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年輕人對李慶霖這個名字是陌生的，但是全國一千七百萬上山下鄉知青以及他們的父母親人至今仍難以忘記——當年的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教師李慶霖上書毛澤東主席，直諫下鄉知青們的艱難困苦，哭訴他們“無米之炊”的困境。這封信促成黨中央和國務院對知青政策及時作了調整，改變了當時千百萬知青的命運。這使他一舉成名，但同時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73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邊，讀了由王海容轉交過來的一封人民來信，讀到悲涼處，毛主席的雙眼慢慢紅起來，淚水潸然而下。
之後，毛主席當即給寫信人複信:“李慶霖同誌，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毛主席讓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從自己的稿費中取出300元寄給李慶霖，還問汪東興，李慶霖是不是黨員？如果是黨員，可以考慮推舉他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黨員，可以讓他出席四屆人大。還說，可考慮把李慶霖的信編入課本。由此可見，毛主席當時對李慶霖敢於坦誠直言是很讚賞的。
1973年5月1日，新華社福建分社記者賴玉章來到莆田，找到李慶霖家中了解他寫信給毛主席的經過。記者走後，李慶霖一連幾日，心中惴惴不安。
5月6日，郵遞員給李慶霖送來一封信，是牛皮紙大信封，上麵赫然印著“中共中央辦公廳”紅色字樣，他心裏“咯噔”一下，直覺告訴他，這一定是自己那封信的回信了。他顫抖著雙手將幾頁信紙展開，頭頁是毛主席複信的打印件(因毛主席回信的原件留存在中共中央辦公廳檔案室)，李慶霖將毛主席的複信讀了一遍又一遍，淚流滿麵。他不敢相信這真的是毛主席的回信，第二天傍晚，李慶霖才從激動中清醒過來，來到莆田縣縣委大院，將毛主席的回信給縣委書記劉功看。
5月10日，李慶霖又收到毛主席寄給他的300元錢，鄰居們聞訊後來到李家，爭相撫摸用大紅綢子包著的300元錢，叮囑李慶霖:“這是毛主席送來的錢，不能亂花呀，要傳給子孫後代。”李慶霖立刻將300元錢存入銀行，一直舍不得取出來用，平時也隻是每年去取一次利息，直到現在這300元錢還在當地銀行存著。
毛主席的複信傳到莆田縣城，廣大下鄉知青及其家長們奔走相告，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時時刻刻和人民群眾心連心。
多方反映無結果 鬥膽上書毛主席
李慶霖為何要鬥膽上書毛主席呢？起因是這樣的: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布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誌應當歡迎他們去。”隨後，全國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新高潮。
同全國的步伐一致，1969年福建省莆田縣為了做好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對本地初、高中畢業生進行認真排隊，逐個摸底，挨家挨戶動員，思想不通的就先遷戶口、辦手續，甚至動用行政手段強製下鄉。小學教師李慶霖的兒子李良模也在這種情況下離開父母，到離縣城幾十裏外的貧窮山區荻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按當時的政策規定，知識青年下鄉後第一年的口糧和生活費由政府發給，口糧每月18公斤，生活費每月八元。然而好景不長，口糧和生活費僅發了11個月就停了。知青們一年到頭在山區勞動，不僅沒有一分錢的分紅收入，而且連口糧也成問題，生活費用年年由家裏負擔，每年還要貼補幾個月的高價糧，日子才能混過去。加上城鄉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別，城裏來的知青在農村生活不大習慣，勢必帶來許多具體困難。作為知青家長的李慶霖，對自己孩子麵臨的困難，難以解決，其心情可想而知。幾年過去了，李良模的處境一直沒有改變，且越來越嚴重。出於無奈，李慶霖走上了漫長而曲折的上訪之路。
李慶霖先到兒子下鄉的荻蘆公社，向公社黨委反映情況，但問題未得到解決。他又去莆田縣革命委員會找知青的主管單位“四個麵向辦公室”反映，仍然毫無結果。最後，他抱著一絲希望來到莆田地區民事組，將自己兒子的困難以及自己向縣、公社反映問題的過程一並作了匯報，地區民事組答應同有關部門聯係。李慶霖滿懷希望在家等待，可結果還是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幾次上訪未果，李慶霖決定鬥膽上書“告禦狀”，給毛主席寫信反映情況。1972年12月20日，趁學校放假，李慶霖躲在家裏，關起門來，顯得十分神秘。他怕連累無辜，也怕走漏風聲。由於事先有充分的準備，李慶霖花了兩個多小時，一口氣寫下了兩千多字。信寫好後，他又反複推敲，刪去一些自己不很有把握的內容，多說自己孩子下鄉的實際情況，捎帶一下幹部走後門把子女調回城的“陰暗麵”，發泄一點自己心中的不平，並用稿紙抄正，毅然將信發出。
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這樣的事需要極大的勇氣，正如李慶霖所說的那樣，說出心裏話後雖感到短暫的輕鬆，但走出郵局大門看到滿街的大字報，心情又沉重起來。
反映信引起中央高度重視並改變了千百萬知青命運
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召開中央高層領導人會議，參加會議的有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王洪文以及國家計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的領導。會議從晚上9時開到翌日淩晨1時15分。會上，周總理在宣讀李慶霖的來信和毛主席的複信時，充滿激情地說:“一定要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項工作做好，不能再讓毛主席操心。”大家聽取了國家計委、勞動部分管知青工作負責人的匯報，並著重研究了下鄉知青的安置經費、口糧、疾病治療、婚姻、安置布局、表彰先進、學習和教育、打擊“壞人”、幹部帶隊和組織機構等一係列問題。會後，國務院農村部軍代表沙風根據周總理的指示，迅速組織了一支黨、政、軍三結合的七十多人工作隊，分12個調查小組，奔赴12個省、區調查了解情況，為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的召開做準備。
毛主席給李慶霖回信的消息傳來，莆田縣委書記非常震驚，在激動地高呼“毛主席萬歲”的同時也承受著極大壓力。盡管縣委中有人認為李慶霖告狀是給縣委領導臉上抹黑，甚至在傳達文件時還語重心長地告誡與會者:“同誌們，要警惕啊！階級敵人把我們偉大的祖國說得一無是處啊！”但對毛主席的指示卻不能不執行，畢竟這是關係到“階級覺悟”的大是大非問題。因此，莆田縣委一麵毫不含糊，立即組織縣委常委進行學習；另一方麵派出工作組對李慶霖信中反映的情況進行反調查，並對李良模施加壓力。然而不久，來自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省、地各級領導的不斷督促，又使得莆田縣委放棄反調查，並於1973年7月2日向地委呈送了《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初步檢討》，承認縣委“在這項工作中還存在不少的缺點錯誤，從初步檢查的情況看，比李慶霖所反映的問題還要多，還要嚴重”。
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後，各地有關迫害、毆打、奸汙知識青年的案件相繼被揭露出來，並陸續反映到中南海的中國最高層。最先被揭露出來的惡性案件是黑龍江建設兵團第二師十六團團長黃硯田、參謀長李耀東兩人合夥奸汙和猥褻幾十名女知青的罪行。對此，不輕易發火的周總理再也控製不住自己的感情，憤怒地說:“公安部要派人去，不要手軟，不要畏縮，要大膽管。”葉劍英元帥也拍案而起:“要‘殺一儆百，殺一儆千’！”
一石激起千重浪，各地迫害知青的案件隨之進一步得到揭露。嚴懲摧殘、迫害知青的犯罪分子的舉動在全國大規模展開。與此同時，各地亦就李慶霖信中反映的走後門、貪汙挪用知青安置經費及建房材料等行為進行了查處。總之，李慶霖“告禦狀”事件，使上山下鄉運動中長期存在的具體問題得到緩解，並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知識青年的人身權利，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條件。
1973年4月29日晚，在中央領導人會議上，周總理嚴厲批評說:“中央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機構，怎能隻是設在計委勞動局下麵的一個小組？這麽幾個人，怎麽搞好工作？這個機構要加強，要適應工作發展的需要。”
隨後，國務院成立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由周總理親自主持，吸收李慶霖為領導小組成員，並要求各省、地、市、縣也成立相應的辦事機構。同時，放寬上山下鄉的具體規定，使知青插隊有更大的選擇，並采取措施改善下鄉知識青年的生活。
在改變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在不斷改變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輿論宣傳素來“報喜不報憂”，李慶霖的信暴露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的陰暗麵。
不久，中共中央以中發(1973)21號文件形式將和李慶霖之間的往返信件印發至全國基層公社一級，由此，李慶霖成了為知青鳴冤叫屈並改變其命運的先驅。與此同時，一種個人無法把握的命運降臨到這個普通的小學教員身上，他身不由己地卷入政治上的漩渦……
李慶霖的壯舉受到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和關心，1973年6月23日，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派專車將李慶霖接到福州，讚揚他給毛主席的信寫得很好，並說中央有交代，生活和工作上有困難盡可直說無妨。李慶霖當時提了兩個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1958年大躍進時，李慶霖因臨時接手一個基礎差的班級，初考成績低而被插上“白旗”，撤銷了教導主任職務，工資也由55.5元減為42.5元；二是其妻張秀珍原在莆田縣二中做工友，是“有戶口”的正式公職人員，後被解雇，李慶霖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複其職。韓先楚說:“把‘白旗’插到小學教員頭上是錯誤的，這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當然應該平反！”
此時莆田街頭出現了大幅標語:“向李慶霖的革命精神學習！”“向不正之風開火！”“向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人開炮！”此時，李慶霖成了各種力量都要爭取拉攏的一麵旗幟。
1973年11月，李慶霖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談反潮流》一文，儼然以“反潮流”英雄自居，大講“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並表露出他不怕“身敗名裂”，要用“反潮流”來“名揚千古，流芳百世”。
已退休的原莆田地區農委主任宋老先生親眼目睹了李慶霖卷入派性鬥爭的一幕:莆田地區行政公署多數幹部聽黨的話，抓革命促生產，1976年春的一天地區召開全體幹部會議，會議由地委書記肖文玉主持，並作春耕生產動員報告。會議剛一開始，李慶霖在一眾人馬的簇擁下走進會場，造反派跳上主席台，搶過話筒，把正在作報告的肖文玉書記推到主席台一旁勒令站著，而李慶霖則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地坐在主席台中間，公開發表歪論，說什麽地委書記執行右傾翻案風路線，是借口抓生產來壓革命。李慶霖在台上聲嘶力竭地喊著:“擁護中央文革，把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行到底！”——盡管他拚著老命鼓動，但台下會場秩序井然，除了他帶來的幾個應聲蟲外，沒有人跟著他喊口號。事後幹部們議論紛紛，說李慶霖不過是一個鄉下小學教員，僅因寫信給毛主席就變成了風雲人物，公然坐在地委書記的座位上發號施令。
二十餘年後，李慶霖自述:“那段時間，我經常被推上台作報告，有人說我‘忘乎所以’是很自然的。”
在改變廣大知青命運的同時，李慶霖的命運也平步青雲——從小學的革命領導小組副組長，到縣知青辦副主任和縣革委會教育組副組長，1974年任福建省高考招生辦公室副組長負責工農兵學員招生工作，1975年被選舉參加四屆人大並任常務委員，1976年6月成為國務院知青工作領導小組成員。
從輝煌的頂點淪為“階下囚”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四人幫”在各地的親信紛紛倒台，李慶霖當時怎麽也弄不明白自己為什麽會被視為“四人幫”的“小爬蟲”，在當年11月份被隔離審查，關押在荔城原二十八軍軍部。1977年11月1日，李慶霖被正式宣布逮捕，又隔了一年多，莆田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才對他進行宣判，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他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他做夢也沒想到，僅僅三年，他從人生輝煌的頂點，淪為階下囚。對這個判決，李慶霖一直不服，他承認自己犯有嚴重的錯誤，他認為自己當時是自覺地按上麵的部署和要求幹的，說了一些錯話。但他絕不承認犯有被判無期徒刑的重罪，對這個判決他一直不服。
自從李慶霖被隔離審查後，其妻張秀珍也被開除公職，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三年以後，才停止對她的監督改造，平反通知書扣了很久才發給她，沒有恢複其公職。大兒子李良模由於遲遲得不到安排回城，給中央辦公廳寫信，上級批示地方信訪辦:“要把李慶霖家屬子女安排好。”直到1982年，李良模才最後一批被安排。
審查期間，李慶霖家被翻箱倒櫃，所有文件、材料、筆記本，包括毛主席給他的複信、國務院給他的任命書都被搜走，至今下落不明。來搜查的人幾次追問，毛主席寄來的300元在哪裏？一家人咬著牙不說。
1979年底，在離武夷山風景區不遠的福建省勞改總隊崇安縣支隊農場裏，來了一位年近五旬的犯人，與周圍那些蓬頭垢麵的刑事犯似乎有點格格不入，犯人們很快知道這位慈眉善目的犯人，就是幾年前名揚全國向毛主席告“禦狀”的李慶霖。
20世紀80年代初，有一些去武夷山旅遊的北京、上海知青聽說李慶霖就在附近的崇安勞改農場服刑，紛紛買了水果、糕點，走了十幾裏山路專程去勞改支隊探望他。按照監獄的規定，無親無故的知青是不能同李慶霖會麵的。但知青們的真誠舉動，使勞改支隊的領導難以拒絕，破例讓這些遠道而來的知青們同李慶霖會麵。這些與李慶霖素不相識的知青，圍住李慶霖，激動地聽李慶霖敘述他給毛主席寫信的經過，誠懇地感謝李慶霖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和命運，他們希望李慶霖保重身體，早日恢複自由。
李慶霖是1994年3月提前出獄的，他說:“自失去自由，直至獲釋出獄生還家門，曆時17個春秋，如此漫長的歲月，不堪回首！”
晚年孤獨又清貧
李慶霖回到闊別17年的莆田縣居仁巷15號老屋後，他和老伴沒有任何生活來源。他曾先後給福建省委、莆田縣委寫信，反映自己的困難。縣裏很快通知他，每月到縣民政局領取210元生活困難救濟費，兩位老人靠著這點錢勉強度日。
在李慶霖的陋室裏，隻有一台陳舊的黑白電視機，一張古董似的舊竹桌擺在牆角，當年他就是伏在這張桌子上給毛主席寫信的。現在這張桌上擺滿了大大小小的藥瓶——他和老伴都是老病號，在勞改期間，他患上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常常要服用安眠藥才能入睡。1997年8月，他老伴張秀珍因嚴重的肺氣腫去世。老伴因他的牽連受了不少罪，現在撒手西去，令李慶霖悲痛不已。
老伴病逝後，李慶霖和次子李良雄住在一起，過著一種深居簡出的清苦生活。他每天在小院裏侍弄幾盆花草，還到離家不遠的市信訪局去看報紙。他的大兒子李良模現在莆田市湄州灣開發區北岸土地管理局工作，女兒李良培原先是福建省體工大隊短跑運動員，現在福建省體委食堂當會計。但是外界的人，特別是當年的老知青們一直關注著李慶霖的命運和近況。他不時會收到莆田市信訪局轉交來的全國各地知青們的來信和匯款。
李慶霖人生的最後幾年是在病痛折磨中度過的，他患的是最令人頭痛的帕金森氏症和喘息型氣管炎。他的三個子女為照料父親疲於奔命，許多熱心人也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但他還是在痛苦中走了。
2004年2月19日，李慶霖帶著許多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享年73歲。一段辛酸、一段輝煌、一段困惑、一段沉浮……由此結束。李慶霖安眠在莆田市福山墓園裏。2006年清明節，他的子女們新拓了一塊墓碑，上麵鐫刻著毛澤東主席那封複信:“李慶霖同誌: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
秋風衰草，夕陽無話，這是一塊舉世無雙的墓碑。
(摘自2007年9月《名人傳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