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的師哲回憶，毛澤東對彭德懷在七大發言的自我批評不太滿意，說“他(彭德懷)承認錯誤的態度十分勉強，也難說是心悅誠服的”，還對師哲說，“此人(彭德懷)剛愎自用，目空一切”。
本文摘自《彭德懷全傳》 作者：彭德懷傳記組 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45年初，在延安參加高級組學習的從前方和大後方回來的高級幹部，按工作地區劃分為華北、西北、華東等組舉行座談會，按整風的要求總結抗日時期的工作。北方局負責幹部和八路軍將領20餘人參加華北組的學習討論，是高級幹部最多的一個組。
彭德懷在八路軍總部辦公時用的油燈。這盞油燈從長征搶渡大渡河時起彭德懷就帶著它，經過爬雪山、過草地，一直帶到了延安。2月1日，華北組舉行華北地方軍隊同誌座談會(簡稱華北工作座談會或華北座談會)，彭德懷首先係統而詳細地總結了華北抗戰各個階段的經驗教訓，從嚴檢查個人在執行中央路線方針上和在工作上的缺點與失誤。其他人也都本著整風的精神做自我檢查，並就整個華北工作發表看法。
座談會在“七大”期間休會，“七大”閉幕後接著舉行，斷斷續續，開到7月23日結束，座談會累計開了44天，出乎與會者和彭德懷的初衷，從總結經驗改變為集中對彭德懷提意見，最後演變成對彭德懷的批判。
對彭德懷的批判主要有三個方麵：
一是工作指導上的問題。如抗戰初期主張八路軍打運動遊擊戰，配合正麵戰場打幾個勝仗以振聲威；
1938年春，在前方傳達了中共中央為貫徹十二月會議而製定的傳達提綱，而這一提綱是根據王明在十二月會上的報告擬定的。在這次會議上王明提出了“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務統一戰線”。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認為自己的意見受到壓抑；
1940年打百團大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引起了敵人的重視”；
1940年北方局黎城會議為糾“左”決定發布《保障人權法令》，影響了發動群眾；在整軍中過分編並地方武裝；
1943年發表《關於民主教育的講話》，用了“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革命口號”……
二是工作作風問題：主要是民主作風不夠，堅持己見，批評人過於嚴厲、尖銳、諷刺，個人英雄主義等。
三是對毛澤東的態度問題。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會議上及其後一段時間內，毛澤東提出紅軍的作戰方針“應以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為主”和以遊擊戰為“唯一”方針，彭德懷認為應進行獨立自主的運動遊擊戰，在基本的遊擊戰方針下，要不放鬆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在1937年12月中央會議上，王明批評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路線和遊擊戰略，彭德懷未支持毛澤東。在根據地講話、作報告引用毛澤東的話少。有時對人談論自己和毛澤東的一些不同意見。回延安後說有人在投機捧毛澤東，並說自己不願“捧場”，不願盲從等。對整風中的檢討，認為不應當“嘩眾取寵”。
上述一些問題在會議過程中逐漸“升溫”，而上升到路線問題。會議便演成對以彭德懷為目標的過火的、不公正的批判。
在批判中，把彭德懷在抗戰初期一度對遊擊戰方針的不同意見和傳達中共中央書記處根據王明的講話擬定的提綱說成是執行王明路線；把一場百團大戰說成是彭德懷背著中央打的；抗日根據地工作中的一些失誤則被說成是路線錯誤。彭德懷和毛澤東曾有過一些不同意見，即使已經解決，也被說成是彭德懷有意和毛澤東鬧對立。
加上彭德懷回延安說不願“捧場”等話，更被說成是彭德懷一貫與毛澤東對立，甚至被說成就是想用自己的一套來和毛澤東的一套相對立。彭德懷受任在敵後統率全局，則被批判為向中央鬧獨立性，搞宗派、山頭。最後，會議上還出現了否定一切的氣氛。如把彭德懷在1928年革命低潮時率湘軍一個團起義平江說成是“入股革命”；把彭德懷一貫的艱苦樸素精神說成是“矯情”、“禁欲主義”等。
彭德懷秉性剛直而不免失之暴烈；對士兵、群眾寬厚仁愛而對領導幹部要求嚴急；對上服理不服人；嫉惡如仇不加掩飾，有時夾帶粗話。常說自己是高山倒馬桶——臭氣遠揚。這說明他對自己的性格作風不無自嘲亦不無自宥。平江起義以前，這一性格作風使他為追求真理既敢於蔑視權貴，又善於團結部屬；起義以後，在黨內則難免有磕磕碰碰和使人不快之處。但總的說來，他在黨內從普通黨員到政治局委員，未曾遭受大的挫折。這次從前方載譽歸來，麵對這樣激烈的有失公正的批判，烈火般性格的彭德懷能否沉住氣呢？
華北座談會的規模時大時小，大時20餘人，小時數人，會場設在楊家嶺大禮堂樓下一間周末常舉行舞會的小禮堂內。彭德懷總是坐在靠門的一張舊沙發上，認真地聽大家的發言。
他的態度很冷靜，對一些激烈的指責、批判表現得很沉著、很克製，沒有出現有人擔心的爭論和不快。
當然，事情也不輕鬆。休會的時候，彭德懷本著毛澤東“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方針一再反省自己，將自己的缺點、錯誤提到原則高度來認識，有時一連幾天茶飯不思。他確實感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論修養上的不足；但對一些誇大、失實的批判，他又不願作違心的檢討。在三次檢討中，彭德懷總結自己“入黨帶來了三個東西”：“舊軍事觀點”，“個人英雄主義”，“恩賜的群眾觀點”，“18年沒有很好的清算過”。表示今後“要增加一些馬列，向毛澤東學習”。
華北座談會於7月25日結束，中央對這次會議及會議上對彭德懷的批判沒有做結論，關於百團大戰問題，毛澤東後來說：“暫時不做結論。”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秘書的師哲回憶，毛澤東對彭德懷在七大發言的自我批評不太滿意，說“他(彭德懷)承認錯誤的態度十分勉強，也難說是心悅誠服的”，還對師哲說，“此人(彭德懷)剛愎自用，目空一切”。
師哲認為，七大閉幕後，華北座談會仍繼續批判彭德懷不是偶然的。師哲的看法從1959年8月1日在江西廬山舉行的批判彭德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發言中可以得到證實。劉少奇在會上說：彭德懷“對我有七八點意見，有些事和我毫無關係。如一件事，召集華北座談會……”這時，毛澤東插話說：“這是我建議的，因彭要到黨校作報告，怕做不好，對他不利。小範圍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做為好。有人要求彭去講講。何必去黨校作報告。不開也勢必做不好。華北會應開，人家這麽多意見，同中央關係如此惡劣，而你名之曰操40天娘。”
“小範圍說清楚”沒有？看來是扯偏了，扯成了過火鬥爭，彭德懷自然沒有去黨校作報告。而所謂“和中央的關係如此惡劣”，則從抗戰時期中央的會議上，中央、毛澤東和八路軍總部及彭德懷的往來文電中可以看到，彭德懷和毛澤東在一些問題上雖曾有過不同的意見，“與中央關係惡劣”，卻無任何根據。從彭德懷回延安初期毛澤東對他的態度上，也找不到這種根據。
盡管在華北座談會上對彭德懷的批評過頭，這次會議仍屬於在黨內高層、小範圍中開展批判的性質，有的批評是在肯定彭德懷的功績、優點的前提下提出的。這次會議促使彭德懷深刻反省，重視自我修養，在思想、作風上更加成熟，對中央，對毛澤東的決策、方針更加認真地領會、研究。通過8年抗戰的實踐，他深感毛澤東的英明，認為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當之無愧的領袖，但他在如何對待領袖的問題上，仍保留著自己的看法：“毛澤東99?9％的正確，難道就沒有0?1％的錯誤麽？”他仍然堅持服膺真理勝於服膺個人的態度。
盡管華北座談會沒有作結論，隻算批判一場，但一些過激的態度和言辭、不實事求是的批判和不了了之的收場，也給人們留下了陰影。對於參加會議的人來說，是非不清，以訛傳訛；對彭德懷來說，有口難辯，心存委屈；對毛澤東來說，產生了對彭德懷的戒心。
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直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之失，引起毛澤東的不滿，發動了一場批彭的鬥爭。彭德懷也在小組會上放了一下當年在華北座談會挨批受屈之氣。他說：“華北座談會×了我40天娘，現在×20天不行麽？”
這話被人揭發出來，更激怒了毛澤東，給批彭火上澆油。華北座談會上那些本來就屬過火的批評，遂又在廬山會上被重新提出，“新賬老賬一起算”。最後，在廬山會議上，一代革命元戎彭德懷被罷官，被誣定為反黨集團頭子，批彭被當成黨內兩個階級你死我活的鬥爭，演變成一場影響全民族命運的巨大曆史悲劇。廬山會議的批彭和華北座談會的批彭相隔14年，二者之間有著內在曆史聯係，但二者的性質還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