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鳳凰網曆史 作者：葉永烈
核心提示：就在寫這兩封談論詩詞的信中間，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嚴厲批判彭德懷等：“有幾位同誌，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他們隻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在我們黨內。”
本文摘自《胡喬木：中共一支筆》 作者：葉永烈 出版社：廣西人民出版社
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之後，毛澤東那顆發熱的腦袋，稍稍冷卻了一些。他幾度表揚陳雲。除了前文已引述過的毛澤東稱讚陳雲“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之外，還說過“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之類的話，這“良將”、“賢妻”指的也是陳雲。毛澤東開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澤東甚至要陳雲全麵負責經濟工作，說“陳雲當總指揮好”。
1959年6月20日，毛澤東寫給胡喬木及《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澤東的頭腦冷靜了些。那是毛澤東從新華社編印的第二八○一期《內部參考》上，讀到了廣東東江流域暴雨成災的消息之後，寫了一信——
喬木、冷西同誌：
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麵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此件閱後退回。
毛澤東
6月20日上午四時
正是在這種“冷卻”的氣氛中，從7月2日起，在“清涼世界”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則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陳雲和鄧小平由於健康原因未出席會議。
會議最初的議題是繼續糾“左”。如毛澤東所言：“不要做熱鍋上的螞蟻，要做冷鍋上的螞蟻。”
據李銳回憶，他和胡喬木、田家英同車從北京前往武漢，再轉船到九江。李銳是毛澤東當時的兼職秘書，他說：
“在火車上，我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對五八年的‘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
毛澤東一路上興致頗好，詩興大發，寫了《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抄給胡喬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傳開。這麽一來，使會議的氣氛更為寬鬆。
胡喬木在跟李銳、田家英、吳冷西的閑談中，說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陳雲意見轉告毛澤東的原委：
“當時不匯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複不了名譽。”
胡喬木對於毛澤東關於“經濟發展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絕對的”論斷，也表示懷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
上山之初，毛澤東提出十九個問題，供會議討論。他還指定七人起草會議紀要，即胡喬木、譚震林、曾希聖、周小舟、田家英、吳冷西、李銳，以胡喬木為組長。
於是，胡喬木分十二個專題，由組員們分頭去寫。他自己寫“形勢和任務”這一總綱式的專題。不久，寫出了《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
這份《議定記錄(草稿)》，於7月14日印發後，便招來一些意見，以為對“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而“缺點寫得很具體”。尤其是對胡喬木寫的“形勢和任務”那一節，意見頗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喬木在會上作了發言，進行了申辯：
“不要一提出問題，好像就在懷疑成績，是在把缺點誇大了。缺點不應該誇大，也不應該縮小。但是，在現在的會議上，各人所見有些參差不齊，也不必緊張。總之，隻要是問題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視、研究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應該有什麽說什麽，不要戴帽子。如果說錯了，講清楚改過來就行了。我們討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早日實現光明的前途，這一點大家是一致的。說虛誇已完全過去了，我不能同意。”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屈指算來，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已工作了十八個年頭，上廬山之後也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然而，就連他也未曾料到，毛澤東在廬山上來了個急轉彎：從糾“左”急轉為反右傾！
還算好，胡喬木工作在毛澤東身邊，消息極為靈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辯之後的第三天，他得知廬山上的風向要轉了。7月21日早上，他知道張聞天要在會上作長篇發言，即給張聞天打電話，關照他“少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然而，張聞天不顧胡喬木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長達三小時的發言……
終於擺脫政治危機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為廬山會議的轉折點。
毛澤東發話了。他說他“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他在廬山上，已經“頂了二十天”。毛澤東警告一些人：
“他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
毛澤東這次講話，一下子把會議從反“左”，轉到了反右傾上麵去了。
7月26日，會議印發毛澤東對一封信的批示，內中寫道：
“我們黨三十八年的曆史，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的。”
原來，毛澤東是依照“反‘左’必出右”的這一“必然”規律，展開了反右傾。
首當其衝的是“主帥”彭德懷，因為彭德懷在7月14日寫了一封三千來字的信給毛澤東，指出“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其次則是張聞天，被稱之為“副帥”，因為他那三小時的發言尖銳地批“左”。
此外，還有黃克誠、周小舟，也被列入“反黨集團”。
毛澤東的幾位秘書，此時也處境艱難：
李銳積極批“左”。毛澤東說，“李銳這次也是右派”。於是，在劫難逃了。
陳伯達曾稱讚過彭德懷的信，此時馬上“反戈一擊”，算是滑了過去。
田家英處境危險。他曾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的“左”的言行，差一點被劃入“右派”。
胡喬木呢？也頗為不妙。且不說他負責起草的《議定記錄》已經遭到非難，連他在上山途中說過的“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也被人揭發出來。所幸揭發者說此話是李銳講的(其實是李銳轉述過胡喬木的話)，而李銳不願牽連胡喬木，自己承當了！
胡喬木得以過“關”，還在於毛澤東平日對胡喬木的印象還不錯。李銳曾如此回憶：
“有天劉瀾波告訴我，柯慶施向他說，主席跟柯談到對喬木的觀感，說喬木跟他一二十年，總還是一介書生。
“這使我想起1958年4月廣州會議時，主席談到要善於聽不同意見和反麵意見時說的話：我們身邊有個胡喬木，最能頂人，有時把你頂到牆上，頂得要死。”
毛澤東對胡喬木“一介書生”的評價，大體上是頗為準確的。胡喬木一直難改濃厚的書生意氣。
至於最能頂人，表明他也並非一貫唯唯諾諾，一旦發表不同意見，夠尖銳的。
好在毛澤東對胡喬木畢竟還是很信任的，而胡喬木平素也小心謹慎，“頂人”並不多。
會議“反右傾”，日漸進入高潮。內中，特別是揭發了彭德懷、張聞天、李銳等所說毛澤東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胡喬木抓住這一“謬論”，發揮了他的寫社論的擅長，富有邏輯地從六個方麵進行批駁，指出毛澤東與斯大林晚年的不同：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一、斯大林晚年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主席在哪一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創造的又是誰創造的？如果不密切聯係、徹底依靠、放手發動群眾，怎麽會出現去年的大躍進、公社化運動？
二、斯大林晚年在黨內是不講民主的或者很少講民主的，連中央全會都不召開。而我們卻不但經常開全會，而且經常開擴大的全會，這次會議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書記起草的，很多意見都是大家議出來的。毛主席十分重視黨內民主、尊重同誌們的意見，怎麽能說和斯大林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個人迷信，毛主席在這個方麵也同他相反。七屆二中全會就作出決定，不許祝壽，不許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為美術家的作品可以在美術館陳列外，一律不許在公共場所陳列。
四、斯大林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常把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以至在蘇共黨內有許多中央委員、高級將領等被錯誤地殺害了。難道毛主席曾經殺過一個中委、一個將軍、一個黨代會的代表嗎？毛主席對黨內鬥爭的原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因為這樣，許多犯過錯誤的同誌至今仍然在黨中央團結一致的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停滯的傾向。在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三十年沒有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認對立麵的統一，否認否定之否定，實際是丟了辯證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簡直可說是辯證法的化身。他雖已六十幾歲，精神比許多青年人都年輕，真正是生動活潑，一往無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同他對辯證法的深刻了解分不開的，是同他始終充滿朝氣的精神狀態分不開的。
六、斯大林晚年對外犯過大國主義的錯誤。毛主席對別的國家一向很尊重，朝鮮問題就是一個好例子，對越南蒙古的關係也是這樣。對蘇聯的有些問題，我們也提出過意見，但是並沒有妨礙兩國的團結。革命過程中總會有些缺點和錯誤，問題是我們發現得快、糾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個方麵的分析之後，胡喬木引述了恩格斯的名作《論權威》，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亦即權威，這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
雖說胡喬木並不讚同“反右傾”，但他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必須在政治上維護毛澤東。這番長篇發言，是胡喬木的公開表態，意味著他要從被動轉為主動。
胡喬木這一長篇發言，毛澤東聽了頗為滿意。翌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內中不指名地提及胡喬木：
“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想把秀才們挖去，不要妄想，是我們的人。”
“俱樂部”，指的是以彭德懷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的代稱)。“秀才們”，包括胡喬木、田家英，也包括陳伯達。
這麽一來，胡喬木解脫了！
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十八年以來，一直緊跟毛澤東，平平穩穩。雖說不久前毛澤東就陳雲一事批評了他一回，不算太嚴重。這一回廬山上，可謂驚心動魄，胡喬木差一點進入“俱樂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傳入毛澤東的耳朵，知道是他說的話，那就麻煩了。
他還算“機警”，知道風向不對，馬上作了那長篇發言，度過了政治危機……
不過，從此之後，他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潛在的裂痕。這裂痕，他知，毛澤東知，表麵上卻仿佛一切如常。
吳冷西曾這樣回憶廬山會議中處境艱難的胡喬木吳冷西，《憶喬木同誌》，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
1959年的廬山會議，是喬木同誌一生中的一個重要關節。在會議前期，即所謂“神仙會”期間，喬木同誌帶領我們起草會議紀要。他對大躍進中的錯誤提出了尖銳的意見，並係統地寫入會議紀要初稿。當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強烈的“左”傾情緒的同誌的指責之後，他又在堅持少奇同誌提出的“成績講夠，缺點講透”的原則下，力求照顧各種不同意見，對初稿加以修改。當修改稿出來以後，會議突然180度轉向反右傾，《紀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責。有些同誌把它同彭老總的意見書相提並論，橫加攻擊。喬木同誌和我們這些參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評。喬木同誌當時既迷惑又沮喪，眼看持續半年的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被打斷了。有好幾天他一句話也不說，臉色陰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講了“秀才是我們的人”之後，喬木同誌以大局為重，振作精神，為全會起草決議。當錯誤地批判以彭德懷同誌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局勢無法改變之後，他仍然想幫助一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他同田家英同誌和我商量，建議這位參加起草工作的人寫一封檢討信給毛主席，以求得諒解。喬木同誌的這個好心沒有得到好報。二十多年之後，這位起草參加者著書立說，揚言他寫那封信是“終牛根事”，似乎是喬木同誌的建議害了他。尤有甚者，這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還說他在廬山會議上保護了喬木和家英。事實恰恰相反，正是這位起草參加者在廬山會議後期，寫了所謂“檢舉材料”，羅列許多“罪狀”，告發喬木同誌，家英同誌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誌要我們在大會上同此人對質，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同誌都目睹當時會場上對質的情景。中央為此調查了兩個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喬木，家英和我談話時才算結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來越少。我責無旁貸，要為喬木，家英兩位亡友公開澄清曆史事實。
廬山會議從和風細雨變為急風暴雨，是喬木同誌一生中從未有過的經曆。一個月的緊張局勢，使他心身交瘁，從此種下了爾後的極度精神疲勞的病根。
依然是毛澤東政治秘書
從廬山返回北京，胡喬木依然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澤東便寫了一信給胡喬木——
喬木同誌：
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誌一閱，看有什麽毛病沒有並加以筆削，是為至要。主題雖好，詩意無多，隻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脈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曆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
毛澤東9月7日
毛澤東所說的“詩兩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廬山》。信中，毛澤東跟胡喬木如敘家常。
六天之後，毛澤東又給胡喬木一函——
喬木同誌：
沫若同誌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郭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
毛澤東9月13日早上
“霸主”指蔣介石。這一聯寫那個時期的階級鬥爭。通首寫三十二年的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一句。
就在寫這兩封談論詩詞的信中間，9月1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嚴厲批判彭德懷等：“有幾位同誌，據我看，他們從來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他們隻是資產階級分子、投機分子混在我們黨內。”
胡喬木依然“評報”，隻是不寫社論了。從那篇《尼赫魯哲學》之後，他就沒有給《人民日報》寫社論——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大量吸收先進青年入黨》。
他仿佛失去了銳氣，常說自己睡眠不好。雖說他患神經衰弱症已經多年，此刻他說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費很多時間讀書。1960年12月29日，他曾給彭真寫了一信——
彭真同誌：
袁牧的《黃生借書說》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選本，《四部備要》本頭太大不便傳送，未將原書送來。
文意頗好(末了還是要借書的早還，並不肯送人，不過這也證明借書之難)，可以考慮請人譯為白話，寫一短文介紹，在《北京日報》或《人民日報》副刊發表。
敬禮
胡喬木
1960年12月29日
離開了毛澤東身邊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喬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會議剛剛結束，1月20日，毛澤東便給田家英寫了一信。信中寫道：
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六人，連組長共七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要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
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
毛澤東自己帶頭作調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率一組下去，規定調查兩個月，然後“都到廣東過春節”。
那時，由於“高舉”那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麵紅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亂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沒有章程，全國農村亂了套。毛澤東派出調查組，為的是調查農村情況。
1961年2月23日，三個調查組在廣州會合。毛澤東聽了匯報之後，召開會議，著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出席會議的有陶鑄、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廖魯言、鄧力群、許立群、王力、王魯、逄先知等。胡喬木參加了起草工作。
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翌日，又通過了由胡喬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最近發現的毛澤東同誌1930年春所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現在中央決定將這篇文章發給全黨高級及中級幹部學習……
“中央認為，最近幾年的建設成就是偉大的，證明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確的。但是在農業、工業等方麵的具體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錯誤，造成了一些損失。這些缺點錯誤之所以發生，根本上是由於許多領導人員放鬆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進行得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工作，滿足於看紙上的報告，聽口頭的匯報……”
隨著這《一封信》下發，全國掀起“調查研究熱”。《紅旗》雜誌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發表社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此後，1961年3月下旬至5月下旬，胡喬木再度前往湖南農村調查研究。胡喬木女兒胡木英曾經回憶當時胡喬木在湖南調查研究的情形：
我是3月21日飛到長沙的，第二天上午，他就忙著與調查組的同誌開會研究，按照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如何做好下一步調研工作。當時他的調查組成員中有於光遠、王力、胡績偉、張超、戴邦等，他的秘書商愷同誌也參加調查組的工作。
在那些日子裏，父親在長沙、韶山、湘鄉一帶來回跑，參加了大大小小的各類座談會、社員大會，又去社員家庭調查了解，聽取各級幹部的匯報、情況反映，並看了調查組同誌們寫的各種調查材料。為了能更多地聽到社員、幹部的真話，也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得到鍛煉的機會，他組織安排了警衛、保健醫生等去做調查工作，給他們調查題目，並要求他們把調查結果向他匯報。我就經常被父親安排跟著醫生，警衛深入社員家庭調查。
記得有一回我們在調查時，剛從一家社員家裏出來，遇到了一位從寧鄉村討飯到湘潭的姑娘，看她皮包骨頭的瘦小樣子，個頭像是十歲的孩子。經我們詢問知道，她十七歲了，父母都已餓死了，隻剩下她一人；沒飯吃，去撿野菜，隊裏幹部不準撿，還把她的籃子踢壞，打了她，她沒法子，隻好逃出來討飯。我們去調查的這家社員拿出一碗飯菜給她吃，她狼吞虎咽地吃完就走了。當時我們也沒有再問她去哪裏，今後怎麽辦。回招待所吃晚飯時我向父親談起了這件事，父親和調查組的同誌們都責怪我們沒有處理好這件事，沒有幫她找個安身的地方。隻了解了問題，卻沒有解決問題。這件事對我震動很大，體會到父親和他的同誌們真正為老百姓設身處地的著想，正是基於為老百姓謀幸福的動機才能支持和支配著他們辛勤地工作而毫無怨言。還有一回，我和醫生、警衛等幾個人去一個小隊調查，回來的路上照了幾張相。父親知道後批評了我，說：不要把下鄉當作旅遊，要認真學習調查工作，了解老百姓的疾苦。
回過頭來想想，父親真正是為了老百姓才那樣不辭辛苦，隻想著如何盡快糾正原來“左”的政策，使老百姓早日從困苦中解脫出來。他對老百姓的苦難特別痛心。有一回，我們在韶山招待所門口遇到一個從湘鄉來賣布票的年青人，他說因沒錢治病，隻好賣布票換幾個錢。看他麵黃肌瘦的樣子，父親很快從兜裏掏出了五塊錢，又耐心告訴他賣布票是犯法的。這人大概看我父親麵善吧，又說他已經好幾天沒吃過米飯了，於是父親又請招待所的服務員拿出幾個饅頭和小菜給他吃。他幾乎嚼都不嚼就吞下去了。吃完後，父親又詳細詢問他的情況，最後讓服務員寫了一封信給他的公社領導，請公社幫助安置解決。這封信交給了省裏來參加調查工作的時任省檔案局局長的毛華初同誌，由他帶給湘鄉縣委。
後來從長沙到武漢做工業調查，曾召開兩次工人座談會，一次在武漢鋼鐵廠，一次在重型機械廠。參加座談的工人都很激動，發言很踴躍，以至原定的一個鍾頭時間超過很多。座談都安排在白班下班後，這中間有的工人因饑餓而談不下去了，父親趕緊請廠領導拿出饅頭等請他們邊吃邊談，而他自己則堅持到所有參加座談會的工人把要說的話講完了，所要了解的情況全部了解之後才結束座談。結果晚飯拖到九點多才吃。
我從這些小事中深感父親對普通工人、農民的理解、同情和熱愛。我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算個小知識分子吧，可我接觸工人、農民時就不像父親那樣溝通，總像有層隔膜，也覺得沒什麽好談的。可是父親這樣的大知識分子和他們談起來，接觸起來卻一點困難也沒有，問長問短，似乎有說不完的話。
當時，寧鄉有餓死人的情況，還比較嚴重。後來調查組聽說湘鄉也有餓死人的情況，幹部們都不敢向上反映。調查組向父親匯報了，他馬上要調查組的同誌去湘鄉具體了解，隨後父親決定改變原計劃，也到離湘鄉縣城不遠的一個大隊去親自調查。那是4月13日，那次看到的情景，我真是永生難忘。一個個骨瘦如柴、麵如菜色的大人、小孩，木呆呆地站在那裏，不是親眼所見，從文字描述中絕對無法想像出來。縣裏的領導人匯報工作時，居然說不知道那裏有餓死人的事。他們看到我父親那按捺不住的不滿神色時，才趕緊檢討工作沒做好。父親也真生氣了，狠狠批評了他們，並要求他們盡快想辦法解決，不要再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那天是早上出發的，回到韶山招待所已是夜裏十一點了。
正巧在這時候，毛主席也來湖南視察了。父親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寫了一封長信給毛主席。除談到了在韶山公社調查解決食堂問題的情況，還特別寫到湘鄉餓死人的情況。……這封信他是請回長沙開會的毛華初同誌帶給毛主席的。毛主席收到信後第二天就給湖南省書記張平化同誌作了批示，要他閱後將來信及附文四件“印發給我們的三級幹部會議各同誌，予以討論”。毛主席並於當日下午親自聽取了毛華初同誌對農村調查情況的真實匯報，他肯定了韶山公社可先行試點解散食堂。毛主席還提出要注意解散食堂後會產生的問題，並一定要搞好生產。這樣父親與韶山公社黨委認真研究解散食堂的步驟及措施更加快了實施，全公社的食堂幾乎都全部解散了。這一舉措深得韶山百姓的歡迎和稱讚。
女兒胡木英回憶文章中提到的胡喬木寫給毛澤東的長信，是胡喬木寫於1961年4月14日的信。胡喬木在信中，如實地向毛澤東反映了湖南農村餓死人的嚴重情況：
昨天，我和王力同誌、毛華初同誌，省農業廳賀炳賢同誌等人去了一次湘鄉縣委，我們原聽說臨近韶山的東郊公社、現龍洞公社死人的情況(從1958年10月到1961年3月，三個大隊死707人，占現有人口百分之十三點五)，擬去該處調查，結果因道路不便，臨時到原東郊公社現陳庚公社的楠鄉大隊、七星大隊、水底大隊、石匠大隊的幾個生產隊看了一下，發現這幾個大隊的情況也很嚴重。楠鄉大隊、石匠大隊三年來死亡率都在20%左右，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餓死三萬人，去年約二萬人，而以去年年底最為嚴重，全縣病人在去年年底達七萬人，現已減到萬餘，但我們去的地方，有些生產隊的病情尚未停止……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於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
會議開幕時，胡喬木來了。沒幾天，胡喬木請病假，離開了會場。他的神經衰弱症加劇了，無法正常工作。
女兒胡木英回憶說：
他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後，神經衰弱已嚴重到無法拿筆寫文章的地步，他被迫放下一切工作徹底休息。於是他給毛主席寫了封信，請假去休息一段時間。
1961年8月17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信，說明病情，要求請長期病假。一星期之後，正在廬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回複一函，表示同意——
喬木同誌：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你似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養打算，不要隻作幾個月打算。如果急於工作，恐又將複發。你的病近似陳雲、林彪、康生諸同誌，林、康因長期休養，病已好了，陳病亦有進步，可以效法。問穀羽好。如你轉地療養，穀宜隨去。以上建議，請你們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順告，勿念。
毛澤東
1961年8月25日
從此，胡喬木離開了他的工作崗位，雖說他名義上還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實際上他已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政治秘書工作，由陳伯達一人承擔。陳伯達權重一時，以致“文革”爆發時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胡喬木這一病，不止病“一、二、三年”——一直病到“文革”爆發。
胡喬木患神經衰弱症，這是確實的。不過，他一病就病得那麽久，內中有沒有政治因素，這就不得而知了。
毛澤東的信中，提及了陳雲、林彪、康生的病況。內中，康生、林彪的病，明顯地帶有“政治病”的色彩……
胡喬木多年擔任毛澤東秘書，曾經精辟地指出：“秘書要具有政治家的視野”。
他說：“秘書一要正確觀察、分析、判斷形勢，尤其是政治形勢；二要根據形勢的正確判斷，從宏觀上提出相應的微觀政策。”
這幾句話，可以說是胡喬木多年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深刻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