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生命中的最後五年
高崗夫人李力群
文章來源:高崗研究會
1954年8月17日，高崗在被中央監管時服用過多的安眠藥不幸離開了人世。他當時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年方四十九歲。
1953年至1954年，正當全國人民為抗美援朝取得勝利而歡欣鼓舞、工農業生產戰線捷報頻傳，全黨全國人民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掀起恢宏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時，中央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麽性質的鬥爭，使中央在建國伊始的1955年做出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議》以後，高崗的“罪名”幾乎與見過後的曆次路線鬥爭聯係在一起。1959年的廬山會議，揪出了“彭、高反黨集團”，把彭德懷說成是高崗的後台；1962年，又出現了“以小說反黨”的文字獄案，把小說《劉誌丹》定為“西北反黨集團”的“綱領”，揪出了“彭、高、習反黨集團”，“習、賈（拓夫）、劉（劉景範）反黨集團”，冤獄涉及到5萬多名曾經參加過創建西北根據地的同誌；文化大革命期間，把高崗與劉少奇在1953年爭論的問題又拿出來，作為“劉鄧反黨集團”的內容，在1968年八屆二中全會上，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走了和處理高崗一樣的路。劉少奇在被批鬥時說：“我不學高崗，我不去自殺。”彭德懷在被逼寫的檢討書上毫不避諱地寫下“高崗、林彪是壞人，我彭德懷也是壞人！”高崗成了衡量黨內站隊劃線的標準。
總之，高崗事件就像一塊沉重的政治巨石，壓在我們黨的身上，壓在許多受害人身上，讓人喘不過氣來。高崗的問題不解決，我們黨的許多曆史時期發生的事情無法客觀描述，成了“禁區”：如陝北根據地、東北根據地、抗美援朝、建國初期政治經濟戰線所發生的重大史實都無法客觀評價，而這些史實對於我黨總結執政的曆史經驗，不斷豐富和發展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具有深遠的意義。
我已經是87歲的老人，我親身經曆和目睹了我們黨曆史上，追求真理、實現理想的勇氣；艱苦卓絕、不怕犧牲的奮鬥；中國人民永垂史冊的勝利；和驚心動魄的黨內鬥爭。作為高崗的遺孀和老共產黨員，在暮年，我有責任寫出50多年前高崗同誌從建國初期到去世這一段的真實情況，好對曆史、對黨，以及對我們的晚輩有個交代。也是我對英年早逝親人深深的懷念。
一、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
從1948年開始到建國初期，黨內對建國方針已經存在著思想分歧。主要分歧是：在新民主主義經濟社會形態中，保證其逐步地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還是維持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社會秩序不變。
從1948年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不僅在軍事上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而且在全國廣大地區實行了土地改革。國共合作的破裂，國內階級關係出現的重大改變，使中國革命處於重要的轉折關頭。是繼續與封建主義、官僚資產階級留下的經濟基礎和平共處，還是徹底推翻三座大山？這是兩個中國前途的決戰！1948年，毛主席在政治局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專政”。在經濟方麵，毛主席思考的核心是怎樣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形態轉變為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並保證這種經濟形態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建國前夕，我們黨還作出了兩個具有深遠影響的決定：一個是沒收官僚資本歸國家所有；另一個是堅持國營經濟領導地位，並對私人資本注意采取限製和利用的方針。這兩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現代產業最主要部分和社會屬性，從整體上保證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社會主義方向。這些路線、方針和任務的實施，首先是從東北解放區開始的，並取得成功的經驗。這與高崗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後一直參加籌備會議，與毛主席和中央的負責同誌共同研討，並參與製定建國大政方針有著極大的關係。
高崗是在1948年12月被中央召回西柏坡的。高崗從1945年離開黨中央、毛主席，去東北創建根據地，據此已經整整4年了。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的前夜，勝利以後，中國將向何處去，中國共產黨將要執政一個什麽樣的國家，這是毛主席急迫要向全黨指明的。毛主席急切要了解各個解放區的現狀，實施了什麽有效的建政方法，經濟狀況怎樣，如何保證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如何實現黨的中心工作從農村到城市，從軍事到經濟的轉變等等問題。高崗詳細地向毛主席匯報了東北解放後，在政權建設和恢複經濟方麵的做法；主要是迅速沒收偽滿蔣時期的官僚資本為國家資本；對中小資本家采取“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工人運動方針、政策；在農村完成土改後，通過互助合作，把農民組織起來，鞏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果實，防止退回到封建主義的舊的兩極分化的老路上去。東北的經驗使毛主席十分興奮，毛主席與高崗是徹夜長談，兩個人還談到將來要建立一個什麽性質的國家問題，高崗認為應該向蘇聯學習，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高崗應該是中央最早開始研究執政黨曆史經驗的高級幹部之一。
12月30日，毛主席致電斯大林：“正召集高崗、饒漱石、劉伯承、陳毅、羅榮桓、林伯渠諸同誌來中央所在地開會，討論1949年整個戰略方針和準備召開七屆二中全會。”
1949年元旦未休息，繼續開會，座談討論了準備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前，如何將各解放區的各項工作逐步統一起來的問題，研究了消除分散主義傾向，妥善解決集權與分權的關係。座談會產生了紀要，毛主席親自審閱，他對“紀要”很滿意。這次座談會，為七屆二中全會決定統一全黨的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出席座談會的有朱德、董必武、高崗、劉伯承、陳毅、林彪、饒漱石、薄一波等各野戰軍的負責人。
在這段時間裏，毛主席經常向黨的領導幹部講到李自成，說：全國的勝利隻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後的路還長著哩，千萬不能像李自成那樣被勝利衝昏頭腦，忘記肘腋之下的吳三桂喲。
2月，高崗在從西柏坡返回東北的路上，與黃克誠、張明遠見麵時都談到毛主席所說的李自成的曆史教訓。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具有曆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作了重要報告。毛主席高瞻遠矚，精辟地分析了國內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提出奪取全國的勝利已經不是軍事問題了，而是由軍事鬥爭開始轉向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怎樣建國，怎樣把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鞏固的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毛主席在報告中指出，全國勝利後，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提出社會主義改造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及時告誡全黨，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會成為對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毛主席正是根據中國革命形勢的變化，為中國共產黨及時製定了建國後的方針、路線，和黨在這一曆史時期的總任務，避免來自“左”和右的糊塗思想。
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為中國共產黨將要執政960萬平方公裏的泱泱大國，蕩滌舊社會的汙泥濁水，建設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3月14日，高崗被任命為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3月24日，高崗被召回西柏坡與中央一起進京。毛主席意味深長地對大家說：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不學李自成。
1949年8月，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夕，東北地區召開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了東北人民政府。高崗代表東北局向大會提出了東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針》的建議。
建議報告指出，解放戰爭的目的，就是為了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其代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國家是依靠工人階級、團結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帝國主義的走狗及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及國民黨反動派實行專政，對於人民內部實行民主製度。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不可須臾離開的東西，對於勝利了的人們來說，是個護身法寶，萬萬不可棄置不用。”
建議報告專題闡述了“政權進一步民主化”的方針，提出“人民代表會議是人民政權的基本形式。”高崗要求三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應立即建立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縣區村則在今年秋後建立，省人民代表大會早日建立。“一俟條件成熟，這種人民代表會議即可執行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成為各地的權力機構，選舉各地人民政府。”
高崗在報告中，要求幹部在政權建設中“發揚為人民服務的、艱苦樸素的作風，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克服各種無組織無紀律，貪汙腐化以及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要建立人民檢察製度、加強人民對政府的監督作用。發動人民檢舉各種瀆職亂紀現象，並向之開展堅決鬥爭。”
報告中強調了“與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是黨的政策”的問題，以及“精簡政府組織”。改善會議製度，加強政府職能轉變，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等措施。
東北局的《施政方針》是高崗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和黨在新時期的曆史任務，組織了一批黨內理論界的精英，係統地、有理論地製訂的執政黨的方針路線，是對中國共產黨的黨建政建理論政策上的重要貢獻。
二、主政東北，成績斐然
（一）站在經濟建設的最前麵
麵對解放前日偽和國民黨統治留給東北經濟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麵對敵對勢力預言“共產黨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等破壞搗亂；麵對一些民主人士甚至也有黨內高級幹部懷抱杞憂，認為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難，不靠資本家就沒有飯吃等的懷疑態度和悲觀情緒，有著鮮明政治主張的共產黨人對治天下卻充滿必勝的信心和勇氣。建國前後，高崗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旺盛精力，帶領解放了的東北人民開始了東北的經濟恢複和重建工作，取得了舉目共矚的偉大成績。
1948年11月下旬，高崗在東北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報告，提出“建設新東北”的號召。1949年開春，高崗主持製定1949年東北經濟恢複和重建計劃，並為恢複經濟投入資金，選拔派遣上萬名優秀幹部直接參加經濟建設工作，到1949年春就基本恢複了東北鐵路、公路交通的營運，疏通了東北與關內的大動脈，大批軍用物資源源不斷運往關內作戰部隊，保障了平津戰役和南下作戰順利進行。從1949年4月起到12月份，已有307家工廠開工。1949年，東北工業總產值超過了原計劃。其中煉鋼、煉鐵、煉焦、采煤、發電、機器製造等重工業，都超額完成了原計劃，鐵路運輸計劃提前完成。輕工業除了自己恢複生產，又從蘇聯易貨進口了部分工業品，保障了商品市場的供應。
由於美蔣的封鎖、禁運，國內不法資本家乘機投機倒把，囤積居奇，破壞市場，給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造成了極大的財經危機，為平抑華北和南方一些城市的物價上漲，東北人民政府和東北人民克服重重困難，調出大批糧食、布匹、木材、鋼材等緊俏物資入關，為穩定市場、安定人心做出了努力。
東北1949年實行的有計劃地經濟恢複和重建工作，始終得到毛主席的及時讚揚。1950年6月，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主席總結了東北在經濟戰線上取得的成績。毛主席強調，“關內要學習關外，要向高崗他們請教”，全國在三年左右的時間就實現了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
（二）走工業強國之路
東北在經濟建設中，突出抓了工業化基礎建設，這是高崗在東北最大成就之一。高崗在建國後念的一本工業“經”，是他總結近代中國人民倍受屈辱的曆史教訓，和他自己親身經曆的我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尤其是朝鮮戰場的殘酷現實而形成的，他認為沒有強大的工業基礎特別是重工業，就沒有鞏固的國防，沒有重工業的發展，就帶動不了交通運輸業、輕工業、商業的大發展，農業的機械化就是空想。所以，建國初始，高崗就咬住工業不放，即使經濟再困難，咬緊牙關也要給工業建設讓路，正如毛主席所講的：“沒有工業，就沒有國家的富強”。
1948年8月在東北人民代表大會上，高崗所作“施政方針”報告明確指出：我們應該首先以全力來有計劃地恢複與發展東北的經濟，“特別是工業建設”，將工業列為第一位，在發展工業方麵，他強調要努力恢複和建立國營工業，如鋼鐵、煤炭、電力、機械、化學及有色金屬業，“這是全國工業化的基礎”。
1951年2月，針對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罪行，高崗反複強調要把工業生產提到鞏固國防的戰略地位，他在東北政府擴大會議上作了題為《鞏固國防，發展經濟》的報告，在1951年東北國民經濟計劃中，把投資的重點放在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基本建設上，並提出了“建設強大的國防力量和建設強大的經濟力量”的“兩個強大”的號召。
高崗和東北人民政府帶領廣大的東北人民，在一邊醫治戰爭的創傷，一邊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巨大經濟負擔下，經過緊張而有計劃的奮鬥，使東北的工業建設發生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根本轉變。各經濟部門幹部，緊緊依靠職工群眾，進行民主改革，學習外國先進經驗特別是蘇聯的經驗，建立計劃管理和經濟核算製度，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鼓勵群眾鑽研技術，革新生產手段，加強生產管理，表彰先進，引進人才，激發出人民當家作主的巨大創造性和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飛躍發展，工業產值達到或超過曆史最高的水平。工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發生了重大變化，1952年已增加到56%。不少大型工業基本建設工程上馬，沈陽飛機城、鞍山鋼鐵城、富拉爾基機械城、北滿特鋼廠等大型國有企業初具規模，到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新氣象，出機器、出鋼鐵、出幹部、出技術，為國家經濟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做出了巨大貢獻，顯現出新型的生產關係的強大生命力，確立了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基礎，受到了黨中央、毛主席的多次通電嘉勉。
（三）開展農村合作互助化運動
早在延安時期，高崗就根據毛主席提出的“組織起來”的偉大思想，把陝甘寧邊區的農民組成互助組、合作社，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抗日戰爭勝利積累了物質條件。同時，通過組織起來，改造了農民散漫自發的習性，移風易俗，改造地痞、二流子，鞏固了農村的人民民主政權。高崗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深刻地領會了毛主席所說的：“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一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科學論斷。
1946年，高崗在北滿根據地推廣了陝甘寧邊區變工互助的促進生產發展的經驗，各地組建了一批變工互助組織，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1948年冬，東北一解放，東北局就建立了幾個示範性的農業合作社和農場，製定了鼓勵發展農業的政策。土改以後，東北農村廢除了封建與半封建的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但在舊的生產關係破除後，如何確立新的生產關係，以引導解放了的生產力向正確的方向上發展，避免回到舊中國兩極分化的老路上去，避免產生新富農、新地主，保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些問題擺在黨和人民政府麵前。針對建國後東北農村出現的問題，東北局在農村經濟發展方向問題上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高崗在東北的“施政方針”和《共同綱領》中提出了解決辦法，他指出：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應該鼓勵農民“發展生產，勞動致富，科技發財，使絕大多數農民上升為豐衣足食的農民，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的向集體方向發展。”他說：“必須反對各種各樣的空想的農村社會主義，與好吃懶做，安於貧窮，以貧窮為光榮的糊塗思想作鬥爭”；“必須反對對於農業經濟的發展放棄無產階級的的領導，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讓其自流發展的資本主義路線”。他突出強調發展互助合作，通過合作組織改造“二流子”，組織起來，共同富裕。他說：“共產黨愛窮人，絕不是愛人窮。”糾正了黨內一些人的糊塗偏見。
但東北局的這些做法和給中央寫的《關於黨員雇工問題的請示》，受到中央一些負責人的批評和指責。
1950年春，毛主席從蘇聯回來途經哈爾濱，高崗和黑龍江省的領導張策等人向毛主席請示如何看待這些分歧，如何在農村土改完成後，發展農村的經濟工作。毛主席講：“這是個大問題，要經過中央討論後再答複。”與東北出現的問題一樣，山西，山東都出現了類似的分歧意見。
毛主席回到北京後，立即派人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找人談話，聽取匯報，看了大量材料。毛主席給高崗打電話，表示支持東北搞農業集體化的社會主義試驗，建立示範農場。毛主席同劉少奇、薄一波等談話時，明確表示：我看了山西省委的報告和你們的批示及少奇同誌的幾次講話，你們的意見是錯誤的。我現在不能支持你們，我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毛主席指出：“你們的思想落後與群眾的覺悟，做了廣大農民的尾巴。你們被富農經濟假象迷惑住了雙眼。至今毫無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這是危險的啊！”
1951年9月，中央召開全國第一次互助合作會議，通過了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10月l4日，高崗向黨中央、毛主席寫了一份關於互助合作的報告，詳細地介紹了東北局對農業生產合作互助運動的指導方針和具體作法，即根據群眾的自願與需要，加以積極扶助與發展，並逐步由低級引向較為高級的形式。這份報告，後來成為高崗“撈取政治資本，政治投機”的“罪狀”。
高崗在領導東北局和東北廣大翻身農民保衛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果實，引導農村經濟工作走向社會主義方向上，做了大量細致工作，為黨中央、毛主席的決策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封建腐朽的生產關係的破壞和互助合作運動的發展，推動了農業生產力的大解放和農業經濟的迅猛發展，東北政府積極引導，開展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把開發水利資源與治水、發電、灌溉、航運結合起來，逐漸控製或減少了水害，使東北著名的“四大灌區”恢複灌溉，根治了遼河的泛濫，使兩岸人民免除了水患。為了保證農業的持續發展，高崗對東北的自然環境做了大量的考察，認為東北農業發展的自然障礙，就是水災、風災和旱災，而林業的長期破壞是造成這些自然災害的主要原因。1949年8月，高崗在東北人代會作的“施政方針”報告中首次提出了護林和造林的指導方針，並帶領幹部和群眾身體力行，與自然災害展開艱苦鬥爭，史無前例地建設了東北西部防護林帶。西部防護林帶營造範圍等於東北整個麵積的20%。東北人民政府更規定每年的四月五日至二十日為“植樹造林和護林運動節”。這些工程至今仍使人民受益。
（四）發動“三反運動”
隨著黨的中心工作由農村轉到城市，由戰爭轉到經濟建設，在短短的2年時間裏，東北各地、各部門暴露和發現大量的驚人的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情況，使國家財產流失，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更嚴重的是不少幹部在經濟上貪汙腐化，在政治上蛻化變質，損害了執政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
高崗親身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對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有著執著的追求。在主持陝甘寧邊區的政府工作中，在領導東北的政權建設中，一貫的，自覺地堅持共產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不敢有須臾的鬆懈。
1951年8月，東北局召開一級機關黨員幹部會議，高崗針對在增產節約運動中發現貪汙、浪費和官僚主義的嚴重問題，在會議上作了《反對貪汙蛻化，反對官僚主義》的動員報告。報告中列舉了在東北經濟建設中暴露的一些黨的幹部與私商內外勾結，侵吞國家財產；機關工作中的形式主義，敷衍搪塞、例行公事、濫發文件、公文旅行、不檢查、不解決問題的官僚主義作風；政治上敵我不分，無原則地任用私人，包庇有嚴重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的親友；對貪汙盜竊行為不聞不問，熟視無睹，放任自流；有些黨員不願過組織生活，不重視理論學習，甚至拒絕做黨的工作，不願作黨的支部書記，熱衷於吃吃喝喝，請客送禮，不坐英美的汽車就不能工作，不送禮就不足以表現革命的友愛，開會不請客就不足以表現會議的成就，等等大量醜惡現象。高崗憤怒地說：“這些官僚主義者，對盜竊公產的事實，簡直是熟視無睹，他們從不對這些罪惡行為加以起碼的檢查和追究。”他大聲質問：“這些人的共產主義原則到哪裏去了！”
為保證政府的廉潔奉公，政達民擁，9月6日，東北局做出《關於反對貪汙蛻化傾向，反對官僚主義作風的決定》，按照高崗提出的“兩個肅清”，“四條措施”，開展了聲勢浩大的三反運動。
中共東北局開展的三反運動是一次改造國家機關，移風易俗，補偏救弊的社會改革運動，對一些喪失了共產黨員先進性、模範性的黨的幹部敲響了警鍾，清理了一批貪汙腐化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幹部，樹立了廉潔樸素的社會風氣，清除了黨的肌體上的腐敗現象，保持了黨的純潔性、先進性，對於建設為政廉潔高效，密切聯係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充分肯定。
（五）東北的“五反運動”
東北解放時，隨著生產力的解放，人民生活的提高，購買力的增加，國家同私人工商業建立了大規模的加工、訂貨、代銷的關係，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有很大的發展；其中國營企業的發展也是帶動私營企業的快步前進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是，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限製和反限製的鬥爭從未停止過。三反運動中，高崗親自指導在沈陽、哈爾濱、大連等大城市的調查，發現私人工商戶中，有70%以上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錯誤和罪行，偷漏稅款將近一半。在揭發、清理和審查貪汙分子的過程中，發現許多貪汙分子的違法行為和使用的手段，跟社會上的資本家的違法活動有著密切聯係。不法資本家采用各種卑劣手段腐蝕國家幹部，引誘和助長他們貪汙、浪費、官僚主義的習氣，同時嚴重破壞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他們采用的主要方法是進行賄賂、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財產、偷工減料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特別令人氣憤的是，不法分子在承辦抗美援朝的軍用物資中，用舊油桶皮做軍用鐵鍁，用廢次膠製軍鞋，高價賣給誌願軍。更嚴重的是，用壞雞蛋、臭牛肉、死牛肉製作罐頭，用廢棉、爛棉製造急救包送到前線，嚴重危害了誌願軍指戰員的生命安全。高崗是抗美援朝後勤供應的總負責人，深知在前方浴血奮戰的誌願軍戰士正處於何等的艱苦條件，他對不法分子唯利是圖的做法深惡痛絕。
不法資本家還采用“拉過去，派進來”的手段，在國家經濟部門安插坐探，竊取國家經濟情報，興風作浪，破壞市場和價格。他們用行賄的辦法，拉攏、腐蝕、收買國家機關和經濟部門的工作人員。他們先是靠拉關係、吹捧拍馬、稱兄道弟、請吃請喝、請看戲、請打牌、請跳舞，建立感情；然後送東西，先送食品、衣料服裝，後送高級商品、滿堂家具、大把鈔票；或送傭金、回扣、幹薪、幹股，一步一步把幹部拉過去，打下水。有的不法資本家在企業裏專設了一個腐蝕、勾引幹部的“外勤部”，有的吹噓他的企業就是“幹部思想改造所”，凡到他們企業做生意的幹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為了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捍衛黨的純潔性，打退資產階級猖狂的進攻，從1951年開始，東北局在高崗的領導下，發動了向資產階級爭奪國民經濟領導權的鬥爭，使不法資本家受到了沉重打擊。
1952年1月10日高崗在東北局高幹會議上，針對“三反”運動中東北地區黨員幹部在思想方麵暴露出來的許多嚴重問題，深刻分析了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和黨內右傾思想的危害性。他說：東北地區右傾思想主要表現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上。毛主席早已向全黨發出警告，提醒全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雖然如此，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對於黨的侵蝕，在過去一個時期還是有增無減。
他說，資產階級對於黨的侵蝕主要是兩條：“拉過去，派進來”。他指出，在三反運動中已經發現幹部中貪汙現象是嚴重的。“這些貪汙事件，特別是財經機關和企業中貪汙，絕大多數是在資產階級的勾引下進行的”。在資產階級勾引下，“這些貪汙分子就成為資產階級安置在國家機構，人民企業中的暗盜。他們倒賣商業情報，倒賣資料、偷工減料、以賤報貴、以壞充好、塗改單據、假造賬目、走私偷稅、並借公家的名義和各種便利條件，替資本家追逐暴利。”他說：資本家為籠絡這些貪汙分子，“不惜出大本錢”，資本家說：“公家開除你，我養活你。”高崗氣憤地說，資本家和這些貪汙分子訂立合同，規定“各守據點，掉頭不談。誰也不講誰，攻破誰算誰。”
他說，資產階級腐蝕黨的另一種手法是“派進來”，我們國營商店和合作社有相當多的人員是資本家派進來的，“這些人很多是私商的情報員，物價一變商人先知道，並爭先搶購”。等等。高崗在報告中鄭重指出：“依靠資產階級，就會丟掉工人階級，就會丟掉人民大眾，就會亡黨亡國。”
他嚴厲批評黨內的一些幹部：他們不竭力壯大社會主義性質的企業，而天天盤算“化大公為小公，”“化公為私”。更有甚者，則要當商人和工廠老板，不惜損害國家利益，讓私商占便宜。還有一些人，甚至是高級幹部，利用自己的職權，通過家庭、通過親屬、投資私人商店、工廠，為自己牟利。他指出：“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必須受到黨紀製裁的。凡是犯了這種錯誤的人應該趕快回過頭來，向黨坦白，改正錯誤。”
高崗在動員報告中，從五個方麵指明執行政策上右傾（放棄領導權）的表現：1、在貿易政策上，對私商向國營商業把握和投資違法行為聽之任之，甚至加以幫助，而對國營企業和合作社的業務則很不積極。這就助長了投機商的活動，抬高物價。2、對於委托資本家加工和訂貨時，資本家偷工減料，獲取暴利和勾結公家人盜竊國家財產的行為不認為是犯法的罪行，不加以懲處。3、在稅收政策上，商業稅輕於工業稅，而行商稅又輕於坐商稅，這就助長了資本家投機倒把活動，把工業資本轉為商業資本，坐商轉為行商。4、在私人企業中工人運動和政策上，對虐待工人、克扣工資，違反勞動法令行為，很少製裁。有些勞資協商會議，淪為資本家蒙蔽國家、蒙蔽工人、偷工減料、投機漏稅的工具。5、無原則地提倡私商聯營。他說，在思想戰線上對反動思想缺乏嚴肅的鬥爭，忽視政治教育，模糊了工人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思想界限，致使各種敵對階級的思想與作風自由泛濫而無人過問，造成執行政策上的偏移。
高崗在報告中還對“五反”運動的組織方式，處理的原則作了明確的規定。
高崗的這個報告非常重要，他及時根據各方麵暴露的許多嚴重問題，精辟闡述了資產階級向黨進攻，同工人階級爭奪領導權的現實表現和黨內錯誤思想的危害性，製訂了運動的方針、政策、措施和處理的辦法，表現出共產黨在經濟戰線上“拒腐蝕，永不沾”的政治立場和思想作風。中央及時轉發了高崗的這個報告，《人民日報》、“人民出版社”等報刊發表和出版了高崗的報告，推動全國的“五反運動”蓬勃發展。
由於領導得力，政策明確，“三反五反”運動到1952年4月基本結束。5月13日，東北局舉行全體委員會議。高崗作了《關於東北地區“三反五反”運動的基本總結》的報告。關於這一運動的收獲，高崗說：“五反運動有力地打擊和製止了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五毒’活動，保證了共同綱領的貫徹。三反運動有力地打擊、製止了貪汙分子的違法亂紀行為，在國家工作人員中增強了廉潔奉公的觀點，改變了國家機關中若幹嚴重鋪張浪費的現象和官僚主義作風，豐富了整黨的內容，使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更加純潔和鞏固了，使黨和人民群眾的聯係進一步加強了，大大增強了黨的戰鬥力。”
（六）臨危受命，構建抗美援朝戰爭的後勤保障體係
現代化戰爭的後勤保障體係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有關資料記載，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方投入的兵力為130萬人，還有朝鮮人民軍40萬人。戰線綿延幾百公裏。部隊的運送、返回和物資供應的運輸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從戰爭一開始，敵機就增加到2000架，每天有60多架飛機對我運輸線、給養倉庫進行狂轟濫炸，實施所謂的“絞殺戰”，我後方供應的物資隻有60—70%可以運到前線。高崗為貫徹執行中央的決定，針對前線“三怕”即怕沒糧吃，怕沒子彈，怕傷兵抬不下來等戰場的實際情況，他使出了渾身解數，廢寢忘食，晝夜工作，發明了許多切實可行的“土辦法”。他抽調了東北局6個委員、東北政府的4個部長專門做好戰勤工作，組織2千輛汽車，9千輛大車、人力車，6萬頭騾馬，動用400多萬人次參加戰勤，不分白天黑夜搶運兵員和軍用物資。為搶救傷員，東北安排93家醫院接受傷病員治療，並建立了前線血庫，號召東北人民為前線獻血，將鮮血及時送往前線使用。
1950年11月23日，第二次戰役發動前夜，高崗冒著敵機的轟炸掃射，深入到誌願軍大榆洞指揮部，與彭德懷同誌對第二次戰役作最後部署。彭總說，朝鮮戰爭對手是美帝國主義，打的是現代化戰爭，物資消耗量相當大，和國內戰爭不能比喲，一次20分鍾的火炮準備，就要用去彈藥2000噸。你老高不把後勤保障工作搞好，這個仗我怎麽打，搞不好，我們誰也向老毛（毛主席）交不了帳。高崗說，那你就得給我保住鴨綠江大橋。彭總說，這個好辦，我再給你加派兩個高炮團，一個工兵團，由你直接指揮，堅決保住鴨綠江大橋暢通。高崗說，那我就敢打保票，後勤供應決不中斷，前方需要的，我用人背也給你彭老總背到。第二天，高、彭、和金日成及蘇駐朝大使舉行會談，就作戰部署、任務、後勤安排、中朝軍隊統一指揮、朝鮮人民軍和機關進入東北的訓練安置、傷員治療等問題進行商談，基本達成共識。高崗立即回國，及時向毛主席匯報了二次戰役的準備情況。
25日，誌願軍發起第二次戰役，到12月初結束。第二次戰役共殲敵36萬多人，收複平壤，扭轉了朝鮮戰局。第二次戰役是二戰結束後的經典戰役，美國稱之是美國軍事史上的”黑暗時代″，美國出版的《用兵之道》中，把誌願軍第二次戰役列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16個重大戰役之一，成為西點軍校研究中國軍事史的必修課。
1951年1月25日，高崗再次入朝，代表黨中央出席中朝高幹聯席會議，在君子裏的大榆洞裏，高崗說：“我是一個誌願軍的後勤工作人員，因為住在後方，對前方的情況不了解。關於戰爭準備問題，中心是把前方所需要的物資運上來，曆史上有好多部隊由於供應不上而遭受挫折。”他說，抗美援朝戰爭把我軍後勤工作推向新的階段。後勤工作發生了深刻變化，後勤工作要適應這些新的重大變化和現代化戰爭的要求。這是用無數戰士的生命換來的經驗啊！
朝鮮戰爭的勝利，擊碎了國外敵對勢力顛覆新中國的企圖，為新中國的建設創造了和平的環境。
1953年11月12日，金日成率領朝鮮政府代表團訪問中國，就和平統一、誌願軍回國和朝鮮重建家園等問題與毛主席會談。周恩來、高崗參加會談。11月23日，朝鮮與中國締結了《中朝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毛主席、金日成和周恩來、高崗出席簽字儀式，《人民日報》、《人民畫報》最後一次刊登高崗和毛澤東在一起的照片。
高崗在短短的三年時間裏，忠誠地執行了黨中央、毛主席提出的方針、路線和政策，為共和國的建設，黨的建設和軍事建設貢獻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思想財富。高崗為新中國的建設所傾注的心血，所取得成績，足以彰顯出他人民公仆的本色，他是腳踏實地的，沒有任何華而不實的，忠誠的為黨的事業，為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的黨的高級領導幹部。隻要是善良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他為人民的長久幸福，國家的長治久安所作的貢獻。
三、黨內思想鬥爭公開化的1953年
就在東北進行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的時候，黨內兩種思想的鬥爭日漸突出。有些同誌認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提法過早了，應該讓資本主義有一個發展階段，現在應該維持新民主主義的社會階段。有些同誌還提出“新區和老區”的意見，認為“老區”可以提前過渡，“新區”等到條件成熟再過渡。建國以後這種不同意見和思想的交鋒是非常激烈的，經常會在中央文件中出現兩種不同的指示和做法。
為了引起全黨重視，1953年，毛主席明確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更進一步確定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向。這期間，毛主席對劉少奇的言論、講話提出了尖銳地批評，要求劉少奇立即收回他在馬列學院的講話，同時，對中央領導機構和政府機構進行了調整，從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上保證總路線、總任務的前進方向。
1952年底，中央提出設立國家計劃委員會，任命高崗擔任主席。陳雲同誌親自到沈陽向高崗宣布任命。高崗對陳雲講：你對經濟工作有經驗，資格也老，還是你來當家，我給你當助手。陳雲說：這是中央定的，你這幾年在東北幹得好，工業搞上去了，方針、路線都執行的好，毛主席信任你，說你可以管20年。你不要再推脫了。有事可以找我商量。
高崗是1952年10月奉調進京，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進入了黨和國家領導的核心層。國家計劃委員會是國家經濟計劃的唯一最高機構，不隸屬於政務院，各大區的一二把手都是國家計委的委員，責任之大，可想而知。高崗在組建國家計委，製定第一個五年計劃過程中，高度執行毛主席的經濟思想，對如何建立高度集中的工業管理體製、加速工商業改造、在沿海地區設立更多新工廠、調整輕重工業比例、提高工業計劃水平等等殫精竭慮，廢寢忘食，搭建了新中國的計劃經濟格局，還提出成立航空工業部等軍事工業部的建議。如果沒有54年的事件，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國家計委的統一領導下很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而不會出現後20年各自為政、疊床架屋的經濟管理現象，導致國民經濟的左右搖擺，發展緩慢。
高崗在主持國家經濟的重組和發展中，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黨內核心層早已存在，並日益激烈的思想鬥爭。這一方麵有高崗自身的思想意識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這些思想主要是來自於毛主席對他的談話和曆史上他對毛主席的敬仰。這些談話，對一個長期從事地方工作，思想樸素，缺少政治鬥爭經驗的人來說，很容易達成共識。毛主席與高崗的談話反映出毛對中央一些領導同誌的不滿，對黨內一些同誌不努力執行中央的政治路線，出現兩種聲音感到焦慮。
其實，早在1948年高崗被中央召回西柏坡匯報東北局工作時，高崗就隱隱感到中央內部對建國路線有不同意見的。高崗第一次從主席那裏聽到有關毛主席對劉少奇的意見，主席認為：劉少奇不怎麽穩，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在負責中央工委時領導土地改革中有“左”傾；缺乏建設根據地的經驗，也沒有搞過軍隊工作等等。這些看法都是高崗在向主席匯報東北情況時毛主席提出來的，高崗認為這些都是毛主席、黨中央對東北局三年工作的肯定，說清楚了，高崗很高興。後來，高崗在恢複東北的經濟建設中，忠實地執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對農業、工業、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提出對資產階級工商業進行“限製、利用、改造”的方針；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主張農村發展互助合作；在政治上開展“三反五反”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等等都得益於他在西柏坡時與毛主席的談話。
高崗到北京那段日子裏，中央幾乎每天都要開會到深夜淩晨，會後主席還要留高崗談話，高崗每天隻能休息三四個小時。這段時間，高崗與主席接觸的時間多了，感覺到主席對劉少奇的不放心；對周恩來事務纏身，不抓大事，不願負責，遷就各方的工作作風不滿意。毛主席對高崗講：劉少奇進城後沒有作多少工作，對主席幫助不大；搞分散主義，自己批發文件，想架空主席；尤其是主席講到“劉少奇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必要時，要推他、拉他走社會主義，實在不行，就得讓他挪挪位子”，並在談話中流露出對劉少奇曆史上的懷疑時，高崗才真正感到黨內思想鬥爭的激烈，並自覺地站在毛主席一邊。
1953年3月至6月間，毛主席多次說他身體不好，年紀大了，讓中央的領導醞釀一下，由誰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這時，中央已經實行日常工作由劉少奇、周恩來、高崗輪流值班製）。高崗就此事找過陳雲商量。高崗明確表示不同意設總書記，建議多設幾個副主席，實行集體領導。陳雲完全同意高崗的意見，並讓高崗在中央會議上先提出來。陳雲對高崗說：可以搞輪流製，你一個我一個，林彪也可以參加，這樣可以避免片麵，出現差錯也能及時糾正。
到1953年夏天的財經工作會議，和全國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黨內的思想分歧已經在會議上公開，期間毛主席作過許多指示，講過許多話，批評了黨內一些同誌對搞社會主義不感興趣，對社會主義的因素不支持，而熱心去搞資本主義的東西。毛主席在這段時間裏，反複重申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並明確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
1953年10月、11月，中央召開第三次互助合作的會議期間，毛主席還明確地指出：“確保私有，是資產階級的觀點。”“綱舉目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題，就是綱。對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辦合作社，這不僅是個方向，而且是當前的任務。”
高崗在1953年黨內思想激烈交鋒的這段期間，忠誠地執行毛主席的思想路線，從政治上，經濟建設上保障了總路線的實施，多次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的表揚，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
四、七屆四中全會前後
1953年，全黨全國人民在總路線的指引下，以忘我的革命熱情，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的熱潮，全國各地都是一派欣欣向榮的建設新中國的新氣象，國民經濟逐漸實現好轉，國際環境逐漸向利於我國的方向轉化，政府職能機構日漸趨於合理穩定，全黨的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進一步統一到毛主席所提出的“過渡時期黨的總路線”的旗幟下。然而，就在這樣大好的形勢下，在1953年的12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突然提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的司令部”，說出：“東郊民巷車水馬龍，新華門門可羅雀”的驚人駭語，把矛頭直接指向他曾經在中央會議上多次表揚的高崗。
1954年2月6日至2月10日在北京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包括高崗在內的許多領導同誌在會議上都作了自我批評，會議作出加強黨內團結的決議。四中全會結束的第二天就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毛主席這兩個會都沒有參加。座談會采用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黨內鬥爭方式，對高崗搞突然襲擊，會議氣氛恐怖緊張，有32個人在會上作了發言（早已準備好了）。陳雲首先發言，揭發高崗曾經對他說過：中央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林彪也可以當。把兩個人對中央人事安排交換意見說成是高崗有陰謀篡黨奪權的企圖。高崗當即反駁說：這話是你對我說的。會議主持人周恩來嚴厲地製止高崗再說下去。第二個發言的是劉亞樓，他揭發高崗在東北戰爭時期私下與蘇聯人談了三天三夜，提供情報，裏通外國。高崗生氣地說：你真會造謠，我連俄文都不懂，談個屁！會場一片噓笑。其中陳正人揭發了高崗反對劉少奇的大量言行，說高崗有野心，想把劉少奇搞倒，自己做毛主席的助手，高崗憤怒地說：你在東北時期就對劉少奇意見一大把，到處散布對劉少奇的不滿，以老資格自居，對劉少奇不讓你當組織部長耿耿於懷，你怎麽不說你自己反對劉少奇！座談會上，隻許別人揭發批判高崗，不聽高崗解釋反駁，高崗被上綱上線地定為“陰謀篡黨奪權”、“陰謀分裂黨”。高崗不承認揭發的都是事實，認為許多事情都是對他的誣陷，要求中央對質，拿出證據，更不承認對劉少奇提意見就是要反黨奪權。座談會上揭發的情況顯然對毛主席不利，大有高崗是毛主席指使所從事反黨、分裂黨的活動的“嫌疑”，使毛主席始料不及。當鄧小平代表中央去杭州向毛主席匯報座談會的情況後，毛主席作出“公開揭露”的意見。“公開揭露”把高崗的問題升級了，從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黨的民主生活升級到政治鬥爭。
“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成因是非常複雜的，這一件事是由毛主席在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起的，可是毛主席在1954年2月為四中全會製定的開會方針又與他在12月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有了很大的轉變。毛主席反複強調“不展開對犯錯同誌的批評，等待覺悟”，強調發言人數要少。毛主席要求把會議壓縮到兩天時間，要各派力量都作自我批評，避免擴大化，提出不搞“對質”，並說：“高崗的目的是要過關”，讓他過關。毛主席態度的轉變，表明毛主席的洞察力已經感覺到事態的發展隱蓋著另外一種傾向。然而，四中全會的主持人並不願意執行毛主席的這些指示。一些人以“左”的麵貌出現，抬出曆史問題攪和事非，搞出所謂的“五虎將”案，“潘漢年、楊帆反黨集團”案，“楊帆反革命案”中又牽扯上與江青的關係，“潘漢年反革命案”中又與周恩來領導的中央社會部有關聯，案中有案，人事關係錯綜複雜。這次會議從主席開始時提出開二天，到1955年4月召開的七屆五中全會批準“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決議”整整延續了一年時間，整肅一大批同誌，影響了建國後黨內鬥爭的20年，喪失了多少強國富民的大好時機啊！
1954年發生在中國共產黨的事件，發人深省。曆史就開了這樣一場玩笑，1954年代表中央正確路線的劉少奇，在1968年，同樣在黨的代表大會上，同樣的被用“陰謀篡黨奪權”的罪名而被“永遠開除出黨”。當然為劉少奇羅列的“罪狀”有幾大本，而為高崗羅列的“罪狀”，我們在1953年所看到的中央對“高饒反黨集團”所作的政治報告中，除了大帽子外，沒有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實。
四中全會，為黨的八大召開進行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在總結與“高饒反黨聯盟”鬥爭的教訓，形成的黨的八大決議中，明確地提出，建國以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和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否定了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政治報告上提出的：全國勝利後，國內的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確立了維持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政治路線。這一結果，與毛主席發動對高崗批評，給高崗開民主生活會的初衷所相悖。
高崗事件發生後，黨的民主生活製度就開始不正常了。黨內不同思想的爭論都被冠於“路線鬥爭”，愈演愈烈。“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被看成是企圖“翻案”的代名詞。對黨內曆次發生的“路線鬥爭”的評價更是隨心所欲，采取了很不負責任的、模棱兩可的態度，這對黨的民主建設，對執政黨堅持“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原則有百害而無一利。
1954年在黨內發生的事件，真是需要我們黨認真總結曆史經驗，而至今卻仍然不敢有人問津的“黨內禁區”啊！
五、1953年12月15日至12月24日
1953年，是什麽原因使毛主席突然改變了對高崗的信任，急於要解決高崗的問題呢？
1953年12月15日，主席在他的住處召集會議。主席講：我要帶秀才們去南方寫“憲法”。我走後，中央由誰主持？是由少奇主持，還是輪流主持？周恩來提出還是由少奇主持；劉少奇說：還是輪流吧；朱老總當場表示同意，說：“輪流好”；高崗表示同意輪流；鄧小平同意由少奇主持，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陳雲表態同意由少奇主持。主席最後說：“你們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以後再定。”
會議結束後，發生了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從主席家到停車場，在等車的時候，高崗對鄧小平講：主席去南方後，中央的工作輪流主持比較好。鄧小平說：還是少奇主持好。高崗又說：總理主持好一些。鄧小平說：總理事務性工作多，還是由少奇主持好（當時高崗的警衛員也在場）。
另一件事，是高崗沒有坐自己的車，而是搭陳雲的車去了陳雲家，到陳雲家後，高崗問陳雲：“你怎麽在會議上又是另一個態度？我高崗對你陳雲是真心實意地交換意見，將主席給我說的話都告訴你，你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見。今天，你在會議上跟著同意由少奇主持。你跟我是怎麽說的，你也同意輪流嘛！你說這樣可以體現集體領導，避免片麵和錯誤。可你到會議上就變了，你和我講的話都忘了嗎？你還讓我在主席麵前給你說好話，你讓我怎麽交待！”陳雲講：“我怎麽知道老毛是怎麽想的。”兩個人爭的不歡而散。高崗回到家中顯得非常激動，他對我說：“主席從1942年開始就對陳雲不信任，說他是老牌機會主義，關鍵時候，他就拉稀（生病），我還老給他在主席麵前說好話。”
從現在的文獻記載看，鄧小平和陳雲同誌1953年12月15日主席召集的會議後，都向主席報告過高崗的情況。使主席認為有必要召開一次會議，解決黨內團結的問題。
1953年12月24日，在毛主席離京前主持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建議召開四中全會，解決黨的團結問題。主席說：“現在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毛主席還講了一句話：“東郊民巷8號車水馬龍，新華門門可羅雀”，誰都知道這是說的高崗。主席講完這番話，當天夜裏就離京去了杭州。
那麽鄧小平和陳雲都向主席報告了什麽話，使毛主席在短短的十天時間裏，突然改變了對高崗的態度呢？我認真閱讀了鄧小平同誌1980年3月19日在接見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找到了一些答案。鄧小平講到：高崗對西南，他采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誌……陳雲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這證實了鄧小平向主席報告的時間和主席對高崗的態度轉變的時間是在12月15日到24日之間發生的，這是其一；鄧小平向主席報告的內容該是：“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彭德懷同誌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麽搞。那時候六個大區，他得到四個大區的支持”
鄧小平在主席離京之前對主席的這番“忠言”無異於醍醐灌頂：軍隊高級將領支持高崗，六個大區有四個大區支持高崗。使毛澤東感到事態嚴重。毛澤東12月24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突然提出中央“有兩個司令部”而使黨內政治空氣陡然緊張起來。1954年4月，在高崗問題座談會期間，中央政治局還做出決定，撤銷了各大行政區黨政機構，使事態更加嚴峻，連羅榮桓同誌的住處都派部隊監控起來了。四中全會後，解決黨內的團結問題已經演變成政治事件。
我這樣提出問題是有依據的。高崗到中央後，與鄧小平的直接對話僅有兩次。第一次，是在1953年2月，鄧小平主動來高崗家中與高崗商談農村經濟政策問題，兩個人談得很融洽。
第二次，就是1953年12月15日會議後，高崗在停車場與鄧小平就“輪流”問題交流了一下意見，高崗從來沒有為“拉攏西南局”與鄧小平有過其它“正式談判”。雙方也沒有時間談到劉少奇的曆史地位這樣重大的題材。1980年3月19日在接見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內容是鄧小平自己所說的，即高崗與鄧小平“正式談判”，鄧小平向主席“反映”，“引起主席的注意”，時間應該是對得上的。另外，主席在1955年3月31日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他是“到1953年秋冬才發現他們的，這也證明主席對高崗態度轉變的時間。
鄧小平的這次講話中還提供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他說：“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同誌、總理有意見，……高崗批評少奇同誌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的，有批評對了的。”這些話客觀地描述了當時黨內的不同意見和鬥爭都是由毛主席來指揮的。
陳雲到主席那裏報告高崗的問題，應該是在主席聽過鄧小平的報告後，讓陳雲來，聽聽陳雲的意見。陳雲向主席承認他與高崗交流過中央人選，並向主席透露，高崗不同意設總書記，提出多設幾個副主席，說：“你一個，我一個，林彪也可以當。”主席聽過以後，勃然大怒，讓陳雲立即去杭州找林彪談話，並說：林彪不與高崗決裂，我就與林彪決裂！陳雲感到事情嚴重了，很快轉變了態度。
四中全會結束後，馬上就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陳雲在高崗座談會上首先發言，把他與高崗之間醞釀中央副主席人選的意見公開化，並作為指責高崗陰謀篡黨奪權的根據，是高崗沒有想到的。高崗對陳雲的做法感到極大憤怒。尤其是陳雲把他們兩個人之間交流的意見統統指責為高崗說的，以洗清自己，使高崗突然失去了真實感。
2月16日，陳雲來到家裏和高崗談話，這次兩個人徹底談崩了。陳雲要高崗承認“你一個，我一個”是高崗說的，高崗質問陳雲，“你一個，我一個”明明是你說的，為什麽你要說是我說的，你是在出賣我。高崗連“主席說你鷹鼻子，會看形勢，我高崗還不相信，上了你的當”這種話都說出來了。兩個人吵得臉紅脖子粗的，氣氛很緊張，陳雲走時，高崗也不去送他，是我和秘書趙家梁送他下的樓。
毛主席沒有參加四中全會，但是，他後來多次談過高崗的問題。這些談話有批評的，也有反思的，各個曆史時期都不同，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對高崗的感情，就是在高崗去世的當天，主席就打來電話到家裏，要求中央對高崗要“善殮厚葬，用上等棺木”，指示中組部“對高崗的子女，由組織上撫養”，這是周總理在事情現場（東郊民巷8號）接的電話，並當著大家的麵宣布的，當時在京的中央領導除劉少奇、彭真等外，基本都在現場。
1977年，我去醫院看望吳冷西同誌。吳冷西講：“東北日報”在東北局的領導下，執行的路線、政策是正確的，培養了許多幹部派遣到全國。不能因為上層的鬥爭，形勢有變化就說東北局的一切都是錯誤的，這是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品德所不允許的。現在一些社會上的報刊、讀物出現許多造謠、誣陷，寫出一些下流的、極不道德的文章來誣陷高崗，是對我們共產黨的形象的極大損害。東北解放初期的曆史對於我們共產黨建黨建政的曆史來說是彌足珍貴的啊。吳冷西同誌還對我說：“聽說毛主席回到北戴河，知道高崗死了，非常生氣，對周恩來大發脾氣，說：“你們把高崗問題處理的複雜化，擴大化了。你們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聽說高崗的檢討送上來，也無人與他談話，聽聽他的意見，這是我們應該做的嗎？”。吳冷西告訴我，他曾經問過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你可以找葉子龍問問當時的情況。（胡、田當時已經去世）
後來，我去看望葉子龍同誌，向他了解一些當時的情況。葉子龍對我說：“主席接到高崗死訊後，一直不相信，反複打電話給總理和羅瑞卿，讓派人搶救，心情非常不好。後來總理來北戴河向主席匯報情況時，主席生氣地對總理說：多大的事情啊，讓你們搞得這麽複雜！我讓你們告訴高崗，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員，讓他回陝北工作，當地委書記也可以，他會願意去的，你們為什麽不去對他說！總理說：後來高崗的專案是由鄧小平和楊尚昆管著，我沒過問，我有責任，主席說：黨內死人了，總不是好事。蘇聯黨死人，我們黨也死人，你們快處理好，此事要向蘇聯通報吧。
一個曾經被毛主席稱為”可以管20年”的高崗，在進京不到二年時間裏，就被黨內政治鬥爭的漩渦淹沒。
六、1953年，與高崗”陰謀分裂黨”有關的四件事
在中央說明高崗“陰謀分裂黨”的主要事實中，把高崗“四處活動”，“造謠”等作為主要罪狀。其主要的根據是1953年發生的與高崗有關的黨和國家的四件事情：一件是全國財經會議；一件是高崗代表中央去蘇聯聽取蘇共關於”貝利亞事件”的通報；一件是中央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一件是高崗去南方休假期間。這些事情都發生在1953年，也是黨內對毛主席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反應最強烈的時期，這是“高饒反黨集團”一案發生的大背景。讓我們把這四件事情放在這個大背景下看看曆史的真實情況。
（一）1953年財經會議期間
1953年6月13日，中央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開始是對吳波同誌工作的意見，又是稅收製度問題，對周總理有意見。毛主席對周恩來也有意見，說稅收製度這個大問題沒有向毛主席報告和說明，毛主席生氣，都對著周總理。這時外交部的同誌和軍隊有一些將領出來替總理說話，認為總理的事情太多，黨內黨外的事情都是總理來處理。稅收製度的變革不是總理之過。這樣一來，矛頭轉向了薄一波和劉少奇。
財經會議開始，高崗並沒有參加，他不負責中央財經工作，當時正忙著製訂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來毛主席知道高崗沒有參加會議，就要高崗參加會議發言。高崗讓秘書趙家梁、馬洪、梅行擬了發言稿，送給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對發言稿進行了修改後，高崗才在會上發言（發言稿目前還未解密，應該存在中央檔案館）。高崗的發言應該主要是闡述毛主席的意見。薄一波聽說高崗要發言，便親自到東交民巷8號找高崗。高崗知道薄一波的來意，即將毛主席修改過的發言稿給薄一波看了，薄一波看後頭上直出汗，就走了。聽說，在財經會議上大家發言很激烈，尤其是李先念和譚震林的發言提到薄一波被捕的問題；又有人說，黨權、財權、政權都不在毛主席手裏：黨權是安子文（私自草擬八大政治局名單）；政權是彭真，財權是薄一波。“三權”是當時會議上最熱烈的話題。財經會議期間有一天晚上，財經會議期間有一天晚上，毛主席找了高崗和張明遠同誌談話說：“譚震林和有的同誌對我說，黨權、財權、政權都不在我手裏，你們說說是真是假？”張明遠沒吭聲，高崗說：“不會吧？”毛主席後來還是對黨內“分散主義”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高崗曾經對我說過：“財經會議時，是主席讓我作個發言，我的發言實際上是保護周總理的。新稅製是薄一波搞的嘛！總理事務性工作太多，能夠把主席的事應付了就不容易了。屁股坐到資本家一邊的人黨內大有人在，薄一波自己搞的新稅製，就得讓他承擔責任。會議期間，陳毅來跟我說過。後來陶鑄，李先念來開會，說要見林彪，拉我一起去，說軍隊的同誌對新稅法意見大，要我多做解釋工作，總理不容易，不可能麵麵俱到。我跟林彪說，給軍隊的同誌做些工作，不要再給總理加壓力了。後來，我的發言寫好後交主席，主席作了修改，批薄是重了一些。主席問我是什麽性質的問題，我告訴主席是黨內問題，主席說：“那就按黨內問題處理吧。”高崗並沒有把財經會議上對薄一波的批判作為政治問題，而是作為黨內思想問題來對待的。在曆史上，高崗從沒陷害過同誌，從來就是爭論清楚了，繼續共同工作，不會玩政治伎倆。對薄一波也是一樣，在主席那裏保了薄一波。後來，對薄一波也沒有作什麽組織處理。這與四中全會後處理高崗問題的方法形成鮮明對比。
薄一波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說高崗在中央財經會議上的發言中“批薄射劉”，並把它說成是高崗分裂黨的活動。高崗在講話中引用了部分劉少奇講的話，這是事實，高崗在講話中還對劉少奇作了不點名的批評，但是，這應該也是毛主席的意見。毛主席在財經會議上講：“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或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這是對全黨錯誤傾向的“敲打”。在四中全會上，劉少奇對他本人從1945年到1952年的一些言行作了檢討，這說明高崗當時對劉少奇的意見不全是錯誤的，有的是正確的，這是正常的黨內民主生活，與搞陰謀詭計，分裂黨完全是兩碼事！除非現在有人“陰謀”想翻黨史的案。
（二）東交民巷車水馬龍
財經會議期間，大約在6月中旬，蘇共中央發來急電，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位負責人去莫斯科，說有緊急事情通報，沒有說明是什麽事情。中共中央決定派高崗前往蘇聯，陪同的有毛主席的秘書葉子龍和毛主席的翻譯師哲同誌。蘇共正式通報中共的事件就是“貝利亞事件”。高崗回來後，向中央匯報了情況，並上交了蘇共提供的全部有關文件和材料。從斯大林去世，馬林科夫接班，到赫魯曉夫上台，出現“貝利亞”事件，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的大事，對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是很大的，也加重了財經工作會議的政治氣氛。
之前，高崗沒有參加財經會議，他不負責中央財經工作，是由陳雲同誌負責的（好像還在外地修養）。高崗從蘇聯回來後，毛主席讓他參加財經會議並講話。當時，各地的領導幹部基本都集聚在北京開會，我記得曾有許多同誌到家裏來打聽蘇聯方麵的消息，來來往往的人很多汽車也很多，公安部門還專門派了警察疏導車輛。這應該是當時“車水馬龍”的真實寫照。這些情況肯定會傳到毛主席的耳朵裏，成為高崗搞“分裂”的“口實”。毛主席在12月24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用一句“東交民巷車水馬龍，新華門門可羅雀”，非常形象地給高崗定了“罪”。
（三）中央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期間
中央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是在1953年8月20日通知，9月10日正式召開，10月27日結束，會議曆時47天。東北局決定由郭峰同誌（東北局組織部長）帶隊參加會議。10月14日，東北局副書記張秀山在會議上發言，對組織工作談了五點意見。這次會議後來被有些人說成是高崗、饒漱石“這邊打一槍，那邊打一炮”的有組織的分裂黨的活動。高崗並沒有參加這次組織工作會議，但是，有兩件事確與高崗有關。一件事，是會議上提出安子文私擬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的事，說：“名單有薄（薄一波）無林（林彪）”，引起了黨內許多同誌的憤怒不滿。毛主席發現了這件事，非常生氣，對安子文進行了嚴肅地批評，說：安子文膽子太大了！
這件事怎麽又與高崗牽連上了呢？
1953年夏天，毛主席辦公室來電話，說機要秘書馬上過來給高崗送一個文件，由高崗親自看過後送回。毛主席沒有通過高崗的秘書轉文件而是直接將文件送高崗看，說明這份文件十分重要。
機要秘書把文件交給高崗後，站在高崗辦公室門口等候，高崗看完文件，機要秘書立即取走，並交待高崗說：“主席說：此事你一人知道就行了”。據高崗的秘書趙家樑回憶，高崗對他講是安子文擬定的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名單中有誰高崗沒有說。據高崗後來對我講，名單中有薄一波，沒有林彪，也沒有朱老總。這個名單高崗隻跟陳雲談過。至於怎麽傳出去的，高崗並不知道。這個名單當時在黨內流傳很廣。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追問是誰將名單傳出去的，證明毛主席並不是僅僅跟高崗說過此事。高崗不敢說是他告訴陳雲的，其他人也沒敢承認。毛主席生氣地說：“一個中組部的副部長怎麽敢私自擬八大政治局委員的名單，膽子也太大了。”直接點了安子文的名。
後來，黨內議論紛紛、謠言四起，說是安子文擬的名單，找高崗商量，高崗認為問題嚴重，將名單交給毛主席，引起毛主席的憤怒，致使饒漱石在會議上利用“名單”鬥安子文，進行“分裂黨的活動”，以此作為高饒聯盟的依據，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第二件事，是張秀山在中央第二次組織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被認為是高崗與饒漱石結盟分裂黨的事實。
張秀山當時任東北局副書記。組織工作會議期間，他正在北京開糧食工作會議。先是安子文，後來劉少奇都找到張秀山，讓他在會議上發言，介紹東北的組織工作經驗。張秀山與高崗商量，高崗不同意張秀山去發言，理由是東北的經驗比較特殊，解放的早，工作也做得早，黨內有不同意見，提的都是一些大問題，不要提了。張秀山就沒有同意劉少奇、安子文的邀請。後來是毛主席把張秀山找去，讓他在會議上講講。張秀山準備好發言稿，送給主席看，主席支持張秀山去講，張秀山才在大會上作了發言。張秀山的發言對“發展富農黨員”、“黨員可以剝削”的做法提出了意見，使當時黨內對組織工作的兩種不同意見公開化了，引起了很大爭論。這一事件，無論從組織上，還是從行為上，都不能被扣上“陰謀詭計”、“陰謀分裂黨”的罪名。
（四）高崗去南方休假，見了林彪、陶鑄等人，被定為進行“分裂黨”的活動。
高崗是在53年9月底開始休養。在中央批準他休養時，他一直準備帶著孩子全家去大連休息。是毛主席堅持讓他到南方走走，做些調查研究，順便代他去看望一下林彪，高崗才改變了去大連休養的計劃。我因為覺得路途太遠，時間又長，沒有陪他南行，他隻帶了小女兒跟著他。毛主席找他談了些什麽，有何交待，他沒有說。但是從表情上看，他很高興。他對我說：“主席讓我去南方看望林彪同誌，又能見到老首長了，很長時間沒見他了”。高崗到杭州見到林彪，應該會向他介紹到中央發生的一些事情，也會交流一下即將召開的八大領導層的人選問題。作為林彪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高崗與他交流黨的核心問題，應該是主席想要聽一下林彪的意見，不能算為“非組織行為”，與“分裂黨”更沾不上邊。
縱觀高崗的曆史，他一沒貪汙，二沒陷害同誌，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從來不隱藏自己的政治觀點，在其工作的任何地區和崗位上從沒有出現過結黨營私的行為，從不計較權力地位（在陝甘寧邊區和東北創建根據地時，都是服從中央和地方中央局的安排，從基層工作開始的），真心擁護毛主席的領導。1955年，在中央全會上以“搞陰謀詭計”“陰謀分裂黨”的罪名給高崗蓋棺定論是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陰謀”一詞本身就有虛擬假想的成分，在法律上更不能作“有罪”的依據。
七、高崗兩次自殺的前後情況
（一）第一次為什麽要開槍
1954年2月10日四中全會結束，第二天就召開高崗座談會。這一切都是已經準備好的，但是沒有任何人給高崗打過招呼。會議一上來就開始揭發高崗的問題，高崗沒有任何準備，而且根本不給高崗任何答辯的機會。高崗回到家中，情緒非常激動，不斷地說：這是誣陷，這是造謠！他們不讓我說話，逼我承認反黨，我能反黨嗎？他們才是反黨，反對毛主席呢！他們不就是要逼死我嗎？弼時同誌等著我呢！這些人太卑鄙了，我上了他們的當了。
16日，陳雲不知為什麽來到家中，高崗與陳雲在辦公室爭論的麵紅耳赤，說了許多難聽的話。陳雲走時，高崗也不像過去高高興興地去送他，是我和秘書送陳雲下的樓。他倆曾經是同生共死的親密戰友搞得不歡而散。陳雲走後，高崗徹夜未睡，一直自己在樓上小客廳寫東西，不許任何人打擾。我把這個情況告訴了秘書趙家樑、董文彬、警衛員白俊傑，問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麽事，中央是不是出事了，高崗從來沒有這樣沮喪過呀！秘書讓我去習仲勳家問問情況。
17日，我一大早就趕到西直門南草場胡同習仲勳家。習仲勳正獨自一人坐在臥室外的一個房間裏。我告訴習仲勳，高崗昨天開完座談會後，回到家一夜不睡，情緒非常壞，一直激動的胡說。習仲勳聽了之後，還未開口，眼淚就流了出來，說：“我也不明白，這次座談會氣勢洶洶的對著高崗，從來沒見過總理這樣過。第一個發言的是陳雲。他把過去給高崗說的話，出的點子，通通說成是高崗對他陳雲說的，高崗站起來反駁，總理不準高崗講話。接著就是劉亞樓、陳正人的揭發，都說了莫須有的事實。劉亞樓造謠，說高崗如何與蘇聯人談了三天三夜，將中央領導內部的事告訴蘇聯人，高崗回答說：我連俄文都不懂，談個屁！場下的人哈哈大笑。陳正人說在杭州時，高崗對他說了許多對劉少奇的不滿，其實都是陳正人自己的意見，他對劉少奇不讓他當組織部長早就牢騷滿腹，還到處散布劉少奇的壞話……。”習仲勳說：“這次對待高崗好像1934年郭洪濤對待我們一樣的凶狠，不知道還要整誰呢？要死就死在一起吧！根本不像是對待同誌式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哪有實事求是的，都是在扣帽子！高崗的個性太剛烈，他怎麽能受得了這樣對待他呢。”習仲勳叫我馬上回家，以免高崗發生意外。我知道了情況，才真正感到事情嚴重了，急忙坐汽車回到東郊民巷8號。一走進大院，警衛員焦洪亮就對我說：首長向我要了槍，說他要去打靶。我聽後就大步小步往樓上跑，到各個房間找高崗。我在樓上的儲藏室找到高崗，將他拉到小餐廳坐下，我看見他的臉色發青發白，就拉住他的手，問：“你幹嘛了？”我看見他的手摸褲子口袋，拔出槍就要往自己頭上開槍，我緊緊地拉住他的手。哭著喊：“你不能這樣啊！”這時他的大兒子高毅急忙跑上樓，看見他手裏的槍，就將他的胳膊使勁往上推，高崗還是扳動了槍擊，子彈打到天花板上（高崗開槍，現在回憶起來，隻能說是一種憤怒的宣泄。否則，以我和高毅的力量是無法阻止他自殺的）。這時，秘書都趕上樓來，高崗也已恢複了平靜。高崗讓機要秘書董文彬將他寫的兩封信燒了。不多時，安誌文來到家中，與高崗說了幾句話，就去向中央匯報了。周恩來很快過來，批評了高崗莽撞的行為，說：中央要嚴肅處理這件事情。高崗的表情非常平淡。後來聽說周總理讓趙家樑追憶出來高崗寫的信的內容。一封是寫給毛主席的信，信裏邊寫了毛主席對高崗的私人談話，承認把這些談話對陳雲、林彪、羅榮桓講了。他寫到，黨內對劉少奇的意見不是他一個人的，在東北局時，陳雲、林彪、王鶴壽、何凱豐、陳正人等人都對劉少奇有意見。信封上的名字卻是寫給劉少奇的（應該是讓劉少奇轉給毛主席）。寫給周總理的信、是拜托總理看在他為革命做了許多工作，能照顧他幾個孩子，是一封托孤的信。聽說寫給總理的信很淒慘、有感情。
高崗開槍後，中央成立了”高崗管教組”，相當於專案組。高崗從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絕望，使他第二次服藥自殺
據高崗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高崗被管教初期，是由周恩來親自過問的。總理幾乎天天要問高崗的學習和生活情況，穩定高崗的情緒。周總理出國參加日內瓦會議後，由鄧小平管了2個月，然後是由楊尚昆接著管。鄧小平、楊尚昆接管後，根本是不聞不問，有事匯報，無事連問都不問。各種消息都對高崗封鎖。高崗經常讓我出去了解情況。4月，當他得知東北高幹會議揪出許多同誌時，高崗真是心痛心急，無法入睡。高崗經常嘮叨：“這些同誌為中國革命出生入死，為東北的發展建設做出了多大的貢獻啊！怎麽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黨、反毛主席了呢？這些罪行都由我來承擔吧！”他在四月份抓緊寫完《我的反省》，違心地承認“實際上企圖奪取黨的最高領導權位”。《反省》交給中央後，他焦急地等待中央派人找他談話。
大約是在54年7月下旬的一天，天氣已經很熱。楊尚昆打來電話，讓我去他那裏談話。我去了中南海楊尚昆的住處，我記得是在外屋談的。我當時已經懷孕5個月，身體有明顯症狀。楊尚昆問：“你身體怎麽樣？”
我說：“身體不方便，更覺很累。”
楊尚昆明知故問地說：“你懷孕了？”又說：“你要到醫院住，去做個手術，不然將來生孩子還麻煩。你還要去上班嘛！你要離開高崗！”
我說：“高崗求我不要把孩子打掉，現在做手術也晚了。”
楊尚昆說：“我準備給他換個地方，你就不要跟他去了。”我心裏一驚，趕快問：“你要把他換到什麽地方？”
楊尚昆說：“還未定，可能在公主墳吧，你就不要跟他去了。”
聽到楊尚昆說的話，我緊張極了，感到高崗要大禍臨頭了。誰都知道楊尚昆說的這句話意味著什麽。我膽戰心驚，飲泣吞聲地對楊尚昆說：“我會服從組織上對高崗的處理。”
回到家後，我心裏難過極了，我感覺到中央已經準備要對高崗下最後手段了，或者被槍斃，或者被關進監獄。我怎麽對高崗說啊？這是生離死別啊！趙家樑追問我楊尚昆找我談了些什麽，我告訴他：楊尚昆讓我把孩子打掉。趙家樑說：“楊的意思就是讓你和高崗離婚。你不要和他再在一起了！”我生氣地對他說：“我是他妻子，我們在一起是正當的，你們管不著！”我心裏想：高崗對不起我，我們還有幾個孩子，我要把他們撫養成人，高崗現在處境這樣為難，我怎麽能提出離開他？總有一天，中央會給高崗一個說法吧，他給中國革命作了多大貢獻呢！
晚上，我把楊尚昆對我說的話告訴了高崗，高崗露出絕望的神情，他流著淚，對我說：“我是被冤枉了，我對不起你，有一天你能見到主席，一定要幫我說清楚。”
8月17日，高崗在驚恐不安中，服用過多的安眠藥不幸離開人世。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崗被管教的8個月時間裏，除了高崗第一次開槍，總理來過一次外，中央沒有任何人前來與高崗談話。高崗交完《我的反省》後，多次讓秘書打電話，請求中央與他談話，焦灼地等待中央對他的安排，然而，沒有得到任何音信。一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的政治生命如此脆弱，真讓人感到心寒啊！
天空無痕，鳥已飛過。高崗在1954年8月17日離開了人世。54年過去，也就是轉眼瞬間的事情。高崗沒有給我和我們的子女留下任何財產，隻有屈辱和別人的白眼。但是，他為黨，為國家，為人民所作的事情，卻如曆史的豐碑，永存世間！
李力群
2007年10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