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上)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間，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著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較大規模的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
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及軍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舉行的規模最大的工作會議。人們習慣地稱它為“七千人大會”。
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定下來的。會上討論一九六二年糧食上調方案時，遇到困難，糧食調不上來。陶鑄提出一個建議：為了打通思想，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一個地委書記會議。劉少奇、鄧小平當即表示讚成。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的情況匯報時，提出要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他說：全國人大決定不開了，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時間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一個縣來兩個人，地委來三個人，省市來四個人，中央局也來四個人。要把這次會議當作小整風。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麽錯誤，要講。全局觀念、紀律、先整體後局部後個人，要講。現在小天地太多，一個縣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賬要講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毛澤東表示他要在會上講話，還要中央各同誌和中央局的同誌也講一講。各省隻講自己的錯，不講中央的錯，要用這次會講清楚。不要怕鬼。現在氣不壯，很沉悶。收購不到東西，糧食狀況不好，要兩三年轉過來。廬山會議①（①指1961年召開的第二次廬山會議。）說兩三年轉，明年要改觀。現在不是沒有東西，豬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來。要鼓氣，總結經驗、鼓足幹勁八個字。總結經驗就是講清道理，好壞經驗都找。②（②這是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的毛澤東談話的大意。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11月13日。）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澤東離開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來到江蘇太湖之濱的無錫。十四日上午，聽了江蘇省委的工作匯報。第二天，又找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等匯報。江渭清匯報說：今年農村糧食計劃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邊田，估計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難。江蘇征購任務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產，原定征購一百五十萬擔到二百萬擔，實際完成二百二十萬擔。豬、家禽、外貿、財政情況都比較好。
這一年多來，關於國內情況，毛澤東聽到的和看到的(包括書麵材料)，盡是困難和問題，農業嚴重減產，工業生產完不成計劃，農村的餓、病、逃、荒、死現象等等，使他感到壓抑，這次聽到江蘇省委講的一些好消息，工業、農業、財貿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為高興。原打算隻聽一次匯報就走，結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寫信給主持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們也來聽一聽江蘇省委的經驗匯報：“江蘇有一些好經驗，工業、農業和財貿幾方麵的，很值得聽一聽。”①（①毛澤東給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聽取匯報中間，毛澤東講了一些重要意見。
關於形勢，他興奮地說：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麵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
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毛澤東說：貫徹要快一點，一傳達下去可以調動積極性。有人認為這是倒退。這不是倒退，是前進。不是講底子薄嗎?主要是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由薄變厚，就要發展生產力，就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要肥料就要養豬，要把豬養好，把牛養好，也是生產隊來管。要明確大隊幹什麽，生產隊幹什麽，不弄清楚，生產隊的積極性起不來。他特別指出一點：“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幹。”
講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時，他說：明年工、農、商、學、兵、政、黨要全麵走上軌道。黨是領導一切的。要搞個幾十條，大家遵守。明年要開會，開個大動員的會議。明年一月開中央工作會議，無論如何要抓好工作，爭取主動。要識大體，顧大局，要加強紀律性。②（②豐=澤東聽取江渭清等匯報時插話的傳達記錄，1961年12月20日。）
“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無論如何要抓好工作，爭取主動”，這些話，最能反映毛澤東此時的心態。
十六日傍晚，毛澤東離開無錫。十七日路過濟南，又聽了山東省委負責人譚啟龍、裴孟飛、白如冰、蘇毅然等人匯報。
在談到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的時候，毛澤東說：“權力下放，實行大包幹後，生產隊三十戶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幾戶。山區裏三戶五戶的怎麽辦?二十戶規模就是大的。”從這裏看，對生產隊的規模，毛澤東傾向更小一些才好。
在匯報到山東的牲口已經停止死亡時，毛澤東說：“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牲口就不會死，農具破壞也不會那麽嚴重。大平均主義六年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有人說，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會主義?這不是退步，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澤東聽取譚啟龍等匯報時的插話記錄摘要，1961年12月17日。）
十九日，毛澤東路過天津，又聽了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閻達開和天津市委負責人萬曉塘等人的匯報。毛澤東著重談了對形勢的估計問題。他說：今年比去年好，形勢已經在向好的方麵轉。農村在向好的轉。．工業有了七十條，也在向好的轉。商業也搞出了一百條。困難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過去了，還是大有希望。要弄清總的形勢，開會時要講講形勢，恐怕需要。②（②毛澤東聽取劉子厚等匯報時的插話記錄，1961年12月19日。）
毛澤東這裏提到的會議，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開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結束，為七千人大會作了比較充分的準備。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形勢、國內形勢、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計劃和長遠計劃、商業、關於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黨的工作等六個問題。出席會議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負責人。
會議的第一天晚上，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鄧小平和周恩來報告這次會議的議題和開法，毛澤東講了話。
鄧小平講到這次會議要討論國際國內形勢的時候，毛澤東說：“這樣好。有形勢，才有氣。會議不要開得太緊，上午休息，下午開會，晚上看戲。白天出氣，晚上看戲。”
周恩來談到需要集中統一的時候，毛澤東說：“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後來我看不對頭，現在要支持集中了。過去民主革命，證明集中統一才能打勝仗。現在的毛病是‘五風’、‘五多’。”
周恩來談到他對形勢估計的四句話“形勢好，成績大，困難多，任務重”的時候，毛澤東說：“形勢是好的，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麵走。農業有了六十條，工業有七十條，教育有六十條，商業也將要有幾十條或者_百條，這就有辦法。”
接著，毛澤東講話，著重講對過去幾年走彎路的責任問題，以及對建國十二年來的工作的基本估計問題。他說：
“對於過去走彎路的看法，應該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後是省委，然後才是地委、縣委。我到下邊一看，省委說錯誤主要由他們負責，也說到中央，但總是說中央總是正確的英明領導，這不符合事實嘛。這就不能真正得到經驗教訓。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場等，都是中央的。雖然材料是由你們來的，但是誰叫你相信呢?誰叫你購買呢?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製，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於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
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麵。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產。人的認識總有個過程的。問題是認識得慢了時間長了一點。比如，‘三包一獎’，今年我才看到耿長鎖的信、山東的材料、廣東大荔公社一個大隊的材料，開始懷疑這個辦法，找胡喬木、廖魯言談。他們都說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這是中國的創造，蘇聯沒有的。胡喬木還給我舉了韶山的例子。那時，河北的同誌在北京、在廣州都講了他們的主張。但是經過了大半年，我們才了解。人們對於事物的認識，就是這樣子奇怪。有了這樣錯誤的經驗，我們就可以不再犯了。
這十二年，恐怕還是做對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錯誤占第二位。我們十二年，已經有了兩方麵的經驗，這就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
毛澤東講話之後，劉少奇談了一下他這段時間因為身體不好而休息的情況。他說：“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隻能看《紅樓夢》。《紅樓夢》已經看完啦，它講到很細致的封建社會的情況，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也還是那樣。這個材料很好，書也寫得好。”
劉少奇這番話一下子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講述他對《紅樓夢》和其他幾部中國古典小說的看法。毛澤東說：《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曆史看。他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曆史。他的書中寫了幾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統治階級，約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壓迫的，犧牲的死的很多，如鴛鴦、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釧、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個T環，秦可卿實際是自殺的，書上看不出來。賈寶玉對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國小說寫社會曆史的隻有三部：《紅樓夢》、《聊齋誌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都看一看，這部書寫了宋朝的真正社會曆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揭露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寫得很細致。《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誌異》是尊重的。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12月20日。）
中共領導人在討論黨和國家大事之餘，也輕鬆地談一些文藝小說一類的東西。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一席談，代表了紅學研究中的一種觀點，是一種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在學術界有著廣泛影響。
十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傳達了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估計。鄧小平說：關於對國內形勢的估計，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講了一下。究竟國內形勢怎麽樣?他做了一個總的分析：國內形勢，現在是不錯的。那一天我們談的時候，他說，他感覺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麽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興，因為我們的具體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見效了。首先見效在農村，有了“六十條”，最近又把隊為基礎這個問題更進一步地解決了。現在反映農村的情況是見效的。毛主席特別舉例，講到江蘇省委最近組織了幾個反對派，向來不說好話的人，下去自由訪問，先看壞的，後看好的，這次回來也講好話了。
關於黨的工作，鄧小平說：毛主席在無錫找華東幾個省的同誌談了一下，回來跟我們談，明年要抓工、農、商、學、兵、政、黨七個字，明年要大抓一年。這幾個方麵都要理出一個頭緒來，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議這次會議談一談黨的問題。過去多少次會議，沒有把黨的問題集中地作為一個問題來談一談。
鄧小平針對幾年來黨的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七點要求：要立誌氣；要加強紀律性；要強調統一領導；要有全局觀念；要提倡實事求是；要搞群眾路線；要嚴格黨的生活。
最後，談到開好七千人大會的問題。他說：這次七千人大會搞什麽?中央發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個字：鼓足幹勁，統一思想。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行動。準備在會上作一個報告。這個報告正在準備，來得及的話，最好在我們的工作會議上來討論一下。報告想講三部分問題：第一，講形勢和任務，包括我們的奮鬥目標，我們的規劃要搞個什麽樣子，這樣來鼓足幹勁。第二，講集中統一的問題。第三，講黨的問題。總之，我們這個會實際上也就是為那個會做準備。①（①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1年12月21日。）鄧小平提到的規劃，就是後來劉少奇在書麵報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關於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國民經濟發展的設想目標，也稱“十年經濟規劃”。
中央工作會議分兩段進行。第一段，討論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長遠規劃和一九六二年計劃。第二段，討論商業問題，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問題，黨的工作問題。
這時，劉少奇和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會報告稿，正在抓緊進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經印出前兩部分(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關於集中統一)，下發各小組討論。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關於黨的問題)。
離七千人大會的召開隻有兩天了。按照預定的會議議程，第一項就是聽取劉少奇的報告，而報告還沒有最後定稿，時間相當緊迫。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時，毛澤東看過了報告稿的前兩部分。他寫了一個批語給田家英並告劉少奇、鄧小平等，說：“覺得好，但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還沒有看。”①（①毛澤東給田家英並告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的批語，手稿，1962年1月10日。）過了一會兒，他又把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找來商量，他認為劉少奇報告的中心反對分散主義，不能變動，必須堅持，並決定將報告立即印發七千人大會，分組討論三天，征求意見，允許各種意見的發表。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劉少奇報告印發後，分組討論進行得很熱烈。十三日上午，毛澤東提議延長會期，對劉少奇的報告稿進行充分討論。
討論中，在反對分散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劉少奇的報告裏，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分散主義嚴重存在，但有人不讚成。一月十五日，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今天，“特別著重看了各小組的簡報，可以看出：實際上有一種不同意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存在，而主要是存在於省級幹部中間。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又有各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會恢複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泄氣了!”晚間，“開匯報會議，聽了各組的意見。前麵所說的感覺更加證實。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無分散主義來討論，而任重的發言是否定的!”②（②《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頁。）
十六日，楊尚昆向劉少奇和鄧小平談了自己的看法。劉少奇同鄧小平商量，決定向毛澤東匯報。晚上，毛澤東在釣魚台十二號樓召集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開會。在不同意見麵前，毛澤東沒有表態，而是鼓勵把不同意見充分發表出來。他決定成立一個報告起草委員會，吸收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③（③起草委員會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負責人和部分中央部門的負責人。）先談談主要矛盾是什麽，統一思想之後，再寫稿子。④（④《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頁。）
十七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報告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劉少奇首先傳達了毛澤東對成立起草委員會的意見。
他說：到主席處談了修改稿子問題，怎樣修改還是個問題。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主席主張成立起草委員會。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確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個稿子。雖然有不同意見，對稿子有各種不同看法，凡是問題沒有決定的意見時，都可以自由發表，決定後遵守。現在是發表意見的時候，要實行這個原則。大會也實行這個原則。首先討論這個稿子是否可以作為基礎?分散主義是否要反?目前形勢與任務是否重新估計?然後討論其他問題。主席說，起草委員會內部要充分討論問題。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緊，不過最好不推翻。①（①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1月17日。）
從十七日起，起草委員會進行反複討論修改，吸取了各方麵的不同意見，幾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個報告修改稿。劉少奇和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後，決定二十五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修改稿，並規定大會一定要在本月底結束。當時，毛澤東還沒有看完這個修改稿，但他表示“讚成這個方向”。②（②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1月25日。）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報告修改稿。與會者表示基本讚成這個稿子，同意提交大會。
報告修改稿，同十日印發的草稿相比，三個部分的基本框架沒有改變，報告的基調也沒有改變，仍然是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但前兩個部分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
第一部分，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增加了一個問題“基本經驗教訓”，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十六條基本經驗教訓①（①這十六條基本經驗教訓是：第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所提出的多、快、好、省這幾個方麵，是互相促進、互相製約的。第二，以農業為基礎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是我們的一個根本方針。第三，社會主義的兩種所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在我國現有的各種所有製中居於領導地位。第五，社會主義經濟要有統一的國家計劃。計劃指標必須符合實際，並且適當地留有餘地，保持必要的後備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學、衛生事業的發展，必須同經濟建設的發展相適應，保持適當的比例關係。第七，國家計劃的統一性和地方的積極性要結合起來。第八，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製，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製，是在人民內部實行的根本製度。第九，必須充分發展商品交換，加強和改進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係。第十，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共產主義也不是平均主義。在社會主義階段，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我們的交換原則是等價交換。第十一，我們必須隨時隨地愛惜群眾的精力，把群眾的精力用在最適當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們的一切新的創舉，都必須經過試驗。第十二，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事業都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也需要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論是革命的鬥爭，或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都同樣的首先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儉建國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第十四，國家機構和企業、事業機構過於龐大，非生產人員過多，是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的。第十五，必須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第十六，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必須加強黨的領導。見《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頁。）。這十六條，是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十二年中，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四年中，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得到的經驗教訓的基本總結，反映了那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所能達到的認識水平。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補充修改。
第二部分，關於集中統一。在報告起草委員會討論中間，對於反分散主義問題，仍有一些地方負責人提出一些意見。這個部分也作了較大的修改和補充。主要對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幾個關係問題，作了詳細的說明，包括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同發揮各地方積極性的關係，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同各地方因時因地製宜的關係，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同分級管理的關係；對正確地反對分散主義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報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麵意見，終於形成一個為各方麵能夠接受的，對於統一全黨思想，動員和鼓舞全黨同心同德地克服當前困難、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起了積極作用的文件。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澤東在釣魚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七千人大會的安排問題，還討論了劉少奇口頭報告提綱，決定二十七日下午召開全體大會。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在大會作報告時，不念已經起草的報告稿，而是對報告稿中涉及的一些問題另外作發揮和說明，這就是劉少奇口頭報告的由來。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舉行全體大會。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少奇講了四個問題：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集中統一問題；黨的作風問題。
關於國內形勢，劉少奇說：實事求是地講，國內的經濟形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表現在吃的不夠，穿的不夠，用的也不那麽夠。因為一九五九年以來這三年農業生產上有相當大的減產，工業生產在一九六一年也減產了，減產百分之四十還多。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麵，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的。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原因在哪裏呢?原因不外是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還有一條，就是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說：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我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麽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劉少奇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書麵報告裏沒有這樣講，那裏隻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
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來比喻成績和缺點錯誤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經常講，尤其是在出現工作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現在，劉少奇突破了這個說法，對國內形勢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其實，不久前，毛澤東也已經突破了“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他要求對成績和缺點錯誤進行具體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人禍”。但那是在一個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說的。如今，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全黨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特別是關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澤東來說不會是愉快的。
關於集中統一問題，劉少奇著重談了加強中央集中統一和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問題。他強調國家計劃和地方計劃必須統一起來，必須把地方和部門計劃納入國家計劃之中，決不允許在國家計劃以外，還有獨立的地方計劃和部門計劃。
關於黨的作風問題，劉少奇突出地談了實事求是的問題。他說：要實事求是，就要調查研究，就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從實際出發來擬定政策，擬定計劃，擬定措施。要實事求是還要有勇氣。沒有勇氣，就不敢實事求是。①（①《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頁。）
劉少奇報告後，毛澤東對今後幾天的會議作了安排。他說：明天②（②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不放假，因為我們準備這次會議在這個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號，我們爭取三十號搞完。還留有餘地，留了一個三十一號。如果三十號搞不完，那末我們加一個三十一號。總而言之，三十一號無論如何要搞完，三十一號晚上就可以離開北京。①(①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2年1月27日。)
一月二十九日，繼續開全體大會。毛澤東主持，林彪講話。林彪的講話，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明顯特點，就是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他在講到這幾年的困難時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麵的，不是一方麵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②（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頁。）
林彪還詳細地闡述了黨的軍事方針。
林彪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著講話。他說：“林彪同誌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③（③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林彪講話整理稿後，致信田家英、羅瑞卿，指出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還有少奇同誌的口頭報告，口說無憑，也請他整理一下。他已經答應了。”
從幾天來小組討論的情況看，有一些地方的同誌，主要是縣、地兩級負責人，對省委領導有意見而不敢講，不能暢所欲言。為此，毛澤東在會上宣布，要大家出氣，暢所欲言，把話說完，趁熱打鐵，延長會期。這一宣布，獲得全場極為熱烈的
鼓掌。
毛澤東說：
“這次用這麽個方式，在北京開這麽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誌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麽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誌是做了準備的，而且有的做檢討做了幾年了。有好幾個省從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評，不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誌在這裏，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
不過這樣有個問題，你們都急於回去過春節，這是個矛盾。還有幾個同誌準備講話，恩來同誌，小平同誌，朱德同誌。我也想講幾句話。(熱烈鼓掌)我們可以一麵開小會，一麵開大會，每天大會不超過三個鍾頭。這可能違反大多數同誌的意願。為什麽一定要回到你們家裏過春節才算舒服?(笑聲)為什麽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一個春節不好?(全場熱烈鼓掌)我看，春節不關大局，不關什麽農、工、商、學、兵、政、黨。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什麽不好啊?(全場熱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全場活躍，鼓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麽能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們幾個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麽氣出什麽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複。你罵了我，我整你一下，這是不許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製。講了幾十年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製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民主集中製的思想在有些同誌腦筋裏麵沒有產生，沒有民主。”
“這次會議沒有你們，這個報告製定不出來。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誌們。常委、政治局、書記處都沒有開會。我隻看了一下，也沒有看完，提出幹脆統統發下去，讓大家去討論。後來組織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員會，整整搞了八天，每天開一個下午的會，有時六個鍾頭，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來。從群眾中來嘛!不從群眾中來，這個報告就搞不出來。全靠大家幫助，集體的智慧，共同創造了這個文件。至於這個文件是不是有缺點錯誤，過一兩年總可以看得出來，到時候再修改。橫直是有錯誤就要改，誰的錯誤誰就改。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麽官僚主義?搞了這麽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麽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誌報告搞出來我才知道。可見我的官僚主義相當可觀了。總之，要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開的是五級幹部會議：縣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們讚成，就按照這個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說的辦法。(鼓掌)如果你們不讚成，一定要明天結束，我也可以接受，我們明天就可以散會。如果你們想解決上下通氣這個問題，就趁此機會，就在這裏解決，舒舒服服回去。(熱烈鼓掌)如果你們讚成，就這樣做。(熱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個同誌講話，上午討論，開出氣大會。”①（①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2年1月29日。）
當天晚上，各中央局召開會議，對如何開好“出氣會”進行部署。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澤東在全體大會上發表講話，把整個會議推向高潮。
毛澤東一共講了六個問題：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民主集中製問題；我們應當聯合哪些階級，壓迫哪些階級；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要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心是講民主集中製問題。
七千人大會的主旨是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是讚同的。但問題是如何實現集中統一，用什麽來反對分散主義。實際上，在當時既有分散主義的問題，也有個人專斷破壞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因此，大會討論劉少奇的書麵報告時，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過不同意見，甚至是抵觸的情緒。毛澤東在講話中，沒有把反對分散主義而是把民主集中製作為中心問題來講，強調和堅持民主集中製，來實現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五個統一。他力求從更高和更全麵的層次上，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主要經驗教訓，加以總結。
毛澤東這次講民主集中製問題，與其說強調集中，不如說更強調民主。他說：“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製就建立不起來。”“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的集中製，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製。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毛澤東批評了黨內的一種現象，說：“現在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他舉了一些省委發揚民主、作自我批評的例子，說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作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作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隻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隻要采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他還批評說：“我們有些同誌，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裏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誌，你坐到那裏去幹什麽呢?為什麽不坐到自己房子裏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麵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毛澤東做了自我批評。他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誌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誌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毛澤東講民主集中製問題，在會議上引起強烈反響，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劉少奇對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十分讚同。他提出來，要把民主集中製的意思加到他的報告裏頭。他說：“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講的民主集中製的意思加進去。這個問題，在各組討論我那個報告的時候，就反映出來了，但是我們起草委員會沒有接受這個意見。他們說分散主義不是主要問題，我們說分散主義是主要問題，和他們對起來了，而沒有從另一方麵去考慮他們為什麽提出這個問題。底下提出這個問題來了，我們起草委員會修改的時候注意不夠。今天找了陳伯達和胡繩他們幾個同誌，談這個稿子如何修改的問題。根據主席的意見，想把這個第二部分的題目改成‘加強民主集中製，加強集中統一’。沒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統一。過去這幾年，有集中過多的傾向。這種集中過多，_小是真集中，不是無產階級的集中製，而是獨斷專行。我感覺，我們這幾年的主要經驗之一是這一條。”他還說：“要搞成一種能夠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如此。過去我們在這方麵／t、讓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堵了言路，這是一條很大的教訓。所以，毛主席就講了一篇民主集中製。”①（①劉少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2月8日。）
毛澤東講的另一個重點，是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一段時間以來，毛澤東在糾正錯誤、總結經驗的時候，常常講到認識論問題，強調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這次講話，係統地發揮了這個問題。他詳細地回顧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如何進行民主革命，是經過了二十四年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這一曆史過程。然後他說：“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曆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誌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他坦誠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①（①此處原有一段話：“別人比我懂，少奇同誌比我懂，恩來同誌比我懂，小平同誌比我懂。陳雲同誌，特別是他，懂得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將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印發黨內領導幹部閱讀時，經毛澤東本人同意，刪去了這段話。）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隻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在發動“大躍進”的時候，毛澤東曾經信心十足地但又是很輕率地認定，隻要有幾年、十幾年的時間，就可以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冷靜多了，改變了那種不切實際的認識，說“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他還回憶了一九六一年對蒙哥馬利說過的一句話：“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這同他當年認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並且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估計，真是有天壤之別了。從這裏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麽特別強調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必須有一個過程。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這樣一個思想，就是：“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麵，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9—304頁。）
毛澤東的講話，進一步增強了大會的民主氣氛。當晚，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負責人會議，決定常委幾個人分別參加幾個省的會議，再用三天時間開小組會，放手讓大家提意見。少數空氣沉悶的省份，在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親自坐鎮下，初步揭開了蓋子，前幾年嚴重存在的問題開始暴露出來。
二月二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采納鄧小平和彭真的建議，出氣大會告一段落。
春節臨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澤東和全體與會者一起，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春節聯歡晚會。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同參加七千人大會的全體人員一起出席團拜會，共度春節。
大年初二(二月六日)，繼續開大會，鄧小平和朱德講話。鄧小平著重講黨的建設問題。朱德講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
大年初三(二月七日)，七千人大會的最後一天。周恩來講了國民經濟存在的困難和克服的辦法等問題。在通過關於劉少奇書麵報告的決議之後，由毛澤東宣布大會閉幕。
七千人大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盛會。這次會議，總結了建國以來十二年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四年的成績和經驗教訓，使全黨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達到一致的認識。這次會議，充分發揚民主，大家暢所欲言，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敢於揭露和批評，有些批評指名道姓，包括對毛澤東的指名批評，這種情況，在建國後黨內生活中還不曾有過。在全體會上，毛澤東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承擔了主要責任。周恩來也作了自我批評，說這幾年的缺點、錯誤，國務院及所屬各綜合部門，要負很大責任。此前，鄧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會議上表示：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應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黨的最主要的領導人在如此廣大的範圍內作誠懇的自我批評，深深地感動了全體與會者。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門負責人，也都在這次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七千人大會，是一次總結大會，又是一次動員大會。通過這次會議，大家精神振奮，團結一致，積極投入到恢複和發展生產、克服經濟困難的鬥爭中去。
七千人大會也有缺點和曆史局限性。會議仍然肯定“三麵紅旗”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左”的指導思想，而且還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作為這次會議的中心問題，民主集中製問題，後來也沒有能夠真正的貫徹實行，相反，卻逐步地背離了這個基本原則。
七千人大會一結束，二月八日晚，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劉少奇主持。這時全黨的中心任務，是全麵貫徹落實七千人大會精神。
按照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麵報告對形勢的估計，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緊的工作環節是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穩定市場，整頓秩序。如果這個目標實現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農業和工業方麵扭轉被動局麵，爭取更多的主動，為實現十年的奮鬥目標創造有利的條件。但不久，劉少奇發現一九六一年實際上存在著三十多億的財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財政有出現更大赤字的危險。他感到有必要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當前形勢和存在的嚴重困難重新進行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應劉少奇的要求，陳雲在二十三日的會議上就目前的財政經濟形勢和克服困難的辦法發表了講話。
陳雲分析了目前財政經濟方麵的困難，同時提出六條克服困難的意見：(一)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複階段，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二)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三)采取一切辦法製止通貨膨脹。(四)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六)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麵，轉移到農業增產和製止通貨膨脹方麵來。①（①《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頁。）陳雲這個講話，成為西樓會議和隨後出台的進行大幅度調整的一係列政策的基礎。
劉少奇非常讚同陳雲的意見。他在插話和會議的結論裏指出：中央工作會議②（②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麵目，怕什麽?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複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頁。）
西樓會議是七千人大會的繼續。它在七千人大會認清形勢、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初步檢查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特別是當前的國家財政收支情況，摸清了多年來想搞清楚而沒能搞清楚的家底，使黨中央和國務院真正認識到當時麵臨的財政赤字的危險性。在此基礎上，會議作出三項決定：第一，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非常時期，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大力恢複農業，穩定市場，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第二，“今後十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調整階段，主要是恢複，部分有發展；後一個階段，是發展階段，主要是發展，也還有部分的恢複”。②（②《中共中央關於轉發陳雲等同誌講話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第三，由陳雲、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針。
二月二十六日，國務院召開有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擴大會議。陳雲發表題為《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幹辦法》的講話，李先念作關於當前財政信貸和市場方麵存在的問題和應當采取的措施的講話，李富春作關於工業情況和建設速度問題的講話。三個講話，特別是陳雲的講話，受到熱烈歡迎。三月十八日，在劉少奇的建議下，中共中央批轉了這三個講話。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財經小組召開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是在西樓會議開過不久醞釀恢複成立的。後來確定由陳雲擔任組長，李富春、李先念擔任副組長，周恩來等為財經小組成員。
在七日的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陳雲再次就如何恢複生產、克服困難問題講話。他強調，必須明確認識現在是恢複階段。對一九六二年計劃要進行相當大的調整，把重點放在農業和市場上。計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農業生產和穩定市場方麵。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指標，要“傷筋動骨”。關於綜合平衡，他認為，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結果不能平衡；按短線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①（①《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r7—215頁。）
三月八日，周恩來講話。他說：總的形勢，包括政治、經濟，包括方針、政策、幹部經驗等等，從這些方麵看，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同時他又指出：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而且有些困難我們可能還沒有看到，沒有預計到。今年計劃還需要大調整。原來還想慢慢轉彎，現在看來不行，要有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如果說，過去是改良的辦法，那麽現在就要采取革命的辦法。當然，步子一定要踩穩。關於“恢複時期”的提法問題，他說：在今後十年中要有個恢複時期，這是講它的主要性質，而一般地仍可稱它為“調整時期”。②（②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3月8日。）
周恩來對形勢的估計，同劉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盡量同七千人大會的提法相銜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央批轉陳雲、李富春、李先念在國務院擴大會議上講話的批語等。劉少奇說：這隻是我們這裏的討論，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匯報。主席同意，文件就下發，主席不同意，回來再議。③（③鄧力群《我為少奇同誌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頁。）
七千人大會閉幕以後，毛澤東一直在外地。他在離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二月下旬，田家英帶著整理稿到了杭州，見到毛澤東。
毛澤東對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滿意。二月二十四日淩晨，給田家英寫了二個條子，說：“我看還是我的那個原始講話好。請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機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講話來，我和你每人有一本，兩人對照一起修改，有兩天就改好了。”①（①毛澤東給田家英的批語，手稿，1962年2月24日。）
第二天，講話稿送來了，是一個錄音記錄。毛澤東花了一天工夫，在記錄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來的樣子。改出後即交田家英，並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請你看一遍，看還有什麽錯誤沒有。看完後，即送江青看，然後還我。”②（②毛澤東給田家英的批語，手稿，1962年2月26日。）
從這時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澤東又先後改了七遍，作了比較多的修改和補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製問題和認識客觀世界問題這兩部分。其中有一段話，意思是說，要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級機關去工作。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毛澤東在修改整理稿時，讀到這裏，覺得言猶未盡，忽然想起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隨手引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引證之後，毛澤東興致勃勃地發揮了一篇議論。為了引證無誤，毛澤東特地囑咐田家英找來《報任安書》這篇文章，加以校對。
經過多次修改和補充，以及文字上的潤色，使得這篇講話內容更豐富，理論色彩更濃，文字也更為流暢。這裏順便說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將毛澤東這個講話印發給黨內幹部閱讀時，曾經他本人同意，將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的一段話加進去了。這段話是：“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複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頁。）
毛澤東的心始終牽掛著農業問題。農業“六十條”’下發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緊進行，農村和農業的情況究竟怎樣，“六十條”貫徹執行的情況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來田家英，要他再組織一個調查組，主要了解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他指定了四個調查地點，都在湖南。一個是毛澤東的家鄉湘潭韶山，一個是劉少奇的家鄉寧鄉炭子衝，還有湘鄉唐家士宅(毛澤東的外祖家)和長沙天華大隊(一九六一年劉少奇蹲點的地方)。他囑咐田家英，要向劉少奇報告一下，問他有什麽指示，他那裏有什麽人參加調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劉少奇表示同意，並且很關心調查組，說湖南三月份天氣還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給大家穿。
很快，田家英組織了一個十七人的調查組。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招待所接見了調查組全體成員。他興致很好，談笑風生，並向調查組提出了幾點希望：第一，要同當地幹部，省、地、縣、社各級幹部相結合；第二，不要亂指揮；第三，頭腦裏不要帶東西下去，隻帶一件東西，就是馬克思主義；第四，要做曆史的調查，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的觀點；第五，看到壞人壞事不要亂說，好的可以說；第六，參加點輕微的勞動。①（①《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笫88頁）
三月底，田家英帶領調查組分別去了韶山、炭子衝和唐家±宅。天華大隊一直沒有去。
這時，毛澤東已經改出七千人大會講話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將講話整理稿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征求意見。
四月初，陳伯達同胡繩、吳冷西、鄧力群一起，對毛澤東的講話整理稿通讀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見。毛澤東采納了這些意見，並批給劉少奇和鄧小平，說：“此件已請陳伯達等幾位同誌讀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過了，認為修改得好。現送上請審閱。如認為可用，請交尚昆同誌處理。”②（②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的批語，手稿，1962年4月7日。）
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講話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講話稿的同時，也十分關注西樓會議以後中央采取的一些舉措。
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在武漢回複劉少奇、鄧小平：十六日來麵談一次，商議當前財經工作和給蘇共中央複信等國際問題。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來和劉、鄧一同來，並帶上準備提交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稿。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月十六日到達武漢，當天晚上，就在東湖招待所向毛澤東匯報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情況。隨即，毛澤東看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的講話稿。十七日，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開會，同意轉發三人講話(發至省軍級)，同意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後來周恩來談到這次匯報情況時說：“今年七千人的幹部會議之後，在西樓開會，陳雲同誌講了話，少奇同誌作了結論，主席也同意，就是說，調整時期要成為一個階段。今後十年要劃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調整，主要的內容就是恢複。不僅是農業的恢複，工業也要恢複。”又說：“七千人的幹部會議之後，陳雲同誌講了話，少奇同誌講了話，後頭到武昌向主席匯報，成立了財經小組。”①（①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5月11日。）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講毛澤東同意西樓會議，隻是說“調整時期要成為一個階段”，而沒有說對形勢的估計問題。劉、周、鄧向毛匯報時，關於對形勢的估計問題，毛澤東沒有表態，實際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會議上，在形勢估計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於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三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回到北京，準備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開的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的第一次會議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開的，劉少奇在會上根據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的精神，作了關於目前形勢和應當采取的方針政策的報告。毛澤東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會議，先聽了討論劉少奇報告的發言，然後講話。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上，劉少奇將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一一列出，並且指出，缺點、錯誤由中國共產黨負責，在中國共產黨又是由中央負責，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負責人士沒有責任或者責任很小。對此，與會者反應十分強烈，對中國共產黨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的精神深受感動。張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說：“我這個人跟國民黨蔣介石的關係二十五年之久，我作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也有十幾年之久，我就從沒聽過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不論在大會上、小會上，他總是罵街，罵這個人不對，罵那個人不對，好發脾氣，好罵人。有個故事，我記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國民黨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他也在大會上罵人。當時會場上不曉得什麽人寫了一個條子，寫了兩句話。這兩句話是《書經》上的：‘萬方有罪，朕躬有責’①（①見《論語•堯日篇》，原文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見《書經•湯誥》，原文是：“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蔣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萬方有責’。這句話傳遍了全場。”②（②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第二次會議記錄，1962年4月9日。）
七位與會者發言後，大家要求毛澤東講話。毛澤東作了一個不長的講話。
他說：“今年一月間，我們開了一個黨的幹部會議，有六七千人。在這個會議中間，可以說對過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錯誤，有哪一些成績，經驗教訓多少條，作了一個初步的總結。這些總結，究竟正確不正確，要在今後的實踐中間去考驗。”
在講民主集中製的時候，毛澤東說了這樣一段話：“民主集中製是一種製度，也是一種方法，就是要讓人家講話，要聽不同的意見。這次人大開會，不是開了好久嗎?三個禮拜。還是從前講過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現在我們黨內黨外都實行這三條。講錯話不要緊。從前老是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事實上沒有實行，言者還是有罪。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麽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剛才不是有一位同誌說了嘛，政治上不敢講話，工作上不敢負責，學術上不敢爭鳴。要實行民主集中製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種氣氛，現在逐步在造成這種氣氛。”
在談到當前的困難時，毛澤東說：“現在有困難，不能說現在困難很小，現在有相當大的困難。但是，正如好幾位朋友所講的，困難正在被克服中，過一個過程以後看現在的情況，就比現在看現在的情況會要不相同。事物不斷地走向它的反麵。”
最後，他歸結了一下自己的講話：“我這個話很短，主要就是這些話：單有總路線還不夠，還要有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而這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要經過一個過程才能製定出來。要製定，就需要作調查研究，要走群眾路線，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老話，老生常談，這個常談裏頭有真理。”①（①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第二次會議記錄，1962年4月9日。）
毛澤東講這些話的時候，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在召開。他表示希望這次人代會能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充分發揚民主，開成一次生動活潑的大會。
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結束後，劉少奇、周恩來等繼續著力抓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
四月十六日，劉少奇致信毛澤東，說：“最近，我要鄧力群找陳雲同誌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一些意見來看，他找來了，並搞了一個摘要。我隻看了這個摘要。現特送上，請主席看看。此外，陳雲同誌在今年三月七日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見，很值得一看。”同時提出：“以上幾個文件，已要辦公廳發給中央常委、書記處和中央財經小組各同誌。是否還要發給其他同誌?請主席閱後酌定。再征求陳雲同誌意見。”②（②劉少奇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62年4月16日。）毛澤東看了陳雲三月七日的講話，重要之處還畫了杠杠。但對劉少奇的信沒有表態。
四月二十三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恩來報告了中央財經小組討論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情況。劉少奇又談了如下一些意見：(一)國民經濟有全麵失調的問題，要全麵調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亂了，黨會失掉威信。(三)現在要講清形勢。看來，對形勢還估計不足，不是過分。在經濟上沒有大好形勢。所謂大好形勢，是指政治上，表現在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如果對形勢認識不一致，就會發生不團結。但是，在講形勢時，不要講得人心惶惶。①（①程子華在中共國家計委黨組會議上傳達劉少奇在討論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時的講話的記錄，1962年4月25日。）
四月上旬，中央財經小組曾經多次討論國家計委關於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計劃調整方案。在周恩來主持下，把討論意見整理成《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將修改後的報告稿的第一部分報送毛澤東。他在信中說：“昨晚談到的那個財經小組報告第一部分，現在改好，請予審閱。這個報告要點，昨晚已大略談過，在主席看過後，望能約常委(林總②（②林總，指林彪。）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誌一談，並給我們指示，以便好繼續進行準備開會③（③指定於1962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的主要內容均已寫在第一部分裏，其他部分隻是發揮第一部分的論點，不看也可談的。”④（④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62年4月25日。）
五月一日，毛澤東看完這個報告的第一部分，寫了一個批語：“此件更切實際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中央小型會議討論的基礎。”①（①毛澤東對周恩來來信的批語，手稿，1962年5月1日。）
五月二日，毛澤東離京南下，先後到了上海、杭州、長沙、武漢、鄭州、濟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為了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進一步調整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計劃，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成員，各中央局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在最後一天的會上，周恩來講了當前的經濟形勢和方針任務等問題，鄧小平講了當前的中心工作和甄別平反問題，朱德講了農村工作問題，劉少奇講了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當前工作中應該注意的問題。
周恩來在講話中，對形勢的估計，仍然重申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麵報告所作的分析，即從全國來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基本渡過了，但是目前還是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時期。他估計，調整的時期要相當長，一般地說，第三個五年計劃恐怕就是個調整時期。②（②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2年5月11日。）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這次各方麵的問題都擺出來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務是兩個：一個是減少兩千萬城市人口，一個是加強農村生產隊的工作。這兩件事都不能抓遲了。”“我們有了糧食、棉花和其他東西，才翻得了身，這些東西要靠生產隊拿出來。減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產隊的問題，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產隊。”
鄧小平從千頭萬緒的工作中，抓住了兩個最關鍵的問題，提綱挈領，一目了然。善於抓要點，是鄧小平的一個重要工作方法。他還特別強調甄別平反工作，他說：“最近中央發了一個關於甄別平反工作的文件，請大家注意。幹部的甄別平反，對於調動幹部的積極性，特別是調動縣以下農村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很重要。”“現在，大家都讚成這個辦法，就是全國縣以下，首先是農村，來個一攬子解決。就是說，過去搞錯了的，或者基本搞錯了的，統統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決。”①（①《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8、319頁。）
劉少奇的講話，帶有總結性質。他重申自西樓會議後他對經濟形勢的基本估計，說：“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麽樣?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一句話，現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難的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了?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裏麵，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他認為，“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②（②《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44—446頁。）
這次會議確定進一步調整一九六二年計劃的各項指標。中央財經小組吸取會議討論的意見，修改和充實了《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這個報告，對經濟形勢作出比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建立在切實可行的基礎上，對於下最大決心一心一意搞經濟調整，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來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批發這個報告的指示，於五月十九日連同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一起，請李富春閱後立即送毛澤東審批。他在信中說：“如主席一時無暇看，最好先閱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閱後將報告大意說給主席聽聽，看這個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發下。報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時已看過。在五一節政治局常委會上，主席說同意這個方針。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①（①指1962年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按這個方針開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約富春同誌(他現在上海)去杭州當麵報告一次。這兩個文件，主席如同意發，請告田或林以電話告尚昆辦。”②（②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62年5月19日。）
五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看過兩個文件後，批示：“退總理，照辦。”③（③毛澤東對《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的指示》稿的批語，手稿，1962年5月24日。）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來，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間，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並且產生了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妨礙著克服困難，必須召開一次較大規模的會議來統一思想認識。
這次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在北京召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及軍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多人。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舉行的規模最大的工作會議。人們習慣地稱它為“七千人大會”。
召開這次會議，是在十一月六日至十日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定下來的。會上討論一九六二年糧食上調方案時，遇到困難，糧食調不上來。陶鑄提出一個建議：為了打通思想，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一個地委書記會議。劉少奇、鄧小平當即表示讚成。
十一月十二日晚，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的情況匯報時，提出要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他說：全國人大決定不開了，召集縣委書記來開個會。時間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後。一個縣來兩個人，地委來三個人，省市來四個人，中央局也來四個人。要把這次會議當作小整風。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麽錯誤，要講。全局觀念、紀律、先整體後局部後個人，要講。現在小天地太多，一個縣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賬要講清楚。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毛澤東表示他要在會上講話，還要中央各同誌和中央局的同誌也講一講。各省隻講自己的錯，不講中央的錯，要用這次會講清楚。不要怕鬼。現在氣不壯，很沉悶。收購不到東西，糧食狀況不好，要兩三年轉過來。廬山會議①（①指1961年召開的第二次廬山會議。）說兩三年轉，明年要改觀。現在不是沒有東西，豬是少，但其他有，就是收不上來。要鼓氣，總結經驗、鼓足幹勁八個字。總結經驗就是講清道理，好壞經驗都找。②（②這是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的毛澤東談話的大意。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1年11月13日。）
十一月三十日晚，毛澤東離開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來到江蘇太湖之濱的無錫。十四日上午，聽了江蘇省委的工作匯報。第二天，又找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等匯報。江渭清匯報說：今年農村糧食計劃分配比去年少，但加上自留地、十邊田，估計百分之七十的地方比去年好，百分之十五差不多，百分之十五有困難。江蘇征購任務已完成百分之九十四，棉花超產，原定征購一百五十萬擔到二百萬擔，實際完成二百二十萬擔。豬、家禽、外貿、財政情況都比較好。
這一年多來，關於國內情況，毛澤東聽到的和看到的(包括書麵材料)，盡是困難和問題，農業嚴重減產，工業生產完不成計劃，農村的餓、病、逃、荒、死現象等等，使他感到壓抑，這次聽到江蘇省委講的一些好消息，工業、農業、財貿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為高興。原打算隻聽一次匯報就走，結果住了三天。十五日寫信給主持財貿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要他們也來聽一聽江蘇省委的經驗匯報：“江蘇有一些好經驗，工業、農業和財貿幾方麵的，很值得聽一聽。”①（①毛澤東給李先念、姚依林的信，手稿，1961年12月15日。）
聽取匯報中間，毛澤東講了一些重要意見。
關於形勢，他興奮地說：對形勢要從積極方麵去看，有困難要想辦法去戰勝它。缺點可以有幾千條，但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潛力是很大的，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
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毛澤東說：貫徹要快一點，一傳達下去可以調動積極性。有人認為這是倒退。這不是倒退，是前進。不是講底子薄嗎?主要是生產隊底子薄，要使生產隊由薄變厚，就要發展生產力，就要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要肥料就要養豬，要把豬養好，把牛養好，也是生產隊來管。要明確大隊幹什麽，生產隊幹什麽，不弄清楚，生產隊的積極性起不來。他特別指出一點：“包產到戶這事，不可幹。”
講到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時，他說：明年工、農、商、學、兵、政、黨要全麵走上軌道。黨是領導一切的。要搞個幾十條，大家遵守。明年要開會，開個大動員的會議。明年一月開中央工作會議，無論如何要抓好工作，爭取主動。要識大體，顧大局，要加強紀律性。②（②豐=澤東聽取江渭清等匯報時插話的傳達記錄，1961年12月20日。）
“不可理不直、氣不壯，不要灰溜溜”，“久臥思起，現在是起床的時候了”，“無論如何要抓好工作，爭取主動”，這些話，最能反映毛澤東此時的心態。
十六日傍晚，毛澤東離開無錫。十七日路過濟南，又聽了山東省委負責人譚啟龍、裴孟飛、白如冰、蘇毅然等人匯報。
在談到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問題的時候，毛澤東說：“權力下放，實行大包幹後，生產隊三十戶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幾戶。山區裏三戶五戶的怎麽辦?二十戶規模就是大的。”從這裏看，對生產隊的規模，毛澤東傾向更小一些才好。
在匯報到山東的牲口已經停止死亡時，毛澤東說：“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牲口就不會死，農具破壞也不會那麽嚴重。大平均主義六年沒有解決，現在解決了。有人說，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會主義?這不是退步，按勞分配就是社會主義。照顧五保戶、困難戶，有共產主義因素。還有積累，還有征糧，有了前途。這是整個人民的利益。”①（①毛澤東聽取譚啟龍等匯報時的插話記錄摘要，1961年12月17日。）
十九日，毛澤東路過天津，又聽了河北省委負責人劉子厚、閻達開和天津市委負責人萬曉塘等人的匯報。毛澤東著重談了對形勢的估計問題。他說：今年比去年好，形勢已經在向好的方麵轉。農村在向好的轉。．工業有了七十條，也在向好的轉。商業也搞出了一百條。困難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過去了，還是大有希望。要弄清總的形勢，開會時要講講形勢，恐怕需要。②（②毛澤東聽取劉子厚等匯報時的插話記錄，1961年12月19日。）
毛澤東這裏提到的會議，就是在七千人大會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開始，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結束，為七千人大會作了比較充分的準備。會議主要討論國際形勢、國內形勢、一九六二年的年度計劃和長遠計劃、商業、關於改變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黨的工作等六個問題。出席會議的主要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以及中央各部委負責人。
會議的第一天晚上，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鄧小平和周恩來報告這次會議的議題和開法，毛澤東講了話。
鄧小平講到這次會議要討論國際國內形勢的時候，毛澤東說：“這樣好。有形勢，才有氣。會議不要開得太緊，上午休息，下午開會，晚上看戲。白天出氣，晚上看戲。”
周恩來談到需要集中統一的時候，毛澤東說：“我起初是支持地方的，後來我看不對頭，現在要支持集中了。過去民主革命，證明集中統一才能打勝仗。現在的毛病是‘五風’、‘五多’。”
周恩來談到他對形勢估計的四句話“形勢好，成績大，困難多，任務重”的時候，毛澤東說：“形勢是好的，錯誤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麵走。農業有了六十條，工業有七十條，教育有六十條，商業也將要有幾十條或者_百條，這就有辦法。”
接著，毛澤東講話，著重講對過去幾年走彎路的責任問題，以及對建國十二年來的工作的基本估計問題。他說：
“對於過去走彎路的看法，應該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後是省委，然後才是地委、縣委。我到下邊一看，省委說錯誤主要由他們負責，也說到中央，但總是說中央總是正確的英明領導，這不符合事實嘛。這就不能真正得到經驗教訓。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養豬場等，都是中央的。雖然材料是由你們來的，但是誰叫你相信呢?誰叫你購買呢?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製，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於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
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麵。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產。人的認識總有個過程的。問題是認識得慢了時間長了一點。比如，‘三包一獎’，今年我才看到耿長鎖的信、山東的材料、廣東大荔公社一個大隊的材料，開始懷疑這個辦法，找胡喬木、廖魯言談。他們都說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好，這是中國的創造，蘇聯沒有的。胡喬木還給我舉了韶山的例子。那時，河北的同誌在北京、在廣州都講了他們的主張。但是經過了大半年，我們才了解。人們對於事物的認識，就是這樣子奇怪。有了這樣錯誤的經驗，我們就可以不再犯了。
這十二年，恐怕還是做對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錯誤占第二位。我們十二年，已經有了兩方麵的經驗，這就更強了，而不是更弱了。”
毛澤東講話之後，劉少奇談了一下他這段時間因為身體不好而休息的情況。他說：“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隻能看《紅樓夢》。《紅樓夢》已經看完啦，它講到很細致的封建社會的情況，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國初年也還是那樣。這個材料很好，書也寫得好。”
劉少奇這番話一下子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講述他對《紅樓夢》和其他幾部中國古典小說的看法。毛澤東說：《紅樓夢》不僅要當作小說看，而且要當作曆史看。他寫的是很精細的社會曆史。他的書中寫了幾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三十三人是統治階級，約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壓迫的，犧牲的死的很多，如鴛鴦、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釧、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個T環，秦可卿實際是自殺的，書上看不出來。賈寶玉對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國小說寫社會曆史的隻有三部：《紅樓夢》、《聊齋誌異》、《金瓶梅》。你們看過《金瓶梅》沒有?我推薦你們都看一看，這部書寫了宋朝的真正社會曆史，暴露了封建統治，揭露統治和被壓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寫得很細致。《金瓶梅》是《紅樓夢》的祖宗，沒有《金瓶梅》就寫不出《紅樓夢》。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紅樓夢》、《聊齋誌異》是尊重的。①（①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1年12月20日。）
中共領導人在討論黨和國家大事之餘，也輕鬆地談一些文藝小說一類的東西。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的一席談，代表了紅學研究中的一種觀點，是一種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在學術界有著廣泛影響。
十二月二十一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傳達了毛澤東對國內形勢的估計。鄧小平說：關於對國內形勢的估計，昨天晚上，毛主席也講了一下。究竟國內形勢怎麽樣?他做了一個總的分析：國內形勢，現在是不錯的。那一天我們談的時候，他說，他感覺他的心情，去年、前年不那麽很愉快的，今年他很高興，因為我們的具體政策，凡是搞了的，都見效了。首先見效在農村，有了“六十條”，最近又把隊為基礎這個問題更進一步地解決了。現在反映農村的情況是見效的。毛主席特別舉例，講到江蘇省委最近組織了幾個反對派，向來不說好話的人，下去自由訪問，先看壞的，後看好的，這次回來也講好話了。
關於黨的工作，鄧小平說：毛主席在無錫找華東幾個省的同誌談了一下，回來跟我們談，明年要抓工、農、商、學、兵、政、黨七個字，明年要大抓一年。這幾個方麵都要理出一個頭緒來，工作要做好一些。所以建議這次會議談一談黨的問題。過去多少次會議，沒有把黨的問題集中地作為一個問題來談一談。
鄧小平針對幾年來黨的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七點要求：要立誌氣；要加強紀律性；要強調統一領導；要有全局觀念；要提倡實事求是；要搞群眾路線；要嚴格黨的生活。
最後，談到開好七千人大會的問題。他說：這次七千人大會搞什麽?中央發了通知，主要的就是八個字：鼓足幹勁，統一思想。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統一行動。準備在會上作一個報告。這個報告正在準備，來得及的話，最好在我們的工作會議上來討論一下。報告想講三部分問題：第一，講形勢和任務，包括我們的奮鬥目標，我們的規劃要搞個什麽樣子，這樣來鼓足幹勁。第二，講集中統一的問題。第三，講黨的問題。總之，我們這個會實際上也就是為那個會做準備。①（①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1年12月21日。）鄧小平提到的規劃，就是後來劉少奇在書麵報告第一部分，代表中央提出的關於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國民經濟發展的設想目標，也稱“十年經濟規劃”。
中央工作會議分兩段進行。第一段，討論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長遠規劃和一九六二年計劃。第二段，討論商業問題，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問題，黨的工作問題。
這時，劉少奇和鄧小平親自主持起草的七千人大會報告稿，正在抓緊進行。到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已經印出前兩部分(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關於集中統一)，下發各小組討論。九日，又改出了第三部分(關於黨的問題)。
離七千人大會的召開隻有兩天了。按照預定的會議議程，第一項就是聽取劉少奇的報告，而報告還沒有最後定稿，時間相當緊迫。
到一月十日上午十時，毛澤東看過了報告稿的前兩部分。他寫了一個批語給田家英並告劉少奇、鄧小平等，說：“覺得好，但還沒有細想，提不出不同意見。須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三部分還沒有看。”①（①毛澤東給田家英並告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的批語，手稿，1962年1月10日。）過了一會兒，他又把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找來商量，他認為劉少奇報告的中心反對分散主義，不能變動，必須堅持，並決定將報告立即印發七千人大會，分組討論三天，征求意見，允許各種意見的發表。
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劉少奇報告印發後，分組討論進行得很熱烈。十三日上午，毛澤東提議延長會期，對劉少奇的報告稿進行充分討論。
討論中，在反對分散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意見分歧。劉少奇的報告裏，列舉了大量事實，說明分散主義嚴重存在，但有人不讚成。一月十五日，楊尚昆在日記中寫道：今天，“特別著重看了各小組的簡報，可以看出：實際上有一種不同意反對分散主義的意見存在，而主要是存在於省級幹部中間。他們的意見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不是分散主義。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又有各種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則就會恢複到一九五七年以前，不能鼓氣，而是泄氣了!”晚間，“開匯報會議，聽了各組的意見。前麵所說的感覺更加證實。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無分散主義來討論，而任重的發言是否定的!”②（②《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頁。）
十六日，楊尚昆向劉少奇和鄧小平談了自己的看法。劉少奇同鄧小平商量，決定向毛澤東匯報。晚上，毛澤東在釣魚台十二號樓召集劉少奇、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開會。在不同意見麵前，毛澤東沒有表態，而是鼓勵把不同意見充分發表出來。他決定成立一個報告起草委員會，吸收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③（③起草委員會共21人，包括各中央局負責人和部分中央部門的負責人。）先談談主要矛盾是什麽，統一思想之後，再寫稿子。④（④《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2、113頁。）
十七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報告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劉少奇首先傳達了毛澤東對成立起草委員會的意見。
他說：到主席處談了修改稿子問題，怎樣修改還是個問題。有些不是文字問題，而是原則問題。主席主張成立起草委員會。稿子中不好的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不合理的，不是真理的，都可以推翻。正確的不能推翻。到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有個稿子。雖然有不同意見，對稿子有各種不同看法，凡是問題沒有決定的意見時，都可以自由發表，決定後遵守。現在是發表意見的時候，要實行這個原則。大會也實行這個原則。首先討論這個稿子是否可以作為基礎?分散主義是否要反?目前形勢與任務是否重新估計?然後討論其他問題。主席說，起草委員會內部要充分討論問題。第二稿拿出去，再推翻也不要緊，不過最好不推翻。①（①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1月17日。）
從十七日起，起草委員會進行反複討論修改，吸取了各方麵的不同意見，幾易其稿，二十四日拿出了一個報告修改稿。劉少奇和鄧小平向毛澤東匯報後，決定二十五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修改稿，並規定大會一定要在本月底結束。當時，毛澤東還沒有看完這個修改稿，但他表示“讚成這個方向”。②（②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1月25日。）
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報告修改稿。與會者表示基本讚成這個稿子，同意提交大會。
報告修改稿，同十日印發的草稿相比，三個部分的基本框架沒有改變，報告的基調也沒有改變，仍然是加強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但前兩個部分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和補充。
第一部分，關於目前的形勢和任務。增加了一個問題“基本經驗教訓”，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十六條基本經驗教訓①（①這十六條基本經驗教訓是：第一，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所提出的多、快、好、省這幾個方麵，是互相促進、互相製約的。第二，以農業為基礎來發展我國國民經濟，是我們的一個根本方針。第三，社會主義的兩種所有製，即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是不能混淆的。第四，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製，在我國現有的各種所有製中居於領導地位。第五，社會主義經濟要有統一的國家計劃。計劃指標必須符合實際，並且適當地留有餘地，保持必要的後備力量。第六，文化、教育、科學、衛生事業的發展，必須同經濟建設的發展相適應，保持適當的比例關係。第七，國家計劃的統一性和地方的積極性要結合起來。第八，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製，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製，是在人民內部實行的根本製度。第九，必須充分發展商品交換，加強和改進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的經濟聯係。第十，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共產主義也不是平均主義。在社會主義階段，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我們的交換原則是等價交換。第十一，我們必須隨時隨地愛惜群眾的精力，把群眾的精力用在最適當的地方，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我們的一切新的創舉，都必須經過試驗。第十二，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事業都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也需要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支援。但是，不論是革命的鬥爭，或者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鬥爭，都同樣的首先是各國人民自己的事情。第十三，勤儉建國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方針。第十四，國家機構和企業、事業機構過於龐大，非生產人員過多，是阻礙國民經濟的發展的。第十五，必須實行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第十六，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必須加強黨的領導。見《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61—367頁。）。這十六條，是對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十二年中，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四年中，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上得到的經驗教訓的基本總結，反映了那個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所能達到的認識水平。這是修改稿最重要的補充修改。
第二部分，關於集中統一。在報告起草委員會討論中間，對於反分散主義問題，仍有一些地方負責人提出一些意見。這個部分也作了較大的修改和補充。主要對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幾個關係問題，作了詳細的說明，包括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同發揮各地方積極性的關係，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同各地方因時因地製宜的關係，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同分級管理的關係；對正確地反對分散主義提出了一些政策上的界限。
報告修改稿，集中各方麵意見，終於形成一個為各方麵能夠接受的，對於統一全黨思想，動員和鼓舞全黨同心同德地克服當前困難、完成各項工作任務，起了積極作用的文件。
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毛澤東在釣魚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七千人大會的安排問題，還討論了劉少奇口頭報告提綱，決定二十七日下午召開全體大會。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劉少奇在大會作報告時，不念已經起草的報告稿，而是對報告稿中涉及的一些問題另外作發揮和說明，這就是劉少奇口頭報告的由來。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舉行全體大會。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口頭報告。
劉少奇講了四個問題：國際形勢；國內形勢；集中統一問題；黨的作風問題。
關於國內形勢，劉少奇說：實事求是地講，國內的經濟形勢是有相當大的困難，表現在吃的不夠，穿的不夠，用的也不那麽夠。因為一九五九年以來這三年農業生產上有相當大的減產，工業生產在一九六一年也減產了，減產百分之四十還多。兩三年以前，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麵，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的。在過去幾年中，的確有一段時間是大躍進的。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出現了一個大的馬鞍形。原因在哪裏呢?原因不外是兩條：一條是天災，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還有一條，就是一九五八年以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他說：這兩個原因，哪一個是主要的呢?各個地方的情況不一樣。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我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麽原因?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劉少奇說：總的講，是不是可以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缺點和錯誤。書麵報告裏沒有這樣講，那裏隻說成績是第一位的，缺點和錯誤是第二位的。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於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現在恐怕不能到處這樣套。
拿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來比喻成績和缺點錯誤的關係，是毛澤東第一個提出來的，而且經常講，尤其是在出現工作失誤遇到困難的時候。現在，劉少奇突破了這個說法，對國內形勢作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其實，不久前，毛澤東也已經突破了“一個和九個”的框框，他要求對成績和缺點錯誤進行具體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錯誤稱作“人禍”。但那是在一個小範圍的內部談話時說的。如今，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向全黨這樣尖銳地提出問題，特別是關於“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種在當時聽起來頗有些刺激性的話，對毛澤東來說不會是愉快的。
關於集中統一問題，劉少奇著重談了加強中央集中統一和發揮地方積極性的問題。他強調國家計劃和地方計劃必須統一起來，必須把地方和部門計劃納入國家計劃之中，決不允許在國家計劃以外，還有獨立的地方計劃和部門計劃。
關於黨的作風問題，劉少奇突出地談了實事求是的問題。他說：要實事求是，就要調查研究，就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從實際出發來擬定政策，擬定計劃，擬定措施。要實事求是還要有勇氣。沒有勇氣，就不敢實事求是。①（①《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18—443頁。）
劉少奇報告後，毛澤東對今後幾天的會議作了安排。他說：明天②（②1962年1月28日是星期日。）不放假，因為我們準備這次會議在這個月底搞完。明天是二十八號，我們爭取三十號搞完。還留有餘地，留了一個三十一號。如果三十號搞不完，那末我們加一個三十一號。總而言之，三十一號無論如何要搞完，三十一號晚上就可以離開北京。①(①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2年1月27日。)
一月二十九日，繼續開全體大會。毛澤東主持，林彪講話。林彪的講話，有一個與眾不同的明顯特點，就是帶有濃厚的個人崇拜色彩。他在講到這幾年的困難時說：“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麵，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麵的，不是一方麵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幹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②（②《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07、108頁。）
林彪還詳細地闡述了黨的軍事方針。
林彪講話之後，毛澤東接著講話。他說：“林彪同誌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關於黨的路線，關於黨的軍事方針。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③（③196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林彪講話整理稿後，致信田家英、羅瑞卿，指出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還有少奇同誌的口頭報告，口說無憑，也請他整理一下。他已經答應了。”
從幾天來小組討論的情況看，有一些地方的同誌，主要是縣、地兩級負責人，對省委領導有意見而不敢講，不能暢所欲言。為此，毛澤東在會上宣布，要大家出氣，暢所欲言，把話說完，趁熱打鐵，延長會期。這一宣布，獲得全場極為熱烈的
鼓掌。
毛澤東說：
“這次用這麽個方式，在北京開這麽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誌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麽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誌是做了準備的，而且有的做檢討做了幾年了。有好幾個省從一九五九年就做自我批評，不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誌在這裏，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
不過這樣有個問題，你們都急於回去過春節，這是個矛盾。還有幾個同誌準備講話，恩來同誌，小平同誌，朱德同誌。我也想講幾句話。(熱烈鼓掌)我們可以一麵開小會，一麵開大會，每天大會不超過三個鍾頭。這可能違反大多數同誌的意願。為什麽一定要回到你們家裏過春節才算舒服?(笑聲)為什麽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一個春節不好?(全場熱烈鼓掌)我看，春節不關大局，不關什麽農、工、商、學、兵、政、黨。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什麽不好啊?(全場熱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全場活躍，鼓掌)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麽能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了。我們幾個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麽氣出什麽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是正確之氣、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複。你罵了我，我整你一下，這是不許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製。講了幾十年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內生活的民主集中製沒有很好建立起來，民主集中製的思想在有些同誌腦筋裏麵沒有產生，沒有民主。”
“這次會議沒有你們，這個報告製定不出來。第一章、第二章全靠同誌們。常委、政治局、書記處都沒有開會。我隻看了一下，也沒有看完，提出幹脆統統發下去，讓大家去討論。後來組織二十一人的起草委員會，整整搞了八天，每天開一個下午的會，有時六個鍾頭，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來。從群眾中來嘛!不從群眾中來，這個報告就搞不出來。全靠大家幫助，集體的智慧，共同創造了這個文件。至於這個文件是不是有缺點錯誤，過一兩年總可以看得出來，到時候再修改。橫直是有錯誤就要改，誰的錯誤誰就改。是我的錯誤我要改。中央的錯誤，有些我要直接負責，間接的我也有責任。你當主席嘛，誰叫你當主席?你怎麽官僚主義?搞了這麽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麽一個命令，直到這次少奇同誌報告搞出來我才知道。可見我的官僚主義相當可觀了。總之，要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開的是五級幹部會議：縣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們讚成，就按照這個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說的辦法。(鼓掌)如果你們不讚成，一定要明天結束，我也可以接受，我們明天就可以散會。如果你們想解決上下通氣這個問題，就趁此機會，就在這裏解決，舒舒服服回去。(熱烈鼓掌)如果你們讚成，就這樣做。(熱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個同誌講話，上午討論，開出氣大會。”①（①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2年1月29日。）
當天晚上，各中央局召開會議，對如何開好“出氣會”進行部署。
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澤東在全體大會上發表講話，把整個會議推向高潮。
毛澤東一共講了六個問題：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民主集中製問題；我們應當聯合哪些階級，壓迫哪些階級；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要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心是講民主集中製問題。
七千人大會的主旨是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這一點，毛澤東是讚同的。但問題是如何實現集中統一，用什麽來反對分散主義。實際上，在當時既有分散主義的問題，也有個人專斷破壞了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因此，大會討論劉少奇的書麵報告時，在這個問題上，出現過不同意見，甚至是抵觸的情緒。毛澤東在講話中，沒有把反對分散主義而是把民主集中製作為中心問題來講，強調和堅持民主集中製，來實現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五個統一。他力求從更高和更全麵的層次上，對一九五八年以來的主要經驗教訓，加以總結。
毛澤東這次講民主集中製問題，與其說強調集中，不如說更強調民主。他說：“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製就建立不起來。”“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製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麵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隻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麵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我們的集中製，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製。無產階級的集中，是在廣泛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
毛澤東批評了黨內的一種現象，說：“現在有些同誌，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他舉了一些省委發揚民主、作自我批評的例子，說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作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作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隻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隻要采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他還批評說：“我們有些同誌，聽不得相反的意見，批評不得。這是很不對的。在我們這次會議中間，有一個省，會本來是開得生動活潑的，省委書記到那裏一坐，鴉雀無聲，大家不講話了。這位省委書記同誌，你坐到那裏去幹什麽呢?為什麽不坐到自己房子裏想一想問題，讓人家去紛紛議論呢?平素養成了這樣一種風氣，當著你的麵不敢講話，那末，你就應當回避一下。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
毛澤東做了自我批評。他說：“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誌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誌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毛澤東講民主集中製問題，在會議上引起強烈反響，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擁護。劉少奇對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十分讚同。他提出來，要把民主集中製的意思加到他的報告裏頭。他說：“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要修改一下，把主席講的民主集中製的意思加進去。這個問題，在各組討論我那個報告的時候，就反映出來了，但是我們起草委員會沒有接受這個意見。他們說分散主義不是主要問題，我們說分散主義是主要問題，和他們對起來了，而沒有從另一方麵去考慮他們為什麽提出這個問題。底下提出這個問題來了，我們起草委員會修改的時候注意不夠。今天找了陳伯達和胡繩他們幾個同誌，談這個稿子如何修改的問題。根據主席的意見，想把這個第二部分的題目改成‘加強民主集中製，加強集中統一’。沒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統一。過去這幾年，有集中過多的傾向。這種集中過多，_小是真集中，不是無產階級的集中製，而是獨斷專行。我感覺，我們這幾年的主要經驗之一是這一條。”他還說：“要搞成一種能夠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如此。過去我們在這方麵／t、讓他們暢所欲言，我們堵了言路，這是一條很大的教訓。所以，毛主席就講了一篇民主集中製。”①（①劉少齋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2月8日。）
毛澤東講的另一個重點，是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一段時間以來，毛澤東在糾正錯誤、總結經驗的時候，常常講到認識論問題，強調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這次講話，係統地發揮了這個問題。他詳細地回顧了中國共產黨對於如何進行民主革命，是經過了二十四年全黨的認識才完全統一起來這一曆史過程。然後他說：“我講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在民主革命時期艱難地但是成功地認識中國革命規律這一段曆史情況的目的，是想引導同誌們理解這樣一件事：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
他坦誠地說：“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①（①此處原有一段話：“別人比我懂，少奇同誌比我懂，恩來同誌比我懂，小平同誌比我懂。陳雲同誌，特別是他，懂得較多。”1966年2月中共中央將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印發黨內領導幹部閱讀時，經毛澤東本人同意，刪去了這段話。）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隻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
在發動“大躍進”的時候，毛澤東曾經信心十足地但又是很輕率地認定，隻要有幾年、十幾年的時間，就可以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冷靜多了，改變了那種不切實際的認識，說“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他還回憶了一九六一年對蒙哥馬利說過的一句話：“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這同他當年認為很快就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並且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估計，真是有天壤之別了。從這裏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麽特別強調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必須有一個過程。
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這樣一個思想，就是：“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麵，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幹部，並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統一的行動，然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和建設事業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89—304頁。）
毛澤東的講話，進一步增強了大會的民主氣氛。當晚，他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局負責人會議，決定常委幾個人分別參加幾個省的會議，再用三天時間開小組會，放手讓大家提意見。少數空氣沉悶的省份，在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親自坐鎮下，初步揭開了蓋子，前幾年嚴重存在的問題開始暴露出來。
二月二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采納鄧小平和彭真的建議，出氣大會告一段落。
春節臨近了。二月四日是除夕，毛澤東和全體與會者一起，在人民大會堂觀看了春節聯歡晚會。大年初一(二月五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同參加七千人大會的全體人員一起出席團拜會，共度春節。
大年初二(二月六日)，繼續開大會，鄧小平和朱德講話。鄧小平著重講黨的建設問題。朱德講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問題。
大年初三(二月七日)，七千人大會的最後一天。周恩來講了國民經濟存在的困難和克服的辦法等問題。在通過關於劉少奇書麵報告的決議之後，由毛澤東宣布大會閉幕。
七千人大會，是建國以來黨的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盛會。這次會議，總結了建國以來十二年特別是一九五八年以來四年的成績和經驗教訓，使全黨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達到一致的認識。這次會議，充分發揚民主，大家暢所欲言，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敢於揭露和批評，有些批評指名道姓，包括對毛澤東的指名批評，這種情況，在建國後黨內生活中還不曾有過。在全體會上，毛澤東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承擔了主要責任。周恩來也作了自我批評，說這幾年的缺點、錯誤，國務院及所屬各綜合部門，要負很大責任。此前，鄧小平也曾多次在中央會議上表示：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首先應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黨的最主要的領導人在如此廣大的範圍內作誠懇的自我批評，深深地感動了全體與會者。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和中央各主要部門負責人，也都在這次會上作了自我批評。
七千人大會，是一次總結大會，又是一次動員大會。通過這次會議，大家精神振奮，團結一致，積極投入到恢複和發展生產、克服經濟困難的鬥爭中去。
七千人大會也有缺點和曆史局限性。會議仍然肯定“三麵紅旗”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左”的指導思想，而且還留下了後來黨內鬥爭的陰影。作為這次會議的中心問題，民主集中製問題，後來也沒有能夠真正的貫徹實行，相反，卻逐步地背離了這個基本原則。
七千人大會一結束，二月八日晚，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劉少奇主持。這時全黨的中心任務，是全麵貫徹落實七千人大會精神。
按照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麵報告對形勢的估計，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一九六二年要抓緊的工作環節是精兵簡政，增產節約，穩定市場，整頓秩序。如果這個目標實現了，到一九六三年就有可能在農業和工業方麵扭轉被動局麵，爭取更多的主動，為實現十年的奮鬥目標創造有利的條件。但不久，劉少奇發現一九六一年實際上存在著三十多億的財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財政有出現更大赤字的危險。他感到有必要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當前形勢和存在的嚴重困難重新進行研究。
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後稱西樓會議)。應劉少奇的要求，陳雲在二十三日的會議上就目前的財政經濟形勢和克服困難的辦法發表了講話。
陳雲分析了目前財政經濟方麵的困難，同時提出六條克服困難的意見：(一)把十年經濟規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複階段，後一階段是發展階段。(二)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三)采取一切辦法製止通貨膨脹。(四)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六)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應該從工業、交通方麵，轉移到農業增產和製止通貨膨脹方麵來。①（①《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0—206頁。）陳雲這個講話，成為西樓會議和隨後出台的進行大幅度調整的一係列政策的基礎。
劉少奇非常讚同陳雲的意見。他在插話和會議的結論裏指出：中央工作會議②（②指七千人大會。）對困難情況透底不夠，有問題不願揭，怕說漆黑一團!還它個本來麵目，怕什麽?說漆黑一團，可以讓人悲觀，也可以激發人們向困難作鬥爭的勇氣!現在處於恢複時期，但與一九四九年後的三年情況不一樣，是個不正常的時期，帶有非常時期的性質，不能用平常的辦法，要用非常的辦法，把調整經濟的措施貫徹下去。①（①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85頁。）
西樓會議是七千人大會的繼續。它在七千人大會認清形勢、統一認識的基礎上，初步檢查了一九五八年以來特別是當前的國家財政收支情況，摸清了多年來想搞清楚而沒能搞清楚的家底，使黨中央和國務院真正認識到當時麵臨的財政赤字的危險性。在此基礎上，會議作出三項決定：第一，現在在經濟上是處在非常時期，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大力恢複農業，穩定市場，爭取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第二，“今後十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是調整階段，主要是恢複，部分有發展；後一個階段，是發展階段，主要是發展，也還有部分的恢複”。②（②《中共中央關於轉發陳雲等同誌講話的指示》，1962年3月18日。）第三，由陳雲、李富春和李先念向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傳達這次會議的精神和中央的方針。
二月二十六日，國務院召開有各部委黨組成員參加的擴大會議。陳雲發表題為《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幹辦法》的講話，李先念作關於當前財政信貸和市場方麵存在的問題和應當采取的措施的講話，李富春作關於工業情況和建設速度問題的講話。三個講話，特別是陳雲的講話，受到熱烈歡迎。三月十八日，在劉少奇的建議下，中共中央批轉了這三個講話。
三月七日和八日，中央財經小組召開會議。中央財經小組是在西樓會議開過不久醞釀恢複成立的。後來確定由陳雲擔任組長，李富春、李先念擔任副組長，周恩來等為財經小組成員。
在七日的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陳雲再次就如何恢複生產、克服困難問題講話。他強調，必須明確認識現在是恢複階段。對一九六二年計劃要進行相當大的調整，把重點放在農業和市場上。計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農業生產和穩定市場方麵。對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指標，要“傷筋動骨”。關於綜合平衡，他認為，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結果不能平衡；按短線搞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①（①《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0r7—215頁。）
三月八日，周恩來講話。他說：總的形勢，包括政治、經濟，包括方針、政策、幹部經驗等等，從這些方麵看，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同時他又指出：目前財政經濟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而且有些困難我們可能還沒有看到，沒有預計到。今年計劃還需要大調整。原來還想慢慢轉彎，現在看來不行，要有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如果說，過去是改良的辦法，那麽現在就要采取革命的辦法。當然，步子一定要踩穩。關於“恢複時期”的提法問題，他說：在今後十年中要有個恢複時期，這是講它的主要性質，而一般地仍可稱它為“調整時期”。②（②周恩來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3月8日。）
周恩來對形勢的估計，同劉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盡量同七千人大會的提法相銜接。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央批轉陳雲、李富春、李先念在國務院擴大會議上講話的批語等。劉少奇說：這隻是我們這裏的討論，毛主席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匯報。主席同意，文件就下發，主席不同意，回來再議。③（③鄧力群《我為少奇同誌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26頁。）
七千人大會閉幕以後，毛澤東一直在外地。他在離京前，要田家英整理一下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二月下旬，田家英帶著整理稿到了杭州，見到毛澤東。
毛澤東對田家英整理的稿子不太滿意。二月二十四日淩晨，給田家英寫了二個條子，說：“我看還是我的那個原始講話好。請你即刻通知北京，叫機要室再送一份我的講話來，我和你每人有一本，兩人對照一起修改，有兩天就改好了。”①（①毛澤東給田家英的批語，手稿，1962年2月24日。）
第二天，講話稿送來了，是一個錄音記錄。毛澤東花了一天工夫，在記錄稿上略作了一些文字修改，完全保持了原來的樣子。改出後即交田家英，並批示：“改好了(初步地)，請你看一遍，看還有什麽錯誤沒有。看完後，即送江青看，然後還我。”②（②毛澤東給田家英的批語，手稿，1962年2月26日。）
從這時起到三月二十日，毛澤東又先後改了七遍，作了比較多的修改和補充，主要集中在民主集中製問題和認識客觀世界問題這兩部分。其中有一段話，意思是說，要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降到下級機關去工作。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毛澤東在修改整理稿時，讀到這裏，覺得言猶未盡，忽然想起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一段話，隨手引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引證之後，毛澤東興致勃勃地發揮了一篇議論。為了引證無誤，毛澤東特地囑咐田家英找來《報任安書》這篇文章，加以校對。
經過多次修改和補充，以及文字上的潤色，使得這篇講話內容更豐富，理論色彩更濃，文字也更為流暢。這裏順便說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將毛澤東這個講話印發給黨內幹部閱讀時，曾經他本人同意，將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中的一段話加進去了。這段話是：“已經被推翻的反動階級，還企圖複辟。在社會主義社會，還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整個社會主義階段，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是長期的、複雜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①（①《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97頁。）
毛澤東的心始終牽掛著農業問題。農業“六十條”’下發快一年了，基本核算單位下放的工作，各地正在抓緊進行，農村和農業的情況究竟怎樣，“六十條”貫徹執行的情況如何，他非常需要了解。二月二十五日，找來田家英，要他再組織一個調查組，主要了解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他指定了四個調查地點，都在湖南。一個是毛澤東的家鄉湘潭韶山，一個是劉少奇的家鄉寧鄉炭子衝，還有湘鄉唐家士宅(毛澤東的外祖家)和長沙天華大隊(一九六一年劉少奇蹲點的地方)。他囑咐田家英，要向劉少奇報告一下，問他有什麽指示，他那裏有什麽人參加調查。田家英回到北京，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劉少奇表示同意，並且很關心調查組，說湖南三月份天氣還很冷，可以向湖南省委借些棉大衣給大家穿。
很快，田家英組織了一個十七人的調查組。三月二十二日，毛澤東在武漢東湖招待所接見了調查組全體成員。他興致很好，談笑風生，並向調查組提出了幾點希望：第一，要同當地幹部，省、地、縣、社各級幹部相結合；第二，不要亂指揮；第三，頭腦裏不要帶東西下去，隻帶一件東西，就是馬克思主義；第四，要做曆史的調查，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的觀點；第五，看到壞人壞事不要亂說，好的可以說；第六，參加點輕微的勞動。①（①《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笫88頁）
三月底，田家英帶領調查組分別去了韶山、炭子衝和唐家±宅。天華大隊一直沒有去。
這時，毛澤東已經改出七千人大會講話第七稿。三月二十日，批示將講話整理稿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伯達征求意見。
四月初，陳伯達同胡繩、吳冷西、鄧力群一起，對毛澤東的講話整理稿通讀了一遍，提出一些修改意見。毛澤東采納了這些意見，並批給劉少奇和鄧小平，說：“此件已請陳伯達等幾位同誌讀了一遍，有些修改，我看過了，認為修改得好。現送上請審閱。如認為可用，請交尚昆同誌處理。”②（②毛澤東給劉少奇、鄧小平的批語，手稿，1962年4月7日。）
毛澤東對七千人大會講話稿的修改，至此告一段落。他在修改講話稿的同時，也十分關注西樓會議以後中央采取的一些舉措。
三月十三日，毛澤東在武漢回複劉少奇、鄧小平：十六日來麵談一次，商議當前財經工作和給蘇共中央複信等國際問題。十五日，又提出要周恩來和劉、鄧一同來，並帶上準備提交全國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稿。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月十六日到達武漢，當天晚上，就在東湖招待所向毛澤東匯報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情況。隨即，毛澤東看了陳雲、李富春、李先念的講話稿。十七日，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開會，同意轉發三人講話(發至省軍級)，同意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後來周恩來談到這次匯報情況時說：“今年七千人的幹部會議之後，在西樓開會，陳雲同誌講了話，少奇同誌作了結論，主席也同意，就是說，調整時期要成為一個階段。今後十年要劃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調整，主要的內容就是恢複。不僅是農業的恢複，工業也要恢複。”又說：“七千人的幹部會議之後，陳雲同誌講了話，少奇同誌講了話，後頭到武昌向主席匯報，成立了財經小組。”①（①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5月11日。）
這裏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講毛澤東同意西樓會議，隻是說“調整時期要成為一個階段”，而沒有說對形勢的估計問題。劉、周、鄧向毛匯報時，關於對形勢的估計問題，毛澤東沒有表態，實際上是有保留的。而到一九六二年八月北戴河會議上，在形勢估計問題上的不同看法就十分清楚了。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於三月十八日返回北京。
三月二十六日，毛澤東回到北京，準備出席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十六日召開的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的第一次會議是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開的，劉少奇在會上根據七千人大會和西樓會議的精神，作了關於目前形勢和應當采取的方針政策的報告。毛澤東出席了四月九日的第二次會議，先聽了討論劉少奇報告的發言，然後講話。
在三月二十一日的會議上，劉少奇將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一一列出，並且指出，缺點、錯誤由中國共產黨負責，在中國共產黨又是由中央負責，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負責人士沒有責任或者責任很小。對此，與會者反應十分強烈，對中國共產黨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的精神深受感動。張治中更有深切的感受。他說：“我這個人跟國民黨蔣介石的關係二十五年之久，我作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也有十幾年之久，我就從沒聽過蔣介石講過自己的缺點、錯誤。不論在大會上、小會上，他總是罵街，罵這個人不對，罵那個人不對，好發脾氣，好罵人。有個故事，我記得清清楚楚，恐怕在座的也有人知道。國民黨開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他也在大會上罵人。當時會場上不曉得什麽人寫了一個條子，寫了兩句話。這兩句話是《書經》上的：‘萬方有罪，朕躬有責’①（①見《論語•堯日篇》，原文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見《書經•湯誥》，原文是：“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蔣介石把它改成‘朕躬有罪，萬方有責’。這句話傳遍了全場。”②（②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第二次會議記錄，1962年4月9日。）
七位與會者發言後，大家要求毛澤東講話。毛澤東作了一個不長的講話。
他說：“今年一月間，我們開了一個黨的幹部會議，有六七千人。在這個會議中間，可以說對過去的工作，犯了哪一些錯誤，有哪一些成績，經驗教訓多少條，作了一個初步的總結。這些總結，究竟正確不正確，要在今後的實踐中間去考驗。”
在講民主集中製的時候，毛澤東說了這樣一段話：“民主集中製是一種製度，也是一種方法，就是要讓人家講話，要聽不同的意見。這次人大開會，不是開了好久嗎?三個禮拜。還是從前講過的，叫做不戴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現在我們黨內黨外都實行這三條。講錯話不要緊。從前老是講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事實上沒有實行，言者還是有罪。右派猖狂進攻，不得不反，你不反怎麽辦呀?但是帶來一個缺點，就是人家不敢講話了。剛才不是有一位同誌說了嘛，政治上不敢講話，工作上不敢負責，學術上不敢爭鳴。要實行民主集中製是很不容易的，要造成一種氣氛，現在逐步在造成這種氣氛。”
在談到當前的困難時，毛澤東說：“現在有困難，不能說現在困難很小，現在有相當大的困難。但是，正如好幾位朋友所講的，困難正在被克服中，過一個過程以後看現在的情況，就比現在看現在的情況會要不相同。事物不斷地走向它的反麵。”
最後，他歸結了一下自己的講話：“我這個話很短，主要就是這些話：單有總路線還不夠，還要有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而這一整套的具體政策，要經過一個過程才能製定出來。要製定，就需要作調查研究，要走群眾路線，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要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老話，老生常談，這個常談裏頭有真理。”①（①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八次會議第二次會議記錄，1962年4月9日。）
毛澤東講這些話的時候，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正在召開。他表示希望這次人代會能認真實行民主集中製，充分發揚民主，開成一次生動活潑的大會。
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結束後，劉少奇、周恩來等繼續著力抓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
四月十六日，劉少奇致信毛澤東，說：“最近，我要鄧力群找陳雲同誌幾年來有關經濟工作的一些意見來看，他找來了，並搞了一個摘要。我隻看了這個摘要。現特送上，請主席看看。此外，陳雲同誌在今年三月七日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見，很值得一看。”同時提出：“以上幾個文件，已要辦公廳發給中央常委、書記處和中央財經小組各同誌。是否還要發給其他同誌?請主席閱後酌定。再征求陳雲同誌意見。”②（②劉少奇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62年4月16日。）毛澤東看了陳雲三月七日的講話，重要之處還畫了杠杠。但對劉少奇的信沒有表態。
四月二十三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周恩來報告了中央財經小組討論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的情況。劉少奇又談了如下一些意見：(一)國民經濟有全麵失調的問題，要全麵調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亂了，黨會失掉威信。(三)現在要講清形勢。看來，對形勢還估計不足，不是過分。在經濟上沒有大好形勢。所謂大好形勢，是指政治上，表現在黨的團結，人民的團結。如果對形勢認識不一致，就會發生不團結。但是，在講形勢時，不要講得人心惶惶。①（①程子華在中共國家計委黨組會議上傳達劉少奇在討論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計劃時的講話的記錄，1962年4月25日。）
四月上旬，中央財經小組曾經多次討論國家計委關於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計劃調整方案。在周恩來主持下，把討論意見整理成《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四月二十五日，周恩來將修改後的報告稿的第一部分報送毛澤東。他在信中說：“昨晚談到的那個財經小組報告第一部分，現在改好，請予審閱。這個報告要點，昨晚已大略談過，在主席看過後，望能約常委(林總②（②林總，指林彪。）已回京)和先念、康生各同誌一談，並給我們指示，以便好繼續進行準備開會③（③指定於1962年5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的工作。報告的主要內容均已寫在第一部分裏，其他部分隻是發揮第一部分的論點，不看也可談的。”④（④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62年4月25日。）
五月一日，毛澤東看完這個報告的第一部分，寫了一個批語：“此件更切實際一些，可以供五月上旬有各大區書記參加的中央小型會議討論的基礎。”①（①毛澤東對周恩來來信的批語，手稿，1962年5月1日。）
五月二日，毛澤東離京南下，先後到了上海、杭州、長沙、武漢、鄭州、濟南、天津，七月六日返回北京。
為了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進一步調整一九六二年國民經濟計劃，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成員，各中央局第一書記，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草稿)》。在最後一天的會上，周恩來講了當前的經濟形勢和方針任務等問題，鄧小平講了當前的中心工作和甄別平反問題，朱德講了農村工作問題，劉少奇講了當前的經濟形勢和當前工作中應該注意的問題。
周恩來在講話中，對形勢的估計，仍然重申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的書麵報告所作的分析，即從全國來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基本渡過了，但是目前還是處在一個嚴重困難的時期。他估計，調整的時期要相當長，一般地說，第三個五年計劃恐怕就是個調整時期。②（②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2年5月11日。）
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這次各方麵的問題都擺出來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務是兩個：一個是減少兩千萬城市人口，一個是加強農村生產隊的工作。這兩件事都不能抓遲了。”“我們有了糧食、棉花和其他東西，才翻得了身，這些東西要靠生產隊拿出來。減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產隊的問題，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產隊。”
鄧小平從千頭萬緒的工作中，抓住了兩個最關鍵的問題，提綱挈領，一目了然。善於抓要點，是鄧小平的一個重要工作方法。他還特別強調甄別平反工作，他說：“最近中央發了一個關於甄別平反工作的文件，請大家注意。幹部的甄別平反，對於調動幹部的積極性，特別是調動縣以下農村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很重要。”“現在，大家都讚成這個辦法，就是全國縣以下，首先是農村，來個一攬子解決。就是說，過去搞錯了的，或者基本搞錯了的，統統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決。”①（①《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18、319頁。）
劉少奇的講話，帶有總結性質。他重申自西樓會議後他對經濟形勢的基本估計，說：“目前的經濟形勢到底怎麽樣?我看，應該說是一個很困難的形勢。從經濟上來看，總的講，不是大好形勢，沒有大好形勢，而是一種困難的形勢。”“我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了這樣一句話：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這一句話，現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難的時期是不是已經過去了?恐怕應該說，有些地區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在城市裏麵，在工業中間，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他認為，“現在的主要危險還是對困難估計不夠”。②（②《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44—446頁。）
這次會議確定進一步調整一九六二年計劃的各項指標。中央財經小組吸取會議討論的意見，修改和充實了《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這個報告，對經濟形勢作出比較清醒的分析，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措施，使一九六二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建立在切實可行的基礎上，對於下最大決心一心一意搞經濟調整，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來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了批發這個報告的指示，於五月十九日連同中央財經小組的報告一起，請李富春閱後立即送毛澤東審批。他在信中說：“如主席一時無暇看，最好先閱指示，由田(家英)或林(克)閱後將報告大意說給主席聽聽，看這個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發下。報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時已看過。在五一節政治局常委會上，主席說同意這個方針。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①（①指1962年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就是按這個方針開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約富春同誌(他現在上海)去杭州當麵報告一次。這兩個文件，主席如同意發，請告田或林以電話告尚昆辦。”②（②周恩來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62年5月19日。）
五月二十四日，毛澤東看過兩個文件後，批示：“退總理，照辦。”③（③毛澤東對《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的指示》稿的批語，手稿，196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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