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看看《墓碑》的前言對楊父之死是怎麽寫的。下一篇，再全文點評烏有之鄉的烏有質疑。
<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代前言
楊繼繩 著
2007年8 月
永久的墓碑
（代前言）
這本書原打算名為“天堂之路”，後來我改為“墓碑”。“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第三，為造成大饑荒的製度立下一個墓碑；第四，在寫這本書寫到一半時，北京宣武醫院在為我體檢中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有幸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碑。當然，主要還是前三種意思。
墓碑是凝固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製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製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曆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一）
1959年４月底，我正在利用課餘時間為學校共青團委辦“五四”青年節牆報，我兒時的朋友張誌柏（小名車子）從灣裏匆匆趕到浠水第一中學找我，急急忙忙地說：“你父親餓得不行了，你趕快回去，最好能帶點米回去。”他還告訴我：“你父親沒有力氣去刨樹皮，餓得沒辦法，想到江家堰去買點鹽衝水喝，沒想到倒在半路上，是灣裏的人把他抬回來的。”
我當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團委書記兼班主任趙純烈老師請假，並到食堂科停夥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趕回家——睡虎下灣。走到灣裏，發現一切都變了樣：門前的榆樹（浠水稱之為油樹）沒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個淩亂的土坑。池塘幹了，鄰居說是為了撈蚌放幹的。蚌有股難聞的腥味，過去是不吃的。沒有狗叫，沒有雞跑，連過去歡蹦亂跳的小孩子們也呆在家裏出不來。灣裏一片死寂。
走進家門，真是家徒四壁，沒有一顆糧食，沒有一點能吃的東西，水缸裏連水也沒有。餓得走不動，哪有力氣挑水啊！
父親半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臉上沒有一點肌肉，皺紋寬闊而鬆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沒有伸起來，隻是動了動。這隻手和上生物解剖課時看到的人體骨骼標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麵雖然有一層幹枯的皮，但沒有遮住骨骼上每一處的凸起和凹陷！看到這隻手，我心裏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他嘴裏嘟啷著，聲音很低，他是叫我趕快走，趕快回學校去。
父親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兩個月以前他還是好好的（其實當時他腿上已經浮腫，可我不知道是餓的）。父親在生產隊裏負責放牛。那頭水牛很可愛，經父親精心照料，它壯實而清潔。這頭小水牛雖然不會講話，但它的眼神會說話：或是親近，或是憂傷，或是渴望，或是惱怒。它通過眼神可以和父親交流，我也略懂一些它的眼神。我每次從學校回來，總要騎著它在山坡上溜溜。兩個月以前，父親托人叫我回家。生產隊裏把這頭牛偷偷地殺了，我家分了一斤牛肉。他知道學校生活苦，是叫我回家吃牛肉的。我一進屋，就聞到誘人的肉香。父親不吃。他說這牛跟他關係太好了，牛通人性，他吃不下。其實是找借口，讓我一人吃。我大口地吃起來，他在旁邊看著，眼裏露出慈祥的光。我後悔自己不懂事，如果他吃了那一斤牛肉，也不至於餓成這個樣子！
我捏了捏父親的手，就趕緊拿起水桶和扁擔，把水缸挑滿了。我又扛起鋤，提上筐，到去年種花生的地裏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裏的，春天長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據說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們刨得差不多了）。我刨著，刨著，心裏充滿了懊悔和自責，我為什麽不早點回來挖野菜呢，為什麽不早點請假拿點米回來呢？
懊悔和自責無濟於事。我用帶回的米煮成稀飯，送到床邊，他已經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後就與世長辭。
父親楊修身，字毓甫，號洪源，生於1889年（光緒15年）農曆6月6日。他實際是我的伯父，也是養父。從我出生三個月起他把我養大成人，他和我的母親（養母）對我勝過親生兒子，他們對我超出常人的疼愛在家鄉傳為佳話。後來我從鄉親那裏得知，不管刮風下雨，父親總是抱著我踏著鄉間小道到四鄉求乳，因此我的乳母遍布四鄉八鄰。有一次我重病昏迷，父輩在神龕前磕破了頭皮後長跪不起，直到我蘇醒。我頭上長了一個大膿皰，母親硬是用觜吮吸出膿頭，才得以痊愈。他們對我的教育超出了一般農民的眼光，家境十分貧困，卻千方百計供我讀書。對我的品行要求極為嚴格。
在鄉親們的幫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親。父親已經靜靜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卻在我的大腦裏活躍起來。他健在時，我怎麽沒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樁樁往事卻在我的大腦裏浮現。
１９５０年，我們所在的麻元鄉鄉政府經常召開鬥爭地主、惡霸的大會。有一次，一場大型鬥爭會在棗刺嶺召開，父親帶我去參加。會場是一個傾斜的山坡，山坡的低處臨時搭了台，山坡上站滿了農民。口號震天，荷槍的民兵耀武揚威。被鬥爭的人五花大綁拖到台上，每一位訴苦的人說完話後，都有人湧上台對被鬥者一頓暴打。打到後來，已經沒有氣息了，就拖到山坡上槍斃。這一次就槍斃了１４人。我看到父親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我和幾個小夥伴從會場回來後，玩起了鬥地主的遊戲。沒想到父親看到後把我拖到家裏，狠狠地打了一頓屁股。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麽挨打。後來我聽他說，被槍斃的不全是壞人，上台打人的也不都是有冤屈。從此以後他再沒有帶我去看鬥爭會。
我母親（養母）１９５１年去世後，我就和父親相依為命。母親剛去世時，我一度失學在家。他不讓我幹農活，騰出家裏唯一的桌子，每天督促我學習。可是，有一次交公糧，他卻讓我挑兩小袋稻穀和他同行。他說，過去沒有田，現在分了田，交公糧是大事，要讓我體驗體驗。誰知到半路，我走不動了。他就把我連同兩小袋稻穀一起放在他的挑子上，送到了糧站。土地改革時，我家分得了12擔穀的田（相當於三畝）。當時分得土地時他是多麽高興啊，我小小的年紀也分享到快樂，可是沒過兩三年，土地又收歸集體了。
１９５４年我考上了浠水初中。由於沒有錢交夥食費，我得走讀。從家裏到學校２０華裏。為了縮短我上學的路程，父親在離縣城１０裏路的麻橋，找了一間舊房子，開了一間小茶鋪。這１０裏路全是大馬路，為我走讀創造了條件。每天天不亮，他就叫我起床，打發我去學校趕早７點鍾的自習。有一天下起了暴雨，這間舊房子的山牆倒了，差一點把他壓在下麵。後來學校給我助學金，我能寄宿讀書了，父子才結束了這種艱難生活。
父親餓死，我很悲痛，但沒有絲毫埋怨政府。我不認為這和政府有什麽關係。也不認為這和“三麵紅旗”有什麽關係。我對當時宣傳的“大躍進”的成就、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依舊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隻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想到偉大的共產主義即將到來，家庭的這點不幸算什麽？黨教導我遇事要犧牲“小我”，維護“大我”，我絕對聽黨的話。這種認識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時期。
那時，黨團組織灌輸什麽，我沒有任何懷疑，都全盤接受。我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小學考初中獲得全縣最高分，名列第一。小學加入少先隊隊，初中加入共青團，從小學到大學一直當學生幹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時，黨組織說右派分子壞，我就認為壞。１９５８年大躍進，我也是學校裏的積極分子。我寫的讚美大躍進的詩曾送到黃岡地區教育展覽館。當時我是團委宣傳部長，兼任學校《青年共產主義者》油印小報的主編。白天參加勞動，晚上編報紙。１９５９年元旦，我為這張報紙寫《元旦獻詞》，熱情地歌頌“大躍進”。在全校慶祝新年的大會上，校長王占崧一字不差地宣讀我寫的這篇文章，作為向全校師生的獻詞。
我做這些都是真誠的，沒有絲毫功利目的。父親的死，雖然我很悲痛，但沒有減弱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當時大批青年人也積極地投入了“大躍進”，他們自己和家人都在挨餓但沒有怨言，他們也是真誠的，共產主義在鼓舞著他們，他們中的很多人願意為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的理想而獻身。
我之所以真誠地支持“大躍進”，除了共產主義理想的鼓舞以外，還因為無知。我的家鄉是一個偏僻的小村，遠離公路。信息十分閉塞，農民不知道大山以外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有一次，我聽到一位老農民對我父親說：有人看到宣統了，有可能重新出來做皇帝。他們不知道溥儀在天津和東北這一段經曆，也不知道溥儀當時已經當作漢奸被關押。農民懷念皇帝。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北京發生的大事他們也不知道。村幹部黃元中是知道的，那天他到鄉裏開了會。第二天，他兒子（小名賴子）對我說：“毛主席坐殿了。”我問：“什麽叫坐殿？” 賴子說：“就是當皇帝。”他說這是他父親告訴的。我們那裏絕大多數農民終生最大的活動半徑不超過５０公裏。我們家鄉雖然離漢口隻有一百多公裏，但對農民是遙不可及的。人們對漢口的向往隻能停留在兒歌裏：“月亮月亮跟我走，一走走到洋漢口；月亮月亮跟我跑，一跑跑到袁家橋”。縣城是可望而可及的好地方。可是，去縣城來回也得花一天的時間，其中有一半路程是崎嶇的羊腸小徑。很多人一年僅去縣城一兩次。夏夜洗完澡後乘涼，是農民最愜意的時候。有的一家幾口人坐在自家門前，一邊喝著自產的粗茶，一邊搖動著自家用麥秸編織的扇子，談起家長裏短。愛熱鬧的人則圍坐在一起，一邊乘涼，一邊聊天。或談從說書人那裏聽來的“桃園三結義”，或談幾十年前從武漢傳過來的“興漢滅旗”。但這些已經聽過很多次了，使人膩煩。如果誰談起縣城裏發生的新鮮事，大家都豎起耳朵聽。談論縣城情況的人會引起人們的尊敬。
鄉村的閉塞雖然使農民無知，但卻可以保存一部分人性的純真。父親對１９５０年鬥爭會的反感，不是來自理性的判斷，而是出於人性的自然。
我１９５４年離開鄉村進入縣城上學時，是帶著一片空白的頭腦離開農村的。
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以後，一方麵封鎖了來自境外的一切理論和信息，另一方麵又全麵否定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標準。政府既壟斷了信息，又壟斷了真理。中共中央既是權力中心、真理中心，又是信息中心。一切社會科學研究機構，都全力論證共產黨政權的正確性；一切文化藝術團體，都竭盡全力地歌頌中國共產黨；一切新聞機構，都發布證實中國共產黨英明、偉大的新聞。從幼兒園到大學，都把樹立學生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當作第一要務。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文藝團體、新聞機構、學校，都成了中國共產黨壟斷思想、壟斷精神、壟斷輿論的機器，都在時時刻刻地塑造著青年人的靈魂。從事這方麵工作的人也為當“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而自豪。
在思想和信息封閉的條件下，中央政府利用這些壟斷機器，長期灌輸共產主義價值，排除和批判其它價值。這樣，在無知青年的頭腦中造成了一種鮮明而強烈的是非和愛憎，形成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強烈渴望。這時，如果有反對這種理想或與這種理想不一致的言行出現，必定受到群起攻擊。
除了社科、新聞、文藝、教育的強力灌輸以外，組織灌輸更為有效。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都有一批核心人物，核心人物周圍又有一批骨幹分子，一層控製一層，一層效忠一層。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成百上千次的大小會議，表彰和批評，獎勵與懲罰，把青年人的思想引上了單一的軌道。一切與共產黨不同的看法，都被消滅在萌芽狀態。當時我真誠地相信，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欺淩的、積貧積弱的中國，通過“三麵紅旗”，能夠進入社會主義，進而實現人類最高的理想――共產主義。為了這個崇高的理想，眼前的問題算得了什麽？
我不懷疑“三麵紅旗”，除了無知以外，還有一原因，這就是整個社會強大的政治壓力，使我不敢懷疑。很多殘酷事實在我眼前發生。萬尚君，是比我高一屆的同學，因稱讚鐵托一篇批評“社會主義陣營”的長篇講話，失去了考大學的機會。他考初中時是全縣第一名，我是繼他之後的第一名，所以我們很熟悉。他學習成績優異，讀書多而勤於思考，僅十七歲因獨立思考就失去了前程。１９５９年春天，有人在廁所的隔板上發現了“打倒毛”三個粉筆字，驚恐萬狀，急忙報告學校領導，學校急忙報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偵破，原來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學寫的，他因饑餓而不滿，借此發泄。我親眼看到他帶上手銬被投進了大獄。不停頓的革命大批判，耳聞目睹的嚴酷懲罰，使人們產生了一種恐懼心理。這種恐懼不是看到毒蛇猛獸那種陡然產生、陡然消失的恐懼，而是化解在神經和血液中，成為每個人的生存本能。人們像避開熾熱火焰一樣而避開政治危險。
在皇權思想有深厚土壤的國度裏，人們本來視中央政府的聲音為權威，中國共產黨利用中央政權這個“神器”，向全民灌輸單一的價值。經曆簡單的青年人真誠地相信這些灌輸，而那些有一點閱曆的家長，或是對“神器”的迷信，或出於對政權的恐懼，努力防止自己的孩子出現與政府不一致的思想，總是要求自己的孩子順從，聽話。
１９６０年我考上了北京清華大學。一進學校，就參觀清華大學反右派展覽，進行忠誠教育。接著下鄉勞動５０多天，一方麵接受勞動教育，一方麵開展保衛“三麵紅旗”的辯論。雖然我們饑腸轆轆，但不懷疑“三麵紅旗”。這所曆來以思想開放著稱的大學，卻十分封閉。清華大學曆來有很多名教授，但我們隻是從毛澤東的著作中知道聞一多和朱自清，不知道陳寅恪，不知道吳宓。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書很多，但我們能借到的書，除了工程技術書籍以外，隻有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清華的兩位校友楊振寧和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學校不僅對這件事秘而不宣，還在團幹部會上吹風：這兩個人思想反動，不要像他們那樣走“白專”道路。在大學期間我還是很聽話，一直擔任團支部書記，１９６４年５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當時的人們認為我們這些青年很單純。是的，我們的“單”，是指腦子裏隻有輿論機器所灌輸的信仰，信仰是單一的；我們的“純”，是除了當時輿論所灌輸的思想以外，再沒有別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把在新政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塑造成這個政權的忠實信徒。如果在這幾十年內不發生什麽大事，這個政權能穩固存在，我們這一代人就終生持有這種信念。
使我認識最初發生轉變的是文化大革命。文革初期，清華大學成千上萬張大字報揭發出來的情況使我震驚：我多年來尊敬的老革命，生活竟如此腐敗，精神境界竟如此低下！１９６６年８月到１２月，我和同班幾位同學一起到２０多個城市“串聯”，各地的大字報也揭發出高官的腐敗和特權。我開始不迷信權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報紙上所說的一切。我開始懷疑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向我灌輸的神話。我和多數普通群眾一樣，是以反對高官的特權的心態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３０萬人！這時我才知道，發生在我家庭的悲劇不是個別現象。
大學畢業以後，我分配到新華社。新華社記者可以接觸到其他人無法接觸到的社會層麵。我不僅知道了很多與黨史教科書上不一致的真實情況，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貧困生活。作為新華社記者，我更知道報紙上的“新聞”是怎樣製造出來的，知道新聞機構怎樣成為政治權力的“喉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思想禁錮比過去鬆動了不少。一些真實的曆史開始透露出來。過去黨教導我們，在抗日戰爭期間，隻有共產黨抗日，國民黨一味投降妥協；現在才知道，國民黨支撐著抗日的主戰場，有一兩百位將軍為國捐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於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於人禍，幾千萬人饑餓而死．．．．．．我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黨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國曆史，都是按照共產黨的需要，進行了歪曲和編造。
一旦知道自己過去長期受到蒙騙，就產生出一種擺脫蒙騙的強大力量。當權者越是掩蓋真實，就促使我更加追求真實。我不僅大量閱讀新發表的史料，也在采訪新聞中努力了解真實的過去。我親身經曆的1989年北京風波，更使我大徹大悟。年輕學生的鮮血，把我的頭腦裏過去幾十年接受的種種謊言洗刷一盡。作為新聞記者，我力求發表真實的報道和言論；作為學者，我有責任還曆史的本來麵目，並把真實曆史告訴受蒙騙的更多人。
在擺脫蒙騙和追求真實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親死去的社會背景。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我對父親死因的思考卻日益深入，對他老人家的思念也日益加深。進入八十年代，家鄉興起了為先人修建墓碑的風氣。特別是在外麵當大官的人，修的墓碑十分氣派。親戚朋友也曾勸我為父親修建一個墓碑。我想，我雖然沒有當什麽大官，我為父親立的墓碑一定要比當大官的更氣派。然而，我想到了１９５８年家鄉那些墓碑的命運。有的被拆來修建水利設施，有的在大煉鋼鐵中用來做土高爐的底座，有的則鋪在路上任千人踩、萬人踏。墓碑越氣派，被拆除的危險就越大。父親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須立在心裏。立在心裏的墓碑，不會遭人踐踏，也不會被人拆除。
在我心裏的確為父親修建了一座墓碑。這本書，就是銘刻在我心中墓碑上的文字表達。即使我在這個世界消失了，這個文字表達的心聲，將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圖書館中。
（二）
發生在我家裏的悲劇同時發生在全國上千萬個家庭中。
讀者將會在本書的第２2章中看到，我參照中外多方麵的資料，確認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饑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000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饑餓而少出生人的數，共計7600萬人。
在信陽，在通渭，在鳳陽，在亳州，在羅定，在無為，在館陶，在濟寧，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幾乎家家都有人餓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絕，有的村莊死得絕無人跡。正是應了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癖藜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且不談應該出生而沒有出生的4000萬人，餓死3600萬人是一個什麽樣的概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即大饑荒相當於向中國農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彈。這是投向日本兩棵原子彈中較大和一棵。
這個數字相當於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的150倍。也可以說大饑荒相當於發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隻有一千多萬人，發生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２００萬人。中國１９６０年一年就餓死1500萬人以上。
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四千萬到五千萬之間。這四五千萬人是在歐洲、亞洲、非洲廣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間發生的,中國這3600萬人是在三四年間死亡的，多數地區死人是在半年之內集中發生的。
這是中國曆史上所有的災荒都望塵莫及的數字：中國曆史記載最高的災荒死亡數字是1928－1930年全國22個省受災。這次災荒死亡人口超過了曆史記錄，但僅為1000萬人。從１９２０處到１９３６年，17年災荒合計死亡1836萬人。李文海等人所著《近代中國災荒係年》和《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認為上述數字過大，他們認為，1928-1930年的死亡人數不到600萬，是最嚴重的一次；1931年長江大水死亡人數是14萬。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餓死人數是中國曆史上最嚴重的災荒死人數的好幾倍。
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聲，沒有披麻帶孝的禮儀，沒有送葬的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神精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車將死人成批地拖到村頭的大土坑裏，有的地方因無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還露在外麵，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尋找食物的路旁，還有不少死人長時間放在家裏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1999年秋，我到信陽淮濱縣防胡鄉高油坊了解當年情況。70多歲的農民餘文海把我領到村外一塊麥地邊，他指著麥地中間的幾棵樹對我說：那長樹的地方原來是一個大坑，上百具屍體就成堆的埋在那裏。如果不是當事人餘文海指認，誰也不會知道，在綠油油的麥苗和挺拔的樹木下麵，深埋著慘烈的悲劇。
死亡前的饑餓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樹皮吃光了，鳥糞、老鼠、棉絮都用來填肚子。在挖觀音土的地方，饑民們一邊挖，一邊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裏塞著觀音土。死人的屍體，外來的饑民，甚至自己的親人，都成了充饑的食品。那時，“人相食”不是個別現象，古籍記載“易子而食”，而在大饑荒年代，吃親生兒女的事件就有多起。在信陽的一些縣裏，在甘肅通渭，在四川，我都聽到了當事人講述的駭人聽聞的吃人故事。我還見到過吃過人肉的人，聽他講述過人肉的味道。據親曆廬山會議和大躍進的李銳說，當時人吃人的記錄全國至少上千起。這些悲劇，本書在各省章節裏，有著詳盡的記載。
這是一場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悲劇。在氣候正常的年景，沒有戰爭，沒有瘟疫，卻有幾千萬人死於饑餓，卻有大範圍的“人相食”，這是人類曆史上絕無僅有的異數。
在當時及以後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幹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幹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逃往香港的難民和海外僑民的國內親屬傳出了一些消息，一些西方媒體據此陸續發出了一些有關中國大陸發生饑荒的報道。這些報道是零星的，極不全麵的，但中國政府一概斥為“惡毒攻擊”、“造謠誣蔑”。為了扭轉世界輿論，中國政府邀請了一些“友好人士”來華訪問，希望借他們的筆“澄清事實真相”。對這些來華訪問的人士，中國政府作了極其周密的準備，精心安排了各種行程，包括訪問地點、接觸人員以及接待外賓的台詞等等。外賓訪問時，與老百姓高度隔離，有的地方有意布置豐衣足食的假象。當時任新華社國內部副主任的方實，曾經承擔過陪外賓到安徽考察的任務。在他85歲的時候，曾向我談起安徽省委如何欺騙外賓的情況（見本書第四章）。受騙的外賓，回國之後，發表文章，以他們的“親身經曆”，讚揚中國的“偉大成就”，說中國不但沒有饑餓，而且人民豐衣足食。英國記者格林（Felix Greene）在他1965年那本談中國的名著《無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說，1960年他走遍嚴格實施糧食配給的中國，卻沒看見大量挨餓的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是受騙後再騙別人的外賓之一。這些外賓的文章又被新華社翻譯過來，成為“出口轉內銷售”的產品，在《參考消息》和《參考資料》上發表，作為統一思想，壓製國內的不同看法的工具。
在事件發生２０多年以後，一些外國學者和旅居在國外的華人，才開始對這場空前的悲劇，作了一些介紹和研究。這些研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由於研究者遠離中國本土，又無法看到中國檔案館裏的內部資料，閱讀他們這些研究成果，總是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利用到全國各地采訪的機會，查閱全國各地的有關資料，訪談經曆過大饑荒的人。我從大西北到大西南，從華北到華東，從東北到華南。查閱了十幾個省的資料，訪談了上百位當事人。經過十年的努力，我收集了上千萬字的資料，記下了10多本當事人談話記錄。我終於比較全麵和比較深入地得到了這場持續三四年的大饑荒的真實情況。
麵對大饑荒造成的嚴重後果，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62年春，劉在與鄧力群談話時也講到“曆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 可是，大饑荒已經過去40多年了，在中國國內還沒有這樣一本書。這不僅是曆史的遺憾，也對不起幾千萬餓死的冤魂。我花了幾年時間，終於寫成了這本書。這本書也算是幾千萬饑魂亡靈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饑餓的亡靈得到安慰。
劉少奇還說過，對這場災難要刻上碑，記上賬，“要子子孫孫地傳下去，以後再也不犯這個錯誤。”是的，如此重大的曆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我想，為了牢記曆史教訓，僅有我這本書是不夠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紀念碑，日本廣島、長崎有了紀念碑，歐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戰紀念碑。
中國也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份（如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三）
在耕地麵積比六十年代減少、人口增加兩億以後的八九十年代，中國糧食竟然多了起來，年輕人不知何為饑餓，農民還麵臨“賣糧難”的問題。這是僅僅是因為中國農村製度發生了變化：聯產承包製代替了人民公社製度。可見製度對於饑荒起著多麽重要的作用！以研究饑荒而著稱、１９９８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寫道：
回顧世界上可怕的饑饉史，在任何一個獨立、民主、擁有相對的新聞自由的國家裏，從來沒有發生過重大的饑饉。不管我們觀察哪個國家，是埃塞俄比亞、索馬裏最近的饑饉，還是其他獨裁政權下的饑饉；是蘇聯三十年代的饑饉，還是中國1958年至1961年大躍進失敗後的饑饉；或更早一些，愛爾蘭或印度在外族統治下的饑饉。在這個規律麵前，我們找不到任何例外。雖然中國在經濟的許多方麵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國仍然出現過大範圍的饑饉（而印度卻從未如此），這場饑饉實際上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間差不多餓死了三千萬人民，而導致這場饑饉的錯誤的政府政策卻被延續不變達三年之久。這些導致人民餓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評，因為議會裏沒有反對黨，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多黨製下的選舉。事實上，恰恰是因為缺少對執政黨的挑戰，才使得嚴重錯誤的政策雖然每年殺害了上千萬人，也仍然能夠持續下去。
的確，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製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製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製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製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隻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麵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製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裏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製製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曆朝曆代逐漸嚴密化的專製製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製度。
中國的專製製度從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沿襲了兩千多年，有著豐厚的曆史積澱。中國共產黨承襲了這個製度以後，盡管這是中國帝王專製的尾聲，但由於有了現代武器、現代交通工具、現代通訊手段、現代組織手段，因而對社會、對官員、對民眾的控製比曆代帝王的專製更為嚴密細致，更為深入廣泛。它嚴密控製著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生活。專政的強製力量，深入到每一個邊遠的鄉村，每一個家庭成員，每一個人的大腦和腸胃。說它是極權製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複加的地步。
極權製度，從上麵看是權力高度集中，不僅民權被完全剝奪，連中央一級官員也淪為最高領導人的辦事員；從下麵看則是奴性十足，從高層官員到底層百姓，都沒有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對掌權者俯首聽命，百般迎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沿襲秦始皇構築的權力“金字塔”。在其頂端的一小群人，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一個議事機構。毛澤東是常委的核心，他具有決定任何事務的權力，實際上處於一種類似帝王的位置。毛澤東除了黨的領袖、國家主席以外，還身兼軍委主席，手握重兵，具有強大的武力威懾力量。“金字塔”頂端的其他人既對毛澤東亦步亦趨，誠惶誠恐，又十分迷戀自己的地位。這樣，中國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成了毛澤東的個人專政。毛澤東名義上是共和國的領袖，實際是中國最後一位皇帝，而且是權力最大的皇帝。在延安時代，毛澤東問他的俄文翻譯師哲：總統和皇帝有什麽不同？師哲用政治學的知識回答了個一二三，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說：“其實都是一樣的！”1950年，在新中國第一個五一勞動節頒發節日口號時，毛澤東在送給他審定的口號稿件上，親筆加上了“毛主席萬歲！”這一條。可見毛澤東也把自己當皇帝。
１９５５年，按照毛澤東的意見，經濟指導方針“冒進”，高指標、高速度，造成了１９５６年國民經濟全麵緊張。由於糧食高征購，１９５６年農村已經餓死了不少人。周恩來、陳雲等人本來無意反對毛澤東，僅憑在第一線工作的實際需要，實行了“反冒進”措施，毛澤東對此大為震怒，周恩來差一點丟了官。１９５８年毛澤東思想狂熱，其他領導人也跟著狂熱，造成惡劣而嚴重的後果以後，１９５８年底到１９５９年初采取了一些糾正措施。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對大躍進提出了批評，毛澤東立刻翻臉，不僅放棄了原來的糾正措施，還變本加厲地推行１９５８年的錯誤政策，使造成農民饑餓的政策持續了三年之久。
那時，全國隻有一個思想家，隻有一個理論權威，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就是全國人民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既手握國家軍政大權，又是國家最高的思想權威，即教化全民的最高權威。這就實現了“政教合一”，“權力中心和真理中心的合一”。在這裏不僅不能奢望有反對黨的聲音，一切不同意見都被當成異端。人們不僅不敢批評政策，心裏偶爾浮現了不滿的想法，立刻就產生恐懼，並迅速主動地把“腹誹”消滅在萌芽狀態。這就實現了全國思想的“一體化”，“全體一致地喜笑怒罵”。
極權製度造就恐懼和謊言，恐懼和謊言又是這個製度賴以運行的基本條件。恐懼產生謊言。政府有著處罰一切和剝奪一切的權力。處罰和剝奪產生恐懼。擁有得越多的人恐懼就越嚴重，一旦遭到處罰，他們的地位落差更大。官員和知識分子比普通百姓擁有得多，因而比百姓更加恐懼，因而對這個製度更加“忠誠”。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拚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製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全國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樣的組織機構，都執行同樣的政策，全國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某一個組織之中，都喊同樣的口號，都流行同樣的政治話語，在相同的時間內都在召開同樣內容的會議。由於全社會都是同樣的情況，一旦因政策失誤造成災難，也必然是全國性的，受難者找不到逃生之地。讀者將會在本書有關一些省的章節裏看到，遠隔千裏的省份，情況竟是那麽相似，這正是政治一體化的必然結果。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裏，每一級官員，在上級麵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麵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一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誌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製。上麵的錯誤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一層一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
在過去的皇權製度下，老百姓有沉默的權力；極權製度下，老百姓連沉默的權力也被剝奪。一次一次的政治運動，大大小小的會議，要求每一個人“表態”，要求人們“暴露思想”、“向黨交心”。每一個人思想深處最為隱秘之處，也必須向黨敞開，讓黨檢查。高壓政治下的“表態”，實際是強迫人們對自己的良心撒謊，使人們失去了心靈深處最後的一點領地。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自我作賤，使人們不斷地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過去瞧不起的東西。極權製度就是這樣使民族性墮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人們表現的那樣瘋狂，那樣的殘忍，正是民族性墮落的結果，也正是極權製度的“政績”。
這個政權，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為全體民眾的最高目標，並且用強製手段，不惜一切代價來推行這種理想。農民承擔著實現這個理想的成本的主要部分：承擔著工業化的成本，承擔著集體化的成本，承擔著城市廉價生活的成本，承擔著各級官員奢侈生活的成本。這些主要是通過統購統銷政策來實現的。農民隻能將自己的產品以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給國家。農民生產的糧食，首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的城市需要。這個製度用行政手段強製推行工業化，需要快速增加城市人口，需要出口農產品換回機器。因此，就不能讓農民吃飽，而是用征購的方式強製地收走農民的糧食。劉少奇曾經坦率地承認這一點：
現在國家對糧食的需要量，同農民願意交售的數量之間，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當尖銳。如果按農民的意願，他隻願意在自己吃飽了以後才把多餘的糧食賣給國家。假如讓農民統統吃飽了，然後國家才征購，那末，我們這些人就沒有飯吃了，工人、教員、科學家以及其他的城裏人都沒有飯吃了。這些人沒有飯吃，工業化也搞不成了，軍隊也要縮小，國防建設也不能搞了。
劉少奇這裏講的是實話，這段實話表明，在這個製度下，政府壓根兒就不讓農民吃飽。農民賣完“餘糧”以後，就沒有留下多少口糧，這是使大批農民餓死的原因之一。
在城市經濟實行國有化的同時，農村實行經濟集體化。中國官方文件稱為“農業合作化”。實際上，“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在私有製基礎上的互利互補，後者是取消私有製實行財產公有。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剝奪。否定私有製，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製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製度。
農業集體化將生產資料收歸集體，生產隊種什麽作物，種多大麵積，用什麽方式種植，農民和生產隊的幹部沒有權力決定。集體化時給農民留了一點自留地，僅夠一家吃菜而已，１９５８年這一點自留地也收歸集體。農村生產的糧食、棉花、油料等一切產品全都由國家統購統銷。每一個農民吃多少糧食，吃什麽樣的品種，由縣以上的黨政機關決定。每天早晨，農民都聚集在村頭等候隊長派工，在作業組長帶領下集體勞動。
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以後，城鄉居民的生活資料全都由國家憑票證供應。而這些票證隻能在戶籍所在地領取。戶籍製度極其嚴密，離開戶口所在地短期到外地去，需要當地政府開具的證明文件，並帶上糧票、油票和其它票證，到了目的地以後，拿證明文件到目的地派出所登記才能住宿，用自己帶來的糧票、油票才能吃飯。糧票分本省的和全國的。如果離開本省，就得帶全國糧票。要領到全國糧票，必須出示省一級公安機關批準到外省的證明信。農民除了參加農業勞動以外，不能外出做工。農民離村需要向隊長請假。
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製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隻能等死。
人民公社是農業集體製度的發展，也是極權製度的進一步發展。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製，實際上是在社會一體化基礎上，將國家行政權力和社會權力高度統一的基層政權形式。這種作法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製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製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製度。供給製，實際上是由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須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各級官員控製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從基本生活上控製社員。官員不“供給”，社員就不能生存。由於政府不具備供給能力，供給製隻是曇花一現。供給製雖然隻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
１９５８年，還一度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製，實行統一的軍事指揮。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等各種“大辦”當中，官員對農民像指揮軍隊那樣部署、調動、指揮。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集體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隻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製度是大量餓死人的重要的禍因。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糧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允許冒煙。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食堂初開辦的最初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當時毛澤東等領導人“糧食多了怎麽辦”的擔心已傳達到基層。農民以為，國家的糧食很多，吃完了政府會供應的。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光了，但最終等不來政府的供應。
公共食堂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在居住分散的山區，從家裏到食堂要走很遠的路程，熱飯打回去成了涼飯。食堂裏做的飯菜質量很差。斷糧以後，社員采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公共食堂還是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幹部多吃多占、貪汙腐化是普遍的現象，侵占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饑餓。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裏。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人手裏，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裏。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記載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飯”而把人活活餓死的事實。
在幾千萬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層幹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中提供了這樣的數字：僅光山和潢川兩個縣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殘的僅潢川一縣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殘的不隻是農民，也有不聽話的基層幹部。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和下級任意欺淩。在公社化、反“瞞產私分”、辦公共食堂的過程中，有抵觸情緒的農民，因饑餓偷吃了集體青苗的農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饑餓幹活不力的農民，都可能遭到殘酷的處罰。處罰農民的刑罰有幾十種：吊打、罰跪、遊街、扣飯、冷凍、曬太陽、割耳朵、“炒豆子”等。慘不忍睹。信陽地區羅山縣彭新公社有17名預備黨員，在“反瞞產”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榮地”轉為正式黨員，隻剩一個不得轉正，因為他沒打人。在這本書各省的章節中，記錄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慘案。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慘案是1961年整風整社中揭露出來的，多發生在“三類隊”（即落後隊），不是每一個生產隊都發生這樣慘烈的事情。不過，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三類隊”也占生產隊總數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產隊裏發生這樣的慘案，也是相當普遍的。
在通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製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饑餓的消息。公安局控製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麵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陽地委讓郵局扣了1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準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它懲罰。
在任何情況下，多數人是服從製度的，反製度的隻是個別的例外，反製度者通常會被製度所粉碎。在既定的政治製度麵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製度是一個“範”，即澆鑄鑄件的模型。不管怎麽樣堅硬的金屬，隻要融化成液體注入這個模型裏，出來都是一個樣子。不管什麽人進入極權製度這個模型，出來都是兩個背靠背的連體人：專製者和奴隸的連體，即在下級麵前是專製者，在上級麵前是奴隸。毛澤東是這個模型的製造者之一（嚴格說來他是專製模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他自己也要受製於這個模型。在這個製度框架中，毛澤東行為有其自覺性也有他的無奈。任何人無力與這個製度抗爭，毛澤東也不例外。他雖然較早地發現了１９５８年的問題，也下達過種種糾正的指示，但無濟於事。按照當時理想的邏輯，在當時的製度框架下，現在看來十分荒唐的事，在當時都是合理的，是順理成章的。
極權製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製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製度敲響了喪鍾。以後的四清、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能挽救其死亡的命運，更使它病入膏肓。經過二十多年的經濟體製改革，極權製度比過去產鬆動了許多，人民公社已經解體，統購統銷已經廢除，百姓們能夠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由於政治體製依舊，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化更加劇了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這種矛盾最重要的表現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分享和成本支付錯位.。即支付改革成本最多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少，甚至成為弱勢群體；支付改革本少的階層享受成果最多，從而成為強勢群體（或稱為既得利益群體）。市場經濟的唯利是圖和極權政治的權力不受監督，二者的弊端結合在一起，不斷製造出社會不公正，加劇著底層群眾的不滿。在新世紀的中國，我相信，無論是當權者還是普通百姓，從心底裏都知道極權製度已經走到了盡頭。問題在於，在製度變更的過程中，怎樣減小社會震蕩，怎樣防止社會動蕩造成的破壞。這個問題是需要考慮的。我想，隻要大家都不是出於個人利益和集團利益，而是出於社會利益，主動自覺地進行政治體製改革，總是可以找到減輕震動、減小破壞的辦法的。
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已經為政治民主確立了經濟基礎，從而極權社會已經進入了後極權社會。經濟市場化加緊催生著政治民主化。我堅信，在中國，總有一天極權製度會被民主製度取代。這不是很遙遠的事情。
在極權製度徹底死亡之前，我提前為它立了個墓碑，讓後人知道：人類社會在曆史的某一階段、在某些國度，曾經有一種以“解放全人類”的名義建立的、實際是奴役人類的製度。這個製度宣揚並實踐的“天堂之路”，實際是死亡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