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但是，處在廬山這座政治舞台另一端的彭德懷，個人感覺和得出的結論卻完全相反。他在《廬山筆記》中是這樣記述的：“7月23日，毛主席給了我一悶棒，這棒叫做打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將曆史上的所有舊賬翻出來一連打了好幾十棒，這就是'立三路線'、'兩次王明路線'、'高饒反黨聯盟'、'軍閥主義'、'大國主義'……有些打了好幾次，打得遍體傷痕，兩股無肉，然後立案畫押，以後不準翻案，不準辯駁。”“據我看，你這一棒打得不適當，不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經濟上)會要打出一個大馬鞍形。”
本文摘自《彭德懷全傳》 作者： 彭德懷傳記組 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毛澤東是8月21日回到北京的。
8月19日下午，毛澤東離開廬山的時候，曾受到江西省委領導和一大群激動得熱淚盈眶的工作人員的鼓掌歡送。當時，他心情開朗，充滿了勝利者的喜悅。
在廬山的50多天中，毛澤東又像是指揮了一場決定中國發展道路的偉大戰役。他批閱了成百份由秘書事先做好標記的會議簡報、發言摘要、典型材料和由全國各級黨組織或個人寫給他的書麵報告。他沒日沒夜地找各協作區的負責人和各類代表人物到“美廬”來談話，聽取他們的匯報和建議，向他們交代政策和策略。為了讓會議能最大限度地體現他的意誌，他查閱一摞摞的有關書籍，苦思冥想，常常從深夜工作到朝霞染紅了窗外的鬆林。現在“戰役”總算勝利結束了。情況正如10多天前他曾對人說過的那樣：開頭一陣烏雲，結果一片晴天！
毛澤東認為他不僅僅取得了一次政治上的偉大勝利，而且在如何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總結方麵也創造了新的成功經驗。對毛澤東來說，廬山會議無疑是他個人政治生涯中又一輝煌篇章。
但是，處在廬山這座政治舞台另一端的彭德懷，個人感覺和得出的結論卻完全相反。他在《廬山筆記》中是這樣記述的：
“7月23日，毛主席給了我一悶棒，這棒叫做打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將曆史上的所有舊賬翻出來一連打了好幾十棒，這就是'立三路線'、'兩次王明路線'、'高饒反黨聯盟'、'軍閥主義'、'大國主義'……有些打了好幾次，打得遍體傷痕，兩股無肉，然後立案畫押，以後不準翻案，不準辯駁。”
“據我看，你這一棒打得不適當，不僅在政治上要打死一些人，而且(經濟上)會要打出一個大馬鞍形。”
“毛澤東同誌對中國民主革命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對社會主義革命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兩種不同性質的革命的銜接和轉變是正確的，一整套建黨建軍的原則是正確的，《矛盾論》和《實踐論》是反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尖銳武器，總之，(他)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論者。但是，你這次犯了一個比較嚴重一些的個別錯誤。照你自己的話說是熱多了一點。促使這熱多了一點的原因，是'一窮二白'和全黨缺乏經驗所致。”
“你這次站在'左'的傾向方麵反對所謂右傾，而不是反'左'防右，把(應)反對的主次顛倒了。結果不是促使波浪式的躍進，而(是)將要促使大馬鞍形的出現。這種形式(勢)在1959年不易暴露出來，因為原材料和生活資料都還有些庫存，當這些庫存用到最後一點時，這種大馬鞍形勢必暴露。糧食不足，市場緊張情形會比現在要嚴重得多。黨和毛主席的威信都可能受到暫時的影響。這是我的看法，可能有些右傾，等待事實證明……”
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盡管受到了有生以來最嚴厲的批判，但絲毫沒有動搖他對當時形勢的冷靜分析；盡管受到了毛澤東極不公正的對待，但他仍如過去一樣，對毛澤東充滿了敬仰愛戴之情。
無情的曆史已經證明，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發動的對彭德懷的批判，是他晚年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這一錯誤所造成的消極後果，比當時彭德懷所預計的還要嚴重得多，其影響要深遠得多。
政治上，廬山會議進一步發展了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的錯誤，對黨內團結，和正在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造成了嚴重破壞，帶來了無窮後患。
從1957年以後，中國共產黨便在階級鬥爭和對經濟建設問題的認識上，開始發生“左”的失誤。在對右派的反擊中，出現了嚴重的擴大化，並在理論上修改了“八大”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分析，提出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鬥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論斷。廬山會議在肯定上述論斷的同時，又提出了階級鬥爭由社會轉向黨內的錯誤觀點。從這個錯誤論斷和唯心主義的階級估量出發，廬山會議不僅開了把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同階級鬥爭等同起來的惡劣先例，而且把這類階級鬥爭理論化，使之成為全黨在整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指導方針。1959年8月16日，毛澤東曾在一個材料上作過一段著名的批示：
“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二十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舊的社會鬥爭止息了，新的社會鬥爭又起來。總之，按照唯物辯證法，矛盾和鬥爭是永遠的，否則不成其為世界。資產階級政治家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一點不錯，不過鬥爭形式，依時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罷了。”
在這種錯誤思想指導下，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所謂“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運動。這次運動的重點不再是地、富、反、壞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而是黨、政、軍機關。運動發起之後，全國上下到處揪“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揪“小彭德懷”，揭發所謂“反黨集團”、“俱樂部”等等，鬥爭鋒芒指向黨內大批實事求是、體察民情、敢於為民請命、肯說真話的黨員和幹部。數以千萬計的優秀分子、有識之士受到批判、打擊和組織處分。不同的聲音、正確的意見受到壓製，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破壞，許多地方搞得人心惶惶，互相戒備，言路阻塞，萬馬齊喑。從延安整風到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內的民主生活是比較生動活潑的，黨內團結狀況是良好的，而廬山會議在這些方麵是一次大倒退。
在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同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和個人迷信在黨內外迅猛地發展起來。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個人崇拜的發展，如同魔鬼的兩扇翅膀，林彪集團和“四人幫”正是借助於它而騰飛起來，竊踞高位，而把新生的共和國推向了十年動亂的災難深淵的。
廬山會議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經濟工作中“左”傾錯誤的惡性發展。廬山會議中斷了1958年11月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的進程。隨著“反右傾”運動的猛烈開展，“大躍進”中出現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政策上的“左”傾錯誤，被重新加以肯定，當作正確的東西，在我國建設工作的各個領域內更深入、更廣泛地蔓延開來。尊重科學、尊重客觀規律的正確意見被視為“右傾保守”加以批判；否定經濟核算，反對利潤掛帥，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窮過渡”等等“左”的錯誤口號和錯誤做法，在“保衛三麵紅旗”的名義下，被當成最革命、最正確的東西加以肯定，大加宣揚，在國民經濟已經百孔千瘡險象環生的情況下，重新掀起了“持續躍進”。結果，生產指標一加再加，局麵失去控製，“共產風”、浮誇風繼續發展，基層幹部的盲目蠻幹、強迫命令之風愈演愈烈。鋼鐵生產的畸形發展，國家財政的過高積累，擠了農業、輕工業，擠了人民生活，使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更加嚴重。糧食匱乏，市場緊張，民氣大傷。由於糧食短缺，群眾中疾病流行，非正常死亡急劇增加，國家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到1960年底，毛澤東才不得不下令停止“大躍進”。但“大躍進”造成的破壞已成定局。當自然災害到來的時候，脆弱的國民經濟已無力承受，危機終於爆發，中國人民被推入三年嚴重經濟困難的非常時期。
但是，這一規模空前的群眾運動並沒有取得預想的效果，而是在付出了重大代價之後被迫停下來了。毛澤東的美好理想受到了嚴重挫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1959年召開了廬山會議。通過廬山會議，毛澤東不是要改變他已為實踐證明錯了的方針，而是要維護他的理想，打算繼續更好地“躍進”。
從1958年11月鄭州會議之後，毛澤東確實曾多次提出要“降溫”，要“壓縮空氣”，中央也曾采取了一些措施來糾正經濟工作中“左”的錯誤。但是由於受種種主客觀原因的限製，毛澤東對“大躍進”中問題的嚴重性認識是很不足的，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也是不徹底的。最早指出情況的嚴重和措施不力，並對此提出批評的，就是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那封信。盡管今天看來，彭德懷在“意見書”中提出的問題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還很有限，但在當時卻是振聾發聵的真知灼見，它高於當時其他中央領導人對問題的認識，也遠遠超出了毛澤東所能容忍的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