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個複雜現象。所謂個人崇拜有點像宗教。很多世紀以來，人們總是禱告：“主，可憐我們；主，幫助我們，保護我們。”這些祈禱是否都起了作用了呢 當然沒有。但是人們還是照樣辦，繼續相信皇天會降福的靈驗。
本文摘自《赫魯曉夫回憶錄(全譯本)》，（俄）尼基塔·謝·赫魯曉夫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塔列朗曾經說過，外交家長著一根舌頭是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這句話對政治家也適用。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我記得蘇共二十大以後，毛澤東曾經說過：“赫魯曉夫同誌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但我對他始終保持著警惕，我知道他什麽時候在哄騙我們。
我退休幾年以後，聽到一種說法，說中蘇爭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著來駁斥這種誹謗，曆史已經證明這些謠言是胡說八道。
自我第一次認識毛澤東起，我就認定並告訴我們的同誌，他絕不會聽從於國際共運內部超過他自己的黨之上的任何別的共產黨，他絕不會容忍這樣的事。要是斯大林多活幾年，我們和中國的爭吵還會早些時候出現，而且會采取關係完全破裂的形式。
斯大林對毛澤東始終是很不滿的。他給毛澤東加了一個頭銜，根據純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稱毛澤東是“麥淇淋式的馬克思主義者”（1）。
當毛的革命軍隊打了勝仗逼近上海的時候，他命令部隊停止前進，不要拿下這個城市，斯大林問：“為什麽不打下上海呢？”
毛澤東回答說：“那裏有六百萬人口，要是占領上海，我們就得給這些人吃的，我們到那裏去弄這麽多糧食？”
好，我問你，這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說的話嗎？
毛澤東總是依靠農民而不依靠工人階級，所以他不打下上海。他不願意為工人利益負責。斯大林曾為此正確地批評毛偏離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但毛澤東依靠農民而無視工人階級的作用卻贏得了勝利，這也是事實。不過，他的勝利根本不是什麽奇跡，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新的歪曲，因為他的勝利是在沒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情況下贏得的。總之，毛澤東是個小資產階級，他的利益同工人階級的利益是背道而馳的，而且始終是背道而馳的。
毛澤東掌握政權後不久，他和斯大林的關係就在貿易、工業合作和意識形態等領域變得緊張起來了。斯大林曾同中國簽定了一個在新疆聯合開礦的協定，斯大林這樣做是錯誤的。我甚至可以說這對中國人來說則是個恥辱，好多世紀以來，法國人、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剝削過中國，現在蘇聯人也步其後塵了。斯大林的這個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沒有先例：他在波蘭、德國、保加利亞、捷克和羅馬尼亞就建立過類似的“聯合”公司，後來，我們把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還有一個類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們召集起來，問誰知道中國在什麽地方有金礦和鑽石礦。當然，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們沒有這方麵的知識。後來我們常常拿這件事悄悄地開玩笑。貝利亞說：“你們知道誰知道嗎？科茲洛夫斯基！（2）因為他經常唱這首歌『你無法數清這些寶石……』（歌劇《珍珠漁人》中的唱詞）。”貝利亞喜歡煽動斯大林，說中國的寶藏多得很，隻是毛澤東瞞著我們不講，他說如果我們給他一筆貸款，他就得給我們一些東西作為償還。
又有一天，我們在斯大林的房間裏圍坐著，就解決我們橡膠工業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資本家購買生膠的問題。我建議向毛澤東提出要求，讓我們在中國建立一個橡膠園，交換辦法是由我們向他們提供貸款和技術援助。我們把這個想法打電報告訴了毛澤東。中國人回電說，如果我們肯給他們貸款，他們就讓我們在海南島建立橡膠園。我們草擬了一個協議，但後來發現，他們給我們在海南島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個象樣的橡膠園，這件事就算告吹了。
後來，斯大林又突然喜歡起菠蘿罐頭來了。他立刻指示馬林科夫這位始終跟在身邊的秘書說：“給中國人發個電報，說我希望他們拿出一塊地方來讓我們建立一個菠蘿罐頭廠。”
我在一旁鬥膽地對斯大林說：“斯大林同誌，共產黨剛在中國取得政權，那裏已經有好多外國工廠了。如果現在蘇聯，一個社會主義夥伴國家，也要到中國去建立自己的工廠，那肯定會傷害毛澤東的。”
斯大林很不高興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聲了。電報照樣拍了出去，一兩天後，我們收到中國人的回電。毛澤東說：“我們接受你們的提議。假如你們對罐頭菠蘿有興趣，可以給我們一筆貸款，由我們自己來建一個罐頭廠。我們用這個廠生產的罐頭來償還你們的貸款。”我默不作聲，斯大林則在那裏咒罵和發火。恰如我所預料的那樣，斯大林傷害了毛澤東。
我在擔任領導期間則從未簽發過（政府也沒有簽發過）這類電報給毛澤東，從未向他提出過剝削中國的建議。在中國人事實上起來整我們之前，我們一直十分注意絕不傷害中國人。當然，當他們真的開始整我們的時候，我也決不做耶穌基督，不需要給人打過左臉以後再把右臉轉過去讓他打。
後來，竟有人惡意造謠說，我要對蘇中爭吵負責！使我特別感到驚異、惱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這類無稽之談，他說是我把毛澤東刺激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好吧，假如尤金在這裏當麵對我講這番話的話，我一定會拿出文件來向他證明，第一個使我們跟毛澤東發生衝突的人實際上就是他自己！開始爭吵的時候，他就是我們的駐華大使。假如尤金強使我參與這場不愉快的相互指責，我可以完全有根據地指出，尤金在哪個國家當大使，我們就肯定會跟哪個國家鬧翻。尤金在南斯拉夫當大使，我們跟鐵托翻了臉；把尤金派到中國，我們又同毛澤東翻了臉。這並不是巧合。
但是有一點我尊敬尤金。為什麽要把尤金派到中國去？事情是這樣的：毛澤東給斯大林寫了封信，要他推薦一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到中國去幫助編《毛選》。毛澤東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前要一位有教養的人幫他整理一下，以避免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麵出現錯誤。尤金就被選上了，去了北京。
在一段時間裏，尤金和毛澤東相處得很親密。毛澤東去拜訪尤金的次數比尤金拜訪毛澤東的次數還多。斯大林甚至有點擔心尤金對毛澤東不夠尊重，因為他讓毛澤東來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澤東。總之，一切都很順利。
後來，出乎意外，我們收到尤金一封長長的用密碼拍來的電報，講述了他從毛澤東那裏聽到的有關蘇聯、我們黨以及尤金本人的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說法。現在，再也不必擔心毛澤東奉承尤金了。很明顯，毛澤東根本就不尊敬尤金。我們決定把尤金調離中國。作為一個大使，尤金本來就是個很差的行政人員、很不稱職的外交官，但是由於他和毛澤東維持著個人友好關係，他一直還是有用的。至於他那個按照嚴格意義來說的大使工作，就讓它見鬼去吧，我們反正能夠讓駐北京大使館的其他工作人員來照管這件事的。但是，當他和毛澤東在哲學見地上發生衝突的時候，他無論作為大使，還是作為我們和毛澤東的聯係人，對我們都無好處了。所以我們召回了他。可是現在，這位哲學家卻想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
從我自己同毛澤東的關係來說，我總是力求公正和友好。不像斯大林，我從不試圖占他的便宜。事實正好相反，中國人想占我們的便宜。例如，一九五四年（當時我國由於戰爭的緣故仍然處於饑荒挨餓和貧困不堪的境地），我們到了北京，周恩來向我們提出要求：“你們或許能送我們一所大學？”
我說：“你知道我們自己也很窮，我們或許比你們稍為富一點，但戰爭才結束，我們還沒有喘過氣來。”即使當時我們有自己的難處，我們還是把旅順港和大連免費交給了中國，而且我們還在中國投入了巨額資金。
我們建築了從烏蘭巴托到北京的鐵路。1957年毛澤東提起這件事時說：“烏蘭巴托到北京的這條鐵路對我們用處不大，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從北京穿過群山通到哈薩克的鐵路。”
我說：“你比我清楚你們自己的國土。我們原先考慮烏蘭巴托這條路對你們來講比較近，但我們也願意通過哈薩克再開一條路到中國。這條鐵路在你們境內的由你們建，在我們境內的由我們建，然後在邊界接軌，這樣不好嗎？”
後來，周恩來又提起這條路：“是不是在我國境內的這一段也由你們來修？”我們看了一下地圖，發現修這條路要削山跨河。
我們回答說：“不，我們各修各的，照從前達成的協議辦。”
我們開始建築我們那一段鐵路。在工程進行過程中，中國人又提出他們那一段路也由我們來修建。後來我們把鐵路修到了邊境，可是中國人的路卻連影子也沒有。
我記得一九五四年我從中國回來以後曾告訴過我的同誌：“同中國人的衝突恐怕難以避免了。”我是根據毛澤東的各種言論得出這個結論的。在我訪問北京時，氣氛是典型的東方式的。每個人都殷勤、巴結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程度，但我還是看穿了他們的虛偽。我到北京以後，毛澤東和我互相熱烈擁抱，互相親頰。我們經常在一個遊泳池旁躺著，像最要好的朋友那樣談論著各種各樣的事情。但這實在甜得有點令人惡心。當時的氣氛是令人作嘔的。另外，毛澤東講的某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戒備。我始終也沒有搞清楚他講的到底是什麽意思。我當時想，這大概是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思想方法有點特別吧！總之，我覺得毛澤東的有些話講得過於簡單化，有些又講得太複雜了。
例如，我記得毛澤東有一次問我：“赫魯曉夫同誌，你對我們的『百花齊放』這個口號有什麽想法？”
我回答說：“毛澤東同誌，我們簡直弄不清楚你們提的這個口號是什麽意思。花有各種各樣──美麗的花，討厭的花，甚至有毒的花。”毛澤東承認這對俄國人來說可能不是一個好的口號。關於『百花齊放』的口號，我們決定不在報刊上發表。毛澤東並不傻；他知道我們的沉默是表示對他這個口號不讚成。當然，實際上我很了解『百花齊放』是什麽意思。那是說在文化藝術中要允許不同的傾向發展。但是現在大家都明白了，這個口號不過是個激將法。它意在鼓勵人們更加公開地表現自己，以便將那些開放出來的顏色或氣味不正的花統統摘掉丟到垃圾堆裏去。
他還有另一個有名的口號『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我認為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他竟把美帝國主義當成紙老虎，而實際上它是一隻危險的猛獸。他第一次提出『紙老虎』口號的時候，我們和中國的關係還是好的，但是這個口號使我們有點為難，因為它是中國人民的領袖、我們的朋友毛澤東提出來的。現在，中國人似乎暫時平靜下來了，不再熱中於『紙老虎』的提法了，他們不再像過去那樣一天到晚為它唱讚歌了。
我記得，有一次在北京，我和毛澤東穿著遊泳褲躺在遊泳池邊上，討論戰爭與和平問題。毛澤東問我：“赫魯曉夫同誌，你怎麽想？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的軍事實力，你就能看到我們顯然比我們的敵人強。你想，中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加在一起能動員多少個師啊！”
我說：“毛澤東同誌，這種想法現在可過時了。你再也不能根據哪一方的人多來計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頭和刺刀解決紛爭的時候，誰的人多刺刀多，結果的確不一樣。可是出現機關槍以後，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能占上風了。現在有了原子彈，雙方部隊的數目對真正力量的對比和戰爭的結果就更沒有意義了。哪一方的部隊愈多，它的炮灰也就愈多。”
他試圖要我相信原子彈本身也是紙老虎。他說：“聽我說，赫魯曉夫同誌。你們隻要挑動美國人動武就行了，你們需要用多少個師來打垮他們，我們就會給你們多少個師，一百個，二百個，一千個，都行。”我竭力向他說明，隻要一兩枚導彈就能把中國全部的師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對我的爭辯他連聽都不聽，而且顯然認為我是個膽小鬼。
一九五七年，他顯然改變了他的調子。他來參加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在一次親切、坦率的交談中，他說：“赫魯曉夫同誌，我在報紙上看見你們國防部長朱可夫說，要是哪個社會主義國家遭到帝國主義國家進攻，你們將迅速回擊。我認為這個做法是錯誤的。”
我說：“毛澤東同誌，朱可夫不兄代表他個人說這番話的，他代表中央委員會表達了集體的決定。我自己也這樣說過。”我們沒有爭吵，我們隻是在友好地進行討論。
毛澤東回答說，“我想，假如帝國主義進攻中國，你們不必幹預。我們自己會打他們。你們的任務是保存自己。讓我們自己照顧自己。再則，假使你們自己遭到進攻，我認為你們也不應該還擊。”
“那我們應該怎麽辦？”
“撤退。”
“撤到那裏去？”
“你們曾經撤退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你們一直撤到了斯大林格勒，假如你們再次被人進攻，你們可以一直撤退到烏拉爾，堅持兩叁年就行了。你們有中國作後盾。”
“毛澤東同誌，假如戰爭現在就爆發，你認為會打多久？這回可不同於上次大戰！那次戰爭用的是飛機和坦克，現在則有了導彈和原子彈。你根據什麽說我們會有三年的時間撤退到烏拉爾去呢？我們很可能隻有幾天的時間，過此以後，什麽也不會留下了，僅剩下一些破爛而已。如果我們告訴敵人我們不還擊的話，那就等於是請他們來打我們了。所以，我們必須讓他們知道我們的警告是算數的。”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雙方存在著根本的分歧。但是我們和中國的裂縫比這要深。中國人知道他們在蘇共二十大以後的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是危險的。這次大會批判了個人崇拜、獨裁和其他一切反民主、反黨的生活方式，中國人當然懂得這種批判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麽。大會揭露並譴責斯大林濫用權力，槍殺了成千上萬的人。而毛澤東則正在步斯大林的後塵。
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個複雜現象。所謂個人崇拜有點像宗教。很多世紀以來，人們總是禱告：“主，可憐我們；主，幫助我們，保護我們。”這些祈禱是否都起了作用了呢？當然沒有。但是人們還是照樣辦，繼續相信皇天會降福的靈驗。
毛主義的個人崇拜甚至在我國也有反映。大約在一九六二年，我發現我們的軍人在印行毛澤東的軍事著作。我立即請來了國防部長，對他說：“馬利諾夫斯基同誌，我知道你們在發行毛澤東的著作。這簡直荒謬！蘇軍打垮了德軍的精銳部隊，而毛澤東他們用了二十到二十五年的時間隻是玩弄玩弄梭標和刺刀而已。可是現在你們卻在發行毛的軍事著作！為了什麽？學習將來怎麽打法嗎？你們作出這個決定時是怎麽想的？”馬利諾夫斯基和其他軍人都是聰明人，但印行毛澤東軍事著作卻是一樁浪費時間的蠢事。我不知道他們把這些書怎麽處理了，也許放在某個書庫裏，也許燒掉了。
我記得很清楚，一九五八年毛澤東是如何斷然拒絕了我們要求在軍事方麵進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據一項協定，我們的飛機可以在中國的機場停留和加油。我們的遠程潛艇服役以後，需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無線電台，以便與我們的艦隊保持聯絡。順便說一句，在此以前，中國人已經提出要我們把潛艇的設計圖紙交給他們，並教會他們建造潛艇的技術。所以我們認為，提出讓我們在中國建立個無線電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們說不行。不久我們就收到了尤金的密碼電報，報告了中國領導人的反蘇態度。
我對我的同誌們說：“照禮節，現在該輪到毛到這裏來作國事訪問了，然後我們才能再到他們那兒去。但是根據目前情況，我們最好還是到他們那兒去談。這次最好是作為私人會晤，以便能找出我們同中國同誌的分歧究竟有多大。”
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訪問中國（3）。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我們的討論是友好的，但沒有具體成果。在討論的事情中，我們又提起無線電台的問題。我說：“毛澤東同誌，我們出錢給你們建立這個電台。這個電台屬於誰對我們無關緊要，我們不過是用它同我們的潛水艇保持無線電聯絡。我們甚至願意把這個電台送給你們，但是希望這個電台能盡快地建立起來。我們的艦隊現在正在太平洋活動，我們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威）。毛澤東同誌，我們能不能達成某種協議，讓我們的潛水艇在你的國家有個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後再說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可想聽到有人提起這件事。”
“毛澤東同誌，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在互相合作和供應方麵並沒有什麽麻煩，可是我們這裏──竟連這樣簡單的一件事情都不能達成協議！”
“不能！”
我不明白他為什麽這樣動怒。為了合乎情理，我作了最後一次嚐試，我說：“假如你願意，你們的潛艇可以使用摩爾曼斯克件基地。”
“不要！我們不想在摩爾曼斯克幹什麽，也不希望你們在我們這兒幹什麽。英國人和別的外國人已經在我們國土上呆了很多年，我們再也不想讓任何人利用我們的國土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他始終也沒有允許我們在中國建立潛水艇基地。（4）
當毛澤東提出了一個想法，說中國能在五年內趕上英國時，他對我們采取了攻勢，並且公開這麽做。差不多與此同時，他開始組織公社，並建立茶炊般的鼓風爐。在毛澤東的煽動下，中國人開始攻擊蘇聯按勞分配的思想是資產階級觀念。中國有些文章指責蘇聯是資產階級尾巴。於是，有關我們運動將來方向的一些基本原則問題就提出來了，我們到了與中國分手的地步。
毛澤東還宣布和平共處是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觀念。從此中國就肆無忌憚地誹謗起蘇聯共產黨的和平共處政策了。但是，我說，要弄清楚中國人真正是什麽想的始終很難，很難指出中國人究竟是讚成還是反對和平共處。我記得我退休以後，曾從廣播裏聽到毛澤東接見了某個美國作家，該作家直截了當地問他：“你真的想發動一場世界大戰嗎？”毛澤東回答說：“不，中國人不想打仗。除非有人直接進攻我們，否則我們是不會打仗的。”迫於資產階級新聞記者的提問，毛澤東多次重覆說中國讚成和平共處。我自己有這樣的感覺，即所謂的『毛澤東聲明』實際上是周恩來搞的。我從來也不能確定毛澤東自己的立場。要確定這些中國人的想法簡直是不可能的。
可是，關於他，有一點我是能夠肯定的。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至少在我認識他的時候，他爆發出了一種急不可待地要統治世界的願望。他的計劃首先是統治中國，然後統治亞洲，然後……又是哪裏呢？中國有七億人口，別的有些國家如馬來西亞，有一半是中國人。有一次我和他一邊喝茶一邊隨便聊天，所談的內容是很有趣味的，因為它使人們多少可以看到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在他身上的表現。
他問我：“有多少征服者打進過中國？”接著他又自己回答說：“中國曾經多次被征服，但中國人卻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注視著未來。他說：“想想看，你們有二億人，我們有七億人。”
然後，他又開始議論起中國與眾不同的地方。他舉例說，中國語言中沒有外國字，他吹噓：“全世界別的國家都用‘ELECTRICITY’（電）這個字，那是從英語借用過來的。但是我們中國人卻有自己的表達這個意思的字。”他的這種沙文主義和驕傲自大不禁使我打了個寒顫。
後來，中國報紙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開始叫嚷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國的。他們寫的文章說，這個地方是俄國人從中國手裏偷走的。不錯，曆史上中國人在沙皇擴張到西伯利亞的這塊地方以前曾經統治過那裏，我們同意就邊界問題同中國進行談判。他們送來了他們畫的地圖。我們看了一下，那簡直荒唐透頂，我們把它丟開了。（5）
毛澤東也許是個民族主義者，但他決不是蠢人。當中國開始進行所謂平均主義的改革時，這方麵的宣傳品就越過邊界開始在蘇聯的西伯利亞地區廣泛流傳。我發現這個情況後，告訴我們的同誌：“必須立刻加以製止。中國人這些改革的口號是非常誘惑人的，如果認為這些想法的種子不會在我國找到肥沃的土壤，那就錯了。”
我們必須對毛澤東的這些想法和主張作出實質性的回答。委婉地說，我們不同意他的立場。實際上我們對他已經忍耐不住了。如果你讀一讀我在蘇共二十二大上作的報告，你就會發現我有許多話都是針對中國講的，隻是沒有點中國的名罷了。就在二十二大上，我們否定了毛澤東的立場中的主要教義。（6）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倒讚成他的『平均主義』改革中的一件事。他從中國軍隊的軍服上取消了肩章，這是對的，我認為這件事做得好。由於同樣原因，我認為我們的軍服上恢複肩章和勳紋的做法是錯誤的。鬼才需要這些東西！我們打贏了內戰，但我那時並沒有肩章和勳紋，雖然我當時的職務是政治委員。士兵們並不需要憑耀眼奪目的勳紋來識別他們的政治委員和指揮員。在那些日子裏，我們沒有肩章照樣打垮了敵人。現在，我們的軍人全都穿得像金絲雀。
一九六○年，在克裏姆林宮舉行了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會上，由劉少奇率領的中國代表團徹頭徹尾地反對我們，阿爾巴尼亞人也起來支持中國反對我們。毛澤東的那個代理人，思維爾．霍查，表現得特別無恥。他對待我們的態度甚至比中國人自己還要窮凶極惡。他講完話以後，共運的一位老革命家和忠誠戰士伊巴露麗同誌憤怒地站起來說，霍查像一條咬自己主人的狗。這話說得非常中肯。
我們想盡一切可能來防止我們和阿爾巴尼亞人的分裂，但一切努力都歸於無效。我們同阿爾巴尼亞人的衝突一步步發展，我們逐漸了解到阿爾巴尼亞人正在同中國人密謀反對我們。有一個訪問中國後取道莫斯科回國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向我們透露了阿爾巴尼亞人和中國人的這種背叛行徑。代表團成員之一，一位誠實的婦女（7），來找我們，告訴了我們內幕情況。我想，在那以後不久她就被絞死了，可憐的女人！絞死她的並不是蓋世太保，不是的，而是她自己的『兄弟』。我這樣說是因為她是共產黨員，而那些人也是共產黨員。他們絞死她，無非是因為她，一個共產黨員，到蘇聯共產黨的中央蛋員會來找我們，把阿爾巴尼亞人同中國人秘密會談的情況告訴了我們。
那時我們是多麽天真啊！當時謝胡正在蘇聯的醫院裏治病。當我們向他擺出事實，說明我們知道阿中兩國正在進行會談以後，他從病床上跳了起來，徑直逃回阿爾巴尼亞去了。
霍查、謝胡和巴盧庫是在發動一場暴動，推翻了阿黨原來的第一書記以後掌權的。那個第一書記是個很好的同誌，鐵托對他很是稱道，南斯拉夫人都很支持他。他出身於真正的工人家庭，是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創始人。鐵托告訴過我，是謝胡親自把他絞死的。這三個人──霍查、謝胡和巴盧庫──總是把人抓來親自審訊、親自判刑，從來也不作任何書麵記錄，過後就找個機會把他們的受害者秘密幹掉。這同斯大林和貝利亞的做法如出一轍。
蘇聯與阿爾巴尼亞之間不和的根源，主要在於阿爾巴尼亞害怕民主化。雖然我曾想過並非一切都完了、不可挽回了，但我現在相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同阿爾巴危亞人的最後分裂是在一九六○年七月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代表大會上。我們在那裏交換有關國際問題，特別是有關以各兄弟共產黨為一方、以中國共產黨為另一方的關係的意見。現在，我們和阿爾巴尼亞人的關係已經完全破裂，這使我更加堅信阿爾巴尼亞人所決不肯接受的那些民主領導的原則是正確的。
民主當然是個好東西，但是在民主的環境中，一個領導人如果不堅持同自己的部下商量問題，他就很難掌得住權。一個民主的領導人必須能虛心接受人家的意見。他必須懂得他的領導地位取決於人民是否願意讓他當他們的領導人，而不是取決於他自己要領導人民的願望。一個領導人隻有用行動表明自己和黨是血肉相連的，他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他必須為人民利益著想，不懷貪欲，不追求虛榮。一個領導人必須有知識，必須謙卑，而且能夠生活在集體之中，我再說一遍：他是根據黨的意誌來保持領導地位的。換言之，他不是淩駕於黨之上，而是黨的勤務員，隻有在黨對他表示滿意和支持的情況下，他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霍查、謝胡和巴盧庫在黨內生活中並沒有遵循這些原則。毛澤東亦然。
但是，盡管毛澤東可能濫用職權，把他的黨引入了歧途，他卻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是個瘋子。現在有人說毛澤東是個精神病患者，說他已經發瘋了。這不是事實。他非常聰明，非常詭詐。我記得隻是在幾年以前，人們還在預言他決不會在正在中國進行的權力鬥爭中取勝。當時我說：“胡說，他當然會取勝的。”我對了。他現在無疑是在中國占著上風。但是他是用什麽辦法占上風的呢？中國人隻認權力和武力，不認別的。你要是不服從，他們就要你的腦袋。而且做得非常巧妙：在一個廣場中間，在成千上萬人的麵前把你絞死。這是哪種『政治』？你甚至不能把這種做法稱作野蠻。這比野蠻還厲害。要知道，畢竟我們是生活在二十世紀！
盡管毛澤東可能正在中國取勝，劉少奇卻沒有認輸。他反對毛的政策，並且為此進行了鬥爭。劉少奇非常聰明，擁護他的人很多，但他們沒有實權。劉少奇之所以還活著。是由於他本人的聲望。毛澤東要把劉絞死並不費事，但殺害劉必然會激怒群眾。毛澤東知道這一點，所以他沒有把劉少奇當作個人米鬥，而是把他當作一種特定的政治體係的代表人物來鬥。換言之，他想用政治上孤立劉的辦法來擊敗劉。
當然，我們談毛澤東，是一回事；把中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談，又是一回事，如果我們謾罵起中國人民來，那我們就越過了客觀分析與民族主義偏見的界線。如果我們相信某個民族有特殊的權利並且比其他民族優越，那我們就成了民族主義者。納粹主義就是這樣搞起來的。
因此，我們必須明白，中國人是我們的兄弟。他們和我們一樣是人，假如中國青年砸我們的駐華使館，這並不說明我們應該仇恨全體中國人民。一個國家的青年並不能代表整個民族。再說，青年也有各種各樣。並不是每個中國青年都到那個廣場上去砸我們的大使館的，廣場上的青年也並不是每個人都在叫喊支持毛澤東的政策的口號的。想想看，會有多少中國人在悲歎他們自己的國家所發生的事情！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大鬥爭，人民在互相殘殺。
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努力來解決以蘇聯共產黨和其他共產黨為一方。以中國共產黨為另一方所存在的分歧。我們應該想盡一切辦法使共產主義運動再次團結起來成為一塊磐石。這個目的一定要達到！這是蘇聯人民的利益所在。這也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所在。爭取和平的鬥爭萬歲！和平共處萬歲！
（注釋）
（1）“麥淇淋”是代黃油，不是真正的黃油。──譯者注
（2）蘇聯著名男高音歌手。──譯者注
（3）這次會晤是緊接著赫魯曉找首次訪美以後安排的，當時赫魯曉夫充滿了所謂“戴維營精神”，他由於熱情讚揚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政治家品質而激怒了毛澤東。這次不幸的會晤所引起的惡感，造成了蘇聯方麵突然撤走正在中國指揮許多工廠建設的技術專家，這些專家回莫斯科時帶回了圖紙，留下了一大堆沒有竣工的工廠。
（4）中國人自己則要求得到製造原子彈的技術知識，但遭到俄國人的拒絕。
（5）這指的是中蘇邊界衝突，這場衝突延至今日，時而緊張，時而緩和。19世紀，軟弱的中國被迫把包括海參威和蘇聯現在的海濱省在內的大片領土割讓給帝俄。在中蘇爭吵激烈的時候，毛澤東堅持說，那些給割讓規定了法律條文的『不平等條約』不能再認為是有效的，於是整個邊界問題就出現了。
（6）在1961年10月召開的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沒有點中國的名，但是尖銳地抨擊了阿爾巴尼亞，從而首次把中蘇爭吵公諸於眾。
（7）貝利紹娃。──譯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