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毛澤東，林彪（反革命），周恩來，陳伯達（反革命），康生（反革命）
陳伯達晚年的生活與自省
霞飛
人們常常會忘卻很多事情和人物，但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風雲人物陳伯達卻很難忘掉。當198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審陳伯達時，人們關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已經沉寂了十年的陳伯達。陳伯達還活著，但是已經老了。實際上，在1970年廬山會議陳伯達倒台時，他已經66歲了。按中國傳統的算法，他那時已經進入晚年了。晚年的陳伯達，又經曆了一段特殊的生活，經過了深刻的自省。
四號人物進了秦城監獄
1970年，陳伯達精神抖擻地上了廬山，不久，他又愁眉苦臉地下了廬山。其原因，當然是在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為了幫助林彪搶班奪權而鼓吹“天才論”，主張設國家主席，挨了毛澤東的批。
就是在那次會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矛頭直指陳伯達，把陳伯達比作“號稱懂得馬克思，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的人，說他“欺騙了不少同誌”，形容陳伯達在廬山的活動是“采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此後，中央在全黨展開了“批陳整風”運動。這次廬山會議，使陳伯達從人生巔峰跌落下來。這位原來的中共第四號領導人不再露麵了。
一開始，毛澤東對陳伯達隻是認定他是“假馬克思主義者、野心家、陰謀家”。毛澤東搞“批陳整風”的目的，也是為了使全黨弄清楚什麽是唯物主義反映論，什麽是唯心主義先驗論。當時，毛澤東對這位從延安時起，就一直當自己第一號政治秘書的“老夫子”（毛澤東經常這樣稱呼陳伯達），還是想保一保的。正是基於這一想法，毛澤東在廬山上，就應陳伯達的要求，見了陳伯達，和他談了一次話。
談話氣氛很輕鬆。毛澤東一見陳伯達的麵，就先開口批評陳伯達說，你這兩年總是躲著我，也不來看一看我，你陳伯達的官做大了，有架子了，不再自己動筆寫文章了，總是動一動嘴，讓手下的人寫，這樣下去，能不出修正主義嗎？毛澤東說這些話的出發點和真正打算，還是想批陳又保陳，毛澤東是善意對待陳伯達的。談話中，陳伯達向毛澤東作了檢查，說自己宣傳天才論，是錯誤的，主張設國家主席，也錯了，自己沒有聽主席的話，犯了大錯誤，自己一定認真檢查。
當時，毛澤東內心已經十分清楚陳伯達和林彪搞在了一起。他是想讓陳伯達從此“刹車”，不再和林彪一起搞小集團活動。因此，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你要找康生、江青他們談談，接受他們的批評，和他們“團結起來”。毛澤東還讓秘書給康生打電話，談了他的意見，並且讓康生通報給江青。毛澤東是為陳伯達著想，真心想拉他一把。對此，陳伯達也感覺到了。
陳伯達從心裏不願意和康生、江青他們談。但為了過他們這一“關”，隻好在第二天硬著頭皮去江青的住處。江青一見陳伯達，就對他冷嘲熱諷。然後把陳伯達領到了康生那裏。張春橋、姚文元已經在康生那裏等著批陳伯達了。他們表情冷漠，康生更是“一臉原則”的樣子。陳伯達剛坐下，他們就接連發言，對陳伯達輪番轟炸。陳伯達向他們作了檢查，並且表示要寫一個書麵檢查，交給全體中央委員，請大家批評。康生幫助陳伯達寫了檢查稿。這份檢查稿上的“綱”很高，把問題說得十分重。康生交給毛澤東看，毛澤東不滿意從為沒有必要上那麽高的“綱”。
陳伯達寫了檢查，但江青和康生他們還是不放過陳伯達。他們在背後又搞了一個關於陳伯達曆史和現實問題的材料。他們的用心，就是要把陳伯達搞垮搞臭置於死地。這些材料的曆史部分，認定陳伯達是國民黨特務、叛徒、托派。這些材料上報給了毛澤東。
不久，陳伯達的問題被升級了。1971年上半年，陳伯達的問題被“擴大傳達”至全國基層黨組織，陳伯達也被定性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的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後，陳伯達的問題被進一步升級。他被定性為國民黨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分子。原來陳伯達隻被禁閉在家裏，“九•一三事件”之後，陳伯達被押送到秦城監獄。陳伯達一見關押自己的牢房中的情況，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便向看押人員高聲喊叫道：“我不是國民黨特務，我在阜平做過一件好事，請你們轉告毛主席。”
當時在場的人誰也不知道陳伯達說這句話是什麽意思，便逐級上報給毛澤東。原來，1948年，毛澤東曾住在河北省阜平縣的一個小村莊裏。毛澤東的行蹤被國民黨特務偵知，國民黨派飛機來轟炸毛澤東的住所，被陳伯達等發覺，他急忙跑到毛澤東住處去叫毛澤東轉移，使毛澤東幸免於難。1971年陳伯達的這一聲高叫，就是叫給毛澤東聽的，就是向毛澤東提起曆史上這件事。他認為，毛澤東聽到匯報後，就會回憶起往事，心中就會明白：如果陳伯達是國民黨特務，在那個時候，是肯定不會去救自己的。
陳伯達想對了。他情急之下這一聲高叫，不僅救了自己一命，也改變了他後半生的命運。後來，全國性的政治運動從“批陳整風”轉向為“批林整風”。批判陳伯達的文章在全國性的報刊上逐漸地少了。陳伯達雖然仍被關在秦城監獄，但他的生活待遇卻是很好的。監獄方麵讓陳伯達一個人住在一座樓的整個三層，在三層內，他可以自由走動。給他安排的夥食很好，有書報看，還允許工作人員替陳伯達從家裏拿一些書籍到秦城監獄裏來看。在外麵，批判陳伯達的風潮逐漸平靜下來了，陳伯達的心清也平靜了下來。實際上他已經處於一種隱居狀態。
保外就醫後受托研究現實政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決定重新審理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案件（簡稱“兩案”）。在重新審理中，對於如何處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的問題，黨中央采取了慎重的態度。當時，在黨內有三種意見，一種是，對這兩個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中罪大惡極者，應當處以死刑；一種是，對他們當作政治犯，不予審判；一種是，他們既然觸犯了國家法律，就應該公審，但對他們應該實行一個不殺的方針。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采納了最後一種意見。
“兩案”中，陳伯達是個特殊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害了一些人，又參與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活動，是這個集團中的主犯。但是，他是個文人，又在1970年就被隔離審查，沒有參與林彪集團後來搞的政變和謀殺等活動。林彪自我爆炸後，他已經被關進秦城監獄．沒有參與“四人幫”的反革命活動。因此，他的問題有特殊性。但是，他畢竟是林彪集團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犯有罪行。而且，林彪、葉群已死。陳伯達就成了林彪集團中的頭一號主犯，當然要對他進行公審。
1980年，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審，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判決執行以前羈押的日期，以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這樣，從陳伯達1970年10月被關押算起，他實際上還有8年刑期。
當時在中央主政的鄧小平、胡耀邦，了解到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態度，認為毛澤東這樣處理是對的，後繼者應該照樣處理。於是，他們對陳伯達繼續采取了毛澤東實行的優待政策，不僅保持了對陳伯達同以前一樣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決之後的第二年，即 1981年的8月，陳伯達就獲準保外就醫。
陳伯達在獲準保外就醫後，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樓頂層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裏，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個兒子一家三口調進北京，與陳伯達生活在一起，照顧陳伯達。陳伯達的臥室大約有十幾平方米，整潔而簡樸，地上鋪著地毯，兩個大書櫃裏放滿了書，他訂有《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北京晚報》等報紙，每天讀報很仔細，可見他很注意國內外形勢。陳伯達的一個當年隻有7歲的小孫子，常到陳伯達的房間去，給陳伯達的晚年生活帶來了歡樂。陳伯達晚年的視力和聽力都還可以，他每天晚上必看電視新聞節目，也看電視裏播的京劇或古裝故事片。陳伯達幾乎足不出戶，關起門來專心讀書。他鍛煉身體的唯一方法就是練書法。陳伯達晚年的生活儉樸，總是穿著鐵灰色的中山裝，戴一頂藏青色的幹部帽。冬季屋子裏有暖氣，他也要穿厚厚的衣服。工作人員經常來看他，問他有什麽需要，但陳伯達從不提任何要求。
保外就醫後，黨和政府除了對陳伯達的生活給予優待外，還曾經請他做一些研究工作。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胡耀邦曾經提出：陳伯達已經保外就醫，他學問好，研究能力強，應當發揮他的這個專長，安排他為中央做一點研究工作。我們現在的改革和建設，遇到很多問題，需要研究，讓陳伯達搞一點研究，研究出來的成果，我們可以參考。當時，中央領導人都讚成這個意見。於是，胡耀邦就對鄧力群說：你過去和陳伯達一起工作過，和他較熟，可由你代表中央去和陳伯達談一談中央的這個意見，征求一下陳伯達的意見。幾天後，鄧力群和幾個人一起約陳伯達來，談了中央的這個意見。陳伯達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從那以後，陳伯達更關注國內外的一些重大問題了，他讀的書也多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論書籍，他思考的重點，也轉向了現實問題。陳伯達愛讀書，愛研究。此後，他每天起床，吃過飯後，便讀書，研究資料，寫作。他像一架機器一樣，又轉了起來。陳伯達過去就有思考問題嚴密、下筆慎重、文筆老道的特點。現在他寫作時仍然保持了這個特點。當時，陳伯達的身體狀況還可以，頭腦也清晰，研究問題也比較深入。他勤於動筆，把研究的心得寫成文字，由工作人員交給中央。中央把這些研究成果印出十幾份，有的用8開大紙印，有的用16開紙印，有的標明作者陳伯達的名字，有的沒有標作者名字，發給中央領導人參考。
晚年的陳伯達先後提交給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試說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幹問題》、《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關於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點滴》、《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農業合作化的若幹材料》、《“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秘密戰》、《黑格爾反對絕對……》等等。
在這些研究中，關於“電子學革命”問題，是陳伯達早在1958年就精心研究的課題。毛澤東當時也對陳伯達的這個研究成果給予肯定。當20世紀80年代初，陳伯達又撿起這一課題繼續研究時，西方的高科技革命已經發展起來，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突飛猛進，而中國在這方麵還處於落後狀態。陳伯達在新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國要加強研究力量和投入，吸收西方先進技術，用較短的時間在高新技術方麵趕上西方發達國家，這樣，中國就不愁在生產力和經濟實力上趕不上西方發達國家了。他的這些見解，在21世紀的今天看來，也是有價值的。陳伯達的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給中央領導參考了。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醫的陳伯達刑滿，一位公安部副部長專門給陳伯達舉行了獲釋儀式。當時陳伯達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儀式就在醫院裏舉行，公安部副部長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滿之日……那一年陳伯達88歲。
“我對自己的過去是自責的”
晚年陳伯達十分敬仰毛澤東，他常說，毛主席確實英明、偉大，他是個民族英雄，他在中國曆史上的貢獻是前無古人的。陳伯達一直認為，批判他的鼓吹天才論，並且在全國掀起“批陳整風”運動的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天才人物。他還說，我是永遠感念毛主席的，就個人關係而言，是毛澤東發現了他，把他調到身邊當第一號政治秘書長達三十多年；毛澤東曾經對他十分信任，交給他很重的工作擔子，給他以主管全國意識形態的權力；是毛澤東提拔了他，使他從一個文人，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在三十多年中，毛澤東給了他很大教育，是毛澤東引導他研究中國現實政治問題，他才能寫出《評“中國之命運”》、《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等著作；是毛澤東的教導，才使他稍微懂得中國革命的某些道理；在毛澤東的幫助下，他才有了一些研究的條件和成果。他把自己當作毛澤東的一個“小學生”。他說，我這個“小學生”後來犯了大罪，不成器，是怪我自己沒有走好路，不能怪先生。他對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林彪自我爆炸後能保護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免遭“四人幫”的毒手，更是十分感激。他說，沒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保護，我可能早就沒有性命了。
陳伯達晚年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深刻的反省，總結了自己的教訓。他經常真誠地說：我是犯了大罪的人，我對自己的過去是自責的。他對黨和政府在他的晚年能給他較好的生活條件由衷感謝。陳伯達晚年曾寫過一幅字；“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幅字，充分體現了陳伯達在80年代的心境。
陳伯達於1982年5月寫了《求知難》一文。投到《讀書》雜誌上。陳伯達發表此文用的筆名是“紀訓”，意思是記取教訓的意思。《讀書》雜誌全文發表了《求知難》。陳伯達的這篇文章，是他總結自己一生教訓之作。他在這篇文章中，把人比喻為一個求知者，而求知是很難的。從他對求知者必經的諸多苦難的認識來看，他對自己的罪行還是認真反省的，而且，他雖然已是暮年，卻努力改過自新，把自己當作一個求知者。
1989年9月，陳伯達在北京病故。陳伯達的遺體被送到八寶山火化。據在現場的陳伯達過去的一些部下講，火化時，沒有訃告，也沒有悼詞，但耐人尋味的是，他的遺體被安放在按照慣例隻安放病故的高級首長遺體的第一告別室，他的遺像也掛在那裏。有40多位他的親屬、老朋友、老部下、學生，前來為他送葬。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2期《台港澳報刊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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