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2/09/12396338_5.shtml
隨著這《一封信》下發，全國掀起“調查研究熱”。《紅旗》雜誌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發表社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此後，1961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胡喬木再度前往湖南農村調查研究。胡喬木女兒胡木英曾經回憶當時胡喬木在湖南調查研究的情形：
我是3月21日飛到長沙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忙著與調查組的同誌開會研究，按照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如何做好下一步調研工作。當時他的調查組成員中有於光遠、王力、胡績偉、張超、戴邦等，他的秘書商愷同誌也參加調查組的工作。
在那些日子裏，父親在長沙、韶山、湘鄉一帶來回跑，參加了大大小小的各類座談會、社員大會，又去社員家庭調查了解，聽取各級幹部的匯報、情況反映，並看了調查組同誌們寫的各種調查材料。為了能更多地聽到社員、幹部的真話，也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得到鍛煉的機會，他組織安排了警衛、保健醫生等去做調查工作，給他們調查題目，並要求他們把調查結果向他匯報。我就經常被父親安排跟著醫生，警衛深入社員家庭調查。
記得有一回我們在調查時，剛從一家社員家裏出來，遇到了一位從寧鄉村討飯到湘潭的姑娘，看她皮包骨頭的瘦小樣子，個頭像是十歲的孩子。經我們詢問知道，她十七歲了，父母都已餓死了，隻剩下她一人；沒飯吃，去撿野菜，隊裏幹部不準撿，還把她的籃子踢壞，打了她，她沒法子，隻好逃出來討飯。我們去調查的這家社員拿出一碗飯菜給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就走了。當時我們也沒有再問她去哪裏，今後怎麽辦。回招待所吃晚飯時我向父親談起了這件事，父親和調查組的同誌們都責怪我們沒有處理好這件事，沒有幫她找個安身的地方。隻了解了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體會到父親和他的同誌們真正為老百姓設身處地的著想，正是基於為老百姓謀幸福的動機才能支持和支配著他們辛勤地工作而毫無怨言。還有一回，我和醫生、警衛等幾個人去一個小隊調查，回來的路上照了幾張相。父親知道後批評了我，說：不要把下鄉當作旅遊，要認真學習調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
回過頭來想想，父親真正是為了老百姓才那樣不辭辛苦，隻想著如何盡快糾正原來“左”的政策，使老百姓早日從困苦中解脫出來。他對老百姓的苦難特別痛心。有一回，我們在韶山招待所門口遇到一個從湘鄉來賣布票的年青人，他說因沒錢治病，隻好賣布票換幾個錢。看他麵黃肌瘦的樣子，父親很快從兜裏掏出了五塊錢，又耐心告訴他賣布票是犯法的。這人大概看我父親麵善吧，又說他已經好幾天沒吃過米飯了，於是父親又請招待所的服務員拿出幾個饅頭和小菜給他吃。他幾乎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完後，父親又詳細詢問他的情況，最後讓服務員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公社領導，請公社幫助安置解決。這封信交給了省裏來參加調查工作的時任省檔案局局長的毛華初同誌，由他帶給湘鄉縣委。
後來從長沙到武漢做工業調查，曾召開兩次工人座談會，一次在武漢鋼鐵廠，一次在重型機械廠。參加座談的工人都很激動，發言很踴躍，以至原定的一個鍾頭時間超過很多。座談都安排在白班下班後，這中間有的工人因饑餓而談不下去了，父親趕緊請廠領導拿出饅頭等請他們邊吃邊談，而他自己則堅持到所有參加座談會的工人把要說的話講完了，所要了解的情況全部了解之後才結束座談。結果晚飯拖到九點多才吃。
我從這些小事中深感父親對普通工人、農民的理解、同情和熱愛。我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算個小知識分子吧，可我接觸工人、農民時就不像父親那樣溝通，總像有層隔膜，也覺得沒什麽好談的。可是父親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和他們談起來，接觸起來卻一點困難也沒有，問長問短，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當時，寧鄉有餓死人的情況，還比較嚴重。後來調查組聽說湘鄉也有餓死人的情況，幹部們都不敢向上反映。調查組向父親匯報了，他馬上要調查組的同誌去湘鄉具體了解，隨後父親決定改變原計劃，也到離湘鄉縣城不遠的一個大隊去親自調查。那是4月13日，那次看到的情景，我真是永生難忘。一個個骨瘦如柴、麵如菜色的大人、小孩，木呆呆地站在那裏，不是親眼所見，從文字描述中絕對無法想像出來。縣裏的領導人匯報工作時，居然說不知道那裏有餓死人的事。他們看到我父親那按捺不住的不滿神色時，才趕緊檢討工作沒做好。父親也真生氣了，狠狠批評了他們，並要求他們盡快想辦法解決，不要再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那天是早上出發的，回到韶山招待所已是夜裏十一點了。
正巧在這時候，毛主席也來湖南視察了。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毛主席。除談到了在韶山公社調查解決食堂問題的情況，還特別寫到湘鄉餓死人的情況。……這封信他是請回長沙開會的毛華初同誌帶給毛主席的。毛主席收到信後第二天就給湖南省書記張平化同誌作了批示，要他閱後將來信及附文四件“印發給我們的三級幹部會議各同誌，予以討論”。毛主席並於當日下午親自聽取了毛華初同誌對農村調查情況的真實匯報，他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試點解散食堂。毛主席還提出要注意解散食堂後會產生的問題，並一定要搞好生產。這樣父親與韶山公社黨委認真研究解散食堂的步驟及措施更加快了實施，全公社的食堂幾乎都全部解散了。這一舉措深得韶山百姓的歡迎和稱讚。
女兒胡木英回憶文章中提到的胡喬木寫給毛澤東的長信，是胡喬木寫於1961年4月14日的信。胡喬木在信中，如實地向毛澤東反映了湖南農村餓死人的嚴重情況：
昨天，我和王力同誌、毛華初同誌，省農業廳賀炳賢同誌等人去了一次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臨近韶山的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的情況(從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個大隊死707人，占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庚公社的楠鄉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鄉大隊、石匠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在20%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餓死三萬人，去年約二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全縣病人在去年年底達七萬人，現已減到萬餘，但我們去的地方，有些生產隊的病情尚未停止……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於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
出自：http://yzruan.blog.sohu.com/146921939.html
毛澤東等談三年大饑荒餓死人
【按語】現在網上有許多崇拜毛澤東的極左派，否定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的事實。我有一亇朋友，他在文革中很左，他也不相信會餓死三千多萬，唯一的理由是，如果是餓死三千多萬，二十個人裏麵要餓死一個，怎麽可能？我前麵介紹了“信陽事件”和“通渭問題”，信陽餓死的占八分之一，通渭餓死的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說，大饑荒四川餓死1000萬人，我相信廖伯康不會瞎說。如果你還不相信，我勸你去讀讀新華社高級記者、現任《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的新著《墓碑》。作者在前言中說，書取名《墓碑》，一是為他那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製度立下一個墓碑。四是如果因寫此書而遭至不測，也算是為自己立個墓碑。這真是一塊沉重的墓碑。
下麵請各位看看，連毛澤東自己都承認餓死人，你還有什麽可說的。
毛澤東：
（1）毛澤東也知道不存在什麽“三年自然災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他承認：“困難主要不是來自天災，而是來自‘共產風’和瞎指揮的人禍。”【《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1989年第二期第１２頁】
（2）毛澤東檢討餓死人：1960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各中央局匯報工作時做重要講話，說：“我們搞的社會主義，現在出了這麽多的問題，原因究竟在哪裏？……為什麽還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領頭的，有缺點，有錯誤，第一個要負責任的是我；北戴河會議決議，有些內容寫過了頭，我向大家、向全國人民做自我批評，大家也可以批評我的每一個缺點和每一個錯誤，關鍵是改正；……”《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劉少奇：
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一天，曆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曆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評價” （劉源：《中華兒女》1998年第10期）
鄧小平：
鄧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三年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現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頁。）
1985年又說：“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麵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大災難。”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115頁）
萬裏：
前人大副委員長萬裏說： “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麽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見1998年4月30日《中國經濟時報》）
薄一波：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14頁。)
“我國人民所經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在和平建設時期發生這種事情，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是愧對百姓，應該永誌不忘這沉痛的教訓”。（見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第873頁）
田紀雲：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麽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田紀雲：《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曆程》原載《炎黃春秋》2004年第6期）
參考文獻：
[1] 鄧小平、薄一波、萬裏、田紀雲、論三年大饑荒
[2]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三千萬人完全是惡意的謠言
[3]也談三年困難時期的天災與人禍
[4]袁隆平：“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餓死4000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