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先看一個人所盡知的故事：
古代印度的舍罕王，打算重賞國際象棋的發明者——宰相西薩。西薩向國王請求說：“陛下，我想向你要一點糧食，然後將它們分給貧困的百姓。”
不過當時所有在場的人都不知道這個結果。他們眼看著僅用一小碗麥粒就填滿了棋盤上十幾個方格，禁不住笑了起來，連國王也認為西薩太傻了。
不知從哪一刻起，喧鬧的人們突然安靜下來，大臣和國王都驚詫得張大了嘴：因為，即使傾全國所有，也填不滿下一個格子了。
這 個故事說明，普通人對於數字，幾百幾千幾萬是很好理解的。到了幾百萬幾千萬，就超出了直覺的理解範圍了。除了左派分子的極力抵賴，常人對於大躍進餓死三千多萬，也是覺得不可思議。很多人以今天社會經濟狀況和政治生態為參照係，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這一點也體現出中國的長足進步）。但是，超出想象的事情，不一定就不可能發生。您要是覺得直覺總是可靠，那就再讀一遍上麵的故事。您要是對數字不感興趣，隻相信具體的事例， 那麽請了解一下當時就驚動中央的河南“信陽”事件。
河南實在是中國多災多難的省份。大規模死人的災難，在河南至少有這麽幾起：
（1）抗戰時期，河南花園口炸壩，死亡人數最高估計達90萬！
（2）大躍進時期，信陽一個地區，就餓死一百萬。當時被稱為“信陽事件”。
（3）1975年，信陽的板橋水庫和附近的石漫灘水庫潰壩，淹死30萬（據當時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新聞紀錄片）。
下麵是楊繼繩《墓碑》一書中關於信陽事件的調查。因為是文字電子版本，照片隻有說明，沒有圖像。閱讀的時候請大家注意幾個問題：
（1）什麽時候開始餓死人？
（2）為什麽餓死人？
（3）餓死了多少人？
（4) 餓死人數占當地人口比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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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國六十年代饑荒紀實》
楊繼繩著
第一章 禍起中原
河南省位於中國中原地區。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裏紅旗舉得最高，“經驗”出得最多，饑餓也十分嚴重。河南的饑荒是從政治運動開始的。1957年7萬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占全國右派分子總數55萬人的15％，也占河南省幹部總數的15％。1958年又在黨內開展了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運動。政治運動造成了恐懼和狂熱，造成了浮誇和殘忍，也造成了一係列慘絕人寰的悲劇，其中，“信陽事件”最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信陽事件
據當年中共中央監委（即中紀委的前身）派往河南調查的李堅對我說，河南餓死人最多的有三個地區，一是信陽，二是南陽，三是許昌。當時信陽影響最大，成為震動一時的“信陽事件”。
信陽地區位於河南省東南，與湖北的孝感、黃岡和安徽的安慶、六安、阜陽五個地區接壤。在1958年，信陽地區轄信陽、息縣、固始、潢川、新縣、羅山、淮濱、商城、光山、確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陽、遂平、上蔡、平輿、正陽18個縣和信陽、駐馬店兩個市鎮（當時駐馬店為鎮）。全區麵積28000平方公裏，850萬人口。這個區的一大半麵積曾是大別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據地，戰爭年代為革命犧牲了數十萬人。當地的老人說：“對共產黨來說，大別山樹有功，草也有功。”這裏是河南省的重要糧棉產區，還盛產茶葉、木材、毛竹、油桐、藥材，素有青山綠水、魚米之鄉的美稱。著名的雞公山風景區就在信陽。人們說河南省“三陽開泰” （信陽、南陽、洛陽），是指這三個地區是河南經濟條件最好的三個地區。就在這樣一個地區，在1959年冬到1960年春，至少有100萬人因饑餓而死，餓死的人占總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然而，多年來，這個重大事件一直秘而不宣，時隔40年，外界還不知其中內幕。
1999年9月，為了解“信陽事件”真相，我專程赴信陽調研，陪同我的是新華社河南分社高級記者顧月忠和大饑荒年間常駐信陽的新華社記者魯保國（後在中共駐馬店市委宣傳部長的位置上退休）。由於顧月忠在當地有著良好的關係，信陽市委對我們接待十分熱情，但得知我們這個調查題目以後感到為難，他們讓宣傳部把我們送到雞公山，希望我們在這個著名的旅遊勝地玩幾天就打道回府。我們在山上呆了一天後就下山，並利用一個多星期的時間完成了調查任務。
我們在住地獅河賓館召開了幾個“信陽事件”當事人（健在的當年地委和縣委幹部）的座談會，同幾位關鍵人物進行了個別交談，還下鄉訪問了一些農民。回到鄭州後，又查閱了曆史資料，終於弄清了信陽事件的基本情況。
1、政治高壓下的胡言亂語
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製下，上行下效，上麵有什麽政治鬥爭，下麵也會搞同樣的政治鬥爭，而且越到下麵鬥爭越擴大、越殘酷。河南省在批判“潘、楊、王”（見後文）之後，接著是反右傾運動。
我們可以從信陽地區光山縣看到河南省反右傾運動的殘酷性。1959年月11月11日，光山縣召開縣委擴大會議批判縣委書記處書記張福洪。張福洪被扣上了“右傾”和“蛻化變質分子”兩頂帽子。在批判會上，縣委書記馬龍山帶頭踢了張一腳，群眾就一湧而上，揪頭發，打耳光，踢膝蓋。12日以後的縣委擴大會議上，對張鬥爭了兩天，打得他鼻子，咀巴，耳朵流血，頭發也被揪掉了一塊，身上的黃軍裝被撕得一條一條的，行走很困難。13日又把張交給縣委機關幹部批鬥。馬龍山又在鬥爭會上打了張兩個耳光，鬥了一天，張已經不能走路了。14日又鬥了一天，是縣直屬機關鬥的。15日交給公社幹部鬥，這時張隻能趴在地上，鬥他的人用腳踢，頭發一塊一塊地被拔光了。16日張福洪又交給公社鬥了半天，張快死了，才拉回住室，大小便失禁，不吃不喝。17日說張裝病，又鬥了一次。18日說張盼望蔣介石來，又組織幹部把張從床上拉下來鬥一次，張要喝水沒人給，19日中午張福洪死了。據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後來的回憶中說，1959年春天，為了解決農民饑餓問題，馬龍山曾讓張福洪到一個生產隊搞包產到戶試點（當時其它地方也這樣做，中共中央沒有批評）。廬山會議以後，把包產到戶當作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行。馬龍山不承擔責任，說是張自己搞的。張不服，堅持說是馬書記派他搞的。在專製製度下，官大一級壓死人。所以，張福洪落得這樣悲慘的結局。
其它各縣的反右傾鬥爭也很殘酷，如息縣批鬥縣委副書記豐佩然，說他否定三麵紅旗。縣委書記徐錫蘭主持。徐錫蘭坐在上麵，手槍放在旁邊。豐佩然站在下麵，有人按脖子，有人用拳頭打，有人用腳踢。
據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回憶，全區為此挨批鬥的大約有12000人次。在政治高壓下各級幹部不得不胡言亂語。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5畝小麥平均畝產2105斤的新聞，消息傳開之後，6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一大隊2分隊平均畝產3530.75斤的消息。7月12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西平縣城關公社出現了小麥畝產7320斤，是更大的浮誇典型。
這三顆“大衛星”都是信陽地區放出來的，是反右傾鬥爭的“碩果”。在高壓的政治氣氛中，誰要對高產提出懷疑，就給誰帶上“給大好形勢抹黑”、“懷疑派”等政治帽子，誰要說高產典型是假的就要挨批鬥。
1959年信陽出現旱災。在當時全國一片狂熱的情況下，信陽地委提出“大旱大豐收”的口號。明明受災減產，卻要說產量超過1958年。主管農業的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在8月初開了一個各縣負責人會議，讓大家實事求是地估計形勢，認識災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種蔬菜等，預防饑荒。這個會議引起不同看法。不久，廬山會議精神傳了下來，政治壓力越來越大，地委讓各縣報秋收預計產量。在這樣的氣氛下，產量越報越多，後報的比先報的多，各縣領導不敢先報，怕報少了挨批。據當時大會工作人員餘德鴻40年後向本書作者回憶，開始報了300億斤。當時張樹藩和邱進敏二人不相信這麽多，讓大家再報，報了150億斤，最後落實到72億斤。地委常委討論時，九名常委中有8名認為1959年比1958年更豐收，1958年是56億斤，1959年72億斤也是很正常的。但張樹藩隻相信30億到40億斤。
8月底9月初，中共河南省委召開貫徹廬山會議精神的擴大會議，信陽由張樹藩帶領縣委書記出席（地委書記路憲文沒有出席）。會議一開始就讓各地委書記報產量。張樹藩先報了地委常委討論的72億斤，然後又講了他自己的意見（30億到40億斤），省委對張樹藩很不滿意，問地委書記路憲文：“你們信陽是怎麽搞的？”在省委的逼壓下，路憲文又召集到省裏開會的縣委書記重新報產量，縣委書記們都低頭不說話。在路憲文的一再逼迫下，有人不得不大膽地反問：“不是在家裏都報過了嗎？”路憲文說：“有人對家裏報的產量有看法。”“有人”就是指張樹藩。接著，召開擴大會議，按照省委的意圖要各地區找右傾典型，並對右傾典型開展批鬥。對說過實話的平輿縣長曹明展開了批鬥，隨即撤了曹明的職務。
2、根據胡言亂語確定征購指標
浮誇不是數字遊戲，最終要由農民來承擔實實在在的惡果。高產量必然帶來高征購。河南是糧食大省，糧食征購的壓力很大，對所屬地縣，能多征購就多征購。張樹藩在上引回憶錄中寫道：
擴大會議以後，我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我們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逃荒要飯現象。很多公共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以紅薯葉、野菜充饑。
中央和省委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中講的征購數比張樹藩說的16億斤小一些，但也認為征購過多帶來了嚴重的問題：
1959年信陽旱災。全區糧食產量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而當時信陽地委把產量估計為64.27 億斤。省裏根據這個產量安排信陽征購任務為9.6億斤，比1958年多征4300萬斤。地委又向各縣加碼5%，征購任務總共10.49億斤。全區完成征購任務之後，除了種子、飼料之外，剩下的口糧每人平均全年隻有164.5斤（原糧）。按每人每月35斤計，可吃4個月。當時沒有副食，沒有油，35斤原糧隻有25斤左右糧食，也是半饑半飽。加上全區有180萬人搞水利，吃掉了相當一部分糧食。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檢查說：“去年信陽全區秋季糧食總產量估計隻有20多億斤，卻誇大為64億斤，省裏給信陽地區分配的征購任務是9．6億斤，而地、縣、社又層層加碼，比省裏任務又多了20％以上。10月中旬征購任務完成了7億多斤，就有3751個食堂仃夥（37萬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搞反瞞產，認為瞞產私分具有普遍性，幾乎社社有，隊隊有。” 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反瞞產私分的力度，加劇了饑餓。
1958年，信陽地區組織了120萬勞動力大辦鋼鐵，占全地區勞動力總數的30％。商城縣放出日產鋼鐵6000噸的“超級衛星”，冶金部在商城開現場會。土爐子裏煉不出鐵，就把農民做飯的鍋，門上的鐵鼻，廟裏的鍾，全都化了鐵塊向上級報喜。大煉鋼鐵消耗了一些糧食。50多萬勞動力大辦滾珠軸承，水利工地上的200萬人，這些上工地的勞力曾一度放開肚皮吃，也消耗了一些糧食，留在生產隊的糧食就更少了。
3、血腥的反瞞產私分運動
征購指標太高，征購工作就很困難。農民交不起糧，政府反而認為是生產隊隱瞞了糧食產量，私分了糧食。為了完成征購任務，就在農村以開展“兩條道路鬥爭”的方式反瞞產私分。用政治壓力、精神折磨和殘酷的暴力，搜刮農民留下的口糧和種子。農民稍有不滿就要挨打，甚至被打死。1960年12月6日，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在電話會議上推廣了確山縣召開萬人大會反瞞產鬥爭的經驗。
雞公山現場會把反瞞產私分推向了高潮。2001年3月，77歲的李瑞英（張樹藩夫人）向我介始了她親身經曆的雞公山現場會的情況。她當時任信陽地區婦聯主任。1959年6月，地委讓婦聯主任李瑞英帶一個工作組去雞公山公社總結畝產萬斤水稻的經驗，這是信陽縣委書記徐國樑的試點。李瑞英等在那裏呆了一個月，發現這個典型是假的，農民都在挨餓。她沒有總結經驗，以工作組的名義向地委書記路憲文寫報告，要求給這個公社21萬斤糧食。路憲文不但沒給糧食，還給李瑞英扣上了右傾的帽子，又派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去。王秉林到雞公山公社也發現社員挨餓，回來對路憲文說了實話。路憲文說：“王秉林也動搖了。”王秉林怕被打成右傾，按照路憲文的意見，在雞公山公社組織了一個反瞞產私分成果的現場會。會上展示查出來的瞞產私分的糧食。在這些箔屯裏，上麵隻有薄薄的一層糧食，下麵都是稻殼。在雞公山現場會上，地委提出，為了完成征購任務，幹部要過“三關”：群眾叫喊關，人口外流關，食堂停夥關。接著，又組織幹部參觀羅山縣“四攤子反瞞產私分會”（四攤子：幹部會，貧農會，統計會計會，富裕中農會），在這以後，大部分縣召開了貧雇農大會、現場會，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瞞產私分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誰要是說沒有糧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麵紅旗”、“否定大豐收”、“右傾”等政治帽子，並進行批判鬥爭。還把食堂缺糧停夥說成是群眾威脅幹部，把群眾遺棄子女、餓死路旁說成是“向黨進攻”。
圖1－1：（lmag-15）1999年9月10日，大饑荒年代任信陽地委秘書長的王秉林在信陽獅河賓館接受本書作者采訪。
在反瞞產私分中，對幹部和群眾采取了種種刑罰，僅光山縣就有2241人被打，其中105人被打死，被撤職幹部526人，在反瞞產後期打死人更多。喬培華根據有關檔案撰寫的《信陽事件》（未刊稿）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血淋淋的事例：
1959年月底，汪小灣小隊社員汪平貴被迫交出家裏的一點糧食，還遭到扁擔9毒打，因傷勢過重，5天後死去。汪死後不久，全家四口人相繼餓死；
1959年10月，羅灣小隊社員羅明珠無糧可交，被捆綁吊起來毒打，並用冷水淋凍，羅第二天死亡；
1959年10月13日，陳灣小隊社員王太書因無糧可交，捆綁後用扁擔和大棒毒打，四天後死去，留下14歲的女兒王平榮，也被餓死；
1959年10月15日，熊灣小隊社員張芝榮交不出糧食，被捆綁後用劈柴、木棒毒打後死亡，大隊幹部還用火鉗在死者的肛門裏捅進大米、黃豆，一邊捅一邊罵：要叫你身上長出糧食來！張被打死後留下8歲、10歲兩個小孩先後餓死；
1959年10月1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小家及兒子陳貴厚因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又扔到門外用冷水淋凍，陳家父子7天內先後死亡，家裏留下的兩個小孩也活活餓死；
1959年10月20日，大栗灣小隊隊長劉太來，因家中無糧可交，被捆綁起來毒打，20天後死去；
1959年10月24日，晏灣小隊社員鄭金厚、羅明英夫婦，在反瞞產中，從家中搜出銀元28枚，遭毒打致死，留下3個小孩無人看管全被餓死；
1959年10月25日，陳灣小隊社員陳銀厚被誣陷家有存糧，脫光了他的衣服，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後用冷水淋凍，兩天後死去；
1959年11月8日，熊灣小隊社員徐傳正被誣陷“有糧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殘酷毒打，6天後死亡。徐一家6口隨後全部餓死。
1959年11月8日，晏灣小隊社員鍾行簡因被認為“違抗領導”，被幹部用斧頭砍死；
1958年11月10日，熊灣小隊社員王其貴，因無糧可交，遭到毒打身受重傷，10天後死去；
1958年11月12日，晏灣社員徐林生交不出糧食，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毒打，兩天後死去；
1959年11月13日，晏灣小隊社員餘文周，因交不出糧食，餘文周及其15歲的女兒餘來鳳都遭到殘酷毒打，因傷勢過重，10天內父女二人先後死亡；
1959年11月13日，熊灣小隊隊長馮首祥因沒有向來這裏的大隊幹部讓飯，被看成瞧不起大隊幹部，就將馮吊在大隊食堂的房梁上毒打，並將其耳朵撕掉，6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3日，徐灣小隊社員張芝英，因交不出糧食，慘遭毒打後又用冷水淋凍，致使張當場死亡。張的三個小孩也先後餓死；
1959年11月14日，徐灣社員塗德芝，因無糧可交，被捆綁到食堂，毒打成重傷，10天後死去；
1959年11月14日，徐灣小隊社員簡明秀，因交不出糧食遭到毒刑拷打，再用冷水淋凍，10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5日，熊灣小隊社員鄭中林，因無糧上交，遭毒打後不省人事，4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灣小隊隊長徐誌發，因沒有從村裏搜出糧食，被大隊幹部用劈柴、棍棒毒打，10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15日，徐灣小隊社員塗德懷，因無糧可交，遭毒打，10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24日，羅灣小隊社員李良德，因無糧可交，被連續毒打5次，直至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陳灣小隊社員陳富厚因無糧可交，被繩子穿耳，並捆綁吊在梁上用扁擔打，冷水淋，當場死亡。為防止其子陳文勝（17歲）聲張，誣陷其宰殺耕牛，捆綁起來毒打致死；
1959年12月9日，陳增厚，因無糧可交，被毒打成重傷，5天後死亡；
1960年1月8日，陳灣小隊54歲的社員李陳民，在家煮飯被幹部發現，以“糧食來源不明”罪，對其毒打，第二天就死亡。
光山縣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運動，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中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者占93%。關於這個槐店公社，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吳芝圃的報告中提供了更加重要的情況，現摘抄如下：
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災，全社平均畝產172斤，總產1191萬斤。公社黨委報畝產626斤，總產4610萬斤。縣裏分配征購任務是1200萬斤。超過了全公社的實際總產量。為了完成征購任務，他們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瞞產，把群眾僅有的口糧搜刮一空。征購入庫1039萬斤。食堂普遍停夥，死人現象相繼發生。劉文彩和公社黨委把食堂停夥死人歸於富裕中農進攻，階級敵人的破壞，歸結為兩條道路的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表現，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六七十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戶。從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其中，男7013人，女5121人），占原有人口的33％。全家死絕的有780戶，占原有總戶數的9.7％。薑灣一個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隻剩下一個60多歲的老太太也瘋了。
全社有社、大隊、小隊幹部1510人，打過人的就有628人，占幹部隊伍總數的45.1％。被打的有3528人（其中幹部231名），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腳踢、凍、餓以外，還采取了冷水澆頭、拔頭發、割耳朵、竹簽子穿手心、鬆針刷牙、點天燈、火炭塞嘴、火烙奶頭、拔陰毛、通陰道、活埋等數十種極為殘忍的酷刑。
原公社黨委書記江某等指使炊事員把13個到公社要飯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凍餓而死。
公社機關食堂分三種灶別：書記吃小灶，委員吃中灶，一般幹部吃大灶。小灶頓頓有肉、魚、雞蛋、油炸花生仁。
這裏打人有曆史。1957年反右派時沒有一個右派不挨打的。他們別出心裁地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頭上剃上“右”字，把犯錯誤的人集中起來用豬槽盛稀飯，讓他們用手抓著吃。
廣大群眾處於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絕境，骨肉不得相顧。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遺棄子女，拋屍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饑餓難當破壞屍體134具。（作者注：這裏說的“破壞屍體”就是從屍體上割肉回家吃）
在政治高壓、殘酷鬥爭的情況下，說假話成了人們的一種生存本能。潢川縣委委員宿世良、農工部長徐從在傘陂寺公社搞社會主義教育，他們白天在生產隊裏吃不上一頓飯，被迫晚上回公社吃一頓，但不敢說生產隊已經停夥的情況。傘陂寺公社黨委書記莫懷光在下麵工作一天半沒有吃到飯，回公社不敢說下麵的情況。公社黨委第一書記賈新元在信陽事件發生後對省委工作組說：“當時我不是不知道，去年報名服兵役的200人當中，體重合格的隻占40％，一天死一二百人我也知道，自己思想鬥爭很激烈，曾經三次到縣裏反映情況，但因怕戴右傾帽子，走到縣委院裏、門口，返回來了。回來還不得不搞反瞞產私分運動。”公社書記宋士九到傘陂大隊督促征購，這個大隊的隊長對他說：“下麵實在沒有糧食了。”宋書記批評大隊長：“你這是右傾思想，你看問題太簡單了！”這個大隊共召開了四次的反瞞產、查漏洞的大會，四個生產隊長都被批判，三個隊長被大會鬥爭，24個作業組長人人過關，其中19人被鬥。這個大隊被迫報出藏糧24萬斤，但驗收時一顆糧也沒有找到。
1999年9月，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老農民餘文海（他1958年曾任生產隊會計）向本書作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把生產隊幹部集中到張李開會。讓報糧食。不報就集訓、批判、鬥爭、拷打。結果說出這裏有一倉庫穀子，那裏有一倉庫黃豆。報了糧食就要上交，明天幾點鍾送到。為了過關，我們隊也說了假話。第二天我守在隊裏的電話旁，10點鍾，電話響了，問：糧食送來沒有？我說，正在裝。12點鍾又來電話；糧食為什麽還沒送到？我說正跑在路上呢！後來又來電話催，我說，我是會計，不知道！晚上又集中開會，不說假話就挨打。怕挨打，多數人都說假話。”
就在大量餓死人的時候，各級幹部並沒有想到救人，而想的還是如何完成征購任務。潢川縣任務完成得不好，省委讓他們寫一個報告。潢川縣委1959年10月30日的報告認為，糧食征購困難的原因，首先是縣委和公社黨委領導思想不夠明確，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鬥爭的艱苦性、複雜性和長期性認識不足，對糧食問題是我們同資本主義在農村鬥爭的焦點缺乏深刻的理解，思想麻痹。其次，黨內外一部分幹部右傾思想成了糧食工作的主要危險，突出表現是不承認大豐收。第三是幹部作風不夠深入，抓得不具體，不細致。這個報告提出要通過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辯論來搞征購。其實，寫這個報告時，潢川縣已經大量餓死人了，報告對此隻字未提。
然而，中共河南省委很喜歡這個報告，並於11月17日向全省轉發，提出了要組織糧食入庫的新高潮。怎樣掀起高潮呢？省委在轉發潢川縣委的報告的按語中寫道：
省委認為這個報告很好，提的情況很具體，不僅找到了糧食征購完成不好的根本原因，而且以反右傾鼓幹勁保衛總路線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作了材料準備。
潢川縣桃林公社，食堂停夥、社員挨餓不僅沒有放鬆征購，反而更加緊了。縣裏說，下麵有糧食，就是不拿出來，別看白天食堂停夥，晚上吃幹飯，讓各級查漏洞、查隱瞞，見糧就往上送。吳集大隊楊樓生產隊留了25斤 “泥巴蘇”稻種（水稻的一個品種），也拿去頂征購任務入庫了。縣、公社幾乎每天開電話會議，要進度，搞評比，讓任務完成不好的隊在大會上作檢查。有的大隊書記聽說要開電話會議就嚇得發抖。何陂大隊為了查漏洞、查瞞產，搞車輪戰術，大隊幹部輪流值班，一連開了十天十夜生產隊幹部會，動員，辯論，自報隱藏糧食數量，下去驗收，驗收沒找到糧食就再動員，再辯論，再自報。最後把全大隊所有的草垛都扒了一遍，才搞出了3000多斤糧食。
縣社幹部這種態度是上級逼出來的，更是那種政治體製下的必然結果。信陽事件發生後，中共潢川縣委在1960年6月3日的檢查中寫道：“我們的想法是，要千方百計地完成征購任務，保持連續三年潢川在征購工作中的紅旗。在征購任務完成了60％進展很困難時，地委召開了電話會議，我們排到了倒數第三名，省委宋致和書記在電話會上點了潢川的名。”“我們分不清實事求是和右傾機會主義的界限，個人主義思想嚴重，患得患失，不敢說實話，怕把產量報低了，說是否定大躍進、大豐收，怕受批判，怕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官員是上級任命的，上級滿意，官運就亨通，上級不滿意，就會丟失前程。所以，迎合上級，不顧老百姓死活，也就是必然的了。為了討好上級，就逼下級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一級逼一級，逼到下麵就不擇手段了。打人，就是最常見的手段。
息縣的征購工作也很殘酷。11月初，在食堂停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況下，強征購、反瞞產仍在繼續進行。公社代理第一書記錢慶懷，在他主持的10個大隊中，每天夜裏12點開匯報會，凡是征購任務完成排在後三名的，當夜進行批鬥。據這個片8個大隊統計，被鬥的大隊幹部22人，小隊幹部39人，作業組長44人，當場打死1人，打後死去的7人。對講實話的幹部一律扣上“否定成績”、“右傾分子”的帽子，進行無情鬥爭。葉莊大隊黨支部書記劉炳智說沒有糧食，征購任務完不成，當場被鬥，四個人抬起劉的四肢，像“打夯”一樣往地麵上摔打，鼻流血，腰被摔傷。40年以後，我到息縣采訪，這裏的老農民還記得這位錢書記。老農民說，錢慶懷原來是副書記，公社書記熊永寬到縣裏開會去了，讓錢留下來搜糧食，他帶領十員大將（公社武裝部長等打手），一個大隊一個大隊地搜，有一點糧食就弄走，搜走了上萬斤糧食，因此他有“政績”，由副書記升為代理書記。息縣在反瞞產私分的鬥爭中，對被鬥對象施行了慘無人道的刑罰：捆綁、吊打、揪頭發、炒鹽豆。
我在調查中發現，山東、甘肅在反瞞產中也有這種刑罰。什麽叫炒鹽豆？1999年，我問了不少河南人和山東人都說不知道。2000年8月，我在甘肅省通渭縣找到了一位被炒過豆子的老幹部，他向我介紹了這個刑罰的情況：執行者有很多人，他們站成一個圓圈，被炒的人（一個或多個）站在中間，四周的人把他們從這邊推到那邊，又從那邊推到這邊，這樣不停地推來推去，被炒的人倒在地上，再命令他站起來繼續“炒”，直“炒”到站不起來被抬出去。一些有心髒病的人被“炒”死了。四川省把這種刑罰稱為“洗毛芋頭”。
據不完全統計，在反瞞產過程中，息縣全縣共打死、逼死群眾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成重傷以後致死的360人，自殺的479人。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據防胡公社9個大隊統計，29個幹部打死群眾91人。大隊支書王心月親自打過150多人。副支書朱炳堂手拿皮帶見人就打，打過44人，打死人數未查清。大隊團支書王鳳才共打過36人，據群眾反映，他打死了16人，他自己隻承認3人。
1959年冬天，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原稱衛星人民公社）第二任黨委書記郭書誌（第一任書記陳丙寅被上級派遣組成“中國嵖岈山人民公社農業代表團”出訪印度）接任時，糧食已被征購一空，他正發愁沒糧食吃的時候，接到了地委書記路憲文的電話，路書記火冒三丈地吼：“當前糧食問題上兩條道路的鬥爭十分激烈，你死我活。大豐收是客觀存在的，是事實，不承認是不行的。嵖岈山人民公社是聞名全國、全世界的地方，怎麽也發生鬧糧問題？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必須狠狠打擊鬧糧的不法分子。私分瞞產是普遍的，多數是在幹部有組織有領導下進行的，他們藏糧食從天空到地下，從山坡到河溝，從村內到村外，這是造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要開展對觀潮派、秋後算賬派、極右派的鬥爭，不要手軟，要狠狠地鬥，狠狠地批，把糧食挖出來。明天，你們遂平縣要組織一個挖糧報喜的高潮，向地委報喜。否則，以違犯黨的組織原則論處。”
在路憲文的命令下，遂平縣委書記蔡中田急忙趕到嵖岈山人民公社，對郭書誌說：“開會，召開三級幹部會，快。”很快，全公社的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集中到公社辦公處前的空場上。他們的講話很嚴厲；“我們要下決心、下狠心把糧食挖出來，不留一點死角。該鬥的鬥，該捕的捕，不能手軟，更不能姑息遷就。誰庇護他們，就連他一塊鬥。”接著分組討論，自報糧食。
勝橋大隊黨支部書記高德，在縣裏召開的三天反瞞產私分大會上嚇病了，在家吃了幾天藥剛剛見好。聽到通知他開會，心裏就很緊張。聽說要留下來討論挖糧食，心裏一急，眼前發黑，一頭栽倒地上，口吐白沫，下意識地說：“沒糧食.....真的......沒糧食......”人們七手八腳地把他抬進屋子裏，仍然渾身發抖。一位叫包根的小隊會計，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對他開展批鬥。包根經不住拳打腳踢，就說生產隊長朱遂平和他本人藏了糧食500斤。朱遂平立即就成了批鬥對象。他開始看不起包根的軟弱，昂首挺胸地站在人群中間。一陣拳打腳踢之後，朱遂平倒在地上，又被人揪頭發拉了起來。有人拿來一條凳子，讓朱用一隻腳站在凳子上麵做“金雞獨立”。沒待朱站好，就有人衝上來一腳踢翻凳子，朱遂平倒在地上。人們衝上去又是一暴打。打過，又讓他做“金雞獨立”。朱被打得血流滿麵，還沒承認藏糧食。於是，就用一根細麻繩把朱捆了個結實，麻繩勒進肌肉裏，再把繩子搭到樹上，使勁一拉，朱遂平就被吊在空中。不到一袋煙的功夫，朱遂平滿臉豆大汗珠往下滾，臉呈豬肝色。朱遂平開始求饒：“放了我吧，我說，我全說。”參加會議的生產隊幹部看到這勢頭紛紛交待：這裏藏糧食多少萬斤，那裏藏豆子多少萬斤。三級幹部會大獲全勝。中共遂平縣委立即向信陽地委報喜：三天挖出糧食45900多斤。會後按照大家交待的去挖糧，一兩糧食也沒有找到。
1959年12月，已經是餓死人最多的時候了，河南省委還念念不忘征購任務。省委副書記宋致和12月4日給省委的報告中寫道：農村生產情況很好，“在逐步認清農村階級鬥爭形勢、強調依靠貧農和下中農、發動群眾深入工作後，部分縣（新蔡、上蔡、汝南）的征購進度有較快的進展，完成了任務，而有些征購進度仍然遲緩，至今完成情況很差。”他認為“沒有完成任務的原因大致可分三種”，一是大豐收，征購任務不重，能夠完成任務，基層幹部存在思想問題；二是有思想問題，也有工作問題；三是工作努力，但生產差。他認為“凡是大隊和生產隊貧下中農占優勢、掌握了領導權的，既能完成征購任務，也能安排社員生活；凡是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為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篡奪了領導權的，瞞產私分嚴重，既不肯完成征購任務，社員生活也沒有很好安排，因為他們瞞產私分的真正目的是要搞垮食堂。”，不過，宋致和在這個報告中還是拐彎抹角地為農民說了兩句話：“這些地區目前不應該單純地抓糧食征購了，必須全力轉為抓好分配，安排好社員生活，．．．．如果再硬突糧食征購，就有脫離群眾的危險。”
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灣大隊，農民的口糧、種子、飼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夥斷炊。食堂停夥以後，大隊幹部還規定“三大紀律”：不準社員家中冒煙，不準挖野菜，不準外逃。大隊組織了一個由12個人組成的搜查隊，對社員家三天搜查一次。這個大隊25個黨員中，有21打過人。社員稱大隊辦公室是“閻王殿”。全大隊原有346戶，死絕了的有39戶，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餓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中共河南省委事後報告：“全區大隊以上的幹部共有5萬人，犯有種種違法亂紀的幹部估計不下50％，一時打人成風，成千上萬的人被打死、逼死、打殘，絕大多數公社、隊設立監獄和勞改隊，亂捕、亂扣成風。”
4、恐怖的饑餓和死亡
糧食強行收走了，1959年9月份就出現食堂缺糧現象。當時就多吃菜，少吃糧，勞動力吃糧，非勞動力吃菜，一天吃一頓或兩頓，後來有的食堂幾天吃一頓。到了10月和11月，食堂普遍停夥。11月中旬，潢川縣桃林公社12個大隊122個生產隊的291個食堂，缺糧的為100％，斷糧80多天。吳集大隊在9月中旬（農曆8月13，離中秋節兩天）就停止向食堂撥糧食，10月中旬全大隊所有食堂全部停夥。全公社連一棵活的榆樹也沒有，全被吃光。桃林公社從1959年9月有7645戶，34897人，其中男15349人，女19548人。1960年5月剩下6953戶，29438人，其中，男14349人，女15044人。人口死亡5459人，死亡率為15.64％，絕戶692戶，絕戶率為9.27％。何陂大隊死亡率為24.9％，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49％。斷糧80多天，斷糧後社員先瘦，後浮腫，再瘦，直到死亡。瘦弱死亡者臨死時吐水。兩種死亡的特點是死時不發燒，反而體溫下降，臨死時都能吃東西，有的甚至大喊要吃飯。吳集大隊馬路生產隊社員楊春山，怕兒子沒人管，在自己即將死去的時候，把兩個三四歲小孩扔到坑裏淹死，以後自己死去。群眾死亡率達14％以上。
在斷糧以後，公共食堂尋找了各種代食品：
吃稻草。稻草是喂牛喂馬蓋房搓繩的材料。現在，人們先用鍘刀把稻草鍘碎，放在大鍋裏炒幹焦，再放在石碾上碾成碎末，再用石磨磨，磨完再過籮成麵狀，再摻上百分之三十紅薯幹麵再做成窩窩頭。
吃玉米杆。玉米杆是農民燒火做飯的燃料，平常年景連牲畜也不吃，現在也成了食品。吃的辦法是，去掉外皮，放進鍋裏炒幹切碎，磨成麵，摻上紅薯幹，做成窩窩頭。
吃白鷺屎。白鷺是一種水鳥，以魚為食。屎呈青白色，不臭。饑餓的人們把白鷺屎挖回家，用水洗洗，放在鍋裏蒸熟了吃。
野菜、花生芽、老鼠、麻雀、草根、樹皮、蚌殼、棉絮等都是很好的代食品。
1999年9月，當年新華社常駐信陽記者魯保國陪我到信陽了解當年情況，他回憶：“1959年下半年我乘長途汽車從信陽經羅山到固始，從車窗向外望去，看到路旁的溝裏一具一具的屍體。車上的乘客誰也不敢談論餓死人的事。在羅山縣城西門外我看到一具屍體，就給羅山縣委打電話反映了情況。光山縣餓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餓死，成了絕戶。雖然到處有餓死人，但領導幹部還是大吃大喝。我住在固始縣委招待所，縣委書記楊守績請人吃飯，喝皮絲湯。”
我問魯保國：“作為新華社記者有責任向中央反映情況，你為什麽不寫‘內參’呢？”他回答說：“親眼看到說真話的人受那麽多的摧殘，我哪敢寫‘內參’？”
1999年9月10日，在信陽獅河賓館，71歲的餘德鴻（1959-1960年任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的秘書）向本書的作者回憶說：
糧食被征購走了，秋收剛過農民就沒糧食吃。我們到遂平縣石寨鋪檢查農業生產，路經青石橋大隊，想住在這個大隊裏。大隊長慌得不得了，我們說：“簡單一點，隨便弄點吃的就行。”一直到晚上9點半他才端上吃的來，是幾塊南瓜做的糊糊。大隊長說：“瞞也瞞不住了，你們不來我們南瓜糊也喝不上了。食堂停夥幾天了，我找遍了全村才找到這兩個小南瓜紐紐。”我們到息縣東嶽廟公社王廟大隊，已經下午5點半了還沒有人下地。為什麽不下地？農民說：“今天的飯還沒吃呢！”我們還看到兩棵榆樹被砍倒，樹皮被剝光，有人還一邊剝一邊吃。第二天到唐坡，高梁還沒有打苞，就把秫杆青的吃了。這還是秋收過後不到一個月的情況。以後的情況更慘了。不久，食堂基本都停了。到了農曆10月草根樹皮吃光了。以後就大量餓死人。我家在淮濱縣防胡，回去兩次。陰曆年前從包信到防胡幾公裏路邊看到6具屍體，回到離我家5公裏的防胡兩邊死人一片，100多具屍體在野外沒人埋，走到河塘兩邊的葦塘裏，又看到100多具屍體。外麵傳說屍體被狗吃了，還說狗吃人吃紅了眼。這是不符合事實的，狗早被人吃完了，那時哪有狗？
開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門板上用牛拖走，後來就抬不動了。防胡西邊的劉長營村，一家姓楊的，大人死了沒抬出去，剩下3個8-12歲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屍體維持了幾個月。後來從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頭，孩子說人的腳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陽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上寫的是38萬多人（本書作者注：信陽地方誌上寫的是48.3萬人）。據中央調查組李堅、李正海兩位處長在這裏調查，向中央報告是105萬人。我認為，105萬這個數字不算多，我是淮濱人，這個縣40多萬人死了18萬，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萬人死了2萬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隊吳寨大隊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產隊共75人，1959年冬天兩三個月就死了38人，我家裏死了6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繼子。
我采訪餘德鴻兩年以後，他給我寄來一份他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回憶，其中寫道：
在全地區18個縣市中雖然有好有壞，災情有輕有重，餓死人有多有少，但懸殊不是很大的，沒有餓死人的社隊是沒有的，沒有餓死人的農戶比例也不是很大。我對淮濱縣的情況了解得更多些，因為我不僅是淮濱縣人，五十年代初期,我還在那裏擔任過土改工作隊的大隊長、區團委書記、縣委秘書、縣委委員、副縣長等職。記得當時淮濱縣有50萬人左右，有人說死了18萬，也有人說死了16萬或17萬，占總人口的30％左右。但從我家住的防胡公社來看，說全縣的死亡30％不算大。據原防胡公社黨委書記熊任寬回憶，防胡公社5萬人左右，共餓死了2.2萬人。占總人口的40％多。其中吳砦大隊（我家那個大隊）死亡人數占人口的52％。小餘莊生產隊（我的祖居之地）共12戶、75口人，共餓死38人。馮莊大隊小李生產隊13戶人家死絕了9戶。黃崗大隊馬樓村原有400多人，餓死了300人左右。楊圍孜大隊王莊生產隊207人，餓死107人，其中死絕了6戶。原地委黨校副校長李心龍在老家的共有6口人，死了4口。總之，凡是我所了解的村莊，死亡人數差不多都占半數左右.....我於1959年12月份在回家的路上，僅包信到防胡的9公裏的路旁，見到屍體約10具左右，其中，有的臀部及大腿上的肌肉已被割去，可能是被人吃了。我感到極其難過。從防胡回家的4公裏的路旁，發現了更為嚴重的問題。在防胡西的幸福河沿岸，發現大片屍體，可能有百具左右。走到何砦村西的葦塘附近又發現一片，數量也很多。...人吃人的情況幾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慘事例，我實在不忍心再說了。
圖1-2：餘德鴻、餘文海等照片
1999年秋，我到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見到了70多歲的老農民餘文海和他的兩個兒子餘海龍、餘海濱。家裏空空的，餘海濱在北京打工，剛回來秋收。餘文海當年是小隊會計。他回憶說：
我爺、我娘、大爺、大娘、奶奶、兩個妹妹、一個娃子全都餓死了。村西頭一個坑裏埋了上百人。那時四個莊一個食堂。餘莊、高莊、蔡莊、徐莊都集中在餘莊吃飯。鍋拿走了，家裏不讓做吃的，連燒開水的東西也沒有，隻好用搪瓷缸燒開水喝。在家裏想弄點野菜吃也難。有的家餓死人不抬出去，放在家裏用被子蓋起來。為什麽放在家裏？一是沒有力氣抬，二是想留個名額還可以在食堂領一份吃的。屍體在家裏放一個冬天，鼻子眼睛被老鼠啃了。人吃人的現象不是個別的。我也吃過人。那是在大隊姚莊，我找生產隊長姚登舉開會，在生產隊辦公室我聞到肉香。他說：“吃肉吧。”我問：“啥肉？”他說：“死豬肉。”我揭開鍋夾一塊放在嘴裏，軟軟的。我說： “這不是豬肉。”他說這是別人割的死人肉，是從地裏死人身上片下來的，他拿來一塊煮著吃。（談到這裏，送我來采訪的司機小陳問：人肉好吃嗎？餘文海回答說：蠻好吃的！就是軟一點。）高莊生產隊的高鴻文有三個孩子，高鴻文到光明港修鐵路去了，他老婆把三個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麵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餓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來片去，外麵的死屍有的隻剩下骨頭架子了。那時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個別的。那是冬天，死屍放在外麵沒有壞。
餘文海說，冬天過後，將死人都埋在村邊的一個大坑裏（這個坑是1958年挖的，原來是作別的用途）他領我到這個大坑邊，指給我看。我順著他指的方向看去，是一大片長滿了莊稼的土地，看不到任何痕跡。誰也不會想到，在這一片令人悅目的綠色下麵，竟有幾百具餓殍的屍骨！不過，在原來的大坑附近，人們種了幾棵樹，已經長得很高了。隻有這幾棵吸收了餓殍營養的大樹留下了曆史的記憶。
圖1-3 死人坑上的大樹
河南省的檔案資料留下了很多餓死人的記錄。
中央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稱，據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據工作組調查，實際死亡人數可能還要多一些。
報告稱，死亡人數中男多女少。據1959年9月底統計，全區共有人口8042097人，其中男4081717人，女3960380人，到1960年4 月統計，全區實有人口7647874人，其中男3769499人，女3878379人，改變了原來的男多女少的情況。固始縣死亡的人數當中，男的占72.3%，女的占28.7%。另據平輿、汝南等8個縣死亡人數統計，男的占56.6% ，女的占43.4%
報告稱，壯年勞動力死亡多。潢川縣死亡人數中，青壯年占54.7%，固始縣青壯年占67.9%，淮濱縣6大隊死亡的1464人當中，勞動力占54.2%。與此相關的是造成很多孤兒。僅固始縣七一公社就有370多名孤兒，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就有200多名孤兒。
報告稱，各地有一些死絕戶。據潢川縣仁和公社的陳灣、楊集、彭店等5個大隊統計，死絕戶為238戶，占原有2373戶的10%。陳灣大隊因死亡人數過多，把原有的51個村莊合並為41個村莊。
報告稱，社員比基層幹部及其家屬死亡率高。據淮濱縣橋溝公社的萬圍、左圍大隊統計，萬圍大隊、生產隊幹部死亡占8.8%（204人，死亡18人），社員1515人，死亡404人，占26.7%；左圍幹部死亡占11.8%，社員死亡占15.24%。該縣城郊公社楊波大隊共有156戶,沒有死人的31戶,其中幹部13戶，炊事員4 戶，磨麵的1戶。該大隊前店生產隊共31戶，沒有死人的6戶中就有幹部5戶，炊事員1戶。
“五類分子”（即曆次政治運動中定的地、富、反、壞、右）比勞動群眾死亡多。據上述左圍大隊統計，該大隊貧農死亡人數占總人口的13%，地主富農死亡占其總人數的31%，壞分子214人，死亡8人。
信陽餓死人最多的時間是1959年10月到1960年1月這4個月。1月後還在繼續餓死人。
省地縣聯合調查組潢川縣傘陂寺公社小組1960年6月3日提供的報告稱：
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全公社共死亡人口6668人，占該公社總人口的比例為14.5％，談店大隊黃營生產小隊小黃營食堂原是四個村莊21戶、96人，死50人，占原有總人口的53％，死絕了兩戶，現在這四個村莊並為一個村莊。徐營子一家4口人，大人先死，沒人埋，後來兩個小孩也死了，四具屍體整整放了十幾天。傘陂寺大隊陳寨生產隊楊大圍子小隊原有23戶、119人，死51人，死絕3戶。由於死人太多，沒死的人沒有力氣，死人沒有人埋。楊有蘭一個小孩死在食堂裏整整放了十幾天。後來還是支書程林德找人在一個坑裏埋了36具屍體。
全社10月半開始停夥，到12月7日，共停夥53天。縣裏幹部都知道，不敢說。
朱崗食堂，37戶，共138人，死亡47人，死絕5戶。沒死人的戶是幹部、會計和勞動力多（挖野菜的人多），死絕戶是勞動力少，沒人挖野菜。
原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在《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中寫道：
信陽五裏店村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將其四五歲的弟弟殺死煮了吃了。因為父母都餓死了，隻剩下這兩個孩子。女孩餓得不行，就吃弟弟。這個案子送到我這裏我很難辦。法辦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還是把這個小女孩抓起來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來也是餓死，不如讓她進派出所，還有口吃的。
《百年潮》發表張樹藩這篇回憶時，刪去了這一段。本書作者依據張樹藩夫人李瑞英提供的原稿補上這一段。
信陽死人數量最多的是光山縣，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濱縣。信陽的老幹部對本書作者說，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地委書記路憲文的小車是從死人的屍體旁邊開過去的，但他們卻沒有向上反映情況。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調查報告說：“光山縣死亡人口占全縣總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樹大隊死亡60％以上，潢川縣雙柳公社新華大隊死亡65％以上，13個村莊沒有人煙。”
餓死這麽多人，沒有人哭。死屍冬天沒處理。一直到春節發糧食，公社出麵組織人，一人發一副手套往土井（1958年挖了不少這樣的井）裏拖，屍體都變形了也分不清誰是誰，拖到一個土井裏集體埋了，一般是一個土井埋100多人。
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寫的關於息縣的報告中說：
據縣委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縣共死亡104，523人，占全縣原有人口的14％，．．．．．實際上死亡人數不隻此數。這是因為，第一，時間上卡頭去尾，實際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還在餓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數界限定得過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納入了正常死亡。我們估計息縣死亡人口在12萬到14萬之間。縣公安局統計數是13萬。人死了，就合並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莊5489個，現在隻有4805個，減少了639個。.....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社員張文儒於去年11月間到野外剜屍體當牛肉賣，每斤3角，被發現後遭毒打致死。貧農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間到墳地扒屍體，因與中農社員王振宇爭奪屍體，李世平父子將王振宇打死，並將王的屍體抬回家煮吃，被幹部發現，用刀背對著李的頭部狠打，當即致死。.....陳登常，38歲，息縣項店公社人，中農成份。去年11月29日，將他病重的6歲親生女兒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將隊裏的兩歲男孩屍體吃掉，被捕後判20年，已死於獄中。
在群眾大量餓死的時候，幹部多吃多占的情況比較普遍，淮濱縣湯坡大隊前店生產隊的社員說：“我們餓腫了，幹部吃胖了。”就是這個湯坡大隊，在1959年10月上旬，每人每天半斤紅薯，另加紅薯葉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0月21日到11月25日，每人每天四兩紅薯和少量的紅薯葉，11月26日到12月上旬，全吃青菜，大人一碗，小孩半碗；12月中旬，5天時間每人一天隻吃一頓菜，在這以後連續停夥五天。就在這種情況下，抗旱20天，每天隻睡兩三小時。省委檢查中心桃林小組《關於潢川縣桃林公社因生活安排不當發生死人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潢川縣何陂大隊死亡率24.9％，其中勞動力死亡率為49％。全大隊60個生產隊幹部隻死兩個人（群眾反映這兩人是好幹部，沒有多吃多占）。23個大隊幹部不僅沒有一個死亡，而且連浮腫病都沒有（後來查明，大隊幹部自去秋以來，到1960年5月13日，多吃和往家裏拿，計牛豬肉3000斤，鴨子300餘隻，魚150斤，羊15隻，香油570斤，糧食5000多斤）。
由於反右傾，幹部們都不敢說真話。信陽專署機關黨委書記李文耀，其妻姓文，回老家看到煮人肉吃，她沒有吃，帶給孩子吃。李文耀的父親餓得走不動了餓死在街頭。但李文耀還是說形勢大好，還積極批判張樹藩、餘德鴻。餘德鴻說：“你老婆吃過人肉，你爹餓死了，你還批我，你有人性沒有？”
信陽地委副書記王達夫分管反右傾運動，態度很堅決，整人很厲害。他是新蔡縣人，新蔡餓死人不少，他家不少親戚到他家，他是知道真實情況的，但他反右傾越反越有勁。信陽事件以後他還是當地委副書記。餘德鴻等到省委告他，說他在信陽事件中有責任，省委才給他記過處分並調動工作。
就在信陽大量餓死人、人相食普遍發生的時候，《河南日報》還宣傳形勢一派大好，連續發表七篇“向共產主義進軍”的文章。
餘鴻德說：當年信陽庫裏有糧10億多斤，當年產量29多億斤，共40億斤。守著這麽多糧食還餓死人，真不應該。如果開倉放糧，就不會餓死人。後來還是信陽自己庫裏的糧食解決的，沒有從外麵調糧食。饑民看著糧庫裏有糧，也沒有人想到搶糧食。有的農民坐在旁邊等著政府開倉放糧，他們坐在糧庫旁邊喊：“共產黨，毛主席，救救我們！”有人就餓死在糧庫旁邊。
尤太忠將軍是光山縣人，他老家餓死人最多。他回家探親後回部隊說了真話，挨了批評。湖北省長張體學是新縣八裏畈人，他家有親戚餓死了，他回家看過，回去反映過情況沒起作用。在那種體製下，連這樣的高官說真話都沒人聽，老百姓就更沒有地方說話了。
信陽到底餓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統計數是436882人，10月的統計數是549171人，12月的統計數是100萬人：
中央調查組引用的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
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是這樣寫的：“據今年10月分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區總人口840萬人的6.54％。死人最多的是光山、固始、息縣潢川、商城、正陽、羅山等7個縣。在全區4473個生產大隊中，人口死亡占總人數20％以上的有520個大隊，其中有些大隊死亡人數占50％以上。光山死亡97154人，占總人數的19.87％，死絕戶5639戶。”
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在1960年12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常委會上說：“整個死亡數字還在增加，破壞實在嚴重，800萬人死了八分之一的樣子。”
1999年以後，我在信陽、鄭州、北京訪問了當年信陽事件的當事人，他們幾乎一致地認為，信陽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是100萬人，可能更多。
5、成千上萬的人被活活打死
本書前麵已介紹過，在反瞞產私分中打死了不少人。此外，餓得沒辦法的農民如果偷吃了一點東西就可能被活活打死。講真話的，不聽話的，都有可能被活活打死。
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寫的《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光山縣和潢川兩縣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光山縣被打死的1008人中，縣委書記處書記一人，大隊幹部4人，小隊幹部47人，黨員11人，團員61人，基本群眾848人，“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87人。
楊蔚屏報告說，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6月，光山縣的53個生產大隊被打死的群眾就有404人（其中活埋1人），這404人當中，生產隊以上的幹部199人。幹部打社員更是家常便飯了。潑河公社陶灣大隊，11個大隊幹部、16個小隊幹部打過社員。支部書記黃某，在正月十五這天早晨就打了社員47人，並把一位縣人民代表活活打死。斛山公社團委書記胡某親手打過92人，並用“點天燈”的殘酷手段燒死2人。
我采訪的當事人說，楊慰屏提供的數字比實際情況要小。
中央調查組成員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三人1960年10月9日提供的關於息縣的調查報告描述了當時的慘狀：
據不完全統計，全縣共打死、逼死社員1065人，其中，當場打死226人，打後死亡360人，被逼自殺479人。其中，基層幹部被打死29人，打殘46人。
夏莊公社羅圈子大隊隊長楊某和統計員羅某於1959年11月28日，將偷耕牛的7名社員用一根鐵絲穿7個人的耳朵，每人披上牛皮，在各村遊街，一邊走一邊打。該大隊有兩名社員因殺牛被打死。
張陶公社溫圈子大隊三個幹部打死8名社員。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劉寶和生產隊社員趙強，餓得兩腿浮腫還得趕著牛下地幹活。他在地頭昏了過去。醒來，他爬到收獲了的玉米堆裏，大口大口地吞吃已經幹得發黃的玉米葉子，把嘴紮得直流血。他意外地發現一個沒有收盡的玉米，如獲至寶，想起家中餓得奄奄一息的小孩，他強忍饑餓，把玉米藏在懷裏。誰知被隊長閆某發現了，閆某把趙強捆了起來，手拿扁擔沒頭沒腦地往趙強身上打，打得鮮血直流。打了以後還讓趙強幹活。趙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剛走到地頭，就一頭栽倒地上死了。
一天夜裏，遂平縣嵖岈山公社李堯大隊死了一頭老母豬。飼養員宋和看到四下無人，就把死母豬扛回家裏。用刀子一開膛，發現豬肚裏還有12隻粉嫩的豬娃子。宋和十分心疼。他想，先把豬娃子吃了，把母豬埋起來以後慢慢吃。然而，他還沒動手，大隊長翟某帶了一夥人闖進來，二話沒說先劈頭蓋臉地給宋和一記耳光，打得宋和滿嘴流血。接著把他五花大綁送到大隊部，吊在大隊辦公室的梁上。大隊委員們連夜把母豬肉吃了，宋和被吊了一夜，疼得大叫也沒人理。第二天，宋和脖子上吊著豬娃子和豬頭，被隊幹部押著遊街示眾，一邊遊一邊喊：“我是賊，我偷殺了豬。”遊街一天，宋和滴水未進，倒在路旁死了。
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韓樓大隊一個老頭餓得沒辦法，偷殺了一隻羊，煮到半熟時，被民兵營長發現了，當場被抓了起來，把羊肉用布包上，掛在老頭的脖子上遊街。遊完街後，用繩子捆起來吊在樹上。從上午一直吊到晚上。老頭不停地慘叫求饒，沒人理睬。老頭慘死在樹上後，民兵營長把屍體拉到河坡上，蓋上麥杆，點一把火燒了。
嵖岈山公社袁莊大隊飼養員劉誌蘭和袁誌紅，弄死了一頭小豬崽，被生產隊長發現後，一個人脖子上掛一塊豬崽肉遊街。接著開會批鬥。兩人在批鬥會上被活活打死。
1959年11月12日，光山縣城關公社李堰大隊黃西店小食堂停夥兩個月了，全小隊社員共同商議，把本隊一頭牛殺了分吃，由隊裏17名社員執行。此事被大隊幹部發覺後，率領打手隊，把17名社員綁到大隊部，一起吊起來毒打了一整天，劉太國、黃蘭友、黃國孚、王申喜、王聲召、王元福六人被打死。
喬培華根據檔案寫的《信陽事件》中記錄了光山縣槐店公社大樹大隊發生的事例：
1959年11月8日，幹部發現徐灣小隊社員方正義家中有一小塊牛肉，方正義立即遭到毒打，6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25日，晏灣小隊社員胡德厚，沒有按幹部派的活去拔菜，遭到殘酷毒打，兩天後死亡；
1959年11月＊＊日，晏灣小隊社員晏家心，因欠隊裏款未還，遭到毒打，5天後死亡。晏的妻子黃秀英在家裏炒麥子吃，被幹部抓住，以偷糧的罪名開群眾鬥爭大會。然後將黃捆綁，用冷水淋凍，不久死亡。家中5個小孩，除14歲的大女兒逃到親戚家外，其餘4個全都餓死；
1959年11月20日，韓灣小隊社員阮祥海，因沒有聽從幹部的安排去撿牛糞，遭到捆綁毒打後不讓吃飯。阮餓得沒辦法，到食堂拿點花生米吃，被當場打死。
河南打人的情況如此嚴重，是因為從中央到省裏製止不力。早在1958年，長葛縣坡胡人民公社有一封群眾來信送到了毛澤東手裏。信中反映，該社的社隊幹部打人罵人現象十分嚴重，被打的不僅有普通群眾，還有黨、團員和隊幹部，許多人偷跑在外。沒有打人的幹部被扣上了鬥爭性不強的大帽子。1958年11月29日，毛澤東將這封信批給吳芝圃。在批語中，毛澤東雖然提出要處理，但態度極不堅決。怎樣處理呢？他寫道：“要分析原因，講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態度去公布和處理。處理要細致，否則犯錯誤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較輕微錯誤的同誌們，會感到恐慌。”他這裏說的“犯了錯誤的同誌們”就是打人凶手。毛澤東怕這些人恐慌，不怕老百姓恐慌。
1999年秋天，信陽一些老幹部向本書作者回憶說：“你不打人，別人就打你。那年頭，打人是一種勇敢行為。打人打得越狠，就越證明你立場堅定，對共產黨忠誠。不打人不是好人。不打人你就是右傾分子，馬上就有人打你。”
6、各級黨委都極力掩蓋死人真相
農民挨餓，還向外封鎖消息，不讓向外麵寫信，所有的郵局都由公安局控製了。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有一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3個黨員給河南省委寫了一封血書，請求省委救救他們村裏的農民。這封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扣壓，並下令查處。光山縣一位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結果這個醫生被逮捕法辦了。為了防止饑民外出走漏消息，各縣縣委常委分片包幹，分頭布置，嚴防死守。縣城四門持槍守衛，公路要道設崗把關，縣境沿邊流動巡邏，汽車站由警察把守，長途汽車要求黨員隊長駕駛。各公社按縣裏要求，派民兵在村頭設卡，如發現有人外出，就奪走隨身攜帶的東西，甚至剝下衣服，進行拷打。信陽靠近鐵路，南北有兩個火車站。鐵路公安局兩個局長，分別把車站看住了，農民隻能在家裏等死了。
把外流社員一律稱作“流竄犯”，強行收容關押勞改。信陽市設立了數百個收容站，先後共堵截外流人員19萬人，被強製收容後又不給飯吃，饑餓、拷打和虐待，使各收容站人員大量死亡。
光山縣白雀公社楊砦大隊的幹部，組織10名基幹民兵攔截逃荒群眾。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春節，共毆打來往社員40多人，其中打死12人，剝掉了195人的衣服。潢川縣設立收容所67處，把外逃者抓到裏麵後過三關：一審訊，二搜查，三毒打，然後是強製勞動，不給飯吃。這67個收容所共收容外逃人員9330人，在收容所裏毒打致死、致殘2195人。城關公社一位綽號叫李瞎子的人說，他在城關收容所裏，就看到死了300多人，每天抬出的死人少則3人，多則10人，有的還沒斷氣就抬出去扔了。城關公社社員婁家緒說，1959年冬，省委檢查團要來的時候，孤檢查團發現收容所裏有死人，前一天就抬出去87個，其中有4個沒有斷氣。
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是有中共中央文件為依據的。1959年3月，餓死人的情況已經大規模發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製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份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製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並隨意處置“盲流人員”了。
為了掩蓋真相，不惜殘酷打擊向外麵透露情況的人。1960年8月以前，息縣全縣反映沒有糧食吃的人民來信58件，其中6件匿名信當“反動信件”交公安局偵破，有一封是寫給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匿名信，經對筆跡定為汝南銀行幹部鄭連邦，立即將他逮捕。1960年3月12日衛生所的幹部王啟雲寫信給黨中央，反映餓死人的嚴重問題，要求中央仿照“包文丞陳州放糧”，公安局偵破後，對王啟雲進行殘酷的批判鬥爭。
信陽地區婦聯主任李瑞英（專員張樹藩的夫人），到西平縣看到餓死人，還聽說有吃死人屍體的情況，想向在華北局工作的老戰友李雪峰反映。為了不被人發現，她先給李雪峰的夫人翟英寫了一封短信：“你們在家嗎？如果在家請速回信，我有重要事情告訴你們。”這封信第二天就退回來了。李雪峰是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政委，像他這樣的高級幹部都沒有通信自由，可見極權製度的嚴酷。光山縣郵局發現一封寄往北京的匿名信，內容是反映光山餓死人的情況，公安局就追查寫這封信的人。郵局櫃台的營業員回憶，發這封信的人是一個女的，臉上有麻子。公安局就在全縣範圍內抓女麻子，讓所有的女麻子都到公安局報到，一個一個地檢查，結果還是沒有找到。事後才知道，寫信的人是一位在鄭州工作的女子，回到家鄉光山縣（一份資料說是潢川縣）探親看到餓死人，才寫了這封信。
我1999年到河南調查時，在一些老人中傳說張鐵匠冒死上訪的故事。後來在檔案館中我才得知這件事的詳情。張鐵匠即河南省民政廳辦公室副主任張富，鐵匠出身。他1959年12月到信陽調查生產救災情況。他先後兩次把所了解的情況向省委書記宋致和和省委常委兼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匯報過。張富在潢川縣了解了仁和、雙柳兩個公社。仁和公社楊樓大隊有1900多人，當時死了300多人，雙柳公社從1959年10月1日到12月26日死亡2363人。張富把所了解的上述情況寫成書麵材料，打印後分送潢川縣委、省民政廳和劉名榜，並於12月底向宋致和與劉名榜作了口頭匯報。
春節期間，張富又以拜年為名，到劉名榜家中反映信陽死人的情況。劉名榜裝作打盹，隻說了一句：“工作上有錯誤，以後寫個報告吧！”張富很著急，準備向中央反映。張富找到省檢察院副檢察長肖劍波，表示了向中央反映情況的意思。肖怒氣衝衝地說：“下麵不是你說的那個情況。誰欺上瞞下？你到中央去告誰？”第二天，張富偶爾見到了劉名榜，劉問張：“你為什麽要到中央告狀？你知道底下的問題沒解決嗎？什麽事都要你過問！”張富準備去北京，受到阻止。先是民政廳的處長找他談話，威脅他，接著民政廳黨支部副書記找他談話，並緊盯著張富一步也不離開。還對張富說：“省監委來電話，不讓你去中央，已經通知了公安部門，你想走也走不了。”後來民政廳趙廳長勸張富休息。第二天，張富去火車站買票，又受到阻止。
餓死的人越來越多，不顧各種阻力向中央反映情況的人也越來越多。1960年4月初，身為監委書記的劉名榜看到已經掩蓋不住了，不得不向中央監委反映了固始縣餓死人的情況。
為了掩蓋餓死人的情況，農民餓得走不動了，還不能在外人麵前顯出饑餓的樣子，有的地方（如光山縣）不讓走不動的饑民走路拄拐棍。捂是捂不住的，有的信件還是轉到了中央。中央派人到信陽調查。
7、死人事件暴露後還極力捂蓋子
1960年5月。潢川縣傘陂寺公社黨委得知省委工作組即將到來的通知以後，立即召開大隊電話會議，說公社黨委向縣委報的死亡人數是500多人，不準多報。並連夜派人到各大隊進行部署。經過部署的團結大隊當即下緊急通知：“緊急通知：各生產隊長、會計：公社分配我們大隊死亡人數34人，大隊商量，按食堂分配下去，數字不能多，不能少。各隊分配數字如下：一隊4人，二隊5人，三隊5人，四隊5人，五隊2人，六隊7人，七隊4人，八隊2人。”還下通知規定，12歲以下的小孩不能統計。傘陂公社第一次向上報的死亡人數523人，第二次報的是3889人（後又改為2907人），後來省委工作組調查結果是6668人。
統計死亡數字時上級規定“七不算，一不登”：本地人死在外地的不算；外地人死在本地的不算；很小的小孩不算；不在統計時期死的不算；外逃下落不明的不算；重名的不算，可登可不登的一律不登。隨著問題的暴露，死亡人的數字就多了起來。“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亡18000多人，現已初步查明已達8萬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3萬來人，現已增加到近10萬人。嵖岈山公社過去隻報死600多人，現在查明死4000多人，占總人口的10％。”
信陽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揭發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的材料中說：1960年5月，楊蔚屏到信陽檢查工作。地委副秘書長王秉林接待並陪同。使王秉林感到意外的是，楊書記一直沒有提到去冬今春發生的問題。王秉林主動向他匯報信陽死人的問題，楊不表態。光山縣秦河公社書記講公社死人的情況，楊書記還是不表態。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向楊書記反映光山死了38800人，楊書記指示：“弄清死人數字要心中有數，死人的原因主要是災荒，死人問題以後不必再追究了，不必再查了......”
王秉林說，楊書記這次來信陽共10天，除在嵖岈山公社吃了一頓招待飯以外，其餘都是在縣以上的機關吃的，每頓都是五六個菜和一個湯，有肉有雞蛋，還喝酒，看了一次戲和三次電影。
王秉林說，1960年5月，地委向省委書麵報告死人的數字，省委在地委報告上加了“（包括正常死亡在內）”，以圖縮小死亡人數，然後上報中央和下發各縣。信陽地委在自己的檢查報告中認為自己犯的是“方針政策上的錯誤”，楊蔚屏改為“是糧食工作中的錯誤，是主觀主義和工作方法的問題。”楊書記這一改，就把信陽的錯誤性質大大減輕了。
1960年7月的地委擴大會議（即雞公山會議）是捂蓋子會議。參加過這次會議的李瑞英向本書作者介紹：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李立，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劉名榜主持這次會議，信陽地委的領導人和各縣的縣委書記都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繼續肯定“大好形勢”，其目的是縮小信陽事件的影響，掩蓋省委和地委的錯誤，減小省委和地委在信陽事件上的責任。雞公山位於湖北、河南交界處，是著名的避暑勝地。清朝末年外國傳教士在這裏建造了一些避暑的別墅，民國年間被達官貴人辟為避暑勝地。一望無邊的綠色山頭上掩蔭著一幢一幢白色的小別墅。在餓殍遍地的夏天，省地縣的官員們，一邊避暑，一邊為自己開脫責任。麵色紅潤的領導幹部們是麵有菜色的農民用滑杆抬上山的。吃的有雞鴨魚肉，每天睡夠了午覺，吃飽了西瓜再開會。楊蔚屏在會上講：“信陽的工作總的是好的，省委是滿意的。一般地講，地委、縣委、公社黨委的幹勁都很大，熱情高，有力爭上遊的勁頭。錯誤是暫時的，隻要認真總結經驗，接受教訓，潛力是很大的。”“至於死人數字，48萬或者45萬都沒有關係，不是數字少3萬就好，多3萬就厲害。”“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如果上半年搞還搞不下去，現在可以了，可以坐下來解決問題了。因為毛澤東主席給了我們一個指頭的機會。”這是指毛澤東講 “三麵紅旗”中出的問題是“一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有了毛澤東這句話，不管什麽問題都可以說是“一個指頭了”。
插李瑞英老人照片。文件：lmage-17
由於這“一個指頭”的限製，會上不讓徹底揭問題，很多與會者還沒有發言，會議就開始作總結了。接著，由對地委的批評轉為對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等個人的批判。這時，地委黨校副校長嚴仲儒發言，繼續尖銳批評地委的錯誤。楊蔚屏對地委副書記王達夫說：“這個人（指嚴仲儒）觀點不對頭，要跟他談話。”第二天，楊蔚屏在講話中就不指名批評了嚴仲儒。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說：“你們黨校怎麽出了這麽一個副校長？”在嚴仲儒發言之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也發言批評地委。楊蔚屏說：“固始的問題那麽嚴重，他不作檢討，還抓住地委不放。叫他作檢討。”根據楊蔚屏的指示，地委決定，將嚴仲儒的發言交給各小組進行“討論”，叫楊守績在大會上作檢討。在雞公山會議捂蓋子的時候，老紅軍、副省長王國華上了山，他在會上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路憲文，為張樹藩和李瑞英夫婦說話，張樹藩回憶中說：“王國華的發言在會上震動很大，他是第一個點名批評路憲文的，也是第一個為我說話的。”在雞公山會議上，決定逮捕馬龍山，並準備將他判死刑。省委是想用殺馬龍山一個人來表示省委已經對信陽事件進行了嚴肅處理，以減輕自己的責任。
張樹藩的秘書餘德鴻2001年11月9日寄給我的《關於信陽事件的憶述》中是這樣介紹雞公山會議的：
信陽餓死人的問題已經掩蓋不住了，李堅、李振海等花了三個月時間的調查報告中，寫上了餓死105萬人的數字。在這種情況下，省、地委主要負責人心急如焚，從7月20日開始，信陽地委在雞公山召開了常委擴大會議。省委派楊蔚屏、李立、劉名榜參加。原來被打成右傾的幹部對這次會抱著很大希望。希望能揭開蓋子。但是，這次會議還是捂蓋子。麵對這種情況，張樹藩同誌連續做了三次發言（總計長達1.4萬字），揭出了信陽地區的實質問題，從而打亂了會議部署。路憲文、王達夫、延炳玉、武建華等人，背著張樹藩開了秘密會議，認為張樹藩繼續進行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決定將會議轉向集中批張。後在楊蔚屏等的幹預下，才沒有進行。....會議開到8月15日結束，最後將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拘留。
1960年9月底，省委派楊蔚屏、劉名榜再次到信陽。由劉名榜向地委常委傳達吳芝圃的指示：“信陽地區在曆史上工作是很好的，執行了中央的方針政策，成績不小。發生這個問題是一個指頭的問題。就一個時期來說，至多也是三七開，至於廣大幹部黨員，全區壞人也隻占4%－5％，個別嚴重的地方也不過占10%－20％，不會太多。”“信陽地區的問題是一個時期的方針政策有錯誤。”在這個傳達會上，楊蔚屏說：“中央對這個問題是很嚴肅的，省委對路憲文的處理（當時路已被撤消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務）是根據中央指示精神，中央沒指示，省委也沒有權處理他。”
1960年11月，中央派來的李先念、徐子榮、王從吾和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在吳芝圃的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讓張樹藩在信陽步兵學校接待他們。在招待所會議室喝茶時，吳芝圃當著中央領導人的麵對張樹藩說：“樹藩同誌，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知道，把省委蒙在鼓裏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麽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的問題嗎？”對吳芝圃這種虛偽態度，張樹藩毫不客氣地反駁：“芝圃同誌，你真是一點情況也不知道嗎？對我進行了幾個月的批判鬥爭，這不是省委批準的嗎？否則路憲文敢鬥我嗎？既然省委批準的，又根據什麽批的，還不就是根據我在生產救災會上的講話，在地省委估計產量時我說得少，反瞞產私分時我不僅沒反出糧食反而拿出了700多萬斤糧食去給群眾吃嗎？我說幹部強迫命令、打死人是國民黨作風，才給我扣上了右傾帽子進行批鬥。省委批鬥我的根據不就是我反映的意見嗎？芝圃同誌怎麽說一點不了解呢？對我的批鬥不是你安排的嗎？我還找你談什麽？”這時，吳芝圃的臉紅得像一塊紅布，非常難堪。張樹藩還要繼續說，陶鑄連忙阻止說：“不要再說了，我們都清楚了，過去批你批錯了，我們給你平反，不要再說了。
8、中央對信陽事件的調查和決策
據張樹藩回憶，1960年2月，中央內務部郭處長到信陽作過調查，郭處長聽說餓死了20－30萬人，立即回北京作了匯報。“事後得知，郭處長回去以後，向部領導做了匯報，部領導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作了匯報，習仲勳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必武馬上派李堅、李振海兩位處長到信陽地區進行調查。
本書作者從李堅那裏得知，1960年4月，中監委接到河南省監委的報告，派調查組到河南調查，調查組成員有李堅、李振海等人。2001年3月，經過李瑞英老人的介紹，本書作者到萬壽路李堅的家中，采訪了80多歲的李堅。中監委是中紀委的前身，李堅從中紀委副主任的職位上離休。這位老人思維還很清晰，但耳朵聾，交談很不方便。經三次艱難的交談，他告訴我他“三下河南”的情況：
1960年4月8日，王從吾將河南省監委書記劉名榜反映固始的情況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4月12日，中央監委書記辦公會議聽取了王從吾向董必武匯報的全國城市黨的監察工作座談會的情況。據董必武在會上的指示，中央監委派我們去河南固始。
在這之前內務部錢瑛反映浮腫病死人的情況，譚震林批評了內務部，說：“浮腫是不是糧食問題造成的還沒有結論。”所以去河南我是有顧慮的。我帶了兩個人去河南，在省裏見了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他談了一些情況，但談得不多。省裏又派了兩個人，一共5個人一起去信陽。我們5個人都有顧慮：“彭德懷都挨整了，我們還能說話嗎！”到了信陽，地委又派了兩個人，一共7人。我們出信陽，經羅山到潢川，看到在山坡上、水溝裏都有沒掩埋的屍體。
我們到了固始，說死了3萬多人。楊守績在省黨委校學習，我們就住在楊守績的辦公室裏。第二天早晨起來，在固始縣城街上，看到十多個人被五花大綁，用一根繩子穿起來遊街，說是被抓的“流竄犯”，實際是逃荒的農民。
我們到商城，看到還在修水利。縣委副書記告訴調查組，商城死了幾萬人。從商城到新縣（將軍縣），路上看到一個婦女趴在路邊不動，一看，快死了，用手摸她的鼻孔，還有氣，就把她帶到公社，讓食堂給點吃的，活過來了。在光山縣潑河公社，找水利工地上的人談，他們都說家裏死了多少人，公社死了多少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山東肥城人，南下幹部，他說的死亡人數少。從光山縣回到信陽路上，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男青年死在路邊，屍體上趴滿了蒼蠅，天熱了，屍體有氣味。我們回到信陽地委，找到地委書記路憲文，希望他加強救災措施。我問路憲文：死這麽多人，是不是壞人破壞造成的？路回答說：不可能是壞人破壞。他說餓死人的原因是浮誇，加上吃食堂。如果讓老百姓自己去挖野菜，也不致於死這麽多人。專員張樹藩見到我哭了，我問死了多少人，張說40萬。這40萬是公安局說的數字。我怕這個數字站不住，我讓我帶的兩個人在監委會上向各縣監委書記分頭核實各縣死亡人數（後來告訴我105萬）。我再到確山看一看，又到許昌看一看。在許昌停一天就回到鄭州。到鄭州核對，也說信陽死了40萬。在鄭州我住在省委第三招待所，當時毛主席也在鄭州，住在第二招待所。我想，餓死40萬，這是建國以來最重大的事，想找毛主席匯報這事。想來想去，還是沒有去。我在鄭州參加了毛主席接見省幹部的活動。
吳芝圃讓農業書記找我談。我說，路上還有死人，救災力度要加強，水利工程要緩一緩。
我們在河南除調查了信陽以外，還看了其它地方。我認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區一是信陽，第二是南陽，第三是許昌。我們心裏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調查情況寫了一個書麵報告。中監委還沒有上報中央，譚震林就不同意這個報告。他是書記處書記，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的。對這個報告意見不一致，就沒法上報。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於桑等去調查。於桑調查的數字是60萬。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劉少奇批示：“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劉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三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個人。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我從信陽到新鄉了解情況，看到原陽也餓死了人。我親眼看到一個戴皮帽子的人餓死路邊。在原陽我接到電話，中央要我回去匯報。我回北京後，安子文聽了我的匯報，聽完匯報後他給周恩來總理寫了報告。
在這期間，毛澤東也派人作了調查。11月15日，毛澤東在調查報告中批示：“在講大好形勢、學習政策的過程中，也要解決三分之一地區的問題……”毛澤東主席的批示，把信陽事件定為民主革命不徹底，這樣,就把大批基層幹部集中起來“集訓”。
1961年1月，王從吾到中央黨校當校長去了，我又到河南調查。到新鄉、開封，也發現餓死了不少人。還說老百姓暴亂了。到下麵一看，原來一個婦女，說自己是“皇姑”，向群眾說：“解放豬，解放羊，解放糧食散食堂。”這個“皇姑”被抓起來了。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四名幹部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10月24日，李富春將這一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26日上午，毛澤東在李富春送的報告中批示：“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這四名幹部是不是李堅等四人？也許是李堅向我介紹時，大概時間太久，誤將李富春錯為周恩來；也許是從另一渠道的四名幹部送材料給李富春。王從吾、徐子榮1960年12月1日《關於信陽地區封建勢力複辟進行大規模的階級報複情況的報告》上呈的領導人中，有周恩來、李富春，可見，除了周恩來以外，李富春是過問過信陽事件的。河南省委黨校喬培華1990年10月30日上午訪問王從吾記錄提出了與李堅說的大體相同，是中監委通過安子文向周恩來匯報的：
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排除重重困難，直接到村子裏找農民群眾了解情況。這才知道問題太嚴重了，餓死人的數目很大。後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同誌又調查了其他幾個縣，情況同樣嚴重。通過初步調查，查有實據死人數目70多萬。這一情況立即匯報給中央監察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的主要領導，他們感到問題重大，決定當天晚上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信陽的情況，緊接著，中央監察委員副書記王從吾又寫了一個關於信陽事件的書麵報告，上報周恩來。周恩來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的報告後，感到問題的嚴重性，隨即向毛澤東主席談了信陽事件的情況。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緊急會議，通告信陽事件。周恩來在會議上心情十分沉痛地說：“信陽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我有責任，原來沒有一個人匯報，中央不知道。”會議上周恩來決定立即成立中央工作組，馬上深入信陽地區，進一步調查情況，向中央作詳細的匯報。由周恩來親自點將所組成的工作組是高規格的。組長是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王從吾，副組長是國家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他們率領從三個單位抽出來的幾十人前往信陽地區。中央工作組在信陽調查了一個多月，情況比較嚴重的縣基本上都走到了。中央工作組回到北京後，又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一份正式報告並附有零星報告和隨時報告。後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屬單位抽調了一批幹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
從各種不同的曆史資料看，從1960年2月開始到1960年10月，中央不同的部門幾次派人到信陽作過調查，10月份，毛澤東就拿出了基本看法。
毛澤東是怎樣看信陽事件的呢？在中共中央轉發的《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4號）中引用了毛澤東的一句話：“壞人當權，打人死人，糧食減產，吃不飽飯，民主革命尚未成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這個文件一再強調“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複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複”，“要進行徹底的民主革命補課，像土改一樣，把敵人徹底打倒，把壞事徹底揭出來，把領導權奪過來，把局麵徹底扭轉過來”。但是，毛澤東這些話在什麽時候、什麽文件上批的，我還沒有找到。中央調查組王從吾、徐子榮給“主席、總理、富春同誌並子文同誌、中南局陶鑄、任重同誌並省委”的報告稱：“從群眾的控訴揭發的事實看，完全證實了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千真萬確的是反革命複辟，是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地主、國民黨對勞動人民的殘酷階級報複。”
在甘肅省檔案館我看到了西北局張德生（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傳達資料。
張德生傳達說，毛澤東主席1960年10月27日、28日兩次談話，其中談到信陽問題。毛澤東主席說，信陽很多地、富、反、壞篡奪了領導權，為非作歹。三分之二的地區是大好形勢，三分之一是大不好形勢。大不好形勢的地區有三種情況：一是地主封建殘餘鑽到我們隊伍中來了；第二種是我們的人蛻化變質，如信陽地區9個縣委第一書記討了地主的女兒做老婆，成為地主的代言人，隻有一個沒有變；第三種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打人、殺人成性。
劉少奇也曾在一個報告上批示：信陽地主階級複辟了，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讓信陽人民來個第二次解放。地富反壞和國民黨殘餘為什麽能如此猖狂？是因為“民主革命不徹底。”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過去所說的“民主革命”，是革封建的命,革命對象是地主、富農和國民黨反動派。按照這個邏輯，對信陽事件的處理，除了應急的救助以外，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補課”。
實際上，信陽是老區，民主革命不可能不徹底。土改以後省委副書記孟飛曾代表中南局到信陽搞土改複查，結論是肯定的。但是，毛澤東既然這麽說了，下麵就得百分之百地執行他的意見。
於是，在信陽開展了“民主革命補課”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的矛頭直指農村基層幹部。
9、基層幹部承擔了餓死人的責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陽落實中央的精神。李先念是在大別山創建根地起家的，對這裏民主革命是不是徹底，他應當很清楚，但他還是堅決執行毛澤東的意見。看見死了這麽多人，李先念哭了。他說，我一輩子隻流過兩次淚，一次是在長征時西路軍突圍回到陝北，這是第二次。
張樹藩回憶說，在地縣委徹底改組之前，中央派李先念、王從吾、徐子榮、和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在吳芝圃的陪同下來到信陽地委。不久，就對各級領導班子進行了改組。中央和省裏來的幹部親自主持雞公山會議揭信陽的蓋子，搞民主革命補課。說信陽幹部都不行了。中央從各部委抽調452名幹部、省委抽調1844幹部，信陽地委又抽調1483名幹部，一共4779人（另一資料說中央派幹部359人，河南省委派幹部765人，抽調各市縣幹部2986人），來對信陽地區進行整風整社。一開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幾乎在同一時間內，奪取了地、縣、公社、大隊的領導權。由新派來的人任領導職務。對原有幹部進行集訓。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對於一部分有罪行和嚴重罪行的人，已經集訓了8000多人，特別集訓5000多人，鬥爭和批判了10000多人。有些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已經作了處理，其中已經撤職查辦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辦的275人。已經有1327個大隊的領導權被奪了過來，正在進行奪取領導權鬥爭的1621大隊，其餘大隊正在積極進行準備，不久即可訓了有開鬥爭。”李先念說，對這些人要殺一批，關一批，管一批。吳芝圃、戴蘇理親自到固始縣開萬人大會，宣布楊守績是反革命，當場逮捕。為什麽對楊守績特別重視呢？因為在1959年開始出現浮腫病人並有人餓死時，楊守績沒經地委同意就向省委寫了一個報告，反映了真實情況，要求撥給糧食，解決群眾生活問題。吳芝圃這麽重視楊守績，顯然是捂蓋子，掩蓋自己的責任。
大量的農村基層幹部在劫難逃。以潢川縣為例，當時的整風領導小組認為，全縣12個公社中，6個被敵人篡奪了領導權，6個已蛻化變質。在178個大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46個，占總數的82％；部分爛掉的25個，占14％。在1710個生產隊中，全部爛掉的有1100個，占總數的70.3％；部分爛掉的有360個，占21％。潢川縣整風領導小組統計，全縣生產隊長以上的幹部15156人當中，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地、富、反、壞分子有2144人。
中央專案組於1960年11月20日上報了《關於信陽事件專案審查情況報告》，這個報告說：
信陽地區在去冬今春，由於路憲文等反壞分子篡奪了黨政領導，以反右傾為掩護，大搞反瞞產運動，采取亂打、亂捕、亂殺等地主、國民黨的手段，對全區800萬人民，實行了大規模的階級報複，造成了駭人聽聞的恐怖局麵。
信陽的問題，不是一般問題，是一個特殊的問題；不是違法亂紀問題，是地主、國民黨的階級報複活動，....各級黨政組織變成了地主、國民黨進攻人民的大本營。各級領導幹部變成了統治、殘害人民的組織者、領導者和殺人凶手。
報告說，根據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和省委指示精神，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了專案審查，審查對象是縣委書記、書記處書記、縣長、地直機關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幹部，其他應審查幹部由各縣進行審查。報告說，初步審查的情況是：
按上述範圍，現列入專案審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長、地委委員以上13人：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地委副書記王達夫、石富榮、延炳玉、武建華、副秘書長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長王墨林、宣傳部副部長劉培林、工業部副部長賈西雨、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書記劉文彩、孫廣生、淮濱縣委第一書記石紹舉，固始縣委第一書記楊守績、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商城縣委第一書記王漢卿等。
中央專案組將上述人員分三類：第一類是階級異己分子奪了權，共12人，占30％。這些人都是剝削階級出身的人，如羅山縣委第一書記許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農身份混入黨內；第二類是被反壞分子拉出去了的，與反壞分子勾結進行反革命活動，共4人，占10％，如馬龍山；第三類是蛻化變質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紹舉等。
在縣以下的公社和大隊，掀起了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像土改時鬥爭地主一樣，召開訴苦大會，對前兩年為非作歹的基層幹部進行控訴和批鬥。群眾運動一起，打擊麵過寬的問題出現了，有的公社幹部80％、甚至100％地受到懲處。打罵、肉刑的情況也比較普遍。上蔡縣幾千人被打，前兩年幹部處罰社員的幾十種刑罰反過來又加在基層幹部身上。
繼全麵奪權之後，又全麵清理階級隊伍。主要措施是，將原信陽地區的各級幹部，包括正式脫產的國家幹部和社隊不脫產幹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員、會計、炊事員等人，統統集中起來審查。每縣少則數千，多則上萬，機關、學校的房子都關滿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餘德鴻說是40萬人，張樹藩回憶錄說是20萬人。集中起來的人，根據問題大小分別編為兩種班次。問題大的編入特訓班，限製人身自由，門前架著機關槍，在周圍設崗哨；問題輕的編入集訓班，也限製自由和武裝看管，但較鬆一些。
應當說，在極權製度下，本來素質不高的農村幹部的確幹了不少壞事。那些作惡多端的人，也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但是，大饑荒是全國性的事件，是由大躍進以來的一係列方針政策造成的，從更深一層講，是由經濟製度和政治製度造成的，把責任完全推給基層幹部，讓他們作替罪羊，這顯然是不公正的。把中央路線和政策的執行者當成“反革命”、“階級敵人”，而製定政策的中共中央還是“正確、光榮”，始作蛹者毛澤東還是“英明、偉大”，產生饑荒的製度照樣是“無比優越”，這是一種婦孺都能辨別的低級謊言。
從中央派來大員的講話中可以看出當時中央對信陽事件的看法。
1960年12月6日，河南省委召開常委會，王任重（中南局第二書記兼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徐子榮（公安部副部長）、王從吾（中央監委副書記）分別就信陽事件作了重要講話。
王任重說：
這次中央開會，毛澤東主席兩次談了關於革命運動的問題。主席說，不僅社會主義革命沒完成，民主革命也沒有完成。“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還要繼續搞革命。雖然上一次主席就提出信陽問題是敵我問題，但是認識不深刻。這次主席這麽一講，特別是同誌們講了情況以後，認識更深刻了。
聽了主席的指示，到光山縣看了以後，思想才明確了，確確實實縣社都有敵我問題。
現在看來，目前我們認識上的主要危險是什麽？是不是把人民內部矛盾錯誤地當成了敵我矛盾處理呢？不，顯然不是這個問題。如果說我們認識上有錯誤，那就是對明明顯顯的敵我矛盾認識不足，對打著共產黨員招牌的國民黨實行資產階級報複的本質沒看清楚。
國民黨殘酷燒殺搶掠也不過如此。最有名的湖北紅安在10年內戰時期被敵人殺了10萬人。全縣48萬人剩下38萬，但那是10年搞的。比較起來，光山縣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殘酷的情況如果說不是敵人搞的，那就不可理解了。
明明看著群眾死亡，硬是扣著口糧不發，明明看到食堂停夥，也不準群眾家裏冒煙，不準群眾挖野菜，不準群眾出去逃荒，群眾餓得走不動，連個拐棍也不讓拄，對待人民不如牛馬，任意打罵，一直打到死，連一點人性都沒有，這不是敵人是什麽？
要愛人民恨敵人，要領導人民申冤報仇。我看起碼要殺他幾千，甚至殺他上萬。這些人為了保存他們自己，大批殺了我們的階級兄弟，我們非狠狠地殺他一批不可。
在這些地方要進行第二次剿匪反霸，進行第二次土改鎮反，進行第二次民主革命，要發動群眾，打倒敵人搞革命。
為什麽幹部隊伍爛掉這麽多？為什麽“五風如此嚴重？為什麽黨的政策貫徹不力？主席也問過我們，是不是搞了以後還會再犯？我們說，真正采取革命的辦法，充分發動群眾，搞好了，幹部群眾覺悟提高了，也許不至於再犯。
今後怎麽辦？挑選幹部要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和地主女兒結婚，起碼對領導幹部要加以控製。
徐子榮在講話中說，要把這一仗打好，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戰鬥。要把民主革命這一課補好，現在已經開始了，作為一個革命來講，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現在是貫徹下去的問題了。現在看來，信陽問題暴露得差不多了，整個死亡人數還在增加，破壞實在嚴重，800萬人口死了八分之一的樣子。這確實是敵人的大謀殺。信陽從去年11月到今年7月經曆了一場很嚴重的白色恐怖。如商城中鋪公社88000多人死了8000多人，有500多個村莊被毀滅掉了。除了幹部及其家屬外，群眾沒有一家一戶能幸免，一家死一個兩個是輕的，有1900多戶死絕了。
按照當時的思路，出現了問題就認為是階級成份不好的人幹的。事實上這些成份不好的人本身是受害最深者（中央調查組已有統計：信陽事件中五類分子比勞動群眾死亡多），他們在土改、鎮反以及各項政治運動中已經下入了十八層地獄，他們不可能幹這麽大的壞事。作為從事公安工作的徐子榮眼睛還是盯在這些人身上。徐子榮在這次講話中說，有很多縣社鑽進來的五類分子、地主惡霸、封建爪牙、土匪、反動會道門、特務可是不少。應當肯定有的已經形成了有組織的反革命集團。石紹舉有一班人，經常在一起吃吃喝喝，胡鬧一氣，為了提拔壞人把地主改成富農。徐錫蘭也是提拔了一批壞人搞壞事。馬龍山問題更大，和香港派來的特務有勾結。分析起來，這個地區土改不徹底。現在專案不少，都要查，信陽已有三五千了。
王從吾在講話中說，從信陽和其它地區暴露的大量材料看，完全證明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信陽問題的性質是階級敵人篡奪了領導權，對勞動人中實行瘋狂的階級報複，是階級敵人披著共產黨員的外衣辦國民黨的事，是反革命複辟。信陽地區的黨政組織的領導權被壞人奪取了，變質了，基本上爛掉了。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初步調查是地主出身，入黨後私自改為中農，抗戰時期和托派張慕陶有關係。其他5個書記，除一個被打擊排斥以外，4個書記對信陽事件都有嚴重罪責。地委基本上爛掉了。全區18個縣市先後任縣委書記20人中，初步查出2個當過漢奸，12個蛻化變質，其中8人娶地主反革命的女兒做老婆。這14個人當中70％都有嚴重問題，現已停職反省。在職6個當中，一個當過偽保長，一個犯過嚴重錯誤，另4個待繼續考察。光山、潢川、商城、固始、羅山5個縣的縣委書記共41人，有鑽進黨內的漏網富農，日偽保安隊員、維持會長、三青團、強奸犯4人，蛻化變質25人，其中被地主拉下水的5人，這29人占總數的70％。
由於對信陽事件定性為反革命複辟，因此，在對主要責任人定罪的問題上，中央監委和中南局的主要領導人曾經擬定過，在信陽，大縣殺800人，小縣殺400人，每個大隊殺3－5個人，全地區殺上萬人。這個方案中央沒有批準。最後決定殺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和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後請示毛澤東，他說：我還沒有殺過縣委書記，判死緩吧！
最後的判決結果是：地委書記路憲文判3年徒刑，8個縣委書記的處理結果是：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判死緩，光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劉文彩、羅山縣委書記徐書波、息縣縣委書記徐錫蘭、商城縣委書記王漢卿、潢川縣委書記梁代柱、固始縣委書記楊守績、淮濱縣委書記石紹舉、汝南縣委書記傅良太、遂平縣縣長張慶林、信陽法院院長丁張喜、信陽專署公安局局長韓仁炳，都判了幾年徒刑。這些人都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縣委書記被逮捕法辦以後，他們的家庭、親屬也受到株連。息縣徐錫蘭被抓走後，妻子也被抓走，抄了家，封了門，掃地出門。出生不到兩個月的兒子，因母親關押不能帶孩子，隻好強行斷奶，活活餓死。其餘三個孩子最大7歲，最小的3歲，沿街要飯達三年之久。光縣縣委書記馬龍山被捕以後，妻子帶著孩子不敢再住在光山縣，到處流浪，以拾菜根、要飯充饑，拾垃圾、賣破爛度日。汝南縣委書記傅良太被捕後，妻子也抓起來了，三個孩子在家受淩辱，同學們對他們又罵又打。
當時在民主革命補課的大風暴中，他們都作了不很深刻的檢查。
路憲文的檢查說：“我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思想作風，去冬今春在正確處理人民群眾的經濟生活、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重大問題上，離開了馬列主義的根本原則，違背了黨的方針政策，在一個時期工作方針政策上犯了嚴重錯誤。”他說，他的錯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對抗旱鬥爭勝利後的農村形勢作了完全錯誤的估計，對秋季產量作了浮誇的估計，把災年當豐年。高估了糧食產量，多征購了糧食；第二，對農村政治形勢作了錯誤的分析，在解決農村兩條道路鬥爭的問題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把糧食緊張的一切現象都說成是兩條道路鬥爭的表現，因而錯誤地在全地區範圍內開展反瞞產的鬥爭。第三，我毫無群眾觀點，對群眾生活漠不關心。我在糧食工作中存在著一種片麵的觀點，在征購上總想多征購一些，認為國家掌握了糧食出了問題有辦法，在統銷上總想少銷一些。
顯然，路憲文的檢查和上級對他的定性相差很遠。
當時被認為十惡不赦的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在1960年10月21日的檢查中倒是說了一些當時沒人敢說的真話。他除了承擔一些責任以外，還認為：“這樣嚴重的事件不是發生在一個縣或一個公社，而是全區性的，並且普遍而嚴重。這就足以證明了地委在這個問題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夠正確的。”（如果他知道這樣嚴重的事件不僅發生在信陽，而且發生在全國，他敢說中共中央不正確嗎？）他在檢查中還認為，出現這個事件的原因是“幾年來，特別是去冬今春以來，單純強調所謂國家觀點，將兩條道路鬥爭擴大化，並以此為綱，大反右傾，實行錯誤的思想方法和措施。”馬龍山當時能說出這樣的話，真不簡單，可能他認為自己必死無疑，才豁出來說出這樣的話。
這些倒黴的縣委書記現在大多數已經離開人世。1999年秋，我到信陽第二幹休所找到了風燭殘年的石紹舉。在一個大院子裏有一排一排的房子，信陽的一部分離休的老幹部住在這裏。走進院子，看到一位手拿拐杖、衣著不整的老人坐在一塊石頭上曬太陽。這就是石紹舉。他步履蹣跚地把我們領到家裏。這是一座二層小樓，家裏擺設簡單而雜亂。在一樓的客廳裏，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張很大的毛澤東主席像。我采訪時他已經81歲了，思維不很清楚，但過去的事還記得。他說1958年在鄭州和毛澤東主席一起看戲，看的是穆桂英掛帥。“毛澤東主席坐在第七排，吳芝圃陪著，我也在第七排，在邊上。”他把和毛澤東一起看過戲當作終生的榮譽。石紹舉是江蘇人，1940年參軍，七次負傷，1958年前後在淮濱縣和固始縣都當過縣委書記。他老伴張生芝，當年任固始縣婦聯主任，倒是記憶清晰，表達得也很清楚：
1960年農曆11月7日晚上10點鍾，全地區同一個時間捕人，捕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大隊和小隊幹部，食堂管理員、炊事員有的也捕了。固始縣就押了3萬多。先把他的槍下了，戴上手銬押走了。家抄了，門被封了。抓走的人有的是被捕，有的是集訓。他是被捕，我是集訓。集訓班四麵都架著機槍。我沾成份好的光，很快把我放了。我要是出身地主就倒黴了。楊守績的老婆出身地主，兩口子全都抓起來了。他們4個孩子當時都很小，大的七八歲，小的三四歲，父母抓走了，孩子們哭著喊爸喊媽。在固始開萬人大會批楊守績。
大概是老伴的談話勾起了他的回憶，石紹舉也接上了話薦：
對我是撤職查辦管教反省，坐了一年牢。不過，還是吃幹部糧。當時的事不能提，提起來我就睡不著覺。當時不是沒有糧食，就是不敢動。看到農民沒吃的，我找糧食局副書記周義原，我想借出三五百萬斤，等收完了糧食再補上。周義原說，糧食是有，但是吳芝圃書記說過，國庫裏的糧食一粒不能動，每天進多少，出多少都要往地區裏報，一下子拿三五百萬斤那怎麽行？其實當時早兩個月發糧食就不會餓死那麽多人。
談起餓死人，老太太把話接了過去。她說：
我奶奶餓死了，我姐姐也餓死了。我姐在息縣，是頭年11月餓死的。死後放在家裏，沒有埋。為的是想頂個名額，在食堂領一份吃的。實際上，食堂早就停夥了。第二年2月埋的。放了幾個月，眼和臉被老鼠啃得不成樣子了。家鄉的人餓得沒辦法跑到我這裏來，我不敢留，那時不讓農民外跑，知道了是要挨批的，我給點吃的趕緊把他們打發走。
我是婦聯主任，最知道婦女的苦處。那時百分之六十的婦女不來月經，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婦女子宮下垂，直到1961年才有人生孩子。
圖1-4 石紹舉夫婦照片）
後來由於河南省和全國各地都出現了類似信陽的情況，再說信陽是反革命複辟就太不符合實際了。對被關押的縣委書記們也逐步放鬆了。1963年9月到10月間，他們先後從牢裏放出來，分別到農場、農村勞動，每月發幾十元生活費。1978年12月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整個社會都解凍，又批準他們重新入黨，重新定級，重新安排工作。有的人還沒有等到這一天就離開了人世。當他們知道全國各地都發生類似信陽的問題後，他們不服氣，還不斷地寫信上訴，要求徹底平反。他們認為信陽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複辟，其責任不在下麵，省委有責任，地委有責任，縣委有責任，中央更有責任。
路憲文是1937年入黨的老革命，生活也比較儉樸。在那種體製下死心眼緊跟吳芝圃，在吳芝圃的多次表揚下忘乎所以，加上下麵幾個專說好聽的參謀，所以犯了錯誤。信陽餓死人的問題暴露以後，吳芝圃把責任全推到路憲文身上。他在批判路憲文的會上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我過去不認識你路憲文，現在我可認識你了！”下麵幹部就在省委書記麵前求表現，紛紛上去毆打路憲文。原來一直保路憲文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楊慰屏表態說：信陽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路憲文是反革命，應當立即槍決。
路憲文在申訴書中一再強調，在信陽發生的事情1959年在商丘就發生了，信陽問題是商丘問題的繼續和發展。餓死人的情況在全省都發生了，把信陽作為一個孤立的事件處理是錯誤的。1993年，離休已經10年的路憲文得了癌症，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文中總結信陽事件發生的原因時說，“錯誤地發動政治運動，用政治鬥爭的辦法造就一言堂的局麵，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這是一條重要教訓。文中還寫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以後，信陽地區在全國率先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因為黨一再宣傳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是天堂，群眾為空洞的宣傳所鼓舞，都想馬上過共產主義生活。人民公社的生產、生活管理權都由各級幹部掌握，實行計劃經濟。群眾沒有生產管理權、生活主動權，生產的好壞已不為群眾所關心，群眾對黨組織有依賴性，不再留生活後路。糧食在場上就直接征購入了國庫，群眾一點存糧也沒有。剛收了糧食就餓肚子。群眾堅信共產黨不會餓死人，希望上級會送回糧食。但糧食好走不好回呀！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人民公社這種組織形式是產生信陽事件的社會原因。
我很想見一見路憲文，準備同他深刻談一次，但是，在電話中，他當律師的女婿說老人身體不好，婉言謝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