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今天當筆者對此文進行修改時，《陳雲傳》出版了，發現陳雲對自己為什麽在七千人大會上不講話，也當成一件大事銘記在心，專門做了解釋。事隔26年後，他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陳雲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
本文來源：人民網（摘自《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作者：張素華，原題：《解密：七千人大會留下的懸念 陳雲為什麽不講話？》
毛澤東是很希望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講一講的。為什麽呢？
陳雲，在中央常委中雖然排名第五，但論經濟工作，可算是第一號人物，大家公認的經濟專家。建國之初，開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麵對的是物價飛漲、滿目瘡痍的爛攤子。有人說，中國共產黨打仗是一百分，搞政治八十分，管經濟隻能是零分。全國的金融中心上海，被一些看不見的手操縱著市場，他們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並且斷言，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為了馴服這匹“脫韁的野馬”，陳雲被派往上海坐鎮，同上海的投機商鬥法，很短的時間內，便大獲全勝，控製了通貨膨脹，穩定了市場，安定了人心。毛澤東大喜，沒想到陳雲竟有這樣“回天”的本領，為陳雲寫了一個“能”字，並高度評價這次以上海為重點、涉及全國範圍的經濟鬥爭，“不下於淮海戰役”。
七千人大會，又是在國家經濟工作最困難的形勢下召開的，會議的目的，也主要是解決經濟建設中的問題。現在的毛澤東是“國難思良將，家貧念賢妻”，對於經濟工作，他最佩服的人是陳雲。所以七千人大會怎能缺少陳雲的聲音呢？偏偏就是陳雲不肯講話。
陳雲為什麽不講？他所說的理由是真的嗎？根據陳雲在大會前的情況以及大會閉幕後，僅隔14天（並非他說的半年），就在西樓會議開口講話的情況分析，陳雲所說“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不是他真正的理由，而是一種婉轉的拒絕。
實際情況是：陳雲對工業已經調查清楚了。1960年9月，陳雲考察了天津、河北的工業和農業，10月，又到河南、安徽、江蘇、上海考察了工業和農業，實地調查了河南的“156項”重點工程之一的洛陽拖拉機廠、軸承廠及礦山機械廠、柴油機廠等。有關煤炭、機械問題，陳雲曾找煤炭和機械部門的同誌座談，了解詳細情況。陳雲的調查，既不是走馬看花式的，也不是外行隔靴搔癢式的，而完全是一個行家的算帳式的調查，因此，他的調查所得，也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鋼鐵問題，他更是花了不少心思，不但找冶金部和地方的有關人士座談過，還到一些礦山親自調查過，甚至不顧體弱多病（醫生曾囑咐他走路不能超過百米），兩次下到礦井，去調查采掘情況。在七大常委中，真正下礦井進行深入調查的，恐怕不多，但陳雲去了，可見其調查工作的仔細和深入。1961年6、7月間，陳雲又到家鄉上海青浦縣做農村調查，親自開座談會，親自到農家走訪，親自到地頭察看莊稼的長勢，看農民養豬、養雞，了解農民的副業、自留地等情況，他蹲在這個調查點上，用了半個月的時間。
因此可以判定，當時的陳雲不論對工業，還是對農村，都作了大量詳細的調查研究，對全國的經濟形勢已經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對怎樣才能迅速克服困難、恢複國民經濟，肯定有著一套自己的想法。
既然陳雲對毛澤東講的理由是不存在的，那他為什麽不肯講話呢？他為什麽不把自己的想法對毛澤東講，在大會上講呢？帶著這個問題，筆者電話采訪了陳雲的秘書周太和。周太和說，他當時不在陳雲身邊，正在外地做調查工作，這個問題他當時不清楚，事後也沒有問過陳雲同誌。
真是太遺憾了。既然周太和不在陳雲身邊，一定有其他的秘書知道情況。但周太和說，其他的秘書不是他的文字秘書，也說不清楚。
這真成了七千人大會上的又一個謎。按照常規，陳雲是七大常委之一，對於經濟工作又最有發言權，毛澤東親自請他講話，他就是不肯開口，的確有些蹊蹺。一般說來，沒有毛澤東請不動的人，但陳雲破了例。個中原因，到底為何？帶著好奇心，翻開那個年代的曆史，慢慢細品，或許多少也品出一點味道來。
私下以為，陳雲不肯講話，是否可以從三個方麵來理解：
第一，陳雲對當時經濟形勢的判斷和在解決困難的思路上與毛澤東有著不同的觀點。毛澤東對形勢的判斷是，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再有兩到三年經濟就可以恢複，為了鼓勁，並提出製定10年規劃，寫進劉少奇的書麵報告，由大會討論通過。從陳雲十幾天後在西樓會議的講話來看，陳雲則認為，最困難的時期還沒有過去，全國農業的恢複不是2到3年，而是至少5年。陳雲認為，不應忙於製定10年規劃，可以作一個5年恢複、5年發展的計劃等等。陳雲與毛澤東的想法既然不一樣，講出來的調子與大會也就不合拍，因此，陳雲的話也就不那麽好講了。
第二，陳雲是一個不太願意講違心話的人。從他的經曆和性格來看，非到不講不能過關的時候，才講些違心話，大多數情況下，他采取的辦法是沉默。這一點，最有說服力的是，在“大躍進”運動中，不少人隨聲附和跟著發熱，陳雲也熱，但沒有狂熱，基本保持了沉默。鄧小平回憶那一段曆史說：“‘大躍進’，毛澤東同誌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誌、周恩來同誌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誌沒有說話。”
第三，還是心有餘悸。從個人而言，他擔心弄得不好，當了秋後算帳派，引起毛澤東不快，萬一如廬山會議一樣，大會改變了方向，這也是難以預料的。
說起“秋後算帳”派的事情，則需要從“反冒進”講起。
1955年，上至毛澤東，下至周恩來，由於經驗不足，都對經濟形勢比較樂觀，為提早完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曾提出以反對右傾保守為中共八大的指導思想。結果，1956年出現了經濟過熱，資金、原材料和市場十分緊張的現象。周恩來、陳雲等人發現了這一問題，當機立斷“反冒進”，把過大的建設規模壓了下來。
毛澤東同周恩來、陳雲比起來，對經濟工作更是缺少經驗。周恩來、陳雲等發現了經濟建設冒進的情況，立刻刹車，但毛澤東沒有看出問題的嚴重性來。當時的他雖然沒有反對，但當1957年他準備開展“大躍進”的時候，開始批評周、陳搞“反冒進”，說一反就泄了氣，泄了6億人民的氣。毛澤東還上綱上線說，這是方針性錯誤，是政治問題。毛澤東很欣賞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說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誌比下去了。這“許多同誌”是何許人呢？後來毛澤東自己揭了這個謎底，他主要就是針對陳雲來講的。言外之意，陳雲做經濟工作不行了-這是1958年1月南寧會議的事情。
在這之前，全國的經濟工作是由陳雲負責的；在這之後，毛澤東親自統攬了經濟工作的大權。也就是說，毛澤東從二線回到了領導經濟工作的一線。
為了加快中國經濟建設的步伐，毛澤東加大了反“反冒進”的力度。1958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針對“反冒進”講了一句很重的話，他說：“反冒進”的人“跟右派相距不遠”了，“大概50米遠”。陳雲聽了，如坐針氈，革了一輩子的命，誰願意與右派為伍？無奈，陳雲發言檢討了自己“反冒進”的“錯誤”，並表示，對“反冒進”中財貿工作的“錯誤”要負主要責任。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陳雲再次檢討了自己在“反冒進”中的“錯誤”。
1958年4月的漢口會議，不知道毛澤東是有預感還是別的什麽，他表達了這樣一種心情：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賬派”。他說：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要刮台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
毛澤東的這番話意味深長。陳雲當時沒有參加會議，事後他得知此事，除了震驚，恐怕就是擔憂了。
毛澤東通過批評“反冒進”，終於為“大躍進”掃清了思想障礙，各地紛紛以反對右傾保守為柴薪，為經濟上的冒進加熱、升溫，從而形成了“大躍進”的高潮。
“大躍進”的後果，今天已經十分清楚，給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失是極其巨大的！
1958年秋，毛澤東開始發現“大躍進”存在的問題，頭腦有些清醒了，並著手糾“左”。1959年廬山會議，毛澤東甚至做好了心理準備，讓人家“秋後算賬”。但當彭德懷批評“大躍進”是犯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時，毛澤東又很難接受了，剛剛有些清醒的頭腦，再次昏脹起來，不但停止了糾“左”，還定了彭德懷的罪，繼續反右。這些風雲變幻，陳雲自然曆曆在目。時間雖然到了1962年，眼下的情景已同1959年的廬山會議有著很大的不同，但毛澤東接受意見的空間到底有多大呢？應該說，陳雲還是吃不透、拿不準。
再者，陳雲同毛澤東的關係是上下級關係。黨內多年形成的曆史習慣，是將毛澤東看作真理的化身，隻要是他說了話，一般隻能執行，很難回轉。
陳雲在“反冒進”問題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後，一直比較謹慎，一直是在毛澤東能夠接受的範圍內進行小心的矯正。比如，“大躍進”正熱的時候，經濟學家薛暮橋曾私下對陳雲說，希望他找毛澤東談談對“大躍進”中的一些問題的想法。陳雲說：“現在不是毛主席一個人熱，全國許多領導都熱，不吃一點苦頭，這些話是聽不進去的。”1959年初，陳雲說服國家計委將鋼的產量降為1600萬噸，討論的結果，國家計委隻同意將鋼降為1800萬噸。不久，毛澤東請陳雲和主管財經工作的幾位副總理吃飯時，陳雲向毛澤東進言：1800萬噸好鋼是不是能夠完成，恐怕有點問題，他傾向降到1600萬噸。當時的毛澤東，不知是沒有思想準備，還是不同意陳雲的意見，他停頓了一下，說：“那就拉倒。甚至於這個總路線究竟正確不正確，我還得觀察。我隨時準備修改總路線。”毛澤東的這一席話，給陳雲的印象是，他不僅不同意陳雲的意見，而且還把降低指標同總路線聯係起來了。陳雲在心裏叫苦。孰料，毛澤東回頭卻提議中央開會，討論生產計劃等問題。毛澤東的意圖，是希望陳雲在會上把他的想法給大家講一講，說服頭腦還在發熱的同誌把指標降下來，降到1600萬噸。而陳雲呢，以為毛澤東是因為不滿意他的想法，才提出開會。所以，這個會上，陳雲不僅沒有講自己的想法，還作了自我批評。這件陰差陽錯的事情令毛澤東十分惱火，後來為這事曾多次抱怨。諸如以上種種顧慮，可能就是陳雲在七千人大會沒有講話的原因。今天當筆者對此文進行修改時，《陳雲傳》出版了，發現陳雲對自己為什麽在七千人大會上不講話，也當成一件大事銘記在心，專門做了解釋。事隔26年後，他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講話，主要是和稀泥這不是我陳雲的性格，同時不能給毛主席難堪。”讀了陳雲的回憶，筆者欣喜地看到，上麵關於陳雲不講話的前兩條判斷，同陳雲的回憶基本吻合。至於第三條原因，陳雲自己沒有講，是不是就不存在呢？作為研究，應該是可以探討的，所以仍然保留下來，以供讀者參考。
七千人大會於2月7日閉幕，事隔14天後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會上陳雲就當時的財政經濟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辦法作了長篇講話，對七千人大會的一些觀點和決策進行了大膽修正。他認為困難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麵，然後提出克服困難的六條重要措施。陳雲的講話，引起大家強烈的共鳴，全場瘋狂地鼓掌！陳雲也很興奮，臉孔通紅。大家認為這次真是講透了，知道了應該幹什麽，怎樣去幹，心裏有底了。
那麽，陳雲在七千人大會上不講，為什麽在“西樓會議”上又講了呢？分析起來，大體有四條原因：
一是“西樓會議”的範圍比較小，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也就是說，講話的場合比較合適。有些意見在大會上講不方便，但可以在小範圍的會議上講一講！二是毛澤東在大會講話時，談到了自己在經濟工作上不如陳雲，陳雲“懂得較多”。雖然這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講的，實際上是向全黨宣布在經濟工作方麵陳雲懂得最多，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誰也不如陳雲內行。陳雲因此受到一些鼓舞。三是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發揚民主，讓人講話的精神，或許陳雲感到那個務實的、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的毛澤東又回來了。2月8日，陳雲在陝西組的講話證明了這一點。他針對有人擔心在北京什麽意見都可以提，回去以後恐怕就不行了，樂觀地說：“從這次大會開始，今後批評的門是大開著的，並且是越開越大的。”四是嚴峻的經濟形勢。七千人大會之後，中央又發現了1962年的國家預算，表麵上收支平衡，實際上有著50億元的赤字，使中央領導人感到震驚。出於一種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幾個因素相疊在一起，就有了陳雲在“西樓會議”上的大膽一講，也就有了那一篇倍受歡迎的精彩演說。那一刻，也成為陳雲人生輝煌的又一個瞬間！
當然，毛澤東對陳雲在“西樓會議”的講話確有不滿意的地方，認為他把形勢看得黑暗了。後來多次不點名的批評陳雲說農業要5到8年才能恢複。後來的實踐也表明，經濟恢複的時間，確實比陳雲估計的要快一點，但陳雲提出的一些措施，對經濟的恢複則是十分有效的。
有人說，隻有七千人大會，沒有“西樓會議”，國民經濟不可能很快走出困境。這也是對“西樓會議”及陳雲講話的一種充分肯定。這裏想再補充一句，沒有七千人大會，也不會有“西樓會議”。有了七千人大會的民主精神，反分散主義的舉措，又有“西樓會議”確定的宏觀調控措施，這樣，國民經濟才得以順利調整落實。由此說來這是兩個相輔相成十分重要的會議。
陳雲在“西樓會議”的表現，功不可沒。
從省委書記到部長們紛紛在七千人大會上做自我批評，承擔責任。那麽，他們受到了怎樣的批評？他們能不能過關呢？本章這部分在紀念版中，作者根據新發現的資料以及讀者的意見，新做了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