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回顧 History 華夏專欄
曆史回顧
毛澤東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絕招”——說謊大師打造說謊王國（續二）
·ｆｏｒｔｈｅｌｙｓ·
三、人民公社——“一大二空”（三之二）
３月某日，毛澤東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負責人談話中說：“……吃飯不要錢這個辦法不能變，變了貧農、下中農不讚成，我們中國人太苦了。你們現在不要動，可以研究一下，……多想點辦法”。（見文稿八，第１３９頁）大家不會忘記，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宣揚過《張魯傳》，十分欣賞那文章裏講的，吃飯不要錢，認為那就是共產主義因素，現在他又指示貧下中農吃飯不要錢，不能改，因為中國人太苦了。改了貧下中農不讚成。是的，從打土豪分田地開始，貧下中農就嚐到了點兒甜頭，假如有打不盡的土豪、財主，天天都可以打，天天就可以不勞而食了。遺憾的是老土豪、地主已經打完打盡，新土豪才冒尖，又都不好惹。所以毛澤東要保留吃飯不要錢，正不知這飯錢從哪兒來？當然隻能是貧下中農自己的勞動果實。然而，勞動者的素質不同，勞動效率不同，而要大家吃一樣的飯，農民中有百分之幾能接受？這又是涉及公社的所有製和分配問題，毛澤東宣稱他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要解決它，實際還是在掩蓋它、維護它。
３月某日，毛澤東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提綱中說：“……過去說抓兩頭，帶中間，實際隻抓了富點；現在要轉過來，抓窮點，要學棗陽縣委１９５８年提出口號：大戰五條岡，結果：棉花增兩倍，糧食增一倍”。（見文稿八，第１４２頁）什麽時候了，毛澤東還念念不忘大躍進的豪言壯語，迷信農業生產的幾倍幾倍的增長。
３月２９日，毛澤東在黨內通信中說：“……總支書記，廠礦黨委書記，城市區委書記，市委市府所屬機關負責人和黨組書記，中央一級的司局長同誌們，我們對於這些人的話，切記不可過分相信。他們中的很多人，幾乎完全脫離群眾，獨斷專行，上麵的指示，不合他們胃口的，他們即陽奉陰違，或者置之不理。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僅僅相信他們自己，不相信群眾，根本無所謂群眾路線。……聽他們的話多了，我們也會同化，犯錯誤，情況不明，下情不能上達，上情不能下達，危險之至……。”（見文稿八，第１６８頁）這就是毛澤東對當時中下層黨員幹部政治思想品質的評估，它的打擊麵很大，一反過去常態——各級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簡直使人不敢相信，這話會出自毛澤東之口。為什麽轉這麽大的彎子？是他的幹部隊伍發生突變了嗎？不是，是毛澤東耍陰謀，他要推卸責任，嫁禍於人，丟車保帥，保他自己。此話往後就可以得到證實。
３月３０日，毛澤東在關於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舊帳一般要算等問題的批注中說：“……本來沒有鬼，隻在一些同誌的大腦皮層裏感覺有鬼，這個鬼的名字叫做‘怕群眾’”。（見文稿八，第１７１頁）毛澤東不去深追為什麽有的同誌怕群眾？無他，這些同誌要嗎坑害過群眾，要嗎為己謀私，這才心中有鬼，連毛澤東也不例外，為什麽開五、六級幹部會議，先要由主要領導人出麵講“指頭論”，定下調子，才讓群眾“討論”？更有甚者，先擺出這派，那派大帽子，群眾還不被鎮懾了嗎？毛澤東的手段高，所以他“不怕”群眾。
毛澤東說：“毛注：牢騷也罷，反動言論也罷，放出來就好。……反動言論放出以後，他們立刻就會感覺孤立，他們自己會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緊，群眾的眼睛裏已經照下了他們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實行言者無罪這一條法律。現在是１９５９年，不是１９５７年了。”（見文稿八，第１７２頁）這些話是多麽好的自供。毛澤東嚐到了１９５７年引蛇出洞，出爾反爾，坑蒙拐騙的甜頭，所以他說不怕反動言論放出來，放出來正好自投羅網。現在實行“無罪”，等著，記下這一筆帳，有朝一日，再算不遲。有意思的是他說現在不是１９５７年了，１９５７年那時，是言者有罪的，而且立即執行，效果很好。現在是寄下人頭，在適當時候再開刀，隨心所欲就是了。說什麽法律？毛澤東的法律中有言者無罪這條嗎？有了不執行（如他說的１９５７年）又怎麽的？毛澤東口含天憲，出言就是法律，而且言出法隨。
３月２８日，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給該省委第一書記某某並中央書記處書記某某某的信中說：開五級幹部會，……“鳴放中反應的情緒主要是怕再變，有人說：‘共產黨和孫悟空一樣，多變。’……國家統購政策宣布三年不變，實際上年年變，每年夏收前說不變，秋後就變了。”……（見文稿八，第１８１頁）毛澤東看了這份材料，在上麵寫了“毛注”四條，對群眾的情緒，避而不談是非，而大談集體所有製的幾條原則。不要忘記毛澤東自認他有虎氣和猴氣，多變是他的天賦素質所決定的。山東的農民確實憨厚，說了幾句實話，但毛澤東能聽得進去嗎？朝令夕改，言而無信，言不由衷是他的天性。就這樣，年深日久，再愚的人也體會到上當了，所以就形成對黨的、國家的政策方針，抱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半信半疑態度，直到出現了信任危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那也無所謂，即使洪水滔天，也衝不進“毛澤東紀念堂”了。（有人說我言之過早，君不見有人被焚屍揚灰嗎？）
４月某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中說：“……我隻是不同意反冒進，同意依形勢改變計劃，如１９５６年十一月全會，錢隻有這麽多，我是曆來如此”。（見文稿八，第１９６頁）毛澤東在狡辯，說他隻是不同意反冒進，他曆來同意依形勢改變計劃。就算如此吧，對形勢的評估，他就和別人不一樣，冒進不冒進就反映在計劃指標上。改變計劃隻許往高的改，否則就是右傾保守，指標提得越高，躍進就越大，更何況你“不同意反冒進”所用的手段，又“何其毒也”，隻差沒有開殺戒。現在還要躲躲閃閃，自我掩護。害怕有損威信，適得其反！
毛澤東又說：“都是好同誌，我無偏心，但要批評，使同誌們找一個較好的工作方法，如果你們不投我的票，拉倒”。（見文稿八，第１９７頁）毛澤東說他對幹部沒有偏心。批評是為了使別人找到一個好的工作方法，他個人就不必找好的工作方法了，他有本錢批評別人？而最要勁、最關鍵的問題是怕別人不投他的票，天機自我泄漏，隱埋不住。一切手段、花言巧語，全為了保住“票”，不打自招！４月６日，國務院秘書廳關於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糧情況及處理辦法給國務院秘書長×××並總理副總理的報告和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一九五九年四月九日，關於十五省春荒情況統計表上，毛澤東批示：“總理：此件我已全部看了，建議：（一）將此件（……）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內，用飛機送到十五省第一書記手收，請他們迅即處理，以救２５１７萬人暫時（兩個月）緊急危機。……（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開會代表談一次（著重五省），每人分發文件一份。……文件可安一個總題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見文稿八，第２０９頁）毛澤東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發動了一場大躍進運動，把成績吹得神乎其神，如醉如癡。同時又絞殺了一切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動不動就扣上機會主義、敵對分子、觀潮派、算派等等政治大帽子，用盡高壓威脅手段，贏得鴉雀無聲。臨到敗局已經掩蓋不住的時候，他又搬出他的“指頭論”，祭其兩分法神幡，死也不肯麵對嚴峻的真實情況。好了，現在２５１７萬人吃不上飯了，相當一個中小國家的人口沒飯吃了，餓死的、浮腫的、逃荒要飯的，已經無法控製了，牛皮真的吹炸了！不得不說了一句“兩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誰造成的？該當何罪？幾億人口中，居然無一人公開追究，這首先要歸功於毛澤東鎮壓“反革命”的徹底；其次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性中“逆來順受”那一條起了作用，使封建君主得以為所欲為而高枕無憂。可能還會有人歌功頌德，你看毛主席多麽關心災民呀！他限三天之內，就要把文件送到第一書記手中，命令他們迅速處理，這不就證明毛主席是災民的大救星嗎？嗚呼！
４月１６日，冶金工業部黨組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到目前為止，鋼、鐵、和鋼材的計劃都完成得很不好。……”（見文稿八，第２１２頁）毛澤東在看這報告時，將報告的題目改為《冶金部黨組報告華北五級幹部大會情況》，在報告前麵又加了《工業界的新事》標題，並命令“印發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中央各部委黨組、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負責同誌閱，以供參考。１９５９年４月９日”（見文稿八，第２１２頁）。鋼鐵計劃完不成，就是大躍進躍不起來了，冶金部難以掩蓋事實真相了，毛澤東很幽默，說這是“新事”。的確，“鋼帥升帳，一切讓路，”天天有衛星，月月有超產，毛澤東的美夢方酣，突然被驚嚇了一下，聽到鋼鐵計劃完成得很不好，他一下子就聯想到鋼鐵尚且如此，其他被擠在一邊的工業情況還好得了嗎？還會捷報頻傳嗎？“新”事就新在這兒了。又一個（工業）牛皮也吹炸了。但毛澤東畢竟還是毛澤東，表麵上他臨危不亂，指揮若定，他把冶金部報告批給中央及省市一級的負責人閱，以供參考，他還是那般“亂雲飛渡仍從容”。
４月２３日，中央救災委員會辦公室編印的《救災工作簡報》第十七期上，登載了內務部關於各地加強工作，春荒有所好轉的報告。毛澤東對它的批語說：“此件發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請你們對這個問題，務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度過春荒，安全地接上麥收和早稻，多種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閑時少吃，忙時多吃。千萬不可大意”。（見文稿八，第２２６頁）毛澤東真是農民的“貼心人”，要他們多種瓜菜（吃素也），注意有點吃就行，不要吃飽（省吃），閑時更不許多吃，要留到忙時再吃，千萬不可大意。真是千叮嚀，萬囑咐了。中國農民的腸胃適應性很好，不會吃出腸胃病的！
４月２９日，毛澤東寫了一則黨內通信，其中有：“……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隻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隻有三百斤，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見文稿八，第２３５頁）有意思，毛澤東是不是瘋了？他突然教育農民盡可照實際可能性製定包產計劃，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這是把生產自主權還給農民了嗎？不，且慢，毛澤東允許農民不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但他提出了最上級的指標，他要去年畝產三百斤的，今年要增產一、二百斤；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要增產二、三百斤。雖然不提翻幾番，但這個增長率對小農經濟來說，也要算奇跡了。去年畝產三百斤的，今年要求增產３３——５６％；畝產五百斤的，今年要求增產４０——６０％。容易嗎？毛澤東說：“……密植問題，……許多青年幹部和某些上級機關缺少經驗，一個勁兒要密。……”（見文稿八，第２３５頁）。毛澤東在推卸責任，他不反思他自己提倡密植（“八字憲法”中的一字就是密），而且要求的很具體，有多少科學依據？“上麵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這還不是你的“八字憲法”造成的嗎！
毛澤東說：“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幹，閑時半幹半稀，雜似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見文稿八，第２３６頁）毛澤東雖然也是農民的兒子，但好象他從來沒有吃過糠咽過菜。這也不妨礙他為農民（不，還有城市人民）的吃飯問題算盡機關。他那一套叫人們不吃飯少吃飯的辦法是“偉大的係統工程”，嗷嗷待哺的饑民不接受也得接受。毛澤東說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這是他經過深刻反省以後說的話嗎？不見得。在大躍進高潮中，發愁糧食太多了，不知如何消耗的是誰？隻要毛澤東帶頭不講大話，不唱高調，天下是可能太平的。
毛澤東說：“講真話問題。……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見文稿八，第２３７頁）毛澤東又在自欺欺人，說說真話的人，於自己也不吃虧……。人們不禁要問：彭德懷說真話，不吃虧嗎？“於人民事業有利”了嗎？右派分子說真話，不吃虧嗎？“於人民事業有利”了嗎？魯迅先生說過：“……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見《野草。立論》）林彪更總結出“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那條苦澀的“真理”。這是毛澤東時代又一個可悲的現象。毛澤東說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這上麵指那些人？包括你毛澤東嗎？你不是反右傾的急先鋒嗎？還為“翻番”而竭力鼓噪呐喊嗎？如今為什麽不承當責任？不要說當時無人敢這樣質問，就是到了現在多少人還在諱莫如深。
毛澤東說：“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成保守主義者（不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引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見文稿八，第２３８頁）毛澤東把他自己超脫在當時流行的高調之外，還說唱低調是為了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這麽說大躍進時期不是要真正調動積極性，也不是為了達到增產的目的了嗎？毛澤東何以如此語無倫次？而那些接受毛澤東的旨意，對這個“黨內通信”斟酌、修改的人，也都一致通過了，怪不怪？不怪。一言堂由來已久，誰願意自找麻煩！
５月３０日，６月１７日，毛澤東對×××關於重工業生產建設方麵幾個問題的意見的批語中說：“……例如今年一月二十五日的報告（……）是一個壞透了的文件，……已經證明毫無用處。寫這樣文件的同誌，根本不用腦筋，是個計劃經濟的外行，所謂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法則，一竅不通，今後應當認真改進。多想多讀，多謀善斷。謀之於主席、副主席、總書記，謀之於秘書、部長助理、副部長、司局長，……直至生產小隊長，謀之於反對派即不同意見的同誌，這一點很要緊，就是說，認真地做調查研究工作。……”（見文稿八，第２８０頁）毛澤東氣勢洶洶地訓人，說別人根本不懂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國民經濟法則，一竅不通。然後又提出要謀之於主席、副主席、總書記……等等，就是沒有提總理、副總理，這是疏忽嗎？非也！他是有意識地輕視、蔑視當時的總理、副總理們，因為毛澤東破壞了“有計劃按比例……”，破壞了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他做賊心虛，要倒打一耙，先發製人。聽他的口氣，他是最懂得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國民經濟的法則了，所以才發動了大躍進。直到此時他還自作高明，厚著臉皮當教師爺。那些“一竅不通”的人（毛澤東有所指——引者）不知如何著想？這些事態都意味著毛澤東在竭力抬高自己，打擊別人，為日後推卸責任，嫁禍於人，製造輿論！
６月８日，《中國青年報》編輯部轉達江蘇省連水縣一位化名東風的讀者來信，信中反映了當地農村“大躍進”以來弄虛作假，幹部作風惡劣，農民生活困難，學生生活下降，耕牛減少，肥料不足，勞動力缺乏等實際情況。（見文稿八，第３００頁）毛澤東對此信的批語是：“轉寄江蘇省委×××同誌一閱，”他不表態，是見怪不怪，還是心照不宣，是負責還是不負責？
７月５日，毛澤東在“糧食問題”一文中說：“……告訴農民，恢複糠菜半年糧，可不可以呢？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忙時多吃，閑時少吃，有稀有幹，糧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飽吃好，可不可以這樣做呢？……是否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實際產量安排過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過得還不錯嗎？”（見文稿八，第３３６頁）毛澤東隻要碰上糧食問題，他的絕招就是叫百姓勒緊褲腰帶，吃糠咽菜，“仍然可以吃飽吃好”，這是天下奇文；毛澤東許願苦一年、兩年、三年，就翻過身來了。真是大白天說夢話，終毛之世，糧食定量，計劃供應，絲毫沒有放鬆；毛澤東認為１９５７年的日子，還過得不錯，那為什麽不把好日子鞏固住呢？真是天絕我民（自然災害）的嗎？更何況毛澤東說這話時，農民已經成了涸轍之鮒，還能等待三年、兩年、一年嗎？
６月２４日，《政治工作簡報》第一二四號上轉載的材料說：“……有少數營團幹部對經濟生活緊張表示抵觸和不滿，認為經濟生活緊張是全麵的，長期不能解決的，否定成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和優越性，攻擊地方幹部，對黨在經濟生活方麵各項規定也有不滿，認為經濟緊張是由於路線上有錯誤。在少數連排幹部中，也有類似情況。”（見文稿八，第３４２頁）一份由中共中央統戰部搜集整理的材料說：“國家機關的黨外人士聽了各部領導人傳達中央‘關於大力緊縮社會購買力和解釋當前國內經濟情況指示’的報告後，……但也有少數人對於這個解釋，仍有懷疑和不同的看法。具體表現在：（一）對去年大躍進仍有懷疑。（二）認為去年全民煉鋼口號不正確。（三）認為去年群眾運動有偏差。（四）認為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速度太快了。（五）對物資出口表示不滿意。（六）對市場供應緊張的原因發生猜疑。（七）對宣傳、解釋工作有意見。（八）對現行政策發生懷疑。……”（見文稿八，第３４３頁），毛澤東對這兩份反映經濟生活緊張，國內經濟情況的材料的批示，都是請××同誌印發各同誌，沒有指出發給什麽範圍。但××同誌心中有數，這個範圍之內不會產生負麵的影響！這些可貴的“少數人”是冒死而說了真話的，他們是“少數人”，但他們是真正的中華民族的脊梁骨！想當初這些“少數人”也肯定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到如今他們也沒有忘了實事求是。背叛實事求是的是他們的偉大的導師，可悲就在這裏。
７月１４日，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毛澤東批示：“印發各同誌參考。”這封信的內容是：甲，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見文稿八，第３６１頁）彭德懷的信，通篇文字擺事實，講道理，有情況，有分析，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條件，總的精神是肯定成績，指出缺點錯誤，和改正錯誤，繼續前進的辦法，語氣也十分平和，沒有什麽刺激性，這是一個愛黨愛國、愛人民的革命者的高尚的政治素養與政治風格的集中表現。理應得到全黨全國人民的歡迎和支持、擁護。然而，在毛澤東懷了鬼胎者的心目中，這封信和它的作者是魔鬼在向神靈的挑戰，犯了彌天大罪！於是，以此信為契機，毛澤東大興問罪之師，搞了一個害黨害國害人民的廬山會議，槍打出頭鳥，揪出了“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是繼一九五七年反右鬥爭之後，又一次對黨內民主的瘋狂的踐踏，其後果就是毛澤東的專橫獨斷、飛揚跋扈、為所欲為的惡劣作風在黨內的確立和鞏固，以致發生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橫禍，如果毛澤東不早死，中國共產黨就要亡在它的締造者的手裏了！
６月２日，《宣教動態》第四十五期上登載了《否定和懷疑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若幹論點》一文。文章提到天津市部分黨員幹部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一些看法：一、否定去年大躍進。認為工業上全民煉鋼是得不償失，農業上糧食不夠吃，市場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緊張，黨的威信不如過去高了。二、工業躍進了，農業沒躍進。認為“工農業沒有並舉，國家重視工業，輕視農業。”三、政治躍進了，經濟上沒有躍進。特別是對“以鋼為綱”的方針的看法，認為煉鋼算政治帳可以，算經濟帳就不行了，其害處是：第一影響了秋收，第二，影響了工業生產，第三砸了水車、鍋，煉出鋼來不能用，第四，國家賠了二十三個億，“總之是勞民傷財，很不合算，給生產生活帶來很大困難，弄得全麵緊張。”四、認為人民公社“走得太快了，帶來副作用。”（見文稿八，第３６６頁）毛澤東批示，印發這材料時，將題目改為《天津一些同誌對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看法》。這一改完全消除了負麵氣息，可謂“妙筆生花”。
７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形勢和任務》修正草案是“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錄”的第一部分。毛澤東在草案中“過早地否定了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製性質”一句之前，加上了“許多同誌，主要是公社幹部”一語。（見文稿八，第３６７頁）這是毛澤東明目張膽地叫公社幹部當替罪羊，“何其毒也”！
６月９日，國家計委副局長×××寫信給毛澤東關於目前經濟生活中的一些問題的信，內容與觀點的基本立場，與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同樣充滿了憂國、憂民的激情。毛澤東對這封信做了十分嚴厲的評論，開頭一段似乎要把×××劃入彭德懷的同黨，但突然他筆鋒一轉，說“十年以來，還沒有一個願意和敢於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係統地揭露我們計劃工作中的缺點，因而求得改正的同誌。我就沒有看見這樣一個人。我知道這種人是有的，他們就是不敢越衙上告。……”（見文稿八，第３７８頁）活見鬼！某副局長的信談了六個問題，都是關係國計民生的犖犖大端，都發生了嚴重的缺點錯誤，又都與左傾冒險主義相關連。計劃工作隻是六個問題中的一個，而毛澤東隻抓住這問題，大做文章。其目的是轉移視聽，要把矛頭引向主管計劃工作的幹部，叫他們當替罪羊。彭德懷的信比×××信早了十天送給毛澤東，倒了大黴；×××的信晚了十天受到褒揚，譽為十年僅遇，無此先例。難道彭德懷就夠不上×××嗎？奇談怪論，胡言亂語。為什麽毛澤東對這兩封“臭味相投”的信，抱完全相反的態度？不是×××的幸運，而是他不過是一個小人物，成不了氣候，不像彭德懷那樣有影響力。放過小人物無妨，還可以佐證毛澤東虛懷若穀，從善如流，並能嚴格區分好人和壞人；對彭德懷不放過，一定是他“罪有應得”了。毛澤東在肯定了×××的信之後，心裏又不踏實了，所以一如既往，大肆宣揚他的“指頭論”，大聲疾呼現在黨內出現的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表現在這次會上印發的許多材料上，這種情況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一場新的階級鬥爭即將拉開序幕。毛澤東為了組織“階級力量”，對中間派實行又打又拉。他說：“我們不怕右派猖狂進攻，卻怕這些同誌（指中間派——引者）的搖擺”。這不是中間派是最危險的那種“馬列”主義的翻版了嗎？毛澤東又說：“我們黨三十八年的曆史，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這是必然性”。這必然性來自毛澤東的領導作風，不是說“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嗎？它不是事物不可移易的規律。毛澤東說：“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現在這一次爭論，可能會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爭論。……廬山會議可能被證明是一次意義重大的會議”。（見文稿八，第３８０頁）的確，廬山會議的爭論（實際是一言堂，並沒有展開爭論——引者）是以勢壓人，獨斷專橫，毫無黨內的起碼的民主氣息的會議。說他的意義重大就在於使中國人民進一步認清了毛澤東的封建專製、殘酷無情的麵目，無可奈何地要迎接他製造的又一場大災難。
７月，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編印的《思想動態》第三十期刊載的材料，說省委黨校學員中有近半數學員對目前工作中的問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一）認為人民公社沒有優越性。公社的出現並不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而是根據上級指示自上而下從主觀願望出發搞起來的，是人為的產物。（二）人民公社的出現是適時的，但又認為全國公社化是快了，應分階段發展。（三）認為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的兩大決議是‘心血來潮，’是‘左’傾思想的複活，其中許多提法是錯誤的，給下麵造成了很大困難。（四）對‘共產風’的來源認識不一。有人認為‘共產風’是從上麵刮下來的，中央、省、地委應負責任，有人認為主要是執行中的問題，應由下麵幹部負責，還有人認為中央、省委有錯，下麵也有錯。（五）、（六）”從略。（見文稿八，第３８８頁）這個材料與眾多材料不同之處，在於他指出有近一半人對目前工作中的問題，有不同的看法，而不是常見的“少數人”或“個別人”，他敢於指出錯誤來源於中央、省委；人民公社不是生產力發展了的產物，而是人為的、主觀願望的產物。……這些都戳到了毛澤東的疼痛之處，他對此不表態，以“印發各同誌”了事！
７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候補書記、毛澤東的秘書×××送給毛澤東閱的新華通訊社《內部參考》第二八三○和二八三一期，其中登載了蘇聯《真理報》七月二十一日發表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七月十八日在波蘭波茲南縣拉采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其中有關公社方麵的內容是：“可以理解，把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這是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之後，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麽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麽成績。於是黨走了列寧所指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勞動組合中，在那裏人們集體地工作，但按勞取酬”。“現在我們已經走上了康莊大道，集體農莊已成為農民的親切的家”。（見文稿八，第３９２頁）蘇共領導人選擇這個時候發表對公社的講話，當然是有的放矢，是針對中國的公社化運動而放的，從字麵上和說理上都看不出有什麽惡意，他隻是提供了蘇聯所走過的彎路的教訓，這有什麽攻擊中國可言呢？然而毛澤東卻神經過敏，暴跳如雷，他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長×××寫信說：“×××同誌：此件請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實際是’引蛇出洞’的詭計——引者）一個人民公社，（實際成了’一大二空’——引者）一個大躍進，（實際成了’大要命’——引者）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見文稿八，第３９１頁）這封信文字不多，但它充分暴露毛澤東的蠻橫粗暴，剛愎自用，是他晚期政治麵孔的又一次曝光。對“三麵紅旗”不但不許國內、黨內持懷疑觀望的態度，他的大棒還要橫掃國外的一切懷疑、觀望者，聲稱要向全世界作戰。當然，首先是從黨內開刀了。他大言不慚地宣稱，他主動，別人被動了。曆史無情，過不了多久，毛澤東的狂言破產了，到底誰主動？誰被動？連赫魯曉夫的“農民的親切的家”——集體農莊也已煙消雲散。用毛澤東的話說：“不合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跨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見文稿八，第３９０頁）毛澤東說這話是為了捍衛人民公社，不讓它垮掉的。畢竟是事與願違。毛澤東的假唯物主義懲罰了毛澤東，但他還是不自覺。
７月３１日，毛澤東對鞍山市委關於鞍鋼當前生產和群眾運動等情況報告的批語說：“……鼓足幹勁，堅決反對右傾鬆勁情緒，厲行增產節約。無論工業、農業、運輸、商業都是如此，反右傾鼓幹勁，現在是時候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看不到這一點，是瞎子。在廬山會議上提出反冒進，大潑冷水，簡直是罪惡”。（見文稿八，第３９３頁）毛澤東說反右傾，鼓幹勁，現在是時候了，在他心目中右傾機會主義已經猖狂到極點了，群眾的“衝天幹勁”還可以再衝上幾重天。所以現在是用殺猴給雞看的大好時機，錯過時機，他可能要翻船。他必須頂風而進，以他的東風壓倒別人的西風，讓全世界都對他五體投地。美夢啊！毛澤東說別人反冒進簡直是罪惡，而他的大躍進破產之後，卻沒有人反唇相譏，是厚道還是懦怯？可為訓不可為訓？
８月２日，毛澤東給張聞天的信中寫道：“……你這次安的是什麽主意？那樣四麵八方，勤勞艱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覽，盡是假的。……我認為你是舊病複發。……你把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記了，……為你同誌籌之。兩個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來幾次電話，想到我處一談。我願意談，近日有些忙，請待來日。先用此信，達我悃忱。”（見文稿八，第４００頁）張聞天被毛澤東圈入彭德懷集團以後，要求和毛澤東談談。毛澤東借機大肆嘲笑、譏諷、挖苦，把張聞天踐踏得不像樣子。送他兩個字——“痛改”，換言之，繳械投降。想見麵嗎？等等再說！唉，可憐的書生，到此還對毛澤東窮凶極惡的本質缺乏認識，還對他抱幻想。現在不是長征途中，“肝膽相照”，搞小組織活動，密謀推翻博古領導的時候了。
８月２日，毛澤東在河南、湖北兩省關於抗旱情況的報告的批語說：“……今年旱區達五六省，情況嚴重。……各省旱情及抗旱鬥爭請令新華社如實報道，鼓足幹勁，一定要把抗旱抗到底，……反對一切悲觀失望情緒。”（見文稿八，第４０１頁）毛澤東運筆如神，看到兩個省的旱情報告，他就翻了兩番——五六省，而且情況嚴重，要新華社如實報導，一反報喜不報憂的常態。這是別有用心，他在製造緊張空氣，要嫁禍於天老爺了。不久以後，就有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究竟是幾分天災幾分人禍之爭，就證明了這個看法。
８月２日至１７日，毛澤東在對八屆八中全會《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決議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城鄉資產階級反動思想活動和政治活動，……還遠沒有徹底消滅，他們的反動思想活動和政治活動，在一部分富裕中農和知識分子中間尚有市場，一遇風吹草動，他們就要蠢動起來。……就一定會在共產黨內找到他們的代表人物。而現在果然出了一小批（在中央委員會是四個人）代表他們說話的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這些人中，有的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有的是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個人野心家，有的是曆史上犯了錯誤，受過批評，心懷不滿的分子，有的是動搖成性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了資產階級的影響，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向黨的大多數、黨的領導機關和黨的總路線乘機進攻，這種進攻帶著猖狂性質，形成了我們同他們的尖銳矛盾。……他們是機會主義者，貫於看風使舵，看見大勢於他們不利，他們感到孤立了，隻要我們留有餘地，他們又可以過來的……”。（見文稿八，第４０６頁）這就是臭名昭著的“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的陰陽兩幅麵孔。既顛倒是非，又誣陷好人；既揮舞大棒，又招降納叛；既誣陷了人，又撈救人的美名；……既當了婊子，又樹了牌坊！這些遺臭萬年的醜惡行徑，既惡化了與他靈犀相通者的心靈，又殺傷了正直善良者的心靈。黨風世風如同江河日下，又何足為怪！毛澤東每次在黨內整人，都要嫁禍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這一次新加了富裕中農。以前是說被整的人受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的影響，資產階級在共產黨內找到了代理人，等等泛泛之談。這一次可不一樣，毛澤東有了新的提法——在資產階級前麵加了“城鄉”二字；在反動思想活動後麵加了“政治活動”四個字。這一加，打擊對象從城市擴大到鄉村；還從思想活動擴大到現行活動了。毛澤東夙夜匪懈，用盡心機，捕風捉影，苦苦地搜尋敵人，一心一意要興風作浪，不，應該說是興妖作怪，預示著多災多難的中國，不久的將來，又要迎接新的災難了！
毛澤東說：“至於完全從擁護總路線的立場出發，向黨組織指出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的人，他們的動機和行為都是正確的，必須堅決保護，不允許有打擊壓製行為。”（見文稿八，第４０７頁）“巧言令色，鮮也仁。”毛澤東一方麵在扼殺向黨的主席提出善意諍言的人，一方麵又厚顏無恥地宣揚要保護“動機和行為都是正確的人。”請問鑒別動機正確與否的科學根據何在？一個人反映了真實情況，功在黨國，但使一些人下不了台，此人的動機是否正確？應該歡迎，還是拒絕、打擊？毛澤東曾經說過，他是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而現在他卻隻強調沒有科學根據可以判別的動機，又隨心所欲地從說了同樣性質的一句話的人中，挑出敵、我、友來，既荒唐又惡毒。
８月５日，毛澤東在對湖南平江縣稻竹大隊幾十個食堂散夥又恢複的材料的批語說：“……此件很值得一看。……某些食堂可以一風吹掉，但是……又要辦起來。或者在幾天之後……或者在更長時間之後，總之又要吹回來的。孫中山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情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誌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誌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見文稿八，第４１０頁）毛澤東說散了的群眾食堂過些日子就會恢複的，隻是時間問題，這時間可長可短，但在毛去世之前，農民的公共食堂並沒有恢複。他引用孫中山的話來突顯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天理、人情、潮流、需要所決定了的，是符合馬列主義的，但是嚴酷的曆史現實已無情地粉碎了毛澤東的“科學預言”。假如他還在世，可以保留他的理想，但不要強加於人就好了。８月５日至１７日，毛澤東對八屆八中全會公報的批語和修改中有：“……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在某些幹部中滋長著右傾機會主義思想。……他們對於幾億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在大躍進運動中和人民公社運動中所取得的偉大成績估計過低，而對於這兩個運動中由於經驗不足而產生並已經迅速克服的若幹缺點，則估計過於嚴重。他們對於在黨領導下幾億勞動人民轟轟烈烈地進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誣蔑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他們看不見黨領導下的一切人民事業，成績是主要的，而缺點錯誤是第二位的，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而已。”（見文稿八，第４１５頁）毛澤東的“指頭論”正式出現在八屆八中全會的公報中，其權威性就高得不能再高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是彭德懷針對毛澤東個人說的，而毛澤東移花接木，把他說成是針對群眾運動的，意在引起群眾的公憤，為他助威。
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公報稿中，把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市場供應狀況曾經有些緊張”一句，改為：“市場上一小部分商品供應狀況有些緊張。”又將一九五八年“割打收藏工作進行得粗糙”一句，改為：“割打收藏工作進行得有些粗糙”。（見文稿八，第４１６頁）毛澤東要竭力掩蓋事實真相，報喜不報憂，粉飾太平，煞費苦心地推敲、修飾文字，務求滴水不漏。然而，筆杆子他可以隨便舞弄，社會現實卻對他冷酷無情。
８月６日，毛澤東在印發《王國藩社的生產情況一直很好》等四篇文章的批語中說：“《目前農村中講閑話較多的是那些人》這一篇也值得一看，這同目前在廬山講閑話較多的人們是有聯係的。”（見文稿八，第４１８頁）經查‘講閑話’這篇是中共長沙市委對郊區臨福公社各階層政治思想情況的調查報告，說：“目前農村中說‘閑話’較多的是一些新上中農和老上中農，真正反對我們的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占農村人口最多的貧農和新老下中農則是衷心擁護黨，堅決走公社化道路的。”（見文稿八，第４１９頁）這類報告還要調查嗎？信口開河，把髒水往階級敵人身上一潑，再把香水抹在貧農和新老下中農身上，就保證能得滿分。使人揪心的是最窮的人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而生活稍稍富裕的（新、老上中農）就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了，這就勢必始終要保持農村人口中絕大多數是窮人，毛澤東在農村才有所依靠，社會主義這條路才能暢通無阻，對嗎？
８月７日，毛澤東在印發江西省委黨校關於統一學員對人民公社認識的報告的批語中說：“……廬山會議上辯論的情況，和江西黨校何其相似？……都分左、中、右。”（見文稿八，第４２２頁）毛澤東說對了，江西黨校辯論的問題與盧山會議相似，都是當時全國人民最揪心的問題，結果被毛澤東壓製下去了，他自以為得意，但好景不長。毛澤東又承認陣線分左、中、右，但是在實際生活中，他是不允許有中間派存在的，認為那是最可怕的敵人，是庸俗的唯心論。
８月１０日，毛澤東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問題的批語中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裏有……省級也有，……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崗陰謀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就是明顯的證據之一。……這個集團是用陰謀手段以求達其反動目的。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迅速被揭露對黨對他本人都是有益。……不要被他們的花言巧語所迷惑，例如說，總路線基本正確，人民公社不過遲辦幾年就好了。要挽救他們，要在廣大幹部中進行徹底的揭發，使他們的市場縮得小而又小。一定要執行治病救人的方針，……批判從嚴，處理從寬。”（見文稿八，第４３２頁）毛澤東的這個批語完全是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誣陷。他懷疑他們是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懷疑要有證據才能成立，所以他捏造這些人是高崗集團的漏網分子，這一來就把所有可能同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人鎮住了，誰還敢說三道四，這手段何等的卑劣和陰險。他說不要被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花言巧語所迷惑，實際是用它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家堂堂正正，在黨內亮出自己的觀點，既講了工作中的是，也指出工作中的非，這算什麽花言巧語？倒是毛澤東的話才是十足的花言巧語，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把紅通通的心掏出來交給他，他也會說是黑的；你喊萬歲，他會說那是假心假意。總之，非把你搞得麵目全非，活著不如死了好，他是不會罷休的，因為他認為你的存在是對他的權力的威脅，甚至從你的名字中也捉摸出你有野心。據毛澤東說，彭德懷原名彭得華，是有野心的重大證據啊！你說成績是花言巧語，說缺點是專挑黑暗麵，什麽也不說是最危險的中間派，消極抵抗。這叫人怎麽活？末了，還要假惺惺地高唱治病救人，給出路。太虛偽了。其實真正有病的是你毛澤東！該救救毛澤東，但他諱疾忌醫，由來已久，奈何不得了。毛澤東在這個批語中，還提到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也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其根據是安徽省委一九五九年八月四日的報告說：“我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同誌於七月到無為縣檢查工作時，下令解散食堂，並以懷疑的心情責令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幾個情況的變化。結果引起無為縣工作的混亂。……現將無為縣委和蕪湖地委的報告轉上一閱。無為縣委八月一日給地委並報省委的報告說：張愷帆……向隊幹部和群眾宣布吃飯還原、住房還原、小塊土地還原的‘三還原’並要縣委向下貫徹。……全縣六千多個食堂被一風吹散。……蕪湖地委８月２日給省委的報告說：……我們認為張愷帆提出的‘三還原’，特別是命令解散食堂，是違背中央和省委關於辦食堂的方針政策的。張愷帆指示縣委辦公室調查公社化前後的三個變化（勞動力、農具、房屋）和幹部作風，各種發病情況等五項內容，而且均以公社化前後為界限，不知用意何在，請省委加以研究。”省委研究的結果是張愷帆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毛澤東拍手稱快。大約經過三年的時間，安徽省委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張愷帆同誌問題的甄別結論》說：……“張愷帆同誌一九五九年七月去無為縣檢查工作，向中央和省委反映無為縣的情況和問題，是符合實際的，張愷帆同誌堅決貫徹一九五九年三月鄭州會議、四月上海會議精神，貫徹主席《黨內通訊》的六條指示，在無為縣采取一係列措施，整頓幹部思想作風，搶救病人，製止死亡，幫助群眾安排生產和生活，是完全正確的，張愷帆同誌為了解決無為縣的問題而采取的措施，曾幾次報告省委，並且和省委、地委、縣委負責同誌共同研究過，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見文稿八，第４３３頁）安徽省委及時給張愷帆平反，做了一點好事，但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在毛澤東倒行逆施時代，就有那麽一些人，埋心昧良，甘心情願助紂為虐，既誤國也欺君，但這就是毛澤東所欣賞、依靠的力量，是他始終要保護的積極分子。這些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卻官運亨通，吉星高照。而那些說實話、辦實事（真正照毛澤東的話辦事的）者的形象往往被扭曲了，他們因為堅持原則，難免觸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日久就被暗算。安徽省委給張愷帆平反的一個重要原因，並不是因為這個案子實在太冤，而是因為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禍水已經衝垮了毛澤東設下的層層防線，紙裏包不住火了，有了上級的內部指示，他們才借坡下驢的。張愷帆絲毫也不要感謝他們誣陷、落井下石的功勞，這樣的人是改不了吃屎的，不信，請看這種人在“文革”中的表演。
８月１２日，毛澤東在對遼寧省委執行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指示的情況報告的批語中說：“……看來各地都有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形勢。必須……把這種歪氣邪氣打下去，遼寧做得很快，步驟也好，成效顯著。他們取得了主動權，迫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處於被動。這個經驗，值得各地注意。”（見文稿八，第４３８頁）毛澤東對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右傾”思潮，毫無自我反省，還在一如既往的要采取高壓政策，把“歪氣邪氣打下去。”他讚揚遼寧省委反右傾做得快，步驟好。同時他又在撒謊，說“成效顯著”。經反複閱讀遼寧省委的報告，隻看見他們遵照中央反右傾思想的指示，正在和準備采取的措施，並無半個字說到成效。毛澤東無中生有，不擇手段，已到了何等程度。
８月１５日，毛澤東在關於如何對待革命群眾運動一文中說：“……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是不願聽我的話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橫獨斷，’不給你們‘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麵前都不能講話了，隻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隻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見文稿八，第４４４頁）。從這段文字中透露出一點信息——廬山會上，毛澤東神經十分緊張，故而捕風捉影，害怕有人出來和他作殊死搏鬥，抖出他的累累罪惡，所以先發製人，自做自唱。但也不排除他收到了小報告。不管怎樣，“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給毛澤東的鑒定是十分準確的，恰如其分的，給毛澤東造成的精神壓力不小。
毛澤東如獲至寶地引用列寧的話：“對轉變中的困難和挫折幸災樂禍，散布驚慌情緒，宣傳開倒車——這一切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無產階級不會讓自己受騙的。”（見列寧：《偉大的創舉》）。毛澤東沒有受騙，沒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騙，倒是中國的百姓受了無產階級偉大的領袖毛澤東的騙，為他付出高昂的代價，生病的餓死的達多少萬人！
８月１６日，毛澤東在機關槍和迫擊炮一文中說：“北京的×××同誌和他的兩位助手，發大熱心，起大誌願，弄出來的（指《馬克思主義者應該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文——引者）。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三十年，可能要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黨內鬥爭，反映了社會上的階級鬥爭。這是毫不足怪的。……很多同誌還不明白。……特別是一些黨內鬥爭，例如高饒、彭黃這一類鬥爭，……昨日還是功臣，今天變成禍首。‘怎麽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的曆史變化，不知道他們曆史的複雜和曲折。……再則，處理這類事件，不可用簡單的方法，不可把它當作敵我矛盾去處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不但要把他們留在黨內，而且要把他們留在省委員會內，中央委員會內，個別同誌還要留在中央政治局內。……必須留有餘地，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是在冬天過日子。我認為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見文稿八，第４５３頁）請看，這是比較典型的毛澤東的整人的戰略、戰術——隻要認定了要整的人，就先給你扣上是階級異己分子，是壞蛋，壞透了，其用意主要是針對那些“認識不清”的人，使這些人受威懾，不敢同情、靠近“壞人”。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拋材料，羅列“壞人”的罪狀，言之鑿鑿，實際上有的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有的是搬出陳年老帳，揪著不放；有的就直接捏造，把新揭出的“壞人”和老“壞人”掛鉤，以證明這些人“壞”，不是偶然，而是由來已久。第三步，在“壞人”被孤立以後，就唆使群眾大揭發，上綱上線的大批判，把“壞人”與好人造成無法調和的“階級對立”。“壞人”隻有低頭認罪，繳械投降，爭取寬大處理。但是，也會有死不認罪，死不低頭的。在毛澤東的積極分子看來，應該大開殺戒，鏟草除根，不留後患。然而毛澤東計不出此，他畢竟比別人高明得無法可說，你看他使出的高招——誘降，隻要“壞人”承認罪行，就可以不當敵我矛盾處理，還可以保住黨籍、烏紗帽，這樣的便宜，上哪兒找？此時又有那些奉命前來攻心的“特使”，曉你以理，動你以情。好吧，既然毛澤東已經網開一麵，再強硬的鐵漢子，如彭德懷那樣，最後還是乖乖的寫了檢討了嗎？馴服了嗎？毛澤東這套整人藝術，有人做了形象的比喻，名之曰“蒙古人套馬”，——騎手對看中的野馬，被套住以後，先窮追不舍，使他精疲力竭，騎手騎上去了，馬還不服，繼續不要命的又踢又跑，最後弄得汗流浹背，氣喘籲籲，實在鬥不過騎手，也就馴服了。從表麵上看，毛澤東何等的寬宏大量，對“壞人”仁至義盡，贏得了喝彩讚揚，這是毛澤東利用別人的血淚積累它的政治資本。而在整彭德懷一案，則還有更深層的意義，那就是彭德懷所反映的當時中國社會所麵臨的嚴峻問題，已不是殺猴給雞看所能解決了，假如對彭德懷處置過火，難保要引起難以收拾的後果。毛澤東豈能失算。這一層可以從“昨日還是功臣，今天變成禍首，是不是弄錯了。”一句中透露出毛澤東的心虛膽怯，所以他才費那麽多的口舌，留有餘地，這餘地是留給他自己，見好就收的。有人分析，整彭德懷還因為他在朝鮮戰場上沒有保護好毛岸英，傷了毛澤東的心。假如毛岸英沒有犧牲了，說不定子承父業，中國還是毛家的天下，何必由江青前台亮相，跳梁跋扈，結果弄得竹籃打水一場空。算是聊備一說吧。
８月１９日，毛澤東在關於對人民公社進行調研究問題給×××××××××的信中說：“……為了駁斥國內外敵人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或不明真相，抱懷疑態度的人們，對於人民公社的攻擊、誣蔑和懷疑起見，必須向這一切人作戰，……為此需要大量的材料。請××令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將此信討論一次，向各分社立即發出通知，叫他們對人民公社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調查研究，每個省（市、區）選擇五個典型，特別辦得好的公社，……不要誇大，也不要縮小，……跟縣委和公社黨委認真研究，不適當的，修改而又修改，……每省五個社，要派五個有政治、經濟頭腦而又文筆很行、思想很通的同誌去，……寫好，一律交給我，由我編一本書，……此信你們看後，如以為可，交××立即用電報發給各省、地、縣三級新華社、人民日報指定從事此項工作的記者們，使他們知道我的意向，即為此問題要向世界宣戰。……”（見文稿八，第４６３頁）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是但問目的，不擇手段，很不光彩的典範之一。你看，毛澤東為了向他認為不尾隨他歌頌人民公社的“敵人”作戰，居然要調動有政治經濟頭腦“文筆很行，思想很通”的一批同誌（同吹人民公社之誌），去搞馬列主義的調查，調查一批“特別辦得好的公社”，就是隻許說好不許說壞，這個底線都交出來了。本來，各取所需的片麵的調查可以隨你的便，但名之曰“馬列主義的調查”，那是對老祖宗的褻瀆。毛澤東反複交待了他的意圖還不放心，最後還叮囑要使從事這項工作的記者們“知道我的意向”，“即為此問題要向世界宣戰，”既是向敵人宣戰，當然可以兵不厭詐，鬼話連篇，無所謂了，又何必興師動眾去搞調查，你毛澤東再招一些“同誌”拍拍腦門子就可以筆走龍蛇，像廬山上的那些“機關槍”、“迫擊炮”不是有的是嗎？領會了你的意向的人，就會不請自來，送貨上門，要多少有多少的！毛澤東為了捍衛他的尊嚴、權威、權力是會不惜一切代價，不顧一切後果，連自殺性的手法都用上了！他要的“思想很通”的同誌，這個“通”字意蘊無窮！
８月２４日，９月１４日，毛澤東關於分期分批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罪犯的建議中說：“少奇同誌，關於全國４５萬右派分子（是５５萬——引者）分期分批摘帽子的問題，據江西省委×××同誌說，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他說已經向你說過了，你答應回北京統一考慮此問題。我認為積以時日，至少可以爭取７０％的右派分子改變過來。例如說，在今後七年中（或更多時間），每年爭取轉變和摘掉帽子１０％左右，是有可能的，請你提向常委和書記處討論一次，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在國慶十周年時機，根據確有改變的情況，給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４５０００左右的帽子，即１０％，……他們會感到確有前途。對於目前反右傾、鼓幹勁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後，舊病複發，……給他再帶上右派帽子就是了。……”（見文稿八，第４７５頁）毛澤東的這個建議又是玩弄權術。給右派分子摘帽不是他的本心，因為有人認為這是個重大的政策問題，但不說該摘不該摘，而把皮球踢給劉少奇，叫他去處理。據建議人說已向劉少奇談過，劉答應回京後統一考慮，順理成章了，你劉少奇就兜著吧。毛澤東也想到這樣重大問題，劉少奇也可能把皮球踢回來，請示毛澤東，而時間又緊迫——十周年國慶和配合正在開展的反右傾，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樹榜樣，隻要承認“罪行”，老老實實地接受改造，前途是“光明”的。所以毛澤東不得不先表個態，４５萬右派分子中，隻能爭取７０％，需要七年或更多的時間，平均分配７０％，要在七年時間裏，每年１０％，這就是交給劉少奇的底線，把右派分子中的７０％改造過來，要用七年或更多的時間，而且今後隻要需要，隨時可以再給摘了的帽子再戴上。如來佛給孫悟空摘緊箍咒，沒有留後手，它（他，她）很需要向毛澤東請教這種統治藝術。想當初右派分子是以思想罪，劃入階級敵人一類的，但又宣布說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絕大部分受的是行政處分——撤職、降級、開除黨籍、監督勞動、調動工作等等，就是沒有履行一般犯罪分子的法律手續。這樣一來，右派分子表麵上似乎比其他判刑的罪犯，要好過些，然而，事實上右派分子的服刑時間沒有規定，不像其他罪犯有刑期，即使是死刑也明明白白。“右派分子”就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要用精神折磨你到什麽時候都可以。真是“何其毒也”！
８月３０日，毛澤東在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糧食和市場情況簡報的批語說：“……近日我們收到很多省、市、區的報告，都是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捷報飛傳，聲勢大振，如同貴州一樣。……以後還將選發一批。”（見文稿八，第４７９頁）貴州省委領會毛澤東的旨意較快、較好，步步緊跟（至少在文字上、口頭上是這樣），得到毛澤東的喝彩，因為這樣的報告是給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一切不讚同毛澤東的人的一個沉重的打擊，所以“邪氣”下降，“正氣”上升，毛澤東可以不受倒行逆施的責難了，還不高興嗎。
９月１日，毛澤東在關於《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給×××、××的信中說：“……近日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好家夥，簡直要把這個昆侖山脈推下去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他們罵得越凶，我就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勝誰敗？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複那些忘八蛋的”。（見文稿八，第４８９頁）毛澤東的詞匯庫中，凡是罵人的恐嚇人的詞句，都已用完用盡，新的大帽子又沒有造出來，現在居然拋出“忘八蛋”這類髒話，一副潑婦罵街的嘴臉，令人作嘔！其實不用半個世紀，隻過了幾個月就現原形，何必幾十年，公社就瓦解了，“究竟誰勝誰敗？”
９月４日，毛澤東在關於注意發表國外對華評論問題的批語中說：“……日本及西方的一些有利評論，宜大量發表，誣蔑評論，也要發表，加以駁斥。反華越惡毒對我越有利，因為敵人處在被動地位，不得翻身了。……將赫魯曉夫反公社的演說，在人民日報發表，使他越處於被動，……”（見文稿八，第５０４頁）。毛澤東口口聲聲敵人被動了，這世界上隻有他一人主動，強詞奪理，把肉麻當有趣，十足的阿Ｑ式的勝利。
９月６日、１０日，毛澤東在看了新華通訊社編印的《內部參考》第二八六二期上刊登的駁“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謬論一文後，批示要×××同誌找國家統計局的主要人士討論研究，並把結論告毛澤東本人。並說“這是大問題，應當廢寢忘餐，全力以赴”。（見文稿八，第５１２頁）×××秉承毛澤東意旨，與國家統計局及有關的負責人開了一個座談會，“會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統計局提出關於去年大躍進中比例關係是相適應的。而不是比例失調。……四、去年大躍進是按比例地向前發展的，其中個別的局部的失調，隻是大踏步前進中的暫時性的現象，經過調整，都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見文稿八，第５１４頁）國家統計局不承認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說失調的是“謬論”，毛澤東要取旁證，派他的秘書×××，馬列主義的權威去收集資料，結果證實“謬論”就是謬論，當時的國民經濟是按比例發展的，即使有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失調，都已基本上得到了改善。人們越看越糊塗了，既說沒有比例失調，又說局部的、個別的、暫時的失調，那人們隻能問這局部有多大？這個別指的是哪一個或哪幾個？這暫時有多長？
９月９日，廬山會議後不久，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表示擁護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對他的批判，決心繼續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見文稿八，第５２１頁）彭德懷向毛澤東投降了。毛澤東對彭德懷來信的批語中有：“……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誌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建議，全黨同誌都對彭德懷同誌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必須堅信，我們的這種政策是能感動人的。而人，在一定的條件下，是能改變的，除開某些個別的例外情況不計在內。……”（見文稿八，第５２１頁）彭德懷要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了，要繳械投降了，給了毛澤東一個把柄，即彭德懷自己承認錯誤了呀，不是我毛澤東無中生有，強加於他的呀。這就給了毛澤東一個台階可下，毛澤東勝利了。於是毛澤東來了一個１８０°大轉彎，不但自己熱烈歡迎，還建議全黨同誌都歡迎，給了彭德懷天大的麵子。毛澤東表演這種假慈悲，假寬宏大量，很能迷惑一些人的。但沒有被迷惑的人，則不禁要問：“不再有大的動搖”中的“動搖”作何解釋？是不是惟命是從就是不動搖？反之就是反黨、反毛、什麽什麽主義？隻有盲從，迷信才算堅定？其次，毛澤東說“而人在一定的條件下，是能改變的，”毛澤東緊接著又說“除開某些個別的例外情況不計在內”，毛澤東毫不掩飾地玩弄權術，顯示他的不測之威。一麵投放誘餌，一麵埋藏殺機。生殺予奪就操在他一人之手。這種手段是無產階級領袖、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使用的嗎？這與封建君主、資產階級政客有何區別？
９月１１日（距９月９日才三天啊），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說：（彭德懷——引者）“起心不良，走到反麵。”到底誰起心不良？是為民請命者，還是愚弄百姓、草菅人命者？
“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隻是一個同路人”。彭德懷並沒有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中共黨內自封馬克思主義者的也不多。中共黨內這樣的同路人再多幾位，那才好呢，那你毛澤東就不能為所欲為了！“要論這一點材料是充分的。”為什麽不拋出來，給誰留後路？其實沒有材料也可捏造，彭德懷是高饒事件漏網的，裏通外國等等，不就是你毛澤東編造出來的嗎？整彭德懷，自始至終隻字不提黨綱黨章，黨員的權利義務。就是不合格的黨員，在未被清洗之前，也不能剝奪他的權利呀！這個黨已成了毛澤東一人的黨了，共產黨員一起裝聾作啞，促使毛澤東的氣焰更加囂張，肆無忌憚，至死方休！
“彭德懷不如孫中山。”對，看從哪方麵對比了，彭德懷沒有寫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之類的文章，因為他沒有自命不凡，以中國人民的大救星自居，這也證明他沒有想當新式皇帝，用不著搞理論準備。但是，彭德懷指揮過千軍萬馬，“誰敢橫刀躍馬？唯我彭大將軍。”這是誰說的？那是一時之計，味著良心拍馬屁嗎？孫中山偉大，但他打仗不行，可以說在這方麵他比不上彭德懷。各有所長，不能相提並論，想以此來貶低彭德懷是無聊的。
“高彭都是軍黨論”。高崗的軍黨論有證據，彭的證據在哪裏？何況最早炮製軍黨論的就是你毛澤東！“‘彭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得不償失論’，‘人民公社搞糟了，’‘階級關係緊張，’‘反左比反右難’，‘無產階級專政官僚主義多’等等，難道有一點馬克思主義氣味嗎？”彭德懷說的都是實事，句句是投槍，準確無誤地刺中了毛澤東。所以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毛澤東要一手遮天，掩盡天下耳目，拿肉麻的吹捧當真理，卻是馬克思主義。也許是吧，可惜是自封的，最終都被事實粉碎了。
“五次路線錯誤，極其嚴重。”五次路線錯誤極其嚴重，彭德懷應負多大責任？做過結論沒有？要算陳年老帳嗎，那就新仇舊恨都擺出來，最少可以在黨內公開徹底批判嘛，為何要閃爍其詞，布迷魂陣？心虛膽怯，又要造聲勢壓人！
“陰謀分裂活動，違反鐵的紀律，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如此說來，彭德懷等人，已是十惡不赦的階級敵人了，殺頭也不為過了，不該對他施‘仁慈’呀，馬克思主義者能如此對待破壞無產階級專政者嗎？想當初在長征路上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等私下議論博古、李德的是是非非，最後奪走了博古的領導權，那就不是破壞黨的紀律嗎？也許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十分害怕別人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領導幹部之間的私人交往視為邪惡吧！記得斯大林說過，勝利者是不應該受到譴責的。毛澤東勝利了，人們還能說什麽呢。 “形勢極為有利。一個月內，形勢大變。”形勢怎麽變過來的呢？殺了一個大猴，三個較小猴，給一群雞、鴨看，贏得一片喔、喔、喔，阿、阿、阿，這樣的勝利光彩嗎？能鞏固嗎？用專製高壓手段求團結，連蔣介石也會。結果如何？毛澤東最明白，但他要飲鳩止渴，無可奈何。
“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確是真理”。在這裏毛澤東的真理恰恰是謬誤的同義語，他的真理隻能等待殘酷無情的現實生活去粉碎。但是，到那時他還是唯一的、永久的、自始至終都正確的人。
“……一定要同蘇聯同誌搞好，一定可以搞好的。”恰恰相反，與蘇聯的關係越搞越壞，直至兵戎相見。“一定可以搞好”變成一定搞不好。
“切不可以背著祖國，裏通外國。自古以來，裏通外國的人，從來沒有好結果。”這句話一是警告像彭德懷等一樣的人，不得裏通外國，尋找幫助，同時，更重要的是準備誣陷彭德懷等人裏通外國，可以置之死地。“沒有好的結果”也。
“他（指彭德懷——引者）把９５％的同誌的政治覺悟低估了，他把自己的能力、威望、高估了。”彭德懷是否有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想象，或者是雄心、野心，別人無法猜想。假如他真想引出來好多的共鳴者支持他，那他確實是高估了那９５％的一群了。這一群中，好點的善於明哲保身，隻知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好的善於看風使舵，也就是毛澤東極力提倡的“識風向”，搞捧紅踏黑，朝秦暮楚，殺回馬槍。要誇獎他們真不容易。這是中華民族在長久的封建專製壓迫下養成的不健康精神的一部分，是很可悲的一部分，而毛澤東就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部分，以遂其謀。
“彭要準備聽幾年閑話，要誠懇待人，不講假話，要靠攏大多數。如此就可以一定變過來。否則不能。”什麽叫閑話？裏通外國、同路人、投機分子、高崗集團漏網分子……這些話是閑話還是忙話？一切話都叫你說完了，階下囚徒彭德懷不是都已經洗耳恭聽了嗎？廬山會議後，彭德懷的耳裏還能聽到什麽新鮮的話？“誠懇”、“假話”這些詞匯的含義照字典解釋和毛澤東的意思是完全相反的。你不說違心之言，你不甘心當孫子，你不肯裝出一臉死像，大多數誰敢和你靠攏？再說，靠攏你的人多了，那就會成為毛澤東的心病。彭德懷和大多數能不明白嗎？能互相靠攏“搞小集團”，自取滅亡嗎？這就是毛澤東施展的偽善人、偽君子伎倆，又是他欲擒故縱，誘敵上鉤之計。明知是毛澤東施展的陰謀詭計，設好的死路一條，看樣子彭德懷又非走不可，因為毛澤東說了：“如此就可以一定變過來，否則不能。”從“文革”中彭德懷的結局看，後人還有很大的思索空間。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改也，人皆仰之”。請不要誤會，以為這是毛澤東對彭德懷的勉勵和期望。非也，這是他在為自己開脫，拉起儒教當虎皮，防身嚇人。雖然，他對儒教時有貶抑，這次是怎麽搞的，他發現儒教比馬克思主義還有用了嗎？
“我也是一個甚為不足的人。很有些時候，我自己不歡喜我自己。馬克思主義各門學問，沒有學好。外國文沒有學通。經濟工作剛開始學。……對於這些我也要改，要進取。……”這段與上段聯係起來看。毛澤東在這裏表現得很謙虛，說他自己甚為不足，不足在馬克思主義、外國文和經濟工作。他是真謙虛還是假謙虛且不去問。關鍵是要理解他在說他自己不行時，他是要讓別人承認他們更不行了，連毛主席還說他不行呢，何況我等呀。再回頭來看，他說自己這不行，那不行，但他始終在那裏發號施令，好為人師，他的名言“外行就是要領導內行，”能領導內行。如此看來，他說他甚不足是假的，他內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更令人氣憤的是，九月九日，他對“彭德懷來信的批語”與這個講話提綱南轅北轍，又做了１８０°大轉彎，其言而無信，言不由衷，反複無常，已到了極點。
１９６０年１月２３日，毛澤東對七省市和十四個重點企業，一季度工業生產安排情況的批語中說：“看來連續大躍進是可能的”。（見文稿九，第１６頁）這是毛澤東看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編印的《情況簡報》第十七號，那裏說一季度的工業生產安排不低於五九年第四季度，甚至還略高。簡報的著重點是提出存在的問題有四大個，都還沒有解決，很難解決。毛澤東卻把計劃當實際，鐵心要搞大躍進，硬是到了黃河不死心。
３月２日，４日。毛澤東在中央轉發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報告的批語中說：“……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現在發給你們研究，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中央所以這樣下斷語，是因為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至十年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在１９６０年內，全國食堂達到貴州現實的那種水平，也就很好了。……”（見文稿九，第４５頁）毛澤東曾經提倡調查研究，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等等。然而自搞大躍進以來，這個法寶被他拋棄了，隻要符合他心意的，不問事實真像，就加以肯定和鼓吹，“放衛星”那樣的牛皮鬧劇，並沒有喚醒毛澤東，這個貴州省委的食堂報告，毛澤東說他寫得好，所以下死命令，全國仿行，不能例外。本來“寫得好”不一定就做得好。連孔夫子都吃過這種虧，所以他從痛苦的經驗中，提出聽其言，還要觀其行。毛澤東說貴州的報告是科學的總結，還沒有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總結。科學的結論，那必須是經得起反複試驗的。農村公共食堂經過一年多兩年的實驗，證明他並不科學，大部分瓦解了，毛澤東用權力、命令強幾億農民之所難，還把獨夫路線名之曰群眾路線。可氣不可氣？
３月某日，毛澤東在對×××關於一九六○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報告稿的修改中說：“一九五九年黨內一小部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黨的總路線，生產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運動，他們進行宗派組織，實行分裂黨的活動，從黨內向黨的大多數舉行猖狂的進攻。……”（見文稿九，第１１０頁）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攻”的是黨的工作中嚴重地脫離實際，影響極壞的東西，他們對事不對人，要勉強說對人，那也隻是對一意孤行的毛澤東一人而已。毛澤東妖言惑眾，以壯聲威，這是他一貫的伎倆。
３月２５日，中共寧夏區委關於糾正中寧縣委工作中嚴重錯誤……給中共中央並發各地、市、縣委的報告中說：“……中寧縣委……謊報成績，隱埋缺點，甚至對反映真實情況的人進行打擊報複，是一種嚴重違反黨的紀律的行為，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對黨忠誠老實，不隱埋和歪曲事實真相，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勇於向黨的領導機關反映各種真實情況，並向黨內外一切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現象，進行堅決的鬥爭。”（見文稿九，第１１９頁）毛澤東對這個報告的批語是：“××辦。並可登黨刊。”寧夏區委寫這個報告的人，大概是個書呆子，或者根本不知道去年廬山會議發生的怪事。要不就是鬥膽要影射毛澤東嚴重違反了黨紀，不能容忍！毛澤東那時正在號召、指示黨內整風，克服各種壞現象的時候。照理他應當對這個報告有所發揮，擴大它的作用。但事實不然，他勉勉強強批了“可登黨刊”四個字。心虛膽怯，可見一斑！假如毛澤東良知未泯，他閱讀這報告時，應該心驚肉跳，無地自容。
４月２４日，毛澤東在關於查找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發言材料等的批語中說：“……另有錢學森關於農業工廠化一項提案，亦請找來”。（見文稿九，第１５４頁）按錢學森向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提的關於建立農業生產實驗工廠的提案中說：“……現在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研究，主要是在人民公社和國營農場裏進行，這可以說是‘土’的一條路，是一條很好而且主要的路，但不是唯一的路。還有‘洋’的一條路，就是充分利用現代生物學，現代數學、物理、化學，現代動力、機械和自動控製技術，以及現代氣體力學、流體力學的一切成就，即利用一切高、精、尖、新的科學技術成就，進行農業工廠化的實驗，找出大大打破今天農業生產限度的方法。由於國家一時還不能供應大量的機械和動力，這項實驗在近期還不一定能全部推廣，但研究成果的一部分，肯定可以立即推廣的。而且為長遠打算，我們有必要做這項探索性研究，為農業生產工廠化打開道路。”（見文稿九，第１５５頁）三十多年過去了，錢學森代表的這件提案，愈顯示出它的遠見灼識，是真正科學的見解，但是他顯然不合毛澤東的口胃，因為這種科學研究，肯定隻能是少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那裏冷冷清清地搞，沒有大搞群眾運動那樣轟轟烈烈，“立竿見影”那樣痛快，因而錢學森的見解就不能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思想”的，所以這份提案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毛澤東是關心農業生產的，但他隻承認他的思路是完全正確的，別的道路是沒有的。要有就是離經叛道的資本主義或修正主義。從這點來說，毛澤東是庸人搞農業，也是庸人搞經濟。
６月１８日，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說：“……管農業的同誌，和管工業的同誌、管商業的同誌，在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麵思想（形而上學思想）……現在就全黨同誌來說，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並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見文稿九，第２１５頁）大躍進、人民公社這場創巨痛深的大災難，在毛澤東的嘴裏和手下，就如此輕描淡寫地帶過去了。他寫“十年總結”的動機就是逃避責任，他的手法，一是拉別人做墊背，所謂“有些錯誤是同當事人一起犯的，”是當事人，即主管的人誤導了他，他們是主犯，他隻是犯點官僚主義；二是拉出馬列當擋箭牌，引經據典的說教，他認為全黨同誌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許多人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他有責任幫助他們。你看，鬧了半天，毛澤東還是唯一的、絕對正確的，功勞很大的，耍這樣的花招，欺人自欺。
９月１８日，中共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關於沔陽縣貫徹政策試點情況，給省委第一書記×××、省長×××並書記處各同誌的報告中說：“……發現各方麵仍然存在著極其嚴重的問題，其中‘共產風’、亂指揮生產、糧食、自留地等問題最為嚴重。刮‘共產風’的單位，上至省級、下至小隊，刮‘共產風’的範圍，大至土地、糧食、房屋、小至鐮刀、筷子。許多生產隊粗略計算一下，‘共產風’中各項損失，人均達五十元左右，多的達一百多元，相當於社員一年到兩年的分配收入。生產瞎指揮的問題，嚴重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這個公社的幹部采取了靠電話統一指揮生產的辦法。公社統一安排農活，全社一齊行動，群眾稱為‘一刀切’的領導方法。糧食方麵較普遍的問題是購過頭糧。有的公社還幾次縮減社員自留地。上述問題，嚴重地挫傷了社員的積極性，給生產隊造成驚人的損失，全公社糧食連年減產。……”（見文稿九，第３０７頁）公社帶給廣大農民的災難有多大，從這個材料中，人們可以略知一二了。須知這已是一九六○年九月的事了，也就是廬山會議已經開過一年了，“缺點錯誤已經糾正”過了，而事實上問題還如此的嚴重，即使隻是一個指頭、半個指頭，也叫人難以置信。毛澤東看到這材料後批示：“……即令書記處某一位懂事、能文的同誌日內即為中央起草一個有力的指示（要有幾百字，幾句話太少，不足以引起省、地、縣、社的注意）……”。按理這類指示毛澤東下筆成文，無需別人捉刀，現在他居然叫人代筆，而且指明某一位懂事、能文的人擔此重任，居心何在？能文當然重要，不能文怎麽寫。懂事，懂啥事呢？是實事求是呢？還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敷衍了事呢？按毛澤東的“指頭論”，就可想而知了。但文字出在別人之手，他可以超脫事外，沒有他的事。
１０月１７日，毛澤東對王海容《我的經驗》一文的修改和批語中說：“……在北京化學工廠從許多老工人的談話中使我體會到了我們今天的生活和工作與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對比起來，實在太幸福了。”（見文稿九，第３１４頁）著重點及其所標出的文字是毛澤東加的，不是王海容的原文——引者）毛澤東認為解放後，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實在太幸福了，一個“太”字用力不小，不怕物極必返嗎？毛澤東如果認為王的體驗不夠深，或文字表達不到位，理應叫作者自己修改，不該由別人越俎代庖，因為這是作者的親身經驗，不是你毛澤東的經驗呀。
１０月２１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見文稿九，第３２６頁）這又是一件大躍進、人民公社給中國人民製造災難的實例。毛澤東已經見怪不怪了。
１０月２７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的秘書×××寫信給毛澤東說，“推廣小球藻的生產在當前糧食因災不足的情況下，有其重大意義：⒈至少可以保證不餓死人，減少甚至消滅浮腫病。⒉減少亂采代食品而引起中毒的事件。⒊保證勞動生產率和工農體力不至因糧食不足而降低。……”（見文稿九，第３２７頁）毛澤東對這個建議的批語是：“印發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研究、推廣。”這個建議本身是否有價值是否切實可行，這是另一個問題，重要的是，通過這個建議，人們可以理解，當時廬山會議說的缺點錯誤已經糾正，形勢一片大好，乃是十足的謊言和無稽狡辯，實際情況是中國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的經濟危機，毛澤東為了掩蓋事實真相，槍打出頭鳥，雖然避免了政治危機，但對經濟危機無濟於事，餓死人，浮腫病、代食品中毒、勞動力減少，工農業生產下降，幹部違法亂紀（逼上梁山）……這是大好形勢嗎？是彭德懷危言聳聽嗎？真是天災造成的嗎？……如此等等，毛澤東還能一手掩蓋天下人耳目嗎？
１１月１５日，毛澤東在中央機關，抽調萬名幹部，下放基層情況報告上的批語說：“……要有一段時間大講三分之一地區的不好形勢，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農村工作極為艱苦，……全國大好形勢，占三分之二地區，又有大不好形勢，占三分之一地區。五個月內，一定要把全部形勢都轉變過來。……”（見文稿九，第３５０頁）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承認全國有１／３地區形勢不大好，算是少了一點牛氣。但這１／３是真的嗎？不多不少嗎？２／３大好的，究竟好到什麽程度？特別是他把形勢不好的原因，歸之於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這就邪了，自從毛澤東從事農民運動以來，農村政權的領導權始終是貧下中農占優勢的，這也是毛澤東一貫反複強調了的。怎麽一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封建勢力又死灰複燃了？注意不要把貧下中農當封建勢力對待，那是階級路線的根本問題，立場問題呦！其實，毛澤東的話並沒有說錯，“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說到點子上了，隻要仔細看看、用心想想，那麽，毛澤東的這幅自畫象，真要叫人拍案叫絕，歎為觀止。
１１月５日，中共甘肅省委給中央、西北局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二次報告中說：“……從會議頭幾天揭發的材料來看，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在我省是相當普遍嚴重的，省、地、縣、社各級和工農商學兵各部門，都向公社和生產隊伸手拿東西，都有‘平調’，全省五百六十個公社，‘共產風’刮得嚴重的占百分之二十九，沒有刮的隻占百分之一。共產風刮得厲害的地方，挫傷了基層幹部和廣大群眾的生產積極性，耕畜、勞力大量減少，耕作粗糙，播種麵積縮小，產量下降，嚴重地破壞了農業生產。與一九五八年冬季的‘共產風’相比較，去年以來的‘共產風’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大量平調社、隊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也平調了社員的一部分生活資料，特別是大辦食堂平調了一批房屋、灶具、用具等，數量很多。去年算賬以後之所以又刮起‘共產風’根本原因是幹部思想認識有問題，特別是省委在執行中央方針政策上有缺點和錯誤。在討論中，大家檢查了以下四種思想：（一）急於過渡，（二）不能正確理解政策與任務的關係。（三）認為‘左’比右好，寧‘左’勿右。（四）生搬硬套，盲目推廣，盲目執行。……”（見文稿九，第３５８頁）甘肅省委這個報告，是反映了經過糾正“共產風”以後的又一次‘共產風’，可見上次的所謂糾正是有名無實的，走過場的，是上下互相蒙騙的，糾正所遇到的困難在於既得利益者，——無償剝奪農民利益者，不肯輕易放棄他們已經“共”來的利益。一個省五百六十個公社，不刮‘共產風’的隻有１％，這些數字多麽驚人，用毛澤東的“指頭論”，將如何解釋？甘肅省委很虛心，做了自我批評，說是他們在執行中央的政策方針上有錯誤，意思是說中央是正確的，毛澤東是正確的，毛澤東當然是“受之無愧”了。然而，甘肅省委也不是心甘情願代人受過的，所以，他們在檢查他們的思想認識時提出了四點很值得玩味的思想：一是急於過渡。誰不知道最急於過渡的作俑者就是毛澤東，人贓俱在，不直接“攻擊”你是給你留後路。二是不能正確理解政策與任務的關係。請問甘肅省委，你們現在寫報告時是否已經正確理解了呢？上麵時而強調任務，如多少多少鋼，百分之多少多少公社化，多少人吃食堂，過四化生活……，時而強調政策，如入社要自願，要關心群眾生活，要講群眾路線……，你緊追快趕還跟不上，跟不上就是什麽右傾機會主義，這個派、那個派，這個分子，那個分子，還殺了猴子給你看，你省有回天之力嗎？除非揭竿而起造反，敢嗎？三是‘左’比右好。對呀，毛澤東肯定了‘左’的人是要革命的，而右呢，不是反革命也離得不遠了，“大概隻有幾公尺”嘛。你們檢討了，當心往後還得舊病發作，故態複萌。四是盲目推廣，盲目執行。不對，你們一點也不盲目，上麵發指示要推廣執行，首先就得服從，其次，上麵不會錯，因為有毛澤東這位神仙在掌舵，哪能出錯呢？要說盲目，那就讓毛澤東下不了台嘍！所以甘肅省委把錯誤都兜下來，保護了領袖的光輝形象不受玷汙了，用心不可謂不苦，但毛澤東能感謝你們嗎？毛澤東對甘肅省委這個報告的批語是：“可看，應看”。何等的從容？可看這意思是有點內容；應看者，記住這筆帳。毛澤東對此可以做出正反不同的錦繡文章，但肯定不能用這材料“向全世界宣戰”了。
早在這年的８月２６日，中共浙江省委關於重點商品糧地區存在的問題，給中央並上海局的報告說：“……我們具體討論了重點商品糧地區的問題。……近幾年這些地區不斷發生問題，今年春季發生餓、病、逃荒現象也主要集中在這些地方。在一些問題特別嚴重的地區，幾年來生產發展很慢，有的甚至停頓起來，致使群眾情緒低落，生產力受到一定破壞。除了領導和工作上的原因外，主要是由於負擔過重，收入少，商品糧重點縣中，有十個縣一九五九年糧食征購任務平均每畝負擔在三百斤以上。商品糧重點產區，農業稅又比其他地方重，越是人均產量高的地方，農業稅就越高。此外，糧價低也影響這些地區農民的收入。……”（見文稿九，第３６３頁）浙江省委這個報告，透露了一點“江南魚米之鄉”廣大農民的生活狀況，他們沒有把造成這些災難的原因推給老天爺，也沒有推給地、富、反、壞……階級敵人的破壞，而直接點出農民的負擔過重，是中央的負擔政策造成的。看樣子浙江省委，現在已經覺得不說真話不行了。而毛澤東在看到這個報告後，沒有表態，他把報告批給周總理，請他看一下，然後退給當時的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還說：“子恢同誌最近考察了山西、河北、安徽、江蘇等四省，有些好意見，你有暇時，可找他一談。”大家不會忘記，在毛澤東大搞公社化運動中，首先受到打擊的就是鄧子恢，說他是“小腳女人”……是絆腳石，砍了多少合作社，是搞社會主義的罪人。曆史無情，時隔不過三年，究竟誰是誰非，已經真相大白，但毛澤東就沒有一點風格和勇氣，向鄧子恢承認錯誤，直到現在，他已知道鄧子恢又有些好的意見之後，仍不肯屈尊，找他談談，而把這事推給周恩來。他心目中是個人尊嚴重要，還是農民的生活重要，昭然若揭了。
１１月２８日，毛澤東對中央轉發甘肅省委關於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的第四次報告的批語中有：“……甘肅省委在作自我批評了，看起來批評得還算切實、認真。看起來甘肅同誌開始已經有了真正改正錯誤的決心了。毛澤東同誌（這裏毛澤東是代表中央說話——引者）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誌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例如，……在北戴河決議中寫上了公社所有製轉變過程的時間，設想得過快了。在那個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寫的，那一段在原則上，是正確的，規定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原則和條件，是馬列主義的。但是在那一段的開頭幾句規定過程的時間是太快了。……無論何時，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一平二調。……”（見文稿九，第３６５頁）毛澤東在這裏又耍花招，他自己的話要貼上“中央”標簽，他是中共中央主席，他可以代表中央，但要看何時何地何事，不是可以隨便的。比如這次，他是借題發揮，借甘肅省委做自我批評的機會也來個自我批評。但是批評是有條件的，就是要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人共命運、同呼吸，這就是說你們的帳，與我毛澤東無關或關係極少，但我可以保護你們不受傷害。至於我的錯誤呢？隻是提出過渡的時間太快了點，其他方麵我的話是馬列主義的。這樣避重就輕，小否定，大肯定的手法能算自覺的自我批評嗎？還有，他說“無論何時，生產隊的產業永遠歸隊所有或使用，永遠不許人平調。”這純屬信口開河。即使你毛澤東能信守承諾，你能保證後來人就不會改弦易轍嗎？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評，耍了這麽多花招，實際是毛澤東說給毛澤東聽，毛澤東寫信給毛澤東看，誰信以為真誰上當。
１１月２０日，中共浙江省委關於貫徹執行中央緊急指示信的報告中有：“……從領導上來檢查，……在任務要求上過多、過死、過急，不實事求是，使得有些幹部不敢講真話，以至滋長起虛報浮誇和強迫命令的作風（毛澤東也說過類似的話——引者）。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上到下，大家一起檢查，一起改正。”（見文稿九，第３７０頁）這是一段帶鉤帶刺，十分辛辣的文字。禍在百姓，根在上層，要解決這些問題，先從上層做起，毛澤東看了，肯定不是滋味，所以不像對甘肅省委的報告那樣，大發議論，但也沒有忘了耍花招，他說：“……這個報告反映了浙江的實際情況。”不牽連別人，沒有舉一反三，好象別的地方根本沒有此種現象，隻是浙江的工作沒有搞好。“偷雞不著失碗米”，浙江同誌被動了。毛澤東在反擊，用智鬥，用軟刀子，暫時手下留情。
１１月２５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編印的一期內部刊物上，刊載了《河南一些黨外人士對中央緊急指示信的反映》一文中說：“……過去大家是敢怒不敢言，也有人認為底下幹部鬧得太不像話啦，不整也不行啦。”（見文稿九，第３７５頁）我懷疑這些話是寫這個報告的人，借黨外人士的嘴說的，那時節，從中央到地方，哪裏有什麽黨外人士，不要命的要批評共產黨。
１２月１４、２１日，毛澤東對《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和中央轉發這一決議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當前國際形勢的基本特點，是毛澤東同誌早就指出的東風繼續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實現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隻要帝國主義製度還存在，爆發世界戰爭的危險也仍然存在。”“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在中國革命具體實踐中，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鬥中，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見文稿九，第３８４頁）毛澤東的論斷在他有生之日，人們半信半疑，後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各國內部問題如麻，毛澤東的窮過渡策略方針的失敗等等的出現，所謂誰壓倒誰，誰爛下去等等都已成了笑話，證明毛澤東的論斷在當時、在現在都是自我吹噓的泡沫。毛澤東關於和平和戰爭的分析也等於沒有說，先說爭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又說帝國主義製度存在就有爆發世界戰爭的危險。那麽到底是“可能”還是“危險”呢？走著瞧，這就是“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編印的《情況簡報》上刊載了《鮮明的對照》一文說：“……豐潤縣王官營公社……連續躍進，年年增產，主要是他們貫徹了以農業為基礎，以糧為綱的方針”，“玉田縣沙流河公社自然條件比王官營公社好得多，糧食產量原來也高，但從一九五八年起，糧食產量逐年下降，致使人口大量外流，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現象大量增加，……直至最近，……黨中央十二條緊急指示至今未和群眾見麵。玉田縣亮甲店公社，……去年遭受嚴重水災，估產過高，購了過頭糧，幹部作風惡劣，亂搞反瞞產，使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今年三月，他們在一部分隊進行三反，……在克服嚴重困難的情況，獲得了豐收，人均產量近八百斤。目前群眾情緒已安定下來，外流人口也紛紛回來了。……”
□ 寄自中國
刊登在 2008 華夏快遞 kd08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