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印版 【 阿波羅新聞網2011-09-27訊】 作者：張戎（Jung Chang）,喬．哈利戴（Jon Halli
36 軍事工業化的起步
1953～1954年59～60歲 斯大林繼任者賣給毛的九十一個大型項目，連同斯大林從前答應的五十個，使毛得以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推出稱作“總路線”的中國工業化藍圖。鮮為人知的是，這些項目是以軍事工業為核心，毛的工業化實質上是“軍事工業化”。 毛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至多再長一點時間內，實現這個目標。他反複交代的是要“快”，“提前完成”“超額完成”說速度是“靈魂”。為什麽這麽急呢？毛澤東有一個說不出口的理由：他要在他活著的時候，中國就變成軍事大國，使他在全世界“說話有人聽”。 毛快六十歲了。在談起工業化時，他經常說到歲數生死問題。一次對中央警衛團戰士講話，他一邊說：“大家努力幹，用十五年時間實行工業化”，一邊冷不丁地說：“孔夫子是七十三歲死的。”孔夫子和工業化有什麽關係？毛的緊迫感顯然很強烈。 又一次，他講到再過三個五年計劃，就超過英國時，他說他也有個五年計劃：“最好再活十五年，我就心滿意足了。能超額完成當然更好。” 早在一九一八年，毛就表示過，他對身後名利完全不感興趣。這種徹底唯物主義思想貫穿了他的一生。一九五O年在莫斯科參觀列寧墓，毛對隨行人員說：列寧的遺體保存得很好隻是為了他人，“從個人看，人一死就什麽也不知道了，保存遺體也就沒有必要了。” 毛既不追求流芳千古，也不在乎遺臭萬年，對他死後天塌地陷都不關心。他去世的時候，沒有留下任何遺囑，也沒有指定接班人。而且，不像絕大多數中國父母，不像中國曆代皇帝，不像蔣介石，毛澤東完全不在乎斷子絕孫。在朝鮮戰爭中死去的岸英既是長子，又是毛唯一頭腦健全的兒子，可是岸英沒有孩子，原因是岸英的妻子當時在上學，不想要孩子。毛澤東沒有向岸英兩口子表示過希望他們生孩子。 一九五三年，以軍工為核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周恩來曾把計劃草案呈報斯大林，斯大林看到軍工在預算中占的比例時，說：“這個比例太不平衡了，即使在戰爭時期，我們的軍事開支也沒有這樣高。”，問題是我們能不能生產出這麽多的設備。”從中國官方公開的數字看“一五”時期，軍事開支和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投資，占總開支的百分之六十一。真實的數字更大，以後越來越大。 而國家花在教育、文化、醫療衛生上的全部錢加在一起，也不過是可憐的百分之八點二。西方人長期以為毛時代的醫療免費，實際上，享受這類福利的隻有城市裏一部分人。對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底層人民來說，除了治療急性傳染病以外，醫療從來不免費，而且普遍缺醫少藥。 中國從蘇聯進口的企業稱為“蘇聯援建項目”，給人的印象是這些項目都是蘇聯送的。其實每一顆螺絲釘都是中國人花錢買的，而付款方式大多是出口食品和其他農產品。周恩來在國務院說：“我們同蘇聯的貿易是賣出農產品，換回機器”。根據官方的《當代中國對外貿易》，整個五十年代，“出口商品主要仍是大米、大豆、植物油、豬鬃、腸衣、生絲、豬肉、羊絨、茶葉、蛋品等”。毛曾對印尼總統蘇加諾(AchmedSukarno)說：“說老實話，我們沒有好多東西 [出口]，無非是一些蘋果、花生、豬鬃、大豆。” 中國耕地隻占世界百分之七，人口卻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這是世界上少見的土地寶貴到不能大量飼養牲口的國家，人民少有肉、奶製品吃。中國人的蛋白質來源主要靠大豆、植物油、蛋品、豬肉，主食是稻麥。這些食物向來匱乏，糧食傳統上更是依賴進口。管經濟的陳雲說，大清帝國、北洋軍閥、國民黨都是靠進口糧食，向美國，加拿大，澳洲買糧食。而如今，食品要大批出口，大米居首位。 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共中央指示外貿部：糧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須想盡一切辦法擠出來，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類，應該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證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盡先出口，多餘的再供國內市場銷售。 在“擠”、“壓”政策下，受害最重的是農民。毛政權用嚴格定量的辦法，保證城市人口有基本食品，而農民就沒有保障了。為了限製城市人口，農民不準搬進城裏，不準進城找工作。他們被終身釘死在自己的村子裏，子孫後代難有出頭之日。傳統上，中國農民享有充分的遷徙自由，可以通過本事發財致富，可以通過讀書出人頭地。毛政權對農民的限製和壓迫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的。* （*這就是為什麽在毛統治下，城裏人都怕下放農村。下放意味著全家、子子孫孫從此生存沒有保障。毛利用這一懲罰手段使城裏人聽話。） 有一次，周恩來答應向東德出口大豆時說：“我們的人要是挨餓是在鄉下，不像你們的人在城裏。”意思是：中國挨餓的人外人看不見。 毛澤東一方麵出口農產品，一方麵卻不向農業投資。一度管農業的鄧子恢對部下說：“我們發展農業生產，是靠農民的兩個肩膀、一個屁股。”就是說靠農民的手工勞動和糞便。 在如此可憐的條件下從事生產的農民，不但要償付毛從蘇聯、東歐進口的大量軍工設備，還要支付毛為了擴大勢力範圍而有求必應的慷慨贈送。中國不但把北朝鮮、北越等窮國養起來，還對比它富得多的歐洲國家也大給特給羅馬尼亞舉辦青年節，毛一口氣就捐贈了三千噸植物油。而中國產油地區的農民這時一年一人隻許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飯還要點燈。 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後，盡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與中國比有天壤之別，毛大筆一揮，贈送了價值三千萬盧布的食品，外帶三百五十萬英鎊的“貸款”。毛的“貸款”，他反複說，是不需要償還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東德人民鬧事。毛馬上送給東德專製政權價值五千萬盧布的食品。東德還想多要，要求用機器償付。這些機器當時在中國沒用，外貿部決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說什麽“他們比我們苦得多，我們不能不管。”毛還在這些荒唐的話下麵加圈加點，以示強調。正是中國的食品，使東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給製度。 毛的慷慨解囊，中國人民是沒有資格過問的。享受滿足感的隻有毛。毛送了東西便以老師自居，要東德的烏布利希(WalterUlbricht)在“鎮壓反革命”上搞徹底，還建議他們學習中國建長城，把“法西斯”關在外麵。幾年後，柏林圍牆還真的修起來了。 世界上最富有國家的對外援助，也極少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千分之五，美國在二十世紀末的外援遠低於萬分之一。可是在毛澤東時代，中國這樣一個一貧如洗的國家，外援居然曾達到財政支出的百分之六點九二(一九七三年)！ 毛很清楚農民在餓飯。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一份報告上寫道：“全國大約有百分之十的農戶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糧，甚至斷炊”這種狀況“年年鄉如此”。 在這樣的狀況下出口食品，必然導致農民大批餓死。毛的第一副手劉少奇不希望有這樣的後果。他也想中國工業化，但他希望步子走得緩一些，先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建立適當的經濟基礎。劉在高層反複講了他的設想，強調“不可以先發展重工業”。所謂重工業，在毛時代就是以軍工為核心的工業。劉解釋說：“重工業積壓資金很厲害，需要大批資金才能建立……我們沒有別的辦法籌錢，隻有一個辦法，靠人民節省……現在人民生活很苦，”劉說：“農民要穿新衣服，要買襪子，要穿鞋子，要“梅蘭芳”的鏡子，要肥皂，要毛巾。他們需要各種東西，他們的孩子要讀書。”劉的看法是應該先滿足這些要求。而毛澤東從來沒有說過這類具體的關心人民生活的話。 劉少奇比毛澤東小五歲，出生地離韶山隻有幾公裏。他一九二一年去莫斯科，二十三歲時在那裏加入了共產黨。同學們說他深沉文靜，幾乎沒有什麽個人愛好，時間都花在學習俄文、看書、思考問題上，從來不閑聊天。不少女孩子被他吸引。劉認識毛是在一九二二年回到湖南後，兩人並非一見如故，也沒有特別的交情。直到三十年代後期，劉支持毛利用日本人打垮蔣介石、擴張共產黨的主張，他們才成了同盟。毛在一九四三年把他提拔成自己的主要助手，一九四五年去重慶、一九四九年去蘇聯時，都依靠劉看家。 在毛網羅的人才中，劉的能力是最全麵的。毛對他有知遇之恩，他也兢兢業業地報答。他的秘書寫道：“為了適應毛主席的沒有任何規律的生活習慣，所以他也逐步地使自己習慣了通宵達旦地工作。毛主席召集會議沒有固定的時間，有時上午，有時下午，有時晚上，有時淩晨。而且要求很急，秘書一通知就是“現在就來”。有時少奇同誌的汽車還沒到，毛主席的秘書就又來電話催。……有時少奇同誌正在睡覺，我們叫醒他後，因安眠藥正在起作用，他總是顯得很疲倦、很難受，這時，他連衛士泡好的濃茶也來不及喝一口，立刻驅車趕到毛主席的住處。” 最令毛寬心的是，劉守口如瓶，謹慎小心，沒有取代他的野心。但是，中共掌權後，毛劉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政策分歧，焦點是中國到底是要不顧一切地搞軍事工業，還是先發展民生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劉是毛的政策的頭號執行人，毛得確保劉按照他的意旨辦事。在多次對劉的觀點表示不滿之後，毛感到他得給劉點“顏色”看看，使劉能對他說一不二。毛的動作選擇在斯大林死亡之際。在這之前，毛不想給在毛劉間製造嫌隙的大老板以可乘之機。 斯大林病危時，劉正患闌尾炎住院。毛對他封鎖了有關斯大林的消息。斯大林死後，中蘇友好協會給蘇方發唁電時，雖然劉是會長，但唁電卻不署他的名字，而是劉手下人的名字。這在禮節上完全是說不過去的。在天安門廣場上召開的追悼大會也沒通知劉參加。 五月十九日，毛寫給劉一封尖銳的信：“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毛還在“否則無效”四個字下麵加上了著重號。寫完以後，毛似乎覺得言猶未盡，立刻又寫了一封(收信人加上周恩來、彭德懷)：“(一)請負責檢查自去年八月一日(八一以前的有過檢查)至今年五月五日用中央和軍委名義發出的電報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經我看過的……，以其結果告我；(二)過去數次中央會議決議不經我看，擅自發出，是錯誤的，是破壞紀律的”。這樣的聲色俱厲在兩人的關係中迄今為止很少見。 六月十五日，毛在推出軍事工業化綱領的政治局會議上，當麵譴責劉的觀點，不點名地指責他“右傾”。開會當天，中央警衛團隘衛中央常委的一批官兵突然調出中南海，調出北京城。之前，三月初毛開始給劉顏色看的時候，中央警衛團就在逐個了解成員的情況。 政治局會議後，毛在幾個場合打擊同劉親近的人。其中一位是財政部長薄一波，毛在全國財經會上搞了個“批薄射劉”。接著毛又親自授意東北局組織部長在組織工作會議上影射劉和所謂劉的人是叛徒內奸(因為他們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僅以這個罪名，劉少奇麵臨的就決不隻是一個丟官的問題。 毛讓劉在煎熬中度過了幾個月。突然，十二月二十四日，毛向政治局宣布他要外出度假，由劉少奇主持在北京的日常工作。這等於說劉還是第二號人物，好比把已在懸崖邊上就要掉下去的劉一把拉回生路。劉如釋重負，馬上按毛的意思挨個找中共領導層的人檢討自己，最緊張時三天三夜沒有睡覺。毛達到了目的：他狠狠地懲罰了劉少奇，使他的總管對軍事工業化綱領不敢再有二話。 毛整劉少奇的同時，給人一種印象，他要用主管東北的高崗來取代劉。高崗全心全意擁護毛的總路線，為了劉少奇的觀點同劉屢動幹戈。毛示意他喜歡高崗，不喜歡劉，向高崗放風，他有意以高代劉。在毛的默許下，高把毛的話透露了出去。不少人以為高上劉下已成定局。 誰知，晴天一聲霹靂，毛依然用的是劉少奇，反而清洗了高崗，給高安上“分裂黨以圖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罪名。這是毛掌權以來第一次高層清洗，而清洗對象又完全出人意料。達賴喇嘛那時正到北京，隨行人員對他說這是個凶兆。我們在四十五年後見到達賴喇嘛時，他想談的第一個話題就是高崗問題。 毛早就有了搞掉高的想法。他先利用高和高手下的人打劉，然後利用高打劉這一點，來清洗高。高崗的倒楣可以說是禍從口出。他是“東北王”，經常跟蘇聯人打交道，他同蘇聯人說話沒什麽忌諱，甚至把中共政治局內的爭論也告訴斯大林的聯絡員科瓦廖夫，說政治局內有個以劉少奇為首的“親美派”。毛在莫斯科時，斯大林把科瓦廖夫根據高崗談話寫的報告交給毛。高崗還對其他蘇聯人說劉少奇對資產階級太軟弱，抱怨周恩來，說他跟周在朝鮮戰爭問題上發生過“嚴重爭執”。 高崗是個不拘小節、口沒遮攔的人。早在十年前，到延安去的一對英國夫婦就留意到：“在我們訪問過的共產黨人中，高崗是最不謹慎的。”當時根本沒人知道高崗是何方神聖，這對夫婦特別提到他，顯然對高崗這一特點印象極深。 對毛澤東來說，跟外人談論中共領導圈內的事是不可容忍的，特別是還傳到了斯大林耳朵裏。清洗高崗對人們是個警告：對蘇聯人，他們的口閉得越緊越好。毛搞軍事工業化全仗蘇聯，跟蘇聯人將有很多來往，中國人一來二去放鬆了，可能像高崗一樣真跟蘇聯人建立起“兄弟關係”。這對毛的權力是一種潛在威脅。在鞏固權力這個問題上，毛總是不怕一萬，隻怕萬一，防患末然，未雨綢繆。毛怕中國人跟蘇聯人親近，但又不能阻止他們來往，隻能在中國人腦子裏設一道堅固的障礙，把他們跟蘇聯人無形地隔開。 不久，毛利用高崗一事要全體中共高幹交代他們同蘇聯人的一切關係：“這裏講一個“裏通外國”的問題。我們中國有沒有這種人，背著中央向外國人通情報？我看是有的，比如高崗就是一個。”“這樣的事就不要幹了。”“要講就經過中央去講，至於情報，不要去通。”什麽叫“情報”？毛故意不說清楚，人們為了保險起見，幹脆什麽話也不跟蘇聯人說。 毛派周恩來在打倒高崗的會議上做主要攻擊人，自己不出場。一九五四年二月周作長篇發言時，服務員事先得到通知，會議中間不許給茶杯上水，“任何人不許進去。”因為會開得太長，與會的領導們禁不起沒茶水喝，一個服務員被指定進去添水。他看到周恩來正站在前麵講話，口氣非常激烈嚴厲。他還是第一次看到周這個樣子。周知道他的角色就是凶神惡煞，怕高崗衝動起來加害自己，派他信賴的陳賡、宋任窮破例地帶槍進入會場。 高崗沒想到毛會這樣設圈套陷害他，他傷心、失望，在二月十七日觸電自殺，但沒死成。這一絕望的企圖帶給他更多的聲討。周恩來說這是“叛變黨的行為” 表現了高“仇恨黨、仇恨同誌”，高必須“沉痛認罪，徹底交代”，“必須長期加以管教。”高被關在家裏，六個月後，他偷偷存夠了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共產黨世界裏，要收拾某人最好說他有個“反黨集團”，而不是一個人單幹。於是毛給高崗拈來個同夥：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說他們是“高饒聯盟”。其實高、饒二人並沒有什麽關係。毛搞饒漱石的原因與饒從前在中共情報機構裏任要職，一度主管對美情報有關。軍事工業化的推出，使毛需要跟海外打交道。從饒開頭，毛對跟海外有千絲萬縷聯係的中共情報網進行了一場“大掃除”，把他不信任的情報人員全部抓了起來。其中最著名的是潘漢年。饒漱石成為中共高層中罕有的 “關死犯”，一九七五年三月死在獄中。 敲響高崗喪鍾的兩天之後，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澤東紅光滿麵地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慶祝自己的六十大壽。他比平時多喝了葡唐，吃了長壽麵，還一反不吃水果的習慣，吃了壽桃。他邊吃邊聽喜愛的京劇錄音，在大腿上打著拍子跟著哼哼。在座人看得出，毛的情緒異常的好。怎麽能不好呢？斯大林死了，軍工項目到手了，劉少奇馴服了，高崗清洗了。 第二天，他來到風景如畫的杭州，一進門就叫準備打麻將。三十二年前，開完中共“一大”，他曾來過這裏。那時，他是個窮教員，旅費還是俄國人出的。如今，他以中國最高統治者的身分舊地重訪。一座建於十九世紀末的麵湖背山的別墅“水竹居”被選為他的下榻處。莊園周圍的園林山巒，包括康有為的住宅康莊，共同為毛組成一座占地五百四十畝的大莊園。園子裏小橋流水，荷塘竹亭，棕櫚樹為江南山水點綴著熱帶顏色，整個西湖盡收眼底。防空洞就在背後的山中。 莊園的主房是一幢嶺南特色加海外風光的精致樓閣，裏麵的一根根梁、一條條柱、一扇扇門、一堵堵窗，都經過主人精心挑選，千裏迢迢運來，甚至來自海外。可是毛隻有住在鋼筋水泥的庫房般的毛式房子裏，才感到安全。“西湖第一名園”上的這朵奇葩被一拆而光。 毛愛上了西湖的景色。每天爬山，哪怕細雨蒙蒙。在盛開的梅花樹下，毛聞香吟詩，跟身邊工作人員聊天說笑。攝影師侯波把毛的愉快情緒留在照片上：胖胖的毛澤東在陽光下笑逐顏開。 不久一場幾十年罕見的大雪給毛遇上了，他在清晨七點鍾通常酣睡的時候起床觀雪景。冬去春來，一次出遊，侯波采了一把野花遞給毛，沒人知道花叫什麽名字，毛說：那就叫它侯波花吧。 一天爬到山腰亭子裏，毛看見遠處一座草房著了火，房子裏的人隻來得及抱出幾件行李，無能為力地看著火焰把家燒光。侯波回憶道： “哎呀，著火了！”我驚叫著。
毛澤東回過身來，看了一眼，不慌不忙地說：“著火好。燒了好，燒了好。”
咦，著火還好，他怎麽說這樣的話？
“不燒了，他就老住茅草房。”
“那燒了，他住哪裏呀？人家蓋不起瓦房才住草房呀！”
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好像沒聽見似的……自言自語地說：
“唉，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幹淨！” 這是《紅樓夢》裏的一句話。毛不光是在念詩句，他也在抒發喜歡毀滅的一麵，年輕時他就對毀滅心向往之。 看著草房被燒掉，毛說：“這叫不破不立”。可毛是管“破”不管“立”的。在他統治下，農民蓋房全靠自己。就是在城裏，除了給有特權的人蓋公寓，給工廠建宿舍，幾乎沒有給老百姓蓋什麽房子。 掌權四年多了，毛才著手修“憲法”。草案上說國家“保護全體公民的安全和一切合法權益”。毛在“全體公民”旁畫了兩條豎線，寫道：
“什麽是公民？”
有人提議把這部憲法叫“毛澤東法”，毛否決了。憲法對毛如同廢紙一張，他不久幹脆就把它扔進廢紙簍裏。 又一天，毛進了一座山上的寺廟，裏麵為他的安全“清了場”，隻有一個瞎眼和尚。大殿供桌上的香爐旁邊擺著竹簽筒，毛叫侯波給他抽支簽。侯波抱起木筒搖了搖抽出一支，然後按簽上的號碼在壁櫥裏找出簽詩，上麵寫著：“家裏家外不安寧。”這樣的簽詩自然不便給毛看，侯波急忙重新找了一張吉利的簽詩給毛送過去，毛看了哈哈大笑。 第一支簽把毛的狀況一語道中。江青幾天後帶著女兒李訥來杭州跟毛過中國新年團圓，但不久就哭泣著要了架飛機離開了。杭州是出麗人的地方，毛心猿意馬，應接不暇。此後毛來杭州四十一次，一半為的是“美人”。毛喜歡單純天真的少女。 毛對他夫人的性欲早就淡了。四十年代後期，蘇聯大夫阿洛夫就給他看過跟江青“性方麵問題”的病。後來，江青生了嚴重的婦女病，毛更加失去跟她做愛的興趣。江青曾長時間在蘇聯治病，化名尤素波娃(Yusupova)，得名於她在雅爾達住過的豪宅(斯大林本人在雅爾達密會期間也住過)的前房主，刺殺拉斯普丁(Rasputin)的尤素波夫王公(Prince Yusupov)。毛無所顧忌的尋花問柳使江青實在難以忍受。中南海的舞場邊，後來新添了個“休息室”，放上張床。跳舞中毛把一個或幾個女孩子帶進去“玩兒”。休息室隔音，外麵聽不見裏麵的聲色追逐。毛和女孩子在幹些什麽，誰也清楚。在眾目睽睽下，毛毫不在乎。 一天晚上，江青獨自在中南海的湖邊流淚，毛的大夫李誌綏經過那裏，吃了一驚。她控製住自己，對李說：“大夫，不要同別人講。主席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誰也搞不過他，連斯大林也沒有辦法對付他。在男女關係的個人私生活上，也是誰也搞不過他。”寂寞，抑鬱使江青的心理越來越不平衡，人也越來越難伺候。她常常把一腔怒氣發泄在身邊工作人員身上，張口就罵，有時還動手打人。 在杭州的一九五四年那個春天，毛的家內不安寧，家外呢，劉少奇心力交瘁，高崗欲死不能。全國上下，隨著軍事工業化的起步，從農民口中奪糧的風暴就要來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