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一天，姚文元剛走進自己在《解放日報》的辦公室，就接到了張春橋打來的電話，讓他迅速去一趟。
姚文元說：剛上班，我得給報社領導打個招呼。
張春橋立刻說：不用了，你直接來吧，如果報社領導問起，你到時找個理由就是了，此事要保密，不要告訴任何人。
姚文元知道張春橋這次一定會告訴他“上麵”的一些精神，說不定又要讓他帶頭寫文章，於是便找了一個理由，就匆匆趕到指定的地點。
姚文元敲了一下門，張春橋在裏麵問：是文元同誌嗎？請進來吧。
姚文元推門進去，一看屋子裏除張春橋之外，還坐著一個神態嚴肅的中年女人，麵目清秀，戴著一副眼鏡。
姚文元顯得有些不太自然，就要向外麵退。
張春橋立刻叫住了他，說：進來吧，進來吧，我們都等你好一會兒了。
原來，姚文元是騎著一輛破舊自行車趕來這家大飯店的，路上轉彎抹角自然花了不少時間。門衛見他穿在身上的那件衣服皺巴巴的，又推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到了門口就被攔住了，他又不能直接說明自己的原因，費了好多口舌才進來。走進屋子，獨自找了一張椅子坐在一邊。
張春橋向他招招手說：過來吧，我們坐近一點，有話跟你說。
姚文元將椅子向前挪了一下。
張春橋指著那個女人對姚文元說：我先來介紹一下吧，這位是江青同誌。
姚文元一聽，頓時瞪大了那雙鼓鼓的金魚眼睛。他簡直不敢相信，麵前的這個女人就是毛澤東主席的夫人。
這時，隻見江青從隨身所帶的皮包裏取出一本雜誌來放在桌上，對姚文元說：你讀過這裏麵的那個劇本嗎？
姚文元轉過去看了一下，隻見那是一本《北京文藝》雜誌，上麵印的期數是1961年第一期。
江青說：這裏麵的那個劇本，名叫《海瑞罷官》。
對於曆史知識本來就了解不多的姚文元不知道江青要說什麽，就重複了一句：哦，海瑞罷官。
江青接著說：是的，這個海瑞可是一個人們傳說的青天大老爺，但卻被皇帝給罷了官，流放到天涯海角的海南，他對此極為不滿，總想翻案，等了幾百年，現在終於有人給他翻案了。
根本就沒有看過這個劇本的姚文元討好地說：原來這是一部翻曆史舊案的劇。
張春橋一聽差點笑了起來，就說：這哪是翻曆史舊案，這是為現代“海瑞”翻案的戲，你看了劇本以後就知道了。
姚文元一看自己的馬屁拍在了脖子上，不覺有些臉紅，忙問：這個劇本是誰寫的？
張春橋說：還能有誰，就是那個吳晗。
姚文元一聽嚇了一跳，自言自語地說：吳晗……那不是著名的史學家嗎？
江青說：是的，他不但是史學界的一個權威性人物，同時還是北京市的副市長，位高權重啊！
善於察言觀色的姚文元看看江青，又看看張春橋，不知道他們這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坐在那裏不敢說話。
江青這時說：這個劇本是一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我們要準備對它進行批判，不知你有沒有這個勇氣？
從一進屋就開始察言觀色的姚文元，終於猜到了江青此次來上海的目的，原來是要準備對《海瑞罷官》這部現代曆史劇展開批判。既然是要批判，那當然就少不了有用的筆杆子，就得要務色這樣的一個提“刀”人。
張春橋接著說：文元同誌，你看怎麽樣，這件工作就由你接收下來吧，這是一件很光榮的任務啊！
江青也說：現在寫這樣文章的人多的是，要找一個有寫作水平的青年評論家來完成這項任務，春橋同誌就推薦了你，看來上海市委對你是很信任的嘛。
張春橋又說：“你可以先接手下來，至於具體“工作”中有什麽困難，到時給市委反映。”
話已經被江青和張春橋說到了這個份上，如果再不接手下來，機遇就會落入別人手中，就有可能失去這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姚文元當然不能讓給別人。他說：很感謝江青同誌和春橋同誌對我的信任，我就將這項“工作”接下來，希望以後在具體“工作”中得到你們的幫助，將這項事情做好。
江青一聽，高興地說：好，我看過你過去批判胡風的文章，寫得很有深度，希望這次超過以前。
張春橋順水推舟地說：好嘛，好嘛，江青同誌對你抱著很大的希望呢。
江青對姚文元說：你要抓緊，在報社的工作，請春橋同誌協調一下，有什麽困難可以隨時找春橋同誌，由他幫助你及時解決，一句話，要把這件事情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隻準幹好，不能幹壞，到時就看你的了。
直到這時江青才站了起來，將那本《北京文藝》親手交到姚文元的手中。
臨走，江青終於伸出手來，與姚文元握了握手。
“四人幫”中的三個人，為著各自的政治利益，此時便開始走到一起，直到他們的最後滅亡。
到現在人們都還關心著一個秘密，姚文元是如何完成那部拉開“文化大革命”序幕的長篇評論的？我查過姚文元的相關檔案，他隻是一個在解放初期畢業的高中學生，在此之前在報上見到的也大都是一些豆腐塊一樣的小文章，或者一些他自己寫給報刊的“讀者來信”。要完成這樣的文章，一個從來都沒有學習或者說是通讀過明史的姚文元，竟敢如此大膽地接下這個任務，他將會如何做呢？
這裏，我根據在法庭內外所了解的情況慢慢往下說。
姚文元拿著那本江青交給他的《北京文藝》，悄悄地回到報社。
在此之前，張春橋就給報社領導打了電話，說姚文元最近一段時間在市委有一定的“任務”，讓他們不要安排他的工作，到底什麽“任務”，報社領導是不便多問的。
姚文元看完劇本之後不覺感到了一定的壓力，事情並不像他想像的那麽簡單，要批判這個劇本，光有手中的“棍子”根本不行，因為這不是一篇簡單的文稿，這是一部異常浩大的工程，劇本中除了那些場景對白之外，還包容著大量的曆史知識。
隻有一張高中畢業文憑的姚文元，根本就沒有係統地學習過明史，特別是關於海瑞的那一段曆史，過去中學的曆史教科書根本就沒有涉及。
他這才覺得自己捧了一顆燙手的山芋，感到有些為難。
開始聽江青說批吳晗，他心中還是有些發悚。那吳晗是他這樣的人批得了的嗎？作為北京市的副市長不說，就光是在對於明史的研究方麵，當今中國又有幾個人敢與吳晗相比，自己一個剛剛冒出來的“青年評論家”，如何是他的對手？
可是，善於觀察政治風向的姚文元，從中卻看到了更深的政治內容，這不光是對一部戲劇的批判，這當中必定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次接手批判《海瑞罷官》，那可不同於以往，這次可是江青同誌讓自己獨自來擔大梁呀！有江青做後台，他這個腰杆是硬的，還能怕什麽人。你一個北京市的副市長，在江青眼裏算什麽？
想起有江青撐腰，姚文元也有了底氣。
姚文元開始了自己的政治賭注，將“寶”押在江青交給他的這項“任務”上。
從一開始，姚文元就是懷著一定的政治目的來幹這件事情的。
可是真要動筆時卻遇到困難了，有誰能夠給自己幫助呢？
他很自然地就想到了那個曾經也是文人的父親。
此時，早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的姚蓬子在上海師範學院被聘為客座教師，主要是講一些中國古典文學課。
當姚蓬子知道兒子要批《海瑞罷官》時，竟然有些不以為然，認為沒有什麽可以批判，那個寫劇本的吳晗本來就是這方麵的專家，還能寫錯。他知道自己兒子的肚子裏有多少“貨”，要想將吳晗批倒，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姚蓬子勸道：這件事我看就算了吧，這海瑞有什麽批頭，你知道那是誰寫的嗎？
姚文元回答說：這吳晗有什麽可怕的，真理不在他的手中嘛！
姚蓬子連連說：你這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啊，過去你批胡風，那是一隻政治上的死老虎，可這吳晗卻是一隻真老虎，人家是北京市副市長，中國明史方麵的專家，弄不好要出事情的。
姚文元見父親如此膽小，就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了他。
姚蓬子一聽頓時被驚呆了，站在那裏半天說不出話來。
過一會兒，他才對兒子說：既然是這樣，那你就幹吧，我會盡力幫助你的。
姚蓬子開始忙碌起來了，他在學校的圖書館裏忙著為姚文元查找各種需要的曆史資料。
3.朱永嘉的加入
為了讓姚文元安心寫作，在張春橋的安排下，讓姚文元到市委寫作班來，並由寫作班支部書記徐景賢替姚文元在武康路2號二樓專門安排了一間寫作室。
姚文元與徐景賢早在1954年在討論工人文學創作的座談會上就認識，加之張春橋的交待，對於這位老熟人的到來當然表示歡迎。
對於姚文元的寫作，張春橋向徐景賢等人宣布了“保密紀律”。
但是，要想批倒《海瑞罷官》這部戲，工作量非常浩大，光靠姚蓬子的幫助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姚蓬子雖然能夠幫助姚文元查找一些資料，但他和兒子一樣，過去都是從事文學的，對於曆史的了解都不深刻。靠這樣的一點曆史知識和找到的一點資料，想要批倒精通明史的吳晗，難上加難。
姚文元感到光靠父子二人的力量遠遠不夠，更何況姚蓬子的頭上還頂著叛徒、右派分子這兩頂令他頭痛的帽子，每次回家來拿那些資料，都是在半夜三更，因為怕周圍的鄰居們發現。
姚文元想再找一個幫手，最好是懂得曆史，特別是精通明史方麵的人，有關史實由這個人負責，這樣他就可以靜下心來研究文章的寫作了。
他感到有些猶豫。
這件事情從江青交待任務，到現在為寫作搜集資料，整個過程都是在秘密中進行，如果另外有人加入進來，江青、張春橋同意不同意，他們會怎樣的看待自己？要是沒有人加入進來，這個任務要想完成就有很大的困難，怎麽辦？
姚文元想起了江青的話，就去找張春橋。
張、姚是“文革”之初在上海灘上最早結成的“利益共同體”。姚文元將自己的想法提出來後，張春橋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問道：難道非得要找人？
姚文元見張春橋有些不太願意的樣子，就說：不找也可以，但是史料的問題如何解決，我又沒有那麽多時間來查找。
張春橋想了想：讓你一個人來搞是有一些困難，但再插進來一個人，這就不太好保密了，因為這是一件絕對保密的事情，現在連上海市委的幾位領導都不知道。
姚文元說：保密是肯定的，但事情卻無法按時完成，這也不好辦。
張春橋皺著眉頭想了想，才說：那就找一個吧，你心中有沒有一個目標。
姚文元見張春橋同意找一個人，心中很高興，但自己的確對這方麵的人了解不多，就說：既然要找，那就找一個政治上可靠的人。
張春橋說：那是當然的事情，但你知道誰可靠呢？
姚文元說：那就以市委的名義對上海一些大學和研究機關裏從事曆史教學和研究的青年教師和青年學者進行一下調查，說是選撥和考察幹部，這樣就不會有人懷疑了。
幾天之後，姚文元接到張春橋打來的電話，說這個人已經選擇好了，讓他去一趟。
姚文元趕到張春橋指定的地點。
張春橋告訴姚文元，這個人名叫朱永嘉，曾是上海某大學曆史係的教師，對於明史有一定的研究。
此時的朱永嘉並不知道姚文元正在著手寫作的那篇批判文章的主要對象，也不知道這篇文章是江青親自委托的，他隻知道需要他來幫助解決一些曆史資料的問題。
後來，由朱永嘉專門為姚文元負責搜集和整理批判所需的相關明史。姚文元調北京之後，朱永嘉一下子躍上了上海政壇，個人在政治上開始發跡。
“四人幫”粉碎之後，朱永嘉曾積極參加上海“四人幫”餘黨組織的武裝叛亂，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在1982年8月23日的（82）滬中刑字第377號刑事判決書中確認，“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被拘禁後，十月八日晚，朱永嘉積極參與徐景賢、王秀珍密謀策動武裝叛亂活動，公然提出拉出‘民兵’，打一個星期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讓全世界知道；指使市革命委員會寫作組收集、匯編資料，為武裝叛亂作輿論準備，建立秘密聯絡點。當日深夜，朱永嘉又主動去《文匯報》、《解放日報》社和廣播電台檢查部署，進一步控製輿論工具，緊密配合武裝叛亂。十月十二日晚，朱永嘉又參與馮國柱、王少庸、張敬標、黃濤等策劃武裝叛亂，竭力主張派‘民兵’進駐報社、電台，發表‘告全市全國人民’，並夥同王知常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的反革命口號，宣稱要‘決一死戰’。由於黨中央采取強有力的措施和全市軍民的堅決鬥爭，他們的武裝叛亂終未得逞。”
關於法庭審判他的情況以及他對於審判的態度我在後麵再講。
5.建立“保密車間”
姚文元初稿寫好後，江青又專門來了一次上海。
江青這次以觀看現代京劇《林海雪原》為名來到上海，親自對稿子進行了審讀。
江青看完之後皺著眉頭說：不行，不行，這樣批沒有深度，抬海瑞這個人物出來做什麽？那是迎合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為彭德懷翻案的，這才是要害。不能就事論事，要提高了來看，要放到現代生活裏來看，要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從當前複雜激烈的階級鬥爭來看，例如彭德懷反對人民公社，那是什麽性質？那就是像海瑞一樣在罵皇帝嘛。這樣寫才能有深度，才能讓對方沒有還手的力量。
姚文元隻得拿著一大疊稿子又回去“努力”。
就這樣，江青以觀看現代京劇為名，三番五次來上海，對姚文元寫的稿子進行審讀，並與張春橋一起提出修改意見。
在姚文元改了第五稿以後，江青認為差不多了，就對張春橋說：你看看，這個稿子給不給上海市委的領導們看一看？
張春橋說：這要看這篇文章最後在哪裏發表。
江青說：當然是在上海發表。
張春橋說：如果要在上海發表，恐怕還是得讓他們那幾個人（指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先看一下。
江青說：如果不給他們看呢？
張春橋說：不給他們看也行，但萬一問起來這是一項違背組織原則的事情，現在他們還在台上，麵子上要過得去，我們也好主動一些。
江青認為張春橋講得有道理，就說：看就看吧，反正也是讓他們走一個過場，他們看不看我們都是要發表的，他們提的意見我們根本不要聽。
很快，在《解放日報》印劇廠裏，成立了一個莫名其妙的“保密車間”。
一種神秘的色彩籠罩著這家報社印刷廠。
這是個外麵人很少知道的事情，為什麽要專門成立這麽一個車間，這個車間的人選是如何確定的，車間主要做什麽用？
進入這個“保密車間”的排字工的條件是祖宗三代都是工人階級，本人政治曆史沒有任何的“汙點”，最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是先進生產者。每天上班之後這個車間的大門便關上，讓裏麵的人與外麵隔斷，門前加了保衛人員，不準外麵的人進去，也不準裏麵的人出來。下班的時候，保衛人員要對裏麵的工人進行檢查，不準將排有文字的紙張帶出車間。同時規定不準向外“泄密”，一旦發現，便將嚴肅處理。
工人們紛紛猜測，但始終無法知道裏麵的真實情況。
多少年以後，當年曾在這個“保密車間”裏幹活的老工人們談起這件事情，都還有些啼笑皆非。
就這樣，在極度保密的情況下，姚文元修改後的第九稿用大字本的形式在《解放日報》的這個“保密車間”裏排印了出來。
6.為何在《文匯報》發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以很大的篇幅發表了姚文元那篇令人意想不到的“巨著”——《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這樣一篇帶有“指導性”的批判文章，為什麽不在《人民日報》或者是黨的其他報紙上發表，而偏偏要選在1957年全國的反右派鬥爭中，那份被指責為具有“資產階級方向”的《文匯報》來發表呢？
這個主意便是張春橋想出來的。
在經過姚文元八個多月的寫作，進行了十次反複地修改後，這篇稿子最後由江青報送當時中央主要領導人點頭，同意立刻見報。可是在哪裏的報紙發表比較好呢，事前三個人又在一起反複地商量。
當然，最好在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上發表，因為這樣影響就會很大，同時在政治上也就更能站住腳，因為《人民日報》代表的是黨中央的聲音。如果不能在《人民日報》發表，那在首都北京的報紙上發表也不錯。
姚文元將自己的這個想法提出來後，遭到了江青的否定。
江青說：之所以在上海來組織這篇文章，還不是在北京有困難，那個北京市委就是彭真、劉仁他們幾個人把持著，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加之吳晗又是北京市的副市長，他們願意批自己的人嗎？根本就不可能。
接著江青又說：在《人民日報》發表當然好，可也是很困難的事情，首先在中宣部陸定一那些人那裏就通不過。
張春橋和姚文元都沉默了。
江青接著又說：我看還是先在上海想法將文章發表出去，然後再擴大到北京和全國，這樣做比較穩妥一點。
姚文元說：如果要在上海發表，那當然得在《解放日報》，因為這是上海市委的機關報，是黨報，在群眾中才能有威性。
江青對此表示同意。
隻有張春橋在那裏一言不發。
江青轉過頭去問張春橋：你看怎麽樣，先在你們上海的《解放日報》上發表？
張春橋搖搖頭說：如果北京不行，在我們上海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也不太合適。
江青和姚文元都睜大了眼睛。
張春橋慢條斯理地說：首先，《解放日報》是黨報，是嚴肅性的報紙，文章在上麵一發表，就如同事情已被定了性質，誰還敢出來說話？這不利於我們掌握情況，發現問題，更不利於下一步的行動。雖然我是分管這一攤的，但事情最後還得讓陳丕顯他們知道，那不是自找麻煩嗎？
江青聽張春橋如此一說，就有些性急了，問道：那你說在哪個報紙上發表好呢？
張春橋說：我看在《文匯報》上發表比較好。
姚文元有些吃驚：《文匯報》，那不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一份報紙嗎？這樣嚴肅的文章發表在上麵是否合適？
江青也持同樣的觀點。
張春橋不動聲色地說：正因為是這樣，正因為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一份報紙，所以我們才將這篇文章在上麵發表，這比在黨報上發表要強多了。
張春橋提出在《文匯報》發表的理由是什麽？
張春橋說：首先這樣做不會引起人們的猜測，因為這是一份民間的報紙，過去也經常發表過一些學術的爭論文章，這樣的文章在上麵發表是很正常的事情。其次這份報紙在全國擁有廣泛的讀者，特別是知識界，這樣就會影響更大，可以通過對這篇文章的爭論，將那些知識界同情或同意吳晗觀點的人都牽出來，便於以後進行更大規模的批判。
張春橋的意見得到了江青的肯定。
凡是那個時代過來的人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以後的發展，都沒有想到這篇批判文章給政局帶來的巨大震動，人們讀著這張報紙隻是感到不解，感到震驚。
姚文元在文中指出：
“……《海瑞罷官》這張‘大字報’的‘現實意義’究竟是什麽？對我們社會主義時代的中國人民究竟起什麽作用？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研究一下作品產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國因連續三年自然災害而遇到暫時的經濟困難的時候，在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一再發動反華高潮的情況下，牛鬼蛇神刮過一陣‘單幹風’、‘翻案風’。他們鼓吹什麽‘單幹’的‘優越性’，要求恢複個體經濟，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複地主富農的罪惡統治，那些在舊社會中為勞動人民製造了無數冤獄的帝國主義者和地富反壞右，他們失掉了製造冤獄的權利，他們覺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囂什麽‘平冤獄’，他們希望有那麽一個代表他們利益的人物使他們再上台執政。‘退田’、‘平冤獄’就是當時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鬥爭焦點。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必然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用這種或那種形式反映出來，在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筆下反映出來，而不管這位作家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這是不以人們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海瑞罷官》就是這種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的反映。如果吳晗同誌不同意這種分析，那麽請他明確回答：一九六一年，人民從歪曲曆史真實的《海瑞罷官》中到底能‘學習’到一些什麽東西呢？”
這是姚文元對他所批判的《海瑞罷官》的一個總結，讀著這些文字，今天年輕的一代也許會覺得十分可笑，覺得有些文不對題，如果是參加高考的話，這樣的文章肯定會不及格。如果有時間的話，我倒是希望年輕的一代不妨將這篇姚文元所寫的“奇文”找來讀一讀，看一看那個時代，文風竟然被姚文元之流敗壞到了如何的程度，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哀，也是一個民族的不幸。
姚文元在最後對《海瑞罷官》進行了判決：
“我們認為，《海瑞罷官》並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隻要用階級分析的觀點認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現實的和曆史的階級鬥爭的深刻教訓。”
《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是姚文元一生中一部具有標誌性的作品。
如果說在此之前以“文學評論”為幌子的姚文元，在千方百計窺視中國政壇的時候，身上還多少帶有一點“文”氣的話，那麽現在姚文元就已完成了他從一個文痞到政客轉化的全過程。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在《文匯報》發表之後，首先由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進行轉載，接著除北京之外的全國各地報紙也都紛紛轉載。
一夜之間，姚文元的名字幾乎家喻戶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