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敘述、分析了文革的起因，推測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目的，簡述了文革“大迂回”的“點火”過程；現在開始敘述文革本身，從文革的起爆說起。
聶元梓七人的大字報——起爆文革的雷管如果說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點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的火柴，那麽北大聶元梓七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 ? 》就是引爆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的雷管。
前文說到毛主席用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作為向劉少奇集團的“軟肋”——文藝、文化界發動攻擊的第一炮，遭到劉少奇集團“冷處理”的阻擊。為了打破僵局，毛主席公開支持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致使劉少奇掌握的中央不得不下令主流媒體宣傳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組織了以彭真為首的五人文革領導小組，並且要求文藝界、文化界參與批判。但是，劉鄧集團的三號人物彭真搞出個“二月提綱”——《文化部黨組關於當前文化工作中若幹問題向中央的匯報提綱》，並由劉鄧推向全國。這個二月提綱企圖把批判鬥爭限製了學術領域，搞純學術批判，不涉及政治。毛主席識破了劉鄧的把戲，於 66 年 5 月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批準了開展“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通知”嚴厲批評了“二月提綱”，徹了彭真等人的職，並且組織了以陳伯達、康生為首的直接向政治局常委會負責的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文革”。
至此，可以說文革的導火索已經點燃了。
但是，這時的文革鬥爭的焦點仍然限製在文藝、文化領域，和對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批判，仍然是理論性，局部性的批判。如何將鬥爭引向政治領域，如何將鬥爭引向劉鄧集團成為一個關鍵性問題。這好比是正在燃燒的“導火索”的末端需要一個“雷管”。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北大的哲學係黨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於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貼出了一張後來被毛主席譽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北京公社的宣言書”的大字報。這篇大字報正好充當了引爆文革的“雷管”的作用。大字報的標題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
這篇大字報不僅立即引起了北大的“地震”，並且驚動的劉少奇領導的中央，以至於當夜就派人到北大給這份大字報拍了照。隨即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和高教部長蔣南翔隨即親赴北大，召開校黨委會聽取陸平、彭佩雲等人的匯報，晚上十點多鍾又召開全校黨員大會，作“穩定局勢”的報告。
一篇針對北大校領導的大字報為何能夠引起如此大的振動呢？我們先來看看這篇在中國曆史上留下巨大足跡的大字報究竟寫了些什麽。下麵是這篇大字報的全文。
【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
現在全國人民正以對黨對毛主席無限熱愛、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無限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為徹底打垮反動黑幫的進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而鬥爭，可是北大按兵不動，冷冷清清，死氣沉沉，廣大師生的強烈革命要求被壓製下來，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原因在哪裏？這裏有鬼。請看最近的事實吧！
事情發生在五月八日發表了何明、高炬的文章，全國掀起了聲討“三家村”的鬥爭高潮之後，五月十四日陸平（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急急忙忙的傳達了宋碩（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宋碩說：現在運動“急切需要加強領導，要求學校黨組織加強領導，堅守崗位。”“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這場意識形態的鬥爭，是一場嚴肅的階級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方法上怎樣便於駁倒就怎樣作，要領導好學習文件，開小組討論會，寫小字報，寫批判文章，總之，這場嚴肅的鬥爭，要做得很細致，很深入，徹底打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所能解決的。”“如果群眾激憤要求開大會，不要壓製，要引導開小組會，學習文件，寫小字報。”
陸平和彭佩雲（北京市委大學部幹部、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完全用同一腔調布置北大的運動，他們說：“我校文化革命形勢很好”，“五月八日以前寫了一百多篇文章，運動是健康的。．．．．．運動深入了要積極引導。”“現在急切需要領導，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積極加強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北大不宜貼大字報”，“大字報不去引導，群眾要貼，要積極引導”等等。這是黨中央和毛主席製定的文化革命路線嗎？不是！絕對不是！這是十足的反對黨中央、
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這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從理論上徹底駁倒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堅持講道理”，“要作的細致”。這是什麽意思？難道這是理論問題嗎？僅僅是什麽言論嗎？你們要把我們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還要“引導”到哪裏去呢？鄧拓和他的指使者對抗文化革命的一個主要手法，不就是把嚴重的政治鬥爭引導到“純學術”的討論上去嗎？你們為什麽到現在還這麽幹？你們到底是些什麽人？
“群眾起來了，要引導到正確的道路上去”。“引導運動向正確的方向發展” 。“要積極領導才能引向正常的發展”。什麽是“正確的道路”？什麽是“正確的方向”？什麽是“正常的發展”？你們把偉大的政治上的階級鬥爭“引導”到“純理論”“純學術”的圈套裏去。不久前，你們不是親自“指導”法律係同誌查了一千五百卷書，一千四百萬字的資料來研究一個海瑞“平冤獄”的問題，並大肆推廣是什麽“方向正確，方法對頭”，要大家學習“好經驗”嗎？實際上這是你們和鄧拓一夥黑幫一手製造的“好經驗”，這也就是你們所謂“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
實質。黨中央毛主席早已給我們指出的文化革命的正確道路、正確方向，你們閉口不談，另搞一套所謂“正確的道路”，“正確的方向”，你們想把革命的群眾運動納入你們的修正主義軌道，老實告訴你們，這是妄想！
“從理論上駁倒他們，絕不是開大會能解決的”。“北大不宜貼大字報”，“要引導開小組會，寫小字報”。你們為什麽這樣害怕大字報？害怕開聲討大會？反擊向黨向社會主義向毛澤東思想猖狂進攻的黑幫，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革命人民必須充分發動起來，轟轟烈烈、義憤聲討，開大會，出大字報就是最好的一種群眾戰鬥形式。你們“引導”群眾不開大會，不出大字報，製造種種清規戒律，這不是壓製群眾革命，不準群眾革命，反對群眾革命嗎？我們絕對不答應！
你們大喊，要“加強領導，堅守崗位”，這就暴露了你們的馬腳。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麽人，搞的什麽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作夢！
一切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戰鬥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保衛黨中央！
保衛毛澤東思想！
保衛無產階級專政！
哲學係 聶元梓 宋一秀 夏劍豸 楊克明 趙正義 高雲鵬 李醒塵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這篇大字報的內容十分清楚，那就是揭露了宋碩、陸平、彭佩雲等人企圖把北大的文革限製在學術領域，限製在小會、小字報討論的範圍內，防止鬥爭發展到政治領域，防止文革發展為全社會參與的政治鬥爭。總之是企圖轉移鬥爭的大方向，再一次耍“反右”、“社教”中使用的把戲——“李代桃僵”之計。
這種揭露是致命的，原因有兩個。
一個原因是《五一六通知》明確指出：“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一旦文革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要求進行，那就絕不僅僅是思想批判，理論問題，而是被打倒與被清除的問題了！
另一個原因是北大曆來是中國群眾政治運動的策源地。劉鄧集團如果不能控製北大的運動，也就無法控製全國運動。北大一旦走上《五一六通知》指引的道路，那麽劉鄧集團的覆滅就隻是個時間問題了。
所以，劉鄧集團必然要立即“滅火”，防止他們的“李代桃僵”之計敗露，防止聶元梓等人放的“火”燒到其它大專院校去，燒到社會上去。
對於劉鄧來說，首要的問題是要把聶元梓的大字報批倒，把聶元梓等人鬥臭。
罪名首先是由北京市委書記李雪峰定的。他說““北大出現了幾份故意泄密的大字報”、“涉及到黨和國家機密的，要內外有別”。”。泄露黨和國家機密可是個大罪名！“故意泄密”的“故意”二字又使這罪名加了一等！
如果說聶元梓等的大字報確實泄露了某個“機密”，那麽這個“機密”隻能是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宋碩在市委大學部緊急會議上的“指示”。就北大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陸平傳達的內容來看，這個“機密”就是劉鄧的“李代桃僵”之計。
劉少奇支持了李雪峰的講話，並特別指出“黨有黨紀，國有國法”、“文化大革命不能偏離這兩個軌道，偏離一點都是錯！”。
如果李雪峰加在聶元梓等人頭上的罪名還值得懷疑的話，那麽負責黨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的講話就不能不等閑視之了！那時普通群眾還不了解劉少奇的資產階級立場與路線，還認為劉少奇就是毛主席路線的執行者，劉少奇支持李雪峰為聶元梓定罪為“故意泄密”，北大的普通教師、員工和學生當然會把聶元梓當作敵人群起而攻之！幾十個日日夜夜，聶元梓等人是在怎樣的轟擊、重壓下度過的啊！
僅僅圍攻聶元梓等人仍然不能讓劉鄧安心，幾天後劉鄧向正在南方視察的毛主席請示是否可以派工作組進入機關、學校指導文革的問題。派工作組指導群眾運動是中共的一貫作法，毛主席怎麽會反對呢，毛主席當然要同意劉鄧的要求。
幾乎就在劉鄧開始把工作組派往機關、學校的同時，毛主席收到了據說是康生轉給毛主席的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毛主席立即高度評價了這篇大字報，稱之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北京公社的宣言書”，並要求新華社和全國各大報刊大力宣傳。 6 月 1 日晚上 ,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首先播出了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大字報。 6 月 2 日的《人民日報》又全文刊出了這份大字報，同時配發了讚揚該大字報的評論。
學校的政治風向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彎，指揮師生圍攻聶元梓的北大校領導變成了被師生圍攻的對象。剛剛開進北大的工作組緊跟形勢，立即把矛頭指向了學校的領導幹部和曾經批鬥聶元梓等人的師生。
一方麵是在聶元梓大字報的鼓舞下的群眾運動開始轉向對各學校領導和高教部轉移文革鬥爭的大方向的批判，一方麵是劉鄧派出的工作組企圖繼續貫徹劉鄧“李代桃僵”的計策，還由於《五一六通知》中有“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這樣的內容，那代“桃”遭到“僵”的命運的“李”就必然是各院校的領導、知名教師和學術權威了。於是一場打倒大、中學校領導、知名教師和學術權威的浪潮席卷全國。“棄子”——校長、書記們、知名教師和學術權威們——麵對著革命熱情高漲而又初次踏入巨大的政治鬥爭戰場而缺乏政治經驗的學生，能夠逃脫被打擊與迫害的命運嗎？
這些打擊與迫害都成為鄧小平日後否定文革的根據。最可笑的是這些受打擊與迫害的幹部和教師們竟然對鄧小平——那個曾經移禍於他們的人——感恩戴德！
由於十幾年的階級鬥爭教育落實到基層時總是變成了“不忘階級仇”的教育，嚴重偏離了毛主席抓階級鬥爭主要是防止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侵蝕、腐化黨的幹部，防止黨變質的目的，所以文革在學生中大規模展開時學生們會自然而然地想到“傳統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簡稱“黑五類”。還由於《五一六通知》中有“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再加上作組“李代桃僵”的需要，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舊”的旗幟下，文革的矛頭同時也指向了所有“黑五類”及其子女，並且把“戰場”從學校擴展到全社會。
這時候第一批“紅衛兵”——“黑字兵”出現了，被“黑字兵”稱為“紅色恐怖”的曆史悲劇開幕了！
“紅色恐怖”是曆史的悲劇，是文革的負麵產品。就象攻打一座敵人占據的城市必然給這座城市及其居民造成巨大損失一樣，是革命中應當盡量減小而無法避免的代價。
文革本來就是在“敵強我弱”的政治態勢下發動的，必須采用“運動戰”的技法，讓黨內的資產階級在“運動” 中暴露自己的反動本質，以便廣大人民群眾認清他們的真麵目，才能使廣大人民群眾自覺自願地投入反對黨內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來。毛主席在文革初期視察南方，放手讓劉鄧自由地運用工作組操縱文革，就是為了讓劉鄧“運動運動”，以便在他們的“運動”中抓住他們的破綻。由於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已經使劉鄧集團成了驚弓之鳥，所以一旦毛主席給他們留出一條“逃生的路”——可以派工作組，他們必然按照其反動本性，重施移禍他人，保全自己的把戲。這個悲劇性的“紅色恐怖”就是劉鄧在“逃生”之路上犯下的罪行。毛主席正是抓住了這個 “紅色恐怖”的罪行，才打響了直接攻擊劉鄧集團的第一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起爆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說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是引爆文革的“雷管”。
聶元梓等人為何會在關鍵的時刻，在關鍵的地方貼出那張關鍵的大字報呢？是幾個人的天才行動，還是依計而行？從網上得到的資料顯示此事似乎與康生及其夫人曹軼歐有關。康生是毛主席發動文革的重要助手，那麽此計是否是出自毛主席本人呢？這個問題可能是個永遠的謎。
紅衛兵、工作組與“紅色恐怖”
前文說到是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嚇壞了劉鄧集團，為了再施“李代桃僵”之計，劉鄧征得毛主席同意之後派出了工作組，意圖把文革的烈火引向學校領導幹部和教師，引向“傳統的階級敵人”——“黑五類”。與此同時，一個由中學生首創的學生組織——紅衛兵——出現了。劉鄧集團通過工作組操縱紅衛兵釀成了一場文革的第一場悲劇—— “紅色恐怖”。
據網上資料顯示，在中央廣播電台播出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的前三天，清華附中的部分學生首先成立了紅衛兵組織，隨即是北大附中成立了“紅旗戰鬥隊”。那時候教育界批判的主流還是在批判文藝、文化界的資產階級思想與與人物，那時的北大正在圍剿聶元梓等人。這些紅衛兵的誕生與圍剿聶元梓是否有關不得而知，可以有一點可以肯定，最初的紅衛兵不是聶元梓等大字報鼓舞的產物。
這些最早出現的紅衛兵幾乎全部由幹部子弟組成。由於他們佩戴的臂章是紅底黑字，更由於一個多月後成立的由普通群眾子弟構成的紅衛兵選擇了紅底黃字的臂章，所以這些幹部子弟構成的紅衛兵後來被稱為“黑字兵”。
幹部子弟多數從小接受了較多的政治意識熏陶，加之政治信息靈通，參與政治運動的熱情自然更高，主動性更強。特別是文革開始時的鬥爭矛頭是指向文藝、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幹部和知識分子的，這些幹部子弟很自然地把這場鬥爭與“反右” 聯係起來，他們要繼承父母的事業，把“反對資產階級向黨進攻”的大旗接過來，做保衛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紅衛兵。
但是，僅有這一點點單純的願望是不夠的，文化大革命不同於“反右”，文革的敵人不在外部，而在內部，在共產黨內，也就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孩子連真正威脅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危險來自何方都不知道，連敵我陣線都搞不清楚，連槍口應當對準誰都不明白，就批鬥，就遊街，就抄家，能夠不犯錯誤嗎？！
在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得到毛主席的讚揚與推薦之後，紅衛兵首先錯誤地認為學校領導和部分教師就是最危險的敵人，不僅錯誤地批鬥了大批學校幹部，還錯誤的打擊了一大批教師。他們嚴重地超越了批判的界線——實施了毆打、抄家、遊街、關押等人格侮辱和人身傷害。更為錯誤的是，他們將鬥爭的矛頭指向同學及他們的家庭，將“反修、防修”的政治鬥爭變成了對曆史上的敵對階級“算舊賬”，打擊和迫害了一大批本來已經“歸順”了的人們。這些打擊與迫害成為文革中最大的災難，使得一些本已“歸順”的人們重新站到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一邊，成為否定文革的主力軍之一。
當然，紅衛兵所犯的這些錯誤絕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缺乏政治素養的結果，更是劉鄧資產階級政治路線的直接結果。盡管這些紅衛兵組織是學生組織，但是畢竟是政治組織，是進行政治活動點組織，是自願接受黨的領導的政治組織。特別是這些紅衛兵多數是幹部子弟，他們對解放後十幾年黨內、黨外的政治鬥爭多少有些了解，他們知道正確地理解中央的意圖，知道“站錯隊”的嚴重性，所以他們行事必然是緊跟黨中央的的政策與意圖的。或者說，那些年青、衝動、缺乏政治經驗的“紅衛兵”其實仍然是在當時的黨中央的指導下製造“紅色恐怖”的。以當時還在劉少奇控製之下的人民日報為例，６６年６月１日，也就是紅衛兵誕生的的同時，《人民日報》發表了一題名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該社論的第一段就說：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戰鬥號召下，億萬工農兵群眾、廣大革命幹部和革命的知識分子，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打碎了多少年來剝削階級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精神枷鎖，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
注意，這篇社論直接號召把“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當作敵人，以“暴風驟雨”般的氣勢“橫掃”。這也就難怪那些一心想在文革中為黨，為無產階級事業做出貢獻的年輕人把“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了！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該社論中竟然說：“目前中國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那些資產階級“學者權威”，他們所做的，就是資本主義複辟的夢。”。這不是直接與黨的《五一六通知》唱反調嗎？《五一六通知書》說要清除赫魯曉夫式的人物，赫魯曉夫何許人也？前蘇共中央總書記啊！黨的首腦啊！與“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何幹？
黨的報刊、廣播如此誤導青年學生，他們怎能不犯錯誤？
除了黨的媒體對學生們的誤導之外，工作組是直接誤導紅衛兵的主力。當工作組是“爸爸”們的“工具”時，“爸爸”們就成了紅衛兵的實際操縱者。
下麵摘錄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記憶與遺忘的政治”一文的一段文字，從中可以看出大權在握的“爸爸”們和工作組在操縱“紅衛兵”製造“紅色恐怖”時所起的決定性作用。
【下麵就從劉少奇、鄧小平親自過問、直接幹預的兩個基層單位的情況入手，來具體說明劉少奇、鄧小平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間領導文革運動的方法和風格。有關事實記錄，很多來自文革運動中群眾出版物的文章，這裏基本引用原話，但去掉一些浮誇而無實際內容的詞句。
第一個例子是北京師大一附中。當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是該校高一學生，她可以經常向劉少奇匯報情況，而劉少奇也根據女兒的匯報，做出指示，讓劉平平轉達給工作組。
六月九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組進師大一附中。這期間“揪出”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六月十七日以勾德元為首的新工作組進校，這個新的工作組和劉少奇保持著直接的聯係。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我們已經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一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由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國，具體到你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這些幹部、教師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權利，甚至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組製造了師生之間的對立，以至互相鬥爭，互相殘殺。
工作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六月二十日，一附中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均是革幹出身、中共預備黨員）起來造反了，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髒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係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他們“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眾”、“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對待敵人一樣‘審訊’‘鬥爭’革命同誌，轉移群眾的鬥爭視線”。
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出大字報［指批評工作組的大字報］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敵人搞清楚。”［如果說，向工作組發難使人想起一九五七年“向黨提意見”的鳴放運動，那麽，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特別是所謂“引蛇出洞”策略，就成為劉少奇心目中的一個關鍵性的參照係，這期間他的指示、談話，都反映出他準備把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一整套作法運用到當時的運動中去。
除了五七年反右，另一個被格外注重的參照係就是不久前的四清，特別是以“桃園經驗”為象征的：嚴格的等級秩序、嚴密的信息控製、政策神秘化、給群眾分類排隊等具體操作。劉少奇的女兒根據她對劉少奇指示的領會，在日記中寫到：“老師不許秘密開會。同學也不許。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隻許開一種秘密會，就是北京市委傳達指示（隻許黨員的），工作隊革命委員會的給群眾排隊，可以秘密，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數學生參加，告訴他們保守秘密。”另一方麵，是對群眾“鬧事”的可能場景的厭惡和防範：“可以讓大家學毛選，社論，準備材料，不要讓大家沒事，沒事就會鬧事。”
從六月二十四日到三十日，根據劉少奇的指示，一附中工作組有計劃地組織了對陳永康、何方方等學生的三次大規模的鬥爭會，每次都有幾百人參加，僅第一次鬥爭會就開了八小時。當時負責向中央匯報中學文化革命情況的北京市文革主任石琪，宣布“陳永康、何方方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鬥爭會還引發了工作組讚許下的武鬥：工作組七月十一日向劉少奇匯報說：“陳、何等人經過我們三次大辯論，已打下了他們的氣焰，現在還在學校檢查。第二次辯論會有一個左派學生打陳一個嘴巴。牛 XX （另一名反工作組的學生）這個學生，害怕辯論，嚇得跑回家了，三天沒來學校，還揚言要絕食、要以死來威脅我們。”
三次鬥爭會後，全校一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個班還被打成了“右派班”，該班“隻有一個左派，一個中間偏左，其餘全是右派。”被鬥的學生在學校遭到極端的歧視，一天到晚誰也不和他們說話，何方方蹲在教室裏的一個角落裏，彎著身體學毛選，一蹲就是半天，七月底串連開始以後她去北大看大字報，竟被人告密說她是“反革命頭子”，把她趕出了北大。
第二個例子是北京師大女附中。鄧小平曾親自指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胡當時負責北京市西城區的中學文化大革命）把師大女附中當作運動重點，並搞成“典型”。而鄧小平的女兒鄧榕也在該校上學，鄧小平通過鄧榕了解該校的運動情況，做出指示。
六月四日，團中央派出了中學的第一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並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有的學生在教研組門上貼上“鬼齋”、在教師宿舍區貼上“狼狗窩”。一些師生對工作組進校以後把矛頭指向群眾非常不滿，六月十七日，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在工作組的策劃下，當晚全校召開大會，就這張大字報展開了“大辯論”，在工作組的煽動下，不少學生跳上台去大叫在學生中也有 5 ％，也有右派，現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組就是反黨等等。另一方麵，梁二同等學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工作組組織的對少數學生的圍攻直到深夜十二點，而後又叫各班回去繼續和貼大字報及支持大字報的學生進行“辯論”。會後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問他反工作組對不對，鄧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鄧小平這樣一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
為了鎮壓反工作組的學生，工作組搞了“全麵開花”，叫各班按著工作組樹立的“樣板”抓右派。當時高二（二）一個班就鬥爭了十二個被斥為“右派”的同學，其中張 XX 、朱 XX 被定為“反革命”。張 XX 被鬥了兩天一夜，朱 XX 隻許在“牛鬼蛇神圈”裏活動，剝奪了她們的一切政治權利，並被監視起來。有的同學被逼出了神經分裂症。
女附中反工作組的事件導致了鄧小平本人對該校的直接幹預。下麵是胡啟立對有關事實的回憶：“六月二十日，胡克實（當時的團中央書記）突然通知我說，要我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我嚇了一跳，不知象鄧這樣的人為什麽突然叫我？去了以後，鄧……具體指示我說：‘那十三個人並非積極分子。積極分子不同情那十三個人’。又說：‘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隻有十九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又說：‘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一下。’鄧這幾句話就給那十三位批評工作組的同學定了性質。我回來後，就趕快通知工作組，那十三位同學不是積極分子，要堅決依靠支持工作組的大多數。這樣必然造成工作組拉一批打一批，更加挑動了群眾鬥爭群眾。”六月二十七日，梁二同等十八人又貼出了《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報，繼續反對工作組。對此鄧小平十分惱火，下令讓卓琳打電話給劉誌堅，要劉了解梁二同父親的情況，“企圖進行政治迫害”。
鄧小平進一步下達指示，要求運用“群眾運動”的形式來打擊反工作組的少數學生。胡啟立回憶：“六月二十日，胡克實指示我，應象師大一附中那樣在學生中組織辯論會，辯論和孤立那些反對工作組的同學，當時我有些猶疑。胡克實要我向鄧辦公室打電話請示。六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鄧小平通過他在師大女附中讀書的女兒向工作組傳達鄧的指示說，對少數反對派中的頑固分子不管不好，這樣會使他們越來越往那邊跑。工作組可以和他們展開辯論。辯論也要有些力量。讓那些爭取過來的人也參加辯論。……七月五日，鄧親自找我和工作組組長張世棟及兩位學生代表到中南海開會。他又一次當麵指示要組織辯論。當時一位同學代表說反對工作組的人都不願意參加辯論了，怎麽辦？鄧竟指示說：‘她們不來，缺席辯論也可以嘛！’”
根據鄧小平在十天內連下的三道指示，不顧工作組同誌的反對，七月七日到七月九日接連召開了三天的辯論會，圍攻反工作組的學生，製造白色恐怖。
除了帶頭反工作組的學生外，其他很多學生也沒有幸免於被打擊迫害。鄧榕後來對師大女附中的五十天回憶到：“鄧小平多次和我說：要不斷地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選準打擊目標’。這個目標就是革命群眾，這成了我的指導思想。在我做大隊工作的時候，忠實地執行了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讓各班輔導員首先分類排隊，劃分左中右，實際上就是排‘黑名單’，找出依靠對象和打擊對象。有的班共分七、八類之多，開幾次輔導員會也都說各班誰是左派，誰是右派……。當時，一些班裏的領導小組成員出身不怎麽好，由於受反動血統論之毒害，我極端的唯出身論，滿腦子想得都是‘奪權’，在排黑名單之後，就大搞奪權鬥爭，想把各班都換上我們信任的人，熱衷於調查家庭問題，今天你是領導小組的，明天一調查出你家有問題，就換掉。為了開一個改選會，商量半天，估計各種情況。惡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學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憤，然後再改選、換掉，完全是運動群眾。”
五十天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六個校一級領導幹部五個被鬥，六個教研組長也有五個被揪鬥， 37 個班主任有 32 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 50 ％以上。七月初，劉少奇、鄧小平製定一個對中學幹部、教師進行“集訓”的方案，以便結束中學運動，盡快開學。從七月二十三日開始，工作組組織了包括即將退休的老教師和半退休病號在內的師大女附中幹部、教師“集訓”，按照“四清”的操作方式，集中解決他們“洗澡下樓”問題。每個幹部、教師都跟著一個“左派學生”，工作組把幹部、教師的排隊類別和主要材料告訴這些“左派”，他們隨時可以叫幹部、教師交代問題。七月二十五日，工作組組長張世棟講：“洗澡下樓不要‘就事論事’，要猛上綱。”“有人要洗燙水澡。革命小將在把關，守得很嚴。”集訓期間，幹部教師的精神受到巨大摧殘，很多幹部教師都講，去集訓就象進了“集中營”，有的教師說：“再過幾天，我就要被逼瘋了！”有的教師寫了遺囑、絕命書。】
請注意上麵所引用文字中的如下內容：
在劉少奇通過女兒控製的師大一附中裏：
“新工作組進校不到十小時，就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我們已經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團‘三家村’的全部資料，師大一附中，四類學校，黨支部是黑黨支部！”兩天後，由劉少奇親自向工作組下達命令，定了校長兼黨委書記劉超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並說：敵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國，具體到你們學校和黨支部，那就不行了！”於是，該校將近百分之九十的幹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幫分子”。百分之七十七的班主任被鬥爭、被圍攻。這些幹部、教師被剝奪了參加運動的權利，甚至被迫進行非法的長期的“勞改”，以至受毒刑拷打。工作組製造了師生之間的對立，以至互相鬥爭，互相殘殺。”
“工作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師生的不滿，六月二十日，一附學生陳永康、何方方起來造反了，貼出題為《揪出鑽進我們肝髒的牛鬼蛇神！》的大字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認為工作組“盜用黨的名義，利用職權，進行一係列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當”，他們“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和革命群眾”、“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好象對待敵人一樣‘審訊’‘鬥爭’革命同誌，轉移群眾的鬥爭視線”。”
“大字報貼出的當天，劉少奇接見了該校工作組組長勾德元等四人，說：“寫大字報的人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大字報誰都可以利用。”“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
劉少奇的女兒根據她對劉少奇指示的領會，在日記中寫到：“老師不許秘密開會。同學也不許。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
“全校一千名師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個班還被打成了“右派班”，該班“隻有一個左派，一個中間偏左，其餘全是右派。”
看，劉少奇就是這樣指揮工作組轉移鬥爭大方向，鎮壓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造黨內走資派的反的教師與學生的。其手法與“反右”何其相似！
在鄧小平通過女兒控製的師大女附中裏：
“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並公開宣稱“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工作組進校後對教師進行排隊、整理材料，挑起了群眾之間、師生之間的對立”
“高三（四）班李黎黎等十三人貼出了題為《工作組站在什麽立場上》的大字報，問工作組“是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資產階級保皇派”。”
“鄧榕趕回家向鄧小平匯報，問他反工作組對不對，鄧說：“反工作組不對，這符合了社會上反工作組的逆流。”鄧小平這樣一句話，導致了許多的學生被打成“反革命”。”
“具體指示我說：‘那十三個人並非積極分子。積極分子不同情那十三個人’。又說：‘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隻有十九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又說：‘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一下。’鄧這幾句話就給那十三位批評工作組的同學定了性質。”
“五十天內，女附中的幹部統統“靠邊站”，六個校一級領導幹部五個被鬥，六個教研組長也有五個被揪鬥， 37 個班主任有 32 個被圍攻鬥爭，教師被圍攻、鬥爭的占 50 ％以上。”
看，鄧小平直接把反對工作組轉移鬥爭大方向的學生叫做“反動學生”，難怪工作組敢於把學生打成反革命！
通過這兩個例子足以說明劉少奇、鄧小平確實是通過工作組再次實施了“李代桃僵”的計策，一方麵打擊了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造黨內資產階級的反的教師與學生，另一方麵把文革引向批鬥教師，批鬥專家，批鬥學術權威，批鬥學生，引向打擊、迫害“五類份子”及其子女。此計策即可以保全他們自己，又可以把廣大教師、學生和“五類份子”及其子女的怨恨嫁禍給文革。真的可以當得起那句話：何其毒也！
那麽工作組對紅衛兵是什麽態度呢？紅衛兵在工作組轉移鬥爭大方向，在教師、學生中抓反革命中起了什麽作用呢？
劉少奇女兒在記錄劉少奇指示的日記中提到“紅衛兵是秘密組織，也是非法的”，這說明劉少奇對紅衛兵——哪怕是由幹部子弟組成的紅衛兵——心存畏懼。盡管紅衛兵八成不會針對自己的官僚集團，但是他們開了危險的頭：開創了學生自己建立組織參加政治鬥爭的先河。一旦非幹部子弟也都開始組織自己的紅衛兵組織，那麽再想操縱這些學生，再想控製鬥爭的方向，就要困難千百倍了！所以劉少奇必須反對學生建立自主的紅衛兵組織，這也就是工作組對待紅衛兵的基本態度。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麵。
另一方麵，紅衛兵普遍是在 6 月初成立的，他們成立紅衛兵組織的目的就是要繼承父輩“反右”的事業，他們實際所做的事情就是在學校領導幹部中、教師中、學生中抓“反革命”，就是走上社會“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一切正好與工作組組織學生鬥學校領導，鬥老師，鬥部分學生，轉移鬥爭大方向的目標一致，所以工作組怎麽會不利用這個衝動而又幼稚的組織來充當製造“紅色恐怖”的主力呢？
所以工作組一方麵反對、限製學生成立自己的紅衛兵組織，一方麵利用——鼓勵紅衛兵去打擊、迫害教師、學生，和“五類份子”及其子女。
為了便於在大中學校深入開展文化大革命，六月十七日中央與國務院曾下令大中學校停課半年，專門搞運動。可是現在工作組卻執行了劉少奇、鄧小平的指示，對學生運動設置了諸多限製，如：不準成立紅衛兵組織，不準搞學校間串聯，不準大字報上街，不準反對工作組等等。把青年學生們的革命熱情壓得死死的，學校放假後運動反而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組的倒行逆施引起了部分師生和紅衛兵的不滿，批判工作組的呼聲日漸高漲。這就直接導致了工作組在學生、教師中大抓反革命。正是由於工作組的學校師生中大抓反革命，激起了更多的紅衛兵和其他師生起來反對工作組，同時導致紅衛兵開始從被工作組利用，轉而反對工作組，要求中央撤出工作組，由學校師生自己鬧革命。
在工作組所抓的“反革命”中，最著名的是清華大學的學生蒯大富，這個後來成為北京紅衛兵“總司令”的人。
毛主席於 66 年 7 月底回到北京，立即要求調查工作組在學生中抓“反革命”的事情，陳伯達立即通知清華大學工作組釋放已經被關押的蒯大富，緊接著周恩來親赴清華約蒯大富談話，深入了解清華大學文革的進行情況。當清華與其他幾所大學的情況匯報到毛主席那裏後，毛主席決定召開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解決工作組轉移文革大方向問題。
在八屆十一中全上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劉少奇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工作組隨即撤出學校，在學生中抓“反革命”的錯誤被立即製止了，對學校領導與教師的打擊、迫害也開始收斂，但是在“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口號下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女的迫害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有所加強。直到 66 年秋，文革鬥爭的烽火已經燒到了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官僚集團身上，許多“黑字兵”的父母先後淪為“黑幫”份子，“黑字兵”因而分裂，一部分堅持“血統論”的“黑字兵”淪為“反動組織”——“聯動”，致使中央文革終於公開批判“聯動”時，“紅色恐怖”才宣告結束。
劉鄧、工作組和“黑字兵”製造的“紅色恐怖”是文革中所有悲劇的第一幕，也是造成的傷害最廣的一幕。毛主席在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憤怒地斥之為“白色恐怖” ！毛主席說得一點也不錯，那就是白色恐怖！是反對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白色恐怖！
可悲的是，那些滿懷革命激情的青年學生們稀裏糊塗地為白色恐怖充當了打手！
而可笑的是在這一幕中受傷害的人們大多把責任記在毛主席發動的文革上，而對真正傷害他們的劉鄧倍加讚揚！當然，他們中的部分人讚揚劉鄧並非不了解是誰傷害了他們，他們讚揚劉鄧是因為劉鄧的政治路線最終把他們從“黑五類”變成了“社會精英”。
（寫到這裏，心情格外沉重，因為當初我自己就參加了“黑字兵”，我也曾批鬥老師，批鬥同學，我也曾抄家，打人。我不僅傷害了老師與同學，還傷害了一些從來不曾相識，今後也不會相識的人。我愧對他們，我真誠地向他們道歉。）
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與造反派
前文說到《五一六通知》的頒發並沒有取消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主持工作的權力。盡管成立了新的中央文革，但是仍然處於劉鄧的領導之下。毛主席仍然在各地做調查，一方麵了解文革在各地的發展情況，一方麵進一步研究文革的理論與政策問題，並不直接插手文革的領導。這時的中央文革似乎虛有其名，不起什麽作用。似乎毛主席與中央文革都無所作為。實際上這是毛主席在“運動”劉鄧，就象當年與國民黨打運動戰一樣，要讓敵人在“運動”中暴露自己，以便於一舉殲滅之。毛主席與中央文革正在密切注視著劉鄧的動向，當他們轉移鬥爭大方向，打擊、迫害革命群眾的事實已經無可辯駁了時，文革真正的攻堅戰開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主席做了兩件影響深遠的事：一是給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回了一封信，二是主持召開了黨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那封信確立了以造黨內資產階級的反為目標的紅衛兵組織的合法性，推動了紅衛兵運動在全國遍地開花；八屆十一中全會則吹響了總攻劉鄧集團的衝鋒號，文革的主攻戰打響了。
先來說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
就在劉鄧的工作組把文革變成一場以迫害無辜者來掩護自己的醜劇時，毛主席出麵主持召開了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並且在會上散發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揭露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怒斥了他們製造的白色恐怖。大字報全文如下：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毛主席的大字報中所說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就是聶元梓等人指責學校領導轉移文革鬥爭大方向，鎮壓群眾運動的大字報；文中所說“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然是說劉鄧派出的工作組的所作所為；文中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是指 62 年的“三自一包”；文中的“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是指四清中用土改時對付地主的辦法對付農村基層幹部。
通觀全文，毛主席的大字報是說劉少奇自 62 年以來一直在執行一種基於資產階級立場的右傾錯誤路線，以至於今日發展為“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劉少奇的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劉少奇還能繼續執掌中共的領導工作嗎？顯然是不能了。
會議集中批判了劉少奇的錯誤，劉少奇做了檢討，鄧小平、陳雲、薄一波等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
在批判劉鄧錯誤的基礎上，會議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十六條》是繼《五一通知》之後又一個指導文革正確進行的綱領性文件。《十六條》不僅針對文革中的許多具體問題給出了重要的指導，而且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做了開創性的說明。由於其意義重大，我個人的水平有限，不如直接把它展示在讀者麵前，讓讀者自己去學習，理解，研究。其全文如下：
【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通過）
一、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
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
毛澤東同誌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實踐證明，毛澤東同誌的這個論斷是完全正確的。
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複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麵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
二、主流和曲折
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進行了進攻。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沿著這個大方向繼續前進。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會有阻力。這種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也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這種阻力目前還是相當大的，頑強的。但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畢竟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大量事實說明，隻要群眾充分發動起來了，這種阻力就會迅速被衝垮。
由於阻力比較大，鬥爭會有反複，甚至可能有多次反複。這種反複，沒有什麽害處。它將使無產階級和其它勞動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得到鍛煉，取得經驗教訓，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
三、“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
黨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目前黨的各級組織，對文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存在著四種情況。
（一）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麵，敢於放手發動群眾。他們是“敢”字當頭、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提倡大字報、大辯論，鼓勵群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同時也鼓勵群眾批評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這種正確領導就是由於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由於毛澤東思想領先。
（二）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對於這場偉大的鬥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因而處於軟弱無能的地位。他們是“怕”字當頭，墨守舊的章法，不願意打破常規，不求進取。對於群眾的革命新秩序，他們感到突然，以致領導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群眾。
（三）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實際上，他們隻要認真進行自我批評，接受群眾批評，是會被黨和群眾諒解的。不這樣做，就會繼續犯錯誤，以致成為群眾運動的絆腳石。
（四）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借口壓製群眾運動。他們采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斜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
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堅持正確的領導，“敢”字當頭，放手發動群眾，改變那種處於軟弱無能的狀態，鼓勵那些有錯誤而願意改正的同誌放下包袱，參加戰鬥，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裏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四、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隻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溫良恭儉讓。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識別那些是對的，那些是錯的，那些作法是正確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確的。
要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以便群眾闡明正確的觀點，批判錯誤的意見，揭露一切牛鬼蛇神。這樣，才能使廣大群眾在鬥爭中提高覺悟，增長才幹，辨別是非，分清敵我。
五、堅決執行黨的階級路線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當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後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作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注意把資產階級的反動學閥、反動“權威”，同具有一般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必須嚴格分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內部矛盾搞成敵我矛盾，也不要把敵我矛盾搞成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群眾中有不同意見，這是正常現象。幾種不同意見的爭論，是不可避免的，是必要的，是有益的。群眾會在正常的充分的辯論中，肯定正確，改正錯誤，逐步取得一致。
在辯論中，必須采取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對於持有不同意見的少數人，也不準采取任何壓服的辦法。要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裏。即使少數人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允許他們申辯，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意見。
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在辯論中，每個革命者都要善於獨立思考，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革命的同誌，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不要在枝節問題上爭論不休，以便加強團結。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
有些學校、有些單位、有些工作組的負責人，對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組織反擊，甚至提出所謂反對本單位或工作組領導人就是反對黨中央，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就是反革命等類口號。他們這樣做，必然要打擊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積極分子。這是方向的錯誤，路線的錯誤，決不允許這樣做。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布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在運動中，除了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破壞、盜竊國家機密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處理外，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借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
八、幹部問題
幹部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
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九、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開始湧現了許多新事物。在許多學校、許多單位，群眾所創造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等組織形式，就是一種有偉大曆史意義的新事物。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是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組織形式。它是我們黨同群眾密切聯係的最好的橋梁。它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權力機構。
無產階級同過去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鬥爭需要經曆很長很長的時期。因此，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不應當是臨時性的組織，而應當是長期的常設的群眾組織。它不但適用於學校、機關，也基本上適用於工礦企業、街道、農村。
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的產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在經過群眾反複討論後進行選舉。
當選的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的代表，可以由群眾隨時提出批評，如果不稱職，經過群眾討論，可以改選、撤換。
在學校中，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文化革命代表大會，應該以革命學生為主體，同時，要有一定數量的革命教師職工的代表參加。
十、教學改革
改革舊的教育製度，改革舊的教育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
在各類學校中，必須徹底貫徹執行毛澤東同誌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學製要縮短。課程設置要精簡。教材要徹底改革，有的首先刪繁就簡。學生以學為主，兼學別樣。也就是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的鬥爭。
十一、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問題
在進行文化革命群眾運動的時候，必須把對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傳播，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傳播，同對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的思想批判很好地結合起來。
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起重包括對哲學、曆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
在報刊上點名批判，應當經過同級黨委討論，有的要報上級黨委批準。
十二、關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的政策
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隻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裏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對他們的世界觀和作風，可以幫助他們逐步改造。
十三、同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相結合的部署問題
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單位和黨領導機關，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重點。
文革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加豐富、更加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各地區、各部門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部署。
在農村和城市企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地方，如果原來的部署是合適的，又做得好，就不要打亂它，繼續按照原來的部署進行。但是，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提出的問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交給群眾討論，以便進一步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的思想。
有的地方，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中心，帶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這樣做，如果那裏黨委認為合適，也是可以的。
十四、抓革命，促生產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隻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十五、部隊
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
十六、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
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複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各級黨委，要遵守毛主席曆來的指示，貫徹執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先做學生，後做先生。要努力避免片麵性和局限性。要提倡唯物辯證法，反對形而上學和煩瑣哲學。
在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 】
文化大革命曆經十年，其中多少是是非非，應當依據什麽來判定是非呢？就應當依據《十六條》來判定是非。不論是涉及劉少奇、鄧小平，還是涉及林彪、陳伯達，還是涉及“四人幫”，甚至涉及周恩來、毛主席的事情，都應當以《十六條》來判斷是非。
至此，我非常希望讀者能夠認真地閱讀《十六條》，並且用它做“尺子”去衡量你關於文革的疑惑。
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毛主席仍任主席，林彪任副主席；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為政治局常委。值得注意的是發動文革的功臣林彪升任黨的唯一副主席，周恩來地位未變，劉少奇、鄧小平仍然得以保留政治局常委職務，但是位次下降了，實權失去了。相反的，發動文革的功臣：林彪、陳伯達則得到躍升，一個當上了“副統帥”，一個當上了除毛主席外的“無產階級理論家”。這兩顆“新星”後來走到來一起……
八屆十一中全會為毛主席全麵展開文革，徹底摧毀劉少奇、鄧小平官僚集團掃清了道路。從此，文革的戰火就迅速燒向了劉鄧官僚集團，文革的真正內容展開了。
下麵來說說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該信全文如下：
【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誌們：
你們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給我的兩張大字報以及轉給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們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申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誌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采取同樣態度的。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還有，我們支持你們，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對於犯有嚴重錯誤的人們，在指出他們的錯誤以後，也要給以工作和改正錯誤重新作人的出路。馬克思說，無產階級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類。如果不能解放全人類，無產階級自己就不能最後地得到解放。這個道理，也請同誌們予以注意。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
信中影響最大是“ 造反有理 ”四個字！自從這封信在學生中流傳後， “ 毛主席語錄 ” 中的一句話—— “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有了這個道理，於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幹社會主義 ” —— 就成了 紅衛兵造反派合法性的依據。
不幸的是，信中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話“ 我們又要求你們注意爭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 ”確被紅衛兵們忽略了，以至於正是在這一點上，紅衛兵走上了與文革的目標向衝突的道路，最終退出政治舞台。
紅衛兵從造工作組的反開始，很快就把鬥爭的焦點集中到了劉少奇、鄧小平這兩個工作組的後台老板身上。劉鄧通過工作組借口“破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轉移鬥爭大方向，挑動群眾鬥群眾，在學校教師、學生中抓“反革命”，打擊、迫害學校教師與幹部的反文革路線被定義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造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成為文革的最大熱點。揭批各級黨委、政府各部門中幹部追隨劉鄧路線的錯誤成為文革的主要內容。文革的戰火很快就燒遍了京城的所有“衙門”，燒到很多幹部身上。許多幹部轉眼間淪為劉鄧“黑幫成員”。
由於最早的紅衛兵中大多是幹部子弟，後來紅衛兵發展、擴大後大批普通工農子弟也參加了紅衛兵，或者組織了自己獨立的紅衛兵；所以當戰火燒到大批幹部身上，使他們許多人淪為“黑幫分子” 時，紅衛兵發生了分裂。部分高幹子弟不能接受自己的父母淪為革命的對象，組織了名為“聯動”的保衛幹部不受造反派衝擊的組織，變本加厲地對出身非工農家庭的造反派進行迫害。“聯動”的瘋狂迫害導致中央文革出麵結束了它的生命。
“聯動”屬於紅衛兵中的保皇派，此外紅衛兵中還分“保守派”與“造反派”。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根本區別在於“保守派”認為黨和政府的多數幹部還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需要打倒的隻是少數，而造反派認為多數幹部都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追隨者，應當打倒。他們在對待劉鄧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上還是一致的。也就是說，紅衛兵中的“保守派”與造反派尚無根本性的衝突，本來應當聯合起來。而聯合起來正是毛主席對紅衛兵的重要要求。可惜紅衛兵沒有能夠理解並實現毛主席的這個要求，以至於給文革後續發展產生了惡劣的影響。當工人、農民也開始大規模投入文革的戰場時，“保守派”與造反派的矛盾尖銳化了，一場波及全國的“內戰”給文革和國家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關於“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戰爭將在後麵專題討論。 66 年的秋天還是造反派紅衛兵的天下，“保守派”紅衛兵還僅僅是不起眼的配角。
為了將運動推向全國，北京的紅衛兵們（主要是造反派）創造了“大串聯”這個傳播文革火種與經驗的新事物。北京各高校，甚至中學的造反派紛紛走出學校，奔赴全國各地去宣傳北京紅衛兵的觀點與經驗。他們的行動被稱之為“大串聯”。紅衛兵的“大串聯”受到了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使得“大串聯”以雪崩方式擴展到全國。在免費乘車，免費食宿支持下，全國大多數大、中學生在 66 年冬至 67 年春鬥奔走在祖國大地上，致使紅衛兵的造反烽火迅速燃遍祖國大地。
紅衛兵的大串聯很快就走進了工廠和農村，工人和農民也在紅衛兵和傳媒的共同影響下加入到造反的行列。首先響應學生紅衛兵的號召起來造反的工人通常是街道和區辦中小工廠的工人。他們從造本單位領導的反開始，逐漸形成行業聯合與地區聯合，形成實力強大的造反派。工人造反派與學生造反派的結合成為黨政機關根本無法對抗的力量。大批幹部遭到批鬥使得大部分黨政機關失去了原來的權威，幹部的威信徹底喪失，黨政機關逐漸陷於癱瘓。為了彌補黨政機關癱瘓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奪取原來黨政機關的權力以維持社會管理功能的要求提上來了。上海的造反派率先奪取了上海原市黨委、市政府的權力，奪權的風暴立即席卷全國。六七年春天的中國成了造反派的天下！
叛徒集團與劉少奇倒台
從 1966 年 8 月八屆十一中全會起，劉少奇就受到紅衛兵的批判，他的主要罪名可以用 67 年 9 月 18 日周總理在廣州駐軍幹部會議上講話中關於劉少奇曆史上所犯錯誤部分的摘要來說明。下麵就是這個講話的摘要。
“後來毛主席到重慶談判，我昨天講了這個事，毛主席那個時候到重慶去，完全是要證明中國共產黨敢於到重慶去和蔣介石談判。中國共產黨要爭取和平，要暴露蔣介石假和談，真內戰的麵目，以後的事實證明了這一點。因為日本投降以後，蔣介石在人民中的威望是有假象的。他是假抗戰，你如果說他不是抗戰的人物，有人會不信，所以需要這樣一個暴露。但是當時劉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相信民主可以實現，和平也可以實現。當時蔣介石還不放棄軍權。但是劉少奇九月在黨校作報告，然後第二年一月發表了一個正式報告，就講這個問題。我參加了舊政協開會以後，回到延安向毛主席匯報，劉少奇也在場，毛主席說的很清楚。毛主席說：這個和平，我們是拖延時間，便於我們積蓄力量，便於我們訓練軍隊。我們一方麵要訓練軍隊，一方麵要搞好生產，第三方麵要加緊土改，準備戰爭，準備戰場。這個精神就把問題說定穿了嘛。毛主席還指示，可以在政協會議上簽字，表麵上說這個政協決定不錯。但是劉少奇對黨校報告講的那些東西（今後會印出來）完全是另一種說法。這是一個關鍵問題，我親自可以證明的。劉少奇那個報告我沒有聽到，現在從文件堆裏找出來了。你們聽到過嗎？後來劉少奇這個報告被高崗抓住了。
日本投降後，第二件大事，就是在解放戰爭勝利的前夜，我們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開七屆二中全會這個會議上毛主席的報告論斷我們解放全中國以後，中國的民主革命勝利了，我們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今後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鬥爭，也就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這是清清楚楚地提出來的，這個會是三月開的，四月我們進了北京，四月二十號大軍過江。
五月初劉少奇到天津，也沒有向毛主席請示，就和資本家（就是他的親戚和其他資本家）談話，大談什麽今天中國資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現在歡迎資本家來剝削，來開新工廠，這樣就可以發展中國的經濟，甚至說什麽剝削的功績是“永垂不朽”的，你們聽吧，這象話嗎？有人說，你當時為什麽沒有注意他呢？那麽一個負責同誌出去講演，我們到處派人跟著也不象話嘛，但是毛主席也聽到一點。
毛主席很快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一個是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另一個就是提出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總路線，其中的一條是利用、限製和改造中國的私營工商業。你們看，對私營工商業是利用、限製和改造，毫無發展之意。更早一點提出的頂多是“勞資兩利”嘛。就是說資本家剝削得來的利潤，隻能是一部分改善工人生活，一部份給資本家，此外我們還有稅收。這完全是針對劉少奇的。不過當時沒有全麵談他那個演說。
第三件大事就是搞合作化。我們進行土地改革以後，有些地方因為是老區，很快就搞合作社，這是好事。劉少奇不讚成農村搞合作社。他說，現在需要鞏固新民主主義階段，這完全是錯誤的。
我們說，民主革命勝利之後，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開始之時，兩個革命階段應該銜接，因為我們在民主革命中，已經準備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譬如，我們進了城就沒收了外國的企業，或者把他接收過來，或者把它封存了。沒收了奸漢的企業，接收了官僚資本，在全國來說，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百分之八十。這麽多工業企業掌握在國家手裏，又有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革命就開始了。
第四件大事，“八大”是劉少奇作的政治報告，鄧小平作的組織報告。這兩個報告，受了蘇共二十大的影響，受了赫魯曉夫反對個個迷信的影響。當時我國三大改造成功以後，劉少奇錯誤地認為，生產關係進步了，生產力落後了，這完全是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因為我們的生產力要發展，舊的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要改革生產關係，所以私營工商業要變成公私合營，手工業要合作化，農業要合作化，三大改造要大大解放生產力，怎麽能說生產力落後呢？他把這個作為國內的主要矛盾，忘掉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矛盾，忘掉走資本主義道路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後許多的事我就不說了。到了一九六二年國內經濟困難時期，蘇聯撤退專家，毀棄了條約，還遇到三年災荒，我們許多設備跟不上，需要自力更生來解決。這時正如廬山會議決定所說的，引起了一股右傾機會主義思潮，出現了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主席在十中全會上大聲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別重申了七屆二中全會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並根據這個學說寫了十中全會的公報。第二年，一九六三年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四清運動的前十條，從理論上闡明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怎樣進行階級鬥爭，怎樣來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防止資本主義複辟那是很清楚的，可是劉少奇領導的四清運動，恰恰跟毛主席相反，搞形“左”實“右”路線，那一種運動的方式，也就埋藏了這一次文化大革命頭兩個月派工作組的錯誤，撇開廣大群眾，叫所有幹部靠邊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戰術，紮根串連冷冷清清地搞四清運動。劉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園大隊的四清經驗，要把它廣為傳播，一直到這次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批判的東西也就很多了。現在我們就應該對劉少奇作總結了。
總之，毛主席對劉少奇不是不批評的，中間有幾次是書麵的批評，最嚴厲的是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清運動中間製定二十三條的那一次。那次毛主席已經對劉少奇接近失望了，經過二十年的幫助，扶不起來。”
就周恩來提到這些罪名而言，可以象打倒高崗，打倒彭德懷那樣打倒劉少奇嗎？高崗在政治路線上，在經濟政策上是受到毛主席讚揚的，他被劉少奇抓住的是“小集團活動”，是“搞陰謀”。說白了就是“拉山頭”，搞宗派。這種行為在黨的曆史上是屢見不鮮的，最著名的是張國燾。張國燾為此受到批判，可是還不至於戴一頂“反黨”的帽子。彭德懷更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打倒的。注意，這裏並非完全否定彭德懷曆史上的錯誤，但是那些錯誤基本上都是認識水平問題，提不到“綱”上來。所以，如果套用劉少奇對付高崗，對付彭德懷時的標準，給劉少奇一頂“反黨”的帽子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畢竟高崗和彭德懷的“反黨”帽子是冤枉的，如果照此標準辦理，事後總會有人出來為劉少奇喊冤。因此如果僅僅就是這些罪名，劉少奇可能會與張國燾一樣受到黨內嚴厲批評，降職了事。
可是，一件幾乎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件把劉少奇拋下了永世不得翻身的深淵。這個事件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於 66 年 9 月的出現！這個“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被“改革”後的中央說成是黨的曆史上最大的冤案，因而也就為劉少奇平了反。這個“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究竟是怎麽回事呢？我們先來看看“改革派”是怎麽說的。
下麵文字是摘自“河北黨史網”的文章。
【 1966 年 8 月，八屆十一中全會後 , 江青、康生一夥首先指令“彭真專案組”調查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的問題。然後，在 8 月 18 日“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上，又私下授意紅衛兵代表，揪鬥這些老幹部。 9 月 16 日，康生致信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誌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 1936 年 8 、 9 月間的北京報紙，從他們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還隨信附上了 1936 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究竟是怎麽回事呢？事情還得從 1936 年說起。
1936 年三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曆經艱險，來到華北，作為中央代表主持北方局工作，並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到天津後，麵臨新的工作和所處的環境，深感“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華北黨組織連續造成的嚴重損失。這裏黨組織遭破壞，黨員幹部被捕，幹部嚴重不足。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白區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外，其他東西是很少保存下來的……。眼下，特別隨著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就更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鬥爭經驗、能夠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領導幹部。
1936 年 4 月的一天，劉少奇見到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部長柯慶施，兩人談了華北的形勢，劉少奇陷入深思。這時，柯慶施靈機一動，突然想到，當時，“北平軍人反省院”（因地處北平草嵐子胡同，通常稱草嵐子監獄），關押著一批黨的幹部。這批幹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黨組織兩次遭大破壞而被捕的。他們在獄中進行了堅貞不屈的鬥爭。到 1936 年時，還有六十多人被繼續關押著。其中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這批幸存下來的幹部，是黨的一筆寶貴財富，如果能將他們營救出來，可以大大加強華北地區的幹部力量。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進攻華北已不可避免，如果讓這批幹部落入他們之手，將很難生還。
於是，柯慶施對劉少奇說：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一批同誌，他們的刑期多數已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考慮到抗戰缺少幹部，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獄中的幹部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及早出獄。這樣，一方麵可以緩解北方局幹部奇缺的困難，另一方麵也可以在日寇占領北平後，避免不必要的犧牲。
劉少奇聞言，低頭沉思，他當然清楚所謂“履行出獄手續”意味著什麽。更明白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最後他點點頭，緩緩地說：我個人同意。履行敵人規定的出獄手續，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一個特殊措施，有利於黨的事業。但他也深深感到，這件事情關係重大，責任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於是，劉少奇立即請示中央。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十分重視，同在陝北的其他中央領導同誌商量後，很快批準了這個要求。
1936 年 6 月，劉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複，立刻把這件事交由柯慶施去執行。柯慶施當即派地下黨員徐冰（公開身份是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同孔祥禎取得聯係。孔祥禎 1931 年被捕，入草嵐子監獄，曾任監獄中的秘密黨支部書記， 1932 年因病保外就醫，出獄後以家庭教師身份作掩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工作。孔祥禎設法給當時監獄黨支部負責人之一的殷鑒秘密送去一封信。大致意思是：北方局指示你們可以履行“出獄手續”，爭取早日出來。
1936 年 7 月，北平軍人反省院。高高的圍牆上安著電網，四周和大門都有崗哨，戒備森嚴。當時正擔任獄中黨支部書記的薄一波和支部委員劉瀾濤、殷鑒，收到北方局要他們履行出獄手續的密信後，正疑慮重重。他們擔心這是敵人設下的又一個圈套，於是同少數骨幹商議，決定不予執行，也不在黨員中傳達討論。
北方局送信到獄中已三個月，仍不見回音。劉少奇決定，通過孔祥禎給獄中黨支部寫第二封信。信中說：黨組織營救你們出獄，這是中央的決定。上次去信後不見你們的行動，現再做如下指示：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考慮到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黨認為，為了爭取你們盡快出來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且必須履行敵人出獄手續。這樣做是符合黨的最大利益的。黨認為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在小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現在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範圍內作鬥爭。現在形勢變了，國民黨“安內攘外”，登“反共啟事”司空見慣。正因為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所以你們更有條件，這是特定條件下所作的決定，不是常例。黨現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不以叛徒論，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此信後，仍然拒不執行，就要犯更大更嚴重的錯誤。
這時，獄中黨支部已經改選，支部書記是趙搏，支委是楊獻珍、張友清。他們同骨幹分子討論後，考慮到黨的紀律，準備將中央指示付諸討論，征求獄中全體黨員意見。
為了證實這兩封信是否真是中央的指示，支部又通過另外的通訊辦法得到了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上再次說明，這些指示是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準的，隨信還附有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的主要內容抄件。
支部終於判定 : 確係中央指示。他們作出了“準備執行”的建議，交全體黨員討論。討論結果，一致同意服從組織決定。
1936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 9 人第一批出獄了。
北平，太廟茶館。熙來攘往的人流絡繹不絕，小商小販的叫賣聲喊成一片。薄一波同孔祥禎並肩走向茶館，他是來和北方局黨組織接關係的。到了茶館門口，孔祥禎留在門外了望，薄一波一個人走了進去。迎接他的正是徐冰。兩人緊緊握手，徐冰問了薄一波的住址，向他交代了接頭的暗語，然後匆匆離開。
按照地址，柯慶施找到了薄一波，說：“讓你們出來是劉少奇、北方局向中央建議，經中央批準的。你門出來時還拿架子，三請諸葛亮才出來呀！”言畢，哈哈大笑。
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幾十名共產黨員，分作九批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陸續出獄。
……
“文革”期間，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個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乃至國務院副總理的領導職務。
】
請注意其中的以下內容：
“ “康生致信毛澤東說：“我長期懷疑少奇同誌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獄’的決定。最近我找人翻閱了 1936 年 8 、 9 月間的北京報紙，從他們登報的《反共啟事》來看，證明這一決定是完全錯誤的，是一個反共的決定。”康生還隨信附上了 1936 年有關報紙的影印件。”
這一段文字說明，康生手中確實有那六十一個人在敵人的報刊上登《反共啟事》的證據。並且他們寫《反共啟事》的時間是 36 年 8 、 9 月間。
“ “北平軍人反省院”（因地處北平草嵐子胡同，通常稱草嵐子監獄），關押著一批黨的幹部。這批幹部主要是三十年代初期因北方黨組織兩次遭大破壞而被捕的。
……
其中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
注意這裏透露出這批人從被捕到寫《反共啟事》不足六年。為什麽不具體給出代表人物的被捕時間呢？有什麽隱情嗎？
“關押在北平草嵐子監獄中的一批同誌，他們的刑期多數已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
注意，國民黨抓住共產黨一般就判幾年刑期嗎？白公館、渣滓洞的烈士們都是因為被關押時間不夠長而遇難的嗎？這樣的謊言能愚弄誰？
“履行一個手續”？說的真輕鬆，在敵人的報刊上生命反共隻是一個“手續”嗎？
這是典型的叛徒言論！
“他當然清楚所謂“履行出獄手續”意味著什麽。……最後他點點頭，緩緩地說：我個人同意。履行敵人規定的出獄手續，是在特定條件下采取的一個特殊措施，有利於黨的事業。但他也深深感到，這件事情關係重大，責任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於是，劉少奇立即請示中央。當時的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十分重視，同在陝北的其他中央領導同誌商量後，很快批準了這個要求。”
這一段說明劉少奇同意那六十一人寫公開聲明反共以換取自由。這裏可以對比一下紅十軍團政治委員方誌敏。他 35 年被捕，在獄中寫下了千古絕唱：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門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喊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可是人的身軀怎能從狗洞裏爬出？他為了人的尊嚴，為了共產黨員的尊嚴，拒絕從狗洞裏爬出，不惜放棄生命！
現在劉少奇竟然指使六十一名被囚禁的共產黨員從狗洞裏爬出！這不僅沒有半點共產黨員的氣節，甚至沒有做人的尊嚴！這樣的人，稱之為叛徒還過分嗎？
劉少奇請示了張聞天，張聞天能夠代表黨中央嗎？不知道那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毛主席嗎
“現在形勢變了，國民黨“安內攘外”，登“反共啟事”司空見慣。……黨現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不以叛徒論，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
年輕人可能不知道何謂“國民黨“安內攘外””。所謂“安內攘外”是說，國民黨要抗日，必須先清除國內的共產黨。這說明當時正是國民黨屠殺共產黨人的高潮。當時果真是““反共啟事”司空見慣”嗎？說出這樣的話是對千百萬烈士的侮辱！是十足的叛徒言論！
劉少奇保證不以叛徒論處來引誘那六十一人登《反共啟事》，給他一頂叛徒集團的頭子還冤枉他嗎？
“ 1936 年 9 月上旬的一天，薄一波等 9 人第一批出獄了。
……
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幾十名共產黨員，分作九批履行了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陸續出獄。”
就在一年前，方誌敏拒絕從狗洞裏爬出，英勇就義！
看吧，就是按照“改革派”提供的材料，我們也有理由認定劉少奇確實是策動六十一名共產黨員叛變的罪魁禍首！
《張春橋在獄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毛澤東看了他們出獄時發表的《反共啟事》後，氣憤地說：“這明明就是自首書，什麽出獄手續。我如果被捕了，就是寧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從這樣的叛變決定。就憑這一條，定劉少奇是叛徒頭子，就不為之過分” ！”
“寧可把牢底坐穿，也不能服從這樣的叛變決定”，是啊，國共鬥爭二十二年，有多少共產黨人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這一句話！
麵對那些在敵人監牢中犧牲的烈士，那六十一個用《反共啟事》換取自由的人還能說自己清白嗎？
““文革”期間，這批人尚有四十人健在，其中有二十二個人擔任著省委書記，副省長，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乃至國務院副總理的領導職務。”
請注意這六十一名叛徒三十年後竟然有二十二人被提拔到副部長以上職務！當年這六十一人在全體共產黨員中能夠占多大比例？肯定不足萬分之一，可是他們被提拔到高位的比例比正常比例搞出何止百倍！為什麽這些叛徒竟然被優先提拔了？由此推斷這是劉少奇招降納叛的結果不合乎邏輯嗎？劉少奇能夠推翻這種推論嗎？
康生於 66 年 9 月向毛主席提交的劉少奇與六十一人的《反共啟事》的材料， 67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自首叛變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文件中指出：“在反對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中，揭發了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 61 人的叛徒集團。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些變節分子……許多人在重新混入黨內以後，成為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堅決執行者，成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成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同年 10 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全會批準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大會通過了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表決這個決定時，除一名副部長中央委員以外，其他人全都投了讚成票。
這次打倒劉少奇的主要根據已經不是本節開始時所引用的周恩來的講話內容了，給他“叛徒”的帽子不僅是由於“六十一人叛徒案” ，還是因為他本人也被查出曾經被捕，叛變。甄岩所著的《毛澤東同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 1967 年 3 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涉及劉少奇二十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研究。……擔任專案組組長的謝富治曾明確批示：“大叛徒劉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誌親自抓的。今後一切重要情況的報告和請示，都要直接先報告江青同誌。”（謝富治對 “ 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 ” 報告的批語， 1968 年 2 月 26 日。）專案組關於劉少奇有“變節”行為的材料對毛澤東產生了很大影響。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澤東對外國朋友說：“劉少奇的問題不簡單，不單是思想右傾的問題，他過去在國民黨統治區至少四次被捕。現在有人證明，他是向敵人自首過。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獄，不是偶然的。”（毛澤東同萬捷爾 • 莫依修、繆非特 • 穆希談話記錄， 1967 年 8 月 16 日。）他對有些材料也存在懷疑。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他同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時曾說：“整出來的劉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說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國勾結，組織反共同盟軍，要美國大規模出兵打共產黨，並且要沈其震經過司徒雷登介紹去見杜魯門、艾奇遜。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虛，是騙我們的，是耍我們的。”周恩來接著對抗戰前夕一件材料說：“說劉少奇當時去南京，見過孫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 ” 但總的說來，毛澤東相信了這些材料。他在這次講話中又說：“還是一個不殺好，留下來的人總有用處嘛，一可以勞動，二可以當證人。例如劉少奇在東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當時審訊他的人。如果都殺了，這些證人也就沒有了。”（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記錄， 1968 年 5 月 8 日。）……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最後一天通過決議，批準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十月十八日提交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現在很難說江青主持的專案組搞的劉少奇變節的材料有多少是真實的，同樣也不能武斷地全盤否定這些材料，有朝一日這些材料公開時每個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
給劉少奇戴“內奸”和“工賊” 的材料沒有收集，也覺得沒有必要收集。我這裏能夠說明劉少奇至少是那個叛徒集團的頭子就夠了，打倒他就沒有冤枉他，至於另外兩頂“帽子”是否恰當，留給其他人去考證吧。
正題說完，還想說一個疑問： 36 年正是國民黨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人的時候，當真可以用一紙《反共啟事》就放過共產黨員嗎？國民黨為何做這賠本的生意？其幕後還有什麽交易嗎？劉少奇真的就是內奸吧？——誰能給個合理的解釋？
文革開始一年零四個月後，摧毀“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任務完成了，文革的第一個目標實現了。打倒劉鄧官僚集團的過程中，廣大的學生、工人、農民獲得了自己組織起來，造資產階級官僚集團的反的生動體驗，這種體驗對中國人民今後一、二百年內進行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的第二個目標也基本實現了。文革的第三個目標——尋找一種能夠防止執政黨腐敗的政治製度——還沒有解決的影子。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劉鄧官僚資產階級集團雖然打倒了，可是產生劉鄧集團的土壤——中國的政治結構——並沒有改變。如何才能夠找到一種能夠避免在執政黨內產生新的官僚集團的政治體製，這個問題成為文革打倒劉鄧集團後的主要課題。
正在毛主席為如何解決這個課題絞盡腦汁時，學生、工人中間的“內戰”爆發了。這就是“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戰爭”。這場“內戰”後來成為“改革派”否定文革的又一個理由。下麵我們來說說“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戰爭”。
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戰爭”
前文說到六七年地春天是造反派地天下，特別是北京紅衛兵的代表——五大學生領袖，儼然是中國最風光的政治新星。但是這些新星其實還不懂得什麽是政治，以至於他們很快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麵，隨即退出曆史舞台。由紅衛兵的大串聯鼓動起來的工人、農民的造反派在學生紅衛兵退出政治舞台後成為新的最活躍、激進的的群眾組織，並且與於其後產生的“保守派”進行了數年的“全麵內戰”，對文革造成了極大對負麵影響，嚴重地阻礙了毛主席戰略部署的實現。
到六七年的秋天劉少奇問題已經處理完畢，劉鄧官僚集團已經摧毀，整個官僚體係受到來根本性動搖，按說此時重建新的更加體現人民民主的權力機構的時機已經到來；但是，當時的政治陣線卻依然混亂，各種政治力量的衝突仍然激烈，根本無法進行重建政治體係的工作。
林彪一方麵開始構建自己的政治集團，一方麵要借文革之機清除軍內潛在的政敵；以組長陳伯達，副組長江青為首的文革領導小組則是以極左的麵目出現，因軍隊沒有公開支持他們所支持等造反派而把鬥爭的矛頭指向軍隊的高級將領；那些造反的“司令”們麵對著因新崛起的“保守派”的挑戰正在積極備戰；總之，從林彪、陳伯達、江青到群眾組織的小頭頭，出於不同目的而不願意就此進入文革的重建階段。他們還要繼續“革命”——追求各自的目標，而不是毛主席的目標——重建新的權力機構，恢複社會的正常秩序的目標。
企圖渾水摸魚的大有人在，中國社會這潭水不僅未能逐漸澄清，反而更加混濁。在這些攪混水的人中就有紅衛兵造反派，他們也是因此而最先退出政治舞台的人。
首先瞎攪的是北京的紅衛兵造反派，也就是分裂為“天派”與“地派”的那些人。他們本來都是從造工作組的反，造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起家的，是同一戰線的戰友，因為在對運動中一些事件的認識有分歧，又因為他們背後還有不同“山頭”的野心家在鼓動，於是反目成仇，大打出手，把毛主席的戰略部署拋在一邊，以至於很快就被淘汰出局。
導致他們分歧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是所謂“二月逆流”事的件。
六七年初全國進入奪權階段時，造反派與各地政府的嚴重衝突必然涉及軍隊的態度。毋庸諱言，軍隊當時大多數是不支持造反派奪權的。注意，我這裏是說不支持，而不是阻止。軍隊沒有阻止造反派奪權，隻是采取了旁觀的態度。這種“消極態度”是造反派和中央文革所不滿意的，更兼一些逃避造反派批鬥的黨政幹部利用個人關係逃到軍區去尋求庇護，這就引起了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強烈抗議。造反派與中央文革對軍隊的不滿給林彪借機清除軍內的潛在對手提供了機會，林彪抓住了這個機會，夥同中央文革鼓動造反派把批鬥的矛頭指向了軍隊中的一些高級將領，提出了“抓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幾位高級將領因此遭到批鬥，甚至抄家。
由於《十六條》中清清楚楚地寫著：“部隊的文化革命運動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按照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的指示進行。”，中央文革根本無權支持群眾組織跑到軍隊中去抓人，更何況所抓的還是高級將領！但是陳伯達、江青等人做得過火了，江青、陳伯達在在批總政治部主任肖華時竟然說：“解放軍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這句話太過分了！這是對整個人民解放軍的指責。當這句話匯報到林彪處時，林彪勃然大怒，立即召江青來訓斥，要她一同到毛主席處評理。江青麵對副主席到震怒，趕忙道歉。
此事匯報到毛主席處，毛主席召開了軍委會議，聽取了將領們的抱怨後，要求軍隊支持左派群眾。隨後毛主席又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嚴辭批評了陳伯達、江青，並要中央文革檢討這次錯誤。中央文革搞了個“關門檢討”，沒有邀請將帥們參加。將帥們對此很不滿意。於是發生了在周恩來召開的“碰頭會”上，將帥們對陳伯達、江青發起了猛烈的抨擊。個別人言辭之間透露出一些對毛主席發動文革的不滿，這就反被陳伯達、江青抓住了把柄。
陳伯達、江青幹擾軍隊工作是錯誤的，反對文革則是更加錯誤的。盡管將帥們可能並非反對文革，隻是表示一些疑慮，可是那個時候，懷疑文革的正確性就是路線錯誤，所以這次將帥們對陳伯達、江青的批評反而被視為一股“逆流”——“二月逆流”，也受到毛主席的批評。
“二月逆流”事件反映了軍隊高層與中央文革在對文革認識上的嚴重的衝突。盡管“改革”年代的事實證明當時軍隊高層對文革的認識很不夠，但是可以用對付劉鄧集團的辦法來對付軍隊的將帥們嗎？這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軍隊是國家的柱石，軍隊是黨的衛士。中央文革那些文人們竟然企圖憑借自己指導文革的權力來壓倒那些將帥們，他們太幼稚了！毛主席可以毫不猶豫地打倒劉少奇，可是他絕對不會打倒那些高級將帥們。因為那些將帥們是他最可靠的兩股政治力量之一，另一股力量是人民群眾。與這兩股力量相比，中央文革那些文人是靠不住的。直接證據就是中央文革的組長陳伯達和王、關、戚野心的暴露與倒台，更重要的證據是中央文革屢屢以極左的麵目幹擾毛主席的戰略部署，使得毛主席多次陷入被動，陷入困境，使文化大革命本身錯誤百出，成為鄧小平否定文革的炮彈。一旦那些文人取得了劉鄧當初所取得的權力與地位，誰又能保證他們不會成為“劉鄧二世”呢？
文革最重要，最艱難的任務是改造人的思想，特別是改造領導階層的人的思想。看看以陳伯達、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在文革中的極左表現吧，在他們眼裏幾乎絕大多數元老們都是劉鄧的同夥，總是想打倒這個，打倒那個，重來不願意象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那樣教育、幫助、團結認識上有錯誤的那些老同誌，難道他們果真是馬克思主義者嗎？他們當真比那些出生入死十幾年的“老軍頭”們更忠實於人民嗎？
反對陳伯達、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的極左觀點與做法的群眾大有人在，那就是在“一月奪權”之後逐漸產生並壯大的“保守派”。“保守派”是中央文革給反對他們的極左路線的群眾組織所戴的歧視性帽子。
“保守派”果真是保守的嗎？他們與造反派的分歧在哪裏？
“保守派”與造反派的最重要分歧在於對大多數幹部究竟應當打倒，還是應當支持他們繼續工作。“保守派”認為大多數幹部是好的與比較好的，應當支持他們繼續工作；而造反派認為大多數幹部都是追隨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應當打倒。誰的觀點是正確的呢？
《十六條》中關於幹部的情況部分說：“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也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的“保守派”是正確的，而造反派是錯誤的。
為什麽兩派群眾會有如此的差別呢？我們來看看兩派群眾的人員構成有什麽差別。
學生中的造反派多數是在批判工作組時興起的，他們通常是在工作組時期受到打擊，或受到歧視的那部分人。工農造反派則是在學生大串聯點“造反”之火時興起的，他們通常是對解放後十七年裏政府和領導的官僚主義和錯誤政策的感受特別強烈的那部分人。
什麽樣的學生在工作組時期受打擊，受歧視呢？一般而言，非幹部子弟，非工農子弟受打擊，受歧視的比率要高一些。實際上學生中的造反派中非幹部子弟，非工農子弟所占的比率也確實高一些。
什麽樣的工人、農民在解放後的十七年裏對官僚主義、特權主義和錯誤政策的感受特別強烈呢？就工人而論，街道、社區開辦的中小工廠中的工人比大型國營企業的工人對官僚主義和錯誤政策的感受更強烈。大型國營企業的工人絕大部分是真正的“產業工人”——最純正的工人階級，在曆次政治運動中地位比較高，因此他們對社會的滿意度比較高，而對官僚主義、特權主義和錯誤政策的感受不明顯。
相比之下街道、社區開辦的中小工廠吸收了比較多的“給出路”政策的對象。那些 “舊政府遺留人員”、那些被專政的“五類分子”，以及這些人的子女，經常被安排在街道、社區開辦的中小工廠中工作。還有一些“社會閑散人員”也被街道、社區開辦的中小工廠吸收。而國營大型企業招收工人時，要貫徹階級路線，優先招收幹部與工農子弟；於是街道、社區開辦的中小工廠成員比較複雜就是難免的了。
在貫徹階級路線的十七年裏，街道、社區開辦的中小工廠中那些“舊政府遺留人員”、 “五類分子”、“社會閑散人員” ，以及這些人的子弟的政治地位自然要低一些，在政治運動中很容易受到打擊與歧視。正是由於他們的政治地位較低，受到較多的歧視，所以他們對官僚主義、特權主義更加敏感，更加痛恨。
當學生紅衛兵衝破官僚體係，號召造反時，誰的造反願望最強烈呢？自然是這些社會地位比較低，經常受歧視的人們。當然，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五類分子”及其子女是不敢造反的。積極響應學生的號召起來造反的人中包含來較多的“舊政府遺留人員”、“社會閑散人員”，以及這他們的子弟則是不爭的事實。造反派成員中的“長期受歧視者”對官僚階層的憤怒轉化為文革第二次大迫害——對廣大幹部的人格侮辱與人身傷害。不要以為我把“五七幹校”、“牛棚”當作迫害，“五七幹校”相當於臨時幹部學校，“牛棚”相當於臨時拘留所，都還不是迫害。我說的是用鐵絲掛幾十斤的鐵牌子連續搞幾小時“噴氣式”，是皮帶、棍棒在旁邊“伺候”，是抄家與“掃地出門”等等。這一次迫害的廣度與殘酷程度一點也不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對“五類分子”及其子女的迫害之下，成為文革的第二幕悲劇、醜劇。
“改革”之初，知識分子在控述文革的罪行時大書特書自己所受的迫害，可是在與“五類分子”與幹部所受的迫害相比中，他們隻能排在第三位。
如今的一些左派不承認文革中存在對幹部階層的迫害，不願意承認文革中有明顯的、重大的錯誤，甚至不願意承認“四人幫”在文革中犯有嚴重的錯誤，這是不好的，是不能贏得絕大多數人民支持的。尊重事實，全麵地接受經驗與教訓，這才是正確地對待文革的態度。
盡管造反派的隊伍中有較多的非“基本群眾”（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工人階級、貧下中農是共產黨賴以生存的基本群眾。），並且製造了對廣大幹部的大迫害，可是造反派的功績也是不能否認的。造反派的功績主要在於“奪權”，奪權徹底打掉了官僚主義，特權主義的威風，為尋求一種更能夠體現人民民主的新政治體製開辟了道路。這就是說，造反派有兩麵性。既有積極響應造反的號召，為打垮官僚體製做出了貢獻的一麵，又有隊伍成分複雜，借造反之機行階級報複之事的劣跡。
反之，工農、工農子弟、幹部子弟對官僚主義、特權主義的感受不深，對學生造反的號召反應冷漠。不僅在對劉鄧集團的攻堅戰中他們是旁觀者，而且在打破官僚特權的奪權運動中他們也沒用出力。他們一般認為修正主義、黨內的資產階級是黨內高層的事，一般幹部隻是認識問題，是作風問題，可以批判，不應當打倒，更不應當對廣大幹部進行人格侮辱和人身傷害。當造反派奪取了各級政府機關、各企事業單位的領導權時，他們認為造反派的“革命委員會”不能代表他們的政治觀點與立場，因而不能接受。於是他們也迅速組織起來，反對造反派把持的“革委會”的統治。
這就是說，“保守派”也有兩麵性，一方麵他們是造反派“打倒一切”和“造反派的天下”的反對派；另一方麵他們對造反派衝垮舊的官僚體係的意義認識不足，因而不懂得團結造反派共同創建新的政治體製的必要性。
造反派與“保守派”都有兩麵性，但是，在中央文革極左路線橫行的當時， “保守派”起到了抑製其造成更大破壞的作用。反之，造反派對身受十七年社會政策性歧視的不滿一般都轉化為“全麵打倒”的要求，正好與中央文革堅持“統統打倒”，徹底淘汰十七年建立起來的幹部體係，重建他們自己的幹部體係的目標不謀而合。就是這個原因，中央文革才堅決要支持造反派，反對“保守派”，而不肯服從毛主席“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應當聯合起來的指示。
中央文革對抗毛主席關於工人階級要聯合起來的指示，支持含有較多非“基本群眾”的“造反派”，打擊、壓製主要由大型國有企業中的產業工人構成的“保守派”，這已經是一種階級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了；更嚴重的是他們對抗十六條中明確的規定的，毛主席反複強調的“要文鬥，不要武鬥”，竟然鼓勵造反派“文攻武衛”，引發了遍及全國武鬥，不僅是棍棒，甚至是機槍、手榴彈，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不僅被國外媒體，而且被毛主席批評為“全麵內戰”。
造反派與“保守派”的內戰嚴重地破壞了毛主席地戰略部署，使得重建新體製，重建新的政府機構的工作完全擱置，使得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幹擾，使得國家的一些重要機關安全失去保障。麵對如此亂局，毛主席不得不動用解放軍出來收拾這個亂局。幸好毛主席還有一個“一切行動聽指揮”的人民軍隊，否則那內戰不知到還要造成怎樣的損失！
直接打內戰的是造反派與“保守派”的群眾，真正的罪魁禍首則是中央文革的那些“文化人”。因為他們是負責指導文革的直接權力機關，如果沒有他們“堅定地支持造反派”的口號，沒有他們的“文攻武衛”的號召，沒有他們對武鬥的放縱，哪裏會有遍及全國的大規模的武鬥？
可能有人會說他們並沒有放縱武鬥，這不是事實。在文革中造反派與“保守派”互有攻守，都有錯誤與傷亡。每當造反派受到攻擊時，中央文革總是高喊“嚴懲凶手”，而“保守派”受到攻擊時，他們就裝聾作啞，甚至直接叫好！如果現在能夠把當初他們對造反派的那些講話找出來，這種“拉偏架”的講話多得不計其數。
“在人民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毛主席的這兩項教導不僅是搞好文革所必須遵從的，也是今後恢複人民的天下所必須遵從的。
“三支兩軍”與“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前文說到造反派的“奪權”和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戰爭造成全國性混亂。首先是包括公檢法在內的政府機關基本癱瘓，隨即是工礦企業大麵積停產、半停產，鐵路、公路運輸也受到嚴重影響，派別之間的武鬥使包括許多普通群眾在內的人失去了安全感。為了盡快消除這種混亂，毛主席決定派軍隊幹部、戰士介入文革和社會的各個方麵，去重建秩序。
劉炳峰的《毛澤東與人民解放軍“三支兩軍”的實行及取消》一文詳細地敘述了軍隊介入與重建秩序的過程。我在這裏僅僅引用其中的起因部分。
67 年 1 月 21 日，安徽省造派在召開“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大會”之前，要求軍隊保護現場，以防對立派衝擊，並聲稱：如果不派軍隊保護，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安徽省軍區的報告送到毛主席處，毛主席批示曰：
“林彪同誌：
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文化大革命——指文化大革命）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應重新發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廢。請酌。
毛澤東”
從毛主席的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之前中央的政策是不欲軍隊介入文革的，估計是顧慮軍隊的介入會對造反派造心理壓力。現在（ 67 年一月）群眾已經被發動起來了，劉鄧資產階級官僚集團已經威風掃地，這時再派軍隊支持左派——當時中央文革對左派的解釋就是造反派——不僅不會阻礙群眾起來造黨內資產階級官僚的反，反而可以使他們感到更加有持無恐。毛主席給林彪回信要求軍隊支持文革中的左派時，是想通過軍隊公開支持左派表達對群眾起來造黨內資產階級官僚的反的支持。這就是軍隊“支左”的開始。這與後來的“三支兩軍”還稍有差別。這最初的“支左”就是支持群眾造反，還不是為了消除混亂，重建秩序。
最初的支左是有利於文革的發展的，因為當時正處在全國範圍內向官僚體製奪權的關鍵時期，派軍隊支持造反派向官僚體製奪權鼓勵了群眾的革命熱情，滅了官僚主義的威風。
按照毛主席信的精神，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布《關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兩條：一，軍隊要支持左派，鎮壓反對左派的反革命；二，軍隊不能成為黨內走資權派的防空洞，不能為他們提供庇護。
僅僅過了兩個月情況就發生了明顯變化。 67 年二、三月間，“奪權”已經使得各地各級政府普遍癱瘓，特別是公檢法對社會的威懾作用幾乎消失殆盡；“保守派”的興起，造反派的分裂都產生了派別之間都衝突，並且很快演化為武鬥。武鬥開始由衝擊對方集會發展到攻打對方“根據地”，工礦企業到生產受到明顯影響，交通運輸也受到幹擾與破壞。特別是銀行、新聞、公檢法等機關的安全受到了威脅，如果不迅速解決這些問題，很難說會造成怎樣等後果。於是在 6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將支工、支農、軍管、軍訓作為軍隊介入文革的新重點提了出來，並在在全國各地陸續貫徹執行。
所謂支工就是派“軍宣隊”進入工礦企業，宣傳黨的政策，協助、監督造反派的“革命委員會”建立新的管理功能，恢複正常生產秩序。
所謂支農是派“軍宣隊”進入公社和縣級機關，宣傳黨的政策，幫助造反派的革命委員會進行管理，組織生產。
軍管是針對銀行、電台、公檢法等機關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國家重要機關受到造反的破壞。
軍訓則是針對大、中學校的。這時大、中學校大紅衛兵實際上已經完成了帶頭造反的作用，真正造黨內資產階級的反的重任改由工農和各級機關中的群眾與中、下級幹部來完成。這時軍訓的任務實際上是結束紅衛兵的造反狀態，逐漸引導他們回歸正常的教學秩序。
支工、支農和軍管、軍訓都取得了較好的成績，沒有大的問題，而在全國陷入混亂和大規模武鬥的情況下繼續執行支左的政策，就很值得研究了。
文革的任務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鬥、批、改。鬥是鬥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是批判黨內走資派的資本主義道路的危害性，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製度。
這個“鬥”在 67 年已經基本完成了，“批”就當時中國民眾所能達到的認識水平也已經沒有多少深入的空間了，唯有這個“改”字還沒有正式開始。也就是說，自 67 年夏開始文革的中心任務應當是一個“改”字。但是，嚴重的派別之間的武鬥——“全麵內戰”使得這個“改”字根本無人理睬。立即製止武鬥，叫停全麵內戰，是 67 年春夏之間的頭等大事。
可是武鬥的根源在哪裏，如何才能正確地製止武鬥，毛主席當時是怎樣認識的呢？
甄岩所著的《毛澤東同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但許多地方的大規模武鬥不僅仍在繼續，而且十分激烈，這是什麽原因呢 ? 毛澤東指出： “ 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了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過。等到事情出來以後，就看出了現象。 ”“ 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鬥爭。解放後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 —— 這些就是他們武鬥的幕後指揮。 ” （毛澤東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記錄， 1967 年 12 月 18 日。）”
這說明毛主席當時認為全國性、大規模武鬥是“傳統的階級敵人”在幕後策劃、指揮的結果。事情果真就是這樣嗎？就拿最常見的武鬥——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戰爭——來說吧，哪一派背後有“傳統的階級敵人”在策劃、指揮？是造反派嗎？盡管他們的成分複雜一些，可是他們是中央文革眼中的真正“左派” ！總體上說，在造反派背後策劃、指揮的就是中央文革的成員們！是“保守派”嗎？那些人可是“傳統階級敵人”的死敵啊，兩個死敵能夠聯合起來反對造反派嗎？沒有絲毫的可能性！
顯然，毛主席的這個認識是錯誤的。那麽他怎麽會得出這個結論呢？我看原因有兩個：一個原因是確有“傳統的階級敵人”乘“全麵內戰”之機煽動派別仇恨搞破壞；另一個原因是中央文革提供的錯誤信息的誤導。就我所在的工廠的情況看，確有“傳統的階級敵人”通過煽動造反派進行階級報複，主要是對幹部和“保守派”進行人身傷害。
文革武鬥最凶時炸橋梁、破壞鐵路的那些人最可能是哪些人呢？我看最可能是受“傳統的階級敵人”煽動的造反派，因為造反派之中本來就混雜著一些仇恨共產黨，仇恨中國工農革命，仇恨社會主義的分子。反觀“保守派”，他們幾乎全部由黨的“基本群眾”——產業工人與貧下中農組成，他們感激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這種人去炸橋梁、破壞鐵路的可能性必然小於前者。所以說，如果真有“傳統的階級敵人”煽動、策劃、指揮武鬥與破壞，那麽最可能受他們煽動、策劃、指揮的還是造反派，而不是“保守派”。這是毫無疑義的！
當然，我並不認為所有的武鬥都是“傳統的階級敵人”煽動、策劃、指揮的，正相反，我認為大多數武鬥並非是“傳統的階級敵人”煽動、策劃、指揮的。全麵的、大規模的武鬥是行政失效、法製癱瘓，和林彪集團、中央文革推行極左路線的結果。那些一心想“打倒一切”、一直堅持“唯我獨革”的人們必然與反對他們的群眾發生激烈的衝突，而這個衝突不僅沒有行政與法製對約束，而且還有“文攻武衛”的號召，發展成為大規模武鬥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要想製止武鬥必須首先嚴厲批判、消除極左思想，必須重建行政與法製。
可是中央文革堅持支持造反派，壓製、打擊“保守派”恰恰是極左的立場，他們怎麽會批判極左思潮呢？既然他們在對群眾派別的的階級性的基本認識上就是錯誤的，他們怎麽能夠給毛主席提供正確的信息呢？
毛主席基於中央文革提供的錯誤信息，得出需要繼續支持左派的結論也就不足為怪了。
67 年夏大規模介入文革的軍隊官兵的首要繼續執行“支左”的任務，可是何謂“左派”？這是個不僅當時，就是如今仍然會糾纏不清的問題。特別是當時全國範圍內正逐漸展開“內戰”不僅有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戰爭”，也有造反派分裂後進行的“戰爭”。麵對如此局麵，解放軍應當支持那個派，反對那個派？
中央文革是堅定地把造反派作為左派來支持的，而解放軍官兵在認識上，感情上並不一定讚同中央文革的觀點，這就必然導致軍隊支左官兵政治態度的混亂，造成軍隊內部認識上的分裂。
更為嚴重的是軍隊大範圍地支左促進了極左思潮的發展與泛濫。既然軍隊是來支左的，那麽部分群眾組織爭相“向左”就不奇怪了。而“左”的標誌似乎就是“打倒一切”，“唯我獨革”，所以軍隊支左加劇了全國範圍的“極左”思潮與行動是個不爭的事實。
極左思潮與行動是內戰的最主要根源，加劇了極左思潮與行動也就加劇了全國範圍的內戰。這真是個悲劇！本來是要解放軍去製止內戰，結果卻是火上澆油！
如果在國家陷入“全麵內戰”的情況下解放軍不是去支左，而是去“削山頭”，反對一切山頭主義，喊著“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的口號，舉著“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旗幟，情況又會怎樣呢？
我認為在國家陷入“全麵內戰”的情況下毛主席仍然要求解放軍支左是他一生中所犯的重要錯誤之一。
毛主席派軍隊介入文革進行“三支兩軍”還有一項創造值得一議，那就是“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最初的“革命委員會”是造反派奪權後成立的臨時權力機構，遍及各級政府機關、工礦企業、大中學校。那時候的“革命委員會”通常是由造反派的頭頭加上少數幾個支持造反的領導幹部組成，實際掌握權力的是造反派頭頭。
解放軍通過支工、支農、軍訓進入各機關、工礦、學校後也就進入了該單位的領導機構——革命委員會。軍隊代表進入革命委員會通常都是“一把手”。也就是說，軍隊通過支工、支農、軍訓後實際上是接管了所進入單位的主要領導職責，或者可以說支工、支農、軍訓都帶有一定的軍管意義。當然，與真正的軍管還是不同的，因為在三結合革命委員會中實際上還是實行民主集中製的，軍管的單位則是軍管隊“大權獨攬”。
在軍隊加入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之前，通常是造反派頭頭說了算，結合的幹部多數是陪襯；軍代表加入後造反派頭頭的作用下降了，幹部的作用被提升了。由於軍代表缺乏管理經驗，造反派頭頭也不比軍代表強，所以在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實際處理管理事務時幹部還是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全麵奪權，行政與法製體係幾乎癱瘓的情況下，降低了造反派的政治作用，提升了幹部階層的政治作用，無疑對於穩定形勢，平息武鬥，恢複秩序，發展生產等都是有利的。經過兩、三年的“三支兩軍”，始於 67 年的內戰與混亂基本結束。這是“三支兩軍”和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對文革的最大貢獻。
毛主席說：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個創造。
這種由軍隊的代表、黨的幹部和群眾組織的頭頭組成的新的權力機構對於抑製官僚主義，抑製特權主義無疑是有益的。在文革陷入混亂與內戰的時候，大概這時唯一行之有效的政權形式；但是這恐怕不是可以長期實行的政治體製。
首先，軍隊長期介入社會的各個方麵可能會演化為軍管，可能會演化為實際上的軍人政權。軍人政權又極易演化為專製政權。實際上毛主席一直在提防中國出現軍人政權，打倒高崗、拿下彭德懷都有這樣的因素在內。
其次，群眾組織的頭頭的產生與更迭也缺乏可以長期存在的合理的機製。首批造反派頭頭是造反起家的，以後的群眾組織如何產生，其頭頭又如何產生呢？不能夠不斷地產生新的群眾組織的頭頭，又如何實現“三結合”呢？
所以，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雖然是個新事物，卻未必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新事物。可以說，文革批判了官僚體製，可是卻沒有找到代替這個舊體製的新體製。或者說，文革的目標——鬥、批、改，三者之中唯有這個“改”字始終沒有著落。
最後，軍隊介入文革期間還參與了“清理階級隊伍”這一重要事情，此事的是是非非還值得探討。我們放在後麵再說。
軍隊介入文革曆時五年，功不可沒，也有失誤，當社會秩序恢複正常之後，它就功成身退了。
清理階級隊伍與造反派退出政治舞台
說到軍隊的“三支兩軍”不能不說說“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是一個如今的一些“文革派”和幾乎所有“改革派”都持批評態度的事情。
比如著名的“文革派”老田就在其“造反派與當權派進行政治博奕的七個回合”中說：
“從 1968 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開始，造反派就又成為打擊的對象，文革初期當權派威脅將要進行的“秋後算帳”工作開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憑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調動工農反對學生”的翻版，讓那些對政治完全沒有概念的群體來搞政治，利用人們心目中“當官還能整嗎？”這樣的頑固印象，去執行清算造反派的過程。”
也就是說，他把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看作走資派的“秋後算帳”，也就是對造反派的反攻倒算。（“文革派”的人竟然把工農和解放軍官兵看作“對政治完全沒有概念的群體” ！）
“改革派”對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則是徹底的控訴。比如丁抒的文章“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 慘”的副題是：“ 文革中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 三千萬人被鬥，五十萬人死亡”。
還有題為“軍隊整肅造反派 毛澤東再收權”的文章批評清理階級隊伍是毛主席利用造反派打倒劉鄧集團後“卸磨殺驢”。
究竟為了什麽要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這個問題比較容易弄清楚；可是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後果究竟怎樣，就很值得探討了。至於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誤傷的人數根本無法落實，就我個人有限的視野和對“改革派”反文革手法的了解，我認為他們把這個數字誇大上百倍也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更何況值得我們汲取經驗與教訓的主要是清理階級隊伍的原因與政治後果，所以我在這裏將不涉及清理階級隊伍中誤傷人數這個問題。
我們先來說說為了什麽要進行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
前文說到，從 67 年三月開始的解放軍支左不僅沒有能夠平息武鬥，反而火上澆油，武鬥不斷擴大、升級，以至於到了 68 年竟然發展到炸火車，搶軍火的程度。這時參加“三支兩軍”的官兵已經接近百萬，已經使得軍隊不堪重負。為了盡快平息全國範圍的武鬥，中央又派由工人組成的工宣隊進駐大、中學校，可是已經被中央文革“寵壞了”的造反派紅衛兵們根本不把工人放在眼裏。在他們看來，工人大概就是“對政治完全沒有概念的群體”，以至於發展到武力對抗工宣隊，例如清華大學就發生了打死工宣隊員的事情。
事情為什麽會這樣發展呢？我們來看看甄岩的《毛澤東同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資料中有如下內容：
“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又寫來報告說： “ 國民黨的殘渣餘孽一直在進行著變天活動。據統計，全省光是軍、政、警、憲、特五個方麵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漢奸、反動會道門中小道首即達四十二萬人，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這些人是翻案複辟的急先鋒。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打進了我們的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事業單位和各種文化界。 ” 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 “ 各地大都如此，不獨廣東一處。 ” （毛澤東對廣州軍區、廣東省革委會《關於廣州地區敵情的報告》的批語，手稿， 1968 年 7 月 21 日。）”
由毛主席批示的“各地大都如此，不獨廣東一處。”看，各地三支兩軍派出的軍宣隊向毛主席匯報了相似的情況，這使得毛主席堅定了自己約半年前的看法——“這絕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銳的鬥爭。解放後包下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國民黨特務、反革命——這些就是他們武鬥的幕後指揮。”。於是開始部署開展反擊“傳統階級敵人”的鬥爭。
在此之前軍宣隊已經開始在群眾組織中抓反革命了，而且嚴重地擴大化了，因為甄岩的《毛澤東同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資料中有如下內容：
“他又說：“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是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我們黨的曆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打 AB 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曆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 1968 年 5 月 8 日。）”
“他說：“整頓隊伍，把壞人抓出來，基本上是對的。自從我說了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戰爭的繼續後，抓了一批國民黨壞人。抓壞人還是要搞，但是要有條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麽時候，就要煞車。”“十六條規定，現行反革命就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國家財產。貼了幾張反動標語，也不一定要抓嘛 ! 總之，現在現行反革命的範圍相當擴大。”。“隻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麽去搞，不要使人毫無出路。”。（毛澤東關於武鬥、造反等問題的講話記錄， 1968 年 5 月 11 日。）”
但是，軍宣隊以抓現行反革命的方式來平息武鬥並不成功，於是中央決定正式開展一次清理接機隊伍的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首先由北京市開始，因為北京有上千個來自全國各地的“造反聯絡處”，北京的政治動向會立即帶動全國。
68 年 5 月 15 日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出了《關於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由此啟動了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
清理階級隊伍必須以立即製止武鬥為條件，於是 1968 年 7 月 3 日，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發出 “ 七 • 三布告 ” ，嚴令：
“ 一、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線上的各據點。
二、無條件地迅速恢複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幹擾和串連，保證運輸暢通。
三、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四、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
五、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台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
請注意，這個布告中沒有提及支持造反派，是對一切派別的命令。但是已經習慣了中央文革的無條件支持的造反派，仍然以為這個布告僅僅對保守派有效，而不予理睬。
不得以，二十天後再次發出 “ 七 • 二四布告 ” 。這個布告首先強調： “ 一、任何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堅決、徹底、認真地執行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批準的 ‘ 七 • 三布告 ’ ，不得違抗。 ” 。這次顯然是警告造反派不得再次違抗中央的嚴令了，否則隻能“軍法從事” ！
除了向全國所有派別的武鬥頭頭發出的通令，同時還采取了擒賊擒王的措施。不首先拿下影響最大的造反派頭頭，就不能有力振懾全國的造反派頭頭。於是毛澤東破天荒地直接召見北京高等學校造反派組織的“五大學生領袖”訓話。
68 年 7 月 28 日淩晨，毛澤東緊急召見北京的聶元梓、清華的蒯大富、北師大的譚厚蘭、北航的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五人，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最高級別人物坐陪。
談話持續五個小時，毛主席言辭嚴厲。他針對蒯大富揚言工宣隊背後有“黑手”的說法，嚴厲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說是誰指揮這麽多工人，在那裏圍著他學校，壓迫紅衛兵啦。黑手就是我！”。毛主席還說：“第一條我是講你們脫離群眾。這個群眾就是不愛打內戰。有些人講，廣西布告隻適用於廣西，不適用北京。那好啊，現在我們又發了一個陝西的。又會有人講，隻適用陝西。那麽就發一個全國的通告。無論什麽地方，凡有所列舉的罪行之一者，都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他還十分嚴厲地說：“如果堅持不改，堅持要這麽搞，那麽抓起來，這是輕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壞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圍剿 ! ”
“作為反革命分子處理”，“用兵去把它圍剿” ！這可是從未有過的嚴厲警告！
江青麵對著她的幾個寵兒挨訓，不得不公開承認錯誤。她對韓愛晶說：“我有錯誤，寵了你。”，“寵壞了，就是寵壞了。現在我看還是主席這個方法好。”，並說：“你們不要搞得我們愛莫能助了。”。這個事實說明了文革中武鬥泛濫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中央文革與林彪集團推行的極左路線，與他們對造反派的鼓動。
滅了最有影響的造反派頭頭的氣焰，全國的造反派的武鬥勇氣霎時全消！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隨即在全國大規模展開。
持續一年半的大規模武鬥中必然有大量的破壞、傷害事件。隻要這些事件發生在那些與“黑五類”有關的人身上，那就很容易被當作反革命處理。再加上保守派和軍隊官兵對造反派的怨氣，過火是不可避免的。
這就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發生的原因。這個原因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為了平息“全麵內戰”不得以而為之。
現在再來說說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後果。
毫無疑問，清理階級隊伍終於基本熄滅了遍及全國地武鬥，把國家從“全麵內戰”中解救出來。這是清理階級隊伍最大的成績。曆時一年多的，屢禁不止的“內戰”在清理階級隊伍真正全麵展開後不足一個月，就煙消雲散了，不能不說這是一項有效的政治措施。
清理階級隊伍的第二個成績是打擊了極左勢力對文革的全麵控製。三支兩軍與清理階級隊伍都是對中央文革在文革中“一手遮天”的否定。特別是清理階級隊伍沉重地打擊了追隨中央文革極左路線的那些造反派頭頭，削弱了他們對群眾的號召力，為最終消除分裂群眾的派別，平息群眾的內鬥創造了條件。
清理階級隊伍的第三個成績是清除了那些借造反之機混入革命群眾隊伍——主要是造反派組織——中的那些仇恨中國工農革命，仇恨社會主義製度的那些階級異己分子。挖出鑽入革命群眾內部的敵對分子，純潔了群眾組織的成分，必然會減少不同派別群眾的政治分歧，也就向著實現大聯合邁進了一大步。
“文革派”的老田顯然在上述兩點上持反對意見。他顯然不讚同這裏對中央文革是在推行極左路線的批評，也不讚同那些階級異己分子主要混雜在造反派之中的判斷。但是他無法否認一下兩點，沒有比造反派的行為更接近於“打倒一切”的群眾組織了；二是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受到打擊最重的是造反派組織，和他們的頭頭。
毛主席曾反複告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可是造反派認可的好的、比較好的中高級幹部占中高級幹部總數的比例是多少呢？就全國範圍而論，在各機關、工廠中，造反派認可的好的、比較好的中高級幹部占中高級幹部總數的比例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這裏僅僅討論中高級幹部是因為在文革中各機關、工廠的下級幹部大部分被造反派當作群眾的一部分對待。）是不是中高級幹部特別腐敗呢？事實上這些中高級幹部恰恰絕大多數是受過長期革命戰爭考驗的忠於無產階級事業的戰士，在解放後的十幾年間，他們中的大多數還較好的保持著革命傳統。他們絕大多數正是那好的和比較好的。
可是造反派要打倒他們中的大部分，這不是極左是什麽？
當然，他們的極左行動是受到林彪、中央文革的支持的。林彪與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幾乎全都是“打倒一切”的支持者，他們要淘汰毛主席造就的這支幹部隊伍，重建他們自己的幹部隊伍，他們都是野心家。
說到野心家，林彪的野心不用多說了，中央文革的陳伯達、王、關、戚是野心家也不用爭論了，問題是“四人幫”是野心家嗎？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不好說，江青可是毛主席直接批評過有野心的。其他三人緊隨江青馬後，是否是野心家還重要嗎？
最積極支持、追隨毛主席發動文革的人們多數都是野心家，他們在文革中推行“打倒一切”的極左的路線還奇怪嗎？
造反派追隨“四人幫”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他們執行的能夠不是一條“打倒一切”的極左路線嗎？
再來說說清理階級隊伍中落馬的群眾組織頭頭。當時要清理的是混入群眾組織中的“傳統的階級敵人”，同樣是參加了武鬥，那些基本群眾不會受到追究，追究的幾乎全部是與“地、富、反、壞、右”有關的人員。這種人在哪裏最多呢？當然是在造反派中最多。所以在清理階級隊伍落馬的必然多數是造反派頭頭。這與“秋後算帳”何幹？
再來說說是否是“卸磨殺驢”。造反派在打倒劉鄧黨內資產階級集團的鬥爭中是有貢獻的，在奪權鬥爭滅官僚主義的威風時也是有貢獻的。可是文革的目的是要教育黨的絕大多數幹部，而不是統統打倒他們，不是否定中國工農革命的基本隊伍。這些造反派追隨林彪、中央文革那些野心家企圖打倒那些追隨毛主席創建新中國的幹部，是支持毛主席的文革呢，還是破壞毛主席的文革呢？當然是在破壞毛主席的文革。既然是在搞破壞，那麽把他們“拉下馬”就不正確了嗎？就是“卸磨殺驢”了嗎？
清理階級隊伍的成績是問題的主要方麵，打擊麵太大，誤傷了許多人是問題次要的方麵。就象解放戰爭中攻城拔寨一樣，消滅了敵人是問題的主要方麵，誤傷了百姓是問題的次要方麵。如果連這個道理都不懂，還有資格談論政治嗎？
還有人把清理階級隊伍中擴大化的責任算在毛主席頭上。這是不公正的。前麵已經引用過甄岩的《毛澤東同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供的如下資料：
“他又說：“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是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我們黨的曆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江西的打 AB 團，福建的抓社會民主黨，鄂豫皖的抓改組派、第三黨，都反映了黨的曆史，說明當時是不成熟的。”（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 1968 年 5 月 8 日。）”
“他說：“整頓隊伍，把壞人抓出來，基本上是對的。自從我說了文化大革命是國共兩黨戰爭的繼續後，抓了一批國民黨壞人。抓壞人還是要搞，但是要有條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麽時候，就要煞車。”“十六條規定，現行反革命就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國家財產。貼了幾張反動標語，也不一定要抓嘛 ! 總之，現在現行反革命的範圍相當擴大。”。“隻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麽去搞，不要使人毫無出路。”。（毛澤東關於武鬥、造反等問題的講話記錄， 1968 年 5 月 11 日。）”
這說明毛主席從軍隊在製止武鬥中抓反革命時開始，反複告誡要注意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告誡即使是對真正的反革命也要給出路，不要“一棍子打死”。可是由幾十萬官兵，幾千萬基本群中參加的運動可能完全按照一條戒律來執行嗎？
無論是“文革派”還是“改革派”都休想在清理階級隊伍這件事上給毛主席抹黑！
最後，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後果，那麽可以說清理階級隊伍的政治後果是：結束了“全麵內戰”狀態，結束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造反派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九大
到了 68 年八月末，全國範圍都內戰已經基本平息，各省、市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也都成了，社會秩序與生產逐漸恢複正常。十月十三日，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毛主席的主持下召開了。周恩來在全會開幕式上說： “ 這次全會的召開，就是要為召開我們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做準備工作。 ” 他宣布全會的議程有四項：一是產生九大代表的原則和方法；二是修改黨章草案；三是講一講形勢；四是專案審查報告。
毛主席在開幕式上講話首先講了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問題。他說：“究竟這個文化大革命要搞還是不要搞 ? 搞的中間，是成績太少了、問題太多了，還是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有 ? 我的意見，錯誤是有，而錯誤的主要責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軍隊。”
他又說：“過去我們搞南征北戰、解放戰爭，那種戰爭好打，容易打。那種戰爭，敵人清楚，就是那麽幾個，秋風落葉那麽一掃，三年半也差不多。這回這個文化大革命啦，比那個戰爭困難得多。”，“問題就是把思想錯誤的，同敵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時搞不清楚。所以，有些問題拖長了。”
他還說：“這個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 ? 這也是一個問題。現在不是講進行到底嗎 ? 究竟什麽叫到底呀 ! 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規章製度這些。”
在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他又講話，重點講了三方麵問題。一個是清理階級隊伍重點是個“準”字，要重證據，不要搞逼供信；一個是要寬待待學者問題，不能要求他們都信仰馬克思主義；第三個是正確對待老同誌問題，提出要“一批，二保，三看”。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十二中全會上林彪、中央文革企圖借“二月逆流”事件整垮陳毅、聶榮臻等老帥，毛主席給了他們一個“軟釘子”。毛主席說：“因為他們有不同意見，要說嘛。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沒有什麽秘密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可是林彪、中央文革並沒有把毛主席的這些話當回事，繼續組織對陳毅、聶榮臻的批鬥，直到九大在毛主席提議下把這些老帥選進中央委員會為止。
毛主席的這些講話都表明他認為應當對文革兩年來的群眾運動進行一個總結，既要總結經驗，又要糾正錯誤，為重建秩序的打好基礎。重建秩序正是即將召開的中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首要目的。
十二中全會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批準中央專案小組關於劉少奇曆史問題的審查報告。劉少奇的問題到了 68 年就已經不僅僅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了，他鼓動那六十一個人寫《反共啟事》是否是招降納叛？他是否是個隱藏下來的叛徒成為審查的重點。
他鼓動那六十一個人寫《反共啟事》的事，和他大力提拔這些靠《反共啟事》出獄的六十一人的證據充分，給他個招降納叛沒有冤枉他。
前麵已經引用過甄岩所著的《毛澤東同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的材料表明，劉少奇曾經被捕，並且有曾經審問過他的人的證明材料，證明他曾經向敵人自首過。盡管那些材料未必完全屬實，但是至少可以說劉少奇很可能曾經叛變。這種有重大嫌疑的人還能信任嗎？再考慮到他的招降納叛，給他頂叛徒的帽子，也不會太大；那“誤差”比他打倒高崗、彭德懷的“誤差”小得多了！
總之，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最後通過決議，批準了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提交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布“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是正確的。
十二中全會會議公報宣布：“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進入準備階段。
九大的準備工作中最困難，同時也是最重要的是縮小打擊麵，解放大部分“靠邊站”了的幹部，使他們重新投入到國家的管理工作中去。為此毛主席多次講話強調要縮小打擊麵，擴大教育麵，不僅是對犯了錯誤的人，就是對真正的反革命也要貫徹“給出路”的政策。
1968 年 12 月他先後在批示中指出：“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在犯過走資派錯誤的人們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數，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錯誤的是多數，不要一提起 ‘ 走資派 ’ ，就認為都是壞人。”這些批示的核心都是要各地正確對待被打倒的幹部，及時解放他們。
特別是在林彪、中央文革一直抓住不放的“二月逆流”問題上，毛主席旗幟鮮明地表態徹底結束了對這個事件的糾纏。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主席批示： “ 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誌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 ” 並於二月十九日，在召開中央文革碰頭會時，請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不僅共同研究各方麵的問題，還具體安排了他們的工作。
三月十五日，毛澤主席就落實政策問題說：“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調查，沒有目的地到處亂跑。還有抓人太多，關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隊站錯了，還沒有轉過來，一個學校那麽多教師、教員都不要，怎麽辦呢 ? 你不改造他 ? 就是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也要給出路。對走資派也要區別。有些走資派，開始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很厲害；但所謂死不悔改，難道一萬年也不改嗎 ? 不做工作又怎麽改呀 ? 這些人都不要怎麽行 ? 都把他們推到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那裏去了。我們講錢偉長、梁思成，可以作為典型，要找標兵嘛 ! 有人說，人家有曆史問題。有曆史問題不要緊，人都是有曆史的嘛。人就是曆史。有的人和美國、國民黨有關係，就是有嘛，不要怕嘛 ! 那都是擺在那裏的嘛 ! 拚命搞外調，又搞不清楚問題，盲目地亂跑，結果花了很多時間精力，問題還是搞不清。為什麽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 ? 關的人太多，統統放了，隻要不是殺人、放火、放毒、破壞，至於寫幾條反動標語，那有什麽要緊 ? 有的人放出來，隻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 ! 這是第一。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現在那麽多教授、幹部，不解放是不妥當的。我們曆來講壞人是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大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開始有些老工人、解放軍，一講就是一窩黑，一個樣，那樣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那裏去了 ? ”
毛主席的這個講話是對林彪、中央文革極左路線的最具體的一次批評。
由上述事實可以看出，毛主席與林彪、中央文革那些人對待幹部態度的根本不同。毛主席是希望通過文革打掉幹部身上的官氣，打掉他們的特權思想，然後繼續工作。而林彪、中央文革那些人則是妄圖把那些不肯服從他們的老幹部統統打倒。這與當年劉少奇、鄧小平整高崗、彭德懷如出一轍，難道還不是一條極左路線嗎？
毛主席的這些批示被三支兩軍的軍宣隊較好地執行了，一大批幹部被解放了出來，先後重新投入工作，為召開九大準備了幹部基礎。
九大的另一項重要準備工作是起草九大政治報告。此事由林彪負責，伯達牽頭，張春橋、姚文元參加。預定 69 年 2 月 22 日拿出報告稿， 3 月 15 日大會開幕，可是直到 3 月 3 日還沒完成。毛主席了解到隻有陳伯達一個人在寫時批評了陳伯達，並要求張春橋、姚文元同時寫一份備用，並具體指示了政治報告的重點。會議召開時間也推遲了半個月。
最終陳伯達的稿子被否定，毛主席選用了張春橋、姚文元分段寫出，送毛主席多次修改的稿子。
陳伯達的稿子被否定使得林彪很不高興，因為陳伯達這個稿子是在林彪的指示下寫出的。當初陳伯達接受了在林彪負責的條件下牽頭編寫政治報告的任務後，三天兩頭跑到林彪處請示、商量怎麽寫，所以，陳伯達的這個稿子實際上是林彪、陳伯達合作的產品。一般而論，黨代會的政治報告由誰負責編寫意味著誰的政治理論水平高，否定了陳伯達的稿子就是否定了陳伯達的水平，也就是否定了林彪水平，林彪能夠高興嗎？陳伯達能夠沒有怨氣嗎？
這兩份政治報告稿的衝突就是林彪、陳伯達與未來的“四人幫”分道揚鑣的開始，當然也是陳伯達投入林彪集團的開始；不要忘記陳伯達曾經長期擔任毛主席的秘書。
另一項九大的重要準備工作就是選出與會代表。關於此事，甄岩所著的《毛澤東同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還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討論一個文件的署名時，毛澤東說：“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 1969 年 3 月 3 日。）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確地說“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並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和中央文革碰頭會議這些組織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這些，自然是他經過深思熟慮才說出來的。”
“文化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而不用中央文革的名義，這確實意味著毛主席認為當時已經基本達到了自己發動文革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什麽呢？這個目的應當從文革開始兩年來的成果中看出來。文革兩年的成果主要有：一，打倒了劉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官僚集團；二，廣大幹部經受了一次群眾運動的洗禮，身上的官氣、特權思想被清除了不少；三，廣大群眾經曆了一次自己組織起來，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鬥爭，提高了參與政治鬥爭的能力。這三條成果也就是毛主席心中所要實現的文革的目的。
既然文革的目的基本實現了，文革自然就該結束了。九大就是為結束文革，使國家走上正常運作的新軌道而召開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毛主席主持下開幕。毛主席在開幕式上講話首先說：“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這句話有兩個要點：第一，文革勝利了；第二，從此要團結。
文革勝利了，“鬥”與“批”要讓位給“改”了，“鬥”與“批”結束了，從此要團結了。這就是九大的基本目標。
大會上林彪作了政治報告。報告回顧了文革的發動及曆程，係統講述了文革的各項政策，論述了整黨、建黨的相關問題，以及對外關係等問題，最後報告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個報告表達了毛主席關於文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一個重要的曆史文獻。
大會在討論黨章修改草案時，林彪作為接班人寫入黨章的問題提出來了。甄岩所著的《毛澤東同誌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從四月二日起，開始分組討論這個政治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當時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的張耀祠回憶道：“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黨章時，江青提出： ‘ 林彪同誌很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度。 ’‘ 他那樣謙虛，就應該寫在黨章上。 ’‘ 作為接班人寫進黨章。 ’ 她進一步強調說： ‘ 一定要寫 !’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討論黨章時，江青堅持要把林彪作為毛主席接班人這一條寫入黨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討論修改黨章的會議上，江青說： ‘ 林彪的名字還是要寫上，我們寫上了，可以使別人沒有覬覦之心，全國人民放心。 ’ 張春橋第一個讚成。他說： ‘ 是這樣，寫在黨章上，這就放心了。 ’”“ 關於林彪的名字是否寫進黨章的問題，主席考慮了一個晚上，最後對 ‘ 寫作班子 ’ 說： ‘ 既然大多數同誌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寫進去吧 !’ ”（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版，第 113—115 頁。）”
真想不到，居然是江青首先提出把林彪當作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寫入黨章！或者她是照毛主席的意思做的？可是為何在兩年前毛主席給江青的信中還暗示對林彪的疑慮？如果就是江青自己的主張，那麽隻能認為她斷定毛主席要林彪接班，她要為新的主席做點貢獻。
文革中廣泛流傳，江青有野心，想當主席。我想那應當是林彪死後的事情，有林彪在誰也不可能抱有當主席的幻想。當然，這裏不包括周總理。周總理的威望遠在林彪之上，而周總理沒有野心是公認的。
就這樣。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被寫入黨章。這可能是隻有在文革那樣的亂局中才會發生的事情。
對於林彪來說，這是福還是禍？如果林彪有周總理品德的一半，那就是福，可惜他沒有那樣的品德，那實際上是禍。難道江青竟有如此先見之明？
在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成員時，毛主席又為恢複老同誌的領導地位做了許多工作。並且直接點名要把朱德、陳雲、鄧子恢、張鼎丞、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陳毅選進新的中央委員會。我想，在毛主席看來，這些人還是很可靠、很寶貴的。
69 年 4 月 24 日選出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中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人，候補委員一百零九人。 28 日召開了九屆一中全會，選出了二十五人的政治局，和毛主席、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五人的政治局常委會。
值得注意的是，江青、張春橋和林彪夫人葉群同時成為政治局委員。江青的職務是文革副組長，葉群的職務是“林辦主任”。
接著選出了新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中央軍委主席，林彪、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組建了新的中央軍委辦事組，黃永勝為組長、吳法憲為副組長。
這樣，由周恩來負責政府工作，並作為毛主席的副手監管全麵工作，林彪負責軍隊工作，中央文革總結文革的經驗與教訓，似乎一切都可以迅速走上正軌了。
可是林彪急不可耐地要“接班”使得毛主席的後續計劃被打破了，新的更驚險的鬥爭即將展開！文革也不得不繼續下去。
林彪覆滅
九大上林彪作為毛主席的法定接班人被寫入黨章，林彪同時獲得了“副統帥”的頭銜。從井崗山的紅軍排長到“副統帥”，林彪走到了他人生的頂點，他渴望的最後一步沒有實現。
林彪是功勳卓著的戰將，可是在政治上的崛起卻是 59 年彭德懷落馬之後的事。盡管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在抗戰初期，在解放戰爭中，林彪履立戰功，可是他在黨內的政治鬥爭中一直很低調。而且新中國建立後的約十年間，他實際上在“賦閑”。是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給了他機會。他敏銳地感到彭德懷倒台是他取而代之的機會，所以他不顧“疾病纏身”趕往廬山批判彭德懷。幸運之神果然降落在他身上，他如願當上了國防部長。他提名自己的老部下羅瑞卿任總參謀長也被毛主席接受，他成為軍中第一人。
作為一元戰將，這個地位該知足了。可是林彪不是個容易滿足的人。他很快就發現了毛主席已經對劉少奇、鄧小平的右傾和形左實右的思想不滿，料想到劉、鄧倒台是完全可能的。所以他不象大多數看好劉少奇的官僚那樣投靠劉少奇，而是緊跟已經退居二線的毛主席，並且把毛主席號召黨的幹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變為號召全體官兵學習毛主席著作。
他看到了毛主席鑒於蘇聯教訓擔心中國也出赫魯曉夫，故而強調要注意黨內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所以他把突出政治提高到壓倒一切的位置上來。後來的事實證明，林彪的這個決策對毛主席順利發動文革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這一點毛主席當然早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正是因為這一點，毛主席才在文革前、文革中都對林彪采取了“放縱”的態度。他不想因為那些無關大局的事情失去這個得力的助手。畢竟能夠看出毛主席的戰略需要，能夠主動配合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的將帥太少了。
林彪也看出了這一點，他也不失時機地向毛主席“要價”，清除了幾個“不聽話”的部下，打擊、迫害了幾個不服氣的老帥。到九大召開時，軍中已經沒有一個人可以與他比肩了，他就是當然的“副統帥” ！
“福兮，禍所伏！”，可惜林彪不懂這個道理，或者他內心深處拒絕這個道理。
他太急於享受這個“福”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他犯了三次重大的錯誤，終於摔死在外蒙古草原上。
他的第一個重大錯誤是不經軍委主席批準，擅自向全軍發出“一號命令”。
九大召開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大事——中蘇邊境衝突。這次衝突雙方動用了團級規模的兵力，小打了一場，結果是蘇聯輸了。為此蘇聯政府撤掉了包括遠東軍區司令在內的十來名軍官，隨後向中蘇邊界大舉增兵，大有突襲中國的可能。不僅如此，他們還試探美國是否容許他們用核武器打擊中國的核研究基地。那時真的是有大戰一觸即發之勢。
為了防止蘇聯突襲，中央對中央機關重要領導和所有已不在工作崗位的老同誌進行了疏散。毛主席去了武漢，林彪去了杭州，隻有周恩來坐鎮北京。毛主席還做了軍事上的部署，以備不測。
就在這個時候，林彪做出了一個破天荒的大事：竟然不經毛主席允許，私自向全軍下達了後來被成為“一號命令”的“林副主席指示” 。該命令是林彪 69 年 10 月 18 日通過在北京的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黃永勝向全軍下達的命令。命令要求全軍 “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當晚，這個命令就傳達到各作戰部隊，全軍立刻進入緊急臨戰狀態。命令下達後的第二天，林彪才用“傳閱文件” 的方式報告毛主席。
林彪此舉不僅未經軍委主席毛主席批準，甚至事先也沒有向毛主席提及他的想法，就擅自發布調動全軍的軍事命令，一夜之間使全軍進入臨戰狀態，這是極其嚴重的超越職權，更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當毛主席第二天看到“傳閱文件”時，立即憤怒地把文件燒掉了，可是並沒有立即追究此事。
盡管毛主席十分清楚林彪此次越權是我軍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嚴重而危險的錯誤，卻不立即給予批評，我想，毛主席隱而不發是想看看林彪到底要走多遠。畢竟這個法定接班人才剛剛豎起來，不能隨即又撤下去。
那麽林彪為什麽犯如此低級的錯誤呢？他是明知故犯，是在測試毛主席容忍他的底線。如果此次毛主席默認了他的作法，以後就可以進一步向毛主席要權，進一步向接班邁進！
在林彪看來，毛主席的裝作沒有注意他的越權是一種對他的依賴。林彪可能認為毛主席現在沒有其他人選來取代自己，因而不得不容忍他的越權行為，就象文革前期容忍他打擊、迫害其他將帥那樣。林彪因而更加有持無恐地擴張自己的勢力與權力，於是犯下了第二個重大的錯誤。這就是他竟然暗中策劃爭當國家主席。關於這個問題逄先知的《毛澤東傳對建國以來幾個重大曆史問題的研究》中說得簡明扼要，故直接引用如下：
“ 1970 年 3 月 8 日，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並建議不設國家主席。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毛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後，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蘇州得知後，讓葉群轉告黃永勝和吳法憲：“林副主席讚成設國家主席。” 3 月中旬，毛澤東審閱《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再次表示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卻要秘書給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 4 月 11 日，林彪又通過秘書打電話，向政治局轉達他的三條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林彪仍然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將林的意見報告毛澤東，毛於 4 月 12 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這是毛澤東第三次表示不設國家主席。在 4 月下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還當麵對林彪（此時林已由蘇州回到北京）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這是毛澤東第四次表態，而且直麵林彪。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林彪卻置之不理，依然故我。他告訴吳法憲：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順。根據林彪、葉群授意， 7 月中旬舉行的中央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的“呼聲”。毛澤東得知後，一針見血地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因人設事”說明白了，就是“有人想當國家主席”。據有記載可查的，這已經是毛澤東第五次表態了。
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當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不同意見的爭論也是正常的。但是口口聲聲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林彪，在這個問題上卻一反常態，頑固地、一再地同毛澤東唱反調，堅持設國家主席，顯然已經超出黨內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還是葉群把這個問題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的真正目的。她私下對吳法憲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麽辦？往哪裏擺？”
設不設國家主席的爭論帶到了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上。林彪早就放出話說：“這事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鬥爭。”林彪、陳伯達等利用大多數與會者不知道毛澤東的意見而熱切期望毛澤東當國家主席這個情況，在廬山會議上，發動了突然襲擊。林彪、葉群在暗中進行了一係列策劃，瞞著毛澤東和多數常委，進行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非法活動。
8 月 23 日，二中全會開幕。就在會議開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澤東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講點意見。本來，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開幕會上講話。林彪卻來了個突然襲擊，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講話。林彪拿著講稿講了一個多小時，主要就修改憲法問題談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並強調說，他仍然堅持“毛主席是天才” 的意見。林彪這個講話是事先經過精心設計的。與此同時，根據林彪、葉群在會前的布置，陳伯達與吳法憲商量後，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及林彪論“天才” 的語錄，還準備了一份設國家主席的憲法草案條文。這一切活動，都是瞞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大家可以想想，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講一個多小時的話，又背著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在中央全會上拋出“語錄”，還準備憲法條文，是不是有備而來的陰謀？是不是向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公然挑戰？是林彪在“逼宮”，還是毛澤東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林彪講話後，各組討論，葉群和吳法憲等商定要統一行動，他們分別在幾個組同時發難，擁護林彪講話，宣講“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並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煽動要“揪人”，來勢十分凶猛，出現了像毛澤東所說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毛澤東已經察覺到會議中的不正常現象，立即製止，向到會的人宣布：我和幾位常委商量，認為現在各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會議原定的三項議程。又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講到這裏，毛澤東衝著林彪說了一句：“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立即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煽動性最強的會議第 6 號簡報，責令陳伯達等作出檢查。
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對廬山會議這場風波的情況大體有了了解。他知道與林彪有密切關係，但林彪是“副統帥”，又是九大黨章確定的接班人，對林彪不去觸動他，而采取了保護的態度。”
毛主席這一次粉碎了林彪想當國家主席的陰謀，拿下了陳伯達，嚴厲責令林彪的四員大將——總參謀長黃永勝、空軍司令吳法憲、海軍政委李作鵬、後勤部長邱會作和林彪夫人葉群做檢討；並且要林彪參加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的檢討會，聽取他們的檢查。 . 這已經是對林彪的最清晰不過的警告了。在以後的幾個月裏毛主席不僅親自過問吳法憲、葉群的檢討，把對二人的檢討的批示——批評他們不講實話，推諉責任——送給林彪看，啟發林彪承認錯誤，並且通過周恩來多次暗示林彪應當對廬山會議中的“天才論”、“設國家主席”風波檢討自己的錯誤。不可理解的是林彪居然佯裝與己無關，拒不做出檢討，並且借口有病躲到北戴河不理毛主席。
為了徹底解決林彪集團堅持錯誤，造成黨的分裂的問題，在以後的一年多裏全黨、全軍、全國開展了借批判陳伯達以整頓黨風的運動。重點是批判陳伯達以極左的方式幹擾、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這是在“敲山震虎”，敲的是陳伯達，震的是林彪。可是林彪依然故我，不予理睬。
這一次我看不再是有持無恐了，而是感覺檢討也無濟於事，因而打算動手搶權了。
據林彪垮台後正式傳達到普通群眾的文件資料看，在廬山會議之後林彪很快就行動起來了，不過不是自己親自出馬，而是由他的兒子——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出麵指揮。 71 年 3 月林立果召集其在空軍中網羅的死黨周宇馳（空軍作戰部參謀）、於新野、李偉信三人製定了個刺殺毛主席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政變計劃。
這個政變計劃打算由林立果私自組建的“聯合艦隊”——林立果在軍中網羅的死黨構成的秘密組織——來執行。空軍是林彪長期經營的“地盤”，第一任空軍司令劉亞樓是林彪的參謀長，繼任的空軍司令吳法憲是林彪的死黨（落網後自稱自願投靠林彪）。這個吳法憲為了向林彪邀功，竟然把二十四歲的林立果安排在空軍作戰部任副部長！在林立果和吳法憲的把持下，空軍中包括空四軍政委王維國、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江騰蛟、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王飛等高級幹部都加入了林彪死黨，甚至加入了林立果都“聯合艦隊”。這個江騰蛟原是空四軍政委，因受林立果指使公開帶人造許世友的反，被毛主席撤了職，隨後他死心塌地的加入了林立果的“聯合艦隊”，成了林立果的心腹幹將。林立果“聯合艦隊”的骨幹武裝是在上海秘密建立的“教導隊”，一個類似於特種兵，又類似於特工組織的東西。盡管《“五七一工程”紀要》羅列了林彪集團可以利用的力量，可是隻要毛主席還在，那些力量都絕對不會跟著林彪來反對毛主席。這一點他們是清楚的，所以，他們策劃的多種方案中，以使用“教導隊”刺殺毛主席為主要手段。
71 年五一節晚上中央領導到天安門上觀看煙火，林彪不僅遲到，坐在毛主席對麵始終一言不發，並且早早地就走了。這顯然是在向毛主席示威了。
這年七月，毛主席通過總參熊向暉了解到黃永勝居然在總參封鎖廬山會議真相，拒不傳達毛主席對他們的批評。毛主席覺察到這些人依仗林彪的支持，是打算對抗到底了。到了這種地步毛主席認為必須向全黨高級幹部說說林彪的問題了。
71 年 8 月 15 日毛主席再次南巡，去逐個與東南各省、市的領導幹部談廬山會議的問題和批判陳伯達的問題，同時也指出了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錯誤，這還是第一次在高級幹部麵前批評林彪。他對廬山會議的陰謀的總評價是： “ 這次在廬山搞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 ” 。注意，“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這樣的提法實際上是說這是一個反黨集團了！並嚴肅地告誡幹部們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要團結，不要分裂。這些講話實際上已經是在為拿下林彪做輿論準備了。
毛主席這樣大範圍地講話怎能不傳到林彪耳中呢？何況毛主席的講話對象包括林彪集團成員之一的武漢軍區政委劉豐。盡管毛主席曾告誡劉豐不要把毛主席講話的內容告訴林彪和黃、吳、葉、李、邱，可是當毛主席走後，李作鵬來訪時，他就把毛主席批評林彪的話全部講給李作鵬了。由此，林彪得知毛主席真的要拿下自己了。
林彪將如何應對呢？
可以武裝對抗嗎？不行！別看他頭上有副統帥的頭銜，有國防部長的職務，可是他連一個連的兵力也調不動（“一號命令”後毛主席收回了調動軍隊的權力）。不要說與毛主席比，他對軍隊的控製權還遠在周恩來之下。一方麵周恩來在軍內的威信遠遠高於林彪，一方麵林彪隻對個別將領有控製力，而周恩來對全軍將帥都有控製力，更重要的是周恩來是以毛主席的助手的身份掌握中央日常事務，權限遠在林彪之上。所以武力對抗沒有絲毫可能。
可以投降嗎？估計投降可以保住中央委員的身份，可是實際上會失去所有權力。以林彪的個性這是不能接受的。
直接 逃往國外嗎？還沒有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那個《五七一工程》還有實施的條件。於是林彪手書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他下達了刺殺毛主席的命令。
林立果立即啟動了他的“聯合艦隊”，準備了多種刺殺方案。因為毛主席多次南巡，路線、日程都是固定的，這一次也不例外，所以安排刺殺機會很容易。他們的第一方案是在上海襲擊毛主席專列。毛主席的專列通常都停在一個大油庫旁邊，他們想先炸油庫，然後乘亂突擊毛主席專列。這個計劃不可謂不高明，何況毛主席專列於 71 年 9 月 11 日如期而至。可是毛主席這次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沒有在那停留多久就不告而別了！林立果在毛主席離開上海半天之後才得知毛主席已經脫離了他們的伏擊區的消息。 71 年 9 月 12 日，毛主席突然回到了北京。毛主席不僅回到了北京，並且在專列開到豐台時就下令調北京西北郊早已準備好的一個野戰師入京。這一切表明不僅刺殺毛主席的計劃完全破滅，而且表明他們的政變計劃已經暴露。這一次林彪真的是山窮水盡了！
林彪麵前有兩條路：一，成為階下囚，二外逃。林彪選擇了後者。
1971 年 9 月 12 日晚葉群給周恩來打電話，說林副主席想“出去轉轉”。周恩來的回答很耐人尋味：是在地上轉，還是到天上轉？葉群回答：是到天上轉。周恩來表示了同意。 9 月 12 日 23 時 40 分，林彪、葉群、林立果倉皇登上早已準備在山海關機場的一架三叉戟飛機，在沒有副駕駛員、領航員和報務員的情況下，在一片漆黑中強行起飛，向西北方向逃去。
雷達一直監視林彪座機動向，當發現飛機欲飛越國境時周恩來請示毛主席如何處理。毛主席回答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約一個小時後飛機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墜毀，林彪落了個“折戟沉沙，喪命異國” 的下場。
本來毛主席打算在九大以後就著手文革的收尾工作，是林彪的屢次陰謀破壞了毛主席這一計劃，使得文革不得不進入批林整風階段，文革不得不繼續下去。
文革陷入僵局林彪集團的暴露與覆滅使得毛主席打算在九大之後結束文革的計劃落空，因為揭露與批判林彪集團成為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根據揭露的材料看，林彪集團涉案人員很多，案情相當複雜，而且很多投靠林彪的官員都是看到林彪爬上了法定接班人的位置後才賣身投靠的。為此，毛主席認為有必要進行一次全黨範圍的清查與整風。於是隨著關於林彪反黨集團情況的逐級傳達，批林整風運動又開始了。
批判林彪必然涉及文革前與文革中他以極左的麵目出現打擊、迫害老同誌問題，於是批判極左思想就成為批林整風的一個重點。
隨著對林彪極左思想與行為的批判，越來越多的老同誌的問題提到桌麵上來，於是給被林彪打擊、陷害的老同誌平反就成為批林整風的重要內容。可是當初林彪打擊、迫害老幹部是得到了江青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員支持的，所以批判極左思想必然涉及到對中央文革當初行為的批判，批判左思想引起了以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的反感。
特別是周恩來急於借批判極左思想來恢複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所以格外強調徹底批判極左思想與行為的重要性，於是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的矛盾就激化了。這個矛盾在文革初期就已經產生，原因還是林彪與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員在批判老幹部時的無限上綱遭到了周恩來的“柔性抵製”，所以那時林彪與江青、張春橋等人就曾批評周恩來“和稀泥”。現在周恩來要為那些被林彪、江青等、張春橋人打倒的幹部平反，不就是否定了當初對這些人的批判嗎？不就是對江青等、張春橋人的批判嗎？他們當然要抵製。
在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說：“主席說，林彪曆史上一貫是右的。”，“隻講極左思潮說服不了我。林彪也有個發展過程，隻講極左怎麽行？”。毛澤東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也曾多次談到反對極左思想，他說：“形左實右，現在還是以極左麵目出現，這是主要的。”“現在要批評極左派思想——懷疑一切。”。那時他是批評極左思想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幹擾，如果批判極左思想可能導致否定文革命本身，那他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於是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談話，說：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盡管周恩來批判極左隻是為進一步解放更多的老幹部打開道路，並沒有想否定文革，但是批極左必然涉及對文革中政策把握上錯誤的批判，容易使人想到否定文革，所以周恩接受了毛主席的批評，立即降低了批極左的調子。
周恩來降低了批判極左的力度，可是沒有影響解他繼續放老幹部的工作。這個工作的一個新的重要成績是鄧小平的複出。
林彪覆滅的消息傳達到在江西勞動、學習的鄧小平耳中後，他馬上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並且通過江青轉給毛主席。鄧小平在信中首先表示擁護中央對林彪的批判，然後極力讚揚了文革的成績與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的正確，特別明確說到“永不翻案”。毛主席看過後就交給周恩來要政治局討論，並且說要與劉少奇有所區別。那時毛主席與周恩來均已患病，日漸沉重的病情使得主持中央全麵工作的周恩來不堪重負，所以毛主席也正想找一個能夠頂替周恩來的人來接班。遍觀當時所用的大小幹部，實在沒有一人能夠有掌控全局的能力與威望。所以當鄧小平要求重新工作時，毛主席上實際上已經在心中默許了。
經過四個月的工作，周恩來終於說服了政治局多數同誌，決議給鄧小平一個副總理的職務，協助周恩來工作。決議得到毛主席的肯定，鄧小平終於以副總理身份出現在 73 年 4 月 12 日周恩來為歡迎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舉行的晚宴上。
不久，當毛主席與周恩來談話時說到鄧小平的複出的事情時，周恩來向毛澤東反映了一些老幹部挨整、一直沒有工作的情況。毛澤東說：“我並不知道那這麽多老同誌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燒一燒官僚主義，但不要燒糊了”。周恩來說到落實幹部政策的問題，毛澤東說：“這個問題由你去落實吧！”。從此開始，解放老幹部，為冤案平反的工作就順利多了。也為即將召開的黨的第十屆代表大會順利召開提供了幹部條件。
批林整風進行了快兩年了，毛主席認為可以準備召開黨的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以解決修改黨章（黨章中仍有林彪的法定接班人條款）及組建新的中央委員會的問題了。
在組建新的中央委員會問題上，他認為來自工農的年輕幹部身上更少官氣，更容易接受無產階級革命下急需革命的理論，於是他通過周恩來指示中央從全國選拔幾個中、青年工農幹部進入中央工作，以改善中央領導層的結構。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倪誌福等人因此進入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在他們四人當中，當時身為中共中央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王洪文尤為突出。他剛剛四十歲，務過農民，做過工人，當過兵，又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頭頭，所以大約在鄧小平複出前後他被指定參加籌備十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自此，王洪文很快就走上了“接班人”的位置——毛主席年事已高，急於求成了。
十大之前毛主席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提出了儒法鬥爭的問題。據說是專案組在搜查林彪住所時發現一些孔孟語錄，使得毛主席聯想到了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認為二人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孔孟思想，因而認為應當徹底批判孔孟思想，以從根本處挖掉幹部特權化、官僚主義的根子。
不論毛主席是否因林彪收集的孔孟語錄而想到批孔，毛主席認為孔孟思想是官僚主義，特權思想的重要根源之一，是不用懷疑的；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認為因為孔孟的思想是“厚古薄今”，是留戀舊製度，而法家思想的特點是“厚今薄古”，是不斷向前看的。毛主席曾經多次指出，曆史上那些推動曆史進步的大政治家多數是法家，而阻礙曆史進步的大多數是儒家。
毛主席的文革從根本上說，是試圖創建一個更能體現人民民主的新體製，而黨內大多數幹部仍然留戀舊的政治體製，對文革中產生的新事物看不慣。特別是隨著大批老幹部解放出來，他們對舊體製的留戀，和對文革中新事物的不滿又在老幹部中逐漸泛濫起來。為了幫助這些老幹部克服“向後看”的缺點，教育他們珍惜新事物，支持新事物，因而毛主席提倡批判孔孟思想，學習法家思想。這一點對於即將召開的十大肯定文革的理論，鞏固文革的成績是十分重要。
但是，黨內當時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毛主席的用心。
首先江青、張春橋等人認為是批判周恩來的機會來了，因為從文革開始就不斷有對周恩來 “和稀泥”的批評，而且毛主席也確實有幾次對周恩來的批評。所以他們批判孔子的中庸思想就可以起到暗指周恩來“和稀泥”的作用。於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積極行動起來，迅速把批林整風變成了批林批孔。
另一方麵，周恩來敏銳地覺察到了江青等人的陰謀，感受到了批林批孔對批判極左思想的衝擊，更體會到了批林批孔對解放幹部工作的幹擾與阻力。他忘記了毛主席總是借古喻今，忽視了毛主席在此關鍵時刻提出批孔必有深意，他對批孔采取了消極對抗的態度。這就更被江青等人抓住了把柄。這一次又讓江青等人占據了政治鬥爭的“製高點”。他們又一次通過大學生造勢，企圖再搞一次“大批判”，把鬥爭的矛頭引向周恩來。他們的倒行逆施又把一部分造反派發動了起來，又把派戰挑動了起來，許多地區很快又陷入了混亂。
與此同時，十大的準備工作還在繼續進行。 73 年 8 月，周恩來召集會議討論了毛澤東對十大準備工作的指示，討論成立以王洪文為主任、周恩來、康生、葉劍英等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選舉籌備委員會，周恩來解釋了毛澤東選調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原因。盡管這是毛主席的部署，仍然有許多人想不通。最典型的是許世友，他為此與張春橋吵了起來。對提拔王洪文的不滿背後確實有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的因素。
73 年 8 月 24 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毛主席主持開幕式。大會的主席團成員有：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秘書長張春橋。
大會上周恩來作了政治報告，王洪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並向大會提出《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大會選出的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會中包括了新解放的鄧小平、王稼祥、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蘇振華、楊勇、廖承誌、陶魯笳、葉飛等一些老同誌，而遵照毛澤東的意見，毛遠新、王海容沒有被提名參加中央委員會的選舉。
十屆一中全會選出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和主席，副主席。毛主席為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五人為副主席。王洪文超過康生位列第三。
十大之後不久，籌備四屆人大的工作提上議事日程。四屆人大要選舉人大委員長，也要選出新的政府總理（周恩來病情已經很嚴重）。這兩個高位又成為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和鄧小平、葉劍英為代表的老幹部們爭奪的目標。周恩來基本上站在鄧小平、葉劍英一邊。
四人幫首先發動了輿論戰，他們把批林批孔升級為批“周公”。曆史上的周公是周王朝的開國功臣，孔子對周公推崇備至。“四人幫”把批孔轉到批周公分明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目的就是批周恩來。
73 年 10 月至 1974 年 1 月，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遲群等受江青等人指使，在清華大學大搞“反右傾回潮”，批鬥了幾十名師生和原學校幾位領導人。很快“反回潮運動”波及北京和全國教育界、文藝界和其他領域，大有啟動第二次文革之勢。這股惡風的高潮是 74 年 1 月 24 日、 25 日江青未經中央批準，私自在北京首都體育館召開的兩次萬人批林批孔大會。在會上遲群放肆地攻擊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江青、姚文元則插話支持。
毛發現這些情況後很氣憤，對江青等人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要周恩來傳達到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麵對毛主席的批評，江青不得不寫出檢討：“我做了蠢事，對不起主席！”，“今後當努力學習，克服形而上學、片麵性。”
在隨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批評江青：“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還鄭重聲明：“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這不僅是毛主席第一次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批評江青，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提出“四人幫”小宗派的概念。
毛主席的批評並未動搖四人幫奪權的決心，在周恩來提名鄧小平任第一副總理——顯然是要他接周恩來的班——時又起衝突，以至於王洪文竟然背著周恩來偷偷飛往長沙告周恩來的狀。毛主席訓斥了王洪文，警告他：“‘四人幫’不要搞了，中央就這麽多人，要團結”，指示他要向周恩來請示、匯報工作。
74 年 11 月 12 日，毛主席在給江青的批示中說：“不要多露麵，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毛主席又在另一個批示中說：“你的職務就是研究國內外動態，這已經是大任務了。此事我對你說了多次，不要說沒有工作。”
到此四人幫在四屆人大人選問題上大勢已去，最終是元老派勝，鄧小平升任第一副總理，不久又擔任了總參謀長，可謂軍政大權集於一身。
鄧小平大權在握之後開始整頓交通與工農業生產，而不重視批林批孔。四人幫於是又掀起了批判“經驗主義”的浪潮。鄧小平向毛主席匯報了批判經驗主義的事情，並表示反對。 74 年 4 月 23 日，毛主席在一份報告上批示：“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他又指出：“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注意，毛主席在這裏暗含著“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明著是批評江青等人，也隱含著批評鄧小平等人不懂馬列的意思。理由是：“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兩種錯誤傾向都要批評。
在此後的一年時間裏，鄧小平為代表的元老派與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之間的戰爭時起時伏，沒完沒了，而毛主席與周恩來的病情都日趨嚴重，難以控製局勢，中國的政局陷入僵局！
毛主席如何看待這種僵局呢？我猜毛主席這時已經意識到文革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目標是無法實現了。或者說他已經意識到在他去世之後，中國必然走上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原因他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隻提一項，放過另一項。”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 ！
所謂經驗主義是拋棄馬克思主義，“摸著石頭過河”，走的就是“改革”時代的官僚資本主義、買辦資本主義道路；教條主義就是理論脫離實際，政策脫離群眾，早晚也要走向官僚、特權主義和資本主義。
毛主席已經看透了鄧小平是鐵了心要走“摸著石頭過河”的資本主義道路了，而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則死也不肯放棄教條主義，而中央的其他高級幹部中又沒有能夠與這兩股勢力抗衡的優秀人才，所以他預見到中國必然走上複辟資本主義的道路。
文革期間就傳抄著據說是毛主席的這樣一首詩：
父母忠貞為國酬，
何曾怕斷頭？
如今天下紅遍，
江山靠誰守？
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
你我之輩，忍將夙願，付與東流？
不論這詩是否是毛主席寫的，可是那“忍將夙願，付與東流？”確實反映了毛主席當時對國家未來的判斷和當時的心境。
毛主席在那個時期多次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將來他是要被打得粉碎的，並對江青說過要準備坐牢，甚至準備被殺頭。
所有這些都顯示了，到了 75 年毛主席已經感文革沒有找到防止黨腐敗、變質的辦法，十大選出的人中也沒有人能夠繼續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繼續下去，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複辟是不可避免的了！
戰略退卻的部署與文革中止
自從鄧小平登上了第一副總理的寶座後，他就大展拳腳開始整頓交通與工農業生產，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得到了毛主席的稱讚。盡管鄧小平的整頓明顯地包含著對文革目標的否定，盡管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多次向毛主席反映鄧小平的整頓正在徹底否定文革，可是毛主席仍然沒有批評鄧小平。
我想，毛主席是認為應當先整頓一下被批林批孔和反右傾再次搞亂了的局勢，然後再慢慢糾正鄧小平的錯誤。
鄧小平的整頓進行了三個月，社會形勢明顯好轉，而大批被解放出來的幹部重新回到工作崗位則掀起了一股否定文革的暗潮。此時毛主席的病情更加沉重，於是毛主席調時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沈陽軍區政委的毛遠新到身邊來當自己與政治局之間的通訊員。毛遠新反映了遼寧整頓的具體情況，又值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狀告校黨委書記遲群等人的工作作風問題。毛澤東看後信後認為，劉冰等的意見代表了對文革不滿的一些人，認為他們是要算算文革中的“帳”。毛主席讓毛遠新轉告鄧小平，這是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不要站在劉冰一邊。
在毛遠新向鄧小平、、汪東興、陳錫聯傳達毛主席的意見時，鄧小平與毛遠新爭吵了起來。鄧小平認為毛遠新傳達的意見是全麵否定了他的整頓。毛主席了解到他們的爭吵時，決定把他對鄧小平的批評在更大範圍內傳達，並且要求鄧小平組織傳達。“由鄧小平組織傳達”這是給鄧小平一個台階，隻要他在這次傳達中做個自我批評，問題就要解決。
可是鄧小平拒絕做任何檢討，在傳達後又有一些高級幹部在背後鼓勵鄧小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一次鄧小平是打算直接對抗毛主席了。
傳達完畢後毛主席召見鄧小平，要鄧小平主持一個會議，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目的是借此來統一對文革的認識，同時又可以給鄧小平一個台階，便於他回到文革的政治方向上來。但是，鄧小平稱自己在文革中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拒絕了毛主席的要求。這使毛澤東對鄧小平徹底失望了，於是決定展開 “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但是這時仍然沒有直接點鄧小平的名。
將鄧小平如今“不知有文革”和鄧小平 72 年給毛澤東信中對文革的高度讚揚相對比，一個陰險狡詐的小人的醜惡麵孔立刻浮現在人們麵前！
鄧小平如此公開對抗毛主席當然是知道毛主席的健康正在急劇惡化，將不久於人世。他在等待“後毛澤東時代”呢！
進入 76 年剛剛 8 天，人民敬愛的周總理終因重病不治逝世了，悲痛籠罩著中華大地。
誰來接替總理的職務呢？
元老派當然希望鄧小平上，四人幫則希望張春橋上，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主席選擇了華國鋒。毛主席說華國鋒是個“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華國鋒的這句話倒是很有自知之明。為什麽在國家政局如此艱難之際毛主席要選擇一個“政治水平不高的人”來接替周總理主持全局工作的崗位呢？
我認為這是毛主席決定要實行戰略退卻了！
為什麽要戰略退卻？為什麽不用“反擊右傾翻案風”打垮以鄧小平為首的官僚集團呢？
回答是：即使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打倒了他們，在毛主席去世後誰又能降伏他們呢？在當時的中國，沒有人能夠在毛主席之後降伏那些擁有豐富政治鬥爭經驗和擁有廣大工農擁護的元老們——在鄧小平和元老們尚未走上資本主義道路之前，工農仍把他們當作當年的紅軍、八路軍、解放軍官兵看待，就象“改革”初期那樣。
現在鄧小平代表元老派向毛主席攤牌，毛主席可以拿下鄧小平，可是毛主席不能拿下元老派！不要看四人幫在政治上氣勢洶洶，可是他們缺乏政治鬥爭的經驗，他們更沒有工農的支持，他們根本不是元老派的對手。那些跟著毛主席幹文革的“新秀”們則既缺乏足夠的政治影響力，又沒有形成合力，更不足以對抗元老派。
在毛主席之後元老們必將重新掌握中國的政治方向，這是毫無疑義的。麵對強大的“元老派”，文革注定要以被徹底否定。
元老派將以什麽樣的方式重新奪權政權呢？如果繼任毛主席的人堅決對抗他們接管政權，那麽他們必然不會拒絕使用武力，畢竟軍隊在他們手中。想想× 9 年天安門的××吧！他們會的！
毛主席顯然想到了流血的問題，他希望堅持無產階級革命的那些人能夠“全身而退”，所以他要為這個撤退安排一條道路。而這條道路的關鍵點是：毛主席的繼任者必須是個“軟骨頭”。這就是他選擇華國鋒這個“政治水平不高的人”的根本原因。
給革命派留下一個“弱帥”還不夠，還要給複辟派留下一個強頭。“弱帥”對“強頭”，不戰而降。“弱帥”旗下的革命派才得以免於大規模流血。
毛主席顯然是選擇鄧小平來當複辟派的“強頭”。不過如果認為毛主席僅僅是為了留下一個複辟派的“強頭”而保護了鄧小平，那就太小看毛主席了。毛主席已經明明白白地說了：留下鄧小平是要他當個反麵教員。這才是毛主席保留鄧小平黨籍的真正原因。
經過十年的文革，黨和人民理解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了嗎？沒有，幾乎沒有幾個人真正理解毛主席的這個理論。沒有正反兩方麵的教育，人們是很難相信毛主席的這個理論的。所以毛主席要為黨和人民選擇一位反麵教員，鄧小平就是個最好人選。
毛主席不止一次說過，鄧小平外柔內剛，鄧小平一旦選定了道路，他會不顧一切地走下去的。一旦鄧小平上台，他會迅速地把中國帶入官僚資本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正像人們後來看到的那樣。這比通過幾十年緩慢地演變好，急劇的、痛苦的變化才能更好地教育人民，才能使人更容易清醒起來。
毛主席去世後不到兩年，鄧小平就站了出來，並且迅速走上了反麵教員的崗位。毛主席果然沒有看錯他。他很好地完成了從反麵教育人民的任務。毛主席的戰略退卻計劃全麵實現了。
最後說說文革的中止。
毛主席去世不到一個月，華國鋒就用武力打倒四人幫，宣布結束早已讓全國人民身心疲憊的文革。這是文革的中止，不是結束。一方麵文革後期的各種矛盾並未解決，一方麵文革在人民大眾心中播下的繼續革命的種子很好地保存了下來……
人們可以想象華國鋒的軟弱，可是想不到他的愚蠢。他竟然看不到四人幫固然是他執政的威脅，鄧小平才是他的真正掘墓人。他用近乎政變的手段來消除一個威脅，同時也消除了他的掘墓人複出的最大阻礙，簡直就是自掘墳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