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而廬山會議的事實表明，毛主席有錯誤自己講可以，別人講，就聽不大進去了，特別是過去有些積怨的同誌講就更聽不進去了，這應該說是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個重要表現。
本文摘自《若幹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作者：薄一波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廬山會議的“反右傾”，不論對彭德懷同誌(及其他被批判的同誌)還是對我們黨和國家來說，都是一場悲劇。人們或許可以這樣想，假如毛主席當時接受彭德懷同誌信中的意見，或者對彭德懷同誌的信“參考”“參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懷同誌不寫這封信，不犯顏直陳，而是緘默不語，情況可能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中國經濟建設的發展很可能不會這樣曲折，彭德懷同誌本人也自會安然無恙。
但是，曆史是不能假設的。曆史悲劇的出現，也是有其必然原因的。悲劇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給人們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機。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進行撥亂反正，實行改革開放等一係列馬克思主義的新政策，從此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開了新局麵，不正是從廬山會議到十年“文化大革命”這類嚴重的曆史悲劇之中吸取了很多教益嗎？人們不也正是由此更加重了對彭德懷同誌和劉少奇同誌等的追思和懷念嗎？我在想，即使廬山會議上沒有彭德懷同誌的信，黨內對“三麵紅旗”的不同意見和分歧也仍然存在，而且全麵維護“三麵紅旗”的意見占主導地位，所以廬山會議也不可能徹底糾“左”。
毛主席指出：“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1卷，第306頁)正確地進行黨內鬥爭是保持黨的生命和發展的重要一環。要正確地進行黨內鬥爭，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實行民主基礎上的正確集中，真正堅持民主集中製。這本來是毛主席一貫提倡和主張的。
他曾不知多少次地講過，在黨內要暢所欲言，敢於講真話，領導者要善於傾聽不同意見，並總結黨內鬥爭的經驗教訓，提出處理黨內矛盾必須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原則。應該說，毛主席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從1935年遵義會議成為黨的領袖起一直到建國後50年代前期，在這方麵，都是做得好的。然而，在廬山會議上這些優良傳統卻遭到了破壞。如前所說，彭德懷同誌作為政治局委員給中央主席寫信，這是完全正常的。按黨章規定，這是每一個黨員都有的權利。怎麽彭德懷同誌一寫信就成了“下戰書”？他的信上明明寫著“供參考”，怎麽能說他的目的是“爭取市場，組織隊伍”？這樣的政治判斷，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也是違反黨的民主集中製原則的。
毛主席雖然一再表示，“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主要責任在我的身上”，並講：“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而廬山會議的事實表明，毛主席有錯誤自己講可以，別人講，就聽不大進去了，特別是過去有些積怨的同誌講就更聽不進去了，這應該說是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個重要表現。在廬山會議期間，7月4日，毛主席在他的住處同王任重等同誌談話時，念起明代楊繼盛(號椒山)的兩句詩：“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並說這是椒山先生名句，他從青年時代就喜歡，且照此去做。遺憾的是，在廬山會議上，他卻沒有做到這一點。
共產黨人有了缺點、錯誤，自己講出來，作自我批評，誠然可貴，同時也應讓別人講，歡迎別人進行批評，應該有讓人“麵折其過”的政治雅量。當然，這是需要有很高的黨性修養的，要做到、做得好是很不容易的，要始終堅持做到、做得好就更不容易了。毛主席的黨性原則、黨性修養不可謂不高，大家對此都是景仰不已的。何以到了廬山會議上，卻未能實踐“遇事虛懷觀一是，與人和氣察群言”？究竟還有些什麽思想原因和社會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滿意的答案。大家還可繼續研究。
毛主席曆來提倡尊重實際、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而且在他一生中的絕大部分時間裏，在這方麵也是躬自力行，實踐得好的，為全黨同誌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做出了榜樣。直到50年代末，他還在不同場合強調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比如，據周穀城同誌回憶，當時有一次在中南海遊泳池邊他和毛主席進行交談中，毛主席談到西漢的趙充國時說：趙充國主張在西北邊疆實行屯田，這個人很能堅持真理，堅持正確的主張。他的主張在開始，讚成的人不過十分之一二，反對的人達十分之八九；到後來，他的主張逐漸被人接受了，讚成的人達十分之八九，反對的卻隻有十分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總要有個過程，無論是過去和現在都是如此。
又比如，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給田家英的一封信中，建議他讀一讀《漢書·賈誼傳》，並說：賈誼的《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讀”。賈誼給漢文帝的《治安策》，又名《陳政事疏》，它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出一些謀策，雖措詞激烈，但切中時弊，毛主席稱它為“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足見他是很讚賞賈誼的居安思危、痛陳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氣和精神的。毛主席稱頌趙充國“能堅持真理”，稱頌賈誼的上書為“切中當時事理”的“最好政論”，是對的，很有道理的，確屬真知卓識。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幾乎就在他讚揚這些古人，推崇他們上書的同時，當彭德懷同誌把他經過調查研究，發現“大躍進”中存在的問題和流弊寫成信件，並直言不諱地表達了自己居安思危的憂慮和意見，送給毛主席後，毛主席卻沒有稱讚彭德懷同誌“能堅持真理”，像看待趙充國那樣，也沒有稱讚他的“上書”是“切中當時事理”的“政論”，像看待賈誼的上書那樣，反而把彭德懷同誌的信看成是“反黨的意見書”，並給他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政治帽子。
毛主席評古人的話和評彭德懷的信兩相比較，反差何以如此之大，這中間是何緣故？大家也還可以繼續研究。不能說毛主席不重視不堅持言行一致、表裏如一，據我了解，他是很注意這方麵的修養的。我覺得，不能光從毛主席個人的思想、作風、性格等方麵去尋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從我們黨的成長經曆、黨內製度、黨內生活的整體來加以曆史的探索和研究。下麵緊接著我就要談到應該從廬山會議中吸取哪些經驗教訓的問題。在處理彭德懷同誌信件的問題上，毛主席和我們黨雖然犯了嚴重錯誤，這種曆史的遺憾是無法挽回了，但是毛主席所倡導的賈誼、趙充國的居安思危、直陳時弊、堅持真理的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借鑒和學習的。我們黨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應該始終成為全黨同誌的重要工作原則和戰鬥風格。
如果我們黨的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中，能尊重實際、居安思危的人多了，能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人多了，那麽實事求是在黨內就必定蔚然成風，我們在前進中發生的問題和弊端就愈能及時發現，黨和國家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就愈能充分實現，黨的民主集中製的執行和黨內矛盾、鬥爭的正確解決就愈有保證。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力可以做到的，但曆史的經驗和未來的使命，要求我們必須朝著這樣的目標進行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