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回顧 History 華夏專欄
曆史回顧
毛澤東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絕招”——說謊大師打造說謊王國（續三）
·ｆｏｒｔｈｅｌｙｓ·
三、人民公社——“一大二空”（三之三）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２４日，毛澤東在對×××《不怕鬼的故事》序的修改和批語中說：“毛澤東同誌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提出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在精神上武裝了全國人民，加強了全國人民的勝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戰爭中起了極其偉大的作用。在今後反對帝國主義和爭取世界和平的鬥爭中，在最後戰勝國內反動階級殘餘力量、爭取建成社會主義偉大國家的偉大鬥爭中，毛澤東同誌的在戰略上藐視敵人的思想，繼續鼓舞著我們，使我們同樣會取得偉大的勝利。”（見文稿九，第４２６頁）毛澤東抓住一切機會自我表功，越是處境不妙，他就越自我抬高身價，在短短幾句話中就用了四個“偉大”。
３月２３日，毛澤東在對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的指示信的修改中說：“中央認為，最近幾年的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農業、工業等方麵的具體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這些缺點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放鬆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進行得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滿足於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匯報，下去的時候也是走馬看花，不求甚解，並且在一段時間內，根據一些不符實際的或者片麵性的材料，做出一些判斷和決定。在這段時間內，誇誇其談，以感想代政策的惡劣作風，又有了抬頭。這是一個主要的教訓，全黨各級領導同誌決不可忽略和忘記這個付出了代價的教訓。”（見文稿九，第４５９頁）毛澤東是三句話不離開調查的人，在大躍進那樣的年月，他也深入到第一線視察、聽匯報，但是他根據他調查得來的第一手材料，製定的方針政策卻釀出全國性的大災難，直到現在他還是沒有自覺，為什麽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行之有效的調查研究法寶，到現在不靈了呢？在我看來，那是因為毛澤東的地位變了，他已經是戰勝了黨內外、國內外敵人的大英雄、大救星，證明他是完全正確的領導人，他的智慧誰也趕不上，他的判斷十分準確，……在一片歌頌讚美聲中陶醉了。聽怪了好聽的，對不好聽的就不想聽，也難以聽見了。阿諛奉承者是同誌，忠言逆耳者“起心不良”，最典型的就是整彭德懷案。其實這以前以後，在他登上權力最高峰之後，他早已不把誰放在眼裏。他這種惡劣的精神狀態、意識作風，能調查出什麽，可想而知。他的周圍有認真調查的人，不是像他說的都是走馬觀花的，最典型的是鄧子恢，他最了解農村合作化的情況，主張穩步發展，注重質量。卻被毛澤東打擊得還不夠嗎？最可氣的是，他在這裏還在吹他的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偉大的勝利。而在工農業上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沒有認真調查研究，還在拉別人做墊背，嫁禍於人。成績歸自己，錯誤缺點推到別人身上，這也是一種領袖風格嗎。
４月１４日，某某某為報送關於解決公社食堂問題的調查報告等材料給毛澤東的信中說：“……在韶山公社幹部和社員討論農業六十條的時候，我們遇到的最突出問題就是公共食堂問題。從群眾反映看來，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關係中一個疙瘩。這主要是因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員收入減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直接聯係在一起，又在群眾日常生活中引起了許多不便。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食堂勢在必散，而且散了並不是什麽損失，反而對整個工作有利。我們和韶山公社黨委書記×××一起，研究了韶山大隊旺衝生產隊的一個堅決要散的食堂。經過五個晚上的討論，這個食堂在分散時遇到的種種問題，如房屋、菜地、柴山、養豬、困難戶等都一一得到了圓滿解決。這個經驗證明，群眾要求散的食堂不但應該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見文稿九，第４６８頁）唉，食堂呀，食堂，這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因素”呀！西漢時代張魯就創立了呀！曾幾何時，毛澤東大事鼓噪的農村公共食堂竟成了一個贅疣，連他的老家的鄉親們都不給當今“聖上”一點麵子，夠泄氣的了。無獨有偶，“農業六十條與幹部、群眾、見麵後，楊家生產隊召開了社員會，經過討論，從第二天起就正式分夥做飯。據幹部和部分社員向我們反映，散食堂以後出現了如下情況：第一，節省了很多福利工。第二，提高了勞動積極性。第三，增加了肥料。第四，節省了燒柴。第五，社員用糧更靈活，更加精打細算，能節約用糧。第六，為吃糧、吃菜而互相懷疑，‘扯皮’的人和事少了。由此看來，真正是群眾要求散的食堂不如早散為好。……”（見文稿九，第４６９頁）這個材料說明，農民群眾對食堂的厭惡到了極點，所以一聽到政策鬆動了，就聞風而動，毫不猶豫，幹部社員反映解散食堂的六條效果，恰恰是與當初吹噓食堂的那些優越性針鋒相對。“無可奈何花落去”！此時的毛澤東該作何想？他把這些材料批給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請閱”……“印發你們的三級幹部會議各同誌，予以討論。”毛澤東是否還要掙紮一下，挽狂瀾於將倒呢？
４月１４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給毛澤東、劉少奇的信中說：“……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存在著兩種錯誤，第一是恩賜觀點。不少地方不是真正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由群眾當家作主來解決問題，而是由少數人站在上麵‘發政施仁’。第二是主觀主義。我們有若幹政策性的具體措施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例如過分強調辦公共食堂、供給部分過大、征購任務過重等。所有這些錯誤，應當由省委、首先應當由我負主要責任。”（見文稿九，第４８３頁）毛澤東對這封信的批語是：“……此信請印發中央常委、書記處各書記。五月工作會議時，是否印發到會各同誌，那時再定。這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誠的信，是一封很好的信。”類似這樣整風整社的工作報告，各省、市、區都是必不可少的。因為大家所麵臨的問題是一樣的，所反映的問題隻是大同小異，而毛澤東特別看中了湖南省委的這個報告，是因為第一書記把缺點錯誤的責任包攬了，既不向上拉，也不往下推。這樣毛澤東在他家鄉父老麵前好交代了。不僅如此，在黨內、國內他也好交代了。所以說：“這是一封中肯而又真誠的信”。妙在“中肯真誠”四個字！別的省市委的同類報告，就沒有這樣的中肯而且真誠，他們的第一書記就不肯拍拍胸脯站出來承當責任，真是“軟骨頭”，令人失望。其實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信中，也帶有畫外音，最明顯的是他所檢查的主觀主義的部分，在毛澤東沒有看到下文之前，恐怕冒了冷汗吧？什麽食堂呀，供給製呀，……誰不知道這都是毛澤東的“傑作”，所幸已有人願意代他受過，能不高興嗎？然而毛澤東並不滿足，他順著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杆子往前爬，印發這封信，其用意在樹立標兵，要在中央常委中，書記處各書記中，引起共鳴，回聲，而且考慮要在五月召開工作會議上印發到會的人（實際印發了），以擴大它的影響，引起連鎖反應。
５月７日，周恩來向毛澤東電話匯報中說：，“……我到邯鄲已有五天了，五天中找了一些公社，大隊，小隊幹部和社員談話，開了座談會，有四個問題需要匯報。（一）食堂問題。絕大多數甚至於全體社員（包括婦女和單身漢）都願意回家做飯。……（二）社員不讚成供給製，隻讚成把五保戶包下來和照顧困難戶的辦法。（三）社員群眾迫切要求恢複高級社的評工記分辦法，並有所發展。……（四）邯鄲專區旱災嚴重，看來麥子產量很低，……目前最主要的問題是恢複人力和畜力問題。”（見文稿九，第４８６頁）。大躍進、人民公社帶來的災難嚴重到什麽程度？還是“一個指頭，甚至一個都不到嗎？”毛澤東不肯說，不願意說，不敢說，所以他對周恩來的匯報的批示是：“……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參考。”參考就是可參可不參也，毛澤東在此不表態，他還有錦囊妙計，耐心等待吧。
５月８日，某某某給毛澤東的信中說：“……一、食堂問題。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１１２個減為６個，其中五個不久以後都將不辦，另一個不分自留地，不搞家庭副業，恐怕也難持久。對於在短短二三天時間內，基本上解決全公社的食堂問題，群眾反映的熱烈程度難以想像，有的甚至說這是‘第二次解放’。湖南省委對解決食堂問題決心很大，預計最近即可在全省範圍內解決。二、農村商業問題。……三、農村手工業問題。四、城市居民食堂問題。我們在湘潭市調查發現，這類食堂實際上是強迫參加的，問題嚴重程度不下於農村。……”（見文稿九，第４９０頁）解散食堂，群眾反映的強烈難以想象，甚至稱之為“第二次解放”，毛澤東聽見了沒有？“第二次解放”是從誰的壓迫下解放的？農民是在公社的管理下，不應該是在公社的管製下，否則還有什麽個人嚴尊？與奴隸有什麽區別？城市居民的遭遇也好不到哪裏，毛澤東對這類報告的態度，依然故我，如法炮製——“供參考”。
５月１３日，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群眾……聽到食堂可以不辦，認為是‘鬆了綁’，……一些人主張分田到戶。有人說：‘共產黨是走群眾路線的，現在兩條群眾路線，已經走了一條，食堂可以不辦了，還有一條，就是分田到戶，遲早也要走群眾路線的。’……”（見文稿九，第４９５頁）“鬆綁”與“第二次解放”是一個意思，就是掙脫了一件奴隸的枷鎖。至於分田到戶，走回頭路，隻有農民才能體會到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從私有到公有，是馬列主義的教義，是列寧帶頭實行的，被認為是小農經濟向高級發展的唯一道路，也是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而農民卻持相反的觀點，並且實現了，馬、列、毛如果複活，他們該說什麽？
５月１３日，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關於恢複供銷合作社試點工作情況給毛澤東的信中說：“……第一，國（營）合（作社）商業合並前，供銷合作社，指導集體經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經濟活動辦法，如合同、獎勵、留量、反還、民主評級、協商議價等減少了，更多地搬用了國營商業的計劃調撥、統購、派購的工作方法，這就使某些幹部更容易滋長強迫命令和不等價交換的惡劣作風和行為，在農產品采購中，估買、估賣、壓級、壓價、掠奪農民。”第二、第三從略（見文稿九，第４９７頁）這短短的一段文字，把新中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的商業經濟的弊端概括地描述了一下，人們不難理解國營商業是實行經濟專製、壟斷的極其嚴厲的工具，翻身解放了的農民，從地主、資本家階級的壓迫剝削下解脫之後，又落入了國營經濟的牢籠之中。奴隸逃出了地獄，升上天堂固然光榮了，但他們依然是天堂中的奴隸。這就是新舊社會的天淵之別！毛澤東看了這報告，並不發表感想，大概是司空見慣了，不會大驚小怪。他如法炮製——“發給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區黨委，供參考”；還囑咐“用保密電話。”到底這報告中有什麽機密可保？大概是它揭示了國營商業經營管理上無法醫治的沉屙吧。
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關於湖南省委三級幹部會議情況給毛澤東的信中說：“……通過這次會議，大家感到思想解放了，苦悶消除了，心情舒暢了。地委書記們認為，過去上邊規定的框框太多、太死，束縛了人們的頭腦，同時也要求今後劃幾條大杠杠，使大家有所遵循，不致左右為難。……從這次會議看來，湖南的主要問題是：第一，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以後，反右傾是非界線不清，一部分好同誌被打擊，黨內鬥爭中出現的偏向沒有及時糾正，使得強迫命令的作風發展起來，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第二，對一九五九年糧食估產過高，征購外調過多，導致農民口糧下降，挫傷了生產積極性。這也是一九六○年減產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一九六○年生產上的瞎指揮，是農業減產的另一個主要原因。第四，一九五九年大辦水利時缺乏必要的控製，有些大中型水利工程事先沒有經過勘查設計，結果勞民傷財，沒有用處。……食堂絕大部分已經散夥了”！（見文稿九，第５００頁）湖南的這四個主要問題，實事求是地說是領導人的罪狀，罪魁禍首是毛澤東，在他活著的時候，無人敢於追究，如今，他已死了幾十年，難道還不能向百姓說幾句真話嗎？要說也不難，隻要把毛澤東的有關言行與這四個問題對號入座，就足夠了，本書就有點這個意思。
１０月２日，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向毛澤東報告，題為《二十五天三千六百裏路的農村察看》中說：“……觀感如下：（一）形勢確實比去年好。所到之處，群眾都說形勢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調了，不瞎指揮了，幹部不打人了，多勞多得，生產生活有了奔頭。（二）水災和水利問題。……為什麽水災嚴重？……一是雨下的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設有問題，今後不同的地區必須有不同的水利建設方針。（三）另一種災荒和教訓。……壞的地方主要是‘五風’傷了元氣……（四）略。（五）調動生產隊小集體積極性的關鍵。大隊統一分配，在當前是保護隊與隊之間平均主義的一個堡壘。經過邯鄲時，聽說主席早就說過這問題，並且說用分配大包幹代替“三包一獎”，……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確的。（六）、（七）、（八）從略。（九）市場、中小城鎮生產和職工生活。……農民對小件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鄉供求關係更加緊張，職工生活下降很大，對此要發動大家，自己動手加以解決。……（十）要教育幹部把團結看作生命。……”（見文稿九，第５７６頁）毛澤東對這個報告的批語是：“此件寫得很好，印發各同誌，值得一看。”其實類似這樣的報告，毛澤東早已看膩了，一般隻批“供參考”。而對眼前這件卻引起他的興趣，說寫得很好，值得一看，何也？大概不會因為新的奴隸主不揚鞭了（“四不”了，暫時的），也不會因為說水利建設有問題（什麽問題並沒有說），也不會因為職工生活下降很大，也不會因為有些幹部含冤受屈這些家常便飯的事。經仔細推敲，有了。這報告提到用大包幹代替“三包一獎”，是主席早就說過這問題，證明主席十分英明偉大；其次，報告中第（七）條，提出了已經出現的“具有危險性的做法”——恢複單幹，分田到戶。再次，報告提出群眾生活上的困難，要發動大家，自己動手加以解決，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好，很好，始作俑者，不負任何責任，而且還更風光了。遭殃的始終是老百姓。
１０月７日，毛澤東同日中友協代表團等日本朋友的談話中說：“……中國有句古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見文稿九第５８４頁）敢問毛澤東與“四人幫”的關係也能適用這句中國古話嗎？毛澤東又說，魯迅在中國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裏寫的一首詩，原文是：“萬家墨麵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見文稿九，第５８５頁）毛澤東還把這首詩書贈日本朋友。敢問毛澤東，他所統治的中國是在黎明之前還是黎明之後？
１０月１６日，毛澤東在《關於黨的生活的幾個問題》（學習材料）上的批語說：“此件已閱，除……已圈掉不用者外，其他都可用。”（見文稿九，第５９２頁）毛澤東圈掉不用的是“……對於下級所提出的不同意見，要能夠耐心聽完，並且加以考慮，不要一聽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見就生氣，認為不尊重自己。這是以平等態度待人的條件之一。”這原本是毛澤東在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在《工作方法十六條（草案）》中說過的話，現在為何要圈掉不用呢？過時了嗎？非也。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用事實否定了他自己的話，打擊了有不同意見的人，人們記憶猶新，現在搬出他的話，客觀上是起了以毛之矛攻毛之盾的作用，他能容忍嗎？當然要刪掉了。
１２月，毛澤東對一篇關於人道主義文章的摘報的批語是：“為哪一些階級的個人幸福和集體幸福？範圍是全世界呢？還隻是本民族？是最大多數的工人、貧苦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呢？還是以全民為幌子，進行欺騙，實則隻是為資產階級和工人貴族呢？”（見文稿九，第６２３頁）毛澤東口口聲聲為了階級的利益，不妨考察一下，這些階級（工人、貧下中農）在毛澤東時代得到了多少利益？他們又付出了多少犧牲？救世主使被救者擺脫了苦難，頂多是從一個奴隸主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又立即淪為另一個奴隸主的奴隸而已！“大集體、小自由，”個人的自由空間有多大？苦難並沒有結束，甚至變本加厲了。毛澤東時代坑害了多少勞苦大眾，曆史上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誰能比得上？毛澤東說，提出全民利益隻是欺騙，實際是為了資產階級和工人貴族。這就怪了，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資產階級的資產，早已歸無產階級所有，資產階級分子逃的逃了殺的殺了，活著的都參加勞動、生產，自食其力，他們的利益與工農無所差別（在中國有所謂拿“定息”的少數群體），有誰主張要給這些資產階級分子有特殊的利益呢？有的，那就是毛澤東，他不接受資產階級分子放棄“定息”的要求。一定要他們留下一條小辮子，樹立對立麵，隨時給以敲打，以此教育勞動人民，不要忘本，跟著階級敵人跑。不錯，無產階級的崇高理想是解放全人類，放眼全世界，但是“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國家為？”本國家本民族的事都沒有辦好，侈談什麽全世界和全人類。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０日、２４日、２月２３日，毛澤東對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第七段）加寫了：“大家記得，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五九年二月的兩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同誌曾經尖銳地指出人民公社工作中‘一平二調’、平均主義等錯誤。”（見文稿十，第８頁）毛澤東好不氣壯如牛，然而你怎麽就不說１９５９年（鄭州會議半年之後）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同誌鎮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偉大壯舉”，是對鄭州會議的徹底否定，是一平二調、平均主義等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因素的催化和促進？何以如此“健忘”？
１月１２日，毛澤東令康生轉告郭沫若，他的詩句“千刀當剮唐僧肉”不要，“對中間派采取了統一戰線政策，這就好了。……”（見文稿十，第１１頁）毛澤東的政治掛帥掛到無孔不入了，連拉屎撒尿都要掛上政治。隻可惜，唐僧這個人物的中間派形象並不明顯。要在去西天取經的四人小組中找左中右，那麽極右的是豬八戒，他是取消主義、逃跑主義、好吃懶做、酒色財氣無所不沾的人物。而孫悟空呢，自恃才高，對妖魔鬼怪十分藐視，不惜斬盡殺絕，對取經能夠成功毫不懷疑，是當之無愧的左派。再看看唐僧在去西天路上的艱難險阻麵前，也不曾有動搖、退卻的念頭，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他與孫悟空是完全一致的，他的最大缺點是心慈手軟，有時分不清好壞人、好壞意見，錯聽豬八戒的話，冤枉了孫悟空，這不影響他的“左派”立場。要說四人小組中，沙僧倒有點中間氣味，他有時支持孫悟空，有時也聽豬八戒的指使。總之，把唐僧劃入中間派是不倫不類的政治玩笑。
１月３０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會議）上的講話，可謂妙語連珠，卻使人哭笑不得！且看下麵分解：
毛澤東說：“……我們有些同誌，對於馬克思、列寧所說的民主集中製，還不理解。……他們怕群眾，怕群眾講話，怕群眾批評。”毛澤東不怕批評，所以先有五七年的“引蛇出洞”，五九年的反“右傾”、反“反冒進”，五九年的揪出彭德懷等“反黨”集團。這都是接二連三，打擊批評者的反民主路線，把黨內本來就很稀薄的民主氣氛掃蕩無遺，這都是毛澤東的“功勞”，如今他竟敢站在七千位黨的高、中、低三級幹部麵前，恬不知恥地大講特講民主，歡迎批評缺點錯誤，真所謂當了婊子，還要豎牌坊了。他講話的不惡心，而聽他講話的人卻要嘔吐！
毛澤東說：“……我們的態度是：堅持真理，隨時修正錯誤。我們工作中的是和非的問題，正確與錯誤的問題，這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隻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毛澤東話說得很好聽，但要聽其言而觀其行，想當年他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時，就已經這麽說了。但是他言猶在耳，就在他請人幫助黨整風的勁頭上，當頭一棒，抓了五十五萬“敵人”——知識分子，樹立起他的對立麵，讓那些敢於批評缺點錯誤、敢於說三道四者當“反麵教員”。於是乎萬馬齊喑了，他耳邊就隻能聽到萬歲，萬萬歲的歡呼了。扼殺不同聲音的收效顯著，於是他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群眾運動，都輕而易舉，一呼百應，毛澤東指到哪裏群眾就打到哪裏了。隻是到了主觀主義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之際，毛澤東就趕緊先發製人，撿起民主（當然是無產階級的民主）這旗子使勁揮舞起來，顯示他是黨內首屈一指的民主大師。而拒絕批評，不讓人講話，不懂馬列主義的民主集中製的是別人，壞事就是這些人幹的，我毛澤東十分幹淨！退一萬步說，假如竟有膽大包天的人站出來，和我對著幹，拿出真憑實據，揭我的瘡疤，那也不要緊，這是人民內部矛盾，你們不應該用咒罵、拳頭或刀槍對待我，你們總不能把我打成地、富、反、壞、右了！高哉！“步步為營嗟何及”！
毛澤東說：“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機關去做工作，……都是有益處的，……”毛澤東說漏了嘴，他想到的隻有被罵以後會倒台，這是他最怕的了。他為什麽沒有想到，個人實行了錯誤的領導，被罵以後，錯誤得到糾正，對黨的事業有利呢？一腦子個人主義，私心雜念，不得不然。他說的個人受益的是指被錯誤處理了的人，意在挽回人心，穩定群眾情緒。至於他現身說法也沒有說到點子上，當年你被錯誤路線處理過，被非馬列主義者坑害過，如今你是標榜馬列主義正確路線的時代，不應再蹈覆轍才對呀？為什麽現實不是如此呢？
毛澤東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別。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的處理，就能甄別平反，……而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隻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起來糾正錯誤……。”右派分子的改正過程恰好證明了毛澤東時期的路線是錯誤的。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對人的錯誤處理也“在所難免”，這就說明新社會新不到哪裏去。難免的原因是統治者（美其名曰統治階級）好發專製淫威，草菅人命，沒有人權、法製觀念，目中無人。
毛澤東說：“現在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製是上了我們黨章的，上了我們憲法的，他們就是不實行。同誌們，我們是幹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錯誤，……就應當征求人民群眾和同誌們的意見，並且自己做檢討。……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做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做自我批評。”你看，毛澤東多麽振振有詞地說教，在批評別人。公然還提出什麽黨綱黨章和憲法，啊！不民主是違反了黨的憲法（黨綱）和國家憲法的呀，小子們，你們膽子太大了，你們有罪，該罰。人們自然會問（不敢明言，隻有心問）廬山會議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手法是符合黨綱、憲法的嗎？是誰的態度非常惡劣？毛澤東心中有數。他之所以膽敢如此表演，“賊喊捉賊”，是他深知全黨已無一人敢和他叫陣；其次他可以說彭德懷等人，不是人民內部矛盾，是敵人，隻能適用專政手段。證據呢？隻有他一人所壟斷、掌握。就這樣毛澤東在黨內已處於隨心所欲，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暢所欲言的極端特權的地位，這是全黨毫不吝惜的縱容和恭維了他的結果。就像泥塑木雕的神靈，群眾親手塑造了他們，回頭又要向他們燒香磕頭，何苦哇？毛澤東表揚了那些早作自我批評的省委，批評了那些遲遲不做自我批評的省委，早做自我批評的是早替毛澤東開脫責任，當然要表揚。遲遲不肯自我批評的，無疑是肚子裏有氣，有點要求實事求是的意思，至少要看看你毛澤東如何做自我批評，看你如何定調子，再緊跟也不遲。這就使毛澤東著急、不放心了——是否有人會跳出來揭他的瘡疤，那才不妙呢。所以他才一邊批評，一邊作誘招工作，隻要你們現在就做自我批評，就應當歡迎。威脅利誘，軟硬兼施，是他的一貫手法。
毛澤東說：“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誰造成的？是真的不可避免的嗎？“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難”。啊，原來是為了克服困難，所以才想起群眾！“但如果不向群眾和幹部說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說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講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是嗎？群眾最害怕的是“引蛇出洞”和“槍打出頭鳥”。前車之鑒，教訓太深刻了。
毛澤東說：“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麵。’黨內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麵，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麵，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毛澤東在１９５７年拋出“引蛇出洞”的政治妙計，取得了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勝利”，在他躊躇滿誌之餘，拋出他的“六又”方針，說得十分悅耳動聽，他更是自我欣賞不已。其實仔細捉摸那個“六又”，也是圈套，你看，講民主時離不開集中，而且集中在先，是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得越軌；講自由時，先說紀律，又叫大紀律下的小自由。給你多少是多少，不許多要；你想個人心情舒暢嗎？先把統一意誌背誦幾遍，統一意誌不論正確與否都得服從，不然就壞了，就是反叛。從這裏就可以看出，毛澤東到底想給中國人民多大點民主、自由。他能否造成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局麵？沒有，適得其反，早在一九五七年講這話，到一九六一年沒有兌現，此後到一九六六年開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風暴中，中國人民的體會如何？一句話，毛澤東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政治大扒手！你想想，這個“六又”方針，先不說他的欺騙性，就算有人想真心執行它，也是很難操作的，它的隨意性、靈活性十分強烈。要是真正開明的領袖，他首先得立法，用法律製度來規範這“六又”，也許能收到一些效果。然而想要毛澤東這麽幹嗎，那是與虎謀皮，你想限製他的自由嗎？犯罪了！有人說毛澤東的民主集中製是，“無自由的民主，可隨意的集中”，十分中肯。
毛澤東說：“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不對，廬山會議上，不就是全體一致通過打擊彭德懷了嗎？那時候不是沒有民主也集中了嗎？統一了嗎？這不是證明了不民主也能高度的、正確的集中了嗎？還有什麽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辦”之類的種種絕招，不也是“正確的集中”了嗎？在下看來，講民主的人，不論是領袖還是群眾，都必須具備起碼的道德品質——公正，在理想目標一致的群體中，要設身處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集中的人，要自覺地克製“有權就有一切”那種腐朽的思想意識，不要以稱王稱霸濫用權力為榮，相反，要以為恥，要以為戒。總之，民主也好，集中也好，如果沒有製度的規範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保證。
毛澤東說：“……黨委的領導是集體領導，不是第一書記個人獨斷。……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隻要大家不讚成，我就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製的‘班長’……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誌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我為什麽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的挖苦一點，對一些同誌戳的痛一點……”毛澤東以奉行民主集中製的楷模自居，大肆吹捧自己。在革命尚未勝利，困難很多的年代，他也許是這樣，也不得不是這樣。但是，自從革命勝利，爬上了權力頂峰的毛澤東，就與原來判若兩人。隻要看看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這些大事，是經過中央委員會充分討論通過的嗎？他已經變成一言堂的堂主，家長製的家長。他用霸王別姬嘲笑別人，其實，項羽覺得愧對江東父老，寧死也不回江東，生為豪傑，死做鬼雄。在這方麵，毛澤東能比得上嗎？霸王和虞姬，一對正直剛烈的夫婦，不該被毛澤東塑造成反麵教員。
毛澤東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錯誤。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第一個應當負責的應當是我。……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毛澤東又在耍花招，他一方麵說他有責任，又說因為他是第一書記，暗示他是替人受過，這也叫負責任嗎？就這樣他還怕摘不清，他立即補充說，他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別人也有責任。還有，大家不會忘記，所謂“直接的”歸他負責的那部分，隻是避重就輕的一些雞毛蒜皮，還說是早已糾正了的。更重要的是毛澤東自己說過，為了黨的利益，他的缺點錯誤可以不提嘛。（見《毛澤東傳》第６７２頁，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第一版）毛澤東也說了一句真話，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毛澤東本人也不例外，最後不是身敗名裂了嗎？
毛澤東說：“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現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就會變成修正主義國家，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毛澤東統治時代是否充分發揚了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沒有！但是卻有了高度的無產階級集中製（毛澤東集中製），所以很快就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正像封建專製王朝，根本不理會什麽民主，但一樣的可以高度集中，皇帝老子一人說了算，那應叫做封建專製的集中製吧？至於說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就會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我看，不是那麽一回事，蘇聯不是早就建成社會主義經濟（這個事實是誰也否認不了的），而且宣稱即將進入共產主義了嗎？怎麽到現在照毛澤東所說它已演變成修正主義國家了呢？假如毛澤東說的是真話，那麽，修正主義國家是直接從社會主義經濟演變而來的，實際上已經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真糟糕，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會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而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的也變成了修正主義國家。怎麽辦？這才是擺在馬克思主義者麵前的首要問題，不知道毛澤東是疏忽大意，還是有意回避，他沒有發表高見。至於說那裏（蘇聯）是否已經實行了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比斯大林式的專政還厲害呢？還沒有聽說。應該承認資產階級專政遠比封建專製的專政進步得多，否則資本主義製度就不可能出現，也不可能延續幾百年而尚未滅亡。至於斯大林和毛澤東所標榜的無產階級民主似乎尚未成型，必須繼續探索和完善。
毛澤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也還會產生新的其它剝削階級分子，這些分子都是從當年幫助毛澤東推翻舊地主、舊資產階級的那一班人中分化出來的。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四人幫”得勢時期，不就是比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專政還要殘暴嗎？“四人幫”又是誰一手培養扶植起來的？毛澤東口口聲聲要防止、鎮壓反動階級殘餘的複辟，實際是為新資產階級和新的封建階級的發生發展開辟道路，這也許不是他的本心。
毛澤東說：“……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請說得明白一點，是毛澤東幹了許多蠢事，也連累了別人。
毛澤東說：“……一切黨的領導人員都要發揚黨內民主，讓人講話，界限是什麽呢？一個是遵守黨的紀律，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另一個是，不準組織秘密集團。”不準組織秘密集團，請問長征途中，毛澤東與王稼祥、張聞天秘密串通，推翻了博古和李德對紅軍的錯誤領導，那算什麽性質？毛澤東一定會回答那是馬克思主義的秘密行動呀，理直氣壯，義正詞嚴，不合法但合理。那麽，假如黨內再發生錯誤的領導，又根本不講民主，而真理隻在少數人手中，正確的意見得不到承認時，又該怎麽辦？難道就讓錯誤的領導一直領導下去嗎？還是掌握真理的人也明哲保身，同流合汙，保持黨的“團結”？還是甘冒“分裂黨”、“敵對階級的代理人”、“陰謀家”、“野心家”……彌天大罪而發動成敗未卜的革命？不能再往下想了！
毛澤東說：“……有一些壞人，鑽到我們隊伍裏麵的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這些人騎在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窮凶極惡，嚴重地違法亂紀，這是些小蔣介石。……”一點不錯，黨內曆來有一些人是“小蔣介石”，而“小蔣介石”人數最多時是政治運動中，尤其是“文革”期間。人們已數不清有多多少少四人、五人、十人、八人幫……都是手操生殺予奪大權的“小蔣介石”，那一大幫人都是毛澤東極力保護的有功之臣。毛澤東死後，這幫人（除了少數特別“拔尖”的）幾乎都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仍然消遙自在，為什麽？因為他們都生活在毛澤東的餘蔭之下，要懲罰他們就等於給毛澤東抹黑，不行啊。
毛澤東說：“……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不敢講話，怎麽能抓著人家的小辮子呢？還是要讓人講話才能暴露敵人，從而消滅敵人嘛。但是捕人、殺人多了，就多結下殺父、殺母、殺子、殺夫……之仇，仇人太多有時也麻煩，所以能不抓、不殺就不抓、不殺，可以用更高明的手法，戴上“分子”帽子，交群眾監督管製。把“緊箍咒”交給百姓，有百般反動武藝的“分子”也跳不出群眾的掌心。所以戴帽子的發明者毛澤東，應該申請專利，其政治經濟效益一定小不了。
毛澤東又說：“不要給人亂戴帽子，我們這些同誌慣於拿帽子壓人，一張口就是帽子滿天飛，嚇的人不敢講話。當然，帽子總是有的，劉少奇同誌的報告裏麵不是就有許多帽子嗎？‘分散主義’不是帽子嗎？但是，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在頭上，弄的張三分散主義，李四分散主義，什麽人都是分散主義。……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裏不怕，敢於講意見。”毛澤東喋喋不休，說得很痛快，但誰不知道共產黨內帽子公司的總經理就是毛澤東，如果有人有興趣，可以從井岡山數起，直到他壽終正寢，看他先後炮製了多少帽子。特別惡劣的是在這七千人大會上，他玩弄手段出賣劉少奇，說他的報告理有許多帽子。而這報告事先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同意了的！毛澤東的居心何在？這個會上劉少奇質疑了“指頭論”，揭了毛澤東的瘡疤——三年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到底是因為天災還是人禍？刺痛了，這就激起了毛澤東要置劉少奇於死地的決心！
毛澤東說：“……對於那些不讓人講話的人，要采取善意幫助的態度……”毛澤東多寬容，其實這不是他要寬容別人，而是要別人寬容他，誰不知道，是他不讓彭德懷說話，製造了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這樣震驚中外的大冤案，他也知道盡管黨內無人敢於公開抵製他，但腹非的人是不會少的，因為這種行為實在太明目張膽，實在太惡劣了。又加上國家經濟嚴重困難，內外交困，十分狼狽，所以他要教育全黨對“不讓人講話的人”，要采取善意幫助的態度，首先就是要對他毛澤東抱有善意，他已經做了“自我批評”（見鬼的自我批評）了，大家要表示歡迎嘛，……“還可以讓他在那裏繼續工作”，就是讓他繼續擁有最高權力，作威作福。後來的事實正是如此。
毛澤東說：“……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帳，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誰叫我是第一書記呢”）。”為什麽不具體說，你該負那些責；第二筆帳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帳，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帳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帳，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帳。”妙哉，發動群眾運動的時候強調的是“書記掛帥”，承認錯誤的時候搬出黨委（共同負責也），書記溜了。大家都有缺點錯誤，平均分配，五級同擔，彼此彼此，誰也別叫真，誰也別追究，放大家一馬，皆大歡喜。來日方長，且聽下次分解吧。
毛澤東說：“……總之，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講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毛澤東心中念念不忘的就隻有垮台不垮台！一事當前就優先考慮對他的權力、地位會發生什麽不利的影響，這是大公無私的馬列主義者，無產階級的領袖所應有的政治品格嗎？
１９６２年，２月至４月，毛澤東對《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整理稿的批語中說：“五、照此付印，共印九份，分交劉、周、鄧、彭、伯達各一份，請他們看一遍（劉、周、鄧請他們看第二遍），提出修改意見。另交田家英、林克、江青、毛澤東各一份存閱，印後版拆掉，原稿毀掉”。（見文稿十，第５５頁）毛澤東在七千人（幹部）麵前堂而煌之的講話紀錄稿，幾經修改，變成正式文件，到了最後他還放心不下，怕別人抓住他的狐狸尾巴，所以囑咐印好後，把版拆掉，原稿也要毀掉，這是“焚屍滅跡”，絕不是為了保密，是心中有鬼，怕人家抓住狐狸巴，害怕留下話把。
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編印的《群眾反映》第十三期上，登載了上海市工人×××給毛澤東的信（６２年２月１２日）中說：“最近物價不斷提高，真使人坐臥不寧。我們工人響應黨的號召，節衣縮食，十多年來積蓄的一些錢，眼看一天天地貶值，心裏比刀割還難過，現在很多人看到這種情況，不想再儲蓄了。……”（見文稿十，第６１頁）大躍進、人民公社給工人農民一樣製造了災難，農民餓死，工人“坐臥不寧”，“心裏比刀割還難過”。新中國建立後的頭五六年，那種風光已掃蕩無餘。怎麽搞的，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毛澤東政權也不過如此嗎？許多人開始開始思考了。
此前，１月２９日，林彪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稿（送審的）中，關於黨的工作，他說：“我們黨所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麵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這兩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麵發生的一些困難是暫時的，而且情況已經在好轉，今後必然會繼續好轉下去。造成困難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特大的自然災害，我們工作上的一些錯誤，使我們的工業農業生產減少了，但我們取得了經驗，全黨來了個大學習，使我們黨員、幹部的質量和能力大大提高了。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依靠和相信黨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誌不能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是他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反之，他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事情就要出毛病。……”（見文稿十，第６４頁）妙哉，奇文！每一句話甚至每一個字，都貼在毛澤東的心坎上，能讓毛澤東從政治上、精神上起死回生。須知，這些話出自中共中央副主席、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口中，而且是率先開口的，其他有同樣身份、地位的人，誰能比得上？林彪講話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一、把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歸之於天——特大的自然災害，而對工作上的錯誤隻輕描淡寫了一句，而且還說情況已經在好轉，不必大驚小怪；二、困難給我們取得經驗，黨員、幹部的能力質量都大大提高了，失之甚少，得之甚多了；三、強調團結，要更相信依靠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不能胡思亂想；四、事實證明，困難是由於不聽毛澤東的指示、警告、思想所造成的。任何時候都證明毛澤東是天下第一偉人，空前絕後了；五、林彪現身說法，以他的親身經曆證明一切勝利、成功都離不開毛澤東思想。林彪是真心實意崇拜、信奉毛澤東的嗎？假如沒有發生以後的“９·１３事件”，大概誰都會持肯定態度。“９·１３事件”以後，再來審視林彪這個講話，就可以斷定它是一把雙刃劍，他的要害之處，在於工作上的順利或困難都決定於毛澤東思想是否得到很好地貫徹。好了，自從新中國建立後，中國所出現的困難，沒過於三年“自然災害”和十年“文化大革命”了，這兩次特大困難，都是毛澤東本人自己背離了他自己的信條、理論、思想、主義所造成的。假如“９·１３事件”林彪成功，那個“５７１工程”宣言（紀要）就足以證明，林彪這次講話是埋下伏筆的。那麽，毛澤東對林彪這個講話稿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見文稿十，第６２頁）毛澤東說的是真心話嗎？如果不發生“９·１３事件”，我們也會相信是真的，因為林彪講話替毛澤東解了危，拍馬拍到點子上，指定他做接班人也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９·１３事件”發生了，人們才恍然大悟，這隻不過是毛林之間的政治遊戲，你投機取巧，我順水推舟，得利用處且利用。利用不上了再作道理。
林彪還說：“廬山會議以後，軍委一致的精神就是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方針，處處按毛主席的意圖、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指示來辦事，向毛主席請示，向毛主席報告，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一我們的思想。”（見文稿十，第６５頁）你看，照林彪的說法，軍委一班人，從廬山會議以後都已經“克隆”成毛澤東的肢體器官了，完全喪失了各自的獨立人格，這還叫什麽“委”。
３月２５日，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一九六一年財政信貸執行情況和一九六二年如何實現中央“當年平衡，略有回籠”方針的報告的指示稿中說：“……中央認為當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比一九六二年二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時的估計，還要更大一些，這是當時所沒有完全估計到的。……報告對四年來的財政收支做了初步檢查，揭開了四年財政收入有虛報、年年有赤字的實際情況……”（見文稿十，第７７頁）毛澤東對這個指示稿的批示是：“此件及附件、附表，均已看過，認為很好，即可發出。”此件“很好”好在哪兒？我想不外兩點，一是把困難說得越大越好，才好動員群眾把褲腰帶勒了再勒；二是指示提出解決困難的辦法——增加生產，厲行節約是唯一有效的辦法。從原來不承認有困難，躍進到說困難越大越好。也不臉紅。
８月２０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送毛澤東閱示的對鄧子恢所作關於當前農業生產和人民公社問題報告的反映中說：“５月３１日和６月１日兩個上午，鄧子恢在總後禮堂做了關於當前農業生產和人民公社問題的報告。聽報告的共有少校以上幹部三千餘人。……有些人有意見，提出了疑問：一、覺得報告‘有氣’、‘有情緒’。有的幹部對他所說的‘過去像我這樣的人也不敢講話’，很不滿意，認為這樣講影響不好。二、對報告中說單幹也有一定的優越性，不少同誌認為不妥當。三、認為報告對農村形勢的分析有問題，使人感到農村問題成堆。四、報告中有些講法和中央口徑不大一樣。如說農民的自留地、小開荒、借地將要增加到不超過耕地總麵積的百分之二十，和‘六十’條的規定不一致。與此同時，也有些同誌認為這個報告在有些方麵講得深透，‘很解決問題’，有的還‘很欣賞這個報告’。這主要是：一、對批評幹部的特殊風和瞎指揮風很感興趣。二、認為對公社的經營管理問題講得細、講得新。三、對他的‘敢講話’表示讚揚，認為‘很有風格’、‘思想解放、很大膽。’此外，還有人說鄧子恢的作風好，他經常下去調查，掌握了很多材料，比一般幹部了解的情況具體。”（見文稿十，第１６０頁）總政報給毛澤東這個材料使人們能了解當時軍隊的中、下層幹部對農村問題的看法，具體表現在對鄧子恢所作報告的反映上。對鄧子恢講話持否定觀點的人，他們認為鄧的講話，不符合中央的精神，說白了就是和毛澤東的說法不一樣，是錯誤的，但是他們舉不出說農村形勢大好的事實來反駁鄧子恢，他們隻是為毛澤東忍辱負重，獻上一片忠心。而那些對鄧子恢的報告持肯定態度的人，就大不一樣，他們對鄧的講話及其本人的魅力很讚賞。當然，在當時敢於這樣表態的人，隻會是少數。可惜總政材料中，沒有人數對比。毛澤東對這個報告的批語說：“看來單幹論在我們的軍事幹部中，還有一點市場，但是不占多數，占絕對多數的同誌是擁護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的。”毛澤東把“單幹”等同於“資本主義”，也算馬列主義？請問，中國農民單幹了幾千年，也沒有把中國發展成資本主義社會，而在你毛澤東專製統治下，卻可以演變成資本主義，可能嗎？說穿了，就是要用特大的政治帽子，什麽什麽主義壓製不同的觀點、主張。此時此刻，“小腳女人”正可以出口悶氣了，而某些人卻甘心受毛澤東的欺騙，照樣人雲亦雲，昧著良心說鬼話，這樣的人又恰是毛澤東所欣賞的，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左派。
９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編印的《宣教動態》增刊第六十三期上，刊載了反映國家機關黨委曾確定幾個人為右派甄別試點對象的材料。毛澤東看後，批示：“劉、周、鄧三同誌閱。請鄧查一下，此事是誰布置的？是組織部，中直黨委，還是國家機關黨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內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別，而上級硬要‘試點’，以便取得經驗，加以推廣。事件出在六、七月。其性質可謂猖狂之至。閱後付還，查後告我。”（見文稿十，第２００頁）毛澤東對右派分子，甚至是整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始終懷有刻骨仇恨，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常常使他不順心，他們有“反骨”，在他看來他的事業要毀就毀在這些知識分子身上。別看他在利用知識分子時，也說上一句半句的好話，那不過是實用主義的敷衍之詞，也有幾位“代表人物”得到重用，那是鼓勵更多的知識分子，丟掉自己的品格，加入吹鼓手、抬轎子的行列。真有賣身求榮的一些人成了毛澤東的幫凶。所以從本質上說，打擊知識分子是毛澤東的既定方針。“平白無故”何來要為右派分子進行甄別，難怪他大惑不解，怒氣衝天了。他追查始作俑者還不簡單嗎？但追查結果卻沒有下文，這才有點怪！至於他提到的“六、七月”是什麽敏感的日子？原來正是大躍進、人民公社所製造的災難達到了極點，而國際修正主義和帝國主義乘機大肆反華的時期，毛澤東狗急跳牆，更加瘋狂地叫囂階級鬥爭，資產階級有複辟的危險的日子！再說，毛澤東認為右派分子沒有自己要求甄別，所以有關部門不應該主動做這個工作。這有背於“有反比肅，有錯必糾”的精神。還有，要求甄別就是不認罪、伏罪、要翻案，就要罪上加罪，誰還敢要求甄別？且看曆史上那些被整死了的人能是他們自己要求才得以申雪的鳴？——大部分是改朝換代之際，新人物利用冤鬼爭取人心而搞的赦免、昭雪罷了。魯迅先生說過：“無論是誰，隻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誣。”（見《華蓋集。忽然想到十》）右派分子們沒有要求平反（辯誣），不一定都是受了魯迅的影響——沒有實力就討不回公道。大多數人是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存在種種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就是沒有想到隻要毛澤東活著，“右派分子”就是你頭上的“緊箍咒”，右派分子永遠也修不成正果。
１９６３年２月，毛澤東在對《再論陶裏亞蒂同誌同我們的分歧》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我們共產黨人之間的分歧，采取擺實事說道理的態度，而斷斷不能采取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態度。……如果隻許奴隸主們揮舞指揮棒，口中念念有詞，說是‘團結’，‘團結’，那其實說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隸們是不能接受這種分裂主義的。我們要的是團結，堅決不允許一小撮人鬧分裂”。（見文稿十，第２４９頁）兄弟黨之間、兄弟國家領導人之間不應該是奴、主關係，黨內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國家領導人與老百姓之間也不應該是奴、主關係，這是天經地義，然而毛澤東後期在黨內、國內的霸道行徑，比奴隸主有過之無不及。
１１月，毛澤東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戰鬥任務》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中說：“……總之，在世界上，不論什麽國家，不論什麽地方，哪裏有壓迫，那裏就必定有反抗；……哪裏利用開除黨籍等等分裂主義的方法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那裏勢必產生新的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產生強大的革命政黨。出乎現代修正主義和現代教條主義者的意料之外的變化正在發生。他們會被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對立麵所埋葬。這是一條必然的規律”。（見文稿十，第４０６頁）有壓迫就有反抗，毛澤東就是把本來不是對立的人硬逼到對立麵，壓迫他們，激起他們的反抗，最終他自己就被對立麵否定了，但還很不徹底。
１２月１３日，毛澤東給×××信中說：“如有其他師友，因生活困難，日子難過的事，請告我，應即援助，都由你經手。這是一種社會主義援助性質。……”（見文稿十，第４４０頁）毛澤東十分慷慨，師友中生活困難的都援助，美其名曰：社會主義援助性質，冠冕堂皇地把把私情變成公誼，錢從哪裏出？雖心照不宣，卻已經一目了然。援助者與受援助者都可以心安理得了。
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毛澤東對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中說：“……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麵，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見文稿十一，第２３頁）“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這句話後來就演變成“讀書無用論”，“書念得越多越反動！”書是要讀的，要“急用先學，立竿見影”。首選自然是馬列主義；馬列主義又要首選毛澤東著作；毛澤東著作又要首選“老三篇”，再加“紅寶書”。再多不好，再少不足，以能夠知道緊跟毛澤東就恰到好處了。讀多了，腦子難免要複雜，會思考，會比較，變成修正主義者，對統治者就構成了威脅，不妙。當然變成書呆子的人，也是有的，那就是不能消化的教條主義。能消化而有自己主見的便是“修正主義”了。既不教條，也不修正，隻有緊跟毛澤東一條路子可走。其實那又何必讀書呢？隻要保證毛雲亦雲，毛步亦步，毛趨亦趨就是了。毛澤東孜孜以求的就是培養大批的這樣的“好學生”。
６月１６日，毛澤東在“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中說：“……要能夠團結大多數的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要記仇，……人是可以改變的。……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不要開會時讚成，會後又翻案，又說不讚成。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裏。不要總是認為自己才行，別人什麽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按照自己的規律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大人物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還是在前進。”（見文稿十一，第８７頁）毛澤東這番擲地有聲的講話，如果不與他的實際行為作對照，那真是金石良言，違背這些教義的應當受罰，可惜毛澤東本人自己先違背了，所以出自他口中的絕妙好詞也就變成嘲笑、愚弄群眾的玩藝，除了拿來裝點門麵，騙騙無知者外，再也沒有意義了。
７月５日，毛澤東在“教育製度要改革”中說：“階級鬥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鬥爭都不知道，怎麽能算大學畢業？……中國曆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見文稿十一，第９６頁）不參加階級鬥爭就不能了解農民和工人了嗎？階級鬥爭是工人農民的主業嗎？農民和工人除了搞階級鬥爭，就無所事事了嗎？就沒有值得了解的東西了嗎？假如工人農民都去搞階級鬥爭，都成了職業革命家，那還能叫工人農民嗎？狀元都沒有真才實學，有考證的數字根據嗎？真才實學的標準在哪裏？是否都要像你毛澤東能開天辟地才算有真才實學？其實在毛澤東的統治下，中國人天天搞階級鬥爭，整個中國就是一所階級鬥爭大學校，幾億人民都知道階級鬥爭，都“能算大學畢業”，至少都可以授予階級鬥爭專業的學士學位。現在中國六十歲以上的人不妨回憶我們親身經曆的政治運動，那時群眾搞階級鬥爭的水平之高，使毛澤東都為之感到驕傲！所以，為了學習階級鬥爭而去工廠農村實在是多此一舉。
８月１８日，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報告他對組織工作隊到地、縣委開展縣以下各行各業的“五反”及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的具體意見。毛澤東批示：“……覺得很好，完全讚成。……”（見文稿十一，第１３２頁）後來毛澤東完全推翻了自己的批示，倒打一耙……
８月１９日，劉少奇為報送代中共中央擬的轉發“桃園經驗”（指四清工作經驗——引者）的批語稿，給毛澤東並中央的信中說：“王光美同誌的這個報告，陳伯達同誌極力主張發給各地黨委和所有工作隊的同誌們。”“現代中央擬了一個批語，請中央審閱，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發出。這個報告確實很長，但不難讀，各地同誌和工作隊同誌願意要這種詳細材料，不願壓縮過多。”（見文稿十一，第１４５頁）。毛澤東收到劉少奇代擬的轉發稿，批示：“此件先印發此次到會（指在北京召開的大區書記會議——引者）各同誌討論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誌意見（指劉代擬的轉發稿——引者）的。”（見文稿十一，第１４４頁）。“同意”的墨跡未幹，經驗卻變成了罪證，紛紛揚揚，掀起狂風惡浪，正式拉開了十年“文革”的序幕，這是毛澤東玩弄陰謀、權術的又一次大暴露。居心險惡，手段惡劣，在曆代封建專製王朝中也屬少見了。
９月２９日，３０日，毛澤東在對彭真在國慶十五周年典禮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中，加上：“我們堅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我國各族人民，不但可以戰勝一切自然災害，而且可以戰勝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的複活和一切國內外敵人的進攻。”（見文稿十一，第１７５頁）毛澤東在重要的文告中，自己加上“在毛主席領導下，在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如何如何，已不止一次，顯然，他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已感到不足以突顯他個人的作用，所以就當仁不讓，挺身而出了！
９月間，毛澤東對圖加林諾夫著作的批注中說：“矛盾重重。四十七年（指蘇聯已經建立的時間——引者）中逐步發展起來工人貴族和農民貴族，即城鄉兩種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占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他們以工人、農民的代表者出來說話，欺騙工、農。（是工農聯盟吧？——引者）而廣大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即貧民、農民，則不相信他們，向他們進行尖銳的各種形式的鬥爭。城鄉兩部分資產階級，雖然都是資產階級，是聯合起來掌權的，但是亦有控製和反控製的鬥爭。城市資產階級也是一分為二，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近日事件就是鬥爭的表現。我國亦大量地存在這樣情況，也是矛盾重重。不過，我們正在開始認識，並著手解決。”（見文稿十一，第１８０頁）毛澤東為了發動階級鬥爭的需要（“著手解決”），不得不說驚世駭俗的話，在他指控蘇共的同時，還說在中國十五年的發展過程中，也已經發展起來大量的工人貴族和農民貴族，他們以工人、農民的代表自居，在那裏發號施令，耍陰謀、玩權術，欺壓工人和農民。而這些工人貴族和農民貴族之間既是聯合執政者，但又一分為二，進行你死我活的鬥爭（表現在黨內鬥爭上，就是各種各樣的“反黨集團”“×××集團……”）。毛澤東沒有指出，蘇共之所以變質，是因為它的曆屆領導人搞了教條主義或修正主義。也沒有指出，中共出現的類似情況的責任在誰，毛澤東決不會引火燒身吧。盡管如此，這些供詞出自毛澤東的口中、筆下，彌足珍貴。如果是別人那麽說，就是對新中國、共產黨、毛澤東的“最惡毒的誣蔑和攻擊”，罪該萬死了。當年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內容與毛澤東的供詞比較起來，連邊都沒有沾上，叫毛澤東暗地裏笑殺了。你們這些右派分子的進攻，絲毫沒有攻到點子上，實在不夠勁，虧你們還是大大小小知識分子呢。必須指出，毛澤東在作這些階級分析的時候，他是很超脫的，他既不是工人貴族，也不是農民貴族，他就像“遺世獨立”的神仙了，但依然代表著工人和農民。
１１月６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給劉少奇的信中說：“……四、鑒於農村已出現兩極分化現象，除徹底搞好社教運動從根本上防止這種新的兩極分化，還必須從經濟上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幫助生活確實困難的貧下中農，使他們的生活有所改善，並能同大家一道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於同年１２月１日，給毛澤東和中央的報告中說：“我到花縣一個生產隊蹲點近兩個半月，了解到這幾年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我所在的生產隊已經產生新的兩極分化，出現了七戶幹部為代表的新的富裕農民階層，他們同一戶上中農、一戶富農、四戶地主聯合起來對貧下中農進行嚴重的剝削。這種新的兩極分化，新的富裕階層，新的剝削，決非花縣所獨有，而在廣東，以至中南各省都是普遍和大量存在的。不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遏止和杜絕農村的‘和平演變’，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不能取得徹底勝利的。”（見文稿十一，第２６１頁）是的，農民革命成功十五、六年，又是公社化了以後，而翻身了的農民又被壓倒了，是被新的剝削階級壓倒的，這些新的剝削階級是幹部，他們曾經是最革命的貧下中農，是毛澤東一手扶植起來的。是不是“人奶喂大了豺狼”呢？假如打倒了這一批新剝削分子，又能保證不再出現新的一批嗎？集體化、公社化的本意就是要農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兩極分化，而結果適得其反，是何道理？×××書記說，不徹底解決兩極分化和防止杜絕農村和平演變問題，社教運動不可能取得徹底勝利。看來×××書記是憂心忡忡的，可能也有新的思路，但沒有說。毛澤東看了這報告之後，隻是再三強調幹部要下去蹲點，他沒有再深的思考這個問題。至於×××書記說，要從經濟上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不說開展“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幫助生活確有困難的農民，改善生活，並同大家一起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幫助貧困農民改善生活，這是共產黨一貫注意的問題，年年都有訪貧問苦，送溫暖，四時八節形成慣例，中央政府還設了專門的扶貧機構，但好像效果並不明顯，“按下葫蘆起來瓢”，“東邊日出西邊雨”，舊貧扶起來又出現新貧，今年脫貧明年再貧。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專靠扶貧過日子，坐等上麵送救濟糧、救濟款來。毛澤東“殺富濟貧”的路子已經走到盡頭。農村的舊財主打完了，新財主又不便輕易給他們戴上帽子，發動群眾自己解放自己，再來一次打土豪運動也不容易了。總起來說，毛澤東有生之日已經把農村的發展方向引上絕路。他的殺手鐧隻有“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社教運動就是階級鬥爭，結果又演變成“文化大革命”，全中國混亂了整整十年，解決了什麽問題？答曰：隻有加深了對毛澤東的認識。
１２月１２日，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澤東對×××關於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中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見文稿十一，第２６６頁）你看，這裏出現了一個新的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這是為了便於開展階級鬥爭，還回避了說“統治階級”的負作用。
毛澤東還說：“……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人們不會忘記，有的右派分子就是因為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而倒黴的，如今毛澤東也右起來了，笑話一則。至於說“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大典型，可以從“大躍進”運動中俯拾即是。不過那是毛澤東以其昭昭，使人昏昏。結果都一樣。
１２月，×××送毛澤東閱的農業機械部部長×××蹲點情況的報告中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幹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後，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見文稿十一，第２６８頁）利用自己當權地位而為所欲為，反對群眾監督的首推毛澤東，別人想和他比那是小巫見大巫而已。
１３日，毛澤東在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批語和修改中說：“……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就說過，中國將出現一個大躍進。……”（見文稿十一，第２７１頁）毛澤東在這裏玩金蟬脫殼之計，又狐假虎威，拉出孫中山。說他的大躍進就是要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完全是扯謊，難道“小土群”也是先進技術嗎？更多的“兩條腿走路”中的一條，也都是先進的嗎？……盡量采用先進技術是現在他才認識到的，退一步說，即使他早就認識到，但他的做法上卻錯了，濫用“人海戰術”的結果是經濟上得不償失，甚至根本沒有得，政治上是給社會主義抹黑，看不到他的優越性在哪裏。讓毛澤東誇誇其談去吧，明眼的人自有他們的看法。
１９６５年１月３日，毛澤東對賀龍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發言稿的批語和修改中，加上“我國人民和軍隊，在黨和毛主席教導下，培養起來的革命精神，……”（見文稿十一，第２９９頁）毛澤東處處不忘突出他個人的功跡，這又是一例。同日，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四川省農業科學院水稻研究所所長×××在北京開會期間，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將深藏心裏已五年的隱憂疑問，大膽向您反映。一件事是：１９５８年夏湖北省放出了水稻畝產數千斤的高產，我省組織參觀團前往取經，我在參觀中發現這些高產是浮誇、虛報，仿學必然造成生產上的巨大損失。於是向參觀團的領導提出，但卻當即遭到批判。參觀後給省委寫報告也不準講調查了解的實情，隻能按公社書記介紹的寫。回省後，我又用私人信函向有關領導反映參觀見到的真實情況。瀘州專區的一位副專員曾對我說：‘你何不寫信到毛主席那裏去’。結果一九五九年即有人來追查這位副專員同我的談話。我對此一直想不通，難道不準一個革命幹部向主席反映情況嗎？難道向主席反映情況的內容還有什麽限製嗎？另一件事是：一九五九年三月我下放瀘縣石洞公社，四月初看到一封主席寫給生產隊長的信。當時我迫不及待把這封信向社員宣讀了，社員們無不歡天喜地。接著，我又回本單位向職工讀了。沒想到，不幾天，聽說主席這封信不往生產隊發了，許多生產隊根本不知道主席寫過這封信。我單位支部書記還批評我，說我向社員和職工宣讀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寫這封信的意圖。把主席的信收起來不宣傳的事，在四川不是個別單位，幹部對此很不滿，但又不敢說。這裏麵究竟是什麽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見文稿十一，第３１１頁）哈哈，這位寫信的書呆子大概沒有經曆過反右派鬥爭的洗禮，也好像對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漠不關心，居然敢於質問毛澤東“難道向主席反映情況的內容還有什麽限製嗎？”真是天真到了極點。我們可以設想毛澤東答複你的心裏話：“沒有限製，又有限製。重在對不對我當時的胃口。”那些不尊重你的意見的大大小小領導人都是政治上十分機靈、敏感的人，也不要苛求他們，非成心也，勢不能也，他們也有苦難言呢！毛澤東是個騾糞蛋——表麵光的人。他對這封信（人大代表寫的啊！）的批語是：“……這位人民代表的信寫得很好。他提出的批評是正確的。今後千萬不要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見文稿十一，第３１０頁）這位人大代表這炮打響了，他一定很高興，可能會認為到底還是毛主席偉大了。且慢，現在說你批評得正確，並不意味著這些批評在過去也是正確的，更不能保證以後也是正確的。你看他的批語是隔鞋搔癢，泛泛之談，不要再做那些危害人民利益的蠢事。蠢事多多的，不一定就隻有壓製批評一事啊！注意！
１９６６年１月２９日，毛澤東在給×××的信中說：“……我已衰落得多了，如之何？如之何……”（見文稿十二，第６頁）。這時毛澤東７３歲了，他已經產生死亡的恐懼感，連說了兩句，怎麽辦？怎麽辦？在自然規律麵前他已惶惶然，不知所措了。按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不應發此哀鳴的，強健與衰弱不是矛盾的對立嗎？事物總是要走向他的反麵的嘛？毛澤東不正是如此教育別人的嗎？
２月６日、１２日，毛澤東在關於重新印發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內容是大談特談民主集中製問題）的批語說：“……看來此問題很大，要真正實現民主集中製，是要經過認真的教育、試點和推廣，並經過長期反複進行，才能實現的，否則在大多數同誌當中，始終不過是一句空話。……”（見文稿十二，第９頁）。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講了許多必須實行民主集中製的話，隻不過是為了掩蓋他自己違反民主集中製的惡劣行為，隻是說說而已，哪知道真有人要求按民主集中製原則辦事了，而且要求把毛澤東的講話傳達到基層。那還了得，趕快急刹車，大吼一聲“此問題很大”，究竟大在哪裏呢？大在人們已經普遍感到大躍進、人民公社那樣熱火朝天的群眾運動，就是因為隻有集中，沒有民主，才造成令人痛心的損失。所以七千人大會上，有人追問“三年自然災害”到底是天災因素多還是人禍因素多？這問題原來嚴格保密，雖以絕密文件印發過，但範圍很小，現在有人認為這樣重要的問題，應該傳達到公社黨委書記以上的幹部。毛澤東慌了神，忙叫筆杆子們修改他的講話，考慮發不發，限製地區，先試點，充分暴露了他“葉公好龍”，嘴不對心，弄巧成拙的醜態。
３月４日，毛澤東對《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批語和修改中，他自己加寫上“毛主席的這四篇著作夠我們無產階級用上一個長時期了。”（見文稿十二，第２４頁）。按原文為“幾百年”，毛澤東把他改為“一個長時期。”這一改，活了，幾百年太限製了，太死了。一個長時期，要它多長就多長，直至萬歲、萬萬歲也未嚐不可。
毛澤東還把“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改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見文稿十二，第２９頁）。毛澤東請出馬克思與列寧做陪客，既顯得他謙虛，又可以狐假虎威，高哉。
４月１４日，毛澤東在對《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的批語中說：“……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隻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缺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幹反革命，搞資產階級複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外，其他一樣也不會。”毛澤東還引用唐人詩句：……“劉項原來不讀書”，就是說劉邦、項羽未曾讀書也能幹農民起義那樣的大事。他還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這是古今一條規律”。（見文稿十二，第３５頁）。毛澤東這個批語，是他幾十年間惡毒地踐踏、侮辱中國知識分子的總匯大作。他肆無忌憚地、片麵地、歪曲知識分子的形象，“攻其一點，盡量誇大，不及其餘”，雖然惡毒，卻是荒謬已極。例如：說“書讀多了是害死人的，”請問就中國而言，從有文字記載以來，能舉出因為書讀多了而“致死”的有幾個人？占百分之幾？他們的死是自害還是被害？毛澤東能答得上來嗎？說：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四不會”（打仗、革命、做工、耕田），那得問問他們為什麽不會？是不是他們智商不高，肢體殘疾？不是的。最重要的是因為他們不能選擇家庭出身和出生的時機，沒有出生於勞動人民家庭，造成他們的出身“先天不足”，不去務工務農；沒有出生於動蕩的年代與地帶，使他們“後天失調”，所以不會打仗、幹革命。這正好是留給毛澤東抓的小辮子。簡而言之，他們沒有毛澤東那樣的社會經曆，他們既投錯了胎，又沒有名師益友的扶掖、啟迪，在毛澤東（也可算知識分子吧？他自己對這點是含糊其詞的——引者）這位創下豐功偉績，揚名世界的大英雄麵前是夠寒磣的了。其實毛澤東的身邊始終也離不開知識分子，他們助了毛澤東幾臂之力。假如毛澤東的心胸稍稍開闊一些，他滿可以用它的成功的經驗去感化原本屬於同類的知識分子，做他們的良師益友，估計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會感恩戴德跟著走的。遺憾的是毛澤東選擇了完全相反的策略，他自始至終從心眼裏嫉恨知識分子，把他們列入資產階級、革命對象。他有時也說幾句知識分子重要的話，但甚少，而且轉眼就不認帳。為什麽這樣？歸根結底就是統治知識分子，沒有統治勞動人民那麽駕輕就熟，他們不肯盲從，不願做“馴服工具”，人雲亦雲，反而要問“為什麽”，這對個人英雄主義那麽強烈的毛澤東來說，就是不能容忍的了。現在革命勝利已經十五年，又有反右鬥爭的“偉大勝利，”他還不肯放過知識分子，甚至說他們中的“很多人”……就是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這不僅是侮辱，而是誣陷，是血口噴人！至於知識分子不會做工、種地、打仗、革命，這也不是攻克不了的難關，不可逾越的天塹。當知識分子被毛澤東趨使上山下鄉之後，經過短短的一個時間，在廣闊天地裏，就出現過大有作為的人物，有些典型人物，到現在還很風光的嘛；身在工廠的科技人員，不深入生產第一線，不示範操作，還能指揮生產嗎？至於打仗，要像毛澤東那樣“運籌帷幄，決勝千裏”的知識分子，確實是少有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實際戰爭的鍛煉，不能靠紙上談兵。沒有戰爭的時代，參軍的知識分子也在學打仗，假如發生戰爭，上了戰場，他們的表現，未必就不如別人；至於革命，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已經勝利成功，你還要知識分子去革誰的命？有了，曆次政治運動中不是有很多知識分子很革命的嗎？那麽多的批判文章，不都是知識分子的貢獻嗎？從這方麵說，好象要知識分子幹革命也不難。倒是從事“兩彈一星”那樣工作的腦力勞動者，沒有十幾年、二十幾年的苦功夫是不能濟事的。再看看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一般意義的工人或農民，列寧和斯大林大體上也與馬恩近似。像毛澤東這樣片麵誇大中國知識分子的缺點，要他們“自慚形穢，”那麽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知識分子，除了毛澤東一人之外，都要無地自容了。再看看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又何嚐不是知識分子的功勞，沒有李大釗、陳獨秀這些人的先知先覺的引導，你毛澤東也不知是啥樣子呢！再說社會分工是曆史發展所決定的，到了二十世紀，還要求工農商學兵備於一身，那是荒謬的，甚至是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反動。要是從勞動人民與知識分子的依存關係、互補關係的角度出發，號召雙方互相了解，取長補短，平等相待，那樣雙方是不難親近的。而毛澤東一定要人為地製造矛盾，把知識分子放在被專政的地位——接受工農的再教育，製造兩個階級的對立，結果兩敗俱傷——知識分子荒廢了原來的知識，浪費了不少時光，而工農分子也以領導階級自居，不大考慮向身邊的、遠道而來的知識分子學點什麽，在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過程中，依然貌合神離，各有各的盤算，鬧到後來，還是分道揚鑣了。而中國的建設發展就滯後了多少年。再說“學問少的打倒學問多的，年紀小的打倒年紀大的”這條規律，也被毛澤東曲解了，好象學問少的年輕的是天兵天將，是“外星人”，他們和學問多的年紀大的地球人之間，沒有任何蛛絲馬跡的牽連，這是絕對錯誤的。對這條“多大少小”規律，有人做了很形象的比喻——正如同碼放柴薪，先來的總是在下層，後來的總是在上麵，“後來居上”要靠先前的鋪墊做基礎，不是空中樓閣。華裔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對他們恩師的崇敬之情，在莘莘學子中，廣為人知。毛澤東的誤導，坑害了多多少少的年輕人！毛澤東死後，中國人才得以從高度的麻醉狀態中慢慢地清醒過來，我們不但比不上發達國家，連台灣都比不上了，實在丟人！從自始至終與知識分子為敵這點上說，毛澤東也是有罪的。直接受害最大的是知識分子，但勞動人民也間接受了害，國民經濟不發展，生活得不到改善，封建專製思想又毒化了許多群眾，隻會盲從附和，叫毛澤東牽著鼻子走，用毛澤東的話說，“幹了許多蠢事”，最後是害了自己，他毛澤東才不管你死活呢。你死上成千成萬，也不過一個或一個都不到的指頭，何足為貴？
□ 寄自中國
刊登在 2008 華夏快遞 kd08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