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七千人大會到八屆十中全會(下)
一九六二年的頭幾個月，中蘇關係總的說是在比較平穩的狀態下度過的，但平穩之中也有波折。
二月二十二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給中共加了三條罪名：其一，支持阿爾巴尼亞的“反列寧主義行為”；其二，在國際民主組織會議上采取了所謂“特殊立場”；其三，在國際共運中實行所謂“獨特路線”。並要中共接受它所說的“共同路線”。
三月一日，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將蘇共中央的信當麵交給鄧小平，表示應盡量消除分歧，保持團結。暗示兩黨可以坐下來談，但沒有提出具體建議。①（①鄧小平同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2年3月1日。《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頁。）
中共中央收到蘇共中央來信後，三月三日下午，劉少奇主持召開會議，研究對來信的估計及對策，並要中聯部起草複信。②（②《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頁。）同一天，派專機將蘇共中央來信送給正在外地的毛澤東。
三月中旬，毛澤東在武漢聽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關於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情況匯報時，同他們一起研究了給蘇共中央的複信。
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複信。根據常委會的意見，劉少奇兩次召開會議，修改複信稿，報送毛澤東審定。四月三日，毛澤東再次召開會議，討論複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封複信。．四月九日上午，鄧小平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將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複信交給他。對他說：這封信的中心內容是，為了團結就需要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會。信中提議再次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來解決蘇共中央來信中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出發點是，要開，就必須開好。所謂開好，就是團結起來。①（①鄧小平同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2年4月9日。）
然而，從一九六。年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以後，蘇共中央已無意再開這樣的會議。他們五月三十一日給中共中央的複信裏，提出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放棄其立場作為召開會議的先決條件。中共方麵的這一建議隻好擱置下來。
這時的中蘇關係，可以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兩黨之間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兩國關係又因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蘇聯的事件而緊張起來。
從一九六二年初開始，地處中蘇邊境的新疆伊寧、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現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蘇聯的情況。從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漸發展成為大量居民成群結隊越境前往蘇聯的嚴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計達到六萬餘人。特別是在伊寧市，還演變成為衝擊自治州政府機關、搶劫州政府檔案的暴力事件。有確鑿證據表明，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等機構卷入了這一事件，蘇聯邊防部隊還為中國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從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係列措施，努力平息這一嚴重事件。
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蘇國家關係，處理起來非常棘手。這時，毛澤東看到中央統戰部報來的一份材料，反映賽福鼎對解決這一問題的意見。賽福鼎表示，必要時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對處理這個問題會有幫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批示周恩來：“賽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為宜，請酌定。”①（①毛澤東給周恩來的批語，手稿，1962年4月27日。）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四月三十日，周恩來同賽福鼎談話，就如何處理這一事件做了明確指示。②（②周恩來同賽福鼎談話紀要，1962年4月30日。）隨後，賽福鼎緊急趕赴新疆，協助中央處理這一事件。
這以後，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發出了《關於處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來人員的指示》、《關於封鎖新疆地區中蘇邊境問題的規定》等文件。六月底，又發布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命令》和關於向群眾解釋這個命令的宣傳要點。邊民越境外流事件發生後，中國方麵查封了參與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區的一些蘇聯“僑民協會”。蘇聯方麵關閉了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這一事件迅速平息。
這次事件，使得毛澤東等人得出了一個新的認識，認為由於修正主義者搞顛覆活動，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兄弟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一個性質上的變化。③（③周恩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會議期間，八月三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北地區負責人的匯報時，明確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新疆鬥爭的主要方麵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④（④毛澤東同中共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摘要，1962年8月3日。）這一時期，另一個需要特別謹慎處理的問題，就是中印邊界問題。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當局在中印邊境加緊推行“前進政策”，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向中國境內縱深進逼，在中印邊境西端更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邊界西段中國境內加緊增設據點，侵占中國領土。印軍有些據點幹脆設在中國邊防哨所之間甚至側後，與中國邊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錯的局麵，衝突一觸即發。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判斷中印邊界特別是西段邊界將是一個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局麵，要使外交鬥爭同軍事鬥爭相配合，軍事鬥爭服從外交鬥爭。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兩次照會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麵用片麵行動來改變中印邊界現狀的做法是危險的，表示“就中國方麵來說，談判之門總是開著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途徑上來。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報》。）四月十二日，中國外交部就印軍在中國境內占地設點等問題向印度政府提出嚴正抗議，指出：“中國政府有理由認為，印度方麵上述侵犯中國領土的活動是它蓄意在這一地段破壞邊界現狀的信號。”四月三十日，中國外交部再次照會印度政府，抗議印軍連續侵入中國新疆地區並設立軍事據點，進行挑釁活動，鄭重聲明：兩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單方麵地停止向邊界自己這一邊的二十公裏以內派出巡邏隊。在印軍步步侵占中國領土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已命令邊防部隊在印軍最近一再侵擾的地段恢複邊境巡邏。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報》。）五月十一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嚴正抗議，並重申：“如果印度方麵不從中國領土上撤走侵略據點和入侵軍隊，並且繼續進行挑釁活動，中國邊防部隊將不得不實行自衛”。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報》。）
中國政府的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當局拒絕。他們反而錯誤地認為，通過這幾個月的蠶食行動，尼赫魯的“判斷和膽略已勝利地得到了證明，‘前進政策’的基本前提也從而得到了證實”。②（②[澳]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三聯書店1971年5月版，第390頁。）
到了六月，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繼續增兵，並擴大蠶食範圍。七月五日，印度軍隊侵入加勒萬河穀地區。這一地區，是印度進入中國阿克賽欽地區的通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國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印度政府在複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萬河穀的印軍。隨後，中國邊防軍在這一地區同印軍展開了艱苦的反蠶食鬥爭。
印軍入侵加勒萬河穀，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證實了中央軍委早在五月間作出的判斷，印方的主要企圖是逐步侵占阿克賽欽地區。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來接連聽取中印邊界情況匯報，十一日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七月十四日，中央軍委派總參作戰部負責人專程趕到新疆，向新疆軍區和西線邊防部隊傳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在中印邊界西段開展反蠶食鬥爭的指示，並具體指導這一鬥爭。
毛澤東的意見是：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製，不能急於打。一要進一步揭露尼赫魯的真麵目；二是要爭取國際上正確認識中印邊境鬥爭的是非問題。有些國家想利用我們國內存在暫時困難的機會，推我們上陣，整我們一下，但我們不上他們的圈套。我們現在堅持不打第一槍。我們的方針是八個字：“決不退讓，避免流血。”緊接著，毛澤東又補充了八個字：“武裝共處，犬牙交錯。”①（①轉引自《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頁。）在毛澤東上述意見的基礎上，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針”，即“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反蠶食鬥爭的總方針。②（②中央軍委的工作報告，1962年8月10日。）
就是在中印邊界雙方緊張對峙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然沒有放棄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努力。在同毛澤東商量後，周恩來七月二十三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同梅農繼續會談中印邊界問題的指示，發給正在率代表團出席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的陳毅等。指示陳毅利用這次日內瓦會議的機會，約見印度國防部長梅農，向他說明中國政府曆來主張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並商談恢複談判的有關事宜。③（③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與梅農繼續會談中印邊界問題給陳毅並代表團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但是，中國政府一切和平解決邊界衝突的努力，絲毫沒有收到效果。後來，印度軍隊終於在中印邊界的東段和西段同時發動大規模進犯，中國軍隊不得不實行自衛反擊。
在中國西部邊陲發生新疆問題和中印邊界反蠶食鬥爭問題的同時，在台灣的蔣介石也趁國內發生經濟嚴重困難之機，叫囂“反攻大陸”，並積極作了部署。東南沿海地區的局勢，頓時緊張起來。
還在四月間，中央軍委就開始注意到蔣介石有派軍隊竄犯大陸的跡象。五月中旬，毛澤東提出要加強備戰。
六月六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林彪關於東南沿海軍事準備問題的報告。十日，中共中央發出準備粉碎國民黨軍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
六月八日下午，毛澤東在杭州約見楊成武、許世友等。楊、許向毛澤東匯報蔣介石最近可能在東南沿海進行軍事冒險的動向，並談了六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情況。
毛澤東對匯報表示滿意，說：“現在對於整個敵我情況，有了個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軍委確定的各種方針和措施，說：“部署很好。完全是積極的方針。”對蔣介石能動員多少兵力“反攻大陸”，他估計：“敵人最多來十五萬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讚成對進犯之敵采取頂的方針。“必要時，可以把敵人進攻的作戰計劃公布。”關於軍工生產，毛澤東讚成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的方針，利用這個機會把軍工搞起來。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製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鬆或下馬。對於揭露蔣介石進犯東南沿海陰謀的新華社電訊稿，毛澤東說，他還要看一看，時間還來得及。①（①毛澤東聽取楊成武、許世友匯報時的指示記錄，1962年6月3日。）
六月十一日，毛澤東審閱修改電訊稿，加寫了一段話：“蔣匪軍多數人是被強迫來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黨是想到大陸來拚命的，或者是為了到大陸沿海地區進行搶劫，想發橫財的。因為台灣人少，兵員不足，匪幫頭子們則想到大陸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壯年補充部隊。”②（②毛澤東在新華社關於蔣軍準備竄犯我沿海地區電訊稿中加寫的話，手稿，1962年6月11日。）隨後，他要秘書林克轉告劉少奇，請劉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羅瑞卿、蕭華、陸定一、吳冷西開會通讀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為中央起草了在內部印發這個電訊稿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根據這個電訊稿“在幹部及人民群眾中用口頭講明，使人民普遍有所準備”。③（③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在進行思想動員、輿論準備的同時，毛澤東指示軍委認真做好必要的防範準備。中央軍委先後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以《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為題，發表了毛澤東審閱定稿的新華社電訊稿，揭露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陰謀。這篇電訊立即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連美國人也感到蔣介石底氣不足，連忙向蔣施加壓力，勸阻他放棄所謂的“反攻大陸”計劃。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就台灣海峽局勢發表聲明，表示不支持蔣介石進攻中國大陸。後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周恩來對毛澤東這一段時間關於國際戰略的考慮，作過回顧。他說：“在這個問題上，生動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國內外形勢中的主要矛盾。當時的形勢是：西北邊境上，有蘇聯修正主義者在新疆的少數民族中進行顛覆活動，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蘇聯去；在西南的邊境上，有尼赫魯挑起的中印邊境衝突。那時候，我們很多同誌都很注意這兩方麵的問題。從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關係來說，從我國同民族獨立國家的關係來說，這兩個方麵都是主要矛盾。可是，從全盤的國際關係來說，我們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說，更重要的還是要抓住美蔣竄犯大陸的陰謀，加以揭露，進行動員，這就有可能推遲或者製止他們的陰謀。毛主席抓住了這個中心環節，就調動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樣，一個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當然是把軍隊動員了，軍事工業動員了。然後，我們的幹部、基本群眾，動員起來了。最後，六月二十三日新華社公開揭露美蔣陰謀。這一來，全世界都被調動了。首先是台灣，到處來打聽消息，英國是不是牽線呀?中美是不是妥協呀?中蘇關係如何呀?緊張得很。美蔣矛盾尖銳了。接著，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發表聲明，說他不支持進犯大陸。實際上，早在二十三目的華沙中美兩國大使會談中，美國人就作了保證。英國跟著說，它不參加台灣海峽的戰鬥。法國也說，這對它沒有任何義務。甚至連日本也出來說，這件事是對東亞不利的。最後才是赫魯曉夫，他摸準了，得到了美國的內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來一個馬後炮，廉價的保證。雖然他的保證是被迫的，裝樣子的，假的，但也有一點表麵價值，至少叫群眾看到不能反對中國。美蔣的陰謀被揭露後，全世界都指責美蔣。”“總之，敵、我、友這三方麵在這個鬥爭中都調動起來了。”①（①周恩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6日。）
毛澤東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離開武漢到青島，後來改變主意，想在武漢多遊幾次長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寫給彭真的信中說：“我現決定在武漢住到月底，遊長江對我十分有益，我要遊七天至十天江。然後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團，都在武昌談話。請你安排。”②（②毛澤東給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毛澤東六月三十日離開武漢。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幾個省的負責人著重了解他十分關心的夏收情況。在鄭州，從劉建勳那裏得知麥收不那麽壞，預計秋收還要好一點。在濟南，從山東省委的匯報裏，了解到“情況大變”，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災外，農村形勢不壞。麥收四十二億斤，比原來估計的二十九億斤增加了十三億斤。而河南、山東是幾年來農業減產最嚴重、經濟最困難的兩個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長沙同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談話時，了解到湘潭地區夏糧增產了十億斤。這些情況，對毛澤東作形勢估計都是很有影響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聽劉子厚匯報時他說：“今年河南麥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麥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幹部群眾的意料。”③（③毛澤東聽取劉子厚匯報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這時，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正在籌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進一步製定調整農業、工業、商業等方麵政策的文件，為召開八屆十中全會作準備。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
一段時間以來，為了克服農村麵臨的困難，在安徽等地曾經實行過“責任田”、“包產到戶”等做法，對恢複農業生產有明顯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①（①鄧子恢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62年5月9日。）會後，他在中央黨校、解放軍總後勤部和政治學院等單位作報告，係統地發表了包產到戶的意見。
六月底，田家英結束了湖南調查，回到北京。他在調查中間，遇到一個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況，就是一些地方的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因而他逐漸萌生了用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渡過暫時困難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時，曾反映過農民要求包產到戶的情況。毛澤東反應冷漠，對田家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田家英回到北京時，毛澤東還在外地，他立即向劉少奇匯報。匯報剛開了個頭，劉少奇就接過去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他提出分田到戶的意見。劉少奇對當時國內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他說：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台，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田家英問劉少奇，他關於分田到戶的意見可不司以報告主席。劉少奇說，可以。
毛澤東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當天就在中南海遊泳池召見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意見。他的意見是：現在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百分之三十，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可能達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體和半集體。等到生產恢複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等到田家英講完了，毛澤東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一下把田家英問住了。
毛澤東接著又問：“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家英回答：“是我個人的意見。”毛澤東再沒有說什麽。談話就這樣結束了。①（①《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頁。）
直接向毛澤東當麵陳述意見的，還有陳雲。陳雲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後，就分田到戶的問題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人交換過意見，大家的看法大體一致或者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七月六日，陳雲致信毛澤東，說：“對於農業恢複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②（②陳雲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當天下午，毛澤東約見了他。陳雲申述了主張實行分田到戶的理由。他還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複隻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據陳雲後來回憶說：“談話以後，毛澤東同誌很生氣”。③（③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82年11月22日。）
在毛澤東回到北京的前幾天，七月二日，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談到幾個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對這一段時間老是講錯誤、講困難，有意見。還談到據陶鑄、柯慶施講，毛澤東也表示恐怕講錯誤差不多了，講困難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後要講克服困難。對此，彭真提出：“講困難缺點到此為止，轉為積極方麵。”鄧小平說：“我傾向這樣。”
這次書記處會議還討論了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說：“恢複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雲同誌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還說：“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複，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讚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麽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複。對於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2年7月2日。）
過了幾天，七月七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與會者時，也談到了包產到戶問題。他說：在全國，鞏固集體經濟，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現在，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恐怕不隻百分之二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後找出個辦法來。中央準備在八月會議上研究一下。②（②《鄧小平文選》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頁。）
剛剛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深深地感受到了包產到戶主張所形成的強烈衝擊。這可能是他沒有想到的。這些意見，同他在外地所聽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樣的不同。
對於包產到戶問題，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試試看的態度。據薄一波說：“曾希聖同誌於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匯報這個問題時，毛主席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曾立即打電話告訴省委：‘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廣州會議尚未結束，毛主席又通過柯慶施同誌轉告曾希聖同誌說：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三月二十日，曾希聖同誌又給毛主席並少奇、恩來、小平、彭真、慶施同誌寫信，如實分析了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壞處，認為好處明顯，大於壞處。毛主席未表態。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趕到蚌埠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勉強說了一句：‘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①（①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確定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對包產到戶采取了否定態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間，毛澤東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況比預料的好得多，而黨內高層卻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包產到戶或分田單幹，他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
七月八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並不那麽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誌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毛澤東表明了他對包產到戶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什麽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他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②（②周恩來同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處負責人談話記錄，1963年6月18日。周恩來台曆。《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頁。）會後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後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談話了解情況。
這時，中央常委的同誌都已經清楚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明確態度。七月十八日，劉少奇在對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幹部的講話中，講了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問題，他說：現在相當多的集體經濟發生動搖，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險。對於這個問題，中央正在討論，即將規定若幹政策措施。你們到農村去，要抓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①（①《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頁。）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緊急下發了《關於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
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約楊尚昆談話。這次談話的內容，據楊尚昆的日記記載，毛澤東提出：“(1)是走集體道路呢?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2)對計委、商業部不滿意，要反分散主義。”這次談話使楊尚昆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撼，他在日記裏寫道：“我覺得事態很嚴重!!十分不安!”②（②《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頁。）
但是，性格耿直的鄧子恢，卻在毛澤東批評了包產到戶之後的七月十七日，當麵向毛澤東陳述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他說，從安徽的當塗和宿縣的情況來看，“責任田”能做到五統一(即主要生產資料、生產計劃、勞動力、分配、上繳任務統一於集體)，不是單幹。“責任田”實際上是一種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製，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不願改變。③（③《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頁。）關於這次談話的情況，據後來毛澤東說：他(指鄧子恢。——引者注)向我談了，他也向別的同誌談了。他要保薦，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管理方法。那個時候，我給他提出幾個問題。我一提出一個問題，弛就不答複，他講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複我的問題。所以，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鍾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鍾頭的訓。不是什麽談話，是受他的訓。因為我給他提出的問題，他不答複嘛。④（④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董必武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9月25日。）
七月十九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會上把前一天同楊尚昆談的那兩個問題，重複了一遍，但沒有點名。會議確定，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兩批去北戴河。①（①《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頁。）
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同前來參加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批評了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意見。他說：“你們讚成社會主義，還是讚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範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願，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麽，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複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麽樣?難道說恢複就那麽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誌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②（②毛澤東同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要點，1962年7月20日。）
毛澤東這一番不同尋常的談話，使人們在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夕，已經隱約地感到一種緊張的氣氛。
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看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廣西桂林專區龍勝縣主持召開的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的記錄，當即批示印發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文件提出，要劃清集體經濟和單幹的界限，並提出目前鞏固集體經濟的方針和必須做好的工作。為了引起與會者的重視，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後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誌研究。並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去討論。”①（①毛澤東對《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記錄》的批語，手稿，1962年7月22日。）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審閱了《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並決定作為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之一印發討論。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從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開了一個月。會議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為止，主要是起草有關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商業、工礦企業生產和工人生活、幹部交流等文件。這些文件加起來，大大小小有二十個之多，光是關於農村工作的就有十五個。在這些文件中，毛澤東最看重的，是《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號樓的會客室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都參加了。會上議論的問題很廣泛，從國際形勢到莫斯科和平裁軍會議，再到國內形勢、東南沿海備戰、黨內出現一些右的苗頭、精簡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談到國際國內形勢時，毛澤東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當前國際國內都有一個共同性問題，就是革命究竟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對我們這些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我們是獨特路線。不獨特不行，不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行。國際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麵，也有右的苗頭。
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爭取普遍裁軍的世界和平大會上，中國代表團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調”方針發言，較多地強調高舉和平旗幟的立場，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對此，毛澤東說：我們犯了錯誤，脫離了群眾。要對這些黨打招呼，向他們說明我們仍然堅持斯德哥爾摩會議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曾經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對蘇聯的對外政策。）上我們的主張，我們在那個會上的調子，就是我們現在的調子。
“七千人大會”以後，王稼祥等多次就對外關係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向中央陳述意見。他提出：“我們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不要隻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還提出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頁。）這些意見卻遭到錯誤的指責。後來，毛澤東還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見概括為“三和一少”，即所謂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鬥爭支援少一點，並稱這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在談到黨內開始出現一些所謂右的苗頭時，毛澤東說：出氣的好處是思想活了。同時，像包產到戶等主張也出來了。有的是正確的考慮，有的則是牛鬼蛇神。他問三北地區的負責人：你們穩住穩不住?你們那裏是資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領導，還是無產階級領導?③（③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2年7月28日。）
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起草文件的這段時間裏，毛澤東分別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屬的省市區負責人談話，聽他們匯報情況，議論一些問題，談自己的看法。他把這個過程稱作“周遊列國”。
這是毛澤東常常采取的一種方法。他要在會議上發表一篇重要講話時，先要分別與地方上的負責人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闡述自己的觀點，起一種“吹風”的作用。
保留下來的談話記錄不完全。下麵是現有材料中那幾次談話的主要情況。
八月二日晚，毛澤東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參加。
他先問目前的生產情況，又問到農村單幹的情況。河北、山西、內蒙古、北京的負責人一一作了回答，說明山西、內蒙古和北京的單幹情況並不嚴重，河北有少數生產隊有這個問題。毛澤東說：看來你們那裏單幹問題還不嚴重。從全國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錯誤在糾正嘛。有少數人把形勢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數人說一片光明。從整個形勢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問題。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鬥爭方麵，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個鬥爭的時間相當長，一百年後還有這個問題，這種形勢要看到。
談到有的大隊核算單位沒有下放，生產也搞得很好，毛澤東說：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辦得好，又增加生產，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隊。
談到生產隊的規模和管理問題時，毛澤東說：生產隊以二十戶左右為宜，太大了不好。田間管理責任製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組、到戶、到人，這是進步的管理辦法，不能說不好。①（①毛澤東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要點，1962年8月2日。）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區負責人談話。
八月五日，毛澤東找來華東的柯慶施、李葆華和中南的陶鑄、王任重談話，有鄧子恢、陳伯達、陳正人、廖魯言、王觀瀾參加。這一次，比較係統地講了他的意見，問題越來越集中到階級和階級矛盾問題上，而這個問題又主要是從包產到戶引出的。
他說：我“周遊”了全國一遍，找各大區的同誌都談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區雲南、貴州、四川各省的同誌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占三分之一。你們有沒有這種調查?
他說：有沒有階級呢?我看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餘都還存在。農村當中還有富裕階層，階層之間有沒有矛盾呢?毛澤東在這裏用提問題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見。接著，他又說：矛盾分幾種。第一種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矛盾，包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類似敵我矛盾，因為這兩個敵對階級是互不相容的，這種矛盾同第一種矛盾雖然近似，但是要有區別，還是把它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在講兩類矛盾的時候，毛澤東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放到這樣突出的地位，這同他自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是一致的。
他還說：“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不能一風吹。準備把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大家看一看。”彭德懷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懷寫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長達八萬字的信，對廬山會議問題、高饒聯盟問題、“裏通外國”問題、軍事路線問題以及曆史上的一些問題，提出申訴，要求組織專案小組對這些問題逐一審查。
講到分田到戶，毛澤東說：有的人主張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戶，有的人主張全部分田到戶。這就是說，基本上單幹或者全部單幹。也就是說，把五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可是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他說：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幹是可以的，還有百分之九十是集體的嘛!如果全部鬧單幹，或大部分鬧單幹，我是不讚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
談到形勢問題，他說：我找各大區的同誌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並非一片黑暗。有的同誌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當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誇時講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間派。應當說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許多問題還亟待解決。還要花幾年的工夫，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最後，他提出幾個問題，要大家議一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小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到底走什麽道路?①（①毛澤東同華東和中南地區負責人談話記錄，1962年8月5日。）
這次談話，是為八月六日在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作最後的準備。
為了更深入地討論和研究一些問題，劉少奇提議、中央常委一致讚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負責人成立核心小組(又稱中心小組)。中心小組名單經毛澤東批準。②（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由22人組成，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毅、陳伯達、羅瑞卿、謝富治、穀牧、陸定一、楊尚昆、柯慶施、李井泉、陶鑄、宋任窮、李雪峰、劉瀾濤。）
這段時間，毛澤東接連批了幾個材料，印發會議。其中有：安徽省太湖縣委宣傳部錢讓能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給毛澤東的信，新華社關於南共聯盟領導人談南斯拉夫經濟情況的一篇綜合報道，新華社播發的題為《南斯拉夫經濟困難重重，社會弊害叢生》的報道，以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刊載的一篇訪問記《一個美國農場主對蘇聯農業問題的看法》。還有一篇論波蘭農業合作化發展道路的文章，是專批給陳雲、鄧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澤東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樂部會議室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全體大會。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三個問題，即階級問題、形勢問題和矛盾問題，要大家討論。
關於階級問題，他說：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共產黨也就是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階級的黨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對什麽人專政呢?在國內就沒有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可以談一下。這是個基本問題。我同六個大區的同誌都談了一下，聽說國內也有人這樣講。有人聽到說國內還有階級存在，為之吃驚。
關於形勢問題，毛澤東說：國內形勢，就是談一談究竟這兩年我們的工作怎麽樣。過去幾年，我們有許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還是搞好了，比如我們的建設工作，還是有成績的。這主要是講工業方麵的建設，農業方麵的水利。現在有些人說，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這個看法對不對?這是講農村。工業，因為主觀客觀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麽好的，那末下半年怎麽樣?也可以談一談。大體上說，有些人把過去幾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現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誌，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沒有什麽好多光明了。這兩種看法，究竟是哪一種對?或者都有不對?如果都不對，就要提出第三種看法。第三種看法是怎麽樣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問題不少。還是回到我們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上講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我傾向於不那麽悲觀，不那樣一片黑暗。一點光明都沒有，我不讚成那種看法。
關於矛盾問題，毛澤東說：有些什麽矛盾?第一類是敵我矛盾，然後就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無非是這兩類。人民內部有一種矛盾，它的本質是敵對的，不過我們處理的形式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如果我們承認階級殘餘還存在，那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年幾十年的問題。我想甚至是幾百年，這個殘餘還要存在。哪一年社會主義完結，進到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階級矛盾了。不是階級矛盾，也有別的矛盾嘛。馬克思主義是不讚成沒有矛盾的，不讚成“無衝突論”的。
接著，他講到現實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單幹問題。他說：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幹，究竟有多少?從全國來說，你們估計一下，是百分之幾，還是百分之十幾，還是百分之二十?不是從個別地方來說。個別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現在這個時期，這個問題比較突出。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已經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現在暫時不要動，不要去強迫糾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們的中心，這一次文件①（①指《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上表現了。為什麽要搞這麽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幹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
其次是階層問題。他說：資產階級分階層，農民、小資產階級也分階層。比如現在鬧單幹的，是那個勞動力強的、比較富裕的階層。有比較貧的階層，有比較富的階層，還有中間階層。地主富農的殘餘還存在著。資產階級跟地主富農爭奪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是要搞單幹。無產階級如果不做工作，集體化就不能鞏固。
接著又談到積累同消費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敵我矛盾。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來說，實際上是起點題作用。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在會上我隻是提了個題目，投有表示態度。隻是在光明和黑暗的問題上露了一點。等一兩天再講一點。”這個講話後，會議便轉到討論毛澤東提出的三個基本問題，特別是階級鬥爭的問題，而且形成一邊倒的形勢。
八月九日中心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從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內，中心小組共召開八次會議。每次中心小組會一結束，參加會議的中央局第一書記就在小組會上分頭傳達，組織討論。毛澤東通過這種辦法，來指導和推動中央工作會議的進行。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組會議上，六個組匯報討論情況，謝富治講了敵我矛盾問題，羅瑞卿講了部隊對單幹的看法，陳伯達講了合作化的曆史，康生講了蘇聯集體化的曆史。毛澤東隨時插話。他對這兩天各組討論的情況，認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問題，隻抓具體問題，因此沒有展開。注意觀點和分析不夠，有些沉悶。他提出，現在需要務虛，認真討論一下。階級分析要認真注意，遇到困難和波折時，這方麵容易被忽視。
李井泉說，單幹以後，兩極分化很厲害，隻要兩年就很明顯。毛澤東說：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汙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麵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還說：集體化的鞏固，必須經過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經受考驗的。
在談到對形勢的看法時，毛澤東說：應當有分析，有比較，不能是一片黑暗。過去講一片光明，現在又說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現在沒人講了。從一九六。年下半年以來，大家隻說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隻講黑暗，一種是講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務是從分析形勢提出來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單幹。認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辦法就是大部單幹，小部集體。然後又必然反映到方針、措施和世界觀上。
毛澤東還提出，關於矛盾問題，要再加上一條，即正確與錯誤的矛盾。他說：搞社會主義革命，從一九五三年算起，不過才十年。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中間犯過錯誤，如“共產風”、瞎指揮、“大辦”、高征購等，本來想搞得快些，結果反而慢了。引黃灌溉是瞎指揮，沒有經驗，不知道還會鹽堿化。這些都屬於認識上的錯誤。所以我說要加上一條正確與錯誤的矛盾。毛澤東還指出，現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9日。）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組繼續開會。在聽取了各組匯報以後，劉少奇、鄧小平、陳毅、鄧子恢發言。
大家匯報說，根據主席指示，集中討論了原則問題，很有興趣，熱情很高。毛澤東滿意地說：“會議抓主要問題、本質問題很需要。最近，陝西一個公社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現在有些地方出現包產到戶，是‘一葉知秋’。我說不對，也可以一葉知冬，冬過了還有春嘛!總之，不要盡講黑暗。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隻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遊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隻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隻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鄧小平發言說：“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隻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幹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曆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這個曆史時期還有階級、階層，還有階級鬥爭。”鄧小平還講到，無論在國際鬥爭方麵，還是在國內問題上，都要看我們的旗幟鮮明不鮮明。左派旗幟不鮮明，歪風就厲害。
劉少奇說：“主席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長時期內，一直到消滅階級都是管用的。我們這個國家階級存在的時期還是很長的，因此，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關於形勢問題，他說：“一月會議我們做過一個估計，當時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五月會議又有一個估計。現在看，五月會議對困難有兩點估計過分了。第一是認為夏收減產已成定局。現在看沒有減產還增了產。(毛澤東插話：“夏收還沒有定局。今年整個講是增產了。山東增產了八億斤，全國都增產。”)第二是那時估計單幹在全國已占百分之二十。現在看全國最多也不過百分之十。因此五月會議上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是指全國講的，有些地方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毛插話：“那時河南、安徽外逃的人減少了，社會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國如此。這說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會議下了決心，減輕征購任務。當時對困難估計有三種設想：一是估計夠了；二是估計不夠；三是估計過頭。當時認為把困難估計得充分一點，即使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會有思想準備。但是有些喪失信心。”
劉少奇說到這裏，毛澤東又插了一段話，說：“恐怕還是一月會議估計得對。過去打仗，軍隊有兩種情況。一種傷亡大，一個連損失一半，但他們不叫困難，把幾個連合並起來。另一種是傷亡小，一個連隻損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難。你們有這樣的經驗沒有?有人估計，恢複需要五年到八年。講農業恢複，不要說需要那麽多年，什麽五年、八年，要有點希望。講得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難不適當地誇大。如果那樣講，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如‘六十條’、‘七十條’、減人兩千萬、改變高征購等都不靈，或者說我們的政策要長期才能見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實上已經起了作用。單幹風越到上麵越大，下麵就好一些，尤其是災區越好。”
劉少奇談到在經濟上、在黨內都會產生資產階級分子時，毛澤東說：“不隻是在農村，在商業、在工業方麵都要產生，黨內也可以產生資產階級分子。”
劉少奇談到農業是關係我國命運的問題，非搞社會主義大農業不可。隻能這樣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澤東又插話說：“這是指共產黨，而且是共產黨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樣想，你有什麽辦法?我經過河北、山東，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長沙、武漢，走了一圈。在武漢，把柯慶施叫去，大家談到要修改‘六十條’，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張百分之四十搞集體，百分之六十有領導地下放搞包產到戶①（①當時田家英的主張是：百分之四十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百分之六十為集體和半集體。），否則生產就要破壞。”這一次，毛澤東點名批評了田家英。
鄧子恢在會上作了檢討。毛澤東對他提出嚴厲批評。又說他是屬於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準備的人，對社會主義革命不感興趣，並且提到所謂砍二十萬個合作社的曆史舊賬。
關於矛盾問題，毛澤東又加了一個：照抄外國與自力更生的矛盾。②（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1日。）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澤東找來一九六一年廬山會議印發過的一個文件，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編印的《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毛澤東當時曾經寫過一個批語，肯定了這個文件。這一次，毛澤東要求重新印發，並寫了一大段批語批評鄧子恢，不但算了一九五五年所謂砍合作社的1日賬，還算了一九五。年“提倡四大自由”等老賬。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組會議上，羅瑞卿、彭真等作了發言，鄧子恢再次作檢討。
羅瑞卿發言，在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時候，毛澤東插話，提出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麵的。”
這是毛澤東不是最早也是比較早地提出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
羅瑞卿談到錢讓能在信中說，不按他的辦法搞包產到戶，農業就不能恢複。毛澤東接著說：“為什麽江西沒有按他的辦法，就搞得好呢?山東破壞得厲害，為什麽恢複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個省都有。北京十個縣今年就可以恢複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沒有恢複的問題。”
羅瑞卿還談到，軍隊一些高級幹部，對於把形勢講得很壞有意見。毛澤東說：“軍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幹部講的是一片黑暗。華東局在上海開會，有的省委書記，如山東的周興，都是講一片黑暗。但同一個周興，隻過了兩個月，我到了山東找他和裴孟飛談話，他就眉飛色舞，說形勢很好，估計今年山東小麥可增產八億到十億斤。”
鄧子恢再次作檢討。當他談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難的材料，又聽到黑龍江、四川等糧食基地垮了的時候，毛澤東說：“你記得不記得，紅軍長征由原來的三十萬人隻留下二萬八千人，當時中央是怎樣估計的?當時中央估計，我們不是弱了，而是強了。因為過去不鞏固，方針、戰略、戰術不對頭。後來一總結就清楚了，有了經驗了。”
鄧子恢談到，他這一次的問題，不僅表現在思想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講了四次話，讚成包產到戶。毛澤東接過來說：“這與你主張貧農團不是自相矛盾嗎?貧農是搞集體的嘛，難道貧農團要搞單幹?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調查，隻調查了一個公社的一個隊，在湘鄉、寧鄉也隻調查了一個隊，連一個公社也沒有調查。大概這氣候適宜於你，你敢講了。你六月講了，隻有兩個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兩年再說也好嘛。”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3日。）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組會議上，李富春、譚震林和康生發言。
李富春發言，首先肯定毛澤東提出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很深刻，很及時。接著說，要抓生產，工農業生產要抓十年。這時，毛澤東插話，講了一個重要思想：“我們各方麵政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發展生產，促進生產，對生產有利。”當時，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但也並非隻講階級鬥爭，不講生產，不講發展生產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毛澤東終生追求的目標。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麵是階級鬥爭(越來越占主導地位)，一方麵是發展生產力。在許多情況下，他總想把這兩者統一起來，方法是通過抓階級鬥爭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然而，這樣做總是事與願違，往往不是促進而是妨礙生產力的發展。
關於農業恢複時間問題，毛澤東說：“瞎指揮我們不幹了，高征購改正了，農業恢複的時間會快一些，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兩年，六四年掃尾。”毛澤東的這個估計，跟後來的實際情況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就全麵好轉了。
譚震林發言，批評包產到戶，批評對困難的估計多了。
康生在發言中，主要講階級鬥爭的規律問題。他說，過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個規律：每當我們黨內搞出缺點、錯誤和困難的時候，黨內黨外總要起風波。②（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5日。）
從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會議轉入討論商業、物價、糧食等問題。
同一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心小組會議，李先念、周恩來發言。
李先念講到階級鬥爭問題時，毛澤東說：“打了一輩子仗，把階級鬥爭忘記了。現在階級鬥爭的形勢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流血的，現在不是了。”
李先念講到糧食問題，說征購任務減少了，夏收的產量原來估計低了，現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進口糧食五百四十萬噸，今年進口四百七十萬噸，減少了七十萬噸。逐年減少。毛澤東說：“減少了七十萬噸，就是十四億斤。你看，進口減少了嘛，逐年減少嘛。現在人還沒有減到兩千萬，減到兩千萬，進口還可以再減。”他問周恩來：“今年進口糧食減少七十萬噸，明年能減多少?”周恩來比較謹慎，說賬還沒有算，可先減少七十萬噸，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說：“自由市場的物價下降一倍。豬肉價格下降了一半，糧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澤東說：“隻一個夏收就下降了，秋後還要下降。這是供求關係法則嘛。豬多了不賣幹什麽?”李先念帶有檢討的口吻說：“我們做財貿工作的看問題多，看困難多。”毛澤東說：“講形勢讓譚震林講，講困難讓你講，這可能有職業病。”
當時商業工作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同時存在兩個市場(國家計劃收購市場和自由市場)、兩種價格(國家計劃收購價格和自由市場價格)。李先念提出一個問題：糧、棉、油是否進入自由市場?毛澤東和劉少奇對這個問題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澤東說：“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場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還不如讓它公開出來，起糧食交流作用。有許多三類物資，我們不搞，又不允許上自由市場，結果邯鄲把幾百萬斤三類物資都損壞了。”劉少奇說：“自由市場事實上是存在的。你不讓搞，它有黑市。不讓它存在是不行的。”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7日。）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後一次中心小組會議。劉少奇就會議傳達問題講了話。他說：這次會議討論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究竟怎樣傳達?是傳達廣一些好，還是傳達窄一些好?傳達廣一些，對幹部教育有好處，但是容易聯係到反右。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鬧不好在實際上可能發生反右，容易劃分不清，什麽都聯係到階級來分析。應該規定個傳達範圍。毛澤東當即表示：我讚成，要寫一個決定。
劉少奇的這個建議極為重要，防止了在北戴河會議重提階級鬥爭後在全黨立即出現反右。
毛澤東在會上也講了話。
他說：“問題講清楚，不傷人。如鄧老②（②指鄧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單幹好，還是集體好，要由曆史作結論。蘇聯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沒有搞好，糧食也沒有過關。”又說：“我們要和風細雨地把問題講清楚，分清是非，廣泛地聯係實際，主要是解決思想問題。要說理，要講道理，像這次會議一樣。”
講話又轉到階級問題。他說：“階級、階級鬥爭問題，有的同誌講，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出現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經過兩百年左右的時間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明確地宣布，他的學說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到了列寧，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十月革命以後，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總之，離開階級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說明問題。”他說：“過去簡報看得少，這次的簡報都看了。對講階級、階級鬥爭，我有興趣。不講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就沒有勁了。”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20日。）
這最後一次中心小組會議，毛澤東講的中心問題還是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而且已經出現把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絕對化的情況。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舉行全體會議，毛澤東主持，陳毅作關於國際問題的報告。至此，曆時一個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了。這次會議，從思想上、理論上、政策上為八屆十中全會作了準備。當天晚上，毛澤東乘專列回到北京，將在北京主持召開八屆十中全會。
八屆十中全會先開了近一個月的預備會議，從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預備會議的前期，主要討論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批評鄧子恢的所謂“單幹風”，還討論了國際形勢和幹部交流等問題。從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為單位的六個組先後轉入批判彭德懷、習仲勳的所謂“翻案風”。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召開，會議的開法基本上是大會發言。
二十四日的全會，由毛澤東主持並講話。他說：
“這次中央全會，要解決幾個重大的問題。農業問題、商業問題，這是兩個主要的問題。第三個主要的問題。就是黨內團結的問題。工業問題、計劃工作問題，是第二位的問題。另外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監察委員會擴充成員的問題，再一個是幹部上下左右交流的問題。”
“這次全會可以說不是今天開始，已經開了兩個月了。在北戴河開了一個月，在北京又開了一個月。實際的問題，在那兩個月各小組都討論清楚了。現在開大會，就不需要多少時間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接著，他對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三個問題作了係統闡述。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個問題：階級、形勢、矛盾。
關於階級。國際帝國主義、民族主義，那些都是資產階級國家，階級鬥爭沒有解決，那是不待說了。所以我們有反帝的任務，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鬥爭?應該肯定還是有的，還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的一個長時期內，因為國際資產階級的存在，因為本國資產階級殘餘的存在，因為本國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階級中間還不斷生長資本主義分子，所以剝削階級雖然被推翻了，它還是要長期存在的，甚至於要複辟的。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後，比如在英國、法國，經過幾次複辟。讀過英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的就知道。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複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同階級鬥爭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幹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們要對他們進行教育。……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大會就講，使得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接著談形勢問題，對幾年來國內外形勢的發展曆程，作了一個很概括的論述。
“國際形勢是很好的，國內形勢過去幾年是不好的。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這兩年是低潮，因為我們辦錯了許多事，主要是高征購、瞎指揮這兩件大錯誤。各種的瞎指揮，農業的瞎指揮，工業的瞎指揮，幾個大辦。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改變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講這個問題了，就看出這個問題了。然後就開了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這中間，有一段強調得不夠，因為修正主義來了，修正主義壓我們。從一九五八年夏季開始，要封鎖我們的沿海，要搞共同艦隊。然後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邊界問題，塔斯社發表聲明，表示中立，實際上是幫助尼赫魯。這一年十月，我們國慶十周年，赫魯曉夫在我們的講台上攻擊我們。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我們‘圍剿’。然後，就是這一年的兩黨會談、二十六國起草委員會會議和八十一國莫斯科會議。(周恩來插話：還有個華沙會議。)你看，在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出現這樣的現象。這個問題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複雜雖然複雜，但也就是那麽一個道理，就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至於形勢，無論國際國內，現在都在好轉。”
毛澤東談到第三個問題，矛盾問題。
“矛盾。我們跟帝國主義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國的矛盾；我們跟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各國人民跟本國反動派的矛盾；各國人民跟修正主義的矛盾。在我們中國，也有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右傾機會主義，現在恐怕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北戴河和北京這兩個月的會議，討論了兩項性質的問題：一項是工作問題；一項是階級鬥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跟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
毛澤東越來越把國際方麵的鬥爭(主要是同蘇共的意見分歧)，同國內、黨內的問題聯係起來。這種聯係，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錯誤地批判彭德懷等人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就開始了。而今，幹脆就把“右傾機會主義”改稱為“修正主義”，並且確立了在國內要解決“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這樣一個觀點，這樣一個提法。他認為，這兩種鬥爭，國際的和國內的(主要是黨內的)，歸根到底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的鬥爭。隨著形勢的變化，毛澤東的這個思想觀點越來越發展，越來越強化了。
毛澤東接著說：
“我現在再講一點，關於我們怎麽對待國內和黨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我說，還是照我們曆來的方針不要改變，即：不管犯了什麽錯誤的同誌，隻要認真改變，我們就歡迎。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的那個路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錯誤的同誌，隻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馬克思主義立場，我們就跟你團結。在座的有幾位同誌就是這樣。我歡迎你們采取這樣的態度。我們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一看二幫嘛。我勸一些同誌，無論是裏通外國也好，搞什麽秘密反黨小集團也好，隻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來，誠實地向黨承認錯誤，我們就歡迎，決不采取不理他們的態度。近來有一股風，無論什麽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錯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錯了的部分平反，沒有搞錯，搞對了的，不能平反。”
盡管毛澤東重申延安整風時期對待犯錯誤同誌的正確方針，但是由於前提搞錯了，甚至是顛倒了，把黨內的一些不同意見分岐，錯誤地當作“右傾機會主義”或叫作“修正主義”，進行批判。這就不可能做到正確處理黨內的不同意見分歧，而使一些同誌蒙受不白之冤，使黨蒙受重大的損失。
毛澤東還特別提醒大家：
“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我們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鬥爭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請各部門、各地方的各位同誌注意。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擾亂了我們，我們那個時候不覺悟。本來是搞工作的，後頭來了一個風暴，就把工作丟了。這一回，可不要這樣。各部門、各地方的同誌傳達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鬥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現在組織了兩個審查委員會，交給他們去審查。要有確實證據，要說服人。不要讓階級鬥爭幹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鬥爭。”①（①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
這是注意了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的教訓，接受了劉少奇的意見，而提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正是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表示了這樣一種鮮明態度，才使得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的幾年內，經濟調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計劃進行，沒有受到正在發展的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想的嚴重幹擾。
在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批判彭德懷所謂“翻案風”中間，康生等人利用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況，提出了小說《劉誌丹》(上冊送審樣書)有嚴重政治問題，說這本小說是在為高崗翻案，向黨進攻，以此陷害支持這部小說的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人。在這次全會上設立了兩個審查委員會，一個是彭德懷一案，另一個就是習仲勳等人一案。毛澤東說：“現在不是小說、刊物盛行嗎?利用小說來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②（②據薄一波回憶，在毛澤東這次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這個條子。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頁。）這是搞上層建築。”接著，他提出一個理論觀點：“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識形態。”①（①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問題，從曆史上的階級鬥爭和奪取政權的鬥爭看，是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曆史現象，很值得重視。但是，毛澤東把它用到小說《劉誌丹》上，用到習仲勳等人的身上，則是完全用錯了。而且這樣一來，給中國的文藝事業乃至整個思想界也帶來很大的損害，導致後來的所謂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後果。
毛澤東講完話，由陳伯達對《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作說明。毛澤東又有一些插話。，當陳伯達談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糾正錯誤的過程時，毛澤東說：“從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北戴河會議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來了一個廬山會議，擾亂了我們。階級鬥爭擾亂了我們的經濟建設、社會改造。廬山會議以後，又有國外修正主義的幹擾，以至於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個一年，我們的精力就是對付那方麵去了。這一次，不管國內修正主義，國際修正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反動的民族主義，一切都不受它幹擾，什麽金門打炮也好，沿海要進攻也好，u一2飛機也好，中印邊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東北黑龍江的事情也好，準備今年下半年要鬧風潮的，我們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國內也好，國際也好，隻有那麽大的事，沒有什麽好大的事。‘一個遊魚三個浪，引得懶漢去上當’，那個懶人就得意了，以為很可以捉一批魚了，結果隻有那麽幾條魚。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現在已經站在我們這方麵，或者將來要站在我們這方麵，這是一個堅定的觀點，應該相信。”
陳伯達談到經過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條”、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條”，錯誤在根本上糾正了，我們的情況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澤東說：“一九六一年比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產二百億斤左右的糧食。再有兩年，明年、後年，整個國民經濟可能走上軌道。”
在陳伯達談到要逐步實現水利化和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用機械化、電氣化的勞動來代替手工勞動的時候，毛澤東又插話說：“我剛才講的兩年到三年的時間，是講恢複生產，糧食增長。至於要過關，蘇聯四十三年了還沒有過關，我們是不是四十三年還不能過關?就是要有化學肥料、拖拉機、各種農業機械、農藥、種子，要搞農村運輸，還有水利等各個方麵。要按照科學辦事。過去不重視農業科學家。……什麽種子站、牲畜配種站、農業技術推廣站、拖拉機站、農業試驗場，這次精簡農業部門把這些東西都減掉了。這些東西不應該精簡呀，這些東西要保留的呀，現在要恢複。商業部門也搞弱了，把供銷社取消了，骨幹分子調出去了，這些也要恢複。”
在陳伯達談到國際上修正主義也要封鎖我們時，毛澤東說：“日本還賣給我們化肥，賣給我們特殊鋼，賣給我們農藥，還準備賣給我們生產維尼綸的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社會主義國家不賣給我們。大概下個月他們的代表就要來了，叫高崎達之助，此人當過日本的貿易大臣。要利用他們的技術。列寧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國的技術、美國的技術。我們現在要走這條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尖端不給我們嘛。”
在這裏，毛澤東肯定了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的路子，這對於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是很重要的。從六十年代起，中國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了大量成套設備。一九六三年六月，經毛澤東批準，中國同日本簽訂了第一個采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的合同。隨後，又從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典、意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等國進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八十四項成套設備和技術。①（①《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頁。）
陳伯達在講話中還提起一九五八年大辦人民公社時，他去河南嵖岈山調查的往事。他說：“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錯誤。當時有一股風。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裏都是預先布置了的，幹部已經說好了的，有些農民跟我談話，也是已經說好了的。我以為就有那麽一些事情，生產了那麽一些東西，做了調查，結果是一個完全失敗的調查。回來又在主席那裏胡說八道了一通。主席當時就頂了我。”毛澤東說：“我就批評他。”陳伯達說：“主席那個時候已經非常清楚地了解這些情況，說我那些看法不對。”毛澤東：“還有吳芝圃。”陳伯達：“這事實上都是吳芝圃在那墼布置的。”毛澤東：“那個時候我在一個會議上就批評了你們兩個同誌，一個是陳伯達同誌，一個是吳芝圃同誌，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章。”②（②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陳伯達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
毛澤東在插話中，繼續批評了鄧子恢。他把陳雲、鄧子恢、田家英實際上是作為當時黨內主張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三個代表人物。由於他們的身份不同，他們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主張的表達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澤東對他們采取了不同的對待方法。陳雲，是黨的副主席，他隻是當麵向毛澤東提出個人建議，而沒有到其他場合去講。因此，不論是大會還是中心小組會，毛澤東都沒有指名批評他，隻是在一些小範圍的會議上，不指名地批評過。田家英，是他的秘書，也是當麵向他提建議的，所以對他僅僅在中心小組會上點名批評，語氣也不那麽嚴厲。而對待鄧子恢則不同。因為他在中央黨校和軍隊係統多次作報告闡述和傳播包產到戶主張。在毛澤東看來，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並且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因此，不僅在中心小組會上，而且在大會上，指名批評。在各小組的討論會上，對鄧子恢也開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還相當猛烈。
包產到戶，可以說是同農業合作化相伴隨而生的一種現象。它反映了廣大農民對家庭經營的積極性，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業的技術條件下。後來的實踐證明，它是集體經濟的一種經營方式和經營層次，仍然保留了集體經濟的部分優點，在這個基礎上，仍然可以實行雙層經營，以至條件具備時發展為規模經營。從農業合作化以來，幾次出現要求包產到戶的浪潮，都被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而受到壓製。中國農村的集體經濟在走了一段彎路之後，毛澤東總結經驗，找到以相當於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的體製，作為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形式。他認為就當時來說這是比較理想的形式。應當說，這種體製，由於基本核算單位規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較切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種“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較，甚至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相比較，都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在相當程度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仍然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經營積極性。許多農民要求包產到戶，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對於毛澤東來說，不論是實行包工到組，還是包工到戶、到人，他都可以接受，並且認為這是一種進步的經營管理方法。但是，一聯係產量，即一搞包產到戶，他就認為是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危險的道路。所以，包產到戶問題成為毛澤東一九六二年重提階級鬥爭的直接導火索。在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究竟怎麽搞，采取什麽樣的形式，這是需要根據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是否符合農民的要求，在實踐中去探索的。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繼續舉行全體大會。二十五日的大會，由李先念對《中共中央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作說明。隨後，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繼發言。二十六日的大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後講話。二十七日，全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在通過十個文件①（①這十個文件是：《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關於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名單》、《關於撤銷和補選中央書記處成員的建議》、《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問題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名單》、《關於清查習仲勳等同誌反黨活動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名單》、《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前，柯慶施、劉瀾濤、彭真、李富春先後發言。
在這些講話和發言中，以及在全會的其他發言中，一致讚成毛澤東所講的關於形勢、階級和矛盾這三個問題的意見和觀點，特別是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是在長期革命戰爭和激烈的階級鬥爭環境中發展壯大，直至取得全國政權的。階級鬥爭觀念深深地印在廣大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的頭腦中。他們的工作經驗，主要也是階級鬥爭的經驗。毋庸諱言，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還存在著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對於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但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中，作了完整的表述。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講話的基礎上，加以整理，並經他修改審定的。公報中寫道：
“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①（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654頁。）
這一段話，基本形成後來被稱之為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從此，“反修防修”作為一個基本戰略，成為當時全黨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以後所發生的一係列重大事件，從中蘇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演變成為“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正是這一思路的延伸和發展。
一九六二年的頭幾個月，中蘇關係總的說是在比較平穩的狀態下度過的，但平穩之中也有波折。
二月二十二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給中共加了三條罪名：其一，支持阿爾巴尼亞的“反列寧主義行為”；其二，在國際民主組織會議上采取了所謂“特殊立場”；其三，在國際共運中實行所謂“獨特路線”。並要中共接受它所說的“共同路線”。
三月一日，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將蘇共中央的信當麵交給鄧小平，表示應盡量消除分歧，保持團結。暗示兩黨可以坐下來談，但沒有提出具體建議。①（①鄧小平同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2年3月1日。《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頁。）
中共中央收到蘇共中央來信後，三月三日下午，劉少奇主持召開會議，研究對來信的估計及對策，並要中聯部起草複信。②（②《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頁。）同一天，派專機將蘇共中央來信送給正在外地的毛澤東。
三月中旬，毛澤東在武漢聽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關於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情況匯報時，同他們一起研究了給蘇共中央的複信。
毛澤東回到北京以後，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複信。根據常委會的意見，劉少奇兩次召開會議，修改複信稿，報送毛澤東審定。四月三日，毛澤東再次召開會議，討論複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這封複信。．四月九日上午，鄧小平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將中共中央致蘇共中央的複信交給他。對他說：這封信的中心內容是，為了團結就需要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會。信中提議再次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來解決蘇共中央來信中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出發點是，要開，就必須開好。所謂開好，就是團結起來。①（①鄧小平同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2年4月9日。）
然而，從一九六。年八十一國共產黨和工人黨莫斯科會議以後，蘇共中央已無意再開這樣的會議。他們五月三十一日給中共中央的複信裏，提出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放棄其立場作為召開會議的先決條件。中共方麵的這一建議隻好擱置下來。
這時的中蘇關係，可以說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兩黨之間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兩國關係又因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蘇聯的事件而緊張起來。
從一九六二年初開始，地處中蘇邊境的新疆伊寧、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現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蘇聯的情況。從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漸發展成為大量居民成群結隊越境前往蘇聯的嚴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計達到六萬餘人。特別是在伊寧市，還演變成為衝擊自治州政府機關、搶劫州政府檔案的暴力事件。有確鑿證據表明，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等機構卷入了這一事件，蘇聯邊防部隊還為中國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從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係列措施，努力平息這一嚴重事件。
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蘇國家關係，處理起來非常棘手。這時，毛澤東看到中央統戰部報來的一份材料，反映賽福鼎對解決這一問題的意見。賽福鼎表示，必要時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對處理這個問題會有幫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批示周恩來：“賽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為宜，請酌定。”①（①毛澤東給周恩來的批語，手稿，1962年4月27日。）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四月三十日，周恩來同賽福鼎談話，就如何處理這一事件做了明確指示。②（②周恩來同賽福鼎談話紀要，1962年4月30日。）隨後，賽福鼎緊急趕赴新疆，協助中央處理這一事件。
這以後，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發出了《關於處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來人員的指示》、《關於封鎖新疆地區中蘇邊境問題的規定》等文件。六月底，又發布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命令》和關於向群眾解釋這個命令的宣傳要點。邊民越境外流事件發生後，中國方麵查封了參與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區的一些蘇聯“僑民協會”。蘇聯方麵關閉了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這一事件迅速平息。
這次事件，使得毛澤東等人得出了一個新的認識，認為由於修正主義者搞顛覆活動，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兄弟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了一個性質上的變化。③（③周恩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會議期間，八月三日，毛澤東在聽取西北地區負責人的匯報時，明確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新疆鬥爭的主要方麵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④（④毛澤東同中共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摘要，1962年8月3日。）這一時期，另一個需要特別謹慎處理的問題，就是中印邊界問題。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當局在中印邊境加緊推行“前進政策”，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向中國境內縱深進逼，在中印邊境西端更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邊界西段中國境內加緊增設據點，侵占中國領土。印軍有些據點幹脆設在中國邊防哨所之間甚至側後，與中國邊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錯的局麵，衝突一觸即發。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判斷中印邊界特別是西段邊界將是一個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局麵，要使外交鬥爭同軍事鬥爭相配合，軍事鬥爭服從外交鬥爭。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國政府兩次照會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麵用片麵行動來改變中印邊界現狀的做法是危險的，表示“就中國方麵來說，談判之門總是開著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途徑上來。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報》。）四月十二日，中國外交部就印軍在中國境內占地設點等問題向印度政府提出嚴正抗議，指出：“中國政府有理由認為，印度方麵上述侵犯中國領土的活動是它蓄意在這一地段破壞邊界現狀的信號。”四月三十日，中國外交部再次照會印度政府，抗議印軍連續侵入中國新疆地區並設立軍事據點，進行挑釁活動，鄭重聲明：兩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單方麵地停止向邊界自己這一邊的二十公裏以內派出巡邏隊。在印軍步步侵占中國領土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已命令邊防部隊在印軍最近一再侵擾的地段恢複邊境巡邏。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報》。）五月十一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嚴正抗議，並重申：“如果印度方麵不從中國領土上撤走侵略據點和入侵軍隊，並且繼續進行挑釁活動，中國邊防部隊將不得不實行自衛”。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報》。）
中國政府的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當局拒絕。他們反而錯誤地認為，通過這幾個月的蠶食行動，尼赫魯的“判斷和膽略已勝利地得到了證明，‘前進政策’的基本前提也從而得到了證實”。②（②[澳]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三聯書店1971年5月版，第390頁。）
到了六月，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繼續增兵，並擴大蠶食範圍。七月五日，印度軍隊侵入加勒萬河穀地區。這一地區，是印度進入中國阿克賽欽地區的通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國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印度政府在複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萬河穀的印軍。隨後，中國邊防軍在這一地區同印軍展開了艱苦的反蠶食鬥爭。
印軍入侵加勒萬河穀，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證實了中央軍委早在五月間作出的判斷，印方的主要企圖是逐步侵占阿克賽欽地區。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來接連聽取中印邊界情況匯報，十一日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七月十四日，中央軍委派總參作戰部負責人專程趕到新疆，向新疆軍區和西線邊防部隊傳達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在中印邊界西段開展反蠶食鬥爭的指示，並具體指導這一鬥爭。
毛澤東的意見是：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製，不能急於打。一要進一步揭露尼赫魯的真麵目；二是要爭取國際上正確認識中印邊境鬥爭的是非問題。有些國家想利用我們國內存在暫時困難的機會，推我們上陣，整我們一下，但我們不上他們的圈套。我們現在堅持不打第一槍。我們的方針是八個字：“決不退讓，避免流血。”緊接著，毛澤東又補充了八個字：“武裝共處，犬牙交錯。”①（①轉引自《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頁。）在毛澤東上述意見的基礎上，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針”，即“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反蠶食鬥爭的總方針。②（②中央軍委的工作報告，1962年8月10日。）
就是在中印邊界雙方緊張對峙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然沒有放棄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努力。在同毛澤東商量後，周恩來七月二十三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同梅農繼續會談中印邊界問題的指示，發給正在率代表團出席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的陳毅等。指示陳毅利用這次日內瓦會議的機會，約見印度國防部長梅農，向他說明中國政府曆來主張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並商談恢複談判的有關事宜。③（③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與梅農繼續會談中印邊界問題給陳毅並代表團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但是，中國政府一切和平解決邊界衝突的努力，絲毫沒有收到效果。後來，印度軍隊終於在中印邊界的東段和西段同時發動大規模進犯，中國軍隊不得不實行自衛反擊。
在中國西部邊陲發生新疆問題和中印邊界反蠶食鬥爭問題的同時，在台灣的蔣介石也趁國內發生經濟嚴重困難之機，叫囂“反攻大陸”，並積極作了部署。東南沿海地區的局勢，頓時緊張起來。
還在四月間，中央軍委就開始注意到蔣介石有派軍隊竄犯大陸的跡象。五月中旬，毛澤東提出要加強備戰。
六月六日，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林彪關於東南沿海軍事準備問題的報告。十日，中共中央發出準備粉碎國民黨軍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
六月八日下午，毛澤東在杭州約見楊成武、許世友等。楊、許向毛澤東匯報蔣介石最近可能在東南沿海進行軍事冒險的動向，並談了六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情況。
毛澤東對匯報表示滿意，說：“現在對於整個敵我情況，有了個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軍委確定的各種方針和措施，說：“部署很好。完全是積極的方針。”對蔣介石能動員多少兵力“反攻大陸”，他估計：“敵人最多來十五萬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讚成對進犯之敵采取頂的方針。“必要時，可以把敵人進攻的作戰計劃公布。”關於軍工生產，毛澤東讚成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的方針，利用這個機會把軍工搞起來。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製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鬆或下馬。對於揭露蔣介石進犯東南沿海陰謀的新華社電訊稿，毛澤東說，他還要看一看，時間還來得及。①（①毛澤東聽取楊成武、許世友匯報時的指示記錄，1962年6月3日。）
六月十一日，毛澤東審閱修改電訊稿，加寫了一段話：“蔣匪軍多數人是被強迫來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黨是想到大陸來拚命的，或者是為了到大陸沿海地區進行搶劫，想發橫財的。因為台灣人少，兵員不足，匪幫頭子們則想到大陸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壯年補充部隊。”②（②毛澤東在新華社關於蔣軍準備竄犯我沿海地區電訊稿中加寫的話，手稿，1962年6月11日。）隨後，他要秘書林克轉告劉少奇，請劉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羅瑞卿、蕭華、陸定一、吳冷西開會通讀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為中央起草了在內部印發這個電訊稿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根據這個電訊稿“在幹部及人民群眾中用口頭講明，使人民普遍有所準備”。③（③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在進行思想動員、輿論準備的同時，毛澤東指示軍委認真做好必要的防範準備。中央軍委先後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以《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為題，發表了毛澤東審閱定稿的新華社電訊稿，揭露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陰謀。這篇電訊立即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連美國人也感到蔣介石底氣不足，連忙向蔣施加壓力，勸阻他放棄所謂的“反攻大陸”計劃。六月二十七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就台灣海峽局勢發表聲明，表示不支持蔣介石進攻中國大陸。後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周恩來對毛澤東這一段時間關於國際戰略的考慮，作過回顧。他說：“在這個問題上，生動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國內外形勢中的主要矛盾。當時的形勢是：西北邊境上，有蘇聯修正主義者在新疆的少數民族中進行顛覆活動，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蘇聯去；在西南的邊境上，有尼赫魯挑起的中印邊境衝突。那時候，我們很多同誌都很注意這兩方麵的問題。從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關係來說，從我國同民族獨立國家的關係來說，這兩個方麵都是主要矛盾。可是，從全盤的國際關係來說，我們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說，更重要的還是要抓住美蔣竄犯大陸的陰謀，加以揭露，進行動員，這就有可能推遲或者製止他們的陰謀。毛主席抓住了這個中心環節，就調動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樣，一個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當然是把軍隊動員了，軍事工業動員了。然後，我們的幹部、基本群眾，動員起來了。最後，六月二十三日新華社公開揭露美蔣陰謀。這一來，全世界都被調動了。首先是台灣，到處來打聽消息，英國是不是牽線呀?中美是不是妥協呀?中蘇關係如何呀?緊張得很。美蔣矛盾尖銳了。接著，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發表聲明，說他不支持進犯大陸。實際上，早在二十三目的華沙中美兩國大使會談中，美國人就作了保證。英國跟著說，它不參加台灣海峽的戰鬥。法國也說，這對它沒有任何義務。甚至連日本也出來說，這件事是對東亞不利的。最後才是赫魯曉夫，他摸準了，得到了美國的內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來一個馬後炮，廉價的保證。雖然他的保證是被迫的，裝樣子的，假的，但也有一點表麵價值，至少叫群眾看到不能反對中國。美蔣的陰謀被揭露後，全世界都指責美蔣。”“總之，敵、我、友這三方麵在這個鬥爭中都調動起來了。”①（①周恩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6日。）
毛澤東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離開武漢到青島，後來改變主意，想在武漢多遊幾次長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寫給彭真的信中說：“我現決定在武漢住到月底，遊長江對我十分有益，我要遊七天至十天江。然後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團，都在武昌談話。請你安排。”②（②毛澤東給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毛澤東六月三十日離開武漢。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幾個省的負責人著重了解他十分關心的夏收情況。在鄭州，從劉建勳那裏得知麥收不那麽壞，預計秋收還要好一點。在濟南，從山東省委的匯報裏，了解到“情況大變”，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災外，農村形勢不壞。麥收四十二億斤，比原來估計的二十九億斤增加了十三億斤。而河南、山東是幾年來農業減產最嚴重、經濟最困難的兩個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長沙同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談話時，了解到湘潭地區夏糧增產了十億斤。這些情況，對毛澤東作形勢估計都是很有影響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聽劉子厚匯報時他說：“今年河南麥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麥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幹部群眾的意料。”③（③毛澤東聽取劉子厚匯報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澤東回到了北京。
這時，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負責人正在籌備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進一步製定調整農業、工業、商業等方麵政策的文件，為召開八屆十中全會作準備。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
一段時間以來，為了克服農村麵臨的困難，在安徽等地曾經實行過“責任田”、“包產到戶”等做法，對恢複農業生產有明顯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提出，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那就讓他們搞。①（①鄧子恢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62年5月9日。）會後，他在中央黨校、解放軍總後勤部和政治學院等單位作報告，係統地發表了包產到戶的意見。
六月底，田家英結束了湖南調查，回到北京。他在調查中間，遇到一個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況，就是一些地方的農民普遍要求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因而他逐漸萌生了用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渡過暫時困難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時，曾反映過農民要求包產到戶的情況。毛澤東反應冷漠，對田家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
田家英回到北京時，毛澤東還在外地，他立即向劉少奇匯報。匯報剛開了個頭，劉少奇就接過去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接著他提出分田到戶的意見。劉少奇對當時國內形勢的估計比較嚴峻。他說：這樣下去，無產階級專政要垮台，我現在一天也不敢離開北京。田家英問劉少奇，他關於分田到戶的意見可不司以報告主席。劉少奇說，可以。
毛澤東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當天就在中南海遊泳池召見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的意見。他的意見是：現在全國各地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百分之三十，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可能達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體和半集體。等到生產恢複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等到田家英講完了，毛澤東突然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一下把田家英問住了。
毛澤東接著又問：“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家英回答：“是我個人的意見。”毛澤東再沒有說什麽。談話就這樣結束了。①（①《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頁。）
直接向毛澤東當麵陳述意見的，還有陳雲。陳雲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後，就分田到戶的問題同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等人交換過意見，大家的看法大體一致或者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七月六日，陳雲致信毛澤東，說：“對於農業恢複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次，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②（②陳雲給毛澤東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當天下午，毛澤東約見了他。陳雲申述了主張實行分田到戶的理由。他還說，分田到戶不會產生兩極分化，不會影響征購，恢複隻要四年，否則需要八年。據陳雲後來回憶說：“談話以後，毛澤東同誌很生氣”。③（③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82年11月22日。）
在毛澤東回到北京的前幾天，七月二日，中央書記處召開了一次會議。會上談到幾個中央局主要負責人對這一段時間老是講錯誤、講困難，有意見。還談到據陶鑄、柯慶施講，毛澤東也表示恐怕講錯誤差不多了，講困難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後要講克服困難。對此，彭真提出：“講困難缺點到此為止，轉為積極方麵。”鄧小平說：“我傾向這樣。”
這次書記處會議還討論了包產到戶問題。鄧小平說：“恢複農業，相當多的群眾提出分田。陳雲同誌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還說：“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複，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讚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麽問題。你說不好，總要有答複。對於分田到戶要認真調查研究一下，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現在是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2年7月2日。）
過了幾天，七月七日，鄧小平在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與會者時，也談到了包產到戶問題。他說：在全國，鞏固集體經濟，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有些包產到戶的，要使他們合法化。現在，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的，恐怕不隻百分之二十，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後找出個辦法來。中央準備在八月會議上研究一下。②（②《鄧小平文選》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頁。）
剛剛回到北京的毛澤東，深深地感受到了包產到戶主張所形成的強烈衝擊。這可能是他沒有想到的。這些意見，同他在外地所聽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樣的不同。
對於包產到戶問題，毛澤東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試試看的態度。據薄一波說：“曾希聖同誌於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匯報這個問題時，毛主席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曾立即打電話告訴省委：‘現在已經通天了，可以搞。’廣州會議尚未結束，毛主席又通過柯慶施同誌轉告曾希聖同誌說：可以在小範圍內試驗。三月二十日，曾希聖同誌又給毛主席並少奇、恩來、小平、彭真、慶施同誌寫信，如實分析了實行‘責任田’的好處和壞處，認為好處明顯，大於壞處。毛主席未表態。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趕到蚌埠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勉強說了一句：‘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①（①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頁。）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確定農村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對包產到戶采取了否定態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間，毛澤東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況比預料的好得多，而黨內高層卻有相當一部分人主張包產到戶或分田單幹，他覺得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
七月八日，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召開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毛澤東介紹了河南、山東兩省的夏收情況，說形勢並不那麽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的同誌談談，了解一下農村的形勢。毛澤東表明了他對包產到戶的反對態度，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什麽包產到戶、分田單幹。他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②（②周恩來同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處負責人談話記錄，1963年6月18日。周恩來台曆。《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頁。）會後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後同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談話了解情況。
這時，中央常委的同誌都已經清楚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明確態度。七月十八日，劉少奇在對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下放幹部的講話中，講了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問題，他說：現在相當多的集體經濟發生動搖，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險。對於這個問題，中央正在討論，即將規定若幹政策措施。你們到農村去，要抓鞏固集體經濟的問題。①（①《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頁。）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緊急下發了《關於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
當天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約楊尚昆談話。這次談話的內容，據楊尚昆的日記記載，毛澤東提出：“(1)是走集體道路呢?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2)對計委、商業部不滿意，要反分散主義。”這次談話使楊尚昆感受到了強烈的震撼，他在日記裏寫道：“我覺得事態很嚴重!!十分不安!”②（②《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頁。）
但是，性格耿直的鄧子恢，卻在毛澤東批評了包產到戶之後的七月十七日，當麵向毛澤東陳述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他說，從安徽的當塗和宿縣的情況來看，“責任田”能做到五統一(即主要生產資料、生產計劃、勞動力、分配、上繳任務統一於集體)，不是單幹。“責任田”實際上是一種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製，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不願改變。③（③《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564頁。）關於這次談話的情況，據後來毛澤東說：他(指鄧子恢。——引者注)向我談了，他也向別的同誌談了。他要保薦，認為這是唯一正確的管理方法。那個時候，我給他提出幾個問題。我一提出一個問題，弛就不答複，他講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複我的問題。所以，我跟他談了一個半鍾頭的話，我就受了一個半鍾頭的訓。不是什麽談話，是受他的訓。因為我給他提出的問題，他不答複嘛。④（④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董必武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9月25日。）
七月十九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會上把前一天同楊尚昆談的那兩個問題，重複了一遍，但沒有點名。會議確定，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兩批去北戴河。①（①《楊尚昆日記》(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頁。）
七月二十日，毛澤東同前來參加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他批評了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意見。他說：“你們讚成社會主義，還是讚成資本主義?當然不會主張搞資本主義，但有人搞包產到戶。現在有人主張在全國範圍內搞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到戶。共產黨來分田?對農民，要讓他自願，如果有的人非包產到戶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態度。問題是要分析農民的基本要求是什麽，我們如何領導。有人似乎認為我們和農民搞了幾十年，現在好像不行了，難道我們就這樣脫離群眾?有人說恢複農業要八年時間，如果實行包產到戶，有四年就夠了，你們看怎麽樣?難道說恢複就那麽困難?這些話都是在北京的人說的。下邊的同誌說還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經濟形勢究竟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②（②毛澤東同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話要點，1962年7月20日。）
毛澤東這一番不同尋常的談話，使人們在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夕，已經隱約地感到一種緊張的氣氛。
七月二十二日，毛澤東看了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在廣西桂林專區龍勝縣主持召開的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的記錄，當即批示印發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文件提出，要劃清集體經濟和單幹的界限，並提出目前鞏固集體經濟的方針和必須做好的工作。為了引起與會者的重視，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後所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誌研究。並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去討論。”①（①毛澤東對《關於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問題座談會記錄》的批語，手稿，1962年7月22日。）
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審閱了《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並決定作為中央工作會議文件之一印發討論。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從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整整開了一個月。會議的前半段，到八月五日為止，主要是起草有關農村人民公社和農業生產、商業、工礦企業生產和工人生活、幹部交流等文件。這些文件加起來，大大小小有二十個之多，光是關於農村工作的就有十五個。在這些文件中，毛澤東最看重的，是《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澤東在北戴河他的住地九十五號樓的會客室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都參加了。會上議論的問題很廣泛，從國際形勢到莫斯科和平裁軍會議，再到國內形勢、東南沿海備戰、黨內出現一些右的苗頭、精簡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差不多都涉及到了。
談到國際國內形勢時，毛澤東尖銳地提出一個問題：當前國際國內都有一個共同性問題，就是革命究竟由無產階級領導，還是由資產階級領導。對我們這些國家來說，就是究竟要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要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說我們是獨特路線。不獨特不行，不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劃清界限不行。國際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麵，也有右的苗頭。
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開的爭取普遍裁軍的世界和平大會上，中國代表團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調”方針發言，較多地強調高舉和平旗幟的立場，引起幾個亞非國家代表團的不滿。對此，毛澤東說：我們犯了錯誤，脫離了群眾。要對這些黨打招呼，向他們說明我們仍然堅持斯德哥爾摩會議①（①指1961年12月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曾經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對蘇聯的對外政策。）上我們的主張，我們在那個會上的調子，就是我們現在的調子。
“七千人大會”以後，王稼祥等多次就對外關係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向中央陳述意見。他提出：“我們應該把和平運動的意義說夠。”不要隻講民族解放運動，不講和平運動。還提出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②（②《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445、455頁。）這些意見卻遭到錯誤的指責。後來，毛澤東還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見概括為“三和一少”，即所謂對帝國主義和氣一點，對反動派和氣一點，對修正主義和氣一點，對亞非拉人民鬥爭支援少一點，並稱這是“修正主義的路線”。
在談到黨內開始出現一些所謂右的苗頭時，毛澤東說：出氣的好處是思想活了。同時，像包產到戶等主張也出來了。有的是正確的考慮，有的則是牛鬼蛇神。他問三北地區的負責人：你們穩住穩不住?你們那裏是資產階級領導，小資產階級領導，還是無產階級領導?③（③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插話記錄，1962年7月28日。）
在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和起草文件的這段時間裏，毛澤東分別找各中央局及其所屬的省市區負責人談話，聽他們匯報情況，議論一些問題，談自己的看法。他把這個過程稱作“周遊列國”。
這是毛澤東常常采取的一種方法。他要在會議上發表一篇重要講話時，先要分別與地方上的負責人談話，聽取他們的意見，闡述自己的觀點，起一種“吹風”的作用。
保留下來的談話記錄不完全。下麵是現有材料中那幾次談話的主要情況。
八月二日晚，毛澤東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等參加。
他先問目前的生產情況，又問到農村單幹的情況。河北、山西、內蒙古、北京的負責人一一作了回答，說明山西、內蒙古和北京的單幹情況並不嚴重，河北有少數生產隊有這個問題。毛澤東說：看來你們那裏單幹問題還不嚴重。從全國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錯誤在糾正嘛。有少數人把形勢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數人說一片光明。從整個形勢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問題。問題主要是反映在國內的階級鬥爭方麵，也就是究竟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個鬥爭的時間相當長，一百年後還有這個問題，這種形勢要看到。
談到有的大隊核算單位沒有下放，生產也搞得很好，毛澤東說：以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辦得好，又增加生產，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隊。
談到生產隊的規模和管理問題時，毛澤東說：生產隊以二十戶左右為宜，太大了不好。田間管理責任製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組、到戶、到人，這是進步的管理辦法，不能說不好。①（①毛澤東同華北地區負責人談話要點，1962年8月2日。）
八月三日，同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
八月四日，同西南地區負責人談話。
八月五日，毛澤東找來華東的柯慶施、李葆華和中南的陶鑄、王任重談話，有鄧子恢、陳伯達、陳正人、廖魯言、王觀瀾參加。這一次，比較係統地講了他的意見，問題越來越集中到階級和階級矛盾問題上，而這個問題又主要是從包產到戶引出的。
他說：我“周遊”了全國一遍，找各大區的同誌都談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區雲南、貴州、四川各省的同誌談到這樣的問題：一搞包產到戶，一搞單幹，半年的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討小老婆的。他們說，貧困戶、中間戶、富裕戶各占三分之一。你們有沒有這種調查?
他說：有沒有階級呢?我看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餘都還存在。農村當中還有富裕階層，階層之間有沒有矛盾呢?毛澤東在這裏用提問題的方式，表示了肯定的意見。接著，他又說：矛盾分幾種。第一種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矛盾，包括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類似敵我矛盾，因為這兩個敵對階級是互不相容的，這種矛盾同第一種矛盾雖然近似，但是要有區別，還是把它說成是內部矛盾為好。在講兩類矛盾的時候，毛澤東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放到這樣突出的地位，這同他自八屆三中全會以來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是一致的。
他還說：“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大多數是搞錯了。彭德懷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運動不能一風吹。準備把彭德懷的信印發給大家看一看。”彭德懷的信，是指一九六二年六月中旬，彭德懷寫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封長達八萬字的信，對廬山會議問題、高饒聯盟問題、“裏通外國”問題、軍事路線問題以及曆史上的一些問題，提出申訴，要求組織專案小組對這些問題逐一審查。
講到分田到戶，毛澤東說：有的人主張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戶，有的人主張全部分田到戶。這就是說，基本上單幹或者全部單幹。也就是說，把五億多農民都變成小資產階級，讓小資產階級當權，讓小資產階級專政。可是曆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他說：看來允許百分之幾到百分之十幾鬧單幹是可以的，還有百分之九十是集體的嘛!如果全部鬧單幹，或大部分鬧單幹，我是不讚成的。如果那樣搞，黨內勢必分裂。
談到形勢問題，他說：我找各大區的同誌談話，每個省都說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來並非一片黑暗。有的同誌把情況估計得過分黑暗了。當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誇時講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間派。應當說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許多問題還亟待解決。還要花幾年的工夫，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最後，他提出幾個問題，要大家議一議：是搞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還是小資產階級專政?我們到底走什麽道路?①（①毛澤東同華東和中南地區負責人談話記錄，1962年8月5日。）
這次談話，是為八月六日在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作最後的準備。
為了更深入地討論和研究一些問題，劉少奇提議、中央常委一致讚成，由中央和地方的部分負責人成立核心小組(又稱中心小組)。中心小組名單經毛澤東批準。②（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由22人組成，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陳毅、陳伯達、羅瑞卿、謝富治、穀牧、陸定一、楊尚昆、柯慶施、李井泉、陶鑄、宋任窮、李雪峰、劉瀾濤。）
這段時間，毛澤東接連批了幾個材料，印發會議。其中有：安徽省太湖縣委宣傳部錢讓能關於保薦責任田辦法給毛澤東的信，新華社關於南共聯盟領導人談南斯拉夫經濟情況的一篇綜合報道，新華社播發的題為《南斯拉夫經濟困難重重，社會弊害叢生》的報道，以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雜誌刊載的一篇訪問記《一個美國農場主對蘇聯農業問題的看法》。還有一篇論波蘭農業合作化發展道路的文章，是專批給陳雲、鄧子恢、田家英三人看的。
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澤東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樂部會議室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全體大會。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三個問題，即階級問題、形勢問題和矛盾問題，要大家討論。
關於階級問題，他說：究竟有沒有階級?階級還存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還存不存在階級?外國有些人講，沒有階級了。共產黨也就是叫做“全民的黨”了，不是階級的工具了，不是階級的黨了，不是無產階級的黨了。無產階級專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專政”，“全民的政府”。對什麽人專政呢?在國內就沒有對象了，就是對外有矛盾。這樣的說法，在我們這樣的國家是不是也適用?可以談一下。這是個基本問題。我同六個大區的同誌都談了一下，聽說國內也有人這樣講。有人聽到說國內還有階級存在，為之吃驚。
關於形勢問題，毛澤東說：國內形勢，就是談一談究竟這兩年我們的工作怎麽樣。過去幾年，我們有許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還是搞好了，比如我們的建設工作，還是有成績的。這主要是講工業方麵的建設，農業方麵的水利。現在有些人說，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這個看法對不對?這是講農村。工業，因為主觀客觀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麽好的，那末下半年怎麽樣?也可以談一談。大體上說，有些人把過去幾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現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誌，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沒有什麽好多光明了。這兩種看法，究竟是哪一種對?或者都有不對?如果都不對，就要提出第三種看法。第三種看法是怎麽樣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問題不少。還是回到我們在第一次廬山會議上講的三句話：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我傾向於不那麽悲觀，不那樣一片黑暗。一點光明都沒有，我不讚成那種看法。
關於矛盾問題，毛澤東說：有些什麽矛盾?第一類是敵我矛盾，然後就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無非是這兩類。人民內部有一種矛盾，它的本質是敵對的，不過我們處理的形式是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如果我們承認階級殘餘還存在，那就應該承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長期存在的，不是幾年幾十年的問題。我想甚至是幾百年，這個殘餘還要存在。哪一年社會主義完結，進到共產主義社會，就沒有階級矛盾了。不是階級矛盾，也有別的矛盾嘛。馬克思主義是不讚成沒有矛盾的，不讚成“無衝突論”的。
接著，他講到現實存在的一些矛盾。首先是單幹問題。他說：現在有一部分農民鬧單幹，究竟有多少?從全國來說，你們估計一下，是百分之幾，還是百分之十幾，還是百分之二十?不是從個別地方來說。個別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現在這個時期，這個問題比較突出。是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是搞分田到戶、包產到戶，還是集體化?農業合作化還要不要?主要就是這樣一個問題。已經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現在暫時不要動，不要去強迫糾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們的中心，這一次文件①（①指《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上表現了。為什麽要搞這麽一個文件，講鞏固集體經濟呢?就是因為現在這股鬧單幹的風，越到上層風越大。
其次是階層問題。他說：資產階級分階層，農民、小資產階級也分階層。比如現在鬧單幹的，是那個勞動力強的、比較富裕的階層。有比較貧的階層，有比較富的階層，還有中間階層。地主富農的殘餘還存在著。資產階級跟地主富農爭奪小資產階級，他們就是要搞單幹。無產階級如果不做工作，集體化就不能鞏固。
接著又談到積累同消費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敵我矛盾。
毛澤東的這個講話，對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來說，實際上是起點題作用。用毛澤東自己的話說：“在會上我隻是提了個題目，投有表示態度。隻是在光明和黑暗的問題上露了一點。等一兩天再講一點。”這個講話後，會議便轉到討論毛澤東提出的三個基本問題，特別是階級鬥爭的問題，而且形成一邊倒的形勢。
八月九日中心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從八月九日到八月二十日的十二天內，中心小組共召開八次會議。每次中心小組會一結束，參加會議的中央局第一書記就在小組會上分頭傳達，組織討論。毛澤東通過這種辦法，來指導和推動中央工作會議的進行。
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組會議上，六個組匯報討論情況，謝富治講了敵我矛盾問題，羅瑞卿講了部隊對單幹的看法，陳伯達講了合作化的曆史，康生講了蘇聯集體化的曆史。毛澤東隨時插話。他對這兩天各組討論的情況，認為是不抓大量的普遍的問題，隻抓具體問題，因此沒有展開。注意觀點和分析不夠，有些沉悶。他提出，現在需要務虛，認真討論一下。階級分析要認真注意，遇到困難和波折時，這方麵容易被忽視。
李井泉說，單幹以後，兩極分化很厲害，隻要兩年就很明顯。毛澤東說：兩年都不要，一年多就會出現階級分化，其中有的還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汙多占，討小老婆，放高利貸，買地；另一方麵是貧苦農民破產，其中有四屬戶、五保戶，這恰恰是我們的社會基礎，是我們的依靠。我們要代表貧下中農，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農民，所以要按勞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他還說：集體化的鞏固，必須經過幾個回合。我們的集體化已經經過了考驗，將來還會繼續經受考驗的。
在談到對形勢的看法時，毛澤東說：應當有分析，有比較，不能是一片黑暗。過去講一片光明，現在又說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現在沒人講了。從一九六。年下半年以來，大家隻說黑暗，不講光明，已經有兩年了。現在有兩種人，一種是隻講黑暗，一種是講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務是從分析形勢提出來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證明社會主義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單幹。認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辦法就是大部單幹，小部集體。然後又必然反映到方針、措施和世界觀上。
毛澤東還提出，關於矛盾問題，要再加上一條，即正確與錯誤的矛盾。他說：搞社會主義革命，從一九五三年算起，不過才十年。經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中間犯過錯誤，如“共產風”、瞎指揮、“大辦”、高征購等，本來想搞得快些，結果反而慢了。引黃灌溉是瞎指揮，沒有經驗，不知道還會鹽堿化。這些都屬於認識上的錯誤。所以我說要加上一條正確與錯誤的矛盾。毛澤東還指出，現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9日。）
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組繼續開會。在聽取了各組匯報以後，劉少奇、鄧小平、陳毅、鄧子恢發言。
大家匯報說，根據主席指示，集中討論了原則問題，很有興趣，熱情很高。毛澤東滿意地說：“會議抓主要問題、本質問題很需要。最近，陝西一個公社有人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說現在有些地方出現包產到戶，是‘一葉知秋’。我說不對，也可以一葉知冬，冬過了還有春嘛!總之，不要盡講黑暗。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隻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遊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隻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隻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鄧小平發言說：“主席這次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很及時。不隻是講國內問題和單幹問題，內容是很廣泛的，包括整個國際國內的一個曆史時期，即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或叫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的問題。這個曆史時期還有階級、階層，還有階級鬥爭。”鄧小平還講到，無論在國際鬥爭方麵，還是在國內問題上，都要看我們的旗幟鮮明不鮮明。左派旗幟不鮮明，歪風就厲害。
劉少奇說：“主席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長時期內，一直到消滅階級都是管用的。我們這個國家階級存在的時期還是很長的，因此，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關於形勢問題，他說：“一月會議我們做過一個估計，當時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五月會議又有一個估計。現在看，五月會議對困難有兩點估計過分了。第一是認為夏收減產已成定局。現在看沒有減產還增了產。(毛澤東插話：“夏收還沒有定局。今年整個講是增產了。山東增產了八億斤，全國都增產。”)第二是那時估計單幹在全國已占百分之二十。現在看全國最多也不過百分之十。因此五月會議上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是指全國講的，有些地方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毛插話：“那時河南、安徽外逃的人減少了，社會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國如此。這說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五月會議下了決心，減輕征購任務。當時對困難估計有三種設想：一是估計夠了；二是估計不夠；三是估計過頭。當時認為把困難估計得充分一點，即使出現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會有思想準備。但是有些喪失信心。”
劉少奇說到這裏，毛澤東又插了一段話，說：“恐怕還是一月會議估計得對。過去打仗，軍隊有兩種情況。一種傷亡大，一個連損失一半，但他們不叫困難，把幾個連合並起來。另一種是傷亡小，一個連隻損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難。你們有這樣的經驗沒有?有人估計，恢複需要五年到八年。講農業恢複，不要說需要那麽多年，什麽五年、八年，要有點希望。講得那樣長，就沒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難不適當地誇大。如果那樣講，就是說我們的政策如‘六十條’、‘七十條’、減人兩千萬、改變高征購等都不靈，或者說我們的政策要長期才能見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實上已經起了作用。單幹風越到上麵越大，下麵就好一些，尤其是災區越好。”
劉少奇談到在經濟上、在黨內都會產生資產階級分子時，毛澤東說：“不隻是在農村，在商業、在工業方麵都要產生，黨內也可以產生資產階級分子。”
劉少奇談到農業是關係我國命運的問題，非搞社會主義大農業不可。隻能這樣想，不能有其他想法。毛澤東又插話說：“這是指共產黨，而且是共產黨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樣想，你有什麽辦法?我經過河北、山東，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長沙、武漢，走了一圈。在武漢，把柯慶施叫去，大家談到要修改‘六十條’，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張百分之四十搞集體，百分之六十有領導地下放搞包產到戶①（①當時田家英的主張是：百分之四十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百分之六十為集體和半集體。），否則生產就要破壞。”這一次，毛澤東點名批評了田家英。
鄧子恢在會上作了檢討。毛澤東對他提出嚴厲批評。又說他是屬於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準備的人，對社會主義革命不感興趣，並且提到所謂砍二十萬個合作社的曆史舊賬。
關於矛盾問題，毛澤東又加了一個：照抄外國與自力更生的矛盾。②（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1日。）
第二天，八月十二日，毛澤東找來一九六一年廬山會議印發過的一個文件，是中央農村工作部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編印的《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和問題》。毛澤東當時曾經寫過一個批語，肯定了這個文件。這一次，毛澤東要求重新印發，並寫了一大段批語批評鄧子恢，不但算了一九五五年所謂砍合作社的1日賬，還算了一九五。年“提倡四大自由”等老賬。
在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組會議上，羅瑞卿、彭真等作了發言，鄧子恢再次作檢討。
羅瑞卿發言，在談到杜勒斯認為歐洲共產黨的第二代還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的時候，毛澤東插話，提出中國會不會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正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也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就又要出馬列主義了。按照辯證法，事物總要走向反麵的。”
這是毛澤東不是最早也是比較早地提出中國出修正主義的問題。
羅瑞卿談到錢讓能在信中說，不按他的辦法搞包產到戶，農業就不能恢複。毛澤東接著說：“為什麽江西沒有按他的辦法，就搞得好呢?山東破壞得厲害，為什麽恢複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個省都有。北京十個縣今年就可以恢複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沒有恢複的問題。”
羅瑞卿還談到，軍隊一些高級幹部，對於把形勢講得很壞有意見。毛澤東說：“軍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幹部講的是一片黑暗。華東局在上海開會，有的省委書記，如山東的周興，都是講一片黑暗。但同一個周興，隻過了兩個月，我到了山東找他和裴孟飛談話，他就眉飛色舞，說形勢很好，估計今年山東小麥可增產八億到十億斤。”
鄧子恢再次作檢討。當他談到，看了一些反映困難的材料，又聽到黑龍江、四川等糧食基地垮了的時候，毛澤東說：“你記得不記得，紅軍長征由原來的三十萬人隻留下二萬八千人，當時中央是怎樣估計的?當時中央估計，我們不是弱了，而是強了。因為過去不鞏固，方針、戰略、戰術不對頭。後來一總結就清楚了，有了經驗了。”
鄧子恢談到，他這一次的問題，不僅表現在思想上，而且表現在行動上，講了四次話，讚成包產到戶。毛澤東接過來說：“這與你主張貧農團不是自相矛盾嗎?貧農是搞集體的嘛，難道貧農團要搞單幹?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調查，隻調查了一個公社的一個隊，在湘鄉、寧鄉也隻調查了一個隊，連一個公社也沒有調查。大概這氣候適宜於你，你敢講了。你六月講了，隻有兩個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兩年再說也好嘛。”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3日。）
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組會議上，李富春、譚震林和康生發言。
李富春發言，首先肯定毛澤東提出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問題很深刻，很及時。接著說，要抓生產，工農業生產要抓十年。這時，毛澤東插話，講了一個重要思想：“我們各方麵政策的出發點和著眼點是發展生產，促進生產，對生產有利。”當時，毛澤東在指導思想上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但也並非隻講階級鬥爭，不講生產，不講發展生產力。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毛澤東終生追求的目標。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麵是階級鬥爭(越來越占主導地位)，一方麵是發展生產力。在許多情況下，他總想把這兩者統一起來，方法是通過抓階級鬥爭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然而，這樣做總是事與願違，往往不是促進而是妨礙生產力的發展。
關於農業恢複時間問題，毛澤東說：“瞎指揮我們不幹了，高征購改正了，農業恢複的時間會快一些，恐怕再有兩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兩年，六四年掃尾。”毛澤東的這個估計，跟後來的實際情況基本符合，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國的國民經濟就全麵好轉了。
譚震林發言，批評包產到戶，批評對困難的估計多了。
康生在發言中，主要講階級鬥爭的規律問題。他說，過去的十三年可以看出一個規律：每當我們黨內搞出缺點、錯誤和困難的時候，黨內黨外總要起風波。②（②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5日。）
從八月十七日起，中央工作會議轉入討論商業、物價、糧食等問題。
同一天，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心小組會議，李先念、周恩來發言。
李先念講到階級鬥爭問題時，毛澤東說：“打了一輩子仗，把階級鬥爭忘記了。現在階級鬥爭的形勢和過去不一樣了，過去是流血的，現在不是了。”
李先念講到糧食問題，說征購任務減少了，夏收的產量原來估計低了，現在看比去年好一些。去年進口糧食五百四十萬噸，今年進口四百七十萬噸，減少了七十萬噸。逐年減少。毛澤東說：“減少了七十萬噸，就是十四億斤。你看，進口減少了嘛，逐年減少嘛。現在人還沒有減到兩千萬，減到兩千萬，進口還可以再減。”他問周恩來：“今年進口糧食減少七十萬噸，明年能減多少?”周恩來比較謹慎，說賬還沒有算，可先減少七十萬噸，再看一看。
李先念又說：“自由市場的物價下降一倍。豬肉價格下降了一半，糧食差不多下降了四倍。”毛澤東說：“隻一個夏收就下降了，秋後還要下降。這是供求關係法則嘛。豬多了不賣幹什麽?”李先念帶有檢討的口吻說：“我們做財貿工作的看問題多，看困難多。”毛澤東說：“講形勢讓譚震林講，講困難讓你講，這可能有職業病。”
當時商業工作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同時存在兩個市場(國家計劃收購市場和自由市場)、兩種價格(國家計劃收購價格和自由市場價格)。李先念提出一個問題：糧、棉、油是否進入自由市場?毛澤東和劉少奇對這個問題一致做了肯定的回答。毛澤東說：“恐怕不加入不好。”“自由市場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還不如讓它公開出來，起糧食交流作用。有許多三類物資，我們不搞，又不允許上自由市場，結果邯鄲把幾百萬斤三類物資都損壞了。”劉少奇說：“自由市場事實上是存在的。你不讓搞，它有黑市。不讓它存在是不行的。”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17日。）
八月二十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最後一次中心小組會議。劉少奇就會議傳達問題講了話。他說：這次會議討論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究竟怎樣傳達?是傳達廣一些好，還是傳達窄一些好?傳達廣一些，對幹部教育有好處，但是容易聯係到反右。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鬧不好在實際上可能發生反右，容易劃分不清，什麽都聯係到階級來分析。應該規定個傳達範圍。毛澤東當即表示：我讚成，要寫一個決定。
劉少奇的這個建議極為重要，防止了在北戴河會議重提階級鬥爭後在全黨立即出現反右。
毛澤東在會上也講了話。
他說：“問題講清楚，不傷人。如鄧老②（②指鄧子恢。），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單幹好，還是集體好，要由曆史作結論。蘇聯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沒有搞好，糧食也沒有過關。”又說：“我們要和風細雨地把問題講清楚，分清是非，廣泛地聯係實際，主要是解決思想問題。要說理，要講道理，像這次會議一樣。”
講話又轉到階級問題。他說：“階級、階級鬥爭問題，有的同誌講，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出現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階級。經過兩百年左右的時間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明確地宣布，他的學說不是資產階級的，也不是小資產階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到了列寧，就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我學習馬克思主義是經過列寧的。十月革命以後，馬列主義才傳播到中國，我們才學習。總之，離開階級就不能談問題，不能說明問題。”他說：“過去簡報看得少，這次的簡報都看了。對講階級、階級鬥爭，我有興趣。不講階級，不講階級鬥爭，就沒有勁了。”①（①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記錄，1962年8月20日。）
這最後一次中心小組會議，毛澤東講的中心問題還是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而且已經出現把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絕對化的情況。
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舉行全體會議，毛澤東主持，陳毅作關於國際問題的報告。至此，曆時一個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了。這次會議，從思想上、理論上、政策上為八屆十中全會作了準備。當天晚上，毛澤東乘專列回到北京，將在北京主持召開八屆十中全會。
八屆十中全會先開了近一個月的預備會議，從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預備會議的前期，主要討論農業問題的兩個文件，批評鄧子恢的所謂“單幹風”，還討論了國際形勢和幹部交流等問題。從九月六日、七日起，以各中央局為單位的六個組先後轉入批判彭德懷、習仲勳的所謂“翻案風”。
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召開，會議的開法基本上是大會發言。
二十四日的全會，由毛澤東主持並講話。他說：
“這次中央全會，要解決幾個重大的問題。農業問題、商業問題，這是兩個主要的問題。第三個主要的問題。就是黨內團結的問題。工業問題、計劃工作問題，是第二位的問題。另外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監察委員會擴充成員的問題，再一個是幹部上下左右交流的問題。”
“這次全會可以說不是今天開始，已經開了兩個月了。在北戴河開了一個月，在北京又開了一個月。實際的問題，在那兩個月各小組都討論清楚了。現在開大會，就不需要多少時間了，大概三天到五天。”
接著，他對八月六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三個問題作了係統闡述。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個問題：階級、形勢、矛盾。
關於階級。國際帝國主義、民族主義，那些都是資產階級國家，階級鬥爭沒有解決，那是不待說了。所以我們有反帝的任務，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運動的任務。在社會主義國家還有沒有階級?有沒有階級鬥爭?應該肯定還是有的，還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在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的一個長時期內，因為國際資產階級的存在，因為本國資產階級殘餘的存在，因為本國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階級中間還不斷生長資本主義分子，所以剝削階級雖然被推翻了，它還是要長期存在的，甚至於要複辟的。在歐洲，封建階級被資產階級推翻以後，比如在英國、法國，經過幾次複辟。讀過英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的就知道。社會主義國家也可能出現複辟的情況。……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認識這個問題，承認階級同階級鬥爭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幹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們要對他們進行教育。……我們從現在就講起，年年講，月月講，開一次中央全會就講，開一次黨大會就講，使得我們有一條比較清醒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線。”
毛澤東接著談形勢問題，對幾年來國內外形勢的發展曆程，作了一個很概括的論述。
“國際形勢是很好的，國內形勢過去幾年是不好的。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這兩年是低潮，因為我們辦錯了許多事，主要是高征購、瞎指揮這兩件大錯誤。各種的瞎指揮，農業的瞎指揮，工業的瞎指揮，幾個大辦。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改變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講這個問題了，就看出這個問題了。然後就開了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這中間，有一段強調得不夠，因為修正主義來了，修正主義壓我們。從一九五八年夏季開始，要封鎖我們的沿海，要搞共同艦隊。然後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邊界問題，塔斯社發表聲明，表示中立，實際上是幫助尼赫魯。這一年十月，我們國慶十周年，赫魯曉夫在我們的講台上攻擊我們。一九六。年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我們‘圍剿’。然後，就是這一年的兩黨會談、二十六國起草委員會會議和八十一國莫斯科會議。(周恩來插話：還有個華沙會議。)你看，在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出現這樣的現象。這個問題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複雜雖然複雜，但也就是那麽一個道理，就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至於形勢，無論國際國內，現在都在好轉。”
毛澤東談到第三個問題，矛盾問題。
“矛盾。我們跟帝國主義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國的矛盾；我們跟反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各國人民跟本國反動派的矛盾；各國人民跟修正主義的矛盾。在我們中國，也有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我們過去叫右傾機會主義，現在恐怕改一個名字為好，叫中國的修正主義。北戴河和北京這兩個月的會議，討論了兩項性質的問題：一項是工作問題；一項是階級鬥爭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跟修正主義鬥爭的問題。”
毛澤東越來越把國際方麵的鬥爭(主要是同蘇共的意見分歧)，同國內、黨內的問題聯係起來。這種聯係，從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錯誤地批判彭德懷等人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就開始了。而今，幹脆就把“右傾機會主義”改稱為“修正主義”，並且確立了在國內要解決“跟中國的修正主義的矛盾”這樣一個觀點，這樣一個提法。他認為，這兩種鬥爭，國際的和國內的(主要是黨內的)，歸根到底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的鬥爭。隨著形勢的變化，毛澤東的這個思想觀點越來越發展，越來越強化了。
毛澤東接著說：
“我現在再講一點，關於我們怎麽對待國內和黨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我說，還是照我們曆來的方針不要改變，即：不管犯了什麽錯誤的同誌，隻要認真改變，我們就歡迎。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的那個路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錯誤的同誌，隻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馬克思主義立場，我們就跟你團結。在座的有幾位同誌就是這樣。我歡迎你們采取這樣的態度。我們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一看二幫嘛。我勸一些同誌，無論是裏通外國也好，搞什麽秘密反黨小集團也好，隻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來，誠實地向黨承認錯誤，我們就歡迎，決不采取不理他們的態度。近來有一股風，無論什麽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錯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錯了的部分平反，沒有搞錯，搞對了的，不能平反。”
盡管毛澤東重申延安整風時期對待犯錯誤同誌的正確方針，但是由於前提搞錯了，甚至是顛倒了，把黨內的一些不同意見分岐，錯誤地當作“右傾機會主義”或叫作“修正主義”，進行批判。這就不可能做到正確處理黨內的不同意見分歧，而使一些同誌蒙受不白之冤，使黨蒙受重大的損失。
毛澤東還特別提醒大家：
“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我們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鬥爭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請各部門、各地方的各位同誌注意。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擾亂了我們，我們那個時候不覺悟。本來是搞工作的，後頭來了一個風暴，就把工作丟了。這一回，可不要這樣。各部門、各地方的同誌傳達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階級鬥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現在組織了兩個審查委員會，交給他們去審查。要有確實證據，要說服人。不要讓階級鬥爭幹擾了我們的工作，大量的時間要做工作，但是要有專人對付這個階級鬥爭。”①（①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
這是注意了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的教訓，接受了劉少奇的意見，而提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正是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表示了這樣一種鮮明態度，才使得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的幾年內，經濟調整工作仍能基本上按照原定的計劃進行，沒有受到正在發展的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思想的嚴重幹擾。
在八屆十中全會預備會議批判彭德懷所謂“翻案風”中間，康生等人利用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況，提出了小說《劉誌丹》(上冊送審樣書)有嚴重政治問題，說這本小說是在為高崗翻案，向黨進攻，以此陷害支持這部小說的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人。在這次全會上設立了兩個審查委員會，一個是彭德懷一案，另一個就是習仲勳等人一案。毛澤東說：“現在不是小說、刊物盛行嗎?利用小說來進行反黨活動，這是一大發明。②（②據薄一波回憶，在毛澤東這次講話時，康生遞了一個條子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毛澤東在會上念了這個條子。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30、1131頁。）這是搞上層建築。”接著，他提出一個理論觀點：“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無論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識形態。”①（①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提出的這個問題，從曆史上的階級鬥爭和奪取政權的鬥爭看，是一個帶有規律性的曆史現象，很值得重視。但是，毛澤東把它用到小說《劉誌丹》上，用到習仲勳等人的身上，則是完全用錯了。而且這樣一來，給中國的文藝事業乃至整個思想界也帶來很大的損害，導致後來的所謂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嚴重後果。
毛澤東講完話，由陳伯達對《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作說明。毛澤東又有一些插話。，當陳伯達談到一九五八年下半年起糾正錯誤的過程時，毛澤東說：“從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鄭州會議、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北戴河會議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來了一個廬山會議，擾亂了我們。階級鬥爭擾亂了我們的經濟建設、社會改造。廬山會議以後，又有國外修正主義的幹擾，以至於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O年差不多整個一年，我們的精力就是對付那方麵去了。這一次，不管國內修正主義，國際修正主義，國際帝國主義，國際反動的民族主義，一切都不受它幹擾，什麽金門打炮也好，沿海要進攻也好，u一2飛機也好，中印邊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東北黑龍江的事情也好，準備今年下半年要鬧風潮的，我們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國內也好，國際也好，隻有那麽大的事，沒有什麽好大的事。‘一個遊魚三個浪，引得懶漢去上當’，那個懶人就得意了，以為很可以捉一批魚了，結果隻有那麽幾條魚。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現在已經站在我們這方麵，或者將來要站在我們這方麵，這是一個堅定的觀點，應該相信。”
陳伯達談到經過一九六。年下半年的“十二條”、一九六一年的“六十條”，錯誤在根本上糾正了，我們的情況就一年比一年好了。毛澤東說：“一九六一年比較一九六。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產二百億斤左右的糧食。再有兩年，明年、後年，整個國民經濟可能走上軌道。”
在陳伯達談到要逐步實現水利化和農業的技術改革，逐步用機械化、電氣化的勞動來代替手工勞動的時候，毛澤東又插話說：“我剛才講的兩年到三年的時間，是講恢複生產，糧食增長。至於要過關，蘇聯四十三年了還沒有過關，我們是不是四十三年還不能過關?就是要有化學肥料、拖拉機、各種農業機械、農藥、種子，要搞農村運輸，還有水利等各個方麵。要按照科學辦事。過去不重視農業科學家。……什麽種子站、牲畜配種站、農業技術推廣站、拖拉機站、農業試驗場，這次精簡農業部門把這些東西都減掉了。這些東西不應該精簡呀，這些東西要保留的呀，現在要恢複。商業部門也搞弱了，把供銷社取消了，骨幹分子調出去了，這些也要恢複。”
在陳伯達談到國際上修正主義也要封鎖我們時，毛澤東說：“日本還賣給我們化肥，賣給我們特殊鋼，賣給我們農藥，還準備賣給我們生產維尼綸的世界第一流的設備。而社會主義國家不賣給我們。大概下個月他們的代表就要來了，叫高崎達之助，此人當過日本的貿易大臣。要利用他們的技術。列寧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國的技術、美國的技術。我們現在要走這條路，因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尖端不給我們嘛。”
在這裏，毛澤東肯定了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先進設備和先進技術的路子，這對於恢複和發展國民經濟是很重要的。從六十年代起，中國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了大量成套設備。一九六三年六月，經毛澤東批準，中國同日本簽訂了第一個采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的合同。隨後，又從英國、法國、聯邦德國、瑞典、意大利、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等國進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八十四項成套設備和技術。①（①《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上），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31頁。）
陳伯達在講話中還提起一九五八年大辦人民公社時，他去河南嵖岈山調查的往事。他說：“從一九五八年下半年開始出現了錯誤。當時有一股風。我跑到河南嵖岈山走了一趟，那裏都是預先布置了的，幹部已經說好了的，有些農民跟我談話，也是已經說好了的。我以為就有那麽一些事情，生產了那麽一些東西，做了調查，結果是一個完全失敗的調查。回來又在主席那裏胡說八道了一通。主席當時就頂了我。”毛澤東說：“我就批評他。”陳伯達說：“主席那個時候已經非常清楚地了解這些情況，說我那些看法不對。”毛澤東：“還有吳芝圃。”陳伯達：“這事實上都是吳芝圃在那墼布置的。”毛澤東：“那個時候我在一個會議上就批評了你們兩個同誌，一個是陳伯達同誌，一個是吳芝圃同誌，就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一章。”②（②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陳伯達發言時的插話記錄，1962年9月24日。）
毛澤東在插話中，繼續批評了鄧子恢。他把陳雲、鄧子恢、田家英實際上是作為當時黨內主張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三個代表人物。由於他們的身份不同，他們對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主張的表達方式也不同，因而毛澤東對他們采取了不同的對待方法。陳雲，是黨的副主席，他隻是當麵向毛澤東提出個人建議，而沒有到其他場合去講。因此，不論是大會還是中心小組會，毛澤東都沒有指名批評他，隻是在一些小範圍的會議上，不指名地批評過。田家英，是他的秘書，也是當麵向他提建議的，所以對他僅僅在中心小組會上點名批評，語氣也不那麽嚴厲。而對待鄧子恢則不同。因為他在中央黨校和軍隊係統多次作報告闡述和傳播包產到戶主張。在毛澤東看來，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並且造成了不好的影響。因此，不僅在中心小組會上，而且在大會上，指名批評。在各小組的討論會上，對鄧子恢也開展了批判，有的人的批判還相當猛烈。
包產到戶，可以說是同農業合作化相伴隨而生的一種現象。它反映了廣大農民對家庭經營的積極性，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作業的技術條件下。後來的實踐證明，它是集體經濟的一種經營方式和經營層次，仍然保留了集體經濟的部分優點，在這個基礎上，仍然可以實行雙層經營，以至條件具備時發展為規模經營。從農業合作化以來，幾次出現要求包產到戶的浪潮，都被當作資本主義來批判而受到壓製。中國農村的集體經濟在走了一段彎路之後，毛澤東總結經驗，找到以相當於初級社規模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的體製，作為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形式。他認為就當時來說這是比較理想的形式。應當說，這種體製，由於基本核算單位規模小，加上有一些比較切合當時實際情況的政策措施，同公社化初期那種“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相比較，甚至同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相比較，都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在相當程度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仍然不能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經營積極性。許多農民要求包產到戶，正是這種情況的反映。對於毛澤東來說，不論是實行包工到組，還是包工到戶、到人，他都可以接受，並且認為這是一種進步的經營管理方法。但是，一聯係產量，即一搞包產到戶，他就認為是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危險的道路。所以，包產到戶問題成為毛澤東一九六二年重提階級鬥爭的直接導火索。在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究竟怎麽搞，采取什麽樣的形式，這是需要根據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是否符合農民的要求，在實踐中去探索的。
九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繼續舉行全體大會。二十五日的大會，由李先念對《中共中央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作說明。隨後，董必武、薄一波、朱德相繼發言。二十六日的大會，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先後講話。二十七日，全會的最後一次會議，在通過十個文件①（①這十個文件是：《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於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關於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幹部的決定》、《關於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名單》、《關於撤銷和補選中央書記處成員的建議》、《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問題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名單》、《關於清查習仲勳等同誌反黨活動的專案審查委員會的名單》、《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前，柯慶施、劉瀾濤、彭真、李富春先後發言。
在這些講話和發言中，以及在全會的其他發言中，一致讚成毛澤東所講的關於形勢、階級和矛盾這三個問題的意見和觀點，特別是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是在長期革命戰爭和激烈的階級鬥爭環境中發展壯大，直至取得全國政權的。階級鬥爭觀念深深地印在廣大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的頭腦中。他們的工作經驗，主要也是階級鬥爭的經驗。毋庸諱言，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還存在著一定範圍的階級鬥爭。這種階級鬥爭在一定條件下還會激化。對於這一點要有清醒的認識。但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曆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複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在八屆十中全會的公報中，作了完整的表述。這一段表述是在他九月二十四日講話的基礎上，加以整理，並經他修改審定的。公報中寫道：
“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曆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曆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被推翻的反動統治階級不甘心於滅亡，他們總是企圖複辟。同時，社會上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影響和舊社會的習慣勢力，存在著一部分小生產者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因此，在人民中，還有一些沒有受到社會主義改造的人，他們人數不多，隻占人口的百分之幾，但一有機會，就企圖離開社會主義道路，走資本主義道路。在這些情況下，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早就闡明了的一條曆史規律，我們千萬不要忘記。這種階級鬥爭是錯綜複雜的、曲折的、時起時伏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種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黨內來。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社會根源。在對國內外階級敵人進行鬥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①（①《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653、654頁。）
這一段話，基本形成後來被稱之為黨在社會主義整個曆史時期總路線的完整表述。從此，“反修防修”作為一個基本戰略，成為當時全黨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以後所發生的一係列重大事件，從中蘇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演變成為“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正是這一思路的延伸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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