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保孜
來源：《中南海人物春秋》
發布：2011-04-13
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田家英對毛澤東著作十分熟悉，可以說，已滲入到他的“骨髓”裏
提起田家英這個名字，很多人會感到陌生。因為他既不是功蓋天下、譽滿中華的開國元勳，也不是身經百戰、勳業彪炳的軍事統帥，而是一個在不出名的秘書崗位上畢生奮戰的實幹家，是一個堅持實事求是，勇於用生命捍衛真理的無畏戰士。
田家英自青年時期起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至“文化大革命”中慘遭陳伯達、江青一夥的誣陷迫害而自殺身亡，共計18年。在這18年裏，他嘔心瀝血地宣傳和普及毛澤東思想;夜以繼日地參與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通過各種形式進行調查研究，溝通黨中央、毛主席同人民群眾的聯係。他無私無畏，敢於指出黨在工作中出現的失誤，甚至不惜與毛澤東相左;他剛直不阿，在黨內鬥爭出現錯誤偏向時，不惜犧牲自己保護同誌，同危害黨的事業的野心家、陰謀家作堅決的鬥爭。
田家英不愧是一位共產黨員，不愧是一位好秘書、好助手
1948年8月，年僅26歲的田家英在胡喬木推薦下擔任了毛澤東主席的秘書。解放以後，他又擔任了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務。毛澤東極為讚賞田家英的工作，曾多次給予很好的評價。1958年，毛澤東號召幹部下放，幾位省委書記都向毛澤東提出，希望把田家英下放到他們那裏，毛澤東拒絕了他們的要求，風趣地說：田家英我不能放，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理論與實際不一致的。
編輯毛澤東著作，宣傳和普及毛澤東思想，是田家英畢生為之奮鬥的事業。從到毛澤東身邊開始，他就一直認真學習和領會毛澤東思想，作了大量的讀書筆記。解放以後，中國青年出版社曾把他的筆記以《一個同誌的讀書筆記》為題，印成內部讀物。田家英對毛主席著作非常熟悉，哪個同誌要查找毛澤東的某些論述，他可以立刻告訴你在哪篇文章裏。他曾這樣說過：“毛澤東思想已滲入到我的骨髓裏。”
新中國成立以後，黨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田家英參加了毛選一至四卷的編輯工作。文章的選定、整理和注釋，文字的校訂和出版印刷，大量的工作由他承擔，他以滿腔的熱情和極端嚴肅認真的態度對待這項工作。田家英對自己和他領導的同誌要求極嚴，不允許出絲毫的差錯。他經常引用清代著名學者包世臣的一句話：“每臨行文，必慎所許，恒慮一文苟下，重誣後世”，說明編輯出版工作中任何細微的疏忽，都可能損害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甚至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
田家英還是《毛主席詩詞19首》、《毛主席詩詞37首》的編輯者。從擔任毛澤東的秘書開始，田家英就注意收集毛澤東的詩詞。有些詩詞正是由於他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和流傳下來。如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就是一例。1949年春天，黨中央、毛主席由西柏坡遷到北京香山。當人民解放軍攻占國民黨反動統治中心南京的消息傳來，毛澤東興奮萬分，當即吟詠出《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七律一首。此詩即由田家英抄錄收藏。在編輯毛主席詩詞時，他把這首詩送給毛主席。毛澤東說，對了，還有這一首。同意把它收入毛澤東詩詞集。
通過信訪，田家英向黨中央反映了很多重要情況，為黨中央決策提供了依據
負責信訪工作，不斷溝通黨中央、毛主席同人民群眾的聯係，是田家英擔負的又一項重要工作。
建國伊始，出現了人民來信，而且越來越多，毛澤東主席幾乎每封信都親自閱示，然後請田家英協助處理，後來，隨著人民來信來訪的日益增多，黨中央成立了中央書記處秘書室(後改為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即現在中辦信訪局的前身)承辦信訪工作，由田家英具體領導。
信訪工作是執政黨保持同人民群眾血肉聯係的一項重要工作。田家英傾注了很多心血著手信訪工作的建設。他把群眾來信按內容分門別類，如分為“反映”、“求決”、“建議”、“舊誼”等，依照輕重緩急分別處理。
通過信訪，田家英向黨中央反映了很多重要情況，為中央從政策上解決一些問題提供了依據。1949年夏，田家英看了上海反映群眾失業和生活困難的來信，立刻向毛澤東作了匯報，這對黨中央作出“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著吃”的重大決策起了重要作用。1950年，北京大學有人反映學生負擔過重，學生健康水平下降。田家英把這封信及時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對此作了批示。教育部門根據毛主席的批示及時改進了工作，從而改變了學生功課太重的狀況。
在信訪工作中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問題。田家英對此十分重視。1961年，許多群眾反映，因寫信向中央反映真實情況而遭到打擊報複。田家英向黨中央作了匯報。劉少奇當即批示：凡是反映重要情況和揭發幹部錯誤的來信，不轉原件，將來信人姓名、地址和可能找到來信人的有關字句抹掉。秘書室遵照劉少奇同誌的指示處理人民來信，保護了寫信群眾不受傷害，維護了人民的民主權利。但這種做法在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作“反黨罪行”、 “信訪工作中的修正主義路線”等而遭批判。
田家英是個有革命正義感的人，在信訪工作中始終注意保護群眾的正當權益，而對官僚主義和違法亂紀行為，則旗幟鮮明地進行鬥爭。他常給秘書室的同誌講古代義俠救人急難，解人困厄的故事，啟發他們敢於維護真理，勇於保護黨和人民的利益。他自己首先身體力行。信訪當中凡遇涉及高級幹部的問題，他總要親自過問，提出處理意見報告中央。事後他還要了解處理結果，直到問題妥善解決才罷休。
在處理人民來信中，田家英忠實執行七屆二中全會關於禁止對黨的領導人歌功頌德的規定，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對群眾中這類來信，秘書室在回信中總是宣傳七屆二中全會精神，說服他們不要再這樣做。對群眾給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送來的禮物一律退回;不便退回的按市價付款。後來，田家英還代中央起草了禁止給領導人送禮的通知。秘書室嚴格執行了不收群眾禮物的製度。
建國以後，田家英還經常參與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工作。我國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等文件，田家英都參加了起草工作。
八大會議，毛澤東的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澤東介紹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此人叫田家英”
1956年，田家英參加了黨的“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按毛澤東的性格，他作報告、寫文章、作講演，從來不讓別人代筆，戰爭年代和建設年代均是如此。但隻有這一次例外，他讓田家英為他起草開幕詞(經過政治局討論修改)。這說明毛澤東對他的信任。果然，毛澤東的開幕詞在會上受到代表們的稱道。會議休息時，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麵前，讚揚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澤東以讚賞的口氣對這些同誌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
會前，毛澤東曾起草過兩次開幕詞，但不知什麽原因都沒有寫下去，讓陳伯達起草，他看後不滿意，就交給了田家英。
在毛澤東身邊，田家英常被委以調查研究的重任。他都堅持實事求是，緊密聯係群眾。思維敏銳和方法靈活，是田家英在調查研究中最突出的特點。凡與他接觸過的同誌或他去過的基層，人們都有深刻的感受，他沒架子，平易近人，老人、孩子、婦女、青年人都能和他談到一起，甚至地主、富農、二流子也願意向他講心裏話。正是他的調查情況，給黨中央、毛澤東反映了很多有價值的情況，提出了不少建議，受到毛澤東的讚揚。
經常在農村調查實踐和信訪等工作，使田家英和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係，對實際情況有比較深的了解。因而當50年代後期，黨的工作逐漸出現失誤的時候，田家英能及時地覺察。這個時期，他堅持實事求是地向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反映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熱心地提出不少改進工作的建議，積極參與了黨中央一些糾正農村“左”傾錯誤的文件的起草工作，為糾“左”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1958年10月，毛澤東派田家英和吳冷西到河南省新鄉縣七裏營人民公社調查，通過調查發現了小麥產量浮誇的情況;了解到社員勞動強度大、時間長，而公共食堂夥食差，社員體質下降，造成勞動效率很低等問題。在修武縣的調查中，縣委書記張洋芹向田家英反映了他不讚成現階段人民公社實行全民所有製的意見。他說，現在實行全民所有製，如果碰到天災，農業減產，國家能不能把農民包下來;如果豐收了，國家要調農民的糧食，農民幹不幹?田家英讚成這種看法，並向路過新鄉的毛澤東作了匯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批評了一些人急於實現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想法，多次讚揚修武縣委書記有頭腦、看得遠。這次會議還針對新鄉等地反映出的問題，規定了實行勞逸結合，既抓生產又抓生活的方針。
1959年上半年，毛澤東又派田家英去四川新繁縣大豐公社搞了將近半年的農村調查，這使他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嚴重存在的生產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等錯誤，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認為毛澤東支持人民公社是急躁冒進脫離實際，是“左”的錯誤。調查剛結束，他參加了廬山會議。會議期間，田家英如實向毛澤東匯報了農村存在的嚴重問題，並遞交了工作組反映新繁縣全國勞動模範羅世發情況的材料。羅世發曾向工作組反映了上麵強迫他搞浮誇和高度密植的問題，也反映了農村中存在的其他問題。這份材料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他看過之後，批轉給四川省負責同誌。這曾引起四川省委領導的不快，與田家英發生了爭吵，後在毛澤東的勸說下，平息了。
田家英對毛澤東是敬仰和尊重的，但是，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他對毛澤東的缺點看得比一般人清楚，殷切希望毛澤東能吸取1958年的教訓，擺脫一些日常事務，潛心於理論研究，著書立說，以指導黨的工作。在廬山，他給李銳說了一副對聯：“隱身免留千載笑，成書還待十年閑”，即是指這個意思。
會議中，彭德懷上書毛澤東，實事求是地陳述了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卻遭到毛澤東和黨內一些思想還不冷靜的同誌的反對和指責。7月23日，毛澤東在大會上嚴厲批判彭德懷。會後，田家英與李銳、吳冷西等幾人心情沉重，來到山腰一個石亭，遠眺長江天際流去，近聽鬆濤陣陣，他們相對無語，心緒萬千。亭中有一巨石，上刻古人七絕一首，亭柱卻無聯刻。有人提議寫幅對聯，田家英感慨萬端地寫下了這樣的話：“四麵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廬山會議上田家英雖然受到了錯誤的批評，但他沒消沉。積極推廣包產到戶，又遭到了毛澤東批評
在廬山，田家英不顧個人安危，時刻關心和保護堅持正確意見的同誌。彭德懷的信印發以後，會議氣氛趨於緊張。而張聞天仍準備在小組會上發言，陳述他對1958年以來工作的意見，以期促使會議能認真總結“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驗教訓。得知這一消息，田家英即打電話給張聞天，勸他別講某個問題，因為上麵有不同看法。會議轉到反“右”傾以後，李銳受到批判，田家英非常同情他遭到的不幸。一天深夜，田家英冒著危險跑到李銳住處，對黨內民主生活的不正常表示了義憤，給了李銳安慰和鼓勵。
後來，田家英也受到了批評和圍攻。他在會議初期反映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被人抓住大做文章;他說的準備提幾條意見的事被揪住不放。田家英曾對一個朋友說過，如果允許他離開中南海，他想給毛澤東提幾條意見。其中一條是主席聽不得批評意見;還有一條是不要百年之後有人議論。這幾條意見都是無可指責的，是一個黨員對領袖的關懷和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表現。有人甚至懷疑田家英同彭德懷有聯係，事後調查的結果說明田家英和彭德懷並無聯係。同誌們也都盡力為其遮掩。毛澤東後來在一個發言材料上批道：這是挑撥!秀才還是我們的。這個批示暫時保護了田家英。
田家英始終認為，彭德懷等人在廬山的行為是光明磊落的，所提意見也是正確的，對他們的批判是不公正的。廬山上黨內民主生活的不正常，沒有使田家英屈服。他說過：“廬山會議可以把我壓碎，但不可以把我壓扁。”
廬山會議上，田家英雖然受到了錯誤批評，但他沒有消沉。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強烈責任感，驅使他繼續為糾正“左”的錯誤而努力。
1960年冬，農村中存在的嚴重問題大量暴露出來。1961年初，毛澤東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並親自組織三個調查組分赴浙江、湖南、廣東農村進行調查。田家英帶領的工作組來到浙江。經過調查，田家英向毛澤東匯報了嘉善縣魏塘公社和合大隊的情況。這個大隊地處杭嘉湖平原，過去是個產糧大隊，由於 “五風”的影響，1960年糧食單產每畝隻有290斤。這使毛澤東對當時農村嚴重的問題有了深刻印象。在一些會議上，毛澤東多次引用和合大隊的例子說明農村的嚴重問題。田家英還反映了農民對公共食堂的強烈不滿。這個情況對毛澤東後來下決心解散公共食堂起了重要作用。
這次浙江調查，田家英發現農村幹部違法亂紀、強迫命令成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無章可循，不懂得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社員群眾也缺少一個章程以監督幹部，抵製他們的瞎指揮和強迫命令。他向毛澤東建議，製定一個農村工作條例。毛澤東非常讚成。1961年2月下旬，毛澤東召集各調查組負責人於廣州，同部分地方負責人一起，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田家英是起草人之一。《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的製定，是繼“十二條”之後，黨中央解決農業問題上“左”傾錯誤的又一重要文件。毛澤東讚賞田家英在製定“六十條”上起的作用。他說，“六十條”的“發明權”屬於田家英。
七千人大會之後，毛澤東又指示田家英帶調查組去湖南他的家鄉韶山和劉少奇的家鄉花明樓，了解基本核算單位下放以後，農村貫徹“六十條”的情況，看看農村還有些什麽問題需要解決。來到兩位主席家鄉，調查組碰到一個新問題——當地群眾紛紛要求包產到戶。田家英帶調查組深入細致地進行了解，廣泛聽取各方麵的意見，認為包產到戶有利於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有利於恢複農業生產，迅速戰勝經濟困難。不久，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澤東反映湖南農民包產到戶的要求，毛澤東不讚成搞包產到戶。對新生事物的探索，田家英是不肯輕易回頭的。當他得知安徽省很多地方實行了責任田，回到湖南，他立刻派出三個同誌去安徽調查責任田的情況。在安徽無為縣，前去調查的同誌看到了與湖南迥然不同的興旺景象。由於實行了包產到戶，社員的生產積極性空前高漲，不到一年時間，嚴重困難的局麵得到扭轉，人們的衣食比較充裕。事實令人信服地承認，包產到戶確實是恢複生產、戰勝經濟困難的好辦法。從湖南回到北京，田家英與楊尚昆商定，再派一些人到各地做些調查，進一步核實包產到戶問題。到各地調查的結果都說明實行包產到戶有較多優越性。田家英向劉少奇匯報了調查情況。劉少奇指出，如果農民實在要求，可以試行包產到戶。在劉少奇和鄧小平指示下，田家英開始起草《恢複農業生產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繼續放寬政策，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多種經營方式都可以搞，不要“一刀切”，以促進農業生產的恢複。
不久，毛澤東批評了包產到戶的主張。田家英也因向毛澤東提出過這類建議而受到毛澤東的批評。
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黨內主張包產到戶的同誌都受到了錯誤批判。田家英沒有被點名地受到了批判。後來，他被迫對包產到戶問題作了檢查，但沒有為保全自己而推諉責任。他始終沒有說出劉少奇委托他向毛澤東提建議一事，也沒有把責任推給下麵調查的同誌，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坦蕩無私的寬闊胸懷。
由於頂撞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引來殺身之禍，“文化大革命”初期，一頂“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大帽子戴在了他的頭上
田家英是個有強烈革命正義感的黨員，是個堅持和捍衛真理的勇猛鬥士。
田家英在長期的接觸中對陳伯達、江青、康生之流口是心非、陽奉陰違的野心家、陰謀家早有覺察，並同他們進行過不妥協的鬥爭。
江青是田家英極端厭惡的一個人。她30年代的醜史，她到延安初期與康生的關係，田家英早有所聞。江青平時生活講究，養尊處優，頤指氣使，作風霸道，對待身邊工作人員凶狠。對此，田家英常常嗤之以鼻。除工作關係不得不與江青打交道外，對她盡量回避。對田家英這種冷淡而蔑視的態度，江青極為惱火，總是尋找機會加以報複。北戴河會議上，田家英因主張包產到戶受到錯誤批評。江青趁機大罵田家英是“資產階級分子”。“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她就夥同陳伯達等對田家英進行誣陷和迫害。
田家英與陳伯達共事二十餘年，深知陳伯達的政治品質和為人。陳伯達有極強的政治野心和權力欲，他表麵上善良、誠實、謙虛，實際上心胸狹窄，愛貪別人之功，又善於諉過於人。為實現自己的目的慣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和投機迎合。他當時已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仍不滿足。毛澤東器重田家英，他非常嫉妒，但又無可奈何。於是經常向田家英探聽“氣候”，如：“主席最近又讀了什麽書”，“注意什麽問題”等等。田家英對此極為反感。1958年，陳伯達鼓吹不要商品生產和取消貨幣，以表示自己的“革命”，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但他沒有吸取教訓。廬山會議前期，他也曾主張糾“左”，但後來立刻轉向，大寫批判彭德懷的文章，好像他一貫正確。鑒於這些，田家英認為陳伯達不是一個好幹部而是奸臣，和他長期針鋒相對地進行鬥爭。陳伯達也把田家英視為眼中釘肉中刺，急欲除之而後快。“文化大革命”一到來，他就迫不及待地對田家英下了手。
老奸巨猾的康生，慣在黨內興風作浪整人害人，田家英認為康生是個危險人物，對他必須有所提防。
田家英手下有個小人物，叫戚本禹。此人名利思想極重，喜愛投機鑽營，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秘書室開會批評過他惡劣的思想品質。戚本禹毛病很多，田家英後來將他調離秘書室。戚本禹即與陳伯達、王力、關鋒等人結成一夥，而陳伯達更是雙手歡迎，把他弄到《紅旗》編輯部，戚本禹對田家英懷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中成為迫害田家英的凶惡打手。
1965年，在京劇《海瑞罷官》的問題上，田家英堅持實事求是，旗幟鮮明地反對把此劇說成是為彭德懷翻案，不同意對作者吳晗進行批判，這導致了他的殺身之禍。
1964年前後，江青、康生就多次在毛澤東麵前誣蔑說《海瑞罷官》有重大陰謀，是替彭德懷翻案。毛澤東曾叫田家英閱讀《海瑞罷官》的劇本，提出自己的意見。田家英看過之後向毛澤東陳述了自己的看法：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麽大陰謀，如果硬說這個劇本有陰謀而展開批判，以後沒有人敢研究曆史，敢寫曆史劇本。但是江青、康生仍在毛澤東麵前鼓動。
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在《文匯報》上發表，以莫須有的罪名把《海瑞罷官》打成大毒草。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田家英等人談話時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田家英對毛澤東的意見有保留。為了縮小運動的打擊麵，保護可能受到傷害的同誌，在整理毛澤東的這次講話時，田家英毅然刪去講話中涉及彭德懷的內容。因為他認為這不符合事實。他還刪去了毛澤東表揚關鋒、戚本禹的一段談話。
此事被關鋒得知，他與戚本禹合謀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給田家英加上一條篡改毛澤東著作的罪名。
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田家英意識到一場巨大的災難正在降臨，首當其衝的是知識分子。他氣憤地說：“這是一場文字獄，是整知識分子的運動。”1966年初，田家英對國內日益升級的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憂心忡忡，對江青等人借機興風作浪的行為表示了極大憤慨。他對來京的侯高嶽說：“林則徐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是我的人生座右銘。真理我要堅持到最後，直到停止呼吸，絕不出賣靈魂，絕不向錯誤屈服。”表達了他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為真理而鬥爭到底的決心。
1966年5月，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由此開始。22日下午3點，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和王力、戚本禹等人來到中南海田家英住地，安子文代表中央三人小組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的關係不正常，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現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書室工作交給戚本禹負責。當晚，在中央辦公廳的幹部會議上，辦公廳一個負責人又給田家英加上一條“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眼前發生的一切，田家英早有預感。自從整理毛澤東杭州講話一事被人告發，中央一係列重要會議，直至正在進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都沒有讓他參加，田家英已經意識到處境的險惡。大禍臨頭，他沒有絲毫的驚慌和膽怯，清理文件的工作從下午持續到深夜12點。田家英晚飯也沒吃。妻子董邊為他做了一碗湯麵，端到他跟前，可他嚐也沒嚐。他憤憤地告訴董邊：“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壞人會有好下場。”夜裏，戚本禹打來電話，沒等接完，田家英已盛怒難平，將電話機摔在一旁，大聲罵道：“他算什麽東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簽字，我偏不去簽。”這一宿，他徹夜未眠，雙眉緊鎖，怒容滿麵，一言不發地久久沉思。名利地位，身家性命，在田家英早已是身外之物。他暗下決心，義無反顧，要以死抗爭。23日上午，在“菊香書屋”內一間書房裏，田家英懷著滿腔悲憤離開了人世，結束了自己44歲的年輕生命。他留下了遺言，最後的兩句話是：“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果然，時隔15年，陳伯達、江青一夥終於得到了他們應得的“惡報”，被押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法庭。同年春天，田家英的追悼大會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隆重舉行。
李遜達短評
一個封建專製體製下的忠臣必然是個悲劇式的人物。無數曆史人物的遭遇都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準則：政治是愛國者最危險的遊戲，為國為民的事易做，出賣靈魂的小人難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