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文化大革命”後期，整頓無政府狀態，紅衛兵印製毛澤東著作被宣布為不合法，幾次言明要禁止和銷毀。所以，談毛澤東著作的正式版本，都不會提到它們。但是，盡管不是合法的出版物，卻是實際存在的印刷品，流行頗廣的印刷品，聽說，在國外的一些研究中國的機構的圖書館裏收藏得不少。中國的國家圖書館裏大概也收藏得有吧。
本文摘自《讀書文摘》2004年第03期 作者：龔育之 原題為：憶往：讀“毛著”和編“毛著”
“他總是自己寫文稿”
毛澤東不但是一位革命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著作家。他從主辦《湘江評論》走上政治舞台，可以說，是以鼓吹“民眾的大聯合”的著作家的身份出道的。年過花甲了，他一度設想不但要從國家主席而且要從黨的主席的崗位上退下來，退下來做什麽？他的首選，還是做個著作家，在報上寫專欄文章。
著作，包括寫文章、寫報告、寫指示、寫電報、寫信函，還有開會講話，與人談話，經過記錄整理，還是轉化為著作。這是他極重要的工作方式，是他的為別的政治家所不及的專長，是他畢生的習慣、風格和愛好。
他一般是不叫別人為他擬好現成的文稿和講稿的。他總是自寫文稿，自擬講話提綱。講話記錄，秘書們幫他整理，他總是親自過問並且反複修改。黨內經曆多一些的同誌都知道這個情況。這些年國外境外不斷有一些傳言，我們這裏也有人相信，說毛澤東哪篇哪篇著作是誰誰誰寫的，說毛澤東哪部選集中有多大部分是別人寫的。這全屬無稽之談。
向施拉姆介紹“毛選”版本情況
毛澤東著作編成選集，還是抗戰末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事。
1984年4月我還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的時候，曾經應邀向外國研究毛澤東的專家施拉姆介紹毛澤東選集版本的情況。我提出一個觀點：抗戰末期和解放戰爭時期各解放區出版的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其源蓋出於延安整風時黨內編印的《六大以來》、《六大以前》（以及從這兩本書中選出來的《兩條路線》）。這幾本書，是為研究黨的曆史上的路線問題而編選的，包括黨的曆次重要宣言和決議，黨的領導人物的文章和報告，黨中央的許多指示；包括代表正確路線的文獻，也包括代表錯誤路線的文獻。經過研究黨的曆史，經過起草、討論和做出《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黨的領導層逐漸形成共識：毛澤東是黨的曆史上正確路線的主要代表。這樣，把搜集在那幾本黨的曆史文獻集中的毛澤東著作，挑選出來，加以編印，就成為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迫切需要了。
黨中央還沒有來得及編輯毛澤東選集，各解放區倒是紛紛先做了起來，出過《毛澤東選集》。
花800斤小麥的錢買了部新出的“毛選”
我向施拉姆介紹時還提到香港民主出版社的《毛澤東選集》。1948年秋天，我在香港讀到過。那時，我在上海考完了大學，等待發榜。原來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父親龔飲冰，奉命撤到了香港。於是我到香港我父親那裏作了短期逗留。香港是個特殊的地方，它在英國的統治之下，卻在國民黨的統治之外，中國共產黨在那裏有半公開活動的相當空間，辦了不少在黨的領導或影響下的報刊和出版社，毛澤東的文章和著作在這裏可以公開發表，我得到了飽讀的機會。
在這之前，我在長沙讀中學的時候，讀到過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那是公開的；讀到過《論聯合政府》，那是私下流傳的；讀到過日本投降時《第十八集團總司令給蔣介石的電報》，那也是私下流傳的，而且隻知是朱德的電報，對其口氣和文風（對蔣介石稱“你和你的政府”）印象很深，卻不知是毛澤東的手筆。
在香港，我讀到的是冠以《毛澤東選集》總名的一係列單印本，我隻讀過其中幾個單印本，遠沒有讀“全”。
1948年10月初我到北平上清華大學，很快參加了地下的青年組織，參加了地下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啊，《新民主主義論》啊，《論聯合政府》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啊，在進步學生間私下流傳得就相當廣了。毛澤東著作極大地吸引著我。1949年2月，北平剛剛解放，我在新華書店看到書架上擺著東北書店版的《毛澤東選集》，花了800斤小米的價錢把它買了回來，那幾乎是我父親給我存著備用的全部積蓄。
這部選集精裝一大本，在解放區的出版物中，紙張，印製，都是最好的。它至今還保存在我的書架上。硬殼的封麵已經散落，紙張也開始發脆，因為要查閱毛澤東著作當時發表的原貌，我還得時常翻閱它。它算得上是我的藏書中稀有的一件珍品了。
“毛選”作者審定本的出版
195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正式編輯的《毛澤東選集》的時候，在《本書出版的說明》中，一開始就說：“幾年前各地方曾經出過幾種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沒有經過著者審查的，體例頗為雜亂，文字亦有錯訛，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沒有收進去。”
以前那幾部毛選，對於宣傳和學習毛澤東思想是功不可沒的，但就其編輯工作的缺憾來說，這幾句話倒是說得很中肯。所以，中共中央有必要編輯一部經著者親自審定的、編輯體例合理、文字沒有錯訛、篇目沒有重要遺漏的《毛澤東選集》。
編輯這樣一部選集的動議，有許多文章說，是來自斯大林，是毛澤東1949年底第一次訪蘇時斯大林提出來的。這樣說，有根據，因為斯大林的確作了這樣的動議。但是，此說隻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在斯大林動議以前，還在西柏坡的時候，中共中央就已經著手做這件事情了。
據黃洛峰（中宣部出版委員會主任）的工作報告，這部正式毛選的初編稿1949年5月6日已經發稿。6月1日中共中央致電斯大林，說經毛澤東校訂的選集6月底就會出版，希望蘇聯不要急於出版根據東北書店版譯出的選集俄譯本。
但是，因為開國前後內外事務的繁忙，毛澤東沒有時間顧及審定工作。據即將出版的逄先知等所著《毛澤東傳（1949－1976)》介紹，直到抗美援朝三次戰役勝利，戰局初步穩定下來，毛澤東才騰出身子，帶著幾位秘書，到石家莊郊外的一棟生著土暖氣的房子裏，靜下心來審定出版社送來的一百多萬字的毛選清樣稿。
1951年7月開始，已經編定的校正本毛選，第一卷的若幹篇文章提前在《人民日報》陸續刊載，以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10月，第一卷正式出版。我至今還記得讀到這部新編的《毛澤東選集》時那股喜悅的心情，因為它有過去選集所沒有的詳盡而且有分量的題注和注釋，還包括許多篇過去沒有見過的著作。
當時預定，毛選分四卷，第四卷是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著作。發行時是四卷一起出售，後麵幾卷憑預約券在出版時領取。第二卷、第三卷分別於1952年和1953年出版。第四卷卻延遲到1960年才出版。
這一卷顯然是重新編過的，內容同原來設想的不同，隻包括解放戰爭時期的著作，不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著作。據《毛澤東傳（1949－1976）》介紹，毛澤東1960年2月底到3月初，帶領幾個人在廣州郊區的一處別墅裏，花了一周的時間，來做這件事情。這次不像在石家莊那次那樣，毛澤東不是在別人的幫助下自己做編輯工作，而是在他主持下一篇篇審讀別人幫助整理的文稿，審讀別人起草的題注和注釋。
我是先從父親那裏看到第四卷的清樣本的。他那時是中央統戰部的副部長，出版前給他們傳看了清樣本，但在他手裏隻能停留幾天，而我以先讀為快，就拿過來連夜讀完了我沒有讀到過的那些文章。很快，我也拿到了這本書，機關裏給一周的時間要幹部學習。對於其中那些從前發表過的著作，我從容地對照著從前的版本讀，發現有不少修改。我仔細地在書上標記出這些修改，思考著為什麽要作這樣的修改。談學習體會時，我談了這些發現。我自以為學得很認真，沒有想到，領導上卻不指名地批評了我這種學習態度和方法，說是沒有集中精力領會選集的精神實質，卻去搞什麽版本比較！
第四卷出版了，是不是接著就要出版毛選第五卷呢？
我知道，其實那時已經編出了待毛澤東審定的第五卷的一個粗編稿。1962年在討論為《紅旗》雜誌寫的一篇評論時，一位負責人便拿出這個秘本，給我們念過1956年毛澤東在知識分子會議上講話中的一段話。
但是，毛澤東認為建國以前的著作，已經經過了實踐和時間的檢驗，建國以後的著作，還不像建國以前的著作那樣經過檢驗，所以他不願意那時就出版他建國以後的著作。他倒是建議編劉少奇選集。
在“文革”中讀“毛選”
“文化大革命”開始，國家陷入準無政府狀態。紅衛兵是不顧一切的，他們也不顧編輯出版毛澤東著作是一件政治上非常嚴肅的事情，私下印行了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集。
我那時雖然關了牛棚，有時還可以回家、上街，我的妻子孫小禮是北京大學的教員，“黑幫”家屬，當不了造反派，算是個逍遙派，也利用一切機會，幫我購買和搜集紅衛兵小報和紅衛兵印刷品，特別是紅衛兵印的毛澤東著作。在牛棚裏，棚友之間還可以交換各自從不同途徑得到的這類印刷品。記得我見到的紅衛兵印的毛澤東著作，有叫《資料匯編》的，有叫《學習資料》的，有叫《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有叫《毛澤東文選》的，有一大本的，有幾大本的，北大編印的是四卷本，北京師範大學編印的有七卷本。還有許多散篇油印的，那都是我的妻子幫我弄來的、北大各種戰鬥隊的傳印本。有一次在街頭看到一種我所沒有的毛澤東著作匯印本，持有者卻怎麽也不肯出售，要用他喜歡的毛主席像章交換，我隻好把我兒子的珍貴像章拿去交換。沒有事先征得同意，兒子直生氣，我直對兒子道歉。
這類的毛澤東著作集，我得到不少，還借來不少。我把我得到的本子上沒有的文章，都抄錄下來。反正在我們那個牛棚裏有的是“學習”時間，看管牛棚的人認為抄錄毛澤東著作是學習，也不加禁止。這樣，我就自行編輯毛澤東著作集，隻供自己閱讀。其中有鉛印的，有油印的，有手抄的，統一按時間次序排列起來，分裝四大冊，目錄就有厚厚的一疊。
“文化大革命”後期，整頓無政府狀態，紅衛兵印製毛澤東著作被宣布為不合法，幾次言明要禁止和銷毀。所以，談毛澤東著作的正式版本，都不會提到它們。但是，盡管不是合法的出版物，卻是實際存在的印刷品，流行頗廣的印刷品，聽說，在國外的一些研究中國的機構的圖書館裏收藏得不少。中國的國家圖書館裏大概也收藏得有吧。
我在“整頓”和“反擊右傾翻案風”中
“文化大革命”中間，中央是不是編輯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呢？1970年批陳伯達的時候，涉及他在編第五卷時的錯誤，但沒有聽說他是瞞著中央的。
1975年，在鄧小平、胡喬木主持下（還有康生，但康已病重，隻是掛名），有一個名為“材料組”的小組，由李鑫、胡繩、吳冷西、熊複負責，有從中央黨校來的幾個人參加，在做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
這個材料組，在中南海乙區慶雲堂西四院工作，是胡喬木主持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一部分，但專做毛選的編輯，同在中南海丙區工字樓的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分開的。1975年10月，我被調到這個組來了。
我那時已經獲得“解放”，分配在教育部工作。胡耀邦複出後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提出了一個向國務院的匯報提綱，胡喬木叫我也來參加提綱的討論和修改，大概是因為我曾經參加過聶總關於科學十四條的文件的起草吧。接著，胡喬木又決定把我調來政治研究室。先是要胡績偉和我參加鄧力群主持寫出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一文的改寫。胡喬木認為這篇文稿寫得很好，但是太劍拔弩張了，如果這樣發表，就像“一個拳頭打了出去”。這當然是指打向“四人幫”。當時，喬木不讚成這樣寫。要胡績偉和我重新改寫，完全從正麵寫，寫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分別寫毛澤東這三項指示一項一項的意義，再寫這三項指示兩兩之間的關係。我和胡績偉聊了幾通。記不得是不是寫了一個粗粗的提綱，或者是連提綱也沒有寫出來，胡喬木又找我談，說：寫這樣的政治評論，是吳冷西的專長，已經請他來寫，你沒有經驗，還是過西四院來參加毛選的編輯工作吧。
我過來以後，李鑫告訴我，《論十大關係》已在胡喬木主持下依據兩份原始記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一次和接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一次）重新整理，已經毛主席看過同意，算是定稿了。還有一些講話記錄，如1956年11月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等等，還有待整理。他要我先閱讀毛主席講話記錄的檔案。又向我交代了整理講話稿的原則。當然首先要求忠實於原稿。但原講話記錄不單有文句不完整的問題，表達不準確的問題，邏輯不嚴密的問題，論述太重複的問題，還有引據的事實、曆史、文句待查證的問題，等等。所以要做很細致的整理工作。還有，毛主席有些觀點後來有發展變化，有些是重大的變化，這就要根據後來發展了的觀點，來加工整理前麵文稿中的觀點。他還說，所有經過整理的稿子，都要毛主席看過，毛主席認可，才能算數。他還舉了陳伯達整理第五卷文稿時有些篇目調動過大、過於隨意的教訓，要我們做編輯工作時引以為戒。這些叮囑我都謹遵，覺得編輯毛選大概一直是遵循這些原則的。我在1966年2月參加整理毛澤東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記錄稿，不就是按1962年10月八屆十中全會時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的觀點，改動了1962年1月講話記錄稿中原來的表述嗎？我那時對用後來的觀點改動原先的觀點是否恰當，一點也沒有發生疑問。
很快，反擊“右傾翻案風”起來了。我為查證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涉及的已發現的化合物數量等情況，去化學家袁翰青家裏請教。他詳細地作了解釋，但他關心的卻是為什麽要批鄧，反複陳述他對此舉的不理解，以為從我這裏可以得到某種解答。其實，這也正是我極不理解、極其苦悶、得不到解答的問題。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大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批鄧反右，卻風聲越來越緊，教育部要求我回去“參加運動”。這時，政治研究室已經處境不妙，隻得放我回去。我要求再給我幾天時間，讀完已經給我看但還沒有看完的毛澤東講話記錄的檔案，李鑫同意了。李鑫還交待，我在毛選材料組的工作，屬於高度機密，不得在外麵講，教育部也不得過問。
這樣，我回到了教育部。我向當時教育部的負責人、十屆中委的工人委員周宏寶，講了毛選編輯的情況外麵不得查問的領導交代。周宏寶倒是個爽快人，說，既然有這樣的交代，就這樣辦吧。這使我在批鄧運動中省去了多少麻煩！而政治研究室在批鄧運動中，卻是個麻煩之地。不過，我隻是零星聽說，不是親身經曆，就不去說它了。
教育部在批鄧運動中，被搞了個腳著天。開頭，集中批判部一級的領導，部長周榮鑫心髒病發被鬥致死。然後準備一步步往下，聽說我也被列入批判名單。可是，6月我父親病危、逝世和治喪，我請了一段時間的私假；7月8日朱總司令逝世，大家忙於哀悼；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大家住進了地震棚。地震形勢稍緩，教育部正要重整旗鼓批鄧反右，毛澤東主席逝世了！不久，“四人幫”被粉碎了！
“毛選”第五卷出版前前後後
這時，報上登出中央的決定，一是保存毛澤東遺體，建立毛澤東紀念堂，一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準備出版《毛澤東全集》。
這兩項決定都有令我生疑的地方。毛澤東是領頭簽過名，倡議實行火葬的，怎麽現在又決定保存遺體了呢？“文化大革命”以前，許立群告訴過我，毛澤東不主張出全集，認為寫那麽多東西，哪能篇篇重要？並且引用了鄭板橋的話。鄭在編定自己的《詩鈔》時在《後刻詩序》中說：“板橋詩刻止於此矣，死後如有托名翻板，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爛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許立群告訴我，毛澤東隻讚成出好選集。
關於全集的這個意見，知道的人可能不多；關於火葬的那個意見，黨內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至於出毛選第五卷，那是我知道，還參加過一點工作的。
沒有幾天，上麵來了調令，要我立即到中央辦公廳報到。教育部裏傳說，是調我去參加清查“梁效（兩校）大批判組”；我猜想，是調我去毛選材料組。報到才知，是要我參加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
負責這事的是李鑫。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幫”這個重大決策是葉劍英同華國鋒、汪東興和一些老革命家商量促成的。李鑫也曾向中辦主任汪東興、向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提過要解決“四人幫”的建議。後來抓捕“四人幫”的行動，用的名義就是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毛選第五卷。“四人幫”中的王洪文、張春橋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因為討論毛選而被通知列席常委會，都來“參加會議”，落網被抓，江青則是同時另外單獨被抓的。抓捕“四人幫”之後，政治局開會，通過了許多重要決定，包括上述那兩項決定。
李鑫告訴我，毛選第五卷的事，他們正在抓緊收尾，就不要我參加了。現在從教育部調我和鄭必堅來，還有別的單位的幾個同誌來，是要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也可能會有中央交辦的其他事情。這些事，他同胡繩、吳冷西、熊複都參與，毛選第五卷編完後，他們就把精力都放到這邊來。
以後就是毛選第五卷在1977年4月隆重出版，就是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汪東興兼主任，李鑫、胡繩、吳冷西、熊複為副主任，我和鄭必堅為這個辦公室的理論組的負責人，還有選集組，全集組，等等。
選集組準備繼續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六卷。全集組準備匯編建國以前毛澤東的全部著作的資料。我雖然不在這兩個組，但參加了有關的工作，主要是看了毛澤東1957年以後（即第五卷所選文章以後）的著作和講話的檔案，參加了擬議中的第六卷的選稿的討論。
1978年底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實現黨的曆史的偉大轉折的會議。我作為工作人員，有幸參加了為這次中央全會做準備的、持續一個月零五天的中央工作會議，親曆了這一偉大曆史過程。
由於批判和糾正了“兩個凡是”，重新恢複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由於總結建國以來黨的曆史經驗，分清建國以來黨的曆史是非，對毛澤東建國以後的著作也逐漸有了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是不可否認的，但是，一些過去認為正確的重大決策和重要著作，大家逐漸認識到它們並不都是正確的或並不都是完全正確的。在還沒有來得及總結曆史的情況下編出的毛選第五卷，首先是在篇目的選擇上，其次是在若幹篇講話稿的整理上，都出現了問題。第五卷不再發行了。
能不能加以修訂，重新出版？很難。
第六卷的選目能不能確定？也很難。
全集怎樣出，出不出？雖然不急於決定，也很難。
汪東興辭去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的職務，胡喬木接任主任。李琦來，接替李鑫為常務副主任。1980年初，廖蓋隆和我被任命為辦公室副主任。1980年5月，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改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黨的文獻的編輯任務範圍擴大了，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雲和中共中央文件的編輯都包括進來了，但是，編輯毛澤東著作仍然是文獻研究室的一項主要任務，需要有一個新的全盤規劃。
在中央文獻室崗位上
當我還在文獻室的時候，毛組的同誌們編輯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從1987年開始出版第一冊，到1988年我離開文獻室的時候，已經出版或付排的又有幾冊。前三冊都在書後附有一篇在我主持下和毛組的同誌一起寫的長篇編後記。從第四冊起，後記取消了。
離開文獻室，完全非我所願。領導方麵通過幾個途徑幾次同我談，要我到中宣部去，我幾次表示不願意，最後一次我還專門寫信向一位中央領導陳情。沒有得到答複，卻來了正式的調令。作為共產黨員，隻有服從。到中宣部以後，我還關心毛著的編輯工作，文獻室也表示歡迎，請我繼續幫他們審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這套書的清樣，直到1998年出齊13冊。這可算是一項大工程。
當我還在文獻室的時候，專集除向施拉姆介紹已出的三種以外，毛組的同誌們又陸續編出了《毛澤東著作選讀》新編兩卷本；人民文學出版社在胡喬木親自主持下，有文獻室的同誌參加，編出了《毛澤東詩詞選》；理論組的同誌們編出了《毛澤東哲學批注集》，我都是參與其事者。
毛組的同誌還同湖南省委的同誌合作編出了《毛澤東早期著作集》和《建黨和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著作集》。這兩本書的編輯，可費了周章。第一本書還好編，第二本書就遇到了困難，即怎樣對待已經選入《毛澤東選集》而毛澤東在出選集時又作了改動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用《毛選》中經過修改的版本吧，又同其他文章選用當年最初發表時的原版本不相稱；用當時發表的原版本吧，又顯得沒有尊重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的版本。經過多少討論，多方考慮，我提出了一個方案：這兩篇文章（是《毛選》中僅有的兩篇大革命時期的文章）選用《毛選》的版本，同時附上當時發表的原版本。我擔心這個方案也許得不到批準。沒有想到，喬木不但同意收入原版本，而且批評我們以毛選版本為正，附以當時版本的辦法。他主張在這個集子中應以原版本為正，附上毛選的版本。我們當然很同意這個科學的、勇敢的方案。事情似乎就可以定案了。我到中宣部後，還帶著文獻室的一些同誌出差到湖南，同湖南的同誌商量最後完成編輯工作的事。兩書的即將出版，還由新華社在報上發了消息。
可是，編輯工作拖遲了一下。1989年以後，領導意見有了變化。這兩本書不讓出版了。我也不負責這兩本書的事了。後來知道，《毛澤東早期著作集》改名為《毛澤東早期文稿》，這改得好；並改為內部發行，這個改變有什麽必要呢？早期文稿中又沒有收入毛選時作了修改的文章呀。後來知道，領導已同意此書由內部發行改為公開發行，可湖南的出版方麵，不知是出於發行量的考慮還是什麽別的考慮，在內部發行了一版以後，並沒有再公開發行這本書。所以，在這本《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出）中還隻能說它是內部發行。而《建黨和大革命時期毛澤東著作集》，聽說，製好的版也不存了！
離開中央文獻室以後
我離開文獻室後，還幫助編輯了《毛澤東論文藝》的增訂本。此書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前多次出版過的。這次作了較認真的增補和修訂。從文獻室隨我調到中宣部的宋貴侖，在我的指導下做了這項工作，文獻室的同誌負責審定。我還處理過一項與毛著版本的選用有關的事，那就是出版社要續編《中國新文學大係》，四十年代的理論部分要選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用哪個版本呢？按此書作為曆史文獻的體例，以選用當時發表的原版本為宜，但不選用毛選中經過作者修改的版本，是不是有什麽不妥，出版社沒有把握，向中宣部請示。我同文獻室的同誌聯係，同意出版社在這部曆史資料書中用原來的版本。
文獻室還陸續出了一些其他的毛澤東著作專集，其中的《毛澤東詩詞集》和《毛澤東文藝論集》，我參與過意見。對毛澤東詩詞，我主張還是出選本，對過去的選本可作一些增補，不必出詩詞全集。後來他們取了個折中，不稱全集，也不稱選，增加了較多詩篇。《毛澤東文藝論集》，是《毛澤東論文藝》的更進一步的增訂，我建議增加一組集納的論《紅樓夢》的論文和談話的片斷，這個建議被采納了。還建議加上毛澤東1937年給周揚的論及魯迅的一封信。1982年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40周年的時候，文獻室的同誌曾經選出毛澤東給文藝界人士的幾十封信件，先在征求意見的《文獻與研究》試刊上刊登，其中包括給周揚的這封信。周揚很讚成公開發表這封信。領導文獻室的中央同誌則不讚成，認為毛澤東在信中有些提法有毛病。最後以紀念活動不必發表這麽多信為理由，決定從中選出一批信，其中不包括這封信，予以公開發表。周揚發現沒有發表給他的那封信後，還問我是怎麽回事。我向他作了說明，還說，領導文獻室的中央同誌同意把這封信收到正在編輯的《毛澤東書信選》中，隻是不同意這時挑選出來在報上公開發表。後來，要出《書信選》了，還是沒有得到同意收入。這次出《毛澤東文藝論集》，征求我的意見，我舊事重提，建議把這封信收入，得到了同意。
至於文獻室出的《毛澤東軍事文集》（與軍事科學院合作，六大卷），《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毛澤東外交文選》，《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毛澤東致韶山親友書信選》，《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以及《毛澤東選集》第二版，《毛澤東文集》八卷，我都不是參與者，隻是個熱心的讀者。
《毛澤東文集》八卷，是毛著編輯的又一項重大工程。它的特色之一，是整理發表了毛澤東許多重要講話和談話的記錄，它的困難也在這裏，因為毛澤東已經不在，整理他的這些記錄稿不可能得到他的首肯了，編者就需要特別地謹慎從事。記得在1979年的理論務虛會上，有人引用毛選第五卷中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的論斷來批評“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我發言向大家說明，所引的話，不是毛當時所講的原話。原話本來是把階級鬥爭同人民內部矛盾分為兩類，編第五卷時，編者作了修改，用毛澤東1957年底的觀點（“就我國的情況來說，現在的階級鬥爭，一部分是敵我矛盾，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代替了1957年初原來的表述。而這篇整理稿，同《論十大關係》的整理稿不同，是毛澤東沒有看過的。我這個發言引起了注意，不過有同誌誤以為是我改的，其實我隻是知道做了這樣的修改。《毛澤東文集》中選了這篇講話，我很關心編者是否複原了這句話的原樣。拿來一看，編者很用了心思，他們把包括修改過的這句話的整個第五點，都沒有選進來，而在注釋中說明：隻選了這篇講話的第一、二、三、四、六、七點！
最後，談一些隨想
由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隻收毛澤東親筆的文稿或親自審定的記錄稿，所有沒有經毛澤東審定的講話談話記錄稿都沒有收入，而《毛澤東文集》雖然收了許多講話談話記錄的整理稿，但篇幅還是有限，特別是選稿的方針是隻選正確或基本正確的，所以，還有大量講話談話記錄稿沒有編入。這些記錄稿可能包含著正確的內容，或者包含著重要的為了解毛澤東的思路不可少的內容，讀者都看不到，怎麽辦呢？《毛澤東年譜》以摘引的方式，公布了相當多的在文集中沒有收的講話和談話的摘錄，對讀者很有用處。這本《編年紀事》注意到這個情況，對《年譜》中的摘錄文獻也予以登錄，這是很好的。即將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又摘引了沒有發表過的許多講話談話記錄，這本《編年紀事》恐怕就來不及補充了。希望以後有機會盡可能完全地補充進來。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文獻室同湖南合編的《毛澤東早期文稿》，有湖南同誌做的主要人名、團體、事件、書報期刊索引，查找起來十分方便。可惜，其他的毛著集子，不論是文稿、文集還是選集、專集，都沒有索引。國外的學術出版物很注重做索引，我們這裏還缺少這個習慣。這是編輯工作、出版工作落後的一種表現。希望今後出版或修訂毛著的各種集子，都能做得像《毛澤東早期文稿》一樣好。
第三點：前麵已經提到施拉姆，現在還要回到施拉姆。今年12月5日到7日，為紀念毛澤東110周年誕辰，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將舉辦一個研討會，同時這個會也是為施拉姆主持的1949年以前毛澤東全部著作英譯完成而召開的。我受到了邀請，但是很遺憾，因為醫生不允許，不能赴會，隻能遙祝這一巨大工程的完成。我稱它是一個巨大工程，不是誇張之詞。此書我已收到四本，每本一巨冊，厚的厚度近兩寸，頁數近一千；全部完成，總數將達十巨冊。先前，日本的竹內實主持完成的《毛澤東集》十冊和《毛澤東集補卷》十冊，不限於1949年以前，而是覆蓋毛澤東的一生，也是一個巨大工程。日本的《毛澤東集》，收集的是毛澤東文獻的中文原文，施拉姆的集子，是把毛澤東文獻譯成了英文。日本的集子的一個特色，是用編輯符號標示出文獻不同版本所作的修改；英譯本則全據最早發表的版本，而在注釋中說明後來的版本作了哪些修改。施拉姆的本子，各卷後麵都附了索引，這是很值得稱道和借鑒的。
第四點：前麵說了，毛澤東作為一個著作家，隻願意把他認為最重要的著作，精心整理，交給讀者，傳之後世。他不讚成出他的著作的全集。但是，毛澤東作為一個在曆史上發生過多方麵重要作用和影響的偉人，人們要了解他，研究他，要盡可能完全地搜集他的著作和講話，要考證和比較他的著作的版本源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毛著的編輯和出版，是不是要考慮各種需要，區別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方式，把這項工作做得更好？
回憶往事，讀毛和編毛，是我這一生經曆的一個重要的段落和重要的部分。從1975年10月，到1988年春天，除了中間不到一年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錯誤運動所打斷以外，12年時間，我都在毛著編輯的崗位上。此後，也沒有忘懷於這項工作。這些回憶，在我，是值得珍惜的。
2003年11月14日於萬壽路寓所
（此文為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毛澤東著作版本編年紀事》序，原文1.5萬字，發表時有刪節。小標題為原編者代擬。）（選自《湘聲報·觀察周刊》2003年12月26日/向繼東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