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焰 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本書簡介：《北戴河往事追蹤報告》內容簡介：北戴河這個被稱為中國“夏都”的地方，同釣魚台、人民大會堂等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這裏曾經產生許多重大的決策和重大事件，引發後人不盡的追思。……[連載內容]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北戴河，處於蕭條冷落之中，林彪卻還在夏天經常到此居住。1971年夏天，他和葉群住離北戴河西海灘兩公裏處的聯峰山鬆樹叢中的一幢兩層小樓，這就是中直療養院62號樓(原為96號樓)。由於人們的習慣，通常還是稱其為“96號樓”。
林彪在北京日常居住之處主要有二：一是自己住所毛家灣，二是北京人民大會堂。毛家灣四周都是高牆，北部並不臨街，設有解放軍出版社，即平安裏三號。當時交通部門想設立115路電車，終點站就在毛家灣和平安裏三號之間，但沒有得到毛家灣的同意，原因是怕聲音大影響林彪。
夏天天氣炎熱時，如果北京有事，他便搬到大會堂住上兩三個月。在人民大會堂，林彪通常住浙江廳。他怕光、怕風、怕水、怕劇烈的聲音，怕驟變的溫度，怕人多，怕疲勞，怕唆，怕很多常人不怕的東西。他不喜歡熱鬧，有人說是性格變異，有人說這是戰爭負傷留給他的毛病，並滲透到心理和神經之中。
當然，如果夏天在北京沒有事，林彪經常到大連和北戴河去住。至於春天，他喜歡住在蘇州，江南的春天最叫人神往，有時一直在那裏度過春天。
林彪的生活習慣，在當上“副統帥”後仍是十分古怪，每日的主要內容是沉思，在無聲、無光、無色彩的氛圍裏，他幾個小時幾個小時地靜默著，如老僧入定。沉思和寡言，是同他接觸過的黨內領導人的一致印象，不過那時大家都沒有向陰險方麵聯想。
據林彪的秘書張雲生寫的回憶錄稱：林彪有時也在屋裏走動，自言自語著，咀嚼著炒熟的黃豆。有時他一根一根地接著劃火柴，直至整盒被劃光，臉上才露出一絲笑意……
按照林彪通常的規律，每天坐五六個小時，上午3小時，下午少則2小時，多則3小時，隻有在無風的黃昏，他才到院子裏走一會，光線強烈時絕對不行，即使睡覺。在夢中，他也不會停止思考，他有時突然從床上爬起來，叫秘書記錄夢中思考的結果。為了防止出現考慮不周，他又給周邊的人立下一條規矩：所有他批閱的電報和文件，一律押3個小時後再發。
了解林彪生活習慣的人都說，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別人突然打亂他的思路。突然的幹擾能使他產生一種情緒反射，平時最不能控製的就是這種情緒，連葉群都說不清那種情緒是什麽。這種情緒不經常發生，但是一旦發生，就會顯示出兩個非同尋常的症狀：一是心悸流汗，二是大小便失禁。在這種情況下，林彪什麽都不能做，不僅不能看書、聽匯報，連吃飯都有困難。遇到這種情況，林彪隻能絕對臥床休息，而且經常要休息四五天才能恢複正常。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除了拉自己的幫派之外，林彪奉行的原則是“毛主席同意我同意”、“毛主席劃圈我劃圈”的“緊跟”策略，自己輕易不出頭。接見外賓時，他一向不願意去，隻是毛澤東出場要他作陪時，才勉強走一下。平時，林彪沒日沒夜地考慮問題，在陰暗的屋子裏製定大大小小的軍事和政治方案。他介入政治生活的方式，通常是聽秘書講文件並由秘書代他在文件上畫圈。表示同意時，他就掄起胳膊在麵前畫一個圈子，秘書就在文件上劃一個同樣的記號。如果有話要說，就由秘書記錄。他不同意時，就說“不予答複”，或者做一個壓下去的手勢。
後來“批林”時揭發材料說，林彪所“圈閱”過的文件，其實都是秘書畫上去的圈，這講的是實情。
在很長時間裏，林彪活動的方式是“轉車”，即坐上汽車開到野外狂奔，在顛簸中感到一種快意。而到了1970年秋天以後，這種僅有的外出活動也變得很少有。
廬山會議的失策，使林彪陷入深深的懊喪煩躁之中。他本來就不苟言笑，現在更加沉默寡言了，除了不定期聽秘書講點兒中央文件外，其他方麵的文件很少聽。他減少了會客，常常是一個人關在房間裏踱步，一圈接著一圈，不停地轉。
此時，毛澤東對林彪和他手下的大將采取了保批兩種政策，不過在組織上保林彪的同時還是逐漸加大了對黃、吳、李、邱“四大金剛”和葉群的批判力度。由於廬山會議批判的隻是陳伯達，林彪及其手下一夥的問題還未被黨內軍內高級幹部完全知曉和引起警惕，於是毛澤東開始采取一些“消熱”措施，多方“打招呼”，給“永遠健康”的“林副統帥”澆冷水。他頻繁地接見各大軍區司令員、政委、省、市、自治區黨政負責人和群眾團體的領導人，向他們個別打招呼。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幫助下，采取了從輿論到實權逐步削弱以至於瓦解的策略。當時批評黃、吳、葉、李、邱，其矛頭所向，林彪心裏最清楚，一些領導幹部也隱約地能感覺出來。
1971年1月，當時被認為是受陳伯達影響並被林彪控製的北京軍區改組(後來對此定性有不同看法)。同年4月，毛澤東親自派人參加過去由黃、吳、李、邱控製的軍委辦事組，實行了“摻沙子”，林彪一夥在此的一統天下被打破。到了4月中旬，批陳(伯達)整風匯報會召開，林彪手下“四大金剛”和葉群的檢討及毛澤東的批語在會上散發。5月下旬，《毛主席會見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談話是1970年12月進行的)在各級領導幹部中逐層傳達，其中重要的是提到“四個偉大”(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提法“討嫌”，而這一提法恰恰是林彪所最熱衷的。7月1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同時發表文章，告誡全黨警惕“現在正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此前幾年，已經把劉少奇定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曆史證明這是一大冤案)，這時又要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矛頭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
從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對他在廬山會議上帶頭搞起來的這場風波，沒有作過任何檢討，甚至友善的姿態也沒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氣充溢在他胸中。有人認為無論對與錯，林彪都堅持自己的觀點，從不公開承認錯誤，最多不吭聲而已，這次又是抱著死硬到底的態度與毛澤東硬頂。不過從新中國成立後的情況看，林彪表現出的多是柔媚的一麵，骨子裏的一股霸氣很少發作，這時隻是以陰謀對抗的手段來發泄。林彪當時的警衛秘書李文普針對“頂牛”一說曾回憶道：九屆二中全會後，林彪曾要見毛主席，長時間毛不作答複，說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不是真實的。且不論李文普的這種分析如何，從當時的情況看，林彪不作檢查，是因為感到這沒有什麽用，真實的動機不可能亮出，檢討反會徒增自己的罪狀。按他兒子林立果的話講，已經是一種“與其束手待斃，不如破釜沉舟”的心態。
進入1971年以後，毛澤東與他的“親密戰友”之間出現了巨大的裂隙，其貌合神離的跡象很快便被敏感的新聞記者的長鏡頭捕捉到了，這點令他們驚訝不已。杜修賢是老資格的新華社攝影記者，據他講，廬山會議後他目睹了兩件奇怪的事情：
其中一件事，發生在1971年“五一”節天安門觀禮台上。這天晚上，天安門廣場火樹銀花，歌舞翩躚。城樓上擺放著許多圓桌，正中的圓桌是專門為毛澤東和林彪安排的。華燈初上，毛澤東健步走上天安門城樓，在台中央的圓桌東首坐下，西哈努克親王和董必武依次坐下，毛澤東對麵的位置始終空著。這是林彪的座位。按照當時的宣傳規定，自九大以後報紙上出現毛澤東接見外賓的鏡頭，必須有林彪在場，以顯示“接班人”的地位。
過去，林彪凡是與毛澤東共同出席晚會，總是提前5分鍾在電梯邊等候著，竭力表現他作為“學生”對導師的恭敬。這次卻一反常態，遲遲不到。毛澤東與西哈努克談話，不時朝對麵的位置瞥上一眼。周恩來十分著急，不停地看表，還派秘書去打聽林彪的下落。終於，林彪慢條斯理地走上了城樓。已經是五月天了，他還披著一件軍呢大衣，身上散發出一股濃濃的煙味，一副萎靡不振的沮喪模樣。他冷僻地落座，一句話沒說，與近在咫尺的毛澤東既沒有握手，也不搭話，甚至沒有看一眼，隻是一味地耷拉著腦袋。杜修賢十分為難，他的任務是拍攝毛澤東和林彪親切交談的照片，可是現在兩人隔著桌子，互不搭腔，根本沒法拍。
杜修賢在長期從事記者的工作中養成一個習慣，到場後先拍一張全景。這次，他隨意地拍了一張全景照後，便放下相機，等待機會。過了一會，等他再回到圓桌時，禁不住目瞪口呆：林彪的位置空著，人不見了。周恩來也感到不妙，目光頻頻望著那個空蕩蕩的座位，喉結上下滾動，想說什麽，話到嘴邊又咽下了，他招手將警衛員叫來，低聲吩咐了兩句，警衛員飛快地跑向城樓大廳，不一會，警衛員回來了，跟周恩來耳語幾句，周恩來神色異常嚴峻。杜修賢跑過去一問，原來林彪早就回家了。毛澤東對林彪的不辭而別，表現出毫不介意的大度。西哈努克詢問林副主席哪裏去了。董必武解釋道：“身體不好，先回去了。”幸虧杜修賢在林彪剛入座時已經拍下了一張照片，否則當天的報紙上將會缺少這位“副統帥”的形象，在當時可算是新聞部門重大的政治問題了。
此事過了一個月後，杜修賢又親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國領導人接見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賽斯庫時發生的。他回憶說：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抵達118號房間不久，羅馬尼亞客人也到了。我忙著拍攝賓主握手的鏡頭，待賓主落座後，又趕快拍攝會議的場景。我見會談的氣氛已進入正常的軌道，就退出來到門外的大廳裏等會談結束時再進去拍攝。我在外轉一圈，找人把剛拍的膠卷送回社裏衝洗。回到大廳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廳的西北角，沒有坐在沙發上而是坐在一張椅子上。我以為會談結束了。再看看，主席、總理的警衛員都還在大廳裏，他們也和我一樣愣愣地瞅著莫名其妙的林彪。不知林彪什麽時候從118房間裏出來的。我們光著頭還熱得直冒汗，他卻萎縮成一團，帽簷壓得低低的，最叫人驚駭的是他那張沒有一絲血色的臉，雖然看不見他整個臉龐，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張蠟人的臉。我回到118房間，毛澤東旁邊的沙發空著，和“五一”晚上那個椅子幾乎如出一轍。毛澤東泰然處之，興致勃勃地舞動著手臂和客人熱烈地交談。周恩來平靜地微笑著，時時插上一兩句話。康生話不多，鏡片後麵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會談結束了，林彪還沒有進來。待毛澤東他們都走了，我收拾完攝影箱，才離開118房間。到大廳裏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還坐在那兒。
林彪兩次不告而辭，身體不適是托辭，其實是顯露出他決心對抗的強硬態度。林彪的警衛秘書李文普便說過當時的情況：
我們在他身邊隻是覺得在九屆二中全會之後他情緒不好，身體比以前更差些，但天天見麵，也未感到有多大異常。他的身體狀況有病曆可查，服藥都由保健醫生記錄。301醫院、北京醫院專家、醫生給林彪看過病、檢查過身體的人很多，幾屆保健醫生現仍住在北京。九一三事件發生前，北京醫院的蔣保生醫生也在北戴河做林彪的保健工作。9月初，也就是林立衡、張寧到達北戴河的前幾天，蔣保生又請北京醫院、解放軍301總醫院的專家、醫生到北戴河來，對林彪的身體狀況作了詳細檢查，認為同過去一樣正常，沒有發現新的問題。
在一再等待之後，毛澤東對林彪也徹底失望了。這種失望之情，便表現在20多天後的一次小型匯報會上。
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會談結束後，周恩來帶著總參謀部副部長熊向暉去向毛澤東匯報。剛剛入座，他們便想匯報這次會談的情況，然而意外的是，毛澤東卻朝周恩來擺擺手，說：“那個不忙。”然後轉向熊向暉，問起軍委辦事組作檢討的事：
“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還有葉群，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
當時熊向暉一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前他認為，這些可都是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不知道他們有什麽問題。於是他據實報告：“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澤東聽到此話，馬上追問：
“有沒有看過黃永勝等人的檢討？”
熊向暉回答：“沒有。”
毛澤東轉身問周恩來：
“那五個人的檢討，發給總參了沒有？”
周恩來馬上回答說：
“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60多份。”
毛澤東馬上想了一下，60多份，應該發到了熊向暉這一級幹部手中，而他竟然不知情，這說明了什麽？經過片刻沉思，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突然提高聲調說：
“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這話說完，室內空氣一下子緊張起來。接著，毛澤東針對周恩來講自己在曆史上也犯過錯誤一事，特別強調說：“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曆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真正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要講團結，就要光明正大。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講到這裏，毛澤東停了停，別有意味地問熊向暉有秘書沒有，寫報告、起草文件是否由秘書代勞，聽到熊向暉說是自己動手時，毛澤東便說：
“那好。我這裏的文件，就是一個秘書管的，他的任務就是收收發發。文件來了，我自己挑選重要的看。需要提點意見的，我自己動手寫，從來不讓秘書代勞。共產黨員一要動手，二要動口，就是要動腦筋。現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動手、不動口、不動腦筋，什麽事都靠秘書，聽說連科長都有秘書，搞成了‘秘書專政’。有的人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是國民黨的作風。”
將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批評為“國民黨的作風”，這在當時可算得上是非常嚴厲且性質極為嚴重的。熊向暉聽了心裏也是一驚，他知道：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辦公室主任的人，這指的就是林彪。
1971年夏季來臨，這一年北京的天氣格外熱，林彪又到北戴河避暑。不過他手下的“四大金剛”卻坐鎮北京，兒子林立果也東竄西跳，向他時時報告情況，特別是毛澤東的動向。
這一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間，毛澤東到南方巡視，主要目的又是向各地的主要領導幹部“打招呼”。在南巡期間，毛澤東幾次強調的一個話題是：“廬山會議開過近1年了，但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他同時點了林彪的名，還直接批評把林立果捧為“超天才”一事，這可以說是進行粉碎林彪集團的準備工作。
8月15日，毛澤東乘專列從北京出發，16日抵達湖北武昌。被稱為長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漢三鎮，當時天氣炎熱。專列一停靠武昌車站，毛澤東便找武漢軍區政委劉豐和汪東興談話，17日又找了河南省委負責人劉建勳、王新，還有劉豐等人繼續談話。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除了強調黨內團結和不要搞分裂(“分裂”一詞大有深意)，還說：不要把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秘書。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還有黃永勝那裏是不是？
當時有人回答說：黃永勝那裏早就不是了。後來了解這個回答的情況是假的，實際上黃永勝的老婆項輝芳當時還在當黃永勝辦公室的主任。
毛澤東馬上強調說：做工作要靠自己動手，親自看，親自批。不要靠秘書，不要把秘書搞那麽大的權。我的秘書隻搞收收發發。文件拿來自己選，自己看，要辦的自己寫，免得誤事。隻有兩個文件，當時因為身體不好，我口述，別人記錄，最後還是經過我自己修改印發的。其中一個就是《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所講的這篇文章，是解放戰爭時寫的一篇重要報告。
隨後，毛澤東又找湖南負責人華國鋒，在談話中解釋了去年在廬山會議時所寫的《我的一點意見》中“大有炸平廬山之勢”這句話：“說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是有用意的，空軍才能炸平。他們發稱天才的語錄，不給李德生同誌發，他們幾位是井岡山山頭一方麵軍的。一次當著他們的麵，我說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個山頭的，寶貝如何能給你呢？會上念的稱天才的語錄，事先也沒有談過，也不知是哪本書、哪一頁的，是說假話嘛。”
毛澤東在這個講話中，直接把矛頭指向“空軍”，這正是林彪父子及吳法憲想控製的重點單位，寓意更進了一步。
接著，毛澤東又講了解決九屆二中全會出現的問題的措施，特別說如何解決北京軍區的問題，並具體地說：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頭、挖牆角、摻沙子。看到38軍的報告很高興，當即批了。把24軍、21軍、38軍整得厲害，特別是把38軍整得苦。還批了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文件和劉子厚的檢討等文件，這是打石頭。改組北京軍區是挖牆腳。中央警衛團、北京衛戍區，他們沒有插進來。摻沙子，摻了李德生、紀登奎。還少，叫李先念參加軍委辦事組。不能不管軍隊，開會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參加，可以不到會。你們要過問軍事，不能隻當文官，要當武官。
這裏提到“打石頭、挖牆腳、摻沙子”，並點到目標是“軍委辦事組”，顯然是要解決林彪手下“四大金剛”的問題。不過毛澤東當時在談話中，雖說了林彪的責任，卻表示還要保他一下。在談九屆二中全會的問題時，毛澤東聯係當時提出來的“黨的曆史上的10次路線鬥爭”的提法說：廬山這一次的鬥爭，同前9次不同。前9次都作了結論，這次保護林副主席，沒有作個結論，他當然要負一些責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幫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氣。你們經常和我通一通氣，也可以嘛。
毛澤東在長沙找廣州軍區的負責人丁盛、劉興元等談了話。由於廣州軍區的部隊差不多都是四野的老底子，在此“打招呼”顯得非常重要。毛澤東在同這些人談話時，還叮囑不要把內容外泄，其實也就是防止讓林彪一夥提前知道。
此時住在北戴河的林彪，預感到毛澤東在南巡時會向幹部談到自己的問題，便千方百計想了解行蹤，並探聽毛澤東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的內容。9月5日，廣州軍區空軍參謀長顧同舟聽到毛澤東在長沙談話內容的傳達後，立即密報給林立果。9月6日，武漢軍區政委劉豐也不顧毛澤東的叮囑，把毛澤東在武漢談話的內容告訴了陪外賓到武漢訪問的李作鵬。
李作鵬當天回到北京，立即將此內容告訴了黃永勝。當晚，黃永勝又打電話，將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密報給在北戴河的林彪和葉群。
林彪得到這些消息的內心反應，自然可想而知。以林立果為首的“小艦隊”馬上采取行動，準備以武力“保衛首長”，其方式就是想謀害毛澤東，實行所謂“571工程”即“武裝起義”計劃。
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的命令。
9月8日，林彪寫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誌傳達的命令辦。”
當時，林立果有兩名主要助手，一是周宇馳，二是於新野。於新野於9月8日坐飛機到上海，然後趕到杭州布置了準備動手的任務。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想找到能執行這一計劃的人是非常困難的，連這夥人自己也感到心驚肉跳，經常猶豫不決。
據林彪外逃後不久扣押的“聯合艦隊”成員的供述，以及當年調查得到的材料，曾公布“聯合艦隊”準備謀害毛澤東的辦法主要有8種：
第一種辦法，如果毛澤東的專列停在上海虹橋機場專用線上，就由負責南線指揮的江騰蛟指揮炸專用線旁邊飛機場的油庫，或者讓油庫燃燒。據王維國交代，這時就由王維國以救火的名義帶著“教導隊”衝上火車，趁混亂的時候，先把汪東興殺死，然後殺害或綁架毛澤東。
第二種辦法，是準備在第一種辦法失敗後采用的，就是在毛澤東的專列通過碩放鐵路橋時，炸掉鐵路橋和專列，製造第二個“皇姑屯事件”。然後他們再宣布是壞人搞的。碩放橋在蘇州到無錫之間，他們已經到那裏看了地形，連炸藥怎麽安放，都測量和設計好了。
第三種辦法，如果碩放炸橋不成，就用火焰噴射器在路上打火車。周宇馳講，火焰噴射器可以燒透幾寸厚的鋼板。朝火車噴射，很快就會車毀人亡。王維國、周宇馳等人也到鐵路沿線看過地形。他們準備從外地調來火焰噴射器部隊，不過後來也擔心，這支部隊能不能執行命令很成問題，搞不好幹部戰士會先把下命令的人打掉。
第四種辦法，是用四○火箭筒和100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澤東乘坐的火車。四○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飛機的，這兩種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強，對付火車不成問題。
第五種辦法，是要王維國利用毛澤東接見的機會，開槍殺害毛澤東。
第六種辦法，是利用中央開會的機會，對毛澤東下毒手。
第七種辦法，是策劃用飛機上的機關炮、警衛營的步槍、機關槍打毛澤東乘坐的專列，把車打停以後，欺騙戰士說上火車去抓凶手，看著哪個活著就把他幹掉。
第八種辦法，是要在杭州用改裝的伊爾-10飛機來轟炸毛澤東的專列。
雖然上麵的惡毒圖謀還都在計劃之中，並未能付諸實行，卻可看出其凶狠毒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史冊上，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件。
對於林彪的歹意和林立果的布置，當時毛澤東並不清楚，不過還是覺察出一些蛛絲馬跡。特別是在到達南昌之後。
8月31日，毛澤東從長沙去南昌，並通知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到南昌談話。汪東興乘飛機先到南昌後，又用自己坐的這架飛機把許世友從南京接來，韓先楚則坐福州軍區的飛機由福州到南昌。
許世友、韓先楚於8月31日下午5點鍾左右先後抵達南昌。他們到了以後，汪東興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向他們和江西省的一把手程世清一共3個人傳達了毛澤東在湖北、湖南的談話內容。當天晚上10點多鍾，毛澤東又同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和汪東興開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談話。
毛澤東開門見山，講黨的曆史和路線鬥爭問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10次路線錯誤，是要分裂黨，但沒有分裂成。這些話的寓意所指，正是針對林彪拉幫結夥想搞分裂。
當時江西省的主要負責人是程世清，“文化大革命”前隻是一個軍隊的師政委，到江西支左後被提升起來，與林彪集團關係密切。“九一三”以後，他也被當作死黨關押並交代問題。為了替自己申辯，程世清在致中央的信中說，在南昌他聽到毛澤東就林彪問題“打招呼”後，馬上就講了周宇馳等人到江西活動等反常現象，引起毛澤東的警惕。由於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都在世，程世清所申訴的內容不會是虛構的。
不管程世清此前有什麽問題，這次聽到“打招呼”便馬上反映林立果問題，應該說還是好的。
毛澤東聽到這一反應，此後行程便格外警惕，有些行動是多少年從未見過的。
9月2日毛澤東離開了南昌，從南昌到杭州專列走了近13個小時。9月3日零點專列抵達杭州後，在筧橋專用線上停放，毛澤東突然又下令改變停放地點。
解放以後，毛澤東很喜歡在杭州居住，曾來此40次，除了北京之外，是在國內到達最多的地方。此次毛澤東到達杭州後，便在車上找南萍、熊應堂、陳勵耘和汪東興一起談了話。當時，南萍任浙江省革委會主任、省軍區政委，熊應堂任省軍區司令員，陳勵耘任空五軍政委。這次談話，持續了1個多小時。
按照慣例，毛澤東會在杭州居住一段時間，然而9月8日晚上他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老同誌派人暗示毛澤東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種情況，過去是從來沒有的。一些多次接待過毛澤東的工作人員，在看望他時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況。
毛澤東聯係到在南昌聽到程世清的報告，感到要防止林彪一夥人的不測行為，於是他當機立斷，及時采取措施，首先把汪東興找去，提出要把專列轉移。毛澤東的專列於9日淩晨轉到靠近紹興的一條專線上。據汪東興回憶錄說，10日中午毛澤東突然叫他說：
“走啊！不要通知陳勵耘他們。”
汪東興說：“主席，不通知他們不行。”
毛澤東問：“為什麽呀？”
汪東興說：“不通知不行，您不是一般人。來的時候，都通知了；走的時候，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還是要靠地方。”
毛澤東又說：“那就不讓陳勵耘上車來見，不要他送。”
毛澤東擔心陳勵耘，正因為他是空五軍政委，與林彪父子有特殊關係。當時陳勵耘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澤東住所的警衛工作。1996年汪東興發表回憶錄時，還說當時“毛主席住在杭州，無異於進入了虎穴”。
9月10日下午4時，毛澤東乘坐專列匆匆由杭州出發，走了5個多小時，晚10點前抵達上海。到上海後，毛澤東找當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市委書記的王洪文講了話，又突然對汪東興說：“我們走！”
毛澤東乘坐的專列在南京站隻停留了15分鍾，並沒有見南京的同誌，隻有汪東興下車見了許世友。此後，專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開。在濟南站，毛澤東叫汪東興打電話通知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到豐台車站等候，說要同他們談話。當時李德生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吳德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紀登奎任北京軍區第三政委，吳忠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過去毛澤東從外地視察回北京，從來不在豐台站下車停留，這次的反常舉動，肯定也是出於警惕做出的。
9月12日13點10分，毛澤東的專列駛抵豐台，車停好後便在車廂裏同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和吳忠談話，一直談到下午3點多鍾。總計毛澤東這次到南方巡視，從8月15日動身，到9月12日回到北京，共計29天。這期間除同個別人的談話不算外，同各地負責人的談話共13次，平均每兩天多談話一次，其中包括在路途的時間。
毛澤東突然返京，周恩來也不知道。據汪東興回憶，“回來後，我打電話給周總理。周總理還不知道出了什麽問題，感到詫異。他問：‘你們怎麽不聲不響地就回來了，連我都不知道。路上怎麽沒有停？原來的計劃不是這樣的呀。’我回答周總理說：‘計劃改了。’我還說，電話上不好細說，以後當麵匯報。”
據後來揭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說明，9月10日林立果等人正在加緊策劃和實施謀害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誌的陰謀，突然接到空四軍政委王維國從上海打來的電話，報告毛澤東的專列已經離開上海。這幫家夥被嚇壞了，林立果連聲說：“糟糕！糟糕！”
9月12日下午，林立果又探聽到毛澤東回到中南海的消息後，深感謀害陰謀已經破產。他在驚恐之餘，給在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說情況緊急，兩個小時以後飛往北戴河，並說，他走後北京由周宇馳指揮。林立果還對周宇馳等人說，現在情況變了，我們要立即轉移，趕緊研究一個轉移的行動計劃。
他們要轉移到哪裏去呢？審判林彪反革命集團時所說的“兩謀”，那便是：一個是陰謀殺害毛澤東；另一個是陰謀帶領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南逃廣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不過，在毛澤東健在時，在廣州另立政府，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毛澤東一聲號令，廣州軍民都會響應。
當時林彪、林立果感到陰謀敗露，又不可能主動認罪。唯一能選擇的逃避之途，便是飛向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