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貝利亞被處決是蘇聯的大冤案
——貝利亞事件真相之一
箴 華
內容提要：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後，貝利亞是蘇聯黨和國家的第二號領導人。三個多月以後他被逮捕，然後被秘密處決。本文簡單地介紹了斯大林逝世以後蘇聯的政治局勢，係統地介紹了貝利亞在斯大林逝世後大刀闊斧地改革弊政、無所畏懼地平反冤假錯案、迅速開拓蘇聯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麵的思想和行動，說明貝利亞被逮捕、處決的案件是斯大林逝世以後蘇聯的第一個大冤案。
關鍵詞: 貝利亞 赫魯曉夫 馬林科夫 蘇聯 俄羅斯 共產黨 冤案
拉夫連季·帕巴輔洛維奇·貝利亞（1899～1953,英文名為Beria，Lavrenty Pavlovich,俄文名為Берия 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是20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的蘇聯領導人。貝利亞於1899年3月16日生於格魯吉亞。斯大林逝世後，貝利亞任蘇共中央主席團(後來改名為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1953年6月26日，貝利亞因莫須有的罪名而在主席團會議上被捕。後來他被指控“充當帝國主義代理人”和“進行反黨和反國家的罪惡活動”，於1953年12月23日被秘密處決。
（一）檔案解密 俄羅斯重評貝利亞
在差不多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在蘇聯、俄羅斯和中國許多人的意識中，拉·帕·貝利亞的名字一直是與蘇聯20世紀30年代的肅反運動、國家安全機構和內務部機構恣意妄為的活動緊緊地聯結在一起的。貝利亞作為劊子手、陰謀家以及道德敗壞的人的形象已經根深蒂固地留在人們的記憶中。
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在爭奪權力的鬥爭中，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領導人，將處決貝利亞評價為克服斯大林個人崇拜、在蘇聯確立法紀、建立民主製度和集體領導的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曆史性勝利。時至今日，俄羅斯的大部分曆史學家仍然讚同這種依據1953-1956年蘇共文件對事件所形成的觀點。
但是，當代俄羅斯的許多學者，根據新的史料（即俄聯邦總統檔案館、現代文獻保管中心以及俄聯邦軍事總檢察院的文獻資料）對於貝利亞事件進行的研究，反對蘇聯曆史文獻的陳詞濫調，對於斯大林死後貝利亞的工作給予了肯定性評價。他們強調貝利亞在發展國家經濟、加強國防力量方麵的巨大貢獻。他們把貝利亞在斯大林逝世後的行動說成是使蘇聯社會民主化、法治化的第一次嚐試。他們認為，貝利亞是改革時代的宣告者和改革的先驅人物。
對貝利亞的作用持相反見解的許多作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對1953年3月至7月期間蘇聯社會生活巨大變化的性質的評價是一致的。隻是一些人認為這些變化是貝利亞活動的結果，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貝利亞的對手的功績。
1953年3月至7月期間蘇聯社會到底發生了什麽變化？貝利亞在其中起了什麽作用？貝利亞被捕事件的真相如何？貝利亞被處死是罪有應得還是大冤案？筆者將以《貝利亞事件真相》之一、之二、之三為副題，分別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找出正確的答案。本文是其中的第一篇。
（二）偉人逝世 新領導集體接班
1953年3月5日，蘇聯人民的偉大領袖和世界人民的偉大導師斯大林逝世。
在斯大林去世的前1小時又10分鍾，舉行了蘇共中央主席團常務委員會會議，會上預先議定了一切組織問題。接著，在同日舉行了蘇共中央全會、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對最重要的組織問題做出了決定。拉·帕·貝利亞提議由馬林科夫擔任部長會議主席，並免去其蘇共中央書記的職務。格·馬·馬林科夫建議將國家安全部與內務部合並為一個部——蘇聯內務部；任命貝利亞、莫洛托夫、布爾加寧和卡岡諾維奇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貝利亞兼任內務部長，莫洛托夫兼任外交部長，布爾加寧兼任武裝部隊部長；伏羅希洛夫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由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布爾加寧、卡岡諾維奇、米高揚、薩布羅夫、別爾烏辛組成蘇共中央新的主席團。尼·謝·赫魯曉夫沒有在政府中擔任職務，讓他集中精力於中央委員會的工作。
在斯大林去世前夕，馬林科夫已在扮演黨內第二號人物的角色。他主持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和蘇聯部長會議的各種會議，在政府中代理斯大林。在蘇共第十九次黨的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作了總結報告，黨和政府機關掌握在他的手中。但是，馬林科夫不具備斯大林那種超凡脫俗的雄才大略和獨攬大權的能力。
馬林科夫所不具備的那些素質，在貝利亞身上卻並不缺乏。貝利亞所具有的政治立場的堅定性和做出決定的果斷性，以及臨危不懼的膽量和處理重大事件的魄力，使貝利亞同馬林科夫一起掌握了在斯大林逝世後重新組織政權的權力，並且成為蘇聯發展方向的實際上的主宰者。
（三）大力改革 貝利亞開拓新局麵
斯大林逝世後，貝利亞成了蘇聯黨和國家的名副其實的第二號人物；而且，由於他掌握了負責國家安全和中央領導人保衛的內務部，他成為炙手可熱、令人畏懼的人物。貝利亞自認為其地位很穩固，所以，他無所畏懼地開始施展他的才能，大刀闊斧地改革弊政，力圖迅速開拓新局麵。
貝利亞主要進行了以下七個方麵的工作：
（1）改革國家的領導體製，建立監督機製
貝利亞認為，由黨領導並且包辦一切的現行領導體製是不合適的；應該擴大政府的權力，黨的主要任務是負責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
在斯大林逝世那天中央主席團做出的關於國家領導人的決定實際上是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兩個人預先商量確定的，主要體現了貝利亞的思想。主席團10名成員隻有2名是負責黨務的，排在前三位的都是政府的領導人，排在第四的是最高蘇維埃領導人，領導黨務工作的赫魯曉夫隻排在第五位。
1953年5月，蘇共中央邀請以拉科西為首的匈牙利黨和國家代表團訪問蘇聯，以便確定匈牙利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拉科西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成員麵前提出了一個問題：蘇聯是怎樣實現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之間的職務劃分的。按照赫魯曉夫的說法，“當時貝利亞輕蔑地回答說：中央算什麽，讓部長會議決定，讓中央去管理幹部和進行宣傳工作吧”。在其它場合貝利亞也說過意義相同的話，即黨隻管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其它工作都有政府負責。
貝利亞還主張，應該通過新聞媒體讓人民知道黨和國家的重要決策和采取的重大措施。他指示新聞媒體公布平反冤假錯案、糾正民族政策錯誤、反對個人崇拜等方麵的中央決議、調查報告和其它有關文件。
貝利亞認為，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接受監督。他用內務部來監督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機關，並且指示內務部調查各加盟共和國黨的領導機關的錯誤。甚至在他平反冤假錯案、糾正民族政策方麵的錯誤時，涉及到中央領導人（主要是赫魯曉夫和馬林科夫），他也毫無畏懼地進行調查，並且在中央內部或在中央報刊公布調查處理結果。
（2）平反冤案、假案和錯案，恢複法製。
3 月9 日，在追悼斯大林大會上的演說中，貝利亞強調要保護憲法賦予人民的民主權利和自由。他曾向米高楊談了自己的想法：“應當恢複法製，不能容忍國內目前這種狀況。我們逮捕了許多人，應當把他們放掉，也不能隨便把人送到勞改營去。內務部應當縮減。”在斯大林逝世之後的大約一個半月裏，貝利亞把注意力集中在斯大林晚年的一些鎮壓案件的清理和平反方麵。
３月２６日，貝利亞指出，在蘇聯監獄和勞動改造營中關押的200多萬犯人大多屬於不該判刑或判刑過重的人，應該進行大赦。他主持起草了大赦命令草案，３月２８日由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簽署公布。這個大赦令對範圍非常廣泛的各類囚犯予以釋放或減刑，包括：立即釋放所有刑期5 年以下者，所有因為“職務犯罪、經濟犯罪和軍人犯罪”而被判處徒刑者，全部有10歲以下子女或懷孕的女囚犯，所有少年、老年和身患絕症的囚犯，判刑5 年以上的其餘囚犯則刑期減半（被判反革命罪、嚴重貪汙罪、槍劫罪和殺人罪者除外）。該命令還根據貝利亞的建議，宣布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的刑法典有必要依照寬容和從輕發落的原則進行修改。根據這個大赦令，100多萬人被釋放，40多萬人的案子停止偵查。這是斯大林逝世後震動蘇聯社會的頭一件大事。
早在1953年3月，貝利亞就下令成立了五個委員會，審查“醫生反革命分子案”、“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案”、“軍事部軍械總局工作人員案”、“格魯吉亞地方工作人員案”和“空軍及航空工業部工作人員案”。委員會很快就做出結論：所有這些案件都是原國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員事先捏造的。
4月3日，蘇共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就貝利亞提交的內務部關於“醫生反革命分子”案件的報告通過了決議，采納內務部的建議：(1)釋放在押的根據所謂的“醫生反革命分子”案件而被逮捕的37人及其家屬，並為這些醫生徹底平反，完全恢複其名譽；(2)追究原蘇聯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的責任，特別是在捏造這起挑唆案件以及粗暴踐踏蘇聯法律方麵極其猖獗的那些工作人員的刑事責任。同時，蘇共中央書記、原國家安全部部長С·Д·伊格納季耶夫和副部長留明被撤職、逮捕。
貝利亞親自給各大報紙發去了內務部關於這個案件的通報。《真理報》當時就“醫生反革命分子案”公開平反所作的評論強調，保護蘇聯公民的合法權利是蘇維埃國家得以進一步發展和鞏固的最重要基礎。
4月4日，貝利亞簽署的一份文件指出：“蘇聯內務部已查明，在國家安全部機構的偵查工作中，存在著粗暴踐踏蘇聯法律的現象，逮捕無辜的蘇聯公民，肆無忌憚地偽造偵查材料，廣泛地使用各種審查方法——殘酷地毒打罪犯，晝夜使用手銬，……，長時間剝奪罪犯的睡眠，將罪犯扒光衣服關進寒冷的單人囚室裏。”這份命令還指出：由於“這些極其殘酷的審訊方法，使得許多無罪的被捕者被偵查人員折磨得體弱力衰、精神沮喪，而其中的個別人已經喪失了人的麵貌。利用犯人的這種狀況，偵查人員-偽造者趁機將事先就編造好的關於進行反蘇維埃和間諜-恐怖活動的證詞塞給他們。”
在“醫生反革命分子案”的平反之後不久，“國家安全部工作人員案”、“軍事部軍械總局工作人員案”等四個案件也被內務部推翻、平反。
（3）改革國家保安體製，限製保安部門的權力
早在斯大林去世後第二天，貝利亞即著手籌劃改革國家保安體製的措施，並在短時間內予以貫徹，其內容首先是將規模龐大、權力極大的內務部的種種“生產、經營和建築單位”轉交給各經濟部委。僅1953年3 月間，就有近30個這樣的大單位被轉撥出來，包括遠東建設總局、特種石油工業建設總局、公路總局、鐵路建設總局、林業工業總局等等。稍後，同樣出於貝利亞的創議，龐大的古拉格（勞動改造營和教養院管理總局）及其各分支機構移交給司法部，內務部僅保留關押“特別危險的國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營和關押戰俘中被判刑人員的軍事罪犯營。
作為保安體製改革的一部分，貝利亞下令嚴禁內務部機構對被捕人員采取任何強迫和體罰措施，所有辦案人員“今後如果再破壞蘇聯法律，將嚴懲不貸”，直至將肇事者甚至其領導人交付法庭審判。他並且下令關閉監獄裏對犯人進行體罰的場所，銷毀一切刑具。
此外，他還建議重新界定“反革命罪”這一概念，重新審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此類案件，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並予以精神和物質補償。
在貝利亞被捕前10天，他準備提議“因缺乏經濟效益和發展前景而廢除現有的強製勞動製度”；並且已正式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提出了要求嚴格限製內務部長特別會議（即內務部審判庭）職權的報告，因為這個在30年代肅反運動初期設立、以後又多次被賦予更大權力的非司法機關廣泛地濫用權力，製造假案。
貝利亞平反冤假錯案、改革保安體製的行動在中央主席團內部引起了爭論。在4月10日主席團通過了一個支持貝利亞的特別決議：“讚成拉·帕·貝利亞同誌采取措施揭露過去蘇聯國家安全部製造冤案陷害誠實的人們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消除由於破壞蘇聯法律所造成的後果，應注意到，這些措施的宗旨是鞏固蘇維埃國家和社會主義法紀”。
（4）糾正民族政策錯誤，改善民族關係
自1953年4月中旬起，貝利亞開始糾正民族政策方麵的錯誤。在蘇聯於衛國戰爭前不久兼並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和烏克蘭西部，戰爭結束後的局勢仍很緊張，對推行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進行的抵製導致數以萬計的公民遇害。雖然到斯大林去世時有組織的反對已大致被消滅，但貝利亞知道一些非俄羅斯民族的憤懣遲早還會爆發出來。
4月10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在貝利亞推動下通過決議，宣布“明格列爾案”這樁戰後民族問題頭號大冤案純粹出於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隨即，靠該案擔任格魯吉亞黨中央第一書記的俄羅斯人姆格拉澤被撤職，由格魯吉亞人米爾楚拉伐接任。
接著，貝利亞指示內務部調查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在民族政策方麵的錯誤。這是貝利亞所發動的一次最廣泛的行動。他向中央委員會主席團提交了關於烏克蘭、白俄羅斯、立陶宛黨的各機關工作中存在的缺點的一係列報告。報告強調說，這裏的國家安全機關試圖借助於大規模的鎮壓來“改善”政治狀況。
根據內務部的報告，中央主席團通過了相應的決定。在烏克蘭、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白俄羅斯等加盟共和國，很快也采取了替換俄羅斯族最高領導人的措施，並且批判他們在民族政策方麵的錯誤。貝利亞還著手糾正強迫某些非俄羅斯民族集體遷徙的錯誤。
可以說，斯大林去世後短時間內民族政策的變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在蘇聯政策史上鮮有可比者。甚至貝利亞的頭號對手赫魯曉夫後來也承認，貝利亞在這一點上“碰巧是正確的”。
然而，6月12日中央主席團通過的關於白俄羅斯中央第一書記帕托利切夫由白俄羅斯族人齊米亞寧取代的決定沒有來得及實現。顯然，在民族政策“糾偏”方麵，出現了新的轉折。事情一直拖延到6月底貝利亞被逮捕。帕托利切夫留在了原來的職位上。
（5）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建立集體領導製度
貝利亞帶頭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並且進而倡議禁止現領導成員效法個人崇拜，提倡建立、加強集體領導製度。
貝利亞是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第一個提出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領導人。主要是由於貝利亞的推動，3 月27日《真理報》以非常顯著的方式，首次提出集體領導是黨的主要原則之一，要求蘇共全體幹部具有與此相應的“現代意識”。近20天後，該報再次載文強調黨和國家的所有重大問題皆須領導成員集體解決。與此相應，斯大林葬禮過後斯大林的名字在蘇聯報刊上出現得越來越少。
更為重要的是，貝利亞建議，禁止在節日遊行中展示或在企業、機關及團體建築物懸掛現領導人的畫像，在遊行隊伍中禁止抬出現領導人的畫像。5月9日，根據貝利亞的倡議，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關於“在國家節日期間裝點遊行隊伍和各企業、機關、組織的大樓”的決議。但是，主席團的成員們明白，這個措施是針對他們的。這自然使他們驚恐萬分，並引起了他們對貝利亞的不滿。毫不奇怪，在貝利亞被逮捕之後，中央主席團的這個決議被立即取消了。
（6）改變經濟建設方針，壓縮基本建設項目
貝利亞還過問蘇聯的國民經濟問題。許多黨務和經濟工作的領導人都感受到沉重的財政負擔，“造成了巨大損耗的工程”的嚴重困難。貝利亞建議：重新審議1953年一係列工程項目的建設計劃，壓縮斯大林晚年已經開始的許多“共產主義建設工程”，這些工程吞食了財政預算中巨大數額的資金；騰出來的資金主要投入到農業中去，大力發展農業。
1953年的3月27日，貝利亞就向政府提交了該問題的詳細報告。黨的經濟工作讚同貝利亞向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提出的建議。中央主席團批準了貝利亞的建議。被停止建設的這些項目中，有運河、公路和鐵路幹線以及具有國防意義的企業。
（7）調整外交政策，緩和蘇聯與東德和南斯拉夫的關係
在這個時期，貝利亞還關注蘇聯的對外政策問題，提出了改善同一些國家（主要是東德和南斯拉夫）的關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建議。
1953年夏天，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東德）局勢惡化：自1951年1月到4月期間，從東德向西柏林和西德遷移的大約有50萬人；柏林和其他城市發生了群眾性的抗議示威。這標誌著東德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著嚴重的缺點。到1952年中期，東德領導人仍然堅持加快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方針。
在5月14日和5月27日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東德問題時，出現了重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東德建立社會主義製度的速度問題。貝利亞認為，在民主德國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但是，貝利亞起先提議的要旨是東德停止建設社會主義。他說，蘇聯“需要的是一個和平的德國，至於那裏是不是社會主義，對於我們並無區別。”他還聲稱：如果德國統一起來，即使在資本主義原則的基礎上統一，對於蘇聯也足夠了；統一的德國可以同美國在西歐的影響相抗衡。對此，莫洛托夫在赫魯曉夫、卡岡諾維奇、布爾加寧多數主席團成員的支持下堅決反對，堅持要在東德建立社會主義製度。於是，貝利亞放棄了德國統一的主張。6月2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團通過了決議《改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政治形勢的措施》，其主要精神為建議東德領導放棄“建設社會主義的強迫性政策”。這個文件是由貝利亞起草和簽署的。
在斯大林晚年，斯大林等領導人批判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與北大西洋侵略集團勾結，背叛了社會主義；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係很緊張。斯大林逝世後，貝利亞主張改善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並秘密與南斯拉夫領導人聯係，企圖打開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的僵局。
按照蘇聯30年代起就實行的一種做法，由內務部而非外交部來進行某些秘密的重大外交行動。貝利亞通過自己的秘密渠道商談蘇聯和南斯拉夫關係正常化。後來在搜查他的辦公室時，發現了一份他給南共聯盟第三號領導人、南保安和情報部門首腦蘭科維奇的一份便函。函件的內容為貝利亞委托持函者告訴蘭科維奇並轉告鐵托：貝利亞及其朋友們認為必須根本改善蘇南關係；如果蘭科維奇和鐵托同意這一觀點，便可為此指定全權代表，在莫斯科或貝爾格萊德舉行秘密會晤。
由於貝利亞的推動，蘇聯的反南運動隨斯大林的去世戛然而止。隨後，在蘇聯官方頒發的“五一”國際勞動節宣傳口號中，幾年來慣常的反南斯拉夫口號不見了，蘇聯報紙也不再登載反南斯拉夫的文章。1953年6 月，根據貝利亞的建議，蘇聯政府主動向南斯拉夫表示希望互換大使，恢複蘇南決裂後即在事實上降格的大使級外交關係。
（四）顛倒是非 蘇聯功臣成“罪犯”
貝利亞是蘇聯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於1938年調到莫斯科，任內務人民委員（後來稱內務部長）；1941年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45年成為蘇聯元帥。他從1946年起為黨的決策機構（原為政治局，後為主席團）的委員。斯大林逝世後他成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在黨內排名第二。
貝利亞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為加強蘇聯的國防力量、為反對德國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勝利立下了巨大功勳。因此，他在斯大林時期獲得了許多獎勵，包括：社會主義勞動英雄金質獎章1枚，列寧勳章5枚，紅旗勳章2枚，蘇沃洛夫一級勳章1枚，等等。他時是蘇聯的大功臣。
斯大林逝世以後，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貝利亞做了大量有利於國家和人民的工作，包括：改革國家領導製度，建立對領導的監督機製；平反冤假錯案，懲辦冤案假案的製造者，恢複法製；改革國家保安體製，精簡內務部機構；糾正民族政策錯誤，改善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反對個人崇拜，加強集體領導；改變經濟建設方針，壓縮基本建設項目；緩和德國的局勢，改善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係；等等。貝利亞的重要主張，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團的支持；他所采取的重大措施，都得到了中央主席團的批準。貝利亞是蘇聯在斯大林逝世後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麵的開拓者，是對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模式進行改革的急先鋒。
由於貝利亞在斯大林逝世以後的行為對馬林科夫、赫魯曉夫等人的權力地位造成了威脅，於是赫魯曉夫玩弄陰謀詭計，策劃組織政變，在中央主席團會議上逮捕了貝利亞。然後，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貝利亞的反對派，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給貝利亞強加了許多罪名。請看貝利亞的功績是怎樣被扣上“罪名”帽子的：
赫魯曉夫等人把貝利亞改革國家領導製度、建立對領導的監督機製說成“把內務部機關淩駕於黨之上”；把調查處理冤假錯案、懲辦冤案假案的製造者說成“進行恐怖活動反對忠於黨和人民的政治活動家”；把反對個人崇拜說成“貶低斯大林的威信”；把糾正民族政策錯誤、改善民族關係說成“煽起民族紛爭和破壞民族友誼”；把緩和東德的局勢、處理東德國問題的意見說成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為外國資本家賣力”；把與南斯拉夫秘密聯係以便改善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係說成是與“外國間諜機關建立聯係”、“背叛祖國”；等等。於是，貝利亞這個蘇聯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社會主義的功臣便成了“妄圖奪取國家政權，推翻工農蘇維埃製度，複辟資本主義和重建資本家的國家”的十惡不赦的“罪犯”。
根據上麵的闡述，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貝利亞被逮捕、處決的案件是斯大林逝世以後蘇聯的第一個大冤案。以後我們將著文說明，製造這個冤案的罪魁禍首是赫魯曉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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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殷弘：《權力欲望與改革嚐試：貝利亞在1953年》，《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4] 柳植：《貝利亞事件真相》，《合肥晚報》2002年11月7日。
[5] 謝爾戈·拉夫連季耶維奇·貝利亞：《我的父親——拉夫連季·貝利亞》，新華出版社200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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