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的十大罪狀
中央組織部革命群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的十大罪狀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是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重要成員。是個大叛徒，大陰謀家，大貪汙犯，大流氓。他在劉少奇、鄧小平的庇護下，長期竊踞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要職，統治中央組織部達二十一年之久。他一貫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欺上壓下，搞獨立王國；招降納叛，結黨營私；推行修正主義的幹部路線和組織路線；反對三麵紅旗；取消階級鬥爭；生活糜爛透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瘋狂地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反共老手、大叛徒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背叛了黨，背叛了人民，背叛了革命。
一九三六年他在國民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時，帶頭在敵人的報紙上，公開發表了反動透頂、臭名昭彰的“反共啟事”，原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啟事
（見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日偽華北日報）
“子文等茲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當茲國難時期，凡屬中國青年，均須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而奮鬥。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作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徐子文（安子文） 周 斌 張永璞（薄一波）
楊仲仁（楊獻珍） 董旭生 劉華甫（劉瀾濤）
夏維勳 馮佼齋（馬輝之） 徐之榮（徐子榮）”
徐子文就是安子文，這張“反共啟事”就是他叛黨的鐵証。他在這個“反共啟事”上，公開聲明要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領導下，堅決反共，效忠蔣介石匪幫，甘當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實走狗。並且在出獄前後玩弄各種手段，誘惑別人跟著他走叛黨投敵的反革命道路。
三十多年來，這個大叛徒，一直向黨隱瞞了他的叛黨罪惡，混在黨內，竊踞了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重要職務。一九四九年進城以後，他怕露出了馬腳，竟利用職權，派人嚴加控製了敵偽檔案，並私自翻閱了自己的檔案，千方百計地掩蓋他的叛黨罪行。
二、搞獨立王國，對抗黨中央，對抗毛主席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一貫對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獨斷專行，陽奉陰違，口是心非，弄虛作假，千方百計地欺騙、封鎖毛主席，把中央組織部變成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
安子文搞獨立王國是由來已久的。早在一九四八年，即安子文這個大叛徒竊取中央組織部領導大權第三年，因不向毛主席作報告，曾受到過毛主席批評。一九五一年，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從會議的準備工作到一些重大決策，都沒有向毛主席作請示報告，完全是在劉少奇的操縱下，背著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對此批評說：“什麽組織工作會議，什麽黨員八條，我怎麽不知道？”對這一批評，安子文雖作了假檢討，但並無一點悔改表現。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又多次批評了中央組織部。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口頭上和文字上兩次嚴厲指出：“中央組織部，從來不向中央報告，以致中央同誌對組織部同誌們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王國。”以安子文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對這一嚴厲批評，更是懷恨在心，負隅頑抗。不僅不向廣大幹部傳達，而且安子文還胡說什麽：“毛主席不了解中央組織部情況”，“我不能做陳伯達”（大家都知道陳伯達同誌是緊跟著毛主席的）。不僅如此，他們還一方麵用假檢討、假報告來欺騙毛主席，另一方麵則更加變本加厲地來對抗毛主席、對抗黨中央。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要大辦農業，以農業為基礎。而安子文一夥卻大喊大叫：“抓了農業，忽略了其它”，是“狗熊掰棒子，抓了這個，丟了那個。”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農村多發展些黨員。而安子文一夥卻說：“現在黨員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精簡機構。而安子文一夥不僅不研究、不執行，反而借此來堵塞從工農中提拔幹部，卻保住幹部隊伍中一些資產階級渣滓。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幹部要參加勞動。而安子文一夥根本不管、不推行、也不檢查其執行情況。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革命接班人五項條件。而安子文一夥卻隻強調要提拔所謂年輕有為的新生力量。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工交企業建立政治部。很多地方進行試點，而安子文一夥卻不執行、不調查、不總結。
毛主席親自主持製訂的前十條。而安子文一夥卻惡毒地攻擊說：“雙十條，隻講了前十條，而不講後十條，這是造成幹部緊張和頂牛的原因之一。”所謂後十條，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眞、安子文等人背著毛主席搞的。
有些犯錯誤的幹部，毛主席親自提出處理意見。安子文一夥則陽奉陰違，拒不執行。
有些幹部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信，揭發一些中央機關部長及省委書記處書記的一些嚴重問題。安子文一夥便批閱存檔了事，根本不向毛主席反映。
三、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科學，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無產階級眞理，是最現實的馬列主義，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統一的行動綱領。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對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極端仇視。他散布種種流言蜚語，竭盡汙蔑和攻擊之能事。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惡毒地汙蔑說：“毛主席吃了飯沒事幹，老呆著。”在舊中央組織部機關內，不讓掛毛主席象，不讓貼毛主席語錄，反對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幹部，教育黨員。在組織部出版的刊物上，從來不刊登毛主席、林彪等中央負責同誌的講話，不介紹一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卻經常地、大量地散布他們的黑貨，發表大量的毒草，大肆宣傳修正主義，瘋狂反對毛澤東思想。
林彪同誌提出，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眞正學到手。而安子文卻公開和林彪同誌唱對台戲。在中央組織部機關內大力提倡學古文，請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講課，他帶頭聽課，帶頭讀二十四史。他還胡說什麽：“機關幹部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教條主義’，死啃書本，理論脫離實際，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為了反對機關革命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竟明目張膽地規定，工勤人員不到初中程度，不準學習毛主席著作，不發給他們毛主席語錄。
四、招降納叛，結黨營私
安子文是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們夥同一起招降納叛，結黨營私，陰謀篡黨、篡政、篡軍，搞資本主義複辟。
安子文與彭眞早在三十多年前北方局時期，就勾結在一起。解放以後，他們更是變本加厲地結成死黨。安子文竭力吹捧彭、陸、羅、楊，到處散布他們的反黨言論，為陰謀搞反革命政變製造輿論。他長期以來，根本不傳達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而是經常大講特講彭眞的“黑指示”。安子文等人極力吹捧彭眞，胡說什麽：“彭眞水平高，作風好，看得遠，站得高。”“彭眞是黨內的副總理”， “是副總書記”， “彭眞的意見就是中央的意見”，“彭眞、羅瑞卿跟中央跟得緊”，等等。他們到處散布流言蜜語，瘋狂地攻擊毛主席，攻擊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在準備召開“八大”時，安子文竟狂妄地提出了一個“有薄（薄一波）無林（林彪同誌）”的政治局委員名單，企圖把林彪同誌排斥在中央領導之外。他們還瘋狂地攻擊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陳伯達同誌，康生同誌。他還企圖讓彭眞擔任全國政協主席，讓楊尚昆擔任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等要職。
安子文與彭、陸、羅、楊互相勾結，互相包庇。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批評中央組織部搞獨立王國，鄧小平、彭眞就出來為安子文承擔責任。一九六三年，有人揭發彭眞在北京市推行修正主義幹部路線，安子文就為彭眞庇護。一九六二年，楊尚昆背著毛主席，夥同安子文派人去四川進行“私訪”，收集反對三麵紅旗的黑材料，當毛主席追查時，安子文就欺騙毛主席，為楊尚昆承擔責任。安子文還大量扣壓了群眾揭發彭眞、陸定一和嚴慰冰（反革命分子，陸定一的老婆）的反黨罪行的控告來信。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安子文與彭眞更是狼狽為奸，企圖蒙混過關。楊尚昆的問題揭發後，他們不僅把楊尚昆安排擔任省委書記的要職，而且還背著毛主席，將楊尚昆的親信仍安插在中央各部的重要崗位上，以便待機東山再起。陸定一的問題揭發後，有人揭發陸定一惡毒地誣蔑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言行，安子文就把來信扣壓起來，不向中央報告。今年二月彭眞的“五人小組匯報提綱”反黨綱領拋出後，安子文就大肆造謠惑眾，胡說這是根據毛主席的講話寫的。三月，批判羅瑞卿時，彭眞與安子文進行密謀，將安子文拉入批判羅瑞卿問題的七人小組，通過安的活動，到處宣揚羅的問題隻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彭眞還授意安子文在批判羅時仍要稱羅為“同誌”，不要提羅曆史上曾經在政治上發生動搖的醜史。他們還攻擊別人把羅瑞卿當成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過分了。彭眞的問題揭發後，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另一重要成員、大叛徒薄一波，就偷偷地給安子文通了消息，策劃應變。安子文這個反共老手經過一番籌劃以後，就施展開他的反革命兩麵手法，一麵大講特講他與彭眞關係緊張，矛盾很大；一麵又到處散布“對彭眞同誌要一分為二，彭眞同誌過去是有功的”，“彭眞同誌過去在大的方麵是正確的，所以我們跟他”，“彭眞同誌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等等，為彭眞塗脂抹粉，企圖掩蓋彭眞的反黨罪行，也掩蓋他自己的反黨罪行。
安子文長期以來，與彭、陸、羅、楊秘密勾結，利用合法地位，利用各種時機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積極擴張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勢力，在全國各地、各部門中埋下了許多顛複的種子，把一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自首叛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安插在許多重要崗位上，有的已當上中央局的書記、省委書記、中央機關的部長、副部長，篡奪了這些部門的領導大權。為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積極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他們有組織有計劃地把一批自首叛變分子和政治嫌疑分子，長期不進行審查，隱蔽起來，並安插在重要崗位。僅與安子文同時叛黨的就有數十人之多，如薄一波、劉瀾濤、胡錫奎、李楚離、楊獻珍、廖魯言、徐子榮、馮基平、馬輝之等。他們一方麵互相隱瞞包庇，封鎖中央和毛主席；另一方麵造謠說組織上了解他們的問題，可以不進行審查。並且把“組織上了解，可以不再審查”這一條，塞進審幹規定中去，使他們這些叛徒，以及他們包庇下的一批牛鬼蛇神的政治問題，不被審查成為合法化。
他們還采用“定性從輕”的辦法，把一些有嚴重政治曆史問題的人說成一般問題。如對反黨分子劉秀峰被捕後當堂指名出賣革命同誌的叛變行為，安子文等一夥竟隻確定為“動搖”、並讓其長期把持建工部部長和黨組書記的要職。
他們大肆提拔重用自首叛變分子，重大政治嫌疑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他們為了把這種陰謀活動合法化，還選擇出一個出賣過革命同誌的叛徒金明作為標兵，提拔為中南局的書記處書記。大叛徒、反革命分子鄧拓、田漢、陽翰笙等，也是安子文夥同彭眞、陸定一包庇下來的。
他們還極力培養親信，培植私人勢力，到處安插，遍布全國各地。如劉植岩（原中央組織部處長，現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李力安（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現任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賈震（原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王甫（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現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丹彤（原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現任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馬耀驥（原中央組織部研究室主任，現任交通部副部長），王雨洛（原中央組織部處長，現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韓勁草（原中央組織部辦公廳主任，現任西北局秘書長），張文豹（原中央組織部辦公廳副主任，現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望淮（原中央組織部處長，現任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劉毅（原中央組織部處長，現任中央財貿政治部副主任），王敖（原中央組織部副處長，現西南局組織部副部長）等。除了中央組織部派出的以外，安子文還從其他地區和部門網羅培植了一批私人勢力。
五、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幹部路線
以安子文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狂妄地反對毛主席提出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惡毒地攻擊毛主席提得“不完滿”，胡說什麽“如果再有個關於能力的提法就更好了”。他們以“培養提拔年輕有為的新生力量”為借口，與毛主席的指示相對抗。他們把年齡和文化程度作為選拔幹部的首要標準。他們還提出“要挑選特殊的人材，進行特殊的培養，用於特殊的用途”。明目張膽地對抗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必須在群眾鬥爭中產生，必須在革命大風浪中鍛煉成長的指示。
反對毛主席提出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長期以來，安子文在選拔幹部上，極力反對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極力反對把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放在首位，他們胡說什麽：“在幹部問題上，既要反對重才輕德，不問政治的傾向，又要反對隻管政治品質，不管業務能力的傾向”，公開的把看幹部的政治品質作為一種傾向去反對。他還說什麽：“在具備德的條件下，為人民服務得好壞，才又起著決定的作用”。這就完全露骨地暴露了他修正主義的嘴臉。
安子文一夥，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工農幹部。他們從一九五七年就以“精簡”為名，大量裁減工農幹部，一九六○年又進一步規定不準從工農群眾中吸收幹部，不準吸收部隊連以下的轉業幹部，使幹部隊伍的組成發生了很大變化。
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建黨路線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在整黨問題上，一貫對抗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解放以後的幾次大整黨，都不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是背著毛主席召開的。會議作的整黨決議，根本沒有貫徹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過渡時期兩條道路鬥爭的論述，而大講“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同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相對抗。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整黨，根本不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是在階級鬥爭中進行的，不是在互助合作化運動中進行的，而是孤立的整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安子文仍然集中一萬多黨員幹部在老區農村大搞整黨，形成兩個中心工作，衝擊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在以後的十多年中，安子文對毛主席發動的各次政治運動，根本不加理采，使整黨處於自流狀態。
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再次強調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出了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安子文在同年十月召開的組織工作會議上，根本不貫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講階級鬥爭，根本不講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卻另外搞了一套登記黨員的辦法，和毛主席的指示相對抗。
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毛主席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深入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可是安子文卻集中了四萬五千名幹部，頑固地堅持進行登記黨員試點，拆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台。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親自主持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偽決定”，即前十條。在這個十條中，毛主席指示說：“這十個問題解決了，或基本上解決了，也就把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基本上整頓好了。”可是安子文反對毛主席這一重要指示，到一九六五年他還汙蔑毛主席說的“基本上”這三個字伸縮性很大，是低標準，是不能把黨整好的。
安子文還積極參與了起草後十條。在這個後十條中，提出了整黨八項要求說，“這八項要求達到了，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就基本上整頓好了”，與毛主席提出的前十條唱反調。
在發展黨員問題上，反對黨的階級路線，限製發展工農黨員，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敞開大門。
毛主席說：“必須注意有步驟地吸收覺悟工人入黨，擴大黨的組織的工人成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卻長期對工人實行關門主義，工人黨員本來很少，他們卻歪曲事實，說什麽“工人黨員數量已經不少了”，拒絕接收工人入黨。一九六一年以來，在農村，基本上停止了發展黨員。在大專院校的學生中也是如此。使黨內嚴重缺乏新鮮血液。相反，卻把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批地拉入黨內。
在基層黨的建設上，也是反對毛主席的指導方針的。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指示安子文，要他抓工業交通係統建立政治工作機構試點，他一直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試點越試越小，不了了之。
一九六二年，安子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泡製了工業、商業和農村三個黨的基層工作條例。在這三個條例的一百二十條中，不提毛澤東思想，反對毛澤東思想。在工業和商業兩個條例中，還規定車間、門市部支部不能起領導作用。
同年，安子文等人還夥同舊中央宣傳部編了《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的小冊子，這是一株徹頭徹尾反對三麵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七、惡毒地攻擊三麵紅旗，大刮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對三麵紅旗恨之入骨。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反黨集團，與國內外敵人相呼應，向黨發動了猖狂進攻，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就在這個時候，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同彭德懷緊密配合，到處收集反黨材料，向黨大舉進攻。僅在廬山會議前六個月中，安子文就派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趙漢、李楚離、陳野蘋、丹彤等，率領大隊人馬，先後走遍全國二十個省區，並召開六個大區“座談會”，收集所謂“尖端”材料，惡毒地攻擊三麵紅旗，攻擊黨中央、攻擊毛主席。在這些材料中，竭盡歪曲、造謠之能事，不管是什麽人說的，不管是眞是假，隻要說得越惡毒，他們就越高興。他們把收集到的反黨材料，同大黨閥彭眞精心策劃之後，由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第二號人物趙漢，拚湊寫成一個《關於一部分公社黨委的領導方法和幹部作風方麵的情況簡報》，大黨閥彭眞對這個材料如獲至寶，就在黨中央召開廬山會議的時候，盜用中央的名義拋了出來。這個報告的矛頭是對準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是同彭德懷反黨集團拋出的反黨綱領相呼應的。彭眞要安子文寫這個報告時，就講過：“要反映點缺點。”安子文也惡毒地說：“黨內生活極不正常，是四二年以來最不正常的一段，從上到下都有這個問題。”趙漢更露骨地說：“這個報告的寫法，是從公社看上邊。”看，這夥壞蛋，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這個反黨報告，把大躍進以來的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對基層組織、基層幹部惡毒地誣蔑和攻擊，把幹部說成是壓迫者，極力醜化社會主義製度。胡說什麽：“見官三分災，不如早躲開”，說什麽“不能談國事，不能說幹部的好壞，不能提不同的意見，眞是不自由”，說什麽“千斤鼻子壓著四兩嘴巴，有話說不出來，”等等。這完全是一派讕言。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尚昆，搞的《七個省市三級幹部會議對於黨內民主生活問題的一些議論》和《九省市三級幹部會議關於發揚民主的一些建議》兩個反黨材料，安子文大為欣賞，轉登於《組織工作通訊》，這兩個反黨材料把大躍進說成是吹牛皮，把我們的黨員和幹部說成是毫無原則的政治庸人。
安子文惡毒攻擊和汙蔑大躍進說：“把大躍進中的缺點收集起來，編一本書，比《今古奇觀》還要奇”。“現在的怪事眞多，眞是無奇不有。如果不是怕劃右派，可以寫一本書，比《官場現形記》的內容還多得多。”他甚至還無恥地說：“隻要給兩斤糧票，就可以隨便同一個姑娘睡覺。”他還造謠說，這個省死了幾十萬人，那個省死幾百萬人。他咬牙切齒地說：“農村幹部的‘五風’很嚴重，他們比西藏的農奴主還壞，如果感情衝動，殺他幾千人也犯不了錯誤。”
安子文到處宣揚鄧小平的謬論：“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多生產糧食，隻要能增產，單幹也可以，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耗子就是好貓。”他們還妄想抬出右傾機會主義者鄧子恢出來管農業。
安子文一夥四出為反黨分子、右派分子翻案，他還與彭眞密謀，親自出馬，為反黨分子楊獻珍等翻案。
安子文還攻擊說：“前幾年工作中，過去的謙虛謹慎的態度沒有了，驕傲自滿起來了，這幾年調查研究之風差了，主觀主義就嚴重了，所以製定政策就是錯誤的。”還說：“這幾年黨內外民主少了，有的人隻能聽成績，不能聽反麵意見，加上高指標把人壓得很厲害。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使黨內生活不正常，使人不敢提反麵意見。”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叛徒安子文，對我們黨、對社會主義製度是何等的仇恨。
八、取消階級鬥爭，大搞階級調和
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並提出要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極力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在農村四清中，不以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為綱，卻大搞階級調和，取消階級鬥爭，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地富反壞分子，為複辟資本主義打基礎。
安子文在四清中不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反對依靠貧下中農，他經常引用劉少奇的話說：“貧下中農能不能依靠，要看我們工作做得夠不夠”，“工作做到了，就可以依靠，工作做不到，就不能依靠”，根本否定貧下中農是農村中的依靠對象。他在這種反動思想的支配下，千方百計地把中農、上中農、偽軍官、偽職員等拉入貧下中農隊伍，弄得階級陣營混亂，敵我界限不清。
安子文反對在農村中建立貧協組織。早在一九六○年，華北局就提出建立貧下中農協會的問題，安子文卻借口農村組織太多了，極力反對。直到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主持製定了農村四清的十條決定，提出要在農村建立貧協時，安子文眼看抗拒是不行了，於是就用篡改貧協條例的辦法，把貧協會變成一個階級調和的大雜燴。在二十裏鋪生產大隊，他別有用心地把二十六個中農、上中農出身的人吸收為貧協會員，一個改了成份的富農分子也加入了貧協。安子文還大肆叫嚷： “非貧下中農出身的黨員，整黨後，原則上都應該吸收他們參加貧協。”
在二十裏鋪公社開三幹會時，安子文大放厥詞，說什麽“要替三幹會恢複名譽”。在三幹會上，對四不清幹部“不搞重點圍攻，不搞批判，不搞鬥爭”，強調用說服的辦法進行勸降，搞階級調和，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劃階級成份和評審四類分子時，安子文又強調“就低不就高”，以“縮小打擊麵”、“分化瓦解、區別對待”為借口，把大量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劃成“農業勞動者”。致使這些地富反壞分子的氣焰沒有被打倒，四清運動後有的還進行階級報複。
九、瘋狂地鎮壓革命群眾運動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不但是鎮壓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等曆次群眾運動的劊子手，也是鎮壓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罪魁禍首。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也采取了在曆次革命群眾運動中慣用的“殺雞給猴看”的伎倆，實行白色恐布。運動初期，就對革命群眾進行威脅、恐嚇、造謠，並組織圍攻，誣蔑寫大字報的革命群眾有“個人主義”、“情緒不正常”、“搞陰謀”等等，布置他的爪牙搜集整理革命群眾的材料，辨黑名單，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甚至準備送去勞改。同時，他還作出種種規定，阻礙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以保密為借口，不準查閱檔案、文件，聲稱誰違反這些規定，要給予黨紀處分。他堅決地執行劉、鄧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積極按照劉、鄧的指示，從各部門抽調大批幹部組成工作組，去北京市機關、廠礦、學校，鎮壓革命群眾，還積極抽調部內幹部組成工作組，分別到內蒙、北大、哲學社會學部等單位。他這樣做，也是為了轉移運動方向，分散機關革命群眾的力量。
當革命群眾起來時，便推出了巳被群眾揪出的四個走卒作為“替罪羊”，演出一場犧牲車馬，保存將帥的醜劇。同時，他還采取了反革命的兩麵手法，一麵向革命群眾作假檢討，向中央作假報告，企圖蒙混過關，一麵通過他的幫凶與走卒四處為他的罪行開脫。當他實在混不下去時，安子文、趙漢、喬明甫、陳野萍、楊以希等就密謀策劃應變，對他的親信陳一平等麵授機宜，唆使陳一平、柯裏混入文革臨時籌委會，竊取了領導大權，企圖保護他們過關，在廣大革命群眾的猛烈鬥爭下，他的陰謀終於一個個的被戳穿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一個個地被揪出來了。
十、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不但在政治上瘋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而且生活極端糜爛，過著荒淫無恥的資產階級生活，是一個典型的大資產階級分子。長期以來，小病大養，吃喝玩樂，揮霍無度。吃的是雞鴨魚肉、水果糕點；看的是香港色情電影；讀的是“金瓶梅”等淫穢小說。借口治病，到處遊山玩水，興師動眾，從全國各地請來中西名醫為他“治病”，服用了大量的貴重藥品。
安子文是一個大流氓。一貫亂搞兩性關係，僅解放後，就有十幾人之多。
安子文還是一個大貪汙犯。據初步揭發，利用各種卑鄙的手段貪汙一萬四千多元，揮霍浪費三萬二千多元。另外，大興土木四次修建他的“官殿”、“行宮”，揮霍了國家資金達十四萬多元。
安子文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他的父親是官僚，偽縣參議員，是個作惡多端的土豪劣紳、地主分子。解放以後，安子文竟將其地主婆母親接來北京，逃避了人民的鬥爭和勞動改造。在生活上百般照顧、無微不至，僅生活費每個月就耗費勞動人民血汗達九十元之多，並配有專人侍候。去年四月，這個地主婆死了，安子文竟大辦喪事，陪靈送葬，大講排場，還為這個地主婆立碑樹傳。但他又心懷鬼胎，不敢在碑上署他自己的名字，而隻署上他弟弟安誌民的名字。
中央組織部革命群眾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的十大罪狀》，16開鉛印單行本，原印刷品未標具體印行時間）
中央組織部革命群眾：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的十大罪狀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是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重要成員。是個大叛徒，大陰謀家，大貪汙犯，大流氓。他在劉少奇、鄧小平的庇護下，長期竊踞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要職，統治中央組織部達二十一年之久。他一貫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欺上壓下，搞獨立王國；招降納叛，結黨營私；推行修正主義的幹部路線和組織路線；反對三麵紅旗；取消階級鬥爭；生活糜爛透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瘋狂地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犯下了滔天罪行。
一、反共老手、大叛徒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早在三十多年以前，就背叛了黨，背叛了人民，背叛了革命。
一九三六年他在國民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時，帶頭在敵人的報紙上，公開發表了反動透頂、臭名昭彰的“反共啟事”，原文如下：
徐子文反共啟事
（見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日偽華北日報）
“子文等茲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遊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當茲國難時期，凡屬中國青年，均須確定方針，為祖國利益而奮鬥。幸蒙政府寬大為懷，不咎既往，準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作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任何反動行為。並望有為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
徐子文（安子文） 周 斌 張永璞（薄一波）
楊仲仁（楊獻珍） 董旭生 劉華甫（劉瀾濤）
夏維勳 馮佼齋（馬輝之） 徐之榮（徐子榮）”
徐子文就是安子文，這張“反共啟事”就是他叛黨的鐵証。他在這個“反共啟事”上，公開聲明要在國民黨反動派的領導下，堅決反共，效忠蔣介石匪幫，甘當國民黨反動派的忠實走狗。並且在出獄前後玩弄各種手段，誘惑別人跟著他走叛黨投敵的反革命道路。
三十多年來，這個大叛徒，一直向黨隱瞞了他的叛黨罪惡，混在黨內，竊踞了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重要職務。一九四九年進城以後，他怕露出了馬腳，竟利用職權，派人嚴加控製了敵偽檔案，並私自翻閱了自己的檔案，千方百計地掩蓋他的叛黨罪行。
二、搞獨立王國，對抗黨中央，對抗毛主席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一貫對抗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獨斷專行，陽奉陰違，口是心非，弄虛作假，千方百計地欺騙、封鎖毛主席，把中央組織部變成水潑不進，針插不進的獨立王國。
安子文搞獨立王國是由來已久的。早在一九四八年，即安子文這個大叛徒竊取中央組織部領導大權第三年，因不向毛主席作報告，曾受到過毛主席批評。一九五一年，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從會議的準備工作到一些重大決策，都沒有向毛主席作請示報告，完全是在劉少奇的操縱下，背著毛主席搞的。毛主席對此批評說：“什麽組織工作會議，什麽黨員八條，我怎麽不知道？”對這一批評，安子文雖作了假檢討，但並無一點悔改表現。一九五二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又多次批評了中央組織部。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口頭上和文字上兩次嚴厲指出：“中央組織部，從來不向中央報告，以致中央同誌對組織部同誌們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王國。”以安子文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對這一嚴厲批評，更是懷恨在心，負隅頑抗。不僅不向廣大幹部傳達，而且安子文還胡說什麽：“毛主席不了解中央組織部情況”，“我不能做陳伯達”（大家都知道陳伯達同誌是緊跟著毛主席的）。不僅如此，他們還一方麵用假檢討、假報告來欺騙毛主席，另一方麵則更加變本加厲地來對抗毛主席、對抗黨中央。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要大辦農業，以農業為基礎。而安子文一夥卻大喊大叫：“抓了農業，忽略了其它”，是“狗熊掰棒子，抓了這個，丟了那個。”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農村多發展些黨員。而安子文一夥卻說：“現在黨員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精簡機構。而安子文一夥不僅不研究、不執行，反而借此來堵塞從工農中提拔幹部，卻保住幹部隊伍中一些資產階級渣滓。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幹部要參加勞動。而安子文一夥根本不管、不推行、也不檢查其執行情況。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革命接班人五項條件。而安子文一夥卻隻強調要提拔所謂年輕有為的新生力量。
毛主席和黨中央提出工交企業建立政治部。很多地方進行試點，而安子文一夥卻不執行、不調查、不總結。
毛主席親自主持製訂的前十條。而安子文一夥卻惡毒地攻擊說：“雙十條，隻講了前十條，而不講後十條，這是造成幹部緊張和頂牛的原因之一。”所謂後十條，就是劉少奇、鄧小平、彭眞、安子文等人背著毛主席搞的。
有些犯錯誤的幹部，毛主席親自提出處理意見。安子文一夥則陽奉陰違，拒不執行。
有些幹部給毛主席和黨中央寫信，揭發一些中央機關部長及省委書記處書記的一些嚴重問題。安子文一夥便批閱存檔了事，根本不向毛主席反映。
三、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科學，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無產階級眞理，是最現實的馬列主義，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統一的行動綱領。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對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極端仇視。他散布種種流言蜚語，竭盡汙蔑和攻擊之能事。早在一九五二年他就惡毒地汙蔑說：“毛主席吃了飯沒事幹，老呆著。”在舊中央組織部機關內，不讓掛毛主席象，不讓貼毛主席語錄，反對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幹部，教育黨員。在組織部出版的刊物上，從來不刊登毛主席、林彪等中央負責同誌的講話，不介紹一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文章，卻經常地、大量地散布他們的黑貨，發表大量的毒草，大肆宣傳修正主義，瘋狂反對毛澤東思想。
林彪同誌提出，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眞正學到手。而安子文卻公開和林彪同誌唱對台戲。在中央組織部機關內大力提倡學古文，請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講課，他帶頭聽課，帶頭讀二十四史。他還胡說什麽：“機關幹部學習毛主席著作是‘教條主義’，死啃書本，理論脫離實際，不僅無益，反而有害。”
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為了反對機關革命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竟明目張膽地規定，工勤人員不到初中程度，不準學習毛主席著作，不發給他們毛主席語錄。
四、招降納叛，結黨營私
安子文是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們夥同一起招降納叛，結黨營私，陰謀篡黨、篡政、篡軍，搞資本主義複辟。
安子文與彭眞早在三十多年前北方局時期，就勾結在一起。解放以後，他們更是變本加厲地結成死黨。安子文竭力吹捧彭、陸、羅、楊，到處散布他們的反黨言論，為陰謀搞反革命政變製造輿論。他長期以來，根本不傳達黨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而是經常大講特講彭眞的“黑指示”。安子文等人極力吹捧彭眞，胡說什麽：“彭眞水平高，作風好，看得遠，站得高。”“彭眞是黨內的副總理”， “是副總書記”， “彭眞的意見就是中央的意見”，“彭眞、羅瑞卿跟中央跟得緊”，等等。他們到處散布流言蜜語，瘋狂地攻擊毛主席，攻擊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同誌。在準備召開“八大”時，安子文竟狂妄地提出了一個“有薄（薄一波）無林（林彪同誌）”的政治局委員名單，企圖把林彪同誌排斥在中央領導之外。他們還瘋狂地攻擊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陳伯達同誌，康生同誌。他還企圖讓彭眞擔任全國政協主席，讓楊尚昆擔任人大常委副委員長等要職。
安子文與彭、陸、羅、楊互相勾結，互相包庇。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批評中央組織部搞獨立王國，鄧小平、彭眞就出來為安子文承擔責任。一九六三年，有人揭發彭眞在北京市推行修正主義幹部路線，安子文就為彭眞庇護。一九六二年，楊尚昆背著毛主席，夥同安子文派人去四川進行“私訪”，收集反對三麵紅旗的黑材料，當毛主席追查時，安子文就欺騙毛主席，為楊尚昆承擔責任。安子文還大量扣壓了群眾揭發彭眞、陸定一和嚴慰冰（反革命分子，陸定一的老婆）的反黨罪行的控告來信。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安子文與彭眞更是狼狽為奸，企圖蒙混過關。楊尚昆的問題揭發後，他們不僅把楊尚昆安排擔任省委書記的要職，而且還背著毛主席，將楊尚昆的親信仍安插在中央各部的重要崗位上，以便待機東山再起。陸定一的問題揭發後，有人揭發陸定一惡毒地誣蔑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言行，安子文就把來信扣壓起來，不向中央報告。今年二月彭眞的“五人小組匯報提綱”反黨綱領拋出後，安子文就大肆造謠惑眾，胡說這是根據毛主席的講話寫的。三月，批判羅瑞卿時，彭眞與安子文進行密謀，將安子文拉入批判羅瑞卿問題的七人小組，通過安的活動，到處宣揚羅的問題隻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彭眞還授意安子文在批判羅時仍要稱羅為“同誌”，不要提羅曆史上曾經在政治上發生動搖的醜史。他們還攻擊別人把羅瑞卿當成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是過分了。彭眞的問題揭發後，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另一重要成員、大叛徒薄一波，就偷偷地給安子文通了消息，策劃應變。安子文這個反共老手經過一番籌劃以後，就施展開他的反革命兩麵手法，一麵大講特講他與彭眞關係緊張，矛盾很大；一麵又到處散布“對彭眞同誌要一分為二，彭眞同誌過去是有功的”，“彭眞同誌過去在大的方麵是正確的，所以我們跟他”，“彭眞同誌的工作是很辛苦的”等等，為彭眞塗脂抹粉，企圖掩蓋彭眞的反黨罪行，也掩蓋他自己的反黨罪行。
安子文長期以來，與彭、陸、羅、楊秘密勾結，利用合法地位，利用各種時機招降納叛、結黨營私，積極擴張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勢力，在全國各地、各部門中埋下了許多顛複的種子，把一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自首叛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以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安插在許多重要崗位上，有的已當上中央局的書記、省委書記、中央機關的部長、副部長，篡奪了這些部門的領導大權。為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積極做了組織上的準備。
他們有組織有計劃地把一批自首叛變分子和政治嫌疑分子，長期不進行審查，隱蔽起來，並安插在重要崗位。僅與安子文同時叛黨的就有數十人之多，如薄一波、劉瀾濤、胡錫奎、李楚離、楊獻珍、廖魯言、徐子榮、馮基平、馬輝之等。他們一方麵互相隱瞞包庇，封鎖中央和毛主席；另一方麵造謠說組織上了解他們的問題，可以不進行審查。並且把“組織上了解，可以不再審查”這一條，塞進審幹規定中去，使他們這些叛徒，以及他們包庇下的一批牛鬼蛇神的政治問題，不被審查成為合法化。
他們還采用“定性從輕”的辦法，把一些有嚴重政治曆史問題的人說成一般問題。如對反黨分子劉秀峰被捕後當堂指名出賣革命同誌的叛變行為，安子文等一夥竟隻確定為“動搖”、並讓其長期把持建工部部長和黨組書記的要職。
他們大肆提拔重用自首叛變分子，重大政治嫌疑分子及其他牛鬼蛇神。他們為了把這種陰謀活動合法化，還選擇出一個出賣過革命同誌的叛徒金明作為標兵，提拔為中南局的書記處書記。大叛徒、反革命分子鄧拓、田漢、陽翰笙等，也是安子文夥同彭眞、陸定一包庇下來的。
他們還極力培養親信，培植私人勢力，到處安插，遍布全國各地。如劉植岩（原中央組織部處長，現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李力安（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現任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賈震（原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現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王甫（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現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丹彤（原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現任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馬耀驥（原中央組織部研究室主任，現任交通部副部長），王雨洛（原中央組織部處長，現紡織工業部副部長），韓勁草（原中央組織部辦公廳主任，現任西北局秘書長），張文豹（原中央組織部辦公廳副主任，現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望淮（原中央組織部處長，現任西北局組織部副部長），劉毅（原中央組織部處長，現任中央財貿政治部副主任），王敖（原中央組織部副處長，現西南局組織部副部長）等。除了中央組織部派出的以外，安子文還從其他地區和部門網羅培植了一批私人勢力。
五、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幹部路線
以安子文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狂妄地反對毛主席提出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個條件，惡毒地攻擊毛主席提得“不完滿”，胡說什麽“如果再有個關於能力的提法就更好了”。他們以“培養提拔年輕有為的新生力量”為借口，與毛主席的指示相對抗。他們把年齡和文化程度作為選拔幹部的首要標準。他們還提出“要挑選特殊的人材，進行特殊的培養，用於特殊的用途”。明目張膽地對抗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必須在群眾鬥爭中產生，必須在革命大風浪中鍛煉成長的指示。
反對毛主席提出的德才兼備的幹部政策。長期以來，安子文在選拔幹部上，極力反對把政治標準放在首位，極力反對把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放在首位，他們胡說什麽：“在幹部問題上，既要反對重才輕德，不問政治的傾向，又要反對隻管政治品質，不管業務能力的傾向”，公開的把看幹部的政治品質作為一種傾向去反對。他還說什麽：“在具備德的條件下，為人民服務得好壞，才又起著決定的作用”。這就完全露骨地暴露了他修正主義的嘴臉。
安子文一夥，還千方百計地排斥工農幹部。他們從一九五七年就以“精簡”為名，大量裁減工農幹部，一九六○年又進一步規定不準從工農群眾中吸收幹部，不準吸收部隊連以下的轉業幹部，使幹部隊伍的組成發生了很大變化。
六、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的建黨路線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在整黨問題上，一貫對抗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解放以後的幾次大整黨，都不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是背著毛主席召開的。會議作的整黨決議，根本沒有貫徹毛主席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過渡時期兩條道路鬥爭的論述，而大講“鞏固新民主主義製度”，同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相對抗。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三年的整黨，根本不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是在階級鬥爭中進行的，不是在互助合作化運動中進行的，而是孤立的整黨。一九五三年毛主席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安子文仍然集中一萬多黨員幹部在老區農村大搞整黨，形成兩個中心工作，衝擊農業社會主義改造。
在以後的十多年中，安子文對毛主席發動的各次政治運動，根本不加理采，使整黨處於自流狀態。
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毛主席再次強調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階級和階級鬥爭，提出了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安子文在同年十月召開的組織工作會議上，根本不貫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講階級鬥爭，根本不講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卻另外搞了一套登記黨員的辦法，和毛主席的指示相對抗。
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毛主席提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要深入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可是安子文卻集中了四萬五千名幹部，頑固地堅持進行登記黨員試點，拆毛主席親自發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台。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在杭州會議上親自主持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幹問題偽決定”，即前十條。在這個十條中，毛主席指示說：“這十個問題解決了，或基本上解決了，也就把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基本上整頓好了。”可是安子文反對毛主席這一重要指示，到一九六五年他還汙蔑毛主席說的“基本上”這三個字伸縮性很大，是低標準，是不能把黨整好的。
安子文還積極參與了起草後十條。在這個後十條中，提出了整黨八項要求說，“這八項要求達到了，農村黨的基層組織就基本上整頓好了”，與毛主席提出的前十條唱反調。
在發展黨員問題上，反對黨的階級路線，限製發展工農黨員，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卻敞開大門。
毛主席說：“必須注意有步驟地吸收覺悟工人入黨，擴大黨的組織的工人成分。”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卻長期對工人實行關門主義，工人黨員本來很少，他們卻歪曲事實，說什麽“工人黨員數量已經不少了”，拒絕接收工人入黨。一九六一年以來，在農村，基本上停止了發展黨員。在大專院校的學生中也是如此。使黨內嚴重缺乏新鮮血液。相反，卻把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批地拉入黨內。
在基層黨的建設上，也是反對毛主席的指導方針的。
一九六一年，毛主席指示安子文，要他抓工業交通係統建立政治工作機構試點，他一直采取陽奉陰違的態度，試點越試越小，不了了之。
一九六二年，安子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泡製了工業、商業和農村三個黨的基層工作條例。在這三個條例的一百二十條中，不提毛澤東思想，反對毛澤東思想。在工業和商業兩個條例中，還規定車間、門市部支部不能起領導作用。
同年，安子文等人還夥同舊中央宣傳部編了《做一個好的共產黨員》的小冊子，這是一株徹頭徹尾反對三麵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七、惡毒地攻擊三麵紅旗，大刮單幹風、翻案風、黑暗風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對三麵紅旗恨之入骨。一九五九年，彭德懷反黨集團，與國內外敵人相呼應，向黨發動了猖狂進攻，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就在這個時候，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同彭德懷緊密配合，到處收集反黨材料，向黨大舉進攻。僅在廬山會議前六個月中，安子文就派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趙漢、李楚離、陳野蘋、丹彤等，率領大隊人馬，先後走遍全國二十個省區，並召開六個大區“座談會”，收集所謂“尖端”材料，惡毒地攻擊三麵紅旗，攻擊黨中央、攻擊毛主席。在這些材料中，竭盡歪曲、造謠之能事，不管是什麽人說的，不管是眞是假，隻要說得越惡毒，他們就越高興。他們把收集到的反黨材料，同大黨閥彭眞精心策劃之後，由安子文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第二號人物趙漢，拚湊寫成一個《關於一部分公社黨委的領導方法和幹部作風方麵的情況簡報》，大黨閥彭眞對這個材料如獲至寶，就在黨中央召開廬山會議的時候，盜用中央的名義拋了出來。這個報告的矛頭是對準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是同彭德懷反黨集團拋出的反黨綱領相呼應的。彭眞要安子文寫這個報告時，就講過：“要反映點缺點。”安子文也惡毒地說：“黨內生活極不正常，是四二年以來最不正常的一段，從上到下都有這個問題。”趙漢更露骨地說：“這個報告的寫法，是從公社看上邊。”看，這夥壞蛋，其用心又何其毒也！
這個反黨報告，把大躍進以來的形勢說得一團漆黑，對基層組織、基層幹部惡毒地誣蔑和攻擊，把幹部說成是壓迫者，極力醜化社會主義製度。胡說什麽：“見官三分災，不如早躲開”，說什麽“不能談國事，不能說幹部的好壞，不能提不同的意見，眞是不自由”，說什麽“千斤鼻子壓著四兩嘴巴，有話說不出來，”等等。這完全是一派讕言。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尚昆，搞的《七個省市三級幹部會議對於黨內民主生活問題的一些議論》和《九省市三級幹部會議關於發揚民主的一些建議》兩個反黨材料，安子文大為欣賞，轉登於《組織工作通訊》，這兩個反黨材料把大躍進說成是吹牛皮，把我們的黨員和幹部說成是毫無原則的政治庸人。
安子文惡毒攻擊和汙蔑大躍進說：“把大躍進中的缺點收集起來，編一本書，比《今古奇觀》還要奇”。“現在的怪事眞多，眞是無奇不有。如果不是怕劃右派，可以寫一本書，比《官場現形記》的內容還多得多。”他甚至還無恥地說：“隻要給兩斤糧票，就可以隨便同一個姑娘睡覺。”他還造謠說，這個省死了幾十萬人，那個省死幾百萬人。他咬牙切齒地說：“農村幹部的‘五風’很嚴重，他們比西藏的農奴主還壞，如果感情衝動，殺他幾千人也犯不了錯誤。”
安子文到處宣揚鄧小平的謬論：“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多生產糧食，隻要能增產，單幹也可以，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耗子就是好貓。”他們還妄想抬出右傾機會主義者鄧子恢出來管農業。
安子文一夥四出為反黨分子、右派分子翻案，他還與彭眞密謀，親自出馬，為反黨分子楊獻珍等翻案。
安子文還攻擊說：“前幾年工作中，過去的謙虛謹慎的態度沒有了，驕傲自滿起來了，這幾年調查研究之風差了，主觀主義就嚴重了，所以製定政策就是錯誤的。”還說：“這幾年黨內外民主少了，有的人隻能聽成績，不能聽反麵意見，加上高指標把人壓得很厲害。一手高指標，一手右傾帽，使黨內生活不正常，使人不敢提反麵意見。”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叛徒安子文，對我們黨、對社會主義製度是何等的仇恨。
八、取消階級鬥爭，大搞階級調和
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並提出要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極力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在農村四清中，不以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為綱，卻大搞階級調和，取消階級鬥爭，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地富反壞分子，為複辟資本主義打基礎。
安子文在四清中不貫徹執行黨的階級路線，反對依靠貧下中農，他經常引用劉少奇的話說：“貧下中農能不能依靠，要看我們工作做得夠不夠”，“工作做到了，就可以依靠，工作做不到，就不能依靠”，根本否定貧下中農是農村中的依靠對象。他在這種反動思想的支配下，千方百計地把中農、上中農、偽軍官、偽職員等拉入貧下中農隊伍，弄得階級陣營混亂，敵我界限不清。
安子文反對在農村中建立貧協組織。早在一九六○年，華北局就提出建立貧下中農協會的問題，安子文卻借口農村組織太多了，極力反對。直到一九六三年毛主席主持製定了農村四清的十條決定，提出要在農村建立貧協時，安子文眼看抗拒是不行了，於是就用篡改貧協條例的辦法，把貧協會變成一個階級調和的大雜燴。在二十裏鋪生產大隊，他別有用心地把二十六個中農、上中農出身的人吸收為貧協會員，一個改了成份的富農分子也加入了貧協。安子文還大肆叫嚷： “非貧下中農出身的黨員，整黨後，原則上都應該吸收他們參加貧協。”
在二十裏鋪公社開三幹會時，安子文大放厥詞，說什麽“要替三幹會恢複名譽”。在三幹會上，對四不清幹部“不搞重點圍攻，不搞批判，不搞鬥爭”，強調用說服的辦法進行勸降，搞階級調和，包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在劃階級成份和評審四類分子時，安子文又強調“就低不就高”，以“縮小打擊麵”、“分化瓦解、區別對待”為借口，把大量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劃成“農業勞動者”。致使這些地富反壞分子的氣焰沒有被打倒，四清運動後有的還進行階級報複。
九、瘋狂地鎮壓革命群眾運動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不但是鎮壓三反、五反、反右派、反右傾等曆次群眾運動的劊子手，也是鎮壓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罪魁禍首。在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也采取了在曆次革命群眾運動中慣用的“殺雞給猴看”的伎倆，實行白色恐布。運動初期，就對革命群眾進行威脅、恐嚇、造謠，並組織圍攻，誣蔑寫大字報的革命群眾有“個人主義”、“情緒不正常”、“搞陰謀”等等，布置他的爪牙搜集整理革命群眾的材料，辨黑名單，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甚至準備送去勞改。同時，他還作出種種規定，阻礙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以保密為借口，不準查閱檔案、文件，聲稱誰違反這些規定，要給予黨紀處分。他堅決地執行劉、鄧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積極按照劉、鄧的指示，從各部門抽調大批幹部組成工作組，去北京市機關、廠礦、學校，鎮壓革命群眾，還積極抽調部內幹部組成工作組，分別到內蒙、北大、哲學社會學部等單位。他這樣做，也是為了轉移運動方向，分散機關革命群眾的力量。
當革命群眾起來時，便推出了巳被群眾揪出的四個走卒作為“替罪羊”，演出一場犧牲車馬，保存將帥的醜劇。同時，他還采取了反革命的兩麵手法，一麵向革命群眾作假檢討，向中央作假報告，企圖蒙混過關，一麵通過他的幫凶與走卒四處為他的罪行開脫。當他實在混不下去時，安子文、趙漢、喬明甫、陳野萍、楊以希等就密謀策劃應變，對他的親信陳一平等麵授機宜，唆使陳一平、柯裏混入文革臨時籌委會，竊取了領導大權，企圖保護他們過關，在廣大革命群眾的猛烈鬥爭下，他的陰謀終於一個個的被戳穿了，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一個個地被揪出來了。
十、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不但在政治上瘋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而且生活極端糜爛，過著荒淫無恥的資產階級生活，是一個典型的大資產階級分子。長期以來，小病大養，吃喝玩樂，揮霍無度。吃的是雞鴨魚肉、水果糕點；看的是香港色情電影；讀的是“金瓶梅”等淫穢小說。借口治病，到處遊山玩水，興師動眾，從全國各地請來中西名醫為他“治病”，服用了大量的貴重藥品。
安子文是一個大流氓。一貫亂搞兩性關係，僅解放後，就有十幾人之多。
安子文還是一個大貪汙犯。據初步揭發，利用各種卑鄙的手段貪汙一萬四千多元，揮霍浪費三萬二千多元。另外，大興土木四次修建他的“官殿”、“行宮”，揮霍了國家資金達十四萬多元。
安子文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他的父親是官僚，偽縣參議員，是個作惡多端的土豪劣紳、地主分子。解放以後，安子文竟將其地主婆母親接來北京，逃避了人民的鬥爭和勞動改造。在生活上百般照顧、無微不至，僅生活費每個月就耗費勞動人民血汗達九十元之多，並配有專人侍候。去年四月，這個地主婆死了，安子文竟大辦喪事，陪靈送葬，大講排場，還為這個地主婆立碑樹傳。但他又心懷鬼胎，不敢在碑上署他自己的名字，而隻署上他弟弟安誌民的名字。
中央組織部革命群眾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安子文的十大罪狀》，16開鉛印單行本，原印刷品未標具體印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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