他在閱讀這材料時的惡劣心態和怒火滿腔，大壞事就要來了！
１月２８日，毛澤東在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又說：“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輕視古董”。（見文稿七，第４２頁）這都是當時右派分子對毛澤東的“汙蔑”，使他刻骨銘心，變成了他的“殺威棒”，抓住時機就揮舞起來。
毛澤東說：“……中國地大物博，還有那麽一點田，但人口眾多。沒有飯吃怎麽辦？無非少吃一點，東方人吃素，東方風味，恐怕還要繼續下去，這樣身體健康，（不需要減肥——引者）西方人食物多脂肪，越往西越多，我說西方食肉者鄙。我們過去的戰士每天四錢油，三錢鹽，可是能夠打勝仗。那些美國大少爺兵，可是打敗仗。……”（見文稿七，第４４頁）毛澤東在這裏極盡了巧言令色、無聊詭辯的能事。請問東方人是天生愛吃素嗎？在原始社會，他們就“茹毛飲血”，春秋時代就有人說庖有肥肉，廄又肥馬，是喜歡吃素的嗎？東方人吃素是人口增加，生產力跟不上的結果，再加上佛教的提倡素食。有人說食素有益健康，但與現代科學研究結果大有出入，人體發育離不了一定的脂肪，現代的東方民族，以食素為主的，大體身材瘦小，壽命不長，不是明證嗎？再說，肉食者鄙的原意是高官厚祿者，不見得就有遠見卓識。但馬克思、恩格斯這樣西方食肉的人，難道也鄙了嗎？你毛澤東不是禁肉者，也鄙嗎？說穿了，還是叫窮人安心食素，不要癡貪妄想，人多地少，沒有吃的，隻好少吃，吃得越少越好，而且要心安理得，這就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看家本事和濟世良方，鳴呼哀哉！
１９５８年１月間，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十六條（草案）中說：“……右派說我們是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大知識分子。還有人說要對老幹部實行‘贖買’，給點錢，叫他們退休，因為老幹部不懂科學，不懂技術，隻會打仗，搞土改。我們一定要鼓一把勁，一定要學習並完成這個曆史所賦予我們的偉大技術革命。這個問題要在幹部中議一議，……”（見文稿七，第５２頁）毛澤東敵視右派分子關於科技幹部的言論，他號召老幹部努力學習科學技術，不然將發生領導危機。結果呢？兩彈一星上天了，毛澤東在世界人民麵前風光了，但完成這任務的主要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他們不會打仗、搞土改，但他們樂於承認是炎黃子孫，渴望中華民族的振興，在世界上真正揚眉吐氣，不靠吹牛。
毛澤東說：“……對於下級所提出的不同意見，能夠耐心聽完，並且加以考慮，不要一聽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生氣，認為是不尊重自己。這是以平等態度待人的條件之一。”（見文稿七，第５７頁）毛澤東在給下級說教，真叫人心悅誠服。但言教不如身教來得有效，１９５４年，胡風對文藝工作提了些不同意見，１９５７年有人在被請的情況下提了些不同意見，毛澤東就說這些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人；以後１９５９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些不同意見，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殷鑒不遠，毛澤東還有什麽資格教訓別人。。
毛澤東說：“……要使幹部學會善於區別九個指頭，或多數指頭和少數指頭。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有區別，這件事看來簡單，許多人卻不懂得。要宣傳這種觀點。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個別、主流和支流的區別。我們要抓主流，抓錯了，一定翻跟鬥。……說一個和九個指頭這種說法比較生動，也比較合於我們工作的情況。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但是這種說法對於某些人卻不適用，例如右派分子。許多極右分子，那幾乎是十個指頭都爛了，學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止爛了一個指頭，但又不是全爛了，所以還可以留在學校裏。”（見文稿七，第６０頁）毛澤東對他的“指頭論”宣傳十分賣力，“指頭論”本身又很迎合一大批人的思想，這是因為毛澤東說了“我們的工作，除非發生了根本路線上的錯誤，成績總是主要的”嘛，誰還敢說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說了就是誣蔑，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全爛了的指頭，是右派分子！至於說根本路線，那是毛澤東親手製定的，完全是馬列主義的，還能錯得了嗎？黨政幹部可以高枕無憂了！從那時起，反右派、反右傾、反修正主義，“文革”等等，禍國殃民的路線也是一個指頭嗎？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劉少奇對“指頭論”略有微詞，他的滅頂之災就注定了，是江青在文革講話中點出來的，她說打倒了劉少奇，使他（也有她）消了在七千人大會上受到的窩火之氣！可見“指頭論”是毛澤東的護身符，是碰不得的重大禁區之一。
毛澤東說：“……要醞釀一下，我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見文稿七，第６４頁）從字麵上看，毛澤東不想當國家主席是真誠的，是出於對黨對國家有利的考慮，這又一次抬高了他的威望，收到實惠。然而，不要過早地做結論吧，請看多少年後他是如何收拾他選中的接班人劉少奇？又是如何收拾上了黨章的接班人——林彪的？現在人們才明白，毛澤東“退位”也像蔣介石“下台”一樣。是以退為進之計，便於鏟除權力競爭的對手，真正的用心是要牢牢地抓住一切權力，直到自己不行了，叫兒子抓；沒有兒子，叫老婆抓；還有其他三親六戚，毛澤東何嚐有半分讓權的念頭。
３月２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轉發團中央機關召開右派分子座談會情況簡報的批語中說：“……各地應當召集右派分子開會，由主要領導同誌去做報告，爭取他們和分化他們。……”（見文稿七，第１００頁）召開右派分子會，這是毛澤東的又一策略（手段），目的說得十分明白，“爭取和分化，”不讓這麽多人從思想感情上產生“同病相憐，”相反要挑起他們之間為了“立功贖罪”而自相殘殺，互相監視，打小報告。筆者就有親身經曆，曾被一位在一起勞動的人，揭發我有不滿情緒而受到額外“照顧”——大會再批判，直到低頭認罪為止。戲劇性的是這位當年揭發我的人，在二十年後改正分配工作時，沒有單位接受他，主持分配工作的領導人找我商量，我二話不說，同意他來我單位工作。二十年過去了，大家都多少明白點毛澤東了。須知在那種年代，害人者有時又是被害者；被害者也可以做害人者！毛澤東實施又打又拉策略的結果，把１０％的右派分子提前摘帽（叫做“摘帽右派”），算是“爭取”過去了，其餘的９０％，都熬了三年五載、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幾年，當牛做馬，完全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就連那些當年奉命在開右派分子會上講話，做分化瓦解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在“文革”中都有招降納叛這條罪狀。
３月５日，毛澤東在關於了解山東災情給×××的批語中說：“此件（指新華社《內部參考》第２４２９期——引者）所載山東災情問題，請用電話向××詢問一下，問他是否注意了此事，救急辦法如何？”（見文稿七，第１０５頁）“該期《內部參考》刊載了《山東輕災區與非災區災情日趨發展，災民斷糧、要飯、外逃現象相當嚴重》的報道。”（見同上）令人不解的是，老百姓已經到了斷糧、要飯、外逃的境地，報道還稱之為“輕災區與非災區”，難道是筆誤嗎？非也，是打報告的人當心觸犯“指頭論”的刑律也。毛澤東的鼻子很靈敏，竟也聞不出來“弦外之音”，沒有親自去調查研究，至少也沒有派人下去看個究竟，何也？心中有鬼，他的牛皮大泡即將爆炸了。
３月２０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講話提綱中說：“……１９５０——１９５７，經濟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主要是重工業，計劃工作，……社會主義革命與農業是有獨創精神的。”（見文稿七，第１１３頁）毛澤東認為經濟工作中學習蘇聯犯了教條主義，有的部門嚴重，也有的部門好些，最好的是社會主義革命與農業，而這兩方麵是他直接抓的。當仁不讓，未可非議。問題在於實際情況怎樣？市場上商品緊缺，大搞計劃供應，人民生活水平很低，逃荒要飯，大批人口餓死。就是這樣的“獨創精神”，也用來招搖撞騙。
毛澤東說：“……我黨對赫魯曉夫，打死斯大林這種壓力，也有這少數人隨聲附和；對反對個人崇拜感興趣。有兩種個人崇拜，正確的不正確的應分清楚，……不懂比較法（對立統一）不知道設置對立麵，……”（見文稿七，第１１３頁）赫魯曉夫反個人崇拜，中國黨內也有人感興趣，這使毛澤東坐不住了，他趕忙嚴正宣告個人崇拜有正確與錯誤之分，正確的當然要堅持，不容非議，中國人對毛澤東的崇拜自然是正確的了，為什麽要反呢？反得了嗎？毛澤東又警告說，不知道設置對立麵。此話怎講？是赫魯曉夫為了個人的野心，而拉斯大林做對立麵，借此清洗“斯大林主義”分子嗎？還是說我毛澤東到時候也會設置對立麵呢？恐怕是“一石二鳥”吧。
在３月２２日的會議上，毛澤東的講話提綱中說：“……看不到，抓不起（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是何原因？不思而已”。（見文稿七，第１１５頁）不思是因為不敢思，思之思之，就有可能懷疑聖賢之道，也可能離經叛道，變成“修正主義”分子，或什麽“機會主義”分子，後患無窮啊，先例很多，侈談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實際是個圈套，小心上當。
毛澤東說：“精神不振，奴隸精神存在，……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教授。近來好些，陳伯達似乎振作起來了——一篇演說，一個通知。從古以來，創立新思想、新學派、新教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青年人，他們一眼望去，就抓起新東西，同老古董戰鬥，博學家老古董，總是壓迫他們，而他們總能戰而勝之，難道不是嗎？”（見文稿七，第１１６頁）毛澤東批評奴隸精神，卻沒有指出奴隸精神的根源是曆代實行的愚民政策，包括毛澤東的新愚民政策——容不得絲毫不同意見——實行高壓政策。毛澤東誇獎了陳伯達是對善承毛意者的獎賞。那些戰勝老古董的青年盡是些什麽人呢？無疑都是初生之犢，不懂引蛇出洞那種花招的人，令人可歌可泣。老古董壓迫他們，當然可惡；新古董如毛澤東扼殺他們，反而有功。青年學生中的右派分子，不是也向新、老古董挑戰嗎？卻被專了二十年的政，嗚呼！
毛澤東說：“……大字報表現了群眾的首創精神，批評的尖銳性，庸俗空氣一掃而空。而我們呢？老是四平八穩，逢人且說三分，未可全拋一片。……×××等四人的文章，雖然是錯誤的，但敢於提出不同意見，這點可取，××又當別論。”（見文稿七，第１１６頁）毛澤東是大字報的首席支持者，在他的影響下，這群眾創造的政治武器完全變形了。在他死後不得不由中共中央做出正式決定，明令廢除大字報。毛澤東說，我們逢人隻說三分，四平八穩。他就不敢說這種庸俗的市儈作風、腐敗的政壇惡習是怎麽形成的。就在這次會上，表麵上他表揚周恩來在１９５６年二中全會上說了真話，那是指周恩來等人，反對經濟建設上的急躁冒進，這可是大大得罪了毛澤東，他大批特批右傾機會主義，說這些人離右派分子隻有幾公尺，罪大惡極了。就在毛澤東這種霸道作風影響下，人們還能不噤若寒蟬嗎？更可惡的是，他說有幾個人批評了他，雖然都是批錯了，但敢於提出不同意見可取。緊接著他就說“××又當別論”。××何許人也？此人曾任解放軍文化部部長，在反右前夕，他寫了文章，批評了當時文化界的一些不良現象，反右運動中被定為右派分子，是中共黨員中職務最高的右派分子，毛澤東在歡迎批評的關口上，抬出這位“反麵教員”，用心何在？還不是在警告那些不識好歹的天真朋友嗎？你敢批評嗎，右派分子帽子公司裏存貨多得很啊！
毛澤東說：“……當麵不說，背後咕噥，最不好。尖銳的態度，委婉的態度都好，依問題和情況不同而定。……有話不說，則相當危險。應當選擇說話的時機，是對的。……怕帶機會主義帽子，怕撤職，怕開除黨籍，怕老婆老公離婚，怕坐班房，怕殺頭，六怕不好，都要準備。難道為了這些就不說話了嗎？”（見文稿七，第１１６頁）毛澤東的這段供詞，絕好！大家不會忘記，他講這話時是反右鬥爭的高潮剛剛過去，不論黨內黨外都受到了一次謹言慎行的教育，左中右除了喊萬歲之外，誰還敢發出一絲雜音。毛澤東現在多少感到一點兒萬馬齊喑、萬籟俱寂那種氣息，他想扭轉一下這種局勢，但他骨子裏不肯也不敢給群眾一點兒言論自由。你看，他說當麵不說，背後說不好，這是他當心抓不到人家小辮子。彭德懷當麵說了，怎麽樣？他又說批評的態度無論好壞，“都好”，緊接著，他就說依問題和情況不同而定。你看，說都好是假的，問題和情況不同就可以劃出好和壞，敵和友，“而定”的定，這個大權誰掌握？當然是毛澤東，主動權他一人抓著不放。毛澤東又說：“應當選擇說話的時機，是對的。”老天爺，共產黨要開展整風，請人家提意見，又承諾“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難道這不是說話的大好時機嗎？為什麽響應號召的幾十萬知識分子都變成敵人，受到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被專政達二十年之久。政治上雖然平反了，經濟上的剝奪和精神上的傷害，到現在也沒有人提出應該補償。國際戰爭中受害的百姓還能得到戰敗國的賠償，而中國的“右派分子”卻沒有這種權利，公平嗎？中國的政治改革能否觸及這個死角？毛澤東說不要怕這怕那，他列出了六條怕後說，難道為了這些就不說話了嗎？是的，平凡人都有六怕，真正不怕的隻有少數人，連毛澤東也怕，所以才壓製批評嘛！依我個人看，殺頭不可怕，死了，死了，一切都了。最怕的是殃及子孫，連累“社會關係”。留下一群到處受人歧視的“幾類分子家屬”；給親戚朋友的履曆表上留下陰暗的一筆。那真是“死有餘辜”了！
毛澤東說：“……我們要適應群眾鬥爭的水平，群眾現在比我們先進。我們的某些應趕快有所改變”。（見文稿七，，第１１７頁）毛澤東說，群眾比我們（不包括毛澤東本人——引者）先進，這表現在哪些方麵呢？先進是好事，好在群眾經過反右鬥爭學乖了，緊跟毛主席的步伐勝利前進，創造了許多人間“奇跡”，大躍進的碩果累累，偉大的收獲層出不窮。而幹部中確實有少數人，不知他們主觀上怎麽想，客觀上對毛澤東的指示號召，有點慢騰騰的。這對群眾運動如醉如癡的毛澤東來說，確實看不順眼，所以才把他們貶得連群眾都不如！
毛澤東說：“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被敵人統治著。有些同誌甘當資產階級反動派學者的奴隸，是殖民地人民精神不振（做久了奴隸的反映），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到了東方而不自覺，沒有學問的問題，向書呆子投降。”（見文稿七，第１１７頁）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被敵人占領了！聽清了嗎？毛澤東說的是敵人，他有什麽證據？沒有！純屬誣陷、血口噴人！但是竟無一人站起來與他抗爭！他還說，派到那裏去領導資產階級反動派學者的共產黨員，從奴隸主墮落成奴隸了。假如真是那樣，人們可以問那些被派去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否甘心情願當奴隸？不是的，是毛澤東“用人不當”，派去的人不樂意充當打手、劊子手；他們手中也沒有毛澤東的“真理”，說不過“敵人”，駁不倒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但他們都是無辜的同誌。後來經過調整，領導哲學研究所的同誌也未必就能使毛澤東滿意。還有，跟資產階級學者走的是奴隸，是殖民地人民精神不振。那麽，跟毛澤東走的就是主人，就像殖民者那樣的威風凜凜了嗎？他們敢偏離毛的學說一寸嗎？他們是不是也應稱之為奴隸？可以加個“皇冠”，叫做“無產階級學者的奴隸”，或者叫做“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奴隸”，行不？很光榮吧？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主流到了東方而不自覺”一語，是響徹雲霄的政治號角！東方的馬克思主義的主流是什麽？答曰：毛澤東思想。請看，我這個當代的馬克思，你們怎麽就不把我當北鬥星朝拜呢？你們太鼠目寸光，有眼無珠，太不自覺了。其實也是冤枉，經過毛澤東長期的苦心經營，在中國崇拜他的權威的達幾億人口，他還不知足，在他看來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還沒有完全繳械投降，還有死角，簡直就要開殺戒了！毛澤東說了半句真話，就是某些人沒有學問，所以才向書呆子投降。這就證明了不是書呆子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存心害人，他們沒有施展陰謀詭計，引誘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誤中圈套！他們明碼標價，承認是資產階級學校培養出來的，販賣的當然是以資產階級的貨色為主，但他們沒有輕視馬克思主義。更何況其中還有許多人正在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哩。
毛澤東說：“……對於資產階級教授們的學問，應以狗屁視之，等於烏有，鄙視藐視蔑視，等於對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學問應當鄙視藐視蔑視一樣……。”（見文稿七，第１１８頁）把中外古今，帝王將相，總統主席、首相總理都集中起來進行審查，看他們當中有誰曾經對曆史積累的知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它的載體）作過如此瘋狂的踐踏！為了不讓世人人誤把“狗屁”當寶貝，毛澤東這位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做一件前無古人的偉大的工作，就是把屬於無產階級的知識開一個清單，把無產階級的寶貝知識與資產階級的“狗屁”區別開來，以免後人誤入歧途。其實毛澤東不屑於做這件事，別人早已替他做了，那就是“幹部必讀”叢書，簡單說就是馬列主義。就說馬列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他也隻能幫助毛澤東式的英雄奪取政權。當然，據說有了政權就有一切，但從實際生活看，好像也不盡然，一個政權如果隻知道用權力的鞭子抽打百姓，暫時可以使他們服服帖帖，最後還是要天下大亂，政權不保，到了喪失了政權就喪失一切的地步。毛澤東曾經盛讚蘇聯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有衛星和原子彈，這些成就又是靠哪個階級的知識取得的呢？請毛澤東回答。人們不會忘記，毛澤東在沒有爬上權力的頂峰之前，是說過向一切有知識學問的人拜師學習的話，他自己所走過的求知道路也是虛心的，有批判的接受前人知識的過程，誰能想到他掌握政權之後竟如此翻臉不認祖宗，簡直是個喝了前人的井水，再往井裏拉屎的無賴。他這副無賴嘴臉羞辱了他的聽眾和讀者！
３月１５日，毛澤東在《上海新聞出版和文學藝術部門黨內負責幹部的一些意見》的批語中說：“……為什麽知識分子不敢講、不敢寫呢？我們人民的自由已被壓死了嗎？”（見文稿七，第１３３頁）好笑，毛澤東還有知識分子嗎？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的，早已定論，毛澤東要認他們為自己人，那毛澤東就把他自己也等同於資產階級分子了，嗚呼！至於說我們人民的自由已被壓死了嗎？要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聽聽上海的新聞、出版、文學藝術部門黨內負責同誌的說法。在新聞界座談會上，“有人反映，有些同誌謹小慎微，不敢說話。左派不願替報紙寫稿，有點躊躇。中中和中右，不敢沾報紙的邊。版麵上也沒有生氣。在出版界座談會上，有人反映，出書沒有長期規劃，今天不知明天做什麽……對出版工作如何貫徹百家爭鳴，隻是兢兢業業，小心為妙。……在文學藝術界座談會上，有人反映，大學古典文學師資有脫節現象，……在電影界座談會上，有人提出如何‘放’的問題，……還有人反映，反右以後，大家縮手縮腳，特別是在創作上很少發言……。”（見文稿七，第１３４頁）上海的這份情況反映回答了毛澤東的怪問、明知故問，那就是“反右以後，大家縮手縮腳”，毛澤東思想之香花怒放，資產階級狗屁毒草已經鋤光，文壇上已是紅太陽光芒萬丈，好極了，這是十億人民的大喜事嘛，上海的同誌們著什麽急呀？我們的人民的自由從來就沒有受壓，相反是受到特別保護的，你看全國各地，從城市到鄉村，從集體單位到普通民宅，哪兒不是毛澤東的肖像高高掛，萬歲之聲，高過山呼海嘯，你看我們人民多麽自由。人民沒有向毛主席要求自由，是毛主席在那裏自作多情，也許又是下好新的一個圈套！上海同誌們說，左派不願替報紙寫稿，中中和中右不敢沾報紙邊。有點奇怪，既然自認或被封為左派，那是十分光榮的，求之不得的好事，理應積極“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大歌特歌、大頌特頌毛主席這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偉大領袖嘛，不然你算什麽左派？也許上海同誌們在給人們劃分左中右時出了差錯，本來並不左的定了左，經過實踐的考驗，應考慮重新劃分左中右了！連左派都不願為報紙寫稿，有點躊躇，那就遑論中中、中右了！說到這裏不能不令人震驚，反右是１９５７年春夏之事，而上海這份情況反映的是１９５８年春天，時隔一年左右，已是“寂寞空文苑”，隻剩下毛澤東的一支筆在那裏跋扈飛揚。有一首打油詩曰：“寂寞中文苑，陰冷新戰場。兩間餘殘卒，折戟侍霸王。”毛澤東他可以自豪，他不會自省，他還在那裏責怪他的知識分子，無出息！也不錯，雖然受到責怪，畢竟毛澤東視他們為自己人，即使是權宜之計，言不由衷，都無所謂，你對我是實用主義，我對你是主義實用，彼此彼此。
３月２２日，毛澤東在對上海化工學院一張大字報的批語中說：“……有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一個滅調另一個，隻能如此，不能妥協，……這種情況，在資產階級看來，就叫這個國家沒有自由。實際是興無滅資，無產階級的自由起來了，資產階級的自由被消滅掉了”。（見文稿七，第１４８頁）毛澤東所說的無產階級的自由，表現在哪些方麵呢？除了經濟上可以剝奪有產者的財產的自由，政治上可以喊毛主席萬歲的自由之外，還有什麽其他的自由可言？有了，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一人就有為所欲為的自由！領袖是人民群眾的表率，領袖是為所欲為的，人民群眾自然也是為所欲為的。請看在曆次政治運動中，為了“一個滅掉另一個”，“興無滅資”，那些整人英雄們（人民群眾啊！）的表演是何等的為所欲為，他們的感覺可能也和毛澤東一樣的自由吧。
４月１５日，毛澤東在《介紹一個合作社》文章中說：“……大字報是一種極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鄉村、工廠、合作社、機關、學校、部隊、街道總之一切有群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經普遍使用起來了，應當永遠使用下去。”（見文稿七，第１７８頁）辯證法隻承認變是永久的，不承認其他的永久，說永久的，不可變的等等，是形而上學！
５月８日，毛澤東說：“設置對立麵十分必要。”（見文稿七，第１９６頁）注意“設置”二字！這是“無風三尺浪，平地一聲雷”的惡兆！
５月１７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說：“我們不提：‘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之類的口號，也不提列寧的‘蘇維埃加電氣化＝＝＝共產主義’的口號，而提我們現在的一些口號，反而快些好些，為什麽？我們的口號高明些，幹部、技術、共產主義可以提前到來”。（見文稿七，第１９６頁）毛澤東絲毫不再掩飾他的自滿自得，他已認定他所設計的幹部、技術、共產主義以及他所認為美好的東西，都會提前到來！人們可以想像在他說這話時的神態——“吐魯番的葡萄熟了，阿納爾罕醉了，”醉眼惺忪，一派胡言，但也可以美其名曰革命樂觀主義。
毛澤東說：“昨天有一位同誌講的不對，‘跟了某人走就是不錯的’，又跟又不跟，要有獨立思考，‘跟’字不對”。（見文稿七，第１９８頁）毛澤東說的某人就是他自己，他不同意把跟字用在這裏，因為跟字不到位，不夠味。以後不久就有人出來做了完善的表述——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信仰毛主席要信仰到迷信的地步。據說這兩句話是從大漢奸周佛海那裏販買來的哩。毛澤東對這位講話者卻“笑而不答心自閑”。這不是咬文嚼字，毛澤東是十分講究詞章之學的，有不久前他的講話可以作證。
毛澤東說：“……準備對付大災難，（１）戰爭，（２）分裂。誰不照顧大局誰將跌斤鬥。……可能還有３０萬右派（黨內外）……反右是糾正過去倡右的錯誤”。（見文稿七，第１９９頁）毛澤東經常以要有兩手準備教訓人，不足為怪。但這次他所說的準備對付大災難，是針對性很強的。說分裂，也就是不照顧大局，不講“指頭論”，這樣的人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忍的，必須把他們分裂出去。他說了黨內外大約還有３０萬右派，暗示他隨時可以發動新的一次反右鬥爭；他還說反右是糾正過去倡右的錯誤，最值得思考的是“倡右”二字。是誰倡的右？為什麽倡右？這個罪魁禍首是否應該揪出來？他對“錯誤”應負多大的責任？其實倡右毛澤東也難辭其咎，他的未經修改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也有許多“右”。其實毛澤東的那篇講話，不要修改更好，那樣就可以證明他是在引蛇出洞，運用形右實左的“馬克思主義”的戰略戰術，他沒有錯，他不會錯。
毛澤東說：“人人是外行，外行才能領導內行”。（見文稿七，第１９９頁）毛澤東的詐騙技巧已到了黔驢技窮的地步了！他不承認世上有內行，有行家裏手，比如行騙這行就需要有一定的技巧，否則一眼被人看穿，還能有什麽作為？難道你毛澤東的內心深處就能自認是外行嗎？搞土地革命，搞武裝鬥爭，搞統一戰線，舞文弄墨……等等，不是別人都不能望你的項背嗎？毛澤東對右派說的“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這句話深惡痛絕，認為這是向他的權威挑戰。其實右派分子說的是科技領域（自然科學）的問題，如果說在這方麵也不需要內行專家，那麽你毛澤東又何必從蘇聯請來那麽多的顧問？難道是你這外行請的就是外行嗎？而且來華的蘇聯專家不限於自然科學界，還有社會科學界的呀。毛澤東也曾多次號召加強學習，鑽進去，要變成行家裏手嘛，難道那些話全是謊言？從這裏可以看出，短短的幾年裏，毛澤東的謹慎虛心的作風已經蕩然無存，隻剩下傲慢、狂妄、目中無人，信口雌黃了。“外行才能領導內行”這傳世名言，盡管當時曾如雷貫耳，但在實際生活中，沒有產生正麵的效應，除了培養出一些“無知加有權”的領導者，使中國的經濟建設多交了許多“學費”之外，還比世界先進國家落後了許多年。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提綱以“準備挨罵，黨內分裂”做結論，反映出他自覺他的天下並不太平，他在先發製人，樹立對立麵，發出一陣比一陣強烈的帶殺氣的威脅。既驕橫自負，又心虛膽怯，日子很不好過啊。
５月２０日（距上次講話三天——引者），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的講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講話提綱中，把他在１７日說的話，做了重要的補充，有的還說了前後完全不同的話，但都沒有聲明前言作廢。
毛澤東說：“……講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人人是內行，人人是外行，內行少，外行多，例如，一萬行，略熟幾門別行，是必要的，業餘轉化為專業，專業轉化為業餘。右派提起這個問題，答複得不係統。”（見文稿七，第２００頁）。毛澤東的改詞是出於怕人們認為他也是外行的考慮，這是主要的。當然也不排除他自覺三天前的話是失言，又無勇氣更正，隻說“答複得不係統，”這就是毛澤東的“政治藝術”。
毛澤東說：“不要太老實”。（見文稿七，第２００頁）在毛澤東的講話提綱上，這隻是一句孤立的話，沒有下文。但人們也有聯想揣摩的餘地。毛澤東不是提倡實事求是的先驅嗎？實事求是是要如實反映客觀世界的，反映的越實在越好嘛？怎麽現在又提出不要太老實呢？不要老實，難道要虛偽嗎？要欺詐嗎？要不相信偉人毛澤東的言行嗎？不是吧？他是有所指的——對某些人要做“階級分析，”因為那時有人“反冒進”，毛澤東擔心別人跟著反，所以發出警告，司馬昭之心在此也。
毛澤東說：“再講災難，壞事是好事，紅白喜事，大、中、小災難。原子戰，黨分裂，大講特講，破除迷信。講死講鬼，就能不怕死了，就不怕鬼了。突變（生死都是突變）是宇宙最根本的規律。突變優於量變，平衡的破壞優於平衡，但不要走向冒險主義。平衡、量變、團結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質變、分裂是永遠的，絕對的。應防止、也可能防止不利於人民的大分裂。……南斯拉夫、陳獨秀、丁玲、潘複生……分裂是好事。鼓盆而歌是正確的，人死應開慶祝會，慶祝會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為了團結起來，進行生產鬥爭、階級鬥爭。遺傳與變異，習慣與創造性，舊條件反射與新條件反射，設置對立麵（自然的，人為的）。怕死是一種條件反射的結果，我也有這種反射。……黨的分裂的藝術領導，預見搞得好一點。”（見文稿七，第２０２頁）毛澤東講話的內容看是龐雜，實際隻有一點，要掀起一場狂風巨浪，以克服他內心的恐懼，驚慌失措！他一再提到黨的分裂，口頭上說是好事，又說是要防止，自己打嘴，在所不惜。他的恐懼來源於一段時間以來他的“勝利”太多——反右、反右傾、大躍進、人民公社。怨聲四起，餓死人、浮腫病、現在又多了一種死亡的威脅。他剛說完有滅亡，才有新生，接著又說怕死是一種自然的條件反射，他也有這種反射，就是說他也怕死，前麵說不怕死是“夜過墳場吹口哨”而已！毛澤東拚死拚活打出的天下，就要拱手讓給後人，實在不甘心。還有一個恐懼的根源就是國際共運的挫折，神明的斯大林，被拉下神壇，他的陰影籠罩著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據說早已警覺，除了不可避免地受了一點害之外，似乎都很好，像個人崇拜、迷信這些東西，中國早就抵製了，比如不祝壽，不以個人名字命名某地某物等等。說得十分冠冕堂皇，但又設置禁區，不許說個人迷信一類的話，還強調個人崇拜有正確的和錯誤的分別。是正確的，不但不能反對，反而應該提倡。盡管先發製人，搞了這麽多的思想政治工作，設了這麽多的防線，毛澤東內心的條件反射始終沒有平複，隨便一點風吹草動，他都認為是有人在揭他的短，要挑戰他的權威。一肚子的狐疑與怨恨，實在無法抑製，即將大爆發了。現場聽他講話的人中，大概有人會尿褲子吧。但這些人連招架之功都沒有，更無從說還手之力了！
毛澤東肯定了莊子在他的妻子死亡時，他自己很高興，還在敲盆敲碗的唱歌（鼓盆而歌）。他怎能判斷莊子當時的心態呢？莊子歌的是讚美詩，還是悼亡詩？是高興還是憂傷？誰也不知道，誰也不敢說，隻有毛澤東認為莊子因死了妻子而高興，高興之極，所以會鼓盆而歌。難道這就是哲學家之間的靈犀相通麽？毛澤東一生也曾經曆喪妻，卻沒有“鼓盆而歌”那樣的風雅逸事傳給後人。
毛澤東有些話說得十分露骨，如黨分裂的藝術領導，預見搞得好一點。這一時期，毛澤東就是在搞黨的分裂的藝術領導。分裂二字不離口，夢中也在想分裂，排除異己，主動（“人為的”）樹立對立麵，尋找最適當的打擊對象，暗示，挑撥（如某某人說了真心話，雖然是錯誤的，某某派離右派隻有幾公尺等等），有時旁敲側擊，有時暗示影射，有時欲擒故縱（讓出國家主席），以退為進，……古今中外，政壇手段的“精華”部分，他都使用上了。毛澤東說：“你們中有好些能想能分析、能綜合，聰明有才分；我很高興；前途是你們的；但不知你們的品德如何。品德就是忠實，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顧大局，不個人伸手，辨風向，敢於插紅旗，拔黑旗、灰旗。以一個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同群眾打成一片”。（見文稿七，第２０３頁）毛澤東精心搜索忠於他的人，先擺開一堆高帽子懸賞，然後指出求賞者的奮鬥方向，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辨風向，敢於插紅旗，拔白旗，灰旗，其他隻不過是陪襯。風向就是毛澤東的箭靶子，紅旗就是毛澤東及其思想。白旗、灰旗自然是與毛澤東不同調或不定調的人了。誰想忠實於毛澤東就得先向與毛澤東不保持高度的一致者，發起攻擊，立下戰功，然後向毛澤東領獎！這一手與蔣介石分化瓦解地方勢力的手段何其相似乃爾！
毛澤東說：“必須認真學馬、學蘇。不學，少學，不認真學，都是錯誤的。好的，壞的，不好不壞的都要學。不是搬，而是分析，研究理解。資產階級的東西也要認真學，非學不可。自己長了一個腦筋，為什麽不獨立思考。”（見文稿七，第２０３頁）在這裏毛澤東十分強調學習，強調到連３月２２日才說過的話也忘了，簡直難以令人相信，從一張嘴裏居然說出如此背道而馳的話來。毛澤東還要求別人獨立思考，思考是可以的，但思考的結果，不能得出與毛澤東思想相左的結論，可以叫作“思無邪”，要不然毛澤東就是在幹庸人自擾的事了，他會是這樣的嗎？
毛澤東說：“……我雖不行，總算分析的一點我們的經驗。你們應當超過我。教條諸公對我沒有發言資格。”（見文稿七，第２０４頁）毛澤東好像歡迎有人超過他，那是十足的謊言。你要是講馬列主義條文，那就被稱之為教條主義，要討伐的；你要是超越了馬列主義條文，那就是修正主義，比教條主義還要毒辣，容不得的。如此說來、做來，毛澤東思想自然就成了唯我獨尊的馬列主義的正宗嫡傳。還有“毛澤東思想可學而不可及”的說法呢！這句話現在尋思起來，更覺意味無窮。說這話者是位名人，可惜查不到當時的記錄了。
５月２３日，毛澤東在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說：“真正的集體領導與個人負責相結合，這個製度必須認真執行。”毛澤東列舉了五件大事，都是經過中央常委會或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的，當時“無一人反對”，但曆時“五個月，或一個月以後，即表示反對，或者不同意，或者懷疑，而不經過合法手續，即經過同樣性質的會議加以改變，即進行反對活動，提反冒進”。“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八屆二中全會上突然爆發提出反冒進，……為什麽？黨內除右派外，有一個觀潮派，有一個促退派，一股狂熱的運動。這些同誌，大都是好同誌，他們的錯誤，是可能改的，我們應當幫助他們，……”（見文稿七，第２０５頁）毛澤東以“破壞集體領導”的大帽子壓人，並且暗示要抓幾“派”人。他毫無反躬自省之意，在他的一言堂裏，人們鴉雀無聲是正常的，他卻反而責怪當時人們不表態，等於默認了。現在黨的二中全會上有人說了些不對他胃口的話，就是冒犯天威，觸犯黨紀、毛法，殺氣騰騰。他也講了幾句，“這些人大都是好同誌，……”這是他的軟的一手，一則怕傷眾，二來他還沒有做好那幾“派”的分化瓦解工作，時機未到吧了！時機一到，一切都要報複的！
毛澤東說：“我們要學習列寧，要敢於插紅旗，越紅越好，要敢於標新立異。標新立異有兩種，一種是應該的，一種是不應該的。……”（見文稿七，第２０９頁）毛澤東要人們插紅旗，而且越紅越好。請問，紅有個頭沒有？如果沒有，那就會紅過了頭，變成紫的黑的了，即過猶不及、物極必返之謂也。其次，毛澤東要人們敢於標新立異的話剛剛出口，他就來個注解——標新立異有兩種，有應該與不應該的區別，他舉了列寧向第二國際標新立異，並說那是應該的，那末，除了領袖，一般人誰能分清那些是應該的，那些是不應該的呢？一般人應該標新立異的領域在哪裏？毛澤東沒有加以規定。所以他提倡標新立異是虛假的。假如真有異出來，還沒有來得及立起來，就會被毛澤東摧毀了，這不是隨便說，以後會有事實作證！
毛澤東說：“唐朝有個劉知幾，是個曆史學家。他主張寫曆史的人要有三個條件……認為史家須兼‘才’‘學’‘識’。他說的識就是辨別風向的問題。我現在特別提醒同誌們注意的事，我們應該有識別風向的能力，這一點有極端重要性。一個人盡管有才有學，如果不善於識別風向，那還是很遲鈍的”。（見文稿七，第２０９頁）毛澤東把劉知幾說的“史識”解釋為識別風向，對嗎？為了判別是非，必須看看劉知幾自己是怎麽說的，劉說：“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貨殖。有才無學，猶巧匠無Ｆ楠斧斤（就是材料與工具——引者），弗能成‘寶’”。上麵是劉知幾解釋才學二者對於史學家的重要性。接下來他說：“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見《史通新校注》第１１１６頁，重慶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８月第一版）。按劉知幾的原意，史識應理解為膽略和見識，有真知灼見，又敢於秉筆直書，如實反映曆史的本來麵目，那才是難能可貴的啊，這是劉知己繼承了“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治史思想。毛澤東在這裏古為今用不是離譜了嗎？號召人們學曆史，僅僅是為了辨風向，看政治氣候，想要幹什麽？答曰：“轉舵”也；朝秦暮楚也；反戈一擊（有功）也；……真叫人作嘔！毛澤東為了他興風作浪，挑起“階級鬥爭”，大造聲勢，蠱惑人心，肆無忌憚地曲解古訓！記得莎士比亞說過：“魔鬼也會引《聖經》上的話來曲解。心眼壞而引經據典，恰似笑臉的小人，爛心的蘋果。”（見莎士比亞著《威尼斯商人》）
５月２６日，毛澤東在看《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後，寫給政治局、書記處各同誌……等的信中說：“……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是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誌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的科學家。”（見文稿七，第２５１頁）毛澤東與“冒進”一詞，包括提出這個詞的人，勢同水火，必欲徹底消滅之而後快，苦於沒有“法寶”，現在終於有人把寶獻出來了，大解毛澤東之困，他好不高興，說此人功不在禹下，那就是說至少也要和毛澤東的功不相上下了。其實毛澤東在這裏做的是表麵文章，不要被表麵文章所迷惑了。所謂反冒進反的是過高的脫離實際的經濟增長指標。到底過高或不過高，不久就有事實證明了。難道說躍進就可以隨心所欲地提高經濟指標了嗎？名詞的改變並沒有解決實事求是的問題，躍進的結果比冒還要冒進，結果就是“三年自然災害”！農民說：“大躍進，就是大要命”。把名詞博士（“科學家”）置於何地？幾億人受此愚弄，夠了。
６月２３日，毛澤東在新華社《內部參考》第２５１０期刊載，從各地對劉少奇同誌報告學習和討論的情況（指劉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報告——引者）一文的批語說：“……×××同誌，請約××、××……幾位同誌將此一期所列的問題……當場看一遍，當場逐個問題進行分析，……然後和我談一次為盼，這些問題值得注意，不要置之不理”。（見文稿七，第２８３頁）引起毛澤東注意的問題是中共八大一次和二次會議對同樣的問題做了不同的分析判斷，造成理論上的混亂，使實際工作者莫衷一是。以後就是肯定了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取代了八大通過的政治路線。
６月２７日，毛澤東對《一篇為“中間立場”辯護的哲學理論》的批語和批注，對該文作者認為：“（一）世界上萬事萬物在客觀上都有兩麵性，都有矛盾性。有兩極就有中間。譬如：上中下、左中右、前中後、薄中厚。中間是矛盾的平衡，兩麵性的統一。（二）萬事萬物依存於極端的總是少數，多數總是處在中間狀態，因此普遍、共同、真實、真理正表現在多數這方麵，也就是中間方麵，而兩極總是少數的、是特殊的、片麵的、表麵的、不是代表性的。（三）兩極中間，也有中間，我所走的中間路線就是中間中的中間，這是最客觀的，最穩妥的，最全麵的，最辯證的。……”
毛澤東對上述的文字，畫了×、—、＝＝、Δ等符號，卻不作文字批注。而對作者對中間路線所做的發揮，卻批注了：“反階級鬥爭，反辯證法”；“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社會學”；“極端個人主義”；“相對主義，折衷主義”；“世界觀是極端唯心論，中庸是偽裝”；“反動極了”；“這種人是右派的後備軍，這種人多了，右派的天下就鞏固了。”（見文稿七，第２９５頁）毛澤東忙於製造大帽子，忙中出錯，他已批注“反動極了”，這已是最凶惡的敵人了，怎麽又說是右派的後備軍呢？語無倫次。毛澤東又說這種人多了，右派的天下就鞏固了。請問毛澤東統治的時代，有過右派的天下嗎？無中生有，借題發揮，意欲何為？
□ 讀者投稿
刊登在 2008 華夏快遞 kd080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