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總理 記住曆史]
劉天成揭秘：1976年天安門事件始末（之四）
作者：劉天成
厄運臨頭
接到我同學的電話後，我心情沉重，但無法和任何人講。因為北京市革委會剛剛發出《緊急通知》，稱“天安門事件”是“解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江青為鎮壓成功十分得意。張春橋說:“天安門廣場事件是中國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擁護鄧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來作中國的納吉。”
但仍有群眾不畏強暴， 4 月 6日繼續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有人在紀念碑欄杆上用筆寫下:“敬愛的周總理，您的花圈在我們心裏，誰也收不走！”“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聚集在天安門的群眾，在東城區電子儀器一廠工人齊國治的倡議下，成立了“全國保衛周總理委員會”。
清洗過後的廣場4月 7 日 ，天安門廣場戒嚴了，有清潔車和灑水車在廣場內打掃“衛生”。我對妻子說:“他們是在清洗血跡，消滅罪證。”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毛遠新拿著毛主席寫的條子給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毛遠新解釋說: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發生了燒、打事件，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其性質已變為反革命事件了。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項提議:一是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4 月 8日，人民日報發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說:“九時半，數萬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後，在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斷措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把仍在紀念碑一帶作案、鬧事的壞蛋，團團圍住，將其中現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進行審查。這一小撮張牙舞爪的壞人，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麵前，不堪一擊，一個個如喪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動詩詞的本本交出來；幾個拔出匕首妄圖行凶頑抗的罪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圖二十三 人民日報
我們這種從小受黨的教育長大的青年，對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從來就是絕對的相信，無論報道什麽重大事件，從不懷疑，堅決擁護。可是當報道的恰恰是你經曆的事件，而且在歪曲事實時，心靈所受到的衝擊是可想而知的。你沒想到，全黨批了好幾年的林彪的“不說假話辦不了大事” 著名論調，竟然依然是黨和政府運用的手段。
在處裏組織學習《人民日報》有關文章時，我再也抑製不住了，說:“這是歪曲事實，白天鬧事的都走了，晚八點後在天安門全是路過的好奇群眾，所謂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就是這些無辜群眾，他們成了替罪羊。”
“你憑什麽說人民日報歪曲事實？你根據什麽講被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徒是無辜群眾？你這是懷疑黨中央、毛主席！”我們處裏唯一的非黨員對我上綱上線，大帽子扣了下來。按規定，政治部宣傳處成員必須是黨員。這位非黨員比我大一歲，是通過主任的關係從天津調來的，專業不對口，進不了業務處室，安插進我們處，成了主任的眼線。
我被逼得沒有退路了，說:“ 5 日晚我確實去了天安門廣場。報上講 9 點半采取行動，我 9點才離開，我當然有發言權。當時廣場隻有少量人，都是像我這樣下班後去的，哪有什麽‘ 仍在紀念碑一帶作案、鬧事的壞蛋’。”
全處 7個人，處長沒吭聲（內心絕對相信我），扣帽者一時不知怎麽回答，其他 4人憑過去對我為人的了解，全都相信我講的。老大姐張宏毅歎了一口氣，說:“唉，老百姓就像隻螞蟻，說捏死就捏死。”悲憤的氣氛籠罩著整個辦公室，學習無法進行下去了。
我暴露了自己去天安門的事後，很快有人反映到主任那裏，我被作為黨員嚴重違犯紀律的反麵典型上報到石油化工部。
緊接著，全國範圍內開始了一場“清查反革命運動”，即追查“天安門廣場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詩詞、傳單的製造者”的所謂“雙追”。各單位都成立了“雙追”辦公室，紛紛開大會、小會，動員人們交待、掲發、檢舉，要求每個人將清明節期間的活動交待清楚。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惡狠狠地說:“要擴大戰果，乘勝追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注意選擇年齡大的要殺。”
沒過幾天，公安局就把我們規劃院機械廠貼標語的那幾個青年人逮捕了。我因曾為他們辯護而陷於被動。院保衛處在追查所謂《總理遺言》的源頭時，又追到我頭上。沒想到，當時追在我後麵苦苦哀求著想看《總理遺言》的人，一遇風吹草動就把我給出賣了。保衛處找我談話，我承認是我從天安門抄錄並傳給別人的。但我辯解說不知是假的。屋逢連陰偏漏雨，正當我“四麵楚歌”時，又有人落井下石，把我抵製批鄧的言行掲發出來。
毛澤東在 1974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初先後作過三條指示 ∶其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其二，希望社會安定。其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抓住時機，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整頓和發展經濟，並報毛澤東圈閱後以中央四號文件下發。下發文件時還特別注明“毛澤東圈閱”。
1975年“批鄧”開始後，毛澤東出爾反爾，否定四號文件，說:“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禦用班子梁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毛主席這個重要指示，一針見血地揭露了‘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複辟資本主義。”
在學習梁效的文章時，我提出兩個“不理解”:第一，把主席的指示作為綱領，其中排首位的是“ 反修防修”，怎麽就成了“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 第二，既然是 “ 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又怎麽理解當時毛主席的“圈閱”及下發？主席圈閱的意思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如果是“不同意”，誰有這個膽量下發？為什麽當時不製止？我們現在全被搞糊塗了，究竟應該如何對待過去和今後主席“圈閱”下發的中央文件？
當時很多人附合我的疑問，領導也沒說我的疑問有問題 。但形勢一緊張，就都成了政治問題。
主任對我最惱火的是我竟然敢抵製“批鄧”。主任讓宣傳處組織各研究室的支部書記辦“批鄧”學習班。各室的支部書記都是處級幹部，本應領導出麵。我們處長有想法，但又不能不執行領導指示，就把我推到了前台。“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在學習班裏，我變換方法，隻組織學毛著，不學批鄧文章；隻談學習體會乃至聊大天，不開批鄧會，避免大家說違心的話。結果三天的學習班成了個形式。支部書記們輕鬆愉快，心領神會，學習班結束後，紛紛下到各油田出差，躲避風頭，全院的“批鄧”運功始終沒能開展起來。
這幾個問題合在一起，我成了規劃研究院的重點人物。盡管申院長想保我，但在那個形勢下，他也受到很大壓力。政治部主任為了揪出我這個鄧小平的“徒子徒孫”，除去政治部裏的隱患，指示保衛處整我的黑材料並上報石油化工部。
但那時全國的清查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大多數單位的領導們本身就是那次事件的參與者，與廣大群眾的情感是一樣的。他們的態度是盡力保護本單位參與事件的職工，不少單位對上麵下達的清查工作頂著不辦。原石油部的老領導餘秋裏、康世恩都是緊跟鄧小平參與整頓的，是“四人幫”的眼中釘。餘秋裏對我送給他周總理照片一事印象深刻。部領導對我采取了保護態度，隻是通知我父親:“不要讓你兒子給你惹麻煩。”部領導打招呼後，我知道院政治部主任把我告了。在這樣的領導手下工作，我心情能好嗎？後來主任指示宣傳處，讓我下到機械廠，名為蹲點，實為下放。
“四人幫”一倒台，我的處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 1977年石油化工係統開展路線對比、揭批“四人幫”罪行的活動中，我被樹為反對“四人幫”、抵製“批鄧”的代表，在全院大會上做了報告。
圖二十四 讓我們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 王立平 攝
1976年4月4日，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上午10時左右，在廣場東北側人們舉著一位青年，向他發出陣陣歡呼，他用白布纏著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寫的血書:“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將用鮮血和生命誓死捍衛您！”人們爭先恐後地同他握手致意，並高呼:“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誓死保衛周總理！”
劉天成揭秘：1976年天安門事件始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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