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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回憶一下那不堪回首的毛時代
作者：毛太歲
毛一方麵試圖想通過暴力鬥爭改變傳統文化，一方麵又利用封建文化大搞個人崇拜，打擊政敵。毛時代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時代呢？這一 點，凡過來人都應有切身的體會，但卻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認識。更為不幸的是，我們的民族是一個善於遺忘的民族，尤其是對自己的醜陋總是諱莫如深的。
【第 一：毛時代是一個極端專製、萬馬齊喑的時代】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這個道理毛本人一定很清楚，但他更是深諳“民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手段，而且運用起來比“弱其誌，強其骨；空其心，實其腹”的古訓要 高超得多，也嫻熟得多。毛時代的中國，每個人都能體會到政治學習的強大威力，所謂政治學習，目的就是要用“我”強行灌輸的思想徹底取代“你們”的個人思 想，即所謂“洗腦”。我們還有形成網絡的宣傳體係，城市不用說，農村後來也是發展到村村有廣播，戶戶有廣播。如果有人不幸而擁有了自己的思想，那隻有兩種 選擇，要麽讓這種不合時宜的念頭在心中徹底腐爛，化為泥土（這是多數人的選擇），要麽就接受厄運（317萬右派分子）甚至死亡（劉文忠、林昭、吳曉飛、張 坤豪、遇羅克、毛應星、忻元華、陸蘭秀、李大申、張誌新、史雲峰、武文俊、王申酉、李九蓮、鍾海源等人）的挑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下，使肉體和靈 魂一起毀滅，然後徹底腐爛，化為泥土。那個時候，收聽外電廣播被稱為“收聽敵台”，是要遭到鎮壓的。幾乎每一個稍大一點的城市中，都設有幹擾外電的設施， 目的就是讓中國人不了解外麵的世界，高高興興、無怨無悔地接受我們的救星賜予我們的一切。
在毛的號召和提倡下，也曾有人提出自己 的意見，那多數確實是出於善意的客觀的批評。可是很快，當形勢急轉直下時，317多萬人措手不及中就變成了反黨分子，妻離子散，受盡磨難。右派中絕大多數 是知識分子，那個時代我們是多麽的需要知識啊。毛卻振振有辭地說“這不是陰謀，這是陽謀，這叫引蛇出洞”。在這一點上，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毛的問題，不 僅僅是治國方略方麵的失誤，同時也存在著人格方麵的嚴重缺陷。
在那樣的時代，毛需要靠大搞個人崇拜來鞏固自己在黨內和國內的地 位，也需要靠這種等級製度維護自己的特權。即使已淪為階下囚的“奴隸”們也可以通過出賣別人、出賣靈魂來表忠心，進而稍稍改變一下自己的處境。因而，那時 的人們都是自覺地在維護著這樣的製度，維護著一種虛無的信仰，維護著一個大家共同創造出來的神像。
【第二：毛時代是一個法製廢弛、人性淪 喪的時代】
從土改的鬥地主開始，就埋下了“共和國”忽視法製，踐踏人性的種子。所謂土改，固然是發動農民從地主的手裏搶得土地，然後由農 會將土地分發給貧苦農民。這一點，在小農經濟時代，在土地兼並日益嚴重，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的背景下，為了政治上的穩定，為了籠絡民心，是完全必要的。分發 土地的同時——公開的理由是為了防止地主的反攻倒算——在各地都進行了殘酷的鬥地主的運動。對於那些罪大惡極之輩，乖戾暴虐之徒，施以刑法的懲治固然是必 要的。可惜，我們的做法是由普通農民集中起來批鬥地主，由群眾申明罪狀，同時施以拳腳、棍棒，或者直接刀鋸加頸，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沒有任何法律人士在 場，轉瞬間即可毀滅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這種肆意踐踏法律尊嚴，倡導人們滅絕人性的運動，在真正的文明時代和法製國家裏是難以想象的。更可怕的是，這種運 動對在多大範圍內“揪”出多少個“惡霸地主”是有明確要求的，因之冤假錯案（如果能算作案件的話）叢生。解秘以後，我們才知道，連當年那個聞名遐邇的四川 大地主劉文彩的“收租院”也是蓄意虛構的。
這種踐踏法律、滅絕人性的情況，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都得到了體現，尤其是十年浩劫中更是 發展到了極至。在處理“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中，公安部的調查人員的調查結論是，沒有找到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證據。可是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卻說：“既然毛主 席說他是反革命集團，那就是反革命集團吧。”簡直比莫須有還要莫須有。於是按照結論“反革命集團”的要求，去虛構材料，羅織罪名，於是一個精心建構的案件 就成為了“事實”。57年反右，也存在著分配指標的怪現象，各地各單位各部門都要按要求抓出一定數量的右派分子，實際上也是先拿結論，再編證據。十年浩劫 中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隨手找出幾例就足以令人發指。
柳州地區有兩個縣，因載入史冊而世界聞名，一個是大躍進因放出畝產十三萬斤 糧食的大衛星而造成大饑荒餓死人的環江縣，另一個就是文革期間發生大規模吃人肉慘絕人寰事件的武宣縣。隨著解放軍“支左”介入實行軍管，支持“聯指”坐 大，1967 年秋冬，“聯指”開始在廣西各地成批屠殺“四.二二”。八桂大地到處出現亂抓、亂鬥、亂殺“四.二二”的紅色恐懼。發生在廣西各地駭人聽聞的人吃人的野蠻 事件，就是在此背景下發生的。大量史實證明，屠殺者和吃人者都是保皇派的“聯指”。大批被屠殺者和被吃者都是造反派“四.二二”，以及同情“四.二二”的 群眾和無辜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文革後期，廣西群眾曾強烈要求“吃過人的人不能再當幹部！”而自治區黨委領導韋國清、劉重桂等人則回答說： “為什麽不能繼續當幹部？對吃過人的人也要作具體分析嘛！” 參與吃人的黨員、幹部數量之多，從中亦可見一斑。
【第三，毛時代是一個國力 衰竭、瀕臨亡國的時代】
毛主政期間後指揮過勞民傷財的鎮反、暴力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破四舊、批林批孔等大 小 70多次政治運動。僅在鎮壓反革命運動，公安部長羅瑞卿在運動結束時公布處死了71.2萬人。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布：定為右派分 子3178470人，列為中右1437562人。紅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一書，在大饑荒一文記述了1959年至 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在4000萬左右。據估計，三年大躍進給國家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到1200億元。
時任中共中央 副主席的葉劍英元帥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指出：“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 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中央電視台。（來源：董寶訓、丁龍嘉著《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第1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馬立 誠、淩誌軍著《交鋒一一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第9頁，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1977年12月，據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估計，文 革十年在經濟上僅國民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30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中央財經 領導小組辦公室編著的《中國經濟發展五十年大事記》記載了文革期間有3年經濟負增長：1967年增長-5.7%，1968年增長-4.1%，1976年增 長-1.6%。1978年2月，華國鋒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由於文革的破壞，僅1974年到1976年，全國就損失工業總產 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破四舊過程中，全國總共約有 1000多萬人家被抄。據統計，僅1966年8月18日後的一個月內，北京市被抄家的達11.4萬多戶，被趕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從8月23日 至9月8日，紅衛兵共抄家84222戶。到9月下旬，天津市紅衛兵抄家1.2萬戶。散存在各地民間的奇珍異寶、字畫、書刊、器皿、飾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 堆中消失。北京在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跡，竟有4922處在1966年的八九月間全部毀掉。從1966年11月9日至 12月7日，譚厚蘭率領紅衛兵在曲阜共毀壞文物6000餘件，燒毀古書2700餘冊，各種字畫900多軸，曆代石碑1000餘座，其中包括國家一級保護文 物的國寶70餘件，珍版書籍1000多冊，這是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的之一。
【第四，毛時代是一個臨深履薄、人人自危的時代】
在 1998年改革開放20年大型文獻記錄片中披露：文革十年造成了約3000萬冤假錯案。遭到政治迫害的領導人當中：中央軍委副主席5人；國務院副總理12 人；中央書記處書記13人；中央政治局委員22人；中共中央委員、候補委員96人；中央六大區第一書記4人；中央監委委員34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60 人；全國政協常委74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11人……”
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一書在第196頁指 出：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因為為劉少奇鳴不平而被判刑、處死的，約3萬人，至於受到株連的幹部和群眾則更多。據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統計，僅因劉少奇 問題而受株連的“案件”就有2.6萬多件。人民稍有不慎，即遭滅頂之災的例子還少嗎？不小心把領袖的畫像掉在地上，不小心用刊有領袖畫像的舊報紙剪了鞋 樣，不小心在早請示晚匯報中放了個屁，不小心把“毛主席萬歲”後麵的感歎號寫得上端稍稍彎曲一點（革命小將說是問號）……結果就成了現行反革命，於是遭受 觸及皮肉和靈魂的批鬥，這種事情還少嗎？
文革研究者徐友漁說：“文革是一場極其複雜和特殊的政治運動，其間波詭雲譎，潮流反複多 變。除了中央文革小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幾乎沒有貫穿始終的左派。昨日座上賓，今日階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這個階段一些人是天之驕 子、革命闖將，下個階段就成了革命的絆腳石，右傾複辟的急先鋒，因此文革的積極參與者幾乎無例外地具有兩重性，一段時間屬於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時間廁身於 整人的隊伍。”我們千萬不要再沉迷於政治幻想中了，千萬不要再沉迷於對政治偶像的崇拜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