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陵園坐落在湖南省湘潭縣的烏石山下,園中的墓碑十分奇特,是一塊菱形黑色大理石,聳立在巍巍藍天之下。對於中國人而言,講究的是蓋棺論定,一個人的墓碑,往往象征著對他的評價,彭德懷的墓碑當然也不例外。
在湘潭民間一直流傳著這樣的說法,當地出了三塊聞名世界的石頭,一塊是紅石頭——毛澤東,一塊是白石頭——齊白石,還有一塊是黑石頭——彭德懷。墓碑的設計者大概從這種說法中得到了靈感。石頭的特點是硬氣,菱形的特征是尖銳,黑色則象征著悲劇,而彭德懷為人愛憎分明、耿直忠誠、寧折不彎,思想尖銳深邃,性格有棱有角,一生堅持真理,一心憂國憂民,品格高貴而命運悲壯,這塊碑石倒是匠心獨運地象征了他的傳奇個性與命運。
彭德懷從小立誌救國救民,一生戎馬倥傯、功勳蓋世卻命運坎坷、飽受冤屈,隨著時光的流逝,他和他所處的那個時代離我們似乎越來越遙遠,也給世人留下了越來越多的謎團……
彭德懷到底是怎樣一個人?他的性格是如何煉成的?他的命運悲劇又是怎樣造成的?他給家人帶來了什麽影響?他的悲劇又為後人留下了些什麽思索?
毛澤東跟彭德懷、劉伯承吹風,他準備開展整風運動。彭德懷衷心讚同,卻沒有料到,一場傾盆大雨就要朝他傾瀉而來
1940年7月,彭德懷發動百團大戰之前,曾請示中央軍委,毛澤東是不讚成的。他認為此戰會過度暴露八路軍實力,引起國民黨和日軍的戒備,得不償失。但當時求戰呼聲太高,也為了提高共產黨在抗日中的作戰地位,他才最終同意。
此戰大捷,國民黨同日軍均大驚,各自調整了作戰方略。於是,就有了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大圍剿,國民黨也斷絕了八路軍的供給,這一度使八路軍的生存處境非常艱難。
所以,在延安整風運動和建國後對彭德懷的曆次批判中,百團大戰總是被拿出來,作為彭德懷“目無中央”,企圖搞“獨立王國”的鐵證,這也成了彭德懷最大的冤屈之一。
當時高崗也在座。他對彭德懷說:“這是海參,海參可是好東西,大補呀!”
1945年2月,在延安開展的整風運動過程中,舉行了華北地方與軍隊工作同誌座談會,總結華北工作。彭德懷在會上作報告,係統總結了華北鬥爭各個階段的經驗教訓,從嚴檢查了個人在工作上的缺點和失誤。與會者對他展開了批評,批著批著就上了綱,升級為過火鬥爭,乃至發展為對彭德懷的不公正批判。像曆次政治運動一樣,誰要是一旦被列進了批判對象,那就要不依不饒,不經一番煉獄就輕易下不了台。從2月到7月,斷斷續續批了彭德懷43天,就像彭德懷後來帶著情緒說的粗話:被罵了43天娘。
周恩來說:“我舉雙手讚成!”
彭德懷歡天喜地地說:“主席、周副主席和我推心置腹,意見一致起來。為了真理,我們三人之間涉及重要原則的爭論,可以吵到罵娘的地步,但罵完就完,對事不對人,以保證中國革命最終獲勝。”
二
1958年,軍內開展“反教條主義”運動,劉伯承元帥受到錯誤批判。這場運動是在毛澤東的首肯下,由彭德懷親自發動的。聯係到戰爭時期,彭德懷與劉伯承之間的一係列紛爭,有人認為彭德懷“挾私報複”。尤其是彭德懷被打倒之後,毛澤東一怒之下曾說:“反教條主義,為了順你的意,我讓他們一個提前休息,一個發了轉業費,你還不滿意?”更是強化了這種誤解。
其實,彭德懷與劉伯承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於黨和人民。他們隻有理念上的紛爭,而從沒有私人的恩怨,更沒有把所謂私人情感帶入軍政決策中的行為。這種曆史的誤會,對於彭德懷又是一冤。
曆史的暗角始於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麵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製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麵軍首先圍攻蘇區的橋頭堡——南豐。南豐地勢開闊,便於集結部隊,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麵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隻得執行。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懷所預料的那樣,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紅三軍團第三師向南豐發起了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損失卻有三百餘人。敵人封鎖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彭德懷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
實際上,彭德懷並不知道,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讚成強攻南豐。今見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複思量,劉伯承斷然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劉伯承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百團大戰的缺點,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朝鮮戰場上,彭德懷批評三兵團司令員王近山道:劉伯承是最講戰術的,(他的部隊)怎麽會打敗仗
1956年1月,劉伯承一手打造的南京軍事學院迎來了建校五周年的校慶。1月11日,毛澤東在陳毅、羅瑞卿、譚震林的陪同下還視察了該校,給予了高度評價。
中央軍委對此非常重視。彭德懷身為國防部長,他立刻趕到了中南海,與毛澤東長談並征得同意後,於1957年2月派出了以陳賡、黃克誠大將為首的,包括甘泗淇、陳士榘等三個上將在內的十二人工作組,頗有聲勢地開進了軍事學院。工作組采取兩人一組,每天談兩三組的辦法,分別找戰役係的同學談話。
當時,老中將張震和賈若愚兩人為一組。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走訪,雖不甚清楚調查背景,但他們綜合情況後取得了共識。學習有壓力很正常,這些學員還年輕,有壓力才有動力,學院根本不存在教條主義。三個念歪了嘴的學員之一蕭文玖態度也很明確,有人鼓勵他告狀,說他這麽年輕嘴都念歪了,那還了得。但蕭文玖說他的嘴歪和劉伯承沒關係,劉院長希望學員成才,對他們很好。五十多個學員有三個人歪了嘴,不是領導方法的問題,而是學員學習不得法。
中央軍委看過報告後,彭德懷一錘定音:“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就在軍事學院,司令部在我們訓練總監部。”對彭德懷批評正規化和現代化的口號,時任訓練總監部部長的蕭克本來就不大讚同,聯係到他對軍事學院工作的不恰當評價,蕭克就寫了一封信,與他交換意見。誰知這封信卻成了向彭德懷進攻的“罪證”,被說成是“挑刺挑到國防部”了。
1957年8月,劉伯承身體已每況愈下,他致信毛澤東和國防部長彭德懷,呈請辭去軍事學院的本兼各職,其情殷殷。
三
彭德懷上廬山之前,目睹了“大躍進”給國家、人民帶來的災難,在廬山上又目睹各級幹部對這個問題的輕描淡寫,他憂心忡忡、猶豫再三,最後還是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私人信件,痛陳“大躍進”的弊端。他沒有料到,這封信會引起毛澤東的巨大誤解,從而改變了他的一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的命運……
1959年的廬山會議前期,被與會者樂觀地稱為“神仙會”。彭德懷在毛澤東那裏碰了軟釘子,他對會議上出現的“護短”情況很焦急,第一次發言就“開炮”了
在新中國曆史上留下深刻印記的廬山會議,是指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8月2日至8月16日的八屆八中全會。
廬山會議最初開得很順利。毛澤東說會議的主題是反“左”,反瞎指揮,反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他那時心情舒暢,除了遊山玩水,就是找人聊天,談古論今。他還說:要在大會上承認一些錯誤。劉少奇聽了對周恩來說:“這樣很好。他一開頭,別人就好說話了。”
從7月3日開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按六大區分組討論。不少同誌尖銳地指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問題,有的還作了自我批評。會議開得輕鬆愉快,人們稱之為“神仙會”。
在會議休息的間隙裏,彭德懷見毛澤東在草坪上散步,便走過去,順便問起:“主席,你最近回老家了嗎?”
彭德懷這時顧不上浪漫的詩情了,耿直地問:“你知道他們虛報產量的事嗎?”
毛澤東不悅地盯了他一眼,淡淡地說:“不曉得,我和他們沒有談到這個事。”
周小舟謹慎回答:“怎麽說呢,到處都一樣嘛。再像現在這樣一窩蜂地搞下去,到頭來,雞飛蛋打!”
彭德懷還說了些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話。他的發言驚嚇得作記錄的工作人員停住了筆。
張聞天說:“全體與會者,包括康生、陳伯達在內,表示堅決反‘左’。”
彭德懷高興地說:“這樣好嘛,反‘左’問題看來不難解決了。”
當晚,周小舟再次去看望彭德懷。
周小舟說:“寫信也好,把你在西北小組會上的發言和插話加以充實,寫給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
彭德懷笑著說:“你當了我的參謀啊。”
彭德懷決心向毛澤東寫一封信,把自己的意見反映上去。他再次去找毛澤東談心,又被擋了駕。他終於寫下“毛主席親收”的字樣,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彭德懷找來參謀王承光,說:“我想給主席寫封信。如果能引起他的重視並在會上講講就好了,他講一遍比我講一百遍管用。”
彭德懷談興很濃,把幾天來冥思苦想的問題都傾吐了出來。他一看表,說:“喲,三點了!你下午不要幹別的事,趕快寫吧,我要參加小組會去。”
“我不要你支援。”彭德懷說反話,語氣裏卻充滿著感激之情。
開始討論彭德懷的信以後,毛澤東也有些坐立不安,常常陷入沉思之中,格外注意討論的動向。
“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麽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麽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於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
毛澤東話鋒一轉,說:“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不那麽多……”他站了起來,聲調越來越激越和憤慨,話語內容直奔坐在台下的彭德懷而去:“有些人在關鍵時刻就是動搖的,在曆史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定的。黨的曆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又是一條路線。站不穩,扭秧歌,現在又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悲觀性。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去了,距右派僅有30公裏,相當危險……”
毛澤東談笑間就給《彭德懷同誌的意見書》定了路線錯誤的性,“右派”的帽子也風趣幽默地給他扣上了。
“我主要有兩條罪狀,一條是1070萬噸鋼,大煉鋼鐵;一條是人民公社,全世界都反對。但我仍認為大躍進的成績是偉大的,我堅信我們的事業不會失敗,隻是多付了一些學費。
“……如果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重新建軍……我看解放軍也會跟我走!”
話語越講越激憤,帶著強烈的感情色彩,句句像“石頭”,無情地扔向台下的彭德懷。很多人聽了這話都感到吃驚,覺得說得太重。
彭德懷如遇晴天霹靂、當頭一棒,這位以沉著堅定著稱的大軍統帥幾乎喪失自製。他掐著虎口以極大的耐力壓製著內心的痛苦,幾乎要坐不住了。
會議在上午11點30分結束,與會領導陸續向外走。彭德懷激動、氣憤、鬱悶,身體搖晃著走出會場。下了禮堂門外的台階走出不遠,彭德懷猛一回頭,看到毛澤東夾在人群中正朝他這邊走來,談笑風生。
被一種難以克製的委屈與埋怨情緒驅動著,彭德懷狠狠地掐了下虎口,迎過去,快步走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停住腳,挺和氣地打招呼:“彭總,我們談談吧?”
彭德懷卻直截了當地說:“主席,7月14日的信是我寫給你作參考的,沒有征求我的意見,為什麽把它印發了?”
毛澤東怔了一下,接著眉頭微微一皺,冷著臉回答說:“你也沒有講不要我印發吧?”
不善辭令的彭德懷一時語塞。他本來還有話要說,硬是嘴唇嚅動著強咽下去了。毛澤東和緩了口氣:“彭總,我們談談吧?”
彭德懷的臉漲紅了,一邊走一邊甩手,態度十分生硬地大聲說:“有什麽好談的?沒什麽好談的!”氣呼呼地走開了。
對於彭德懷的這一舉動,隨行人員又是一驚。中央領導中還沒有誰敢和毛澤東這樣耍態度的。在場的同誌麵麵相覷,很不理解,也為彭德懷捏了一把汗。
毛澤東望著他,出乎意料沒有發火,隻是喃喃地說:“沒關係嘛,我們有不同意見可以坐下來談談嘛。”
兩塊“石頭”的激烈碰撞,火花四濺,驚心動魄,使在場的人都目瞪口呆。
毛澤東嚴肅批判彭德懷: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號召反右,會議批判急劇升級。
彭德懷以為“主席點了我的名,罵了一通,出了氣”,籠罩在廬山的濃霧總該散了。他正要收拾行裝準備下山回京,沒有料到廬山更濃重的雲霧正在凝聚。就在毛澤東7月23日上午講話以後,到26日短短三四天內,不平靜的廬山又發生了一些事情,促使批判迅速升溫,風暴更加強勁。
7月23日夜間,情緒激動的“秀才”們去看望黃克誠,正好遇見彭德懷來找黃克誠議事,他們告辭走出門時,恰巧被管安全、保衛的一位領導人撞見。此時聚會,密謀什麽十分可疑,他報告了毛澤東。後來毛澤東說彭德懷有個“軍事俱樂部”,大概與這個偶然發生的細節不無關係。
沒有資格上廬山的人,同彭德懷、張聞天一樣批評缺點、錯誤的亦大有人在。剛好毛澤東收到一封洋洋萬言的長信,作者是李雲仲,東北協作區辦公室綜合組組長。他坦率進言:最近一年來,犯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而且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左”傾冒險主義思潮曾形成一個主流。
對來自下麵的批評意見,毛澤東也聽不進去,而且認為是與彭德懷山上山下遙相呼應,都是向他的挑戰。
毛澤東認真看起張聞天的發言簡報來。看著看著,他又想起了長征中的會理會議,林彪寫的那封信,於是,他嚴厲批評彭德懷的同時,又捎帶上了張聞天,認為他也有右傾情緒。從1941年到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屢次提起林彪那封信的事,板子都不打林彪而是打彭德懷、張聞天,說張聞天挑撥林彪、彭德懷反對並企圖取代“三人團”,懷疑彭德懷為奪兵權與張聞天密謀,唆使林彪寫那封信。
現在回想起這件事,更加深了他對彭德懷的誤解。
7月31日一早,彭德懷走進毛澤東住處“美廬”客廳的時候,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賀龍等已在座,另一邊坐著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等。這是一次中央常委會,黃克誠他們幾個人是被吸收來列席旁聽的,實際上是陪綁挨批的。
毛澤東見彭德懷進來,打招呼道:“彭德懷同誌,中央常委特地開個會,談一談你的問題。”
毛澤東對麵一張沙發空著,彭德懷一看就明白是留給他的,他走向那張沙發坐下來,平視地瞅一眼毛澤東,掏出一根“中華”煙。
毛澤東問:“你不是戒了嗎?”
“又抽上了。”
“抽我的。”他把一筒“熊貓”煙推過去。
會議開始,毛澤東首先講話。他沒有談7月14日彭德懷的信,卻係統地講起了李立三路線、兩次王明路線、高饒反黨集團,批評彭德懷在曆次路線鬥爭中都犯有錯誤。
彭德懷插話說:“到1934年12月間就已經轉過來了,認識到還是由毛澤東同誌領導好,這是事實證明了的,這話我對黃克誠講過。”
毛澤東接著說,在幾次路線鬥爭中你都搖擺,由於挨了整,心裏恨得要死,今後很難說。
彭德懷趕緊說了一句:“我都61歲了,耳已順了,不要緊的。”
毛澤東又嚴肅地問彭德懷:“我同你的關係,合作,不合作,三七開,融洽三成,搞不來七成,31年了,是否如此?”
彭德懷感到受到極大傷害,毛澤東的氣話等於把他幾十年的忠誠、奉獻都抹殺了。他當然不能同意,但沒有正麵反駁,而是講述了一件往事,想說明他從很早的時候就把毛澤東當作自己的先生,對他是很尊敬的。他說:“我認為同主席的關係是對半開。政治與感情,你是結成一起的,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你提得那麽高,我還沒有理解,跟不上,掉隊遠。許多曆史事件,我一生無筆記,文件全燒了。對問題認識有分歧,但不能說感情不融洽。”
毛澤東平靜下來,說:“老彭出身勞動人民,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
彭德懷承認:“經驗主義是肯定有,靠自己幾十年經驗辦事,隻讀過兩年舊書,當元帥不行,當副手,剛愎自用。張飛這個綽號是主席取的……”
他勉強表示:“我是個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關係是對半開。有農民的無政府思想,叫‘主席’都不習慣。多年養成孤僻性格,無事不登三寶殿。”
毛澤東寸步不讓:“還是三七開。”彭德懷隻好沉默。
談話不歡而散。
8月2日,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講話號召反右。他說:反“左”必出右,現在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現在是右傾機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他把張聞天列入彭德懷的“副帥”,打進“不能改”的行列,說王明沒有改,洛甫也沒改,舊病複發,他還在發瘧疾。
毛澤東的講話是動員令,批判在急驟升溫。
彭德懷作了初步檢討後,被叫去接受各小組批判。
康生聲嘶力竭地煽動說:“彭德懷曆史上一貫反對毛主席。他是在拉隊伍,如再不反擊,人都被彭德懷拉過去了。他的整個檢討是避重就輕,能滑就滑過去……”
彭德懷忍不住回敬了一句:“康老,你比我滑得還快,你前兩天不也高喊反‘左’嗎?”
康生一臉尷尬。陳伯達扶扶眼鏡,說:“彭德懷反黨、反毛主席的野心已久,他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萬歲,反對大躍進……”
彭德懷搶著反駁一句:“陳伯達,我哪來這麽多‘反對反對’呀?”
柯慶施發言了:“彭德懷,你不要堵人家的嘴嘛!你完全是有準備、有計劃、有目的地反黨,你的軍事俱樂部就是鐵證!”
彭德懷氣急了:“柯慶施,我什麽時間成立了俱樂部?誰是成員出來報名呀!那是主席的比喻,比喻,你懂嗎?”
就在這時候,毛澤東來到會場,會場立即安靜了。一陣掌聲過後,他揮揮手,說:“該誰發言了?繼續談嘛,談嘛。”
會場沉默了。沉默了一會兒,便爆發了對彭德懷急風暴雨似的大批判。
彭德懷終於明白,毛澤東所要發動的鬥爭,已遠遠超出了那封信的範圍。他隻得痛苦地保證做到三條:一、不會自殺;二、不會當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種田,自食其力
8月1日,“八一”建軍節。毛澤東主持中央常委擴大會繼續猛烈批判彭德懷。會議從上午10點到下午5點,有一多半時間是毛澤東在講話,他的講話是漫談式的,但話鋒尖銳。在毛澤東講話的間隙,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真等都有一些插話,大都是提一兩個具體問題,或對前麵的發言作點補充。
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德。他像過去一樣寬容、誠懇:“德懷同誌過去是有功勞的,但個人英雄主義也突出。老彭有個特點,容易固執己見,有一股傲脾氣……”
“隔靴搔癢。”毛澤東輕輕搖頭說,一邊抬起右腿來,用兩個指頭在鞋麵比畫了兩下,“沒有擊中要害。”
朱德尷尬地停止了發言。他在會議後期基本保持緘默,用沉默表示他的意見。
林彪不辱使命,將不輕易脫帽的腦袋從沙發深處拔出來,用他特有的尖細聲調扣大帽子:“彭德懷這回是招兵買馬來的,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林彪是7月29日上山的,他在北京就知道廬山“出了事”,所以一發言就拔高了調門。
毛澤東聽後顯然讚賞,但不動聲色地靠在椅背上抽煙。
彭德懷忍不住了:“你說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澤東趕下台,你們願意聽,我可不能那麽講。我沒有辯護律師,你們對我像法庭審判!”
林彪繼續以奇怪邏輯批判彭德懷:“你要拋掉個人的過分自信,拋掉個人英雄主義。隻有毛澤東能當大英雄,別人誰也不要想當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毛澤東接上說:“你說過參加革命幹大事,說我是先生,你是學生,這都是客氣話。先生、學生是講集體。勞動人民才是先生。尊重勞動人民為先生的思想你沒有建立。上海會議重點在批評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我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林彪煞有介事地說:“彭德懷同誌,你上山急於發難,是不是有背景呀?前不久你訪問了蘇聯和東歐各國,赫魯曉夫對你的評價那麽高,你答應了他什麽?”
彭德懷忍不住了:“屁話!我一句外國話也不會,跟赫禿子說了些什麽話,你們找翻譯調查嘛!”
毛澤東見彭德懷還氣衝牛鬥,便疾言厲色道:“老彭,我曉得你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麽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家夥,簡直要把昆侖山脈推下去……”
彭德懷馬上申辯:“主席,你說過對任何事物都有一個認識的過程。去年,我也讚成過共產風,後來才有所認識。上海會議,我就提過意見,你不是不知道。這次給你寫信,絲毫沒有什麽惡意嘛。”
毛澤東更為嚴厲地指斥:“你罵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麽樣呢?!”
“我……”忍無可忍的彭德懷忽地站起來,拉大嗓門說了句粗話。
被人們仰視慣了的毛澤東,很不習慣地接受著彭德懷平視的目光,保持著固有的鎮靜。他把大半截煙卷狠狠地擰滅在煙灰缸裏,終於憤怒地說:“我66歲了,你61歲,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毛澤東這一番話,明顯地流露出對彭德懷的疑忌與戒備,也反映出他發動這場鬥爭的內心考慮。
彭德懷張張嘴,又咬住嘴唇強忍著。
毛澤東問他:“30年了,難道今天要分手?”
彭德懷一驚,痛苦而倔強地回答:“分手不分手那是你的問題!”
彭德懷終於明白,毛澤東所要發動的鬥爭,已遠遠超出了那封信的範圍。最後,他隻得表示:“不管最後會議給我作出什麽結論,我保證做到三條:一、不會自殺;二、不會當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種田,自食其力。”
彭德懷陵園的彭德懷銅像
8月1日晚間,彭德懷坐在住室的燈下寫《廬山筆記》:“7月23日,毛主席給了我一悶棒,這棒叫做打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將曆史上的所有舊賬翻出來一連打了好幾十棒,這就是‘立三路線’、‘兩次王明路線’、‘高饒反黨聯盟’、‘軍閥主義’、‘大國主義’……有些打了好幾次,打得遍體傷痕,兩股無肉,然後立案畫押,以後不準翻案,不準辯駁。”
“據我看,你這一棒打得不適當,不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經濟上會要打出一個大馬鞍形。”
他讀著自己違心的檢討稿,像吞著一隻隻蒼蠅。他慢慢抓起那支紅鉛筆,像抓起畫押的判筆,咬緊牙關在檢討的落款處簽上了“彭德懷”三個字。
辦公室主任王焰、秘書鄭文翰奉命上廬山,彭德懷向他們具體交代寫檢討的事:“請你們上山來為我代寫檢討,由鄭文翰主筆,王焰把握分寸。”
兩人畏難地說:“這怎麽寫……”
“你們發什麽愣呀,啊!”彭德懷突然對兩人的畏難情緒發起火來,“你們痛痛快快地寫嘛,寫得越深刻越徹底越好。”
兩人驚愕地望著顯得陌生的彭老總。他又吼出一句:“我是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他們要什麽就給什麽。”
顯而易見,否定自己的正確是痛苦的,要親手把自己為國為民的紅心抹黑,要將高尚貶為卑汙,則不僅是痛苦,簡直有將自己放在案板上被砍肉剔骨的感覺。
深夜。彭德懷坐在台燈前,輕聲地念著自己的檢討:“我在7月14日寫給毛澤東同誌的信上,發表了一係列右傾機會主義的謬論。向黨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進行了攻擊……7月14日的這封信,實際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的。”
這太違背事實亦太違心了!彭德懷看著稿子,簡直難以相信是自己的檢討,罵的仿佛是哪個“帝修反”分子。他突然把稿子扔在一邊,用雙手支撐著眩暈的腦袋,泥塑木雕般呆坐在椅子上,垂著頭。
稍頃,他又慢慢抬起頭來,抓起稿子,硬著頭皮讀下去。
“我的右傾觀點,主要表現在:把黨所領導的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高度熱情,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從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對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大潑冷水,橫加指責,傷害群眾和幹部的革命幹勁和建設熱情……把9千萬人煉鋼鐵的巨大意義,說成是‘有失有得’……”其實他在原稿上寫的是“有得有失”,秘書抄寫時誤寫成“有失有得”,被批判者揪住大做文章。
他讀著自己違心的檢討稿,像吞著一隻隻蒼蠅。他又一次打住了。他猛地站起來,像一頭困在樊籠裏的暴獅,眼瞪著,狂吼著,“撲撲通通”的腳步聲震得地板直抖動。
“這次錯誤的嚴重性,還因為它不是我一個人的偶然錯誤,而是一種有準備、有組織的行動。毛澤東同誌所指出的‘軍事俱樂部’就是發動這次進攻的‘司令部’……”
總算看完了。他大喘著氣,像打了一次慘重的敗仗似的,癱在了椅子上。他慢慢抓起那支紅鉛筆,像抓起畫押的判筆,咬緊牙關在檢討的落款處簽上了“彭德懷”三個字。
他木然地閉上雙眼,鉛筆從他的手裏落在地上,摔斷的筆頭被無情地拋到一塊殘缺的磚縫裏。
8月14日晚,彭德懷要求見毛澤東。這天他表情嚴肅,步履沉重地走進了美廬。毛澤東在二樓臥室接見了他,兩個人談了半個小時左右。警衛人員雖不能聽到談話內容,但能聽到兩人聲音都很大,近乎吵架。彭德懷走出毛澤東房間時十分激動、氣憤,帶著一副倔強的神情獨自離去了。兩位老戰友的心已經離得很遠,談話很不投機,隻能是不歡而散。
8月16日上午,八屆八中全會結束,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同時決定將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調離國防部、外交部、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他們四人被列入“反黨集團”成員,長期受到不公正對待。
8月17日白天,中央召開了工作會議,提名由林彪代替彭德懷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
當時,彭德懷又求見毛澤東。這次他倆談了40分鍾,當彭德懷獨自出來,走下台階時差一點失足,被衛士扶住。他說:“不要緊,不會跌跤的。”衛士們望著彭大將軍的背影,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滋味。
彭德懷在走廊上沉沉地踱步,望著遠處的山岡,那裏已被雲霧籠罩。
不合時宜上廬山來度假的浦安修輕輕走過來,問:“會議結束了?”
彭德懷點點頭:“結束了,決議也通過了,咱們該回去了。”
浦安修歎了口氣,目光也望向遠處的山峰。山深不知處,廬山的雲霧她更看不懂,目光裏隻有迷茫。
浦安修沒有從丈夫的臉色和遠處的山峰,尋找到丈夫命運的信息。她走進廬山交際處楊尚昆的房間,直接地問道:“彭老總到底是什麽性質的問題?”
楊尚昆毫不猶豫地回答:“人民內部矛盾!”正是這簡單的六個字,使她得到寬慰。她已經沒有什麽奢望,隻要丈夫不是可怕的“敵我矛盾”,她就如釋重負了。至於接踵而來的接二連三的政治災難,她當時還沒有思想準備。
會理“奪權”真相
彭德懷感到突如其來,莫名其妙。他對毛澤東的批評百思不得其解。
彭德懷感到不申明不行了,於是他說:“既然主席多次提到過會理的事情,這次就把問題搞清楚,不然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林彪同誌,請你說話,你寫的那封信與我彭德懷有沒有關係?”
聽完彭德懷的說明,林彪愈加感到不自然。毛澤東木然地坐在那裏,臉上毫無表情。批判會的氣氛涼了,淡了。
四
彭德懷率團出訪東歐,每到一地,當地人民就傾城而出,夾道歡迎,呼喊著:英雄,中國!英雄,彭德懷
從1959年4月24日至6月12日,彭德懷奉中共中央之命,率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出訪東歐七個社會主義國家和蘇聯。代表團成員中有王樹聲大將、蕭華上將、楊得誌上將、張宗遜上將、陳伯鈞上將等我軍著名將領。
彭德懷一次又一次地對東歐國家的領導人說:“不要喊我英雄,受歡迎的不應該是我,應該是那些在戰場上獻出生命和鮮血的我的同誌們,應該是這些同誌的母親、妻子和他們的親人。”
在向東歐國家的一些領導人如實介紹中國人民為抗美援朝戰爭付出的巨大犧牲和代價之後,彭德懷說:“絕不是我們要打這場戰爭,更不是我們做好了準備去打的。我們才站起來,才幾萬噸鋼,氣還沒喘過來呢!是迫不得已啊,我們才打了這場我們本來打不起、不願打的戰爭的!我們是用人頭去抵擋人家的優勢武器的。可是萬千人頭給我們換來的不僅僅是勝利,還有一屁股的債!蘇聯人給了我們一些武器,大多是他們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剩下的,準備化鐵的。可是算的價錢並不低,趁機撈了我們一把,在我們這個幹骨頭兄弟身上刮油。我們忍痛了,沒有說話,為的是這個社會主義國際大家庭的團結……”
彭德懷常常抑製不住自己的激動與憤怒說:“不平等就沒有團結,不公平就沒有合作!手伸得很長的人是可怕的,談何團結?”
彭德懷的真摯坦率,使東歐國家對中國更信任、更理解了,從而增進了團結和友誼。
回到賓館,有的將軍勸彭總,是不是多從正麵談,不要涉及蘇聯的是非,不然會火上澆油。
彭德懷不以為然道:“早晚也得說,我們不能叫兄弟國家感到中國人是傻帽兒,日後又奇怪我們怎麽突然變了調!”
這是彭德懷的一貫態度,他早就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不滿。1958年,赫魯曉夫提出要和中國建立聯合艦隊、長波電台,彭德懷強烈反對,他怒斥道:“赫魯曉夫的屁股也太大了,屙屎也不看個地方!”
彭德懷預感到中蘇分歧有不可避免的擴大趨勢,他多次指示國防部辦公廳外事處處長朱開印大校:“不要什麽都給人家看,什麽都給人家說,老公老婆還有翻臉的時候,我們自己要多長個腦子!”
越是討厭赫魯曉夫,卻越是偏偏碰到他。中國代表團到達阿爾巴尼亞後,赫魯曉夫也率團來到這裏訪問。阿爾巴尼亞召開大會歡迎赫魯曉夫,邀請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參加,彭德懷婉言謝絕,阿國防部長來請了幾次,彭德懷就是不答應。最後,阿爾巴尼亞最高領導人霍查出麵勸說,彭德懷沒有轍了,為了不使主人為難,彭德懷率部分團員參加了大會。然而,畢竟心裏別扭,坐在主席台上的彭德懷沒有等大會開完就退席了。
回到住處,大家問他怎麽回來了,彭德懷大聲說:“我看不慣赫魯曉夫,張牙舞爪的!”
隨後在遊擊隊宮舉行的盛大歡迎宴會上,主人把彭德懷安排在主賓席,與赫魯曉夫同席。外交場合總要應酬一下,當赫魯曉夫主動向彭德懷敬酒、表示歡迎中國代表團即將訪問蘇聯的時候,彭德懷舉了舉杯,淡淡地咕噥了句“要去要去”,說完就和謝胡等人坐到一起,談個沒完,沒有再理睬赫魯曉夫。
事後,翻譯小聲問:“彭總,您怎麽不和人家寒暄幾句?”
彭德懷沒好氣:“我才不聽他吹大牛!”
烏布利希的要求給了彭德懷不小的精神刺激,他說:人家吃80公斤的肉,你吃20公斤,吃10年、8年還可以,久了,你什麽政治思想工作也填不滿他的肚子,拴不住他的心
軍事代表團出訪之前,正是國內大災大難開始露頭之時,各地市場供應越來越緊張,人民吃不飽肚子已是普遍的現象。當時,彭德懷和其他將軍們的頭腦中都有一個框框,既然東歐國家群眾鬧事,政局動蕩,一定是他們的經濟工作出了問題,那裏的人民生活很苦,從而對政府不滿意吧。
然而,一出國門,實地看一看,完全不是那麽回事,這些國家人民的生活非常優裕,比咱們中國老百姓的日子強多了。
這種巨大的反差給代表團每個成員很大的心理衝擊,更引起彭德懷的深思。每到一地,他都不忘去看看農村,大概是怕人家弄虛作假,也跟中國人那樣搞浮誇風,所以他常常突然要求人家中途停車,去參觀不是接待計劃中預定的地方。他大步走在前麵,直接邁進農戶家門,詢問主人家裏的人口、耕地、收入等情況,“洋農民”夫婦驚訝地陪著這個中國的不速之客和他的同事們,因為這個怪老頭子偏要親眼看一看糧倉,有沒有糧食;還要求打開衣櫃,看看有什麽衣服。
彭德懷看到有的農舍就是一座座漂亮的別墅豪宅,整個村莊就像個大花園。農民開著自己的小車或騎著摩托車下地幹活,不僅豐衣足食,每年的節假日還要攜妻帶子到風景區旅遊,他情不自禁,大聲讚歎:“可以了,很可以了!”激動的時候,他對大家說:“共產主義在哪裏呢?就在這裏!”
日子過得這麽滋潤,怎麽還要鬧事呢?代表團很快就了解到,因為和更發達的西歐國家比,東歐國家已經算落後了。西方國家的煽動、東歐黨在政策上的失誤以及曆史上人們對俄國人的反感情緒,搞得人民和政府間的矛盾錯綜複雜。
在國外也處處認真調查研究、一絲不苟的彭德懷,常常低頭思索,長籲短歎。他的大腦裏交替出現中國農村和東歐農村那有天壤之別的兩幅圖畫。其時其地,他怎麽能不想起中國莊稼黴爛的原野和那煙火漫天的煉鋼小土群?他怎麽能不想起放過“高產衛星”後的農村那老弱婦幼伸出的幹瘦手臂?他怎麽能不想起烏石故鄉的人民對他那信賴和求助的目光?
代表團裏終日忙碌、跑前跑後的成員要數朱開印大校了,他見彭德懷緊鎖愁眉,心情越來越沉重,便問候道:“老總啊,您是不是生病了?”
彭德懷說:“是啊,我病了,病得不輕呢!朱開印,我得了大病,叫‘恐懼病’。我擔心中國老百姓打我們扁擔啊!”
在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烏布利希主席親自陪同中國代表團考察東西柏林分界線,他對彭德懷說,對麵的西德在拚命搞福利社會,想以此炫耀他們製度的“優越”。最近,他們提出一個指標,要把每個西德人年均肉食消費量提高到80公斤,這對東德政府是個不小的挑戰,給我們很大的壓力……
說到這裏,烏布利希把話題一轉:“最近我感到很欣慰,因為我從報紙上知道,貴國在糧食和肉類的生產上取得特大豐收,有大量節餘。親愛的元帥同誌,您能否向貴國政府轉達我們的意見,就是希望你們能幫助我們在肉食品供應上也接近西德的這個水平?”
彭德懷硬著頭皮聽翻譯複述烏布利希的要求,在一旁的中國人無不感到汗顏。沉默了好久,彭德懷才緩慢而嚴肅地回答道:“主席同誌,因為我不分管國民經濟工作,所以對這方麵的事情不太了解。但據我前不久在我國的一些地方的調查,各地報紙宣傳都有很多假話,我們的糧食和肉類不是很多,而是很缺。這是實話,絕沒有拒絕幫助你們的意思。回去後我將向我們的中央反映您的要求,也希望您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烏布利希的要求給了彭德懷不小的精神刺激。那天一回到賓館,彭德懷一邊脫衣服,一邊著急地喊來朱開印:“老朱,我問你,你一年吃多少肉?”
朱開印愣了一下說:“我也沒有算過呀!”
“有沒有80公斤?”
“天呀,80公斤?要撐死我呀!”
彭德懷搖頭苦笑,複又長歎道:“我們的老百姓要是知道人家要我們幫助他們每年吃上80公斤的肉,不知要作何感想哦!”
王樹聲大將在旁邊插話說:“唉,我們吹得太過分了!今天聽烏布利希對我們的讚揚,我這心裏真不是滋味!”
有一位將軍跟著發表一番宏論:“我們中國人生活雖然艱苦,但仍然保持著高昂的政治熱情,衝天的革命幹勁。這說明我們的政治思想工作有無比的威力。”
彭德懷把手裏的軍服往沙發上一丟,接過話茬兒:“是呀,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好啊,他們苦慣了,窮慣了!”他停頓了片刻,抑製不住心中的憤懣,提高了聲音:“什麽政治思想工作好?應該想想了,我們的工作哪些方麵不好,對不對得起中國的老百姓?”
大家都安靜下來,聽彭德懷說下去。
“現在這種競爭,不僅僅是東德和西德,東歐和西歐,而是東方和西方。人家吃80公斤的肉,你吃20公斤,吃10年、8年還可以,久了,你什麽政治思想工作也填不滿他的肚子,拴不住他的心!何況,我們3個月不知肉味的老百姓還多得很哩!”
說完這一席話,彭德懷走到窗戶前,久久眺望著東柏林市區,夕陽把天邊潔白柔軟的雲層染成玫瑰紅,也給憑窗沉思的老兵身上披上一層淡淡的光暈。
此刻,身在異國的彭德懷思緒萬千,他在比較,他在思索,社會主義道路究竟應該怎麽走?然而,他萬萬想不到這次出訪竟會給他帶來毀滅的命運,他和烏布利希的談話,也被人誣陷為“從外國取來的經”。
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毛澤東插話道:隻要不是裏通外國。彭德懷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發出怒吼:誣蔑!誣蔑!完全是莫須有
1962年1月中旬,全國縣級以上的領導幹部雲集北京。在大會召開之前,彭德懷收到中央辦公廳送來的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大會報告全文。從總體上看,他對報告還是滿意的,因為報告承認了幾年來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所犯的嚴重錯誤及其原因。但是,彭德懷對報告中這樣一段話深感失望和憤懣:
“廬山會議突然出現了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進攻,他企圖利用當時工作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來達到他蓄謀已久的篡黨目的。這樣,會議就被迫地不能不轉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
彭德懷把出席會議的通知收起來,他向中央請了假,不去參加會議。他意識到,即使有一千條、一萬條理由證明自己沒有錯,中央也不打算為自己平反。他滿腹委屈地對身邊的同誌說:“我也不指望平反了,隻要人民群眾有飯吃就好。”
1月27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對七千名與會者作報告,談到廬山會議時,他說:“我們開展這場鬥爭是不是隻因為彭德懷同誌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誌那封信的表麵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
既然給毛澤東寫信不是錯誤,那又為什麽不給彭德懷平反呢?劉少奇說出一個完全背離事實的奇怪結論:“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誌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誌不能平反。”
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澤東扯過麥克風,插話說:“隻要不是裏通外國。”
彭德懷看到這份正式報告文件,臉色驟變,他五內如焚,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他在屋裏急速走了兩圈,從喉嚨裏發出怒吼:“誣蔑!誣蔑!完全是莫須有!”他一把抓起電話,要通中共中央辦公廳,他對著話筒喊道:“我是彭德懷,請轉主席和劉少奇同誌,所謂‘裏通外國’,我彭德懷向黨鄭重申明,沒有此事!”
他重重地扣下話筒,麵無血色,扶著椅子大口大口地喘息著,痛苦地閉上了眼睛。
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有個長篇講話,其中有段精彩的話贏得全場熱烈的掌聲。他說:“現在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民主集中製是上了我們黨章的,上了我們憲法的。”
然而,在對待彭德懷的問題上,毛澤東卻做了既不符合黨章、又不符合憲法的事。他一錘定音,把一個捕風捉影的“裏通外國”的罪名強加到彭德懷的頭上。從此,“裏通外國”成了緊箍咒,死死地套在彭德懷的頭上。
針對“黨內小集團”說,彭德懷質問道:“這個小集團的政治綱領是什麽?有哪些成員呢?既沒有政治綱領,又沒有具體成員,那不是虛構是什麽呢?”
針對“裏通外國”說,彭德懷憤然駁斥道:“我同任何外國人都沒有個人接觸。”“完全是無中生有!”
最後,彭德懷寫道:“真理隻有一個。這個結論是主觀主義的,事實將要證明它是錯誤的……這對我是誣蔑!”
朱開印澄清彭德懷“裏通外國”真相
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的一大攻擊就是說他“裏通外國”。對於這個罪名,彭德懷態度強硬,堅決反駁。
在廬山,還隻是有人拐彎抹角地提出:“彭德懷同誌前不久訪問了東歐各國,上山後急於發難,是不是有什麽背景?”毛澤東在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說:“這次從國際上取了點經(不能斷定)”,“聞了人家對大躍進、公社看法的氣味。”於是有人就把“裏通外國”作為彭德懷的罪狀提了出來,其根據就是他率領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期間與赫魯曉夫有過接觸。
彭德懷很氣憤,他詳細講述了出訪期間與赫魯曉夫幾次禮節性會見的經過、時間、地點、陪同和翻譯人員,說:“我根本不懂外國話,同外國人任何談話都要經過別人的翻譯。要裏通外國,我怎麽去密談?”
任何解釋都是不被相信的,於是就讓跟隨他出訪的人揭發。同去的國防部外事處處長朱開印被叫到會上,回答人們提出的問題。
“在東歐,是不是有人歡呼彭德懷為英雄?”
朱開印:“是的。因為朝鮮戰爭的勝利,我們每到一地,夾道歡迎的人就高呼:‘英雄,英雄,彭德懷!’”
人們問:“彭德懷有什麽表示?”
朱開印:“他總說我不是英雄,受歡迎的不應該是我,應該是在戰場上獻出生命和鮮血的戰士同誌,是這些同誌的母親、妻子以及他們所有的親人。”
“他在阿爾巴尼亞為什麽參加歡迎赫魯曉夫的會?”
朱開印:“那是因為主人反複邀請,為了不使主人為難,彭德懷才決定參加。”
“彭德懷和赫魯曉夫遞過眼色沒有?”
朱開印:“我沒有看出來,隻看到彭德懷很冷淡。”
“他們笑過沒有?”
朱開印:“我沒特別留心。我想彭德懷總是要笑一下的,招待會上,大家都樂哈哈的,他總不會哭吧?”
“彭德懷和外國女人擁抱,還接吻,有沒有?”
朱開印:“有,不過不是女人,是女孩,幾歲,喊彭德懷爺爺,向他獻花,要他抱,吻他。大一點的姑娘,幾十歲的女人也有要擁抱他親吻他的,他總是連連擺手,說不行不行,中國沒有這個規矩。”
有人突然提出:“彭德懷和張聞天在飛機上談了什麽?”
那是張聞天作為觀察員去列席華沙條約會時,碰巧與中國軍事代表團同坐一架飛機去華沙。
朱開印:“他們都坐在一等艙裏,一定會說話的。我離得遠,怎麽能聽到他們談了什麽?再說,我也不會注意領導人的談話,我沒這個任務。”
“招待會上,人家喊‘彭德懷烏拉’,他笑眯眯的,是不是?”
朱開印:“他在那裏很受歡迎,人們都找他談話,向他問候,敬酒。不過我沒聽到人家喊‘彭德懷烏拉’,隻聽到喊‘毛澤東烏拉’、‘中國烏拉’。”
問話的人不滿,高聲質問:“難道彭德懷就沒有可揭發的嗎?”
朱開印曾經在駐外使館工作過,有應付一些場麵的經驗。他略作思考說:“有。”
“有什麽?”會場肅靜。
“彭德懷很小氣,人家送給他的禮品,如一些粗瓷茶壺茶杯,他收羅了一大筐,說一件不能丟,都要運回來。他還愛給服務人員送禮,我們帶的東西送完了,他還叫我們記下人家的名字,以後寄去。我說,那些茶壺茶杯怎麽運,那麽多服務人員怎麽寄禮品?……”
“啪”的一聲,彭德懷手拍桌子站起來,說:“朱開印,你沒說全,那些茶壺茶杯是老百姓送的,是人民的心意。你不寄禮品是不對的,不執行我的指示,也是失信於民……”
會議主持者喊道:“彭德懷還在耍威風!”
散會時,外邊不知什麽時候已下起了雨。彭德懷走到門口,彎腰脫下腳上的皮鞋,提到手裏。毛澤東原來的衛士長閻長林看到這些,心裏酸酸的,忙跑到哨兵那裏要來一件雨衣送上去。
“謝謝!”彭德懷披上雨衣,赤著腳走回永福堂。
林彪、江青利用“裏通外國”整垮彭德懷
1967年,對彭德懷“大批鬥”的暴風驟雨過去了,隨即開始了一場更為殘酷而隱秘的鬥爭——審訊。
中央專案領導小組的要求是對彭德懷在春節前定案,提出要“隻爭朝夕”,“殲滅戰一定要打下來”。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專案組8次審訊彭德懷的入黨問題,目標是“彭德懷是假黨員”,以達到對他的曆史“一否全否”的目的。偏偏出現一份曆史文件,證明彭德懷是1928年入黨的真正共產黨員。專案組初戰失利,從新年開始,又突擊審訊彭德懷所謂“裏通外國”問題。彭德懷對專案組提出抗議:“對我的審查,用黨內同誌式的談問題可以。審訊式的,拒絕談問題。”主審人答:“對你就是這樣,你要老實認罪。”對專案組來說,彭德懷是敵人,並非同誌。
從1952年抗美援朝期間至1959年廬山會議前,彭德懷五次去蘇聯談判或訪問,在專案組的方案中都當作“裏通外國”罪行來審查。其中,1955年和1959年的兩次訪問被列為重點。
1955年5月24日,彭德懷參加華沙條約國會議回國,途經莫斯科。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讓翻譯費德林向中國駐蘇大使劉曉轉達他的意見,他要和彭德懷談話,主要是談軍事問題,因機密性大,建議蘇方隻由安東諾夫大將、中方隻由劉曉大使參加,指定由費德林任翻譯。費德林要劉曉向彭德懷解釋,彭德懷聽後說,應尊重蘇方意見。會談後回國,彭德懷將會談內容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審訊開始,從彭德懷談的情況中得不出“裏通外國”的結論,審訊人火了:“我們看你是與赫魯曉夫共同搞陰謀。”
“由你們定,我無法說,你們說搞陰謀就搞陰謀,你們是客觀的嗎?”彭德懷回答。
1968年1月10日、11日、12日連續3天,6次審訊,彭德懷正患感冒,不斷咳嗽。“過堂”回來滿臉怒氣,一次氣得把收音機扔掉了。
15日、16日、17日3天,又連審6次。審訊者追逼不已,彭德懷大聲回答:“我不能滿足你們的主觀需要!”審訊人大罵:“你攻擊!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審查!對審查懷恨在心!……”彭德懷忍無可忍,騰地跳起來,拍桌子大吼:“你們的目的達不到!”
從19日起,專案組策劃一番,采用車輪戰突擊審訊彭德懷。每日從晚上7點左右,審訊到第二天淩晨3點。一堆人圍著彭德懷,你一喝,我一喊,輪班無休止地追逼,一句話反複問,直至彭德懷極度疲勞,精神恍惚,“要什麽給什麽”。專案組天天向上報告“戰績”。軍委辦事組成員李作鵬催促專案組的人,“想盡各種辦法把進度搞快點……抓緊時間突,大會鬥,小會突,專案審”。24日,專案組匯報戰績後,又指示:“專案工作最大、最難辦的是彭德懷。”“集中力量打殲滅戰,解決問題時要人多一點,人多說得過他,人多壓得住他。”“九大以前定案。”
26日,從下午6時到第二天淩晨3時,專案組審訊彭德懷連續9小時。《哨兵日記》記載彭德懷從審訊處被送回囚室的情況:“東倒西歪,前仰後合,精神處於昏迷狀。”
春節後審訊的次數更多,時間更長。2月5日從下午2點30分到6日淩晨1點鍾,審訊人輪流休息、吃飯,彭德懷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連續被折磨11個小時。
專案組車輪戰的審訊,不是為了弄清問題,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義、黨組織的麵目出現的。彭德懷一生一世隻服從真理,不屈服於壓力的剛烈氣質,時而表現為對那些無端誣指的痛斥痛駁,時而爆發為對專案組的衝天怒火。他不顧災難後果,對操生殺予奪之權的專案人員捶桌怒吼:“我就是頑固,頑固到底!”“你們把我槍斃了吧!我什麽都不怕!”專案組恫嚇說:“你這樣做沒有好下場!”他冷笑道:“好啊!看你們有什麽下場!”
春節以後,專案組又逼彭德懷承認1959年在阿爾巴尼亞參加霍查舉行的宴會前,和赫魯曉夫在小休息室“密談”,“勾結蘇修”。彭德懷反複說明,當時有各國貴賓在場,他和赫魯曉夫隻是禮儀性的見麵,交談數語,根本不可能密談什麽。彭德懷把為這一問題被迫寫的“認罪書”抄在日記本上,後麵寫上了一段話:“為此事費了半個月時間,有時搞到半夜。於是,我把平日裏所想的和所說的,說成是同赫談了。現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說成是同蘇修勾結反對毛主席……現在我懂得了這一條。我過去的了解是,審查是要弄清真相,實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實的真理結論。”“入黨宣誓時說過,為了革命利益,必要時獻出自己的生命。現在是時候了,為了黨的利益,為了鞏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應當堅決這樣做。”
為了革命,為了黨的利益,應當按專案組的要求“認罪”以“鞏固毛主席的威信”,還是“抗拒審查”以堅持實事求是呢?在極度痛苦與極度矛盾中,彭德懷作出了極度痛苦和極度矛盾的選擇。
1968年3月,林彪的親信黃永勝被任命為中央軍委辦事組組長。黃永勝接管後馬上對彭德懷繼續審訊。
5月7日,從下午開始到8日淩晨1時,專案組5個人“攻他的核心問題”,審訊室內彭德懷忍無可忍,火山爆發。他怒吼、痛罵。回到囚室,拿出一張紙條,寫下:“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時可以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是我入黨誓詞的最後一句,現在是時候了。”
江青直接控製的專案組經過10個月的審訊,用“莫須有”、“逼供信”手段,製造出了一個遺臭萬年的《關於彭德懷裏通外國問題的審查報告》,於9月18日定稿上報。報告中說:“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結,是有預謀的,他在同赫的談話中,惡毒攻擊黨的三麵紅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反黨野心。赫魯曉夫對我黨也大肆攻擊,支持彭德懷取而代之。彭德懷供認他到國外反對毛主席是為了製造國際輿論,取得赫修集團的支持,以達到篡黨篡國,奪毛主席的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資本主義複辟的罪惡目的。”
1970年7月2日,江青催促專案組對“主要案犯”定案。7月21日,彭德懷專案組上報《關於反黨頭目裏通外國分子彭德懷罪行的審查綜合報告》,並據此建議:“撤銷彭德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判處無期徒刑,終身剝奪公民權利。”除了開殺戒,一代元勳竟被幾個由江青封為“無名英雄”的無名走卒判了最高徒刑。
1961年,彭德懷回家鄉湘潭調研。事後,中央專案組多次專程前往調查,誣稱彭德懷“以回鄉調查之名,行反黨活動之實”。“戴罪”在身的彭德懷,在返鄉之時,到底做了些什麽事,說了些什麽話?
毛澤東指示:彭德懷到哪裏都行。地委書記華國鋒設宴歡迎,卻遭到彭德懷的批評:形式主義、花架子,會勞民傷財的
1961年11月1日早8時,北京到長沙的直達快車準點進站,彭德懷走下站台,跟在他身後的是警衛參謀景希珍、臨時秘書金石、司機趙鳳池、衛生員呂少俊。在湖南省委和公安廳幾個接站幹部的陪同下,他緩步走向出站口。
彭德懷告訴大家,這次能來湖南搞調查,是因為他在9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裏要求到農村作調查研究,他請求中央允許他先去湖南故鄉搞三個月,了解農村情況;冬天回北京;明年春天再去太行山一帶。
“10月5號,楊尚昆主任給我來電話,傳達毛主席的指示:‘彭德懷到哪裏去都可以,半年也行。’”
正說著,省委的同誌進來告訴彭德懷,謝覺哉也住在這裏,他聽說彭總來了,要來看看。
彭德懷立刻站起來,大聲說:“謝老在這裏?我要去看他!不能讓他來!”他顯得很興奮,在屋裏轉了兩圈,突然他又躊躇起來,跟工作人員要來謝覺哉住處的電話號碼,他拿起話筒說:“謝老啊,你不要來看我彭德懷,我有傳染病噢!”
電話那頭,謝覺哉樂嗬嗬地說:“我不怕,傳染不了我!我一會兒就到!”
彭德懷和老戰友謝覺哉在長沙不期而遇,故人相見,不免感歎世事難料,滄桑幾度。彭德懷感謝謝老來看他,他滿腹悲涼地說:“下了廬山以後,我已經被人們忘掉了,老同誌也不敢來往了,在吳家花園,隻有總司令來看我,找我下棋……還有帥大姐……”
謝覺哉走後,彭德懷悵然若失,一個人在屋子裏枯坐了很久。
下午,湖南省委書記胡繼宗來見彭德懷,很有分寸地介紹了全省農村的情況。
晚上,家人彭起超和陳明玉又過來陪伯伯,他們隨著人流進了小禮堂。電影開始前,彭起超對伯伯小聲說:“我看見陳伯達了,他坐在右邊。”
彭德懷哼了一聲:“別理他,這個文痞!”
“他為什麽也來到長沙?”彭起超的眼睛不時瞅瞅陳伯達的光腦袋。
“聽說他比我早一天到。”彭德懷目不斜視,麵帶冷笑,“大概是來監視我的吧!”
翌日上午,彭德懷一行人驅車到湘潭地委。
當日中午,地委書記華國鋒率地委主要領導同誌設宴歡迎彭德懷,在飯桌的中心處,擺了一個大冷盤,廚師用不同顏色的鹹鴨蛋蛋黃組成了一個“太極圖”,十分好看。沒有料到彭德懷不欣賞,他用筷子把“太極圖”攪亂,對主人們說:“不要搞這個,隻要看各位選哪個蛋好吃,隨心所欲嘛。形式主義、花架子,會勞民傷財的。”
華國鋒愣怔片刻,忙說:“對,對。”隨後大家都哈哈笑了起來,盡管主人們笑得很勉強。
吃飯前後,華國鋒和彭德懷談了一些湘潭地區的概況,不算正式匯報。下午,地委找來湘潭縣委和石潭區委的領導,向彭德懷匯報了半個多小時。晚上,地委招待彭德懷一行人看戲,出於禮貌,彭德懷去了劇院,可他心裏想的是明天回家鄉的事,隻在劇場坐了一小會兒就悄然離開了。
回到招待所,他問陳明玉:“你了解華國鋒嗎?”陳明玉說不了解。彭德懷說:“中午他對我說了這樣的話:‘從這幾年經濟困難的實際情況看,還是彭總當年看得遠。’我不知他是什麽意思,所以沒有吭氣。如果他是真心話,說明農村的實際情況確實很嚴重。”
故鄉人民依然把彭德懷視為革命元勳、人民功臣。彭德懷了解到真情後,痛苦地說:國家解放這麽久了,人民還在餓肚子,我彭德懷有罪呀
11月3日,重返故鄉的彭德懷出現在烏石峰下,蕭瑟的秋風吹拂著他的絲絲銀發和打著補丁的黑布衣服。距離上次回來,整整過了三個年頭,如果說那次是榮歸故裏,那麽這一次恰恰乾坤倒轉,是“戴罪返鄉”了。
故鄉的人民齊集於彭家圍子,迎接他們心中永遠不變的英雄。他們仍然把彭德懷視為革命元勳,人民功臣,是故鄉人民的光榮和驕傲。
當彭德懷默默無語地走向老宅時,男女老少從四麵八方一齊擁上來,轉眼間,堂屋裏,地坪上都站滿了人,把老宅圍得水泄不通。彭德懷向鄉親們連連拱手,激動地說:“不要喊我老總了,也不是部長了,我過去是打柴棍子,如今還是個普通老百姓,回來當社員的。鄉親們都好吧?”
這一天從中午到傍晚,光是本生產隊和大隊的社員就來了一百多人,在困難中過苦日子的鄉親們,都想向彭德懷吐露心聲。
第二天,晨曦初現,就有人等在彭家圍子的坪場,想見彭德懷。此後,來見彭德懷的人絡繹不絕,由近至遠,方圓百裏內的湘潭縣各個公社,最遠到長沙、株洲、湘鄉、寧鄉、湘陰、衡山,都有人聞訊趕來,離彭家圍子二十多裏路的石潭鎮上住滿了專程來拜訪、慰問彭德懷的人。許多人長途跋涉,忍饑挨餓,步履蹣跚;有的人頂風冒雨,滿腳泥濘,渾身濕透;有的人久坐交談,推心置腹,不願離去。人民群眾深深為彭德懷的偉大人格力量所折服和傾倒,自發求見他的人不絕於道,在中國現代史上,這樣感人至深的故事有幾個呢?
省公安廳專門派來負責彭德懷安全並附帶監視任務的幹部大為驚訝,這罷了官的彭德懷影響可太大了。他們請示上級後,省裏要求當地政府派人上路,四出勸阻到彭家圍子的幹部和群眾,不少人在途中被擋了回去。
11月15日以前,彭德懷主要是在家裏接待來訪的幹部、群眾,其間隻在烏石大隊開調查會,或早晚走門串戶,看望鄰裏親朋。之後到三個區、七個公社、十多個大隊調查研究,繼續接待來訪群眾。在返鄉的五十餘天中,他共接待兩千多人次。
來訪者中,除了親朋故舊、四周鄰裏、本地社員、基層幹部,還有縣區的幹部、工人、學生、中小學教師。他們見麵後大多要問的話是:“您老人家平反了嗎?”“您回來要住好久啊?”“您還走不走呀?”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彭德懷是為了老百姓說話才“犯了錯誤”,對他表示出由衷的敬意、感謝和同情。最催人淚下的場麵是那些彭德懷的兒時夥伴們,個個淚水漣漣。他們在1958年曾向他說過大躍進的“壞話”,有個胡四老倌,他拽著彭德懷的青布棉襖說:“都怪我們前幾年和你說的那些話,把你給連累了,對你不起啊!”
彭德懷安慰他們說:“你們講真話沒有錯,隻要群眾生活好,我犯錯誤不要緊。”
彭家圍子堂屋裏天天都坐滿了人,彭德懷一開口說話,人們就靜下來,聚精會神地望著他。彭德懷打趣說:“我是個犯錯誤的人,你們不怕我放毒嗎?”大家報以信任的笑聲。人們爭先恐後地訴說自己的不幸:有的幹部因為頂“五風”挨了批鬥、當了“右傾分子”;有的社員在刮“五風”時被拆了房子,砸了鍋,至今無處安身;有的全家挨餓,得了浮腫病……彭德懷認真聽,認真記,和大家傾心交談,累得他嘴唇幹裂,聲音嘶啞。他最關心的是人民的溫飽問題,他時常對來訪的群眾說:“國家解放這麽久了,人民還在餓肚子,我彭德懷有罪呀。”說罷,他痛苦地抿緊嘴唇,沉默不語。有時遇到特別困難的群眾,彭德懷忍不住還要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10元、20元的,悄悄塞到對方的手裏。
有一天,碧泉公社四個婦女風風火火地來找彭德懷,反映生產隊扣發口糧的問題,麵帶菜色的婦女帶著哭聲說:“彭元帥,你看看嘛,這樣會餓死人的!”
彭德懷馬上讓秘書金石跟著她們去查訪,證明那個生產隊已經有五分之一的人家斷炊了。聽完金石的匯報,已經快到半夜了,來人散盡,屋子裏隻剩下幾個隨行人員。彭德懷坐立不安,幾天來,他一直盡力控製自己的情緒,現在終於忍耐不住了,他濃眉豎起,咆哮起來:“北京淨聽這樣好,那樣好,有人就是當官做老爺,不下來聽聽!”他在屋裏快速踱了幾步,揮揮手說:“現在有人吃不上飯啦!我們對得起群眾嗎?有人還是報喜不報憂,我回去,要報告中央,我不怕!”
彭德懷的怒氣直衝屋宇,嚇得大家屏住呼吸,不敢插言,還是龍國英妯娌倆過來小聲勸說,才使彭德懷平靜下來。這是彭德懷回鄉調查中唯一一次發的大脾氣。麵對敏感的政治和政策問題,彭德懷以他的“戴罪”之身,難以公開支持農民的強烈要求。但是,他對當時階級鬥爭由黨外擴大化發展到黨內擴大化的趨勢,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先試著搞幾年,等日子好過了再合攏起來也行嘛。”
彭德懷耐心聽大家把話說完,絕不去批評他們。但是,彭德懷知道,農民單幹是毛澤東最為痛恨的、被視為洪水猛獸般的對社會主義的反動。即使和農民的心貼得很近、對農村的考察十分深入的彭德懷,也不敢在分田到戶或者包產到戶的問題上越雷池一步。
彭德懷再三向幹部和社員解釋:“分田要不得”,“單幹堅決不能搞。”在烏石的一次大隊幹部會議上,他甚至說:“我這已經是第四次表態了。”
曆史已經昭示,當年,由於“大躍進”和公社化對農村的破壞,在廣大農民心中萌生的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合理要求,在17年以後的1978年才得以實現,從而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革。後人很難揣測彭德懷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的真實想法,因為以他的“戴罪”之身,他不可能公開支持農民這個強烈的要求。
另一個尖銳而敏感的問題是:誰要為大躍進的災難負責?
有一天,一位小學校長帶了十多個教師和學生來訪問彭德懷:“彭元帥,我們有個問題想請示您。”
“有什麽就提出來共同商量吧!”
“‘五風’是怎樣造成的?上麵有什麽責任?過去搞一個運動,中央總有為首的,比如1927年反陳獨秀;1935年反博古;這次反‘五風’,是不是也有個代表人物呢?”
彭德懷思忖一陣,緩緩說道:“‘五風’是上麵有責任,下麵也有責任。上麵是官僚主義,下麵是強迫命令。這是層層有責任的,至於誰個來負責任,那個就不好說了。”
“這幾年為什麽會成為這個樣子,是不是完全由自然災害造成的呢?”
對教師們鋒芒畢露的質疑,彭德懷語焉不詳:“不僅僅是自然災害的問題,當然這是原因之一。我說了,由於上麵有官僚主義,沒有深入調查研究……戰線拉得很長,國民經濟沒有按比例發展……”
彭德懷的一言一行,都有人匯報到中南海,他怎麽能回答這樣的問題呢?從史料上看,當時他處處注意維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威信,宣傳黨的調整方針和農村工作《六十條》。
有一次,方上橋小學全體老師來看彭德懷,說起“大躍進”,他說:“比如一條巷子隻有三四尺寬,我們要跳過去,那不成問題,如果有七八尺寬,你想要跳過去,那就是不可能的。假如你硬要冒險,那就非掉下去不可。毛主席是偉大的,他的意圖是好的,想把二十年的事情,隻用兩三年就做好。”
但是,彭德懷對當時階級鬥爭由黨外擴大化發展到黨內擴大化的趨勢,表示了強烈的不滿。
當時的一股思潮,就是對1958年犯了“五風”錯誤的幹部,采取重打擊、亂上綱的“左”的政策。彭德懷聽到湘潭縣要把不少可以挽救的“五風”幹部定性為敵我矛盾後,他向當地領導呼籲道:“解放十多年了,經過土改、鎮反、民主改革,怎麽現在還提什麽地、富、反、壞、右聯合專政?這是脫離實際的嘛,我們知道,南方的土改還在北方之後,搞得更有經驗、更紮實,湘潭地方不應當又來一次重劃階級。”他指出,犯“五風”錯誤,中央、省、地各級領導都要擔擔子,主要是引導大家總結經驗教訓,提高認識,好好工作。
烏石大隊有一個幹部,1958年弄虛作假,打罵群眾,強迫命令,彭德懷回鄉時批評過他。1959年反右傾,他上竄下跳,成為批判彭德懷的急先鋒,沒有想到風向突變,“反五風”運動把他逮住,受了處分,灰溜溜地調走了。有人把此人的劣跡告訴彭德懷,彭德懷寬容地笑笑:“那沒關係,我有缺點,還能不叫人說?”後來,彭德懷在調查某公社的途中,特地去看了看那個落魄的幹部,勉勵他放下包袱,好好工作,感動得他涕淚俱下。一個犯了“五風”錯誤的大隊書記在縣裏參加“特訓班”,急火攻心,變得瘋瘋癲癲。彭德懷知道後,登門看望他,親自做思想工作。
通過大量的農村實際調查,彭德懷對若幹農村重要經濟政策形成不少精辟的見解,其中包括最讓他憂心忡忡的糧食征購政策。
彭德懷建議,在黃泥大坪開田,實行誰開誰種,誰種誰收的政策,先分戶開,再由生產隊統一丈量和平衡。他提出了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大家心知肚明,誰也不說這就是分田到戶
一天晚上,彭德懷坐在煤油燈前,埋頭撰寫調查材料,他寫道:“同一時期,‘五風’嚴重,群眾生活發生很大困難,烏石大隊的浮腫病人一度增至63人……”他放下筆,點燃一支煙抽了兩口,為了弄清患浮腫病的確切人數,他讓龍國英到公社衛生院借來給病人發黃豆的登記冊,一個一個地查。為什麽會得這種怪病?不就是餓的嗎?沒有糧食啊。
1957年,侄子彭鵬擔任烏石鄉黨委書記的時候,彭德懷曾寫信建議在烏石峰下的楠木衝建一個水庫。現在,水庫已經建起三年了,為什麽不把水庫下麵的黃泥大坪開出田來,卻長年撂荒,放豬放羊呢?他看了看身後的景希珍,說:“明天我們去看看楠木衝水庫吧。”
翌日清早,彭德懷就去看水庫,一些聞訊趕來的生產隊幹部和社員也跟隨著他。彭德懷邊走邊說:“我們這裏過去是幹魚腦殼,現在有了水庫,開出黃泥大坪就有水灌溉了,我們要抓緊幹。”
到了水庫,他在大壩上看了一陣,建議大隊組織勞力把大壩加高加寬,再在水庫裏養上魚,他後來拿出300元給大隊買魚苗。
從楠木衝回來,彭德懷就去找生產隊長商量開田的事,隊長說自己不會講話,請他在社員大會上動員一下,彭德懷欣然同意。當天晚上,社員們聽說彭老總要參加社員大會,都早早來會場等著。
麵對眾鄉親,彭德懷像當年對戰士作戰前動員一樣,情緒飽滿,聲音洪亮:“這幾年由於多方麵的原因,我們遇到了暫時的困難。一個人一天連一斤糧食都沒有,這怎麽能吃飽?怎麽能不得水腫病?我是打柴棍子出身的,過去餓怕了。現在,我們大家得想出辦法啊!我們上麵有水庫,下麵有黃泥大坪,大家一起努力,向黃泥大坪要糧食!抗日戰爭的時候,軍民的生活都很困難,毛主席號召生產自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我們部隊在南泥灣開荒,發展了生產,改善了生活。今天,我們更要發揚南泥灣精神。我建議,在黃泥大坪開田,實行誰開誰種,誰種誰收的政策,先分戶開,再由生產隊統一丈量和平衡。大家看這樣行不行?”
社員們沒有不同意的,彭元帥前些天還告誡大家千萬不能分田單幹呢,現在他提出了特殊時期的特殊政策,大家心知肚明,誰也不說這就是分田到戶。
東方露出一線曙光的時候,彭德懷就帶著侄子彭康誌和隨行的工作人員來到黃泥大坪,他卷起褲腳,捋起袖子,揮舞起三四斤重的開荒鋤頭,帶頭刨向沉睡的土地。他的背微微有點駝,黝黑的臉滿是皺紋,儼然是一個飽經風霜的老農。社員們從四麵八方趕來,都先圍到彭德懷的身邊,想和他說幾句話。彭德懷說:“解放後,我提出不當國防部長,想當農業部長,毛主席不肯。現在我解甲歸田,想在隊裏落個戶頭,你們同意嗎?”
“歡迎!歡迎!”黃泥大坪上一片喊聲和掌聲。
“那好,我每年堅持回隊勞動100天,如果不能回,就投資100元給隊上。”一位參加開田大戰的烏石小學教師望著彭德懷一馬當先,掄鋤開田的生動身影,忽然想起一首歌頌朱德的詩裏有兩句:“時人不識將軍麵,樸實無華田舍翁。”啊,我們的布衣元帥不正是這樣一位永遠和人民在一起的田舍翁嗎?
麵對鄉親父老,彭德懷吐露心聲:有人說我“裏通外國”,讓他們去說吧!反正日久見人心,真金不怕火煉。我總想把自己的問題和主席談談,消除一些誤會
彭德懷在家鄉的五十餘天,是他晚年悲劇人生中度過的一段短暫的、較為平和舒緩的日子。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彭德懷到烏石學校找周校長,看見教師陳升早正在為學校編織遮擋風雨的茅串,就坐下來和陳老師聊了幾句。陳升早向彭德懷訴苦:“彭老總啊,我是被劃了右派的,實在想不通。我是貧農出身,又無政治問題,工作也沒有過失。”
“那你一定有別的問題吧?”
“我就是向原來的校長提過幾次意見,可能我這個人太直了,好蠢啊!”
這話可能觸動了彭德懷,他挺直腰杆,認真地說:“人生在世,就要公平正直。你是老師,讀過許多書的,韓愈的《論佛骨表》,這就是直;文天祥的《正氣歌》,你總背得吧?這一個‘右’字啊,你不要急,總有一天,會搞清白的!”
彭德懷最後的那句話語氣很重,震撼著陳升早脆弱的神經。
烏石學校的周校長多次帶老師們去見彭德懷,所以,陳升早也跟彭總熟悉了。有一天黃昏時分,陳升早又在學校門口碰見了彭德懷,並肩走著的還有金石、景希珍,他們剛從外麵訪問回來。陳老師迎上去打招呼,彭德懷麵色嚴肅,點點頭後,又繼續和金、景二人邊走邊說:“……有人說我裏通外國,讓他們去說吧!反正日久見人心,真金不怕火煉。我三年沒有見到毛主席了……”
陳升早不由自主地跟在彭德懷的身後,他想聽聽彭總還說些什麽。
“我寫了信,他沒有一字回,我想上門,就是不見。”彭德懷沒有在意身後還有耳朵,他隻管說下去,“我總想把自己的問題和主席談談,消除一些誤會。唉,反正事不由己,聽它去!”
彭德懷緩了一口氣,又接著說:“有人說我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如果真是那樣的話,還會等到如今?早在長征的路上,張國燾就向我行賄,那不就可以做到嗎?”
這大概是彭德懷回鄉期間涉及廬山會議所吐露的心聲。
彭德懷的出訪大多是步行,他走遍了湘潭的山山水水。遇到問題比較大的幹部,他的批評也是不客氣的,這正是他表達自己的人生理念,直抒建國安民方略的時候,他和幹部的對話,常常蘊含著許多精湛尖銳的真知灼見。
陳述棠是個參加過解放戰爭的老幹部,當年是黃克誠的部下,所以他特別敬重彭德懷,深切同情他蒙受的不白之冤。彭德懷住在錳礦招待所的那些日子,陳述棠盡量在生活上給他些照顧。彭德懷過意不去,對陳述棠說:“老陳,謝謝你的關心,現在人民還在過苦日子,我也不能特殊。我從小討過米,知道餓肚子的滋味。群眾吃麽子,我也吃麽子。不然,就會變成官老爺。”
兩人說起現在幹部的作風問題,彭德懷歎道:“現在幹部有個怕右不怕‘左’的毛病,愛說假話,愛浮誇。我這個人偏愛說真話,說實話。我有什麽意見願意向毛主席談。我們黨曆來提倡實事求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嘛。我在黨的會議上光明正大地提意見,是黨規黨法允許的嘛!”
“可是廬山……唉!”
“講真話、實話,不犯法,不犯法的!”彭德懷又點燃一支香煙,望著縷縷上升的青煙,他沉思了一陣,又說出讓陳述棠終生難忘的話:“千古勝負在於理呀!”
這大概又是彭德懷回鄉期間對廬山會議所坦露的心曲,但這次他是以曆史的大尺度去丈量短暫的人生,似乎有了一種超凡脫俗、氣定神閑的大徹大悟。
12月26日,彭德懷趕回北京。
1962年元旦,彭梅魁夫婦去看望剛從老家回來的伯伯,發現伯伯很健談,情緒不錯。
彭梅魁問:“您說怪哪個?”她早就不避諱和伯伯討論國家大事了。
“隻怪我們沒有經驗,心急了些。我也有一份責任呀,剛提出大躍進的時候,我也舉過手嘛。當然,毛主席要負主要責任。”
彭德懷過去很少在晚輩麵前議論毛澤東,今天說到這個話題了,他索性把話講下去:“毛主席對中國曆史、對馬列主義最熟悉、最精通,過去離了他還真不行。我們吃虧就在於,後來也認為隻有他才行,他說了就算數。這樣的局麵怨不得哪一個,是曆史形成的。”他喝了一口濃茶,沉思片刻,微微笑道:“我等著有一天,他找上門來,進門就喊:‘老彭呀,我想通了,接受你的意見!’過去,我們常常爭論,幾天不說話也有過,還是他找上門的時候多……”
彭梅魁聽得津津有味,她追問伯伯:“要是這回毛主席找上門,你對他說什麽?”
彭德懷想了想說:“我可不會對他客氣,要給他提一通意見,還要說,‘你呀,過去也嚇過我幾大跳,這回啊,你可是傷了我的心!”
中央專案組兩下湘潭,企圖收集彭德懷“利用時機,以回鄉調查之名,行反黨活動之實”的罪行。拋出的政治帽子固然嚇人,事實上卻給彭德懷樹立了高大的正麵形象
八屆十中全會召開前夕,中央專案委員會就緊鑼密鼓開始辦案,列出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的審查提綱。彭德懷名下的五個問題是:一、曆史上的問題;二、篡黨篡軍問題;三、裏通外國問題;四、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問題;五、大國主義問題。
史料記載了彭德懷專案組第一次會議上的主要精神:彭德懷向中央寫了兩封信,非常惡毒,把廬山會議決議和自己的三次檢討全部推翻,這是新的進攻,很猖狂。這個進攻不打退,黨內過去有些反黨分子、尤其是他的反黨集團成員也露了頭……
彭德懷舊賬升級,又添新賬。專案組以無限的人力、財力為後盾,向全國撒下漫天大網。首先進入其視野的就是彭德懷的家鄉,抓彭的現實問題就要從那個山溝溝裏開刀。
1963年和1964年,中央專案組先後兩次派人到湘潭,詳細調查彭德懷1961年冬天回鄉的表現。
早在1962年初,湖南省委曾派人下來搞過調查,可群眾都說彭德懷的好話,調查報告成了給彭德懷的表揚材料。連湘潭縣公安局的匯報材料也說:“相當一部分群眾對他抱同情的態度,對他的處境非常關注。他了解農民的苦,大家都感激他為農民辦了好事。”
中央專案組大員下來以後,對過去這些調查和匯報材料很是惱火。他們說,地方的幹部水平就是差,現在要看我們的了。專案組大員不辭辛勞,凡是到彭家圍子訪談過彭德懷的人都要過篩子,挑選重點對象,然後一一查問,對其中66名重中之重者筆錄取證,令他們簽字按手印。集兩年起早貪黑的心血,專案組大員們搜腸刮肚,絞盡腦汁,寫出《關於彭德懷同誌1961年回湘潭情況的調查報告》,向中央交差。在這份洋洋灑灑的調查報告中,彭德懷與家鄉群眾的談話被上綱成“籠絡人心,爭取同情,散布毒素,混淆視聽”的“反黨言論”;說什麽“彭德懷回鄉是別有用心的,是利用時機,以回鄉調查之名,行反黨活動之實”。
中央專案組拋出的政治帽子固然嚇人,可事實呢?他們拿不出一件來。相反,在例舉基層幹部和群眾對彭德懷的反應時弄巧成拙,反倒給彭德懷樹立了高大的正麵形象。不妨看看調查報告中的這幾段話:
“有一些群眾把黨的正確政策錯誤地歸功於彭德懷,他們認為彭犯錯誤,是由於他1958年回家,看到農民生活苦,向中央反映了實際情況,認為製止‘五風’,不準拆房子,可以不辦公共食堂,可以種自留地,等等,都是‘彭總反映才搞出來的’;說‘中央那麽多領導,隻有彭德懷是個清白人’。有的甚至稱彭是‘大恩人’,說‘兩年前他救了我們,現在又來看我們了’”。
“右派分子把彭德懷看作他們的領袖。一個右派分子在群眾中說:‘我不是右派,我是彭德懷派。’另一個右派分子說:‘你們不要喊我右派,我的錯誤同彭德懷一樣的。’”
報告的最後,中央專案組無可奈何地承認:“彭德懷在湖南,特別是在湘潭地區,還是有其一定的影響。”於是,這個嚴重的“階級鬥爭”問題引起中央的重視,指示湖南省委大力開展肅清彭德懷在湖南的“流毒”工作。
家鄉人民知道彭德懷為他們講了真話,他們也要為彭德懷講出真話,這是烏石峰下老百姓的為人品德。他們為曆史留下一段正氣之歌。
彭德懷和浦安修是二十多年的患難夫妻,從來都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如今卻因為廬山會議的問題,出現了感情上的裂痕
彭德懷為民請命,犯顏直諫,使他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其中包括他與妻子的愛情。這還要從廬山會議說起。
浦安修和彭德懷結婚後,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從來不幹預丈夫的工作。戰爭年代,兩個人聚少離多,朝鮮戰爭結束後,他們才有了個家。彭德懷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國的國防建設事業,從來沒有和妻子一起外出過。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正好浦安修有了幾天假期,她聽說有的中央領導家屬乘送文件的專機上廬山,就心動了。她從來沒有機會遊覽名山大川,“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匡廬實在對她有太大吸引力了。
浦安修破例給彭德懷掛電話,不料話筒裏傳來丈夫沉重的聲音:“你不要來了!”“還是別來了……”
浦安修興致頗高,堅持要去,最後,彭德懷說了句:“噢,那你來吧。”電話就掛斷了。
一上廬山,如臨仙境,浦安修神采飛揚,跟著沉默不語的景希珍跨進了彭德懷住的176號別墅。彭德懷不在,屋子裏空曠又安靜。她環視一周,款款地走到辦公桌旁坐下來,玻璃板桌麵上空空蕩蕩,一塵不染,隻有桌子正中間端放著一份紅頭文件。
那份文件好像是有人故意擺在那裏的,專等浦安修來看。顯眼的文件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體標題,真是太殘酷了,體質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電刑,她分明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討論稿)。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浦安修在一個最不該來的時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該看到的文件。
晴天霹靂!浦安修眼前一黑,暈了過去。很快她清醒過來,一把抓住那份燙手的文件,低頭細讀,邊看邊哭。
廬山上狂風大作,亂雲飛渡。那邊,彭德懷正在被康生、陳伯達和柯慶施等人圍攻,舌戰群“左派”;這邊,浦安修自投羅網,膽戰心驚,飲泣吞聲。夫妻倆還沒有見麵,兩顆心就同時在受煎熬。
彭德懷很晚才回來,他默默地看著浦安修,妻子的雙眼已哭得紅腫。他隻淡淡地說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兩天來,浦安修躲在屋裏,以淚洗麵,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沒有時間向她多解釋,隻是表白道:“我這個人毛病很大,但我沒有反黨,沒有反毛主席,更沒有組織什麽俱樂部。”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懷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懷有了時間,就把給毛主席寫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訴了她。浦安修隻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會反黨,可那是黨說的呀,毛主席說的呀,能錯嗎?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懷:“你是國防部長,為什麽要管經濟上的事?”
彭德懷耐心地向她解釋:“我是政治局委員,看到大躍進出了那麽多的問題,我能不管嗎?”
當時,彭德懷正承受軍委擴大會議的萬炮齊轟,猛烈批鬥,他的心情極度苦悶焦躁,雖然泰山壓頂,但他那剛烈性格決定了他寧死也不折腰屈節的態度。他對妻子那種大難臨頭,惶惶不可終日的萎靡樣子很不滿意,不免把話說得重些:“這不是我個人的問題,幹嗎那麽緊張,天塌不下來!”
舉家搬到吳家花園以後,浦安修上班太遠,就住到北師大宿舍,隔一兩周回家一次。此時,北師大黨委對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壓力,要她揭發批判彭德懷,和彭德懷劃清界限。身為校黨委副書記的浦安修滿臉愁雲地回到家裏,她試著“追查”丈夫的重點問題:“說你組織‘軍事俱樂部’,這是怎麽回事?”
彭德懷不聽還好,一聽這個問題,就激憤地拍著桌子說:“什麽‘軍事俱樂部’?根本沒有這回事!軍委擴大會議上逼我交代,我怎麽能交代出來?我寧願毀滅自己,也不能幹有損解放軍的事,決不能隨便瞎編。”
浦安修認為丈夫的厄運緣起於那封信,她幾次問彭德懷:“你為什麽要寫那封信呢?不寫不行嗎?”
彭德懷沉默一陣才說:“一個共產黨員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這不是寫不寫的問題,是對不對的問題。共產黨員不說真話,黨中央怎麽了解真實情況?多少次,老貧農拉著我的手,要我把問題帶給毛主席。我隻有反映實際情況的義務,沒有隱瞞事實真相的權利。阿諛奉承是可恥的,無益於黨和人民的事業,而且極端有害於黨和人民的事業。”
彭德懷長歎一聲,剛毅的麵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問浦安修:“安修啊,我不過就是寫了那麽一封信,給毛主席作參考,你說,為什麽成了這麽大的問題?”
彭德懷真誠地望著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浦安修轉過臉去,抹掉湧出來的眼淚,心想:你問我,我去問誰呢?
彭德懷望著窗外,濃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語道:“我寫了這麽封信就出了這麽大的問題,今後黨內要多事嘍!我們的黨啊,以後又會怎麽樣呢?”
極度的緊張使浦安修的心理發生微妙的變化,她不僅愛哭,也愛抱怨和嘮叨。她經常重複著相同的問題:“你是管軍事的,為什麽要去管經濟上的事情呢?”“你驕傲自滿,就你對,難道別的中央領導都錯了嗎?你要向毛主席檢討認錯!”
彭德懷開始是默然置之,時間一長,實在不耐煩聽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時他大聲反問:“我是共產黨員,為什麽看到黨受損失不去說話?”
有時彭德懷也生氣了:“你懂得什麽!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難夫妻,從來都是舉案齊眉,相敬如賓,如今竟出現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見麵常常是話不投機,不歡而別。
從1961年開始,浦安修很少回吳家花園。
這年暮秋,彭德懷獲準去湖南農村調查,浦安修也不來見彭德懷,隻通過侄女彭梅魁帶信。
彭德懷曾苦澀地對侄女說:“唉,你伯母怕成了這個樣子呀……”
在一浪高過一浪的政治攻勢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線崩潰了,她決心與彭德懷離婚。彭德懷為了不再連累妻子,導演了一場令人肝腸寸斷的“夫妻分離”。七千人大會之後,浦安修陷入新一輪的矛盾和恐懼之中。“裏通外國”成了彭德懷第一大罪,巨大的陰影投在他們夫妻之間。北師大又對浦安修加溫加壓,在“徹底交代,放下包袱”、“無事不可對黨言”、“忠於毛主席要落實到行動上”這些標準化的政治攻勢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線麵臨隨時崩潰的可能。
回到吳家花園,浦安修好像中了邪,兩眼直瞪瞪地盯著彭德懷,追問“裏通外國”是怎麽一回事?
正趕上彭德懷怒火中燒,從來沒有對妻子發過脾氣的好丈夫也咆哮起來:“你不要再問了,這個‘裏通外國’,莫須有的‘裏通外國’喲,殺了我的頭也沒有!為什麽要給我加上這個醜惡的罪名?為什麽?”
素來溫文爾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態,她朝丈夫大聲喊道:“你究竟和赫魯曉夫說了些什麽?你說呀……”
“我連一句外國話也不會,我能和他說什麽?別人不了解我,你還不了解嗎?我們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難道你是和一隻大老虎睡在一起嗎?”
這是少有的周末團聚啊,戰爭年代那種苦中有甜,溫馨甘美的氛圍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爭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臉淚痕,低頭緊走,到北京大學西門上32路公共汽車;彭德懷默默地跟在後麵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車開走了,他才回轉身,低頭背手,怏怏而歸,跨進那扇警衛森嚴的大門。
再次見麵,彭德懷先安慰妻子:“都是我連累了你,請你原諒。你很單純,對黨內的事情不清楚,還是不知道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淒涼和痛苦好像瘋狂生長的腫瘤,學校傳達中央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文件,不許她這個老革命去聽;不久,又取消她聽所有中央文件的資格。這說明她已失去黨的信任。人們都躲著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視她。浦安修知道自己變成了魯迅筆下祥林嫂式的人,是個令人晦氣的不祥物。
彭德懷夙興夜寐,趕寫他的“八萬言書”。浦安修回家時,彭德懷請她看看,這一回浦安修沒有說什麽,默默讀過後,幫助改了些錯別字。她也從心裏盼望這封長信能幫助中央澄清問題,為彭德懷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說了一句:“少奇同誌在七千人大會上講的問題,和彭德懷的意見也差不多嘛。”這一下可壞了,她被學校批判了多次也過不了關。
八屆十中全會前後,浦安修很少回家,被黨和學校拋棄的她,在孤獨中作出最後的抉擇:要黨還是要丈夫?要毛主席還是要彭德懷?青年時代就忠誠於共產黨的浦安修,在無限崇拜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紅色天地間,她沒有保持中立的立錐之地。
彭梅魁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師大。浦安修靜靜地坐在那裏,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馬上開門見山地說:“我要和你伯伯離婚。”
聲音清晰,沒有帶哭腔,一句話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黃蜂蜇了一口,她穩住神,看看對麵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決心的,這對她來說可真不容易。可她想過伯伯的感情了嗎?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難之中,她這一擊會讓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嗎?
“伯母,你聽我說,”彭梅魁強作笑顏,“你還是不要離婚為好,你想,離了有什麽用呢?他們照樣會說你以前是彭德懷的老婆……”
浦安修打斷彭梅魁的話,揚了揚手裏的信封說:“我給劉仁書記的信都寫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德懷聽完侄女的敘述,緊閉著嘴唇,一聲不吭。他終於慢慢地垂下花白的頭顱,兩滴混濁的淚珠奪眶而出,順著眼角邊密密的皺紋淌了下來。
沉默好久,彭德懷才開口:“我有預感,浦安修早有準備。我前些天到她的臥室翻書,發現她的書櫃差不多空了,凡是經她手買的書,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樣地拿走了,平常回來是為了搬書的。她的用品也沒了,錢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點就是明哲保身,但求無過,膽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會振作起來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說:“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後再去勸勸伯母,她可能是一時糊塗,想明白了能回頭的。”
彭德懷說:“也好,我給她寫封信,你順便帶給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讀了一下,大意是:你決心分離,我不反對,但相處二十四年,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也算是生死與共,一旦離別,竟無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揀送給你,請查收。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見浦安修,她苦心婆口地勸說,還是慎重考慮,別離了,伯伯很難過啊。
浦安修不接受勸說,對彭德懷的信也不滿,她有點煩躁,不客氣地攆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幾天以後,彭梅魁去看伯伯,兩個人分析浦安修鬧離婚的原因,彭梅魁說:“伯母怕受牽連,我每次去她那裏,她都哭著說‘株連九族’,‘還不如在抗美援朝時死了’……”
彭德懷知道破鏡難圓,覆水難收,他說:“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幫我跑一次,約她到我這裏來一下,把問題說清楚了再走,不能一聲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962年10月下旬的一個星期天下午,秋高氣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約來到吳家花園,她和彭德懷關起門談了好久。彭德懷安排了一餐不錯的晚飯。飯後,彭德懷拿來一個黃澄澄的鴨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兩半,放在盤子裏。他看了看坐在飯桌對麵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飯,似乎在想什麽心事。
彭德懷的聲音親切、溫和、輕柔,宛若是一對情人間的貼心話:“安修,你要離婚,咱們今天就分梨,這個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嗎?”
彭德懷拿起一半梨,三口兩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沒有說話,拿起另一半梨,一口一口地慢慢吃了。
在場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還有這樣溫情脈脈、高雅文明的離婚儀式,伯伯真是個有情有義的偉丈夫,他為了不再連累妻子,導演了這場令人肝腸寸斷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過去的學習和整風筆記整理好,又坐了一會兒,小聲說:“我對你沒有幫助,我們在一起也處不好,今後有機會每年來看你一兩次吧。”
浦安修要回學校了,彭德懷送她到北京大學西門32路車站前。夕陽下,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搖搖晃晃地開過來,彭德懷緊緊握住浦安修的手,說聲“再見”。他的目光一直跟著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車。他傷感地發現,那個身影背著他,沒有回過頭看他一眼。
在鄉間的土路上,彭德懷踽踽獨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兩條腿十分的沉重……
浦安修的離婚報告由北師大黨委轉北京市委,市委書記劉仁又轉呈中共中央。楊尚昆聞訊歎道:“劃清界限並不一定要離婚嘛!”
報告送給周恩來,周恩來說:“彭德懷同誌同意嗎?離不離應由他們自己定。離婚是法院的事,黨組織不要管。”
報告又轉給鄧小平,鄧小平看也不看,擺擺手說:“我從來不管這種家務事!”於是,這份離婚報告就此擱淺,以後再無下文。
“文革”中,江青決心整點新花樣來折磨彭德懷。彭德懷看到浦安修被蹂躪,發瘋似的呼喊:你們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無辜的!你們放開她吧
“文革”中,對彭德懷的殘酷批鬥給江青一夥帶來渾身通透的快感,她覺得還要弄出點新花樣才夠味兒,對了,浦安修不是在北師大嗎?她樂得合不攏嘴,和戚本禹精心研究了一番後,再傳來北師大的造反女首領譚厚蘭麵授妙計。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夥五大三粗的紅衛兵從“牛棚”裏押解到校內一棟教學樓前,她目光淒惶茫然,抬頭望著眼前亂哄哄的人群。驟然間,她看到一個老人被押在一輛三輪車上,盡管那人衣貌全非,她卻一眼就認出是分別兩年的彭德懷。彭德懷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視,竟是咫尺天涯,兩人都痛苦地低下頭。
當晚7點半,彭德懷和浦安修被幾個彪形大漢反扭著雙臂,以文革標準的“噴氣式”押進會場。陪鬥的還有張聞天和王若飛的夫人李培之等老幹部。
在批鬥台上相逢的老夫妻都想多看對方一眼,然而,“噴氣式”使他們抬不起頭來,浦安修隻覺得眼前一片昏暗。隻是在那些粗大胳膊鬆懈的片刻,浦安修才看到彭德懷不屈的頭顱。那是曾經被湖南軍閥宣布要砍掉而砍不了的頭,那是曾經被國民黨反動派以萬金重賞購買而買不去的頭,那是在槍林彈雨中千百次衝殺而仍然高昂的頭,如今竟以“革命的名義”被強按到地麵。浦安修五內如焚,聽不清批判者羅織的她和彭德懷“狼狽為奸”的“罪狀”是什麽,突然,她熱血上湧,慘叫一聲,昏倒在地上。隨即,幾個紅衛兵上來拳打腳踢,硬是把她腳不沾地地架了起來。
彭德懷看到浦安修被蹂躪得失去形體,心如刀絞,發瘋似的呼喊:“你們打我吧!我和她早就分手了,她是無辜的!你們放開她吧!”
彭德懷的呼喊聲淹沒在“打倒彭德懷”的震耳欲聾的口號聲裏,跟著背後飛來一腳,把他踹倒在地,幾個人按住他,強迫他跪下“低頭認罪”。彭德懷掙紮著堅決不跪,他兩眼通紅,嘴唇咬出了血,殷紅的血滴在胸前的大牌子上……
這一幕“史無前例”、亙古未見的悲劇,成為彭德懷和浦安修二十多年夫妻的最後一麵。
1974年7月21日,彭德懷已經病危。
有一天,專案組的人問:“彭梅魁,你們家還有什麽人來看彭德懷嗎?”
彭梅魁搖搖頭。
“不是有浦安修嗎?”那人顯然自視甚高,“彭去三線,浦安修不是到車站送行了嗎?”
彭梅魁糾正說:“他們離婚了。她也沒有去送行過。”
既然專案組有那個意思,當天晚上,彭梅魁還是跑了一次北師大,把專案組的原話轉告了浦安修,讓她有個思想準備。
很久以後,彭梅魁才聽說,9月份伯伯病危的時候,專案組真的去過北師大,工宣隊奉命來問浦安修:“彭德懷病重住院,你是否去看他,由你自己決定。”這句話讓浦安修心生疑慮,她又害怕了:為什麽要我自己決定呢?什麽意思呢?工宣隊是不是又要考驗我的立場問題?什麽事情都要依靠“組織”拿主意,一日無“組織”就惶惶然的浦安修,想了又想,最後囁嚅地說:“我還是不去吧。”
浦安修還沒有意識到,她這個決定為自己鑄成終身的悔恨。
11月29日中午,彭德懷滿懷冤屈地離開了人世。
猶豫了好半天,彭梅魁還是到北師大找到浦安修,告訴她伯伯的死訊,問她是否去看看伯伯的遺體。
浦安修沉默了一陣,麵無表情地搖搖頭。
“四人幫”垮台以後,浦安修開始反思自己和彭德懷晚年的關係,她越想越深感內疚和羞愧。一天她去看望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大姐,劉英說:“彭老總臨終時你應該去看看他,不去是不對的,夫妻一場,這點感情要有。你看我和聞天同誌,要死要活都在一起,絕不分開。”
浦安修流下悔恨的淚水,在劉英大姐麵前她感到無地自容。
她想了解彭德懷自謫居吳家花園到“文革”下獄以後的情況,就去找彭梅魁,讓侄女寫材料。後來聽說彭梅魁手中有一批彭德懷的手稿,她想要來看看。彭梅魁以沉默回絕了她,浦安修知道彭家的晚輩對她意見不小,回去痛哭了一場。
彭家的晚輩雖然對浦安修有意見,但念在她和伯伯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且1959年以後,她一直遭受著種種精神折磨,“文革”中她備受摧殘,卻沒有在高壓下揭發過伯伯一個字,最後大家還是諒解了這位不幸的伯母。
浦安修與彭德懷的離婚是在特殊年代裏的人生悲劇,本來就沒有任何正式法律手續,黨中央自然會同意浦安修要求恢複彭德懷夫人身份的請求。
彭德懷與發妻劉坤模的悲歡離合
1922年,彭德懷與一位貨郎的女兒劉細妹結合,並為其起名“坤模”(女中楷模的意思),夫妻間彼此恩愛。日後,彭德懷領導平江起義,攻打長沙,從此與之失去聯係,也與老家斷絕了音訊。
劉坤模非常思念彭德懷,十多年來到處尋夫。1934年12月,她聽說江西的紅軍打到湘南一帶,她心一橫,一路乞討,到湘南去尋找紅軍和丈夫,最後還是失望而歸。
1935年7月,她在上海尋夫不成,返轉武漢。她在船上遇見一位老鄉,共產黨人陶鑄的母親董唐姑。船到武昌,老太太要劉坤模陪自己去白沙洲中學看望兒子的一個朋友。見了麵,老太太介紹說,這是徐任吾先生,也是咱們湖南老鄉。徐任吾熱情厚道,這個教書先生給劉坤模留下了不錯的印象。
1935年12月,劉坤模再次來到武昌。七年驚魂漂泊,她早已心力交瘁,在萬般無奈的困窘中,她答應了一直鰥居的徐任吾,與之同居了。劉坤模想得很簡單,先這樣藏匿一段時間,等待機會再去找尋彭德懷。
直至1937年,在後方忽聞平型關大捷的消息,劉坤模才知道彭德懷還活在世上,於是急忙給他寫信。彭德懷收到信後好生歡喜,馬上回信讓她到延安來。信中說:“坤模妹,在槍林彈雨中收到你的信,很興奮。你要來,可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林伯渠主任。”
1937年11月下旬,彭德懷風塵仆仆地從山西抗日前線回到延安,準備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剛下戰馬,就聽到好消息:湖南老家來人了,一個是妻子劉坤模,一個是弟弟彭金華,還有一個是堂侄彭佩林。彭德懷欣喜萬分,征塵未洗就快馬加鞭,去看望他們。
親人重逢,千言萬語竟不知從何處談起,撲在彭德懷胸懷中的劉坤模哭成淚人,十年的悲苦艱辛,九死一生,都化作淚雨流淌。彭德懷勸慰劉坤模說:“我們終於又見麵了,應該高興,細妹子,讓我看看,你還是楠木衝那個調皮的劉細妹嗎?”
劉坤模讓彭德懷說得破涕為笑,大家坐下來和彭德懷說話。彭德懷想起劉坤模剛剛說過,這幾年她是在武漢教書,便問起她到武漢的經過。劉坤模因為與徐任吾的那層關係,話也說得吞吞吐吐。喜悅中的彭德懷不失軍人的敏感,他隱約地覺察到劉坤模似乎有難言之隱。
彭德懷又問劉坤模:“那年紅軍打下長沙時,有個朋友告訴我,國民黨的報紙登了你與我脫離夫妻關係的聲明,有這麽回事嗎?”
劉坤模吃驚地瞪大眼睛,麵紅耳赤地辯白道:“登報?你有那張報嗎?有我的簽名蓋章嗎?你要拿出證據來,現在就槍斃我!要是拿不出證據,我不答應!”
看見劉坤模委屈得又要哭,彭德懷微笑道:“看你說的,哪裏談得上槍斃哦,沒有這個事,就是敵人造謠了。過去敵人破壞共產黨的威信,就常常靠造謠。”
12月,彭德懷一直忙於開會。有一天,抗大副校長羅瑞卿交給他一封信,拆開信封,從裏麵掉出一張照片,看得彭德懷打了一個激靈。
這封信是徐任吾寄給彭德懷和劉坤模的,大意是說徐與劉已是夫妻關係,女兒才兩歲,離不開母親,希望劉能回來,並請彭德懷將軍理解。照片是徐、劉和女兒榕青的合影。
彭德懷什麽都明白了,他濃眉緊蹙,麵容冷峻,難以言喻的痛苦像無數小蟲子在啃噬他的五髒六腑。他一連幾天沉默寡言,心中那個美好的細妹子漸行漸遠。他無法接受妻子目前的婚姻狀況,盡管造成這種悲劇並不是妻子的錯,但是,感情的裂痕像影子一樣揮之不去。
中央會議結束後,彭德懷準備返回山西前線。臨行前,他從抗大把劉坤模約出來,交給她徐任吾的信和照片。雙方沉默了一會兒,彭德懷平靜地說:“坤模啊,你應該向我說實話,既然你已經同徐先生有了孩子,為什麽要瞞著我呢?孩子太小,你應該回到孩子身邊去啊。”
劉坤模痛哭失聲,她幾乎是在向彭德懷哀求:“我去武昌實在是迫不得已啊……我對你不起,請你原諒我吧,我們多年的夫妻,可不能……”
看到劉坤模痛不欲生的樣子,彭德懷壓抑著自己的感情,和藹地勸慰道:“讓我們麵對現實吧,雖然我們的夫妻關係已經結束了,今後還可以保持同誌式的關係,還可以像兄妹一樣嘛。現在,你回到孩子身邊也好,繼續在抗大學習也好,都由你自己考慮決定。”
劉坤模淚眼模糊地望著將要離開她的心上人,雖說那剛毅的麵容是冷靜的,可那目光是柔和溫暖的。她便帶著幾分氣說:“我是來參加革命的,是來抗日救國的,我不回去!”
“那好!你就在抗大繼續學習吧。”彭德懷露出微笑。他看到劉坤模穿著一件掉了扣子的舊軍裝,又親切地開導說:“你現在是革命戰士了,別老是整天想著我,衣服扣子掉了也不縫,像個土匪。明天我就回前方了,你在抗大要好好學習,努力上進,爭取早一點參加共產黨。”
彭德懷孤獨地走了,劉坤模眼水漣漣,目送那熟悉的寬厚背影,直到與黃土高坡融為一體。她無助地仰問青天:“我和德懷的夫妻緣分就這樣完了嗎?”
1947年12月,彭德懷找來侄子彭起超。“長伢子,你來幫助我辦一件私人事情。”彭德懷似乎有什麽心事,背著手低頭踱來踱去,最後站住問道,“你小時候見過劉坤模伯母嗎?”
彭起超怔住了,想了想才“哦”了一聲:“見過的,大概是十年前……”
“是的,那是1937年秋吧。”彭德懷說下去,“你知道,我和劉坤模雖然解除了夫妻關係,但她還是我的親人,我一直掛念著她。國民黨占領延安前,她隨中央機關撤到綏德。前幾天,她從綏德來了封信,說她病得很厲害,全身都浮腫了,怕是不行了,很想見見我。你看,我現在能抽身離開部隊嗎?所以,我想讓你代表我跑綏德一趟,探望她的病情……”
劉坤模在病榻上見到一身風霜的彭起超,驚喜不已。聞聽他帶來彭德懷的親切問候,禁不住悲從中來,傷心落淚。彭起超安慰了好一陣,她才平靜下來。參加革命十餘年來,這還是她第一次見到家鄉的親人。她把彭家圍子的人上下問了個遍,慢慢又把話題轉移到讓她刻骨銘心的1938年:
“那年年初,你伯伯和我分手了,一個人回到八路軍總部。我後來聽說,當時有一個美國的女記者,采訪八路軍總部,對你的英雄伯伯產生愛慕之情,你伯伯很坦率地拒絕了洋記者的追求,他是個真正的男子漢。我那時還在抗大學習,思想上接受不了這種打擊,給他寫了一封血書。秋天,你伯伯回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他見到我批評說:‘你寫給我的血書我收到了,這是你的封建思想。我知道你為我受的苦,我在十年內戰中沒有找人,我也是對得起你的,我們要理智地對待我們的生活,因為我們是革命者。’後來,你伯伯和浦安修結婚了,他都四十歲的人了,真不容易啊。我知道我們永遠不可能恢複夫妻關係了,當時我還寫了一首詩呢。”
劉坤模蒼白的雙頰泛起淡淡的紅暈,繼續說出深藏在自己內心的話:“我的那首詩是這樣的:打開窗戶看夕陽,夕陽含笑我悲傷。羨慕鴛鴦雙戲水,傷心痛苦恨淒涼。我不會寫詩,不過想表達自己的心情而已。”
劉坤模的眼角溢出淚水:“你伯伯真是個好人,他還是把我當成彭家的細妹子。1943年,我到楊家嶺去看望他,你聽你伯伯是怎麽說的,他說,坤模啊,我和浦安修結婚了,與你是藕斷絲連的關係了。兒女情長,藕絲難斷噢。為我們倆的事,我曾經有幾個晚上睡不著覺……”
1959年,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突然疾言厲色,點名批評彭德懷。
當晚,彭德懷獨自一人呆在房間裏。辦公室主任王焰進屋請示時,彭德懷怔怔地望他半晌,突然說了一句感情深沉的話:“我現在很思念劉坤模同誌。”
王焰一時弄不清彭老總心裏所思所想,一心都在工作上的老總從來沒有跟自己的部下談過家庭問題呀,現在怎麽想起前妻來了?劉坤模一直深愛著彭總,彭總是有什麽心裏話要對她述說嗎?那天晚上,彭德懷的心情顯然是痛苦不堪,百感交集,難以名狀的。
彭德懷被罷官以後,劉坤模偷偷哭了幾次,她的心底始終保持著對彭大哥的那份感情,隻是她不能隨便流露出來。
1967年,北京殘酷批鬥彭德懷的時候,哈爾濱市糧食局的造反派也在批鬥局長劉坤模。造反派審訊她:“交代你和彭德懷的黑關係,他都有什麽罪行?”
劉坤模坦然道:“1938年以前我們是夫妻關係,那時候他是八路軍副總司令,以後我們分手了。我就知道他一生打日本鬼子,打國民黨反動派,打美國鬼子,不知道他還有什麽罪行。”
“你敢為彭德懷評功擺好!”造反派們跳起來,罵道,“劉妖婆,不鬥你你是不會老實的!”
劉坤模經受住了多次野蠻的批鬥,她始終不低頭,不屈服。時間一長,造反派也拿她沒辦法。夜深人靜時,她常在心裏說:大哥呀,您可要挺住啊。
1974年,彭德懷含冤逝世。劉坤模聽到這個噩耗,痛哭失聲,幾近昏厥。
1987年,77歲高齡的劉坤模在彭起超的陪同下,從北國江城哈爾濱回到闊別近半個世紀的故鄉烏石。老人家一掬清淚,走進她住過多年的故居,輕輕撫摩著她和得華大哥共同生活的房間,靜默良久。應鄉親們的要求,她為陳列室題詞:“橫刀不見人,烏石緬雄風。華夏開新宇,更念大將軍。”縱然是滄桑幾度,白發如雪,劉坤模對得華大哥的感情始終未變。
彭真突訪成都,向彭德懷提出三條建議。彭德懷保證:第三條我可以照辦,我不能讓吳晗同誌無辜受牽連
1965年,中國有一個最神秘的女人,從2月到11月,數次穿梭於京滬之間,她的公文包中有一份絕密的文件——《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她就是江青。背著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和上海市委書記張春橋聯手策劃,由滬上文壇有“棍子”惡名的姚文元執筆,九易其稿寫出這篇文章,硬是把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在1960年寫的劇本《海瑞罷官》和彭德懷聯係起來,說該劇是為彭德懷翻案的。
11月10日,在彭德懷即將赴成都“履新”前的半個多月,毛澤東批準在上海正式發表姚文元的文章。他後來說,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還沒有打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姚文發表的同一天,楊尚昆因莫須有的所謂“安裝竊聽器”案,被撤掉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職務。
在毛澤東熱情勸慰彭德懷去西南任職的同時,一場在他胸中醞釀已久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他自己點燃了導火索,很快在全國範圍燃起批判“海瑞”的熊熊烈火,而首批的靶標中,除了吳晗還有彭德懷。
在成都安頓下來後,彭德懷翻閱積壓下來未看過的報紙,當他拿起11月30日的《人民日報》時,一下子驚呆了:就在他剛剛抵達成都的那一天,我們的堂堂黨報居然全文轉載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他草草瀏覽一下,就把報紙一摔,一拳擊在桌子上,吼道:“簡直是胡說八道!”
正好景希珍進屋,忙問:“怎麽啦?”
彭德懷一把推過報紙,手指顫抖著,指了指一行標題說:“你看,你看!”
景希珍拾起報紙,這才明白彭總為什麽生氣。他安慰道:“反正是篇文章,又不是中央文件。我就不信,一篇文章能把天捅個洞!”
彭德懷冷靜一些了,他思索片刻,給景希珍講起海瑞是什麽人,吳晗是什麽人。他認為,姚文元的文章是有來頭的,槍口是對著自己的。
景希珍問:“這個吳晗你認識?”
彭德懷說:“怎麽,你也認為人家吳晗是在給我打抱不平?這個人,我見過,可沒有什麽交往。人家寫一個戲,是不是這個意思,我看不見得。自古宣揚忠臣良將的戲多著呢,怎麽能這樣疑神疑鬼?”
彭德懷點起一支煙,在屋子裏來回踱步。景希珍低頭把那篇文章仔細看了一遍,心情鬱悶地說:“真不好辦,中央派你出來工作,報上的‘棒子’就跟了過來。”
彭德懷淒然一笑:“有什麽法子?無非是再來一次批倒批臭。其實,哪有一個人真是被批臭的,隻要自己不腐爛就好。”他猛地摔掉煙頭,昂起頭說:“不去管它,我們幹我們的!”
1966年的元旦剛過,政治風暴越刮越猛,大批判的火力集中到“海瑞”——吳晗——彭德懷這條“黑線”上。
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突然出現在永興巷7號的大門口,著實把彭德懷嚇了一大跳。
彭真麵色凝重,顯得心事重重,他沒有告訴彭德懷自己目前正處於劍懸頭頂的險惡境地,隻是說到在武漢向毛主席匯報工作以後,來大西南視察幾天,今天順道來看望。
彭德懷好像見到了救星,他抓住彭真的手,激動地連聲說:“你們到底來了!你們到底來了!”
還沒等彭真坐穩,彭德懷就急切地發問:“黨中央下一步要幹什麽?我實在是給弄糊塗了,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怎麽把我給聯係起來了?”
彭真沉默片刻,這涉及中央最高層的雲譎波詭,他怎麽能一下講得清楚呢?彭老總是身在深山中,對馬上就要發生的狂風暴雨渾然不知啊。他歎口氣,伸手從公文包裏取出一份文件,對彭德懷說:“你沉住氣,我們五人小組搞了個《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中央已批準並轉發全黨,你看看。”
“什麽五人小組?”
“就是1964年中央設立的,由我當組長,還有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四個人嘛。”
彭德懷這才明白,他趕快低頭看這份後來被人們稱為《二月提綱》的重要文件,當看到“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這段話時,他拍了一下大腿,興奮地說:“好!好!就應該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充分讓人家說話,這才是馬克思主義呢!姚文元的文章隻許他放火,不許別人點燈,太霸道了!”
彭真向彭德懷介紹吳晗的情況,然後鄭重地說:“彭總啊,現在不是吳晗一個人的問題,也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牽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這次來是想請你配合一下。”
彭德懷瞪大眼睛,嚴肅地問道:“我?我能配合你什麽?”
彭真目不轉睛地看著彭德懷,聲音沉穩而清晰:“第一,建議你辭去三線副總指揮的職務,從此埋頭一些研究工作,不再出頭露麵,這樣可以減小目標,少引起別人的注意;第二,我勸你向毛主席再寫封信,收回你的申訴書,把自己的功過是非留待後人去說,你服從黨的決議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寫個報告,實事求是地說清楚你和吳晗沒有關係,幫助我們解脫你和他的關係。”
聽完彭真的建議,彭德懷站了起來,他在屋子裏踱了幾步,猛地回轉身,喘著粗氣,望著凝視自己的彭真,擲地有聲地說:“彭書記啊,我知道你是為我好,我感謝你。廬山會議以後,我是準備好忍辱負重的,也準備好委曲求全。但是,我這個人你也知道的,寧可讓別人把我打倒,自己絕不倒下。所以,第三條我可以照辦,我不能讓吳晗同誌無辜受牽連。但是,第一、第二兩條,我堅持立場!”
彭真不再說什麽了,他站起身來,與彭德懷緊緊握手,兩個人互相道別時沒有說什麽客氣話,就是長時間地、使勁地搖晃著雙手。
這是彭德懷在四川時見到的唯一的中央領導人。三個月以後,隨著“五一六通知”的公開發表,彭真在北京落入萬丈深淵。
西南局安排“批彭”會,彭德懷輕蔑地看看會議主持者,說道:我已是政治上的僵屍了,為什麽還要批我?要批你們就批吧!他要給毛主席寫最後一封信。
1966年5月27日,第四次出行的彭德懷剛到大足縣,突接三線建委緊急通知,要他馬上返回成都,參加局以上幹部的重要會議。
彭德懷風塵仆仆,走進會場,靜靜地坐在後麵。會議由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主持,首先傳達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彭德懷暗暗吃驚,他在川南的大山中轉了幾個月,黨和國家竟然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怎麽又弄出個“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特別是羅瑞卿,誰都知道他是毛主席忠貞不貳的大警衛員,這樣的同誌怎麽會反黨?
接下來的座談會,一看就知道是預先安排好的,在李井泉的指揮下,座談會成了專對彭德懷的批判會,一些人吵吵嚷嚷,要彭德懷交代在廬山會議上的“三反罪行”。
彭德懷拍案而起,憤然道:“廬山問題,我早就說清楚了,加在我頭上的罪名,我知道,你們也知道。有什麽可講的!”說罷,彭德懷拂袖而去。
這還了得,李井泉責成西南局建委重新組織彭德懷的批判會。上台念批判稿的人大多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無非是那些老生常談:“你彭德懷是老右傾,一貫反對毛主席”、“反黨、攻擊三麵紅旗”。隻有一個人出來揭發彭德懷的新罪行:彭到西南後到處放毒,用小恩小惠收買人心,給大渡河老船工30元錢,兩包“大前門”香煙……
彭德懷仰靠沙發,眼望天花板,一言不發。等批判發言結束後,他才從容不迫、曼聲細語地說明毛澤東叫他來三線的過程。他說:“廬山會議是快慢之爭,主席要快一點,我的意見是慢一點,都是建設社會主義,不是什麽兩條路線的鬥爭。搞建設,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就必然導致比例失調,我說三到五年翻一番就很不容易了,欲速則不達。”“在廬山,毛主席說,‘人民解放軍跟你彭德懷走,我就去打遊擊’。主席說到這種程度了,我對廬山會議的決議隻好服從,個人意見保留了。一個人犯了錯誤,不能把曆史上的過錯拿來算總賬。這樣的做法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怎麽能體現既往不咎呢?”
彭德懷當眾鄭重聲明:“中央說的那個組織‘反黨小集團’和‘裏通’問題,沒有這回事!殺了頭也沒有!這是具體問題,可以調查。我對毛主席也談過,這兩點要保留。”“我彭德懷有錯也有功,功一麵錯一麵。但不能說我反革命一麵革命一麵,那樣說我不服!”
他提高了聲音,激憤中夾著悲愴:“有人說我在大渡河搞什麽小恩小惠,這是什麽話!老船工當年冒著槍林彈雨幫紅軍搶渡大渡河,他現在生活困難,給了點錢,給了點煙,這是人之常情。人家為了紅軍打勝仗,死都不怕,這點錢能把人家收買了?”
會場裏鴉雀無聲,那個揭發者麵紅耳赤地垂下了頭。
彭德懷輕蔑地看看會議主持者,說出最後的一句話:“我已是政治上的僵屍了,為什麽還要批我?要批你們就批吧!”
人們都在交頭接耳,議論紛紛,會場裏亂了套,批判會開不下去了,主持人尷尬地宣布:“彭德懷是隻死老虎,態度不好,就批到這裏吧。”
這場揭批彭德懷的醜劇經過一番加工,寫成《情況簡報》,除了在內部通報,還作為西南局的“文革”成績上報北京,直達握有生殺大權的“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大員關鋒、戚本禹看過後,向江青、康生、陳伯達寫信說:“彭德懷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麵黑旗”,為了“揭穿他的醜惡麵目”,“徹底消除這個隱患”,希望中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布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撤銷他的三線副總指揮職務”。
彭德懷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黑名單,他已經岌岌可危了。
12月初,工作人員發現,彭德懷一有空就關起門來寫東西,大家問他寫什麽,他說:“我要給毛主席寫最後一封信。”
彭德懷後來把這封給毛澤東“最後的信”的主要內容告訴了工作人員。他說,我對主席說,現在危險得很,要警惕敵人,他們利用我們黨的威望、黨的口號、黨的缺點,利用我們黨在長期對敵鬥爭中積累下的一套辦法,隻是改變了花樣,把他們自己變成了“革命”的,把我們黨變成了敵人而已。
這是彭德懷深思熟慮後對“文化大革命”的最新認識,他已經預見到國家將因為“文革”而處於危機中,他說的敵人就是指林彪、江青一夥亂世梟雄。
說完這些,彭德懷無奈地歎息道:“唉,我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了,都給毛主席說了!我也沒有什麽好怕的了!”
殺氣騰騰,江青下達“揪彭”指令。紅衛兵沒有任何手續,就到成都抓捕彭德懷。無奈之下,周恩來指示:不得開彭德懷的批鬥會
早在1965年夏,江青就對彭德懷露出殺機。她在中南海住處招待現代京劇“紅燈記”劇組主要演員時,突然莫名其妙地變了臉,惡狠狠地冒出一句:“彭德懷不聽話!”在大家瞠目結舌之際,她又重複說:“彭德懷不聽毛主席的話!”江青對彭德懷的仇恨已到了難以掩飾的程度。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在人民大會堂一樓南側的一個小型會議室裏,黨中央和“中央文革”領導人接見首都高校最具代表性的紅衛兵領袖。在一長溜兒桌子的北側並排坐著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人,被接見者坐在桌子南側,他們是聶元梓、朱成昭、韓愛晶、蒯大富、譚厚蘭和“首都三司”核心組的負責人聶樹人等。
這次接見的時間不長,隻是交換或通報了高校運動中的一些情況。就在接見快要結束的時候,江青才亮出這次看似平常的接見活動的真正目的。
隻見江青突然激動起來,聲音凶狠而尖厲地對幾個紅衛兵領袖說:“你們不是很能嗎?你們為什麽不去抓海瑞?聽說他在四川經常上街看大字報,與人談話,很逍遙自在嘛!應該把他抓回來,要他交代問題,接受群眾批判!”
在場的人都知道,這個“海瑞”指的就是彭德懷。
最高決策層抓彭德懷的指令並沒有在大範圍內傳開,連聶元梓和蒯大富掌管的北大和清華也不想利用“揪彭德懷”這件事“錦上添花”。江青把抓彭德懷的指揮權交給了戚本禹,授意他找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戰鬥隊的紅衛兵到成都“揪彭”。
“東方紅”的紅衛兵與彭德懷見了麵,並與他進行了不止一次的長談,他們竟被彭德懷的光明磊落、耿直敢言所打動,對彭老總產生了好感和尊敬。回去一商量,他們覺得彭老總在廬山為民請命,不應該被打倒,不應該再受磨難,至少,不能在我們“東方紅”紅衛兵的手中受磨難,因此,他們遲遲沒有采取任何實質性的行動。具體負責這件事,並與彭老總交談過的王大來、鄭文卿兩個人還從成都專程回到北京,找戚本禹匯報,希望停止“抓彭”行動。
第一撥紅衛兵沒有完成任務,這大大出乎江青和戚本禹的預料。
戚本禹大為光火,訓斥“東方紅”的頭目:“你立場動搖,受了彭德懷的欺騙。”他要求“東方紅”馬上重新派人去成都。“東方紅”的人前腳剛走,陰險狡詐的戚本禹就召來另一撥紅衛兵:北京高校中造反派的勁旅——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
12月23日淩晨5時,“東方紅”的紅衛兵衝進永興巷7號,直撲彭德懷寢室,可他們來晚了一步。捷足先登者就是北航“紅旗”紅衛兵。
那時剛好是淩晨3點整,北航“紅旗”的紅衛兵翻越鐵門進了院子,他們先把綦魁英叫起來,推著他往彭德懷的屋子走去。彭德懷聞聲開門,詢問何事,為首的“強人”有恃無恐:“我們奉‘中央文革’之命,讓你跟我們到北京走一趟。”
彭德懷不慌不忙,回答得很痛快:“行,什麽時候走?”
紅衛兵們嚷道:“現在,馬上就走!”
不需要出示任何正式的官方法律文書,就憑這群黑夜破門而入的瘋癲學生,就能把共和國的元帥劫走。
戚本禹得到“捷報”,馬上向江青邀功:“抓住了,抓住了!一兩天內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學生已經做好批鬥的準備。”
周恩來也得到三線建委的緊急電話,他十分氣憤,然而又無可奈何,“揪彭”是有其背景的。江青要幹的“革命行動”,作為國務院總理也無法阻止。歎息之餘,他指示成都方麵:不得開彭德懷的批鬥會;由成都軍區派部隊護送進京;隻許坐火車,途中要確保安全;彭德懷到京後由北京衛戍區接站並安排食宿。
12月25日晚,正是西方國家的聖誕節之夜,是個千家萬戶歡樂的日子。然而在中國成都的火車站,在陰冷幽暗的夜幕下,卻演出了一幕永載史冊的悲劇:新中國的開國元勳、我們的民族英雄彭德懷,在被紅衛兵折騰了三天之後,穿著破舊的黑棉襖,孑然一身,疲憊不堪地出現在站台上,他的四周圍著狂躁好鬥的紅衛兵。景希珍和綦魁英左衝右突,決不離開自己的老首長。彭德懷不讓他們上火車,他說:“你們不要跟著我了,你們都有老婆孩子!”景希珍和綦魁英堅定地搖搖頭,死也要和老總死在一起。看著跟隨自己多年的老部下被紅衛兵推來搡去,擠在車廂的過道裏,彭德懷老淚縱橫。
就這樣,彭德懷被押上火車,他總共在大三線度過了一年又25天。
彭德懷向毛澤東致以最後一次敬禮,在囚室裏翹首等待他的答複,從此一等八年,直到他淒慘地離開塵寰
12月27日下午四時,34次列車滿載著大串聯的年輕人,吃力地開進北京站。北京衛戍區奉周恩來的命令,派出一個連的人到車站接彭德懷,膽大包天的紅衛兵拒不交人,說什麽“要請示‘中央文革’”。
北航“紅旗”頭目的電話打進“中央文革”的會議室,機敏的周恩來搶先接了電話,他告訴火車上的劫持者:“中央決定把彭德懷送往衛戍區。”沒有想到戚本禹法力無邊,他公然指使紅衛兵脅迫列車開出北京站,最後把彭德懷劫持到北京地質學院。周恩來當麵質問戚本禹,雙方折中的處理結果是:彭德懷雖然歸衛戍區監護,但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可參與管理。
彭德懷被送到北京西郊五棵鬆的一處部隊營房內,那裏關著一些被打倒的“大走資派”。他走進新居——建築工程隊丟棄的一間簡易工房。
紅衛兵就住在他的隔壁,整天來糾纏,問一些幼稚的問題。談了幾天,彭德懷煩躁地問他們:“你們到底想幹什麽呀?”
1967年元旦那天,紅衛兵們一反常態,開始辱罵彭德懷,揚言:“揍死你,敲打死你!”他們開始動手動腳,從彭德懷的手裏奪下煙鬥扔到地上,又搶過書包亂翻一通。
彭德懷平靜地看著他們,他想起毛澤東要“正確對待革命小將”的教導,不過,他在心裏暗自嗟歎:這就是防修反修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嗎?
天黑下來,鬧累了的紅衛兵打著哈欠離開了彭德懷的工房。彭德懷記下這一天的感受:“今天是1967年的元旦,我的生活情況處於另一種環境,即被革命群眾組織揪來北京待審。時間已過7天,還未宣布罪名,這是我69年生活中所遇到的第一次。”
寫完,彭德懷陷入沉思,他很自然地想起毛澤東動員他去大三線時所說過的話:“我過去反對彭德懷同誌是積極的,現在要支持他也是衷心誠意的。”難道毛澤東的態度又變化啦?我被抓到北京他知道不知道?
彭德懷從日記本上撕下一頁紙,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小心折疊後,悄悄交給哨兵,請求他轉交上級。
幾天後,彭德懷的信從“監護點”層層上送,到了周恩來的手中。在中央碰頭會上,周恩來宣讀了這封信:
主席:
您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
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部分,23日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在囚室裏翹首等待毛澤東的答複,從此一等八年,直到他淒慘地離開混沌不堪的塵寰。
元旦剛過,《人民日報》於元月3日發表了姚文元又一篇殺氣騰騰的文章:《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為全國全麵奪權的“文革”烈焰再澆上一桶汽油。那天晚上,彭德懷剛躺下,北航的紅衛兵就進了屋,把報紙扔在他的麵前。
“看過這篇重要文章沒有?”那個學生指指點點,“特別是批判你的這一段。”
“也不給我報紙看啊。”彭德懷嘟囔著,拾起報紙,戴上老花鏡,看了看題目,又厭惡地放下了。
“你現在就看,還要寫出你的看法來。”
“我不寫,姚文元發表文章是他的自由,我不發表看法也是我的自由。”
“嘿!你還講什麽自由?你到底寫不寫?”
看見幾個紅衛兵揮動拳頭要動粗,彭德懷歎了口氣,重又拾起報紙,認真看起來。閱畢,提筆給素不相識的姚文元寫了一封信:
姚文元同誌:
讀了3日《人民日報》《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的大作後,紅衛兵同誌要我對其中一段表示態度,即“自命為海瑞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上提出一個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夢想推翻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把我國拉回資本主義的黑暗道路上去”。如果這樣宣傳有益,就這樣宣傳吧。如果需要實事求是一些,我就可以供給一些材料。……
接下來,彭德懷在信中敘述了在廬山會議上給毛澤東寫信的經過和信的主要內容。對那個以筆殺人的不可一世的姚文元,彭德懷給了他一個瀟灑的還擊。
1月6日,彭德懷的這封信被送到彭德懷專案組,成為他的“新罪行”。
紅衛兵有了“中央文革”的令箭,開始步步進逼,他們又要彭德懷寫出四份材料:《挖思想根子》、《建軍問題的錯誤》、《評軍銜過程》、《為什麽在廬山寫信給毛主席》。
寒室裏燈光昏暗,彭德懷趴在桌子上寫材料,不時有紅衛兵過來吆五喝六,他繃著臉,克製自己滿腔的憤怒,總算把材料寫完了。
四份材料送到“中央文革”,康生信手翻了翻,批注道:“彭德懷寫的材料是又一次地向黨進攻,材料應送毛主席、林總、總理閱。”
毛澤東閱後批示:“林周閱後,退康生同誌存案。”
毫無疑問,毛澤東是知道彭德懷當時的處境的。
紅衛兵“乘勝追擊”,又提出“高饒”和“軍事俱樂部”的問題,他們發出勒令:“把你的那個軍事俱樂部寫出來!”
彭德懷雙目圓睜:“沒有什麽俱樂部!”
“胡說!非寫不可!”
隻聽“嘭”的一聲,彭德懷揮掌重擊桌麵,震得紅衛兵一個激靈。彭德懷站起來,大吼一聲:“殺掉頭也沒有!”
5月24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長文,第一次點名道姓地攻擊彭德懷。彭德懷讀出被點名的一大串“三反分子”:彭真、陸定一、周揚……他皺起眉頭,怎麽,都成了反革命?他用紅鉛筆在人名下麵重重畫下一道,再往下看,他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也重重畫下一道。他把報紙扔到地上,長歎道:“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啊……”他躺到床上,望著牆壁發呆。突然,他放開喉嚨,唱起《國際歌》: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
歌聲低沉、粗獷而沙啞,震蕩著囚室內外冷凝的空氣,震撼著所有被“監護”的難友。
江青率領“中央文革”小組,陰謀組織對彭德懷慘絕人寰的大批鬥。彭德懷猛地揮拳重擊桌麵,發出雷霆般的怒吼:我的罪……就是消滅了……幾萬日本侵略者。
1967的夏天,在全麵武鬥的槍炮聲裏,《人民日報》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痛打“落水狗”,掀起“大揭發、大批判、大鬥爭”的高潮。
7月12日,江青、康生、陳伯達、戚本禹在人民大會堂裏接見北航“紅旗”的大頭目韓愛晶等造反派骨幹,進行批鬥彭德懷的戰前動員。
江青一身綠軍裝,忸怩作態,拿腔拿調:“彭德懷這個人被衛戍區保護起來了,把他養得胖胖的,想幹什麽?為什麽不批鬥?你們去找傅崇碧要人,就說是我說的!”
戚本禹緊跟主子,唾沫橫飛地授意韓愛晶:“你們要彭德懷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要他低頭認罪。他要是不老實,得對他厲害點,不能客氣!”
三天後,“中央文革”召集首都大專院校各派頭頭開大會,要求“立即掀起對劉鄧路線及一小撮叛徒、特務和走資派的大批判高潮”。在會上,戚本禹聽取北航“紅旗”和地院“東方紅”的批彭準備情況匯報,他又燒了一把火:“你們要趕快行動,樹起大批判的榜樣!衛戍區那邊由我們下指示。”
7月18日,戚本禹親自上陣,給彭德懷專案組訓話:“紙老虎彭德懷殺人不眨眼,他是個大軍閥,不要看他裝可憐相,如壁虎一樣,裝死。要打翻在地,踏上幾隻腳!”接著,戚本禹又多次給紅衛兵煽風點火,布置批鬥會的詳細計劃。
翌日上午,彭德懷根據專案組的命令正在埋頭寫自傳,監護幹部告訴他下午出去“開會”。中午時分,吉普車把他送到北京航空學院,他明白這是要開他的“批鬥會”。沒有午飯吃,隻給他一個玉米餅子,彭德懷在車裏默默地吞咽著又涼又硬的餅子,等待走上批鬥台。
下午,彭德懷被帶到一間教室,四周牆壁貼滿了殺氣騰騰的標語口號,坐在他對麵的是六十多個紅衛兵造反骨幹。
“文革”式的批鬥會都要講究威風和“火力”,第一炮必須由力大氣粗的壯漢悍女開火。隻聽一個造反頭頭厲聲斷喝:“彭德懷!交代你的問題!”
彭德懷站在黑板的前麵,鎮定自若,態度溫和,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我不明白有什麽問題,幾十年來忠於毛主席,勤勤懇懇為中國人民出力。”
會場裏一陣騷動,韓愛晶在下麵穩住陣腳,重新布置進攻。
“彭德懷!你說,抗日戰爭時你都幹了什麽壞事?”
“打死了幾萬日本兵!”
“為什麽要發動百團大戰?”
“打日本鬼子唄!”
“百團大戰沒有請示毛主席,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對不對?”
“嗐,小將們,不是這樣的。打電報了嘛!毛主席和中央軍委還發來電報祝賀,說‘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可以在山東及其他地方組織一兩次’。”
會場裏又是一陣騷動,審問者張口結舌,一部分紅衛兵津津有味地聽彭德懷講述百團大戰的輝煌戰績。
韓愛晶慌神了,他趕快站出來扭轉局麵,指揮精神亢奮的紅衛兵狂呼一陣“血戰到底”之類的口號後,幹脆自己赤膊上陣,大喊道:“彭德懷住口!交代你在廬山會議上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沒有罪行,隻有錯誤。”彭德懷打量著麵前這個精瘦的年輕人說,“對廬山會議還保留我的看法。”
“你為什麽寫意見書?”
彭德懷麵色冷峻,回答道:“我就不該寫那封信,但是,我有話就講,憋不住。我是政治局委員,有權向毛主席反映情況,這符合黨的組織原則。”
“你在萬言書裏罵毛主席,妄圖篡黨篡軍!”
“不對,我從來沒有野心,我擁護毛主席,對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為什麽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為什麽要打倒我……可能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吧。”彭德懷在八年百思不得其解之後,無可奈何想到的答案,此時麵對韓愛晶的逼問,脫口而出。
全場喧嘩起來,有人高呼:“打倒彭德懷!”
彭德懷提高了嗓門:“彭德懷早就被打倒了!”
韓愛晶額角青筋暴起,他從桌子上跳過來,指著彭德懷的鼻子吼叫:“你說,你反不反對毛主席?”
“我不反對毛主席,我隻是對毛主席無話不談。”
韓愛晶猛擊一拳,彭德懷猝不及防,被打得倒退幾步,跌坐在水泥地上。大頭目做出了樣子,小頭目就跟上來圍毆,拳腳交加。彭德懷認得其中一個學生,忙喊:“小同誌,你不要發火,你不懂曆史……”話還沒有說完,有人重拳擊中彭德懷的胸部,他的頭撞到課桌上,隨後又跌倒在地麵,發出重重的響聲。
彭德懷忍著巨痛喊道:“你們怎麽這樣對待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啊?”
會場大亂,彭德懷被拽起來,打倒,再拽起來,再打倒,連續七次!彭德懷滿臉淌著鮮血。這時一個穿皮鞋的大塊頭擠進來,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懷右胸飛起一腳,彭德懷哼了一聲,昏死過去。
過了好一陣,彭德懷才發出一聲呻吟,一個紅衛兵頭目拿出事先寫好的一張紙,喊道:“叫他簽字!叫他簽字!”抓住彭德懷的手要按手印。
彭德懷清醒過來,他急忙抽回手,大口喘息著,艱難地說:“讓我……看看……”
那張紙上寫著“向無產階級革命派徹底投降認罪書”。
彭德懷舉起手,把那張紙放在身旁的桌麵上,待氣喘勻了一點,拚盡全身的氣力,猛地站起來,胸部和腹部的劇痛使他踉蹌了幾步,他扶住桌子站定,目光凜然,掃視著全場,他聲音嘶啞:“我有罪……”他猛地揮拳重擊桌麵,發出雷霆般的怒吼:“我的罪……就是消滅了……幾萬日本侵略者!”
彭德懷再一次昏厥,倒了下來。
周恩來十分憤怒,指示馬上給彭德懷治傷,今後沒有中央批準,任何人不得私自批鬥彭德懷。已經淪為囚徒的彭德懷又成了“軍內一小撮”的總代表。
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向周恩來報告彭德懷的傷勢。周恩來看過胸片,十分憤怒,批評衛戍區有關人員沒有盡到責任,指示馬上給彭德懷治傷,今後沒有中央批準,任何人不得私自批鬥彭德懷。
然而,如履薄冰的周恩來無法控製局勢。就在彭德懷慘遭毒打的第二天,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武漢“七二○”事件,林彪、江青一夥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聲討陳再道、支持武漢造反派的群眾大會上,林彪帶頭高喊:“打倒帶槍的劉鄧陶!打倒彭德懷!”已經淪為囚徒的彭德懷又成了“軍內一小撮”的總代表,在江青的策劃下,一個新的“批彭高潮”繼續上演著新的曆史悲劇。
從7月26日開始,重傷未愈的彭德懷被數十個單位連續揪鬥,其中6次為萬人大會,7次遊街。
張聞天、黃克誠和解放軍一大批被打倒的著名將領譚政、張愛萍、李誌民、楊勇、李聚奎、蕭向榮、王尚榮、廖漢生、劉震等人被拉來“陪鬥”,和彭德懷一起在萬千公眾麵前遭受令人發指的摧殘和淩辱。
8月15日,囚室外的高音喇叭傳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冰冷的聲音:現在播送《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
彭德懷不禁一怔,他把椅子搬到門口,側耳細聽,自1959年8月在廬山上通過這個改變他人生命運的決議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向全國和全世界公開這個文件。這意味著什麽不是一目了然了嗎?彭德懷仰天長歎,繼而發出悲憤淒涼的笑聲。監視他的哨兵急忙過來觀察“案犯”的反應,彭德懷說:“劉少奇又成了我的黑後台,這叫我怎麽活啊!”
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彭德懷及其後台罪責難逃》,緊跟著,《紅旗》雜誌的社論《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解放軍報》社論《宜將剩勇追窮寇》紛紛出籠。全國馬上掀起新一輪的批彭高潮。
在批鬥彭德懷的野蠻殘忍、慘無人道的醜劇大匯演中,還跳出一個特殊人物,登台表演了一遭。
那是在北京衛戍區的批鬥大會前,彭德懷被押解到一個女廁所裏等待“午時三刻”,突然走過來一個老軍人,一身的確良新軍裝,紅領章和紅帽徽鮮豔奪目。他直逼彭德懷,冷笑道:“彭德懷,你也有今天呀!你看看我是誰?”
彭德懷眯起眼睛瞅了瞅,一時想不起那人是誰。
“怎麽?不認識我了?”那個老軍人提高嗓門,漲紅了臉,罵道,“媽的,老子今天讓你認識認識!”說罷,掄圓了拳頭,朝彭德懷臉上打來。
彭德懷被打倒在地,他終於想起那個人來,便憤怒地質問道:“李某某,你是黨的高級幹部,你怎麽能動手打人?”
李某某把彭德懷拽起來,左右開弓,又打了彭德懷兩個耳光。周圍的幹部、戰士忙上前拉住了他的手,把罵罵咧咧的他推出去。
事後,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狠狠批評了李某某。
李某某,1955年授銜時的少將,1958年在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中受蕭克案牽連,挨過錯誤的處理,因而對彭德懷懷恨在心。“文革”時李某某走紅運,任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北京革委會副主任。
到1967年年底,彭德懷經受了大大小小的批鬥、遊街,高達百餘次,是當時中國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中遭受人身折磨、肉體摧殘最為嚴重的一位。曆史給後人留下的若幹鏡頭,不僅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法西斯罪行記錄,還有彭德懷在酷暑烈日下,頑強地挺直腰杆,傲視群醜,巍然屹立於天地之間的英雄形象。
彭德懷不分晝夜,伏案疾書,寫出一本長達五萬餘字的筆記《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看法》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批他“對馬列主義基礎的許多學說根本不大懂”,是“經驗主義”,“不是馬列主義”,這些話深深刺痛了他,他下決心要彌補自己在理論修養上的缺憾。他剛剛看完列寧分析唯心主義的一節,聯想到《人民日報》每天連篇累牘的“形勢無限好,高潮日日高”之類的虛誇報道,不禁感歎萬分,於是寫下幾句感想:“人們如果把認識加以片麵誇大,認為隻要主觀意識就可以創造出奇跡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就不能不在具體事物中滑進唯心主義泥坑裏。”
自1960年的隆冬起,彭德懷在學習大量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經典哲學著作的基礎上,開始冷靜地審視毛澤東今日的政治經濟學。
九
監護點要彭德懷去301醫院住院,他倔強地說:我隻需要把我的政治問題弄清楚,給我治“政治病”
1972年元旦剛過,彭德懷突然精神萎靡。五年來,他經受了兩百餘次殘酷審訊,始終鐵骨錚錚,敢怒敢罵。可現在他好像換了一個人,不說不笑,也不罵人。他的身體不行了,每天要大便四五次,哨兵總聽他重複一句話:“報告!肚子不好,要大便,要快!”
開春以後,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為政法幹校裏的眾“案犯”檢查身體。臉色蠟黃的彭德懷一扭頭,拒絕檢查,他說:“我不檢查!我現在沒有工作,是反革命、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分子,那麽多的罪惡還看什麽病?”
不久,他的右手指長了一個小疙瘩,劇痛難忍;失眠痼症加重,每日淩晨就醒,睜著眼望著門外的哨兵。
接著他開始便血,昏厥了兩次。彭德懷心裏明白,他的身體正走向崩潰。對彭德懷在囚室裏的一切,彭梅魁和其他兄弟姊妹一無所知。(剩餘2697字)
彭德懷的骨灰被秘密安放到了成都。這對當時已身患重病、身處逆境的周恩來來說,是所能采取的最好辦法
1976年10月,中華大地上爆發了又一聲驚雷:“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了。經過了10年漫漫長夜的人們,終於迎來了共和國真正的春天。
粉碎“四人幫”後,黨中央撥亂反正,決定為一批受迫害的老同誌平反,也將為彭德懷昭雪。
彭總的骨灰1999年從八寶山公墓遷來,長眠於此
籌備工作一開始,便遇到了一大難題:彭德懷的骨灰存放在哪裏?他於1974年11月29日不幸在北京逝世,在正常情況下,骨灰盒應存放在北京,而實際上,彭德懷的骨灰卻下落不明。這一消息又把人們再一次推向更深的悲哀之中。黨中央、中央軍委立即發出指示,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彭德懷的骨灰,並安全運到北京。
彭德懷的骨灰怎麽處置了,放到了哪裏?外人不得而知,就連他晚期唯一能見到的侄女彭梅魁也不得而知,一直是個神秘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