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變法又名百日維新、戊戌維新、維新變法，是清朝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變法由光緒皇帝領導，深入經濟、教育、軍事、政治、官僚製度等多個層麵，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
變法僅經曆103天而告終，維新派被捕殺，光緒帝被軟禁，慈禧太後重新當政。變法失敗亦引發民間支持更激烈的改革主張，推翻帝製，建立共和。
傳統史觀多按照梁啟超編寫的《戊戌政變記》作基礎，把變法失敗歸咎於保守派與慈禧太後的阻力，近代史學界對這次變法雖有許多新的研究成果，但顯然未全麵改變一般人對戊戌變法之曆史評價。
背景
洋務運動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後，中國跟世界的關係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內憂外患，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分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同治年間（1861年）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製夷”，改良生產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
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了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於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麵，包括政治體製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公車上書
維新運動開始於1895年於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八行省與奉、台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台灣及遼東，並向日本賠款白銀兩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梁啟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練兵及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人連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燕京官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光緒帝。進京參加會試的舉人是由各省派送，依漢代舉孝廉乘公家車輛赴京師受考核慣例，對進帝都參加會試的舉人又俗稱為“公車”，故稱“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後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師翁同和、湖廣總督張之洞等清朝廷高級官員的支持。
變法醞釀
光緒皇帝在1889年18歲時親政，年底隨即發生山東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占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占山東威海，並要求拓展九龍新界。
1898年（戊戌年），康有為多番上書，要求推行新政，但康有為並非四品官，無權上書皇上。1月29日，康有為的奏折首次轉呈光緒，光緒命令允許康隨時上書。於同日，康第六次上書。2月，康第七次上書，再次建議皇帝效仿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並呈上他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籍。皇帝之後每天閱讀，加強了改革決心。[1]
5月29日，恭親王奕䜣去世，死前對光緒說：“聞廣東舉人康有為等主張變法，請皇上慎思，不可輕信小人。”他逝世兩天後，康有為以禦史楊深秀名義呈上奏折，請求明定國是。6月6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
明定國是
1898年6月10日，光緒令翁同和起草《明定國是詔》，送呈慈禧審查，得到批準，於6月11日（農曆四月二十三日））頒布《明定國是詔》[2]，表明變革決心，百日維新由此開始。
然而，變法後第6天，亦即6月16日，光緒才首次召見康有為。據傳康有為入殿前，碰到剛接任直隸總督任命的榮祿，榮祿問：“以子之大才，亦將有補救時局之術否？”康有為答：“非變法不能救中國也。”榮祿問：“固知法當變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變乎？”康有為答：“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3][4]康有為謹見光緒時開宗明義說：“清國快要滅亡了。”光緒答這是保守官員所累，康有為指靠那些官員推動改革，等如緣木求魚，康有為花了大量時間，力陳變革之必要。這是光緒與康有為首次會麵、亦是唯一一次，數天後，光緖調任他為“總理事務衙門章京行走”，但官位僅六品，而康有為早於三年前已是六品官了。
隨後，光緒又召見梁啟超，並僅委派出出任六品的辦理譯書局事務。梁啟超獲任命後，離開京城，沒再參與新政。在整場百日維新中，作為骨幹成員的康有為與梁啟超，僅見過光緒一次，而譚嗣同等更是從沒獲召見 (矛盾-見下“兩宮奪權”段 9月5日 項) 。
慈禧幹政
後世史家評價戊戌變法時，常形容光緒正式掌權親政，但這一說法曆來受爭議。6月15日，也就是戊戌變法進入到第5天，慈禧要求光緒連下三道“上諭”：一、下令免去帝師翁同和的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等職務，逐回原籍；二，凡授任新職的二品以上大臣，須到皇太後麵前謝恩；三，任命慈禧親信榮祿出任直隸總督，掌握大權[5]。從6月16日到24日，慈禧又要求光緒任命崇禮為步軍統領，懷塔布掌管圓明園八旗、包衣三旗及鳥槍營，剛毅掌管健銳營，光緒並無軍事大權。[6]
從戊戌年農曆四月一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117天內，光緒皇帝與太後同住69天，請安68次，侍早膳32次，侍晚膳22次，侍看戲15次。百日維新期間，光緒12次前往頤和園“請安”。其時光緒下詔書時，亦多寫有“朕欽奉慈禧……皇太後懿旨”。6月11日至9月20日，軍機處一共向慈禧太後上呈了折、片、呈、書等共計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6]
當時幾位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剛毅、錢應溥、廖壽恒、王文韶，除廖壽恒暗中支持改革外，或頑固抵製或明哲保身。剛毅甚至到頤和園向慈禧太後哭訴，請求太後重新訓政。
6月16日，慈禧太後命鹹豐帝老臣刑部尚書崇禮代理步軍統領。6月25日，慈禧太後再命懷塔布管理圓明園官兵，剛毅管理健銳營。
兩宮奪權
9月1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帝遊曆日本等國，以考察各國情況。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王照彈劾他並到堂親遞，懷塔布不得已允許其代奏。許應騤則上奏彈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挾製。”
9月4日，光緒下令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禮部六堂官革職。王照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懷塔布老婆與慈禧太後有親戚關係，逐向太後哭訴。
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 (矛盾-見上“明定國是”最後一句) ，並命譚、劉、楊、林以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緒帝召直隸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湖南舉人曾廉上書請殺康有為。
9月13日，光緒帝擬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慈禧太後不允。光緒帝手諭楊銳以變法之難，命康有為等詳細籌議。
9月14日，直隸按察使袁世凱抵燕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經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緒在頤和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麵談後升任他為侍郎候補。另一方麵，直隸總督榮祿以英俄開戰，催袁急回天津。畢永年與譚嗣同議軟禁太後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緒帝再召見袁世凱，命與直隸總督榮祿各辦各事。光緒命康有為即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傳通過楊銳帶給康有為密詔。
9月18日（八月初三），禦史楊崇伊上書慈禧，稱大同學會蠱惑士心，紊亂朝政，引用東人，深恐貽禍宗社，籲懇皇太後即日訓政以遏亂葫。據袁世凱的日記，之後譚嗣同於9月18日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透露慈禧聯同榮祿，要廢除光緒；並說皇上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誅殺榮祿及包圍慈禧住的頤和園。兩日後（9月20日），袁世凱回到天津，將譚嗣同的計劃向榮祿報告。也有一種說法是，袁世凱離京前密告給軍機大臣禮親王世鐸[7]。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離開頤和園，返回大內。光緒帝自是日起遷居瀛台。 康有為訪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請英國公使相助，不成；又訪伊藤博文，請遊說慈禧太後。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迅速離京。深夜，梁啟超、康廣仁等懇求康盡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淩晨康有為攜仆人李唐離京。光緒皇帝第三次召見袁世凱，之後袁回天津。光緒皇帝接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親密交談。太後垂簾旁聽，極為不滿，當天深夜又接到榮祿密報，說光緒帝欲軟禁太後[8]。康有為離開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淩晨慈禧太後率衛隊囚禁光緒帝於中南海涵元殿，然後下詔太後訓政。當天步軍統領衙門兵弁圍南海會館宅，搜捕康有為未獲，但在此拿獲康廣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錢維驥。之後又查抄了粵籍官僚張蔭桓寓所，沒有發現康有為，將張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剛毅奉太後諭令開始搜捕四軍機章京等變法份子。楊銳、林旭當日被捕。劉光弟投案自首。楊深秀因詰問慈禧太後為何黜光緒帝，在聞喜會館住處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一種說法是袁世凱的泄密，是光緒政變失敗的原因；但據近年的考證，慈禧及榮祿等早有廢除新政的計劃，二人在袁世凱9月20日泄密以前也已經有部署和防備。9月19日，慈禧回宮，9月21日即臨朝，宣布戒嚴，火車停駛；並即幽禁光緒，廢除新政，搜捕維新黨人。是為戊戌政變，結束了隻有一百零三天的維新。維新黨人中，康有為早離開北京，梁啟超逃入日本使館。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的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楊深秀、康有溥，六人於9月28日斬於菜市口。剛毅親自監斬。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則發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師大學堂外，一律都被廢止。
變法內容
新政內容主要涵蓋教育、軍事等多方麵的政策和體製。其最終目標，是推行君主立憲製。康有為向光緒皇帝贈送康有為自己的著作《日本變政考》和《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還有李提摩太翻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和其他有關各國改革的書。這令光緒傾向以明治維新為改革的藍本的。
教育改革
這是維新派最重視的地方，細節包括：
舉辦京師大學堂
所有書院、祠廟、義學、社學一律改為兼習中西學的學堂
各省會設高等學堂，郡城設中學堂，州縣設小學
鼓勵私人開辦學堂
設立翻譯、醫學、農、商、鐵路、礦、茶務、蠶桑速成學堂
派皇族宗室出國遊曆，挑選學生到日本遊學
廢八股文、鄉試會試及生童歲、科考試，改考曆史、政治、時務及四書五經，以及定期舉行經濟特科
設譯書局
頒發著書及發明給獎章程，保薦格致人才
經濟建設
康有為強調中國必須以工商立國，才能富國養民；另因為官辦企業多弊病，故也著重鼓勵民辦企業。
設鐵路礦務總局、農工商總局，並在各省設分局
廣泛開設農會，刊印農報，購買農具，訂立獎勵學藝、農業程序，編譯外國農學書籍，采用中西各法切實開墾
頒發製器及振興工藝給獎章程
在各地設立工廠
在各省設商務局、商會，保護商務，推廣口岸商埠
開放八旗經商的禁令，名其學習士農工商自謀生計
倡辦實業，促進生產。
軍事
改用西洋軍事訓練
遣散老弱殘兵，削減軍餉須支，實行團練，裁減綠營，舉辦民兵
頒發興造槍炮特賞章程
籌設武備大學堂
武科停試弓箭騎劍，改試槍炮
政治
裁減冗員
設置京卿學士，以集思廣益
準許地方官與士民上書
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創設京師報館
開放新聞自由
按月分類列名每年收支
康有為還有好些未發表的新政，如尊孔聖為國教，立教部、教會，以孔子紀年，製訂憲法，開國會，君民合治，滿漢平等，皇帝親自統帥陸海軍，改年號為“維新”，斷發易服，遷都上海等。據康有為表示，自君民合治以下的新政都得到了光緒的同意。
變法的影響
由於變法的失敗，中國失去了一批傾向在原有體製內下實行改革的精英和支持者；代之而起的是主張激烈變革，推翻原有製度和政府的革命者，最後造成了清朝的覆亡，中國兩千年的帝製亦畫上句號。除此以外，朝庭中本來較為開明有為的大臣在政變後有些被貶，其他亦多被排擠到中央以外；間接亦造成了之後發生的義和團運動。
近代新探此外，根據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9]一書指出：戊戌變法期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國訪問。當時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變法派領袖康有為建議，要求清朝方麵聘請伊藤為顧問，甚至付以事權。[10]於是變法派官員在伊藤抵華後，紛紛上書請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員的警惕。保守派官員楊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後：“風聞東洋故相伊藤博文，將專政柄。伊藤果用，則祖宗所傳之天下，不啻拱手讓人。”[11]這種激烈的言論，促使慈禧太後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頤和園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緒皇帝對伊藤有何看法。
不過，伊藤與李提摩太又向康有為提議“中美英日合邦”。於是，在康有為的授意下，變法派官員楊深秀於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皇帝：“臣尤伏願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2]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於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言道：“渠（李提摩太）之來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幹營，以資禦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13]儼然欲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交於外人之手。慈禧太後於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後，於9月20至21日獲知此事，驚覺事態嚴重，才當機立斷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結束了戊戌變法。此一新發現，打破了以往對戊戌政變的解釋，使得戊戌時期正反兩方人物的曆史評價，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討論之必要。
注釋與參考文獻1.^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374頁
2.^ 《明定國是詔》：“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汰冗兵，改武科製度，立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甫議施行。惟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托於老成愛國，以為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眾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製挺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是政毫無補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譽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太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傅采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誌，精益求粹，毋徒襲其皮毛，毋競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員司員，大內待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及大員子第，八旗世職，各省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準入學肄業，以期人材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
3.^ 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4.^ 《晚清有個李鴻章》，趙焰著，2009年7月20日版
5.^ 學者楊天石認為光緒帝罷免翁同和不是被迫的，參見楊天石《翁同和罷官問題新探》，北京日報，2005年10月31日。
6.^ 6.0 6.1 《戊戌變法史事考》，茅海建著
7.^ 薑鳴：關於袁世凱告密的新史料
8.^ 張一麟在《心太平室集》卷八記袁世凱初五日返天津，隔一天後，禦史楊崇伊來到天津，向榮祿報告消息，袁告密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
9.^ 雷家聖《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台北：萬卷樓，2004
10.^ Timothy Richard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Chapter 12
11.^ 楊崇伊〈掌廣西道監察禦史楊崇伊折〉，《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461.
12.^ 楊深秀〈山東道監察禦史楊深秀折〉，《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15.
13.^ 宋伯魯〈掌山東道監察禦史宋伯魯折〉，《戊戌變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p.170.
參考書目梁啟超著《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 第6冊 飲冰室專集之一：《戊戌政變記》清光緒二十四年 ISBN 7-101-00475-X/K.
郭廷以著《近代中國史綱》上冊 中文大學出版社 ISBN 962-201-351-1
雷家聖著《力挽狂瀾－戊戌政變新探》，台北：萬卷樓，2004年12月 ISBN 957-739-5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