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餓死人
導讀：信陽遂平縣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也就是在這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以此引發了席卷全國的浮誇潮和大饑荒。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在吳芝圃統治下的1959—1961年的大饑荒中，河南因饑餓而死亡的人數達兩百多萬人，其中信陽地區就餓死近一百萬人。而民間估計的數字則是官方的好幾倍。
據信陽地委官方的報告，1959—1960年冬春，正陽縣死人8萬，息縣死人10萬，新蔡縣死人10萬，“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嵖岈山公社死亡4000人，占其總人口的10%，有的隊的死亡率達30%……罪惡敗露之後，吳芝圃在省委做“檢查”時，承認自己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對我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的大躍進運動中。吳芝圃是全國的風雲人物。在他的領導下，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現在河南。吳芝圃提出：一個省可以單獨進入共產主義，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吳芝圃的頭腦發熱，使河南人民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價。吳芝圃的功過是非，值得我們沉思。
反右傾鬥爭，為大躍進奠定了思想基礎
1906年3月，吳芝圃出生於河南杞縣一個農民家庭。1925年12月，吳芝圃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2月，吳芝圃等人被黨組織派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學習，這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的惟一一期講習班。同年9月畢業後，吳芝圃被任命為中共杞縣縣委書記，並在翌年領導了豫東暴動，出任杞縣革命政權的第一任縣長。1937年5月，吳芝圃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員兼豫西特委書記。6月，改任豫東特委書記，領導睢縣、杞縣和太康的抗日武裝睢杞太大隊，打響了豫東平原抗日鬥爭的第一槍，馳騁豫東平原。10月，彭雪楓部與吳芝圃部合編為新的新四軍遊擊支隊，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委，吳芝圃任副司令員，張震任參謀長。此後，吳芝圃先後擔任新四軍第六支隊副司令員、新四軍四師政治部主任。他在1942年寫的《關於共產黨員的享受觀》、 《個人主義的發展規律》等文章，被黨中央印發各地，作為整風學習的重要參閱材料。解放戰爭時期，吳芝圃先後擔任中共豫皖蘇區黨委書記、豫皖蘇軍區政治委員、豫皖蘇中央分局副書記兼行政公署主任。1948年冬開封解放後，吳芝圃擔任開封市委書記兼市長。1949年3月，吳芝圃任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9月起，吳芝圃陸續擔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第二書記，1955年2月任河南省省長。臭芝圃主持河南省黨政工作期間，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以“水、旱、蝗、湯(恩伯)”四災而聞名全國的中原大地，解放以來農村的變化的確十分顯著。吳芝圃在主持河南省黨政工作的10多年中，成績是主要的，但是也有缺點和深刻教訓。從1957年夏起，受黨內“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吳芝圃在河南大批以潘複生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掌握河南黨政大權，奠定了大躍進的基礎。幹部群眾不敢講實話，導致浮誇風愈演愈烈。
早在五十年代初，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與省長吳芝圃在平原省、河南省合並的人事問題上就有分歧。1957年春，臨汝縣有人不同意農業合作化的辦法，出現“鬧社問題”，吳芝圃命令縣委逮捕反對者，後來潘複生從北京開會回來，傳達了中央的意見：“臨汝鬧社是人民內部矛盾”，吳芝圃才放人。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衝突，進一步擴大了原有的宗派矛盾和觀念分歧。1957年春，潘複生主持製訂了《關於獎勵發展農業生產，爭取秋季農業大豐收的宣傳要點》，經省委常委通過並發出。然而在8月的省委五次全會上，吳芝圃發動突然襲擊，嚴厲批評宣傳要點“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存在“指導思想上的右傾情緒”。省委決定停止執行“宣傳要點”，並收回不在縣以下機關開展反右的“指示”，立即在農村開展大規模的社教運動，批判黨內右傾思想和農村資本主義思想。潘複生以及堅持實事求是的省委書記處書記楊玨、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受到吳芝圃的打擊。此後，以吳芝圃為代表的極“左”思想在河南占據主導地位。
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吳芝圃作了《右傾機會主義是當前河南黨內主要危險》發言。點名批評了潘複生。毛澤東表揚了吳芝圃的發言，同時批評了潘複生。住院的潘複生被迫抱病到北京接受批判。5月18日，八大二次會議還沒有結束，黨中央宣布撤銷潘複生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任命吳芝圃為省委第一書記。在北京開會期間。吳芝圃給省委打電話，要求準備批潘的材料。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體會議召開，主題是傳達貫徹八大二次會議精神，內容是集中批判潘、楊、王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吳芝圃在會上發出號召：“不要怕潘複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要反覆鬥爭……”在吳芝圃的主持下，會議作出了《關於徹底揭發批判以潘複生同誌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建議並報請中央批準，撤銷潘複生省委常委、軍區政委等職務，撤銷楊玨省委書記處書記和省委常委職務，撤銷王庭棟省委副秘書長的職務。中共中央很快批準了河南省委對潘、楊、王的處理建議。
在八大二次會議期間。毛澤東在批評潘複生時說：“他的缺點可以批判，但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也向吳芝圃交代說，對潘複生的批判隻能在黨內進行，不能擴大到社會上。但吳芝圃置若罔聞，迫不及待地開展對潘複生的大批判，在全省掀起大規模的批判潘、楊、王的群眾運動，要求每個幹部職工都要表態，寫大字報，進行揭發，批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時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的趙文甫總結說，批潘的大字報已達十幾億張。結果，全省抓了20萬“小潘複生”，其中廳局級幹部18名。最後，潘複生被降為西華農場副場長，楊鈺下放到孟津縣洪水公社寒亮大隊當社員，王庭棟被安排到襄城縣孫家祠堂公社柳林生產隊當社員。本來吳芝圃在洞南威信是高的，但在經過反潘複生鬥爭之後。他的威信卻大為降低。
吳芝圃：巧婦能為無米之炊
在反右傾的高壓政策下，河南在大躍進、公社化狂飆陡起之時，比別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準備。吳芝圃曾指出：“河南的大躍進是先從農業開始的，而農業大躍進又是先從農田水利運動開始的。”事實的確如此。
1957年10月，河南省召開水利工作會議。傳達貫徹全國水利會議精神。會後，吳芝圃召開座談會，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設大躍進。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親自赴會講話。11-12月，省黨代會召開第二次會議，吳芝圃分析階級鬥爭形勢，批判省委指導思想的“嚴重右傾錯誤”，提出組織“農業生產大躍進”，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達到經濟建設全麵大躍進。12月7日，中央轉發了河南省委的報告，稱全省1500萬人參加抗旱種麥，掀起以大興水利和大搞積肥為中心的冬季生產運動，投入勞力達991萬人，農村出現了大躍進局麵。
1958年元旦剛過，河南省、地、市、縣領導、農林水負責人開會。吳芝圃組織討論1958年農業大躍進。提出全省改種水稻700萬畝，灌溉麵積增加到3000萬畝的高指針。很快，衛生大躍進、工交大躍進的號召以及有關的指示、倡議一個接一個出台。元月底，吳芝圃在省常委擴大會議上貫徹中央南寧會議精神，決定兩年實現水利化，三年實現無“四害”，五年實現農業綱要的糧食生產目標，五年消滅文盲，普及初中、小學教育。
1958年是吳芝圃風光無限的一年。3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大幹一冬春，勝過幾千年》的報道，對河南省幾個月來“水利化”的“戰果”大肆宣傳，樹為全國的“樣板”。在3月中下旬的成都會議上，吳芝圃提出了在全國最為激進的驚人口號：一年實現“四、五、八”(黃河以北糧食畝產四百斤，以南畝產五百斤，淮河長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綠化、消滅文盲。等等。吳芝圃承諾說，河南一年就能夠實現“四化”，四年可變集體所有製為全民所有製。毛澤東稱讚“河南水利全國第一”，提出要“讓河南試驗一年，讓河南當狀元”。受到表揚的吳芝圃頭腦發熱，不顧客觀實際。在省委擴大會議上，吳芝圃在報告中講到一個故事，說曆史上有一個人手執寶劍，指石為金。但他同時又說，過去人們說巧媳婦做不出無米粥是錯誤的，現在巧媳婦就能做出無米粥。後來，吳芝圃甚至提出一年實現水利化、機械化、良種化、綠化等“十化”的目標。省委第一書記頭腦發熱，下麵自然有過之而無不及。
從成都回來後，吳芝圃在4月主持了河南省委第八次全會，部署全省大躍進，提出糧食總產達到275-300億公斤，三年實現水利化，農村要並社、並村、牲畜並槽喂養。吳芝圃號召農民種薯，實行土地深翻。吳芝圃抓住了長葛這個典型，省裏先在長葛召開紅薯生產現場會，要求全省種薯2500萬畝，深翻土地1，5尺，每畝施肥3-5萬斤。7月27日，農業部在長葛召開全國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現場會。吳芝圃吹噓說。全省深翻土地8000萬畝，每畝施肥5萬斤。
深翻和施肥帶來的結果是農業的大“豐收”。1958年6月8日，《河南日報》報導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畝產小麥2105斤，11日又報導該社畝產小麥3530斤——這是全國放出的第一顆農業“高產衛星”。6月13日，河南省委宣布夏糧總產已達到206億斤(實際隻有100億公斤)，比1957年增長123，6％。吳芝圃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解放後八年來，河南小麥每年隻增加了3億斤，而今年就增加了96億斤，“河南小麥潛力還大得很，今年能躍進，明年也能躍進”。10月，吳芝圃宣稱：河南畝產小麥7300斤、芝麻5600斤，單產增長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穀子“都比過去平均單產高近百倍”，“全年糧食總產量至少可以達到七百餘億斤”，毛主席1955年合作化時關於增產十幾倍以至幾十倍的預言，“都已成為生龍活虎的事實了”。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楊獻珍說：“當時河南省樣樣工作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國第一，號稱千斤省，全省畝產小麥一千斤。小麥衛星、玉米衛星、鋼鐵衛星等等，一個接著一個地放，好不熱鬧。”
大躍進期間，國家計委幹部王泓曾作為支援農業的幹部到河南葉縣舊縣公社擔任書記，目睹了河南大躍進的真實情況。據他在《炎黃春秋》雜誌2006年第1期發表的《躍人“共產主義”的悲壯實踐》一文中回憶，他剛到公社時，見公社門口不遠處新建起一座龐大的禮堂。就問當地幹部為什麽要建這麽一個禮堂？回答是：“這是省上規定的，要限定時間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築：一是像軍區禮堂式的大禮堂：二是像河南飯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鄭州百貨大樓式的百貨商店。我們隻是建了大禮堂，砍光了附近的樹不說，還拆了群眾400間房。還規定裏邊要有多少座位，現在一個座位也沒有，已經無能為力了。而且一次也沒用過，不知道建這有啥用？其他兩大件也無法再搞了。”
伴隨著農業大躍進的是工業領域的大煉鋼鐵。1958年3月，河南召開全省鋼鐵工業會議，動員鋼鐵大躍進，提出“縣縣、鄉鄉、社社辦鐵廠”。7月，省委確定了全省年產鋼指標30萬噸，鐵150，9萬噸。9月，省委發出“苦戰三個月，提前和超額完成鋼鐵生產計劃”，實現翻番的號召。9月15日，《河南日報》宣布：全省日產生鐵千噸以上的縣有8個。禹縣高達4396噸。9月17日《人民日報》發表《祝河南大捷》的社論，稱讚“曾在小麥產量上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也是全國鋼鐵生產的一麵紅旗”。10月上旬，省委召開鋼鐵生產緊急會議，提出“大放鋼鐵衛星”、“鋼鐵元帥升帳”。吳芝圃宣稱，全省有577萬人投入大煉鋼鐵，各種冶煉爐22萬餘座。10月11日，冶金部在商城召開全國土法煉鋼會議，推廣“雞窩爐”土法煉鋼法。
一時間，河南成了大躍進的革命聖地，參觀者人山人海。與此同時，大量農民上山煉焦、煉鐵、煉鋼，秋糧爛在地裏無人收，資金、原料白白耗費，工農業生產遭到巨大破壞，太行山、伏牛山、熊耳山和大別山區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濫砍濫伐。
吳芝圃宣稱：河南要在四年內實現共產主義
在大躍進的狂飆中。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現在了河南遂平縣崦岈山。6月底7月初，華北六省市農業協作會議在農業躍進中心的鄭州召開。重點交流河南出現的小社並大社的經驗成績。譚震林肯定了吳芝圃的試驗。並表揚說：“像遂平縣衛星社已經不是農業合作社，而是共產主義公社。”8月6日，在吳芝圃等人的陪同下，毛澤東興致勃勃地來到新鄉縣七裏營公社視察社辦工業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後點頭說“人民公社，名字好”，並轉身對吳芝圃說：“吳書記，有希望啊！你們河南都像這樣就好了。”“有這樣一個公社，就會有好多這樣的公社。”8月7日淩晨，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向在專列上的毛澤東匯報了崦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在談到嵖岈山公社試行簡章時，毛澤東的情緒很高，他說：“這是個好東西，給我！”當日，在聽取河南省委的工作匯報後，毛澤東高興地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8月下旬，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首日，《崦蚜山衛星公社試行簡章(草案)》與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意見》一並發到與會人員手中。8月28日，北戴河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9月1日和4日，《紅旗》雜誌與《人民日報》相繼發表了崦岈山公社簡章。
毛澤東的表揚和黨中央的肯定，讓吳芝圃的幹勁更足，在全省上下掀起並社熱潮。8月底，河南以全國最高速度實現人民公社化。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實行“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把黑夜當白天，把月亮當太陽，白天紅旗招展，夜間遍地明燈”。吳芝圃得意地說：“這不是社會上層建築的大躍進嗎？”
河南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刮起了一場“共產風”。省委的報告指出：一些公社已經“宣布了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產品由國家統一調撥使用，上交利潤、生產開支、社員消費均由國家統一確定”。吳芝圃說，公社“不但普遍實行了軍事化，而且普遍實行了半供給製，社員把個人私有生產資料或其它財產自動交給公家”。嵖岈山公社白手起家，建立了牛場、萬豬場、萬雞山。公社集全社各村莊的人員、樹木、磚瓦，建設了305間畜舍，從農家牽去192頭牛、趕走89頭豬和2700隻雞，就算大功告成。
吳芝同不僅善於“實踐”，還是一位“理論家”，不斷發表令人瞠目結舌的新觀點。他在《中國青年》1958年9月號上發表文章《論人民公社》，認為河南將鄉政府與公社合一，與當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馬克思主張的將經濟組織和國家政權融為一體。1958年10月19日的《河南日報》發表了吳芝圃的文章《躍進的哲學與哲學的躍進》(同時在《哲學研究》1958年第6期發表)，從理論上詮釋了風行一時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用偽哲學、偽科學為浮誇風正名。吳芝圃聲稱：“這個大躍進是從平地上陡然衝破九重雲霄的大躍進，是人們非親眼看見就很難相信、甚至有些人親眼看見了也還是不肯相信的異乎尋常的大躍進。”吳芝圃甚至提出“隻要有決心，就沒有做不到的事情”，1958年就“做到了‘人定勝天’的地步”。對人民公社，吳芝圃充滿了浪漫主義：“由於工農業生產力的大躍進，農業合作化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社會生產力的需要”，公社“不但解決了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而且可以高速度地發展生產力，把農村經濟引向繁榮，更加便利於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好條件。”吳芝圃得出結論：一個省可以單獨進人共產主義，河南要在四年之內實現共產主義。12月下旬，吳芝圃主持召開省黨代會，高度肯定河南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通過了《關於潘複生、楊鈺、王廷棟同誌所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為轟轟烈烈的1958年劃上了句號。
“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
著名曆史學家範文瀾曾說過：“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事實的確如此。1958年河南全省全年糧食產量實際隻有281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702億斤。1959年河南全年糧食實際產量為217億斤，河南省委高估為1000億斤。1952-1957年間河南人均產糧257公斤，但到1960年下降到145公斤，是當時各省中最低的。在產量下滑的情況下，河南卻向農民高指標征購糧食。1958年全國糧食征購比1957年增長22，23％，河南則增加了55％。
在高征購的壓力下，基層幹部完不了任務的就像土改的地主那樣挨鬥。農民隻有靠剝取樹皮、挖掘草根白堊土充饑，城市群眾也以豆餅、米糠、樹葉、綠藻果腹。原國家計委幹部王泓的回憶文章，真實再現了大躍進期間河南農民生活的艱難程度：
“下去工作上困難不說，生活上也很難過得下去，要能帶領群眾渡過難關，首先得與群眾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舊縣吃過17種不是人吃的東西，包括樹皮、樹葉、穀物稈、玉米芯、紅薯蔓、觀音土、棉棗、麥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別餓，到老鄉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飯，吃的是玉米芯(剝去玉米當柴燒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兩天也緩不過來，肚子燒得很難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麽也拉不下屎來。這樣不久就浮腫得很嚴重，首先感覺走路很困難了，我就托人買了輛自行車，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煩了，怎麽也推不上坡，隻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請人幫我推上去。有時我知道有人在辦公室等著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著反映在眼睛上，晚上辦公，開始還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閉上兩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鍾，才能再看一會兒文件，這個罪也很急人。這時農民一天三兩八錢糧食，幹部、民工再多占一點，一頓一兩也難保，死人現象就很難製止。我自己身體也難以支持，請大夫來給我看病，都說吃不飽，缺營養，熱量不夠，就給開半斤或一斤酒(那時買酒必須大夫開條)，叫我必要時喝上一口。至於營養，我兩年隻吃過兩個雞蛋，還是我愛人去廣東出差拐到葉縣來看我，在路上花高價買了帶給我的。為了吃這兩個雞蛋還犯了難。我雖然在區裏單獨住一個小屋，但雞蛋皮不能叫人看見，就出去到田邊散步，在野外吃了，蛋殼埋在地裏。”
王泓最後因為饑餓生病導致病危而被送回北京，算是撿回了一條命。公社書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1958年11月底，密縣已發生餓死人的問題。1959年春，豫東黃泛區浮腫病和死人事態更加蔓延。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信陽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人口總計4萬人，卻餓死4400人。王泓在文中回憶說： “我到河南葉縣舊縣公社後，聽說我們公社有七八個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飽飯、開始餓死人時，湊到一起談共產主義問題，我便去找她們，結果人已死去一半，隻找到兩個……至於舊縣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沒搞清楚。但我有兩個底：一是駐村時，在有的小村作過調查，到摸底時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經過我自己挨村調查，全社死絕戶的占7％。”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大反右傾，河南抓得特別緊。吳芝圃先在省裏批評部分領導幹部，然後召開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於是又開始“反瞞產”，實行“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信陽地區尤為嚴重，造成了嚴重後果。
1959年，信陽地區出現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農民的日子更難過。時任信陽行署專員的張樹藩在臨終前撰寫的回憶文章《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曆史教訓》，真實反映了信陽地區的情況。1959年的省委擴大會議後，張樹藩回到地區抓秋季糧食征購任務。省委仍按1958年大豐收的標準征購，地區又完成了16億斤，將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交了征購。秋收剛完，很多地方群眾就沒飯吃了，開始出現了逃荒要飯的現象。很多食堂開不了夥，群眾無奈，就在家裏煮紅薯葉、野菜充饑。幹部發現後把他們的鍋給砸了，群眾就外出逃荒。地委認為這是破壞大躍進，就讓各縣、市在各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當時地委不僅沒有認識問題的嚴重性，反而認為是有人將糧食瞞藏起來了，於是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運動。接著，張樹藩發現，群眾確實已經沒有糧食，僅吃點紅薯、野菜等，不少群眾臉上已出現浮腫。隨著浮腫病大麵積蔓延，餓死人的現象出現了。張樹藩回憶說：“有一個黨支部(哪個縣哪個村記不清了)，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
信陽地委第一書記路憲文報告吳芝圃，信陽發生了餓死人的事情。但吳芝圃不以為然，鼓勵他挺起腰來繼續幹。信陽的幹部群眾反對路憲文，但吳芝圃頗為賞識他，不主張處分路憲文，力圖保住信陽所謂的糧食高產、鋼鐵高產和第一個公社的“先進地位”。吳芝圃還授意信陽地委在上呈的報告中把信陽大量餓死病死人的問題歸咎於政治鬥爭，說是壞人當權和地主封建勢力破壞，性質是“反革命複辟，是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有了省委第一書記撐腰，路憲文明令各縣不準農民生火做飯，不準外出逃荒要飯，不準向上級反映情況。反潘、楊、王事件以來，在吳芝圃的高壓之下，河南的幹部不敢講實話，怕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反社會主義的帽子。河南紀委書記兼省監察委員會書記劉名榜是信陽人，家裏有人被餓死，但連他都不敢講真話。對將真話的幹部，吳芝圃殘酷打擊，搞所謂掃“暮氣”，直至將之定為右傾分子、 “階級異己分子”關押起來。
在基層目睹了大躍進運動中民生疾苦後，潘複生感慨地說：“災區不搞生產救災，隻搞合作化，人民流離失所，社會主義沒飯吃。農民過去不如牛馬，現在和牛馬一樣。”公道自在人心。山西籍的楊玨晚年曾深情地回憶說：“當時老百姓對我保護得很好，我懷念河南人民，我永遠不忘河南人民！”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一首民謠廣為流傳：“跟著潘複生，一天吃一斤，跟著吳芝圃，吃了不少苦。”
“形‘左’實右”：吳芝圃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毛澤東領導全黨糾正“左”的錯誤，重新強調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建設社會主義。1959年4月，黨中央提出了“縮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的方針，對1959年計劃指標進行調整。這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談到：“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讚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不難看出。此時的毛澤東並不讚成全國全部推行食堂，而是要因地製宜。
1959年2月，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重點解決人民公社管理體製和具體政策問題，調整國家和農民的關係。吳芝圃仍津津樂道於幾年內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不客氣地對他說：“不要一扯就扯到共產主義……。你說十年就過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澤東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而吳芝圃卻堅持大隊為基礎，毛澤東對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你不要再這樣搞了，還是以生產隊為基本概算單位好”。毛澤東在1958年就提醒吳芝圃：“要把膨脹的腦筋壓縮一下，冷靜一下”。在看到吳芝圃沒有改正的意思後，毛澤東很生氣：“吳芝圃，你對，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馬列主義，我是機會主義。”並逐漸改變了對吳芝圃的看法：“這種人表麵上‘左’，實際上是形‘左’實右，缺乏經驗，不深入群眾。”
毛澤東的批評並沒有讓吳芝圃頭腦冷靜下來。1959年4月，河南省委討論中共中央“縮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的方針，對1959年計劃指標進行調整。但調整後的指標依然脫離實際，沒有實現。1960年《河南日報》的元旦社論《開門紅春意濃》。仍堅持全麵躍進。在1960年2月的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上，吳芝圃作了《為實現1960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號召繼續反右傾，進一步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1960年3月，吳芝圃在向黨中央的報告中說，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辦得好的食堂占總數66％。
盡管吳芝圃等人盡力隱瞞真相，但是紙畢竟包不住火。1960年2月，根據反映上來的情況。中紀委書記董必武派人到信陽調查餓死人的問題。調查人員了解到了真實的情況，將調查結果向河南省委進行了通報。但吳芝圃不是正視錯誤，而是千方百計地設法“捂蓋子”，還給路憲文打氣：“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1960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陳雲來河南調查。在黨內以實事求是著稱的陳雲和吳芝圃算起了賬：河南有多少耕地，能夠生產多少糧食，有多少農村人口？按最低限度農村人口要吃多少糧食？種子需要多少？飼料需要多少？全省吃商品糧的人口有多少？陳雲得出結論：我不希望河南調出糧食，你們農村能夠征購的糧食，養活不了城市人口。但吳芝圃仍放出大話：河南糧食產量比去年翻了一番還要多，不但不需要國家調入糧食，還可以調出糧食……
1960年10月21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工作組根據信陽實地調查的情況，向中央提交了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10月26日，毛澤東閱後批示劉少奇和周恩來“即看”此件，“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11月12日，毛澤東再派李先念、陶鑄和王任重來到信陽調查。在陪同調查的過程中，吳芝圃又把責任全推到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的頭上：“樹藩同誌，信陽地區發生的問題，省委事先一點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裏了。聽說你和路憲文認識不一致，你怎麽不找我談談呢？如果早找我談談，不就避免了發生這樣大問題嗎？”經過調查，陶鑄發現問題嚴重，他在河南省委擴大會議上指出：“河南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是1959年春季發生問題，反瞞產，沒有在廬山會議上作檢討，廬山會議後繼續搞。二是河南發生這麽嚴重的問題，一直不向中央報告，後來被迫向中央寫了報告，還是忸忸怩怩不真實反映情況，而且還封鎖消息，這是很大的錯誤。”
1960年底。毛澤東又派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去調研。當他們到達河南時，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而是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靈縣，不讓他們看到信陽的真實情況。對於吳芝圃的所作所為，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他“破壞民主、堵塞言路，‘左’傾蠻幹，死不回頭”。
吳芝圃的檢查：“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
在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嚴厲批評的情況下，吳芝圃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從1961年1月起，吳芝圃代表省委開始檢查大躍進以來所犯的“左”傾蠻幹錯誤。在給中南局和黨中央寫的檢查中，吳芝圃不得不承認，“信陽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後的大慘案”，“災難發展到慘絕人寰的程度”。但在分析原因時，吳芝圃卻說是因為自己對“階級敵人、蛻化份子失去警惕”，“階級敵人很久沒有受到打擊……”，繼續為自己辯護。
1993年，路憲文在臨終前口述了《信陽事件的曆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一文，總結了四條教訓，其中第一條就是“錯誤地發動政治鬥爭，利用政治鬥爭，造成一言堂的局麵，會使錯誤路線暢通無阻。當年吳芝圃同誌利用當時的政治空氣，用突然襲擊的方式打擊了潘複生，不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麵”。
與吳芝圃推卸責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心情沉痛的周恩來表示：“信陽發生了這麽大的事件，我有責任。”當周恩來得知“信陽事件”中有許多群眾被餓死，而國家的糧庫就在附近，受饑餓的群眾卻沒有一人去搶倉庫時，被深深地震動了，整整一夜沒合眼。
為了係統解決“大躍進”帶來的問題，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了八屆九中全會，總結了“大躍進”運動的經驗教訓。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作出了糾正“共產風”等錯誤的一係列政策規定，基本上終止了長達3年的大躍進運動，實現了經濟建設指導方針的重大轉變。共產風與浮誇風摧毀了河南的農業生產，直至1965年，河南糧食產量才回升到大躍進前的水平。吳芝圃的浮誇與大躍進的徹底失敗。使河南人民則付出了慘重的生命代價。
1961年2月。黨中央決定調整河南的領導班子，調廣東省委書記文敏生任河南省委常務書記，調湖北省委書記劉仰嶠任河南省委書記兼秘書長。7月，黨中央調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改任第二書記。1962年4月，黨中央把吳芝圃調離河南，到中南局擔任負責文教的書記處書記。同時，中共河南省委作出《關於潘複生同誌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平反決議》，為潘、楊、王平反。
沉重的教訓使吳芝圃逐漸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嚴重錯誤。他結合自己在河南工作中犯錯誤的沉痛教訓，向黨中央、毛澤東和中南局寫檢查，深挖思想根源、社會根源和曆史根源，表示要堅決接受教訓，永不再發生類似的問題。1962年1月，吳芝圃給中南局的檢查承認：“對河南58、59年糧食產量，我曾經作過遠遠高於實際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糧食數字的假報告……反映全省群眾生活隻有5％安排不好，其實那個時候正是信陽地區大批發生浮腫病和死人的時候。”吳芝圃沉痛地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吳芝圃後來曾數次心痛地向人表示：“我欠河南五千萬人民的債一輩子也還不清。”1966年，毛澤東看了吳芝圃的檢查報告後，指示他不要再作檢查了。
1967年10月19日，吳芝圃在廣州去世，享年61歲。
作者： 何立波 原題為：吳芝圃與大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