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http://old.blog.edu.cn/user1/1812/archives/2006/1205319.shtml
江隆基，男，1905年生，蘭州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６６年６月初開始遭到“鬥爭”，６月２５日自殺，時年61歲。
本文有三個部分。
一 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
筆者收集到三份文革初期蘭州大學的人印發的關於該校文革發展的材料，可以從中發現，作為大學領導人，江隆基在文革中的遭遇相當典型。
1966 年5月，在中共中央關於發動文革的一係列的會議之後，江隆基被中共甘肅省委確定為文革的重點攻擊對象。在其他省，也由中共省委定出了這樣的名單。這些名單上的人主要是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比如，後來和妻子李敬儀一起被打死的江蘇省的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請看他們的條目），也是這樣。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蘭州大學召開“聲討鄧拓、吳晗、田漢、廖沫沙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大會”，江隆基在會上作了動員報告。以後校中貼出大批大字報，召開大量“聲討會”。５月２５日，中共蘭州大學黨委決定全校停課。在６月４日“工作組”開進學校以前，蘭州大學已經貼出了兩萬五千多張大字報，主要矛頭，指向學校的一些“老右派”和“反動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就是江隆基領導的文革初期階段。這時候他也許還並不知道他的命運已經被決定。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毛澤東指示下廣播北京大學的一張攻擊該校領導人的大字報。隨即，工作組被派到北京大學取代原來的北大領導班子。中共甘肅省委在６月４日向該省高等院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組”領導那裏的“文化革命”，和北京的方式與時間都是一致的。
工作組進入大學後，原來的大學領導就“靠邊站”（這是當時的用語）了。６月６日，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作“動員報告”，江隆基在同一會上代表中共蘭大黨委檢查了他們領導前段運動的“右傾錯誤”。
緊接著，工作組組織學生等用開會和貼大字報等方式“揭發”和攻擊原來的大學領導人。江隆基的問題，從領導文革“右傾”，進一步變成了“鬥爭”對象。
從一份蘭州大學在１９６６年１１月印行的材料，可以看到，１９６６年６月在蘭州大學貼出的攻擊江隆基的大字報的標題有：“我校領導嚴重右傾保守思想必須立即糾正”，“江隆基公開詆毀毛澤東思想”，“剝開教育專家江隆基的畫皮”，“控訴江隆基反對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等等。從這些標題可以看到對江隆基的攻擊的升級，以及對江隆基的攻擊的實質內容。
6月17日，得到工作組支持的一些“左派”學生到江隆基家中，把他一路拖著跑到操場，進行“鬥爭”。他們把桌子和凳子層層相疊，讓江隆基跪在上麵，並戴上了重十多斤的鐵籠子。這一天共“揪鬥”了７０多人。這些人都被戴高帽子、毆打。大操場上跪滿了被“揪”出來的人。
在北京大學，是在６月１８日，發生了類似的暴力事件。當時在北京領導運動的劉少奇寫了一個“批示”發到各級黨委，要求製止這種“亂鬥”。這個批示後來被當作劉少奇“壓製革命群眾運動”的罪狀，對這個批件的否定，則引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殘酷血腥的校園暴力。其實，在當時，劉少奇在當時就不是一個認真有力的對暴力行為的製止。中共甘肅省委收到了劉少奇的批示，顯然並沒有理解為要“壓製”暴力迫害。
６月２２日，中共甘肅省委告訴蘭州大學學生他們已經做出撤銷江隆基職務的決定。第二天，在蘭州大學又召開 “鬥爭”江隆基大會，再次對他使用罰跪、戴高帽子、拳打腳踢、遊街等方式，強迫江隆基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
6月25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大會，宣布“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自殺。
江隆基死後，７月１１日，中共甘肅省委在其機關報《甘肅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江隆基“罪行”的報道一篇社論，算是對江隆基的最後結論。
導致江隆基自殺的原因非常明顯，一方麵是他遭到的暴力性的侮辱性的“群眾鬥爭”，另一方麵是上級共/產/黨組織對他的定性處理。在蘭州大學，僅僅從１９６６年６月到８月，還有６個人被“批鬥”而自殺身亡，１４人自殺未死，其中有的留下終身殘廢。
江隆基死於紅衛兵運動開始之前。雖然在“鬥爭會”上侮辱折磨他的是主要是一些學生，但是在他死亡的時候，文革運動仍然是在中共各層組織的嚴密控製和有效管理之下進行的。所謂“群眾鬥爭”，實際上是他的上級組織和毛澤東的文革指令和理論指導的結果。除了北京的最高領導人之外，對江隆基之死負有直接責任的是江隆基的直接上級：中共西北局和甘肅省委。
江隆基自殺三個月後，１９６６年９月，領導了對江隆基的“鬥爭”的中共甘肅委領導人汪鋒等人，也被“揪出來”了，也在“群眾大會”上遭到“鬥爭”。文革的打擊對象，進一步擴大了，原來指揮“鬥爭”別人的人，也落入了被“鬥爭”的陷阱。這不是什麽好笑的故事，這顯示了文革的殘酷和野蠻。更重要的是，這樣不講道理的混亂的上層權力人物的爭鬥，給下麵的老百姓帶來的災難甚於給他們自己。
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６日，中共甘肅省委給江隆基“平反”，這是在毛澤東死去一年半之後，也是江隆基死去１２年半之後。那時候給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平反”剛剛開始不久。
二 江隆基對另一名受難者命運的責任
“紀念園”中有另一名受難者顧文選，江隆基對顧文選的悲慘遭遇，負有責任。他們二人的受害者和害人者的關係以及在文革中的共同命運，也很典型。
江隆基是資深共/產/黨人，高級幹部。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江隆基就開始擔任北京大學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校長。在北京大學，他領導了“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運動”，“院係調整”，以及“反右派運動”，直到１９５９年１月調任蘭州大學校長。
顧文選是被劃成“右派分子”的北大學生之一。據記載：
1957 年5月25日 下午，一些學生以西語係英三班和團支部的名義在辦公樓禮堂召開了一個“反三害”的控訴大會。該係學生顧文選和周鐸捏造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實”，控訴“黨的三害的罪過”。當晚，校黨委書記、副校長江隆基在東操場電影晚會後向全校同學講話，譴責了這個“控訴會”，並警告這些人，不要越出整風的範圍。（《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１７頁）
筆者經過數年努力，終於找到了顧文選在那天會上的講話稿。他說的是他在上大學之前，在家鄉杭州，在“肅反”運動中遭到冤枉和迫害的事情。他的描述其實相當有分寸。江隆基當天晚上，就對顧文選加以譴責和警告，顯然是沒有查證過顧文選所講是事實還是捏造，而且他不認為需要查證這是否事實。
由於這個發言，顧文選被北大當局劃為“右派份子”並被判刑五年。刑期滿了以後，也仍然不能離開勞改農場。他試圖逃出中國，被逮捕，在1970年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
盡管顧文選最初的厄運是由於他被江隆基劃為“右派份子”，他和江隆基卻都在文革中被害死。他們二人的命運的交織，體現了文革的寬廣的打擊麵和殘忍的性質。
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北京大學有716人被定為“右派份子”。這人數超過了當時北京大學總人數的百分之五。這些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中５８９名是學生。他們此後都受到長期的精神的和物質方麵的摧殘，有的人後來也像顧文選一樣被槍斃。２２年後他們才獲得“改正”，但是從未收到政府的道歉。
北京大學的這七百多個“右派分子”中，有５２６名是江隆基領導下整出來的。但是江隆基被上級認為力度不夠。派了陸平來北大取代江隆基，再搞“反右補課”，又增加了一大批被戴右派分子帽子的人。1957年11月1日，中共北京市委通知調陸平到北京大學任黨委第一書記，江隆基由第一書記改任第二書記。調任前，周恩來曾經約見陸平談話。陸平比江隆基更為嚴厲地在學生和教職員工中又增加劃出一批“右派份子”，以致達到了７１６人。1959年1月，江隆基被調離北京大學，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和黨委書記，直到文革開始。（這裏的數據來自上引《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
製定“反右派運動”的理論和領導全國的整個運動過程的，是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高層領導人。但是，也是經過江隆基這樣的人物的手來具體實行的。江隆基曾經代表中共領導了中國的兩所大型綜合性大學17年。這17年中，他和其他與他身份類似的大學領導人作的，不僅僅是迫害了大批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人，尤其是其中大批的年輕學生，而且還對原有的大學體製作出了很大程度的改造。
本來，大學隻是教育機構，不是法律機構，大學對人最大的處罰隻是開除學生或者教員。大學當局有權依憑學生教員的思想和言論，把他們定為“階級敵人”如“右派分子”並實行長期的係統化的迫害，就是他們所領導的改造的主要部分之一。
江隆基和他的繼任者陸平，都曾經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後來成為共/產/黨員和職業革命者。這種鎮壓和迫害學生的大學體製，是他們參加“革命”的時候就希望建立的嗎？這曾經是他們的革命嗎？如果不是，當這些發生的時候，他們又為什麽沒有出聲反對？他們從來沒有回答這些問題，使得他們的形象十分曖昧和缺少誠摯。
引人發問的是，當江隆基在1957年在北京大學把顧文選等589個學生劃成“右派份子”的時候，他是否意識到，這樣把一群年輕人從社會的肌體上無情地撕扯下去的做法，有一天也可能應用到他自己身上？
引人發問的還有，當江隆基在文革的惡浪興起之時結束他自己的生命的時候，他是否想起了在他之前和在他手下遭到迫害的人？想起了顧文選那樣的５２６名“右派分子”？
希望他當年隻是由於智力不夠而沒有能預見可能發生“反右”和文革這樣殘酷的事情，而不是他明確把對人的無情攻擊作為他的人生理想和戰鬥目標；希望他在文革中自殺時，不是僅僅因為作了這場殘酷“革命”的失敗者和失意者，而是對這種殘酷的鬥爭方式本身感到絕望。
三 為什麽害死眾多大學領導人？
在“文革受難者紀念園”中，有筆者從調查中發現的１9名大學領導人。他們的名字，按照他們的死亡時期為順序，排列如下：
趙宗複，山西太原工學院院長，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１日
江隆基，蘭州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５日
高芸生，北京鋼鐵學院院長及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６６年７月６日
陳傳綱，上海複旦大學副校長和中共黨委副書記，１９６６年７月
鄭思群，重慶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６６年８月２日
李敬儀，南京師範學院教務長及中共黨委副書記，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
李達，武漢大學校長，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
邵凱，遼寧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３日
田辛，華東化工學院中共黨委代理書記，１９６７年８月２日
孫泱，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1967年10月初
魏思文，北京工業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３０日
唐麟，湖南大學副校長，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８日
彭康，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８日
高仰雲，天津南開大學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７日
李廣田，雲南大學校長，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日
常溪萍，華東師範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５日
蔣梯雲，同濟大學副校長及中共黨委常委，１９６８７月２７日
李秋野，北京外貿學院院長，１９６８年，
張敬人，上海工業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１９７０年６月７日
他們的受難故事，請看他們各自的條目。
文革前實行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中共黨委書記是大學最高領導人，實際上，中共黨委書記和校長，二者常常由同一個人擔任。副校長和中共黨委副書記也常常是兼任的。他們中的大多數能得到學校的領導職位，首先是由他們在共/產/黨裏的地位決定的。因此，本文把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統稱為“大學領導人”。
他們的遭遇和死亡模式相當一致：1966年6月間，他們在文革一開始的時候就被他們的上級黨委定為“黑幫份子”或“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被停職或者撤職，並且遭到大會“揭發”和“批判”。1966年8月“紅衛兵”組織普遍建立之後，他們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被毆打，被剃頭，被遊街，被關押，在校園裏被“鬥爭”和“勞改”。這種野蠻殘酷的迫害繼續了三年。他們就在這過程中，即1966、1967、1968年間，或者被“鬥爭” 死，或者在遭到野蠻“鬥爭”以後自殺，也可能在關押中被折磨毆打而死卻又被宣告是“自殺”。以上１９人名單中，隻有一人是在遭到長期關押和折磨後在１９７０年死亡的，其餘全部死亡於１９６６－１９６８年間。
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大學裏發生的這種死亡模式的一致性，是因為這是從上而下發動的文革導致的，這是毛澤東和他的文革領導班子領導的結果。
筆者個人所作的調查，涉及麵有限，然而，僅僅在有限的對全國大學的調查中，就發現了這一長名單。而且，這個名單沒有包括被毆打成殘廢或重病的人。這張死亡名單表明了大學負責人在文革中遭受到了如何殘酷的打擊與迫害。也可以從中知道，文革中在大學裏麵發生了多麽嚴重的暴力迫害甚至殺戮。實際上，在文革中，所有的大學領導人都遭到了“鬥爭”和進過“牛鬼蛇神”隊，都曾經被關押禁閉，都遭到肉體的和心理的虐待與折磨。筆者沒有發現有學校例外。
大學本來是一個社會裏有文化講文明的地方，但是，文革卻使中國的大學變成大規模暴力迫害的發源地和發生地。從社會變動的角度來看，大學在文革中發生的這種巨大的變化，即校園暴力迫害的大規模發生和發展，是“文革”在劇烈改變社會傳統以及行為規範方麵的最成功的例子。
根據筆者的調查，文革中，暴力性“鬥爭會”（即用毆打、侮辱、掛黑牌、戴高帽子、遊街、體罰等方式“鬥爭”所謂“階級敵人”）、校園“勞改隊”和校園監獄（即後來被俗稱為“牛棚”的），都在大學裏最先開始大規模發生並且發展起來的。這些迫害手段流傳全國，害死了千千萬萬的人。大學領導人，則是校園暴力的最嚴重的受害者群體之一。
在文革中，大學領導人是最早被“揪出來”並且最早遭到“鬥爭”的一類人。
在1966 年6月以前，“海瑞罷官”和“三家村雜文”是當局通過報紙雜誌“批判”的，中共高層幹部“彭羅陸楊”是在共/產/黨的高層會議上被宣布免職然後被監禁的。文革成為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是在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七個人寫的一張“大字報”之後。
北京大學七個人大字報的標題叫做“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麽？” 宋碩是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部長。陸平是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彭佩雲是北京大學校長中共黨委副書記。這張大字報指責他們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 攻擊北京大學的當權者為“黑幫分子”，號召“堅定地、徹底地、幹淨地、全麵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這張大字報把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轉到了教育界。在廣播大字報的那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陸平、彭佩雲被宣布撤職。學校全麵停課。廣播北京大學的大字報並對這張大字報高度讚揚的做法，猛然改變了文革的激烈程度。這是文革發展過程中重要的一步。
北京大學的陸平和彭佩雲是最先被“揪”出來的大學領導人。十天之後，“工作組”在清華大學宣布校長蔣南翔（也是高等教育部部長）“停職”。全國各省的中共省委也各自“揪”出當地的一些大學領導人，各省的共/產/黨黨報都報道了有關消息。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武漢大學校長李達被“批判鬥爭”，還由中央級報紙作了全國性報道。
在廣播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後，很多人還是不敢反對本校的領導人。但是“工作組”進校，宣布原學校領導人“靠邊站”或者 “停職反省”，校園裏的情況立即就徹底變了。學校領導人和教師成為文革的主要攻擊對象，而不再僅僅是一些知名作家學者和最高權力圈子中的失勢者。充當文革的攻擊手的，也不再僅僅是少數寫“批判文章”的“左派”文人，還加上了千千萬萬的學生。
在“工作組”的引導下，學生們紛紛起來“揭發”“批判”原來的學校領導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工作組”還召開大會，“批鬥”原校領導。大會上有很多人作慷慨激昂的發言。往身上貼大字報，往人臉上塗墨，推人，打人，揪頭發，種種暴力現象發生。有相當一些人以這種行為顯示自己的“革命性”。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參加了清華大學“工作組”到清華大學領導文革運動。這是對“工作組”的權威性的強化。顯然，沒有她這樣的高層權力人物指揮，學校裏的學生怎麽可能“打倒”校長兼高教部長的蔣南翔呢？要知道，１９６６年時候的蔣南翔，不但有那麽高級的職務，而且，他代表共/產/黨在教育界的權力，這種權力之大，是其他社會製度裏的大學校長從來沒有過的，這種權力絕不允許學生和教員挑戰和質疑。但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由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人決定，蔣南翔立即成了階下囚。蔣南翔的工作班子成員和部下，經過短短時間的對上級意圖的觀望和揣測，了解到中央意圖後，都立刻轉向，站到攻擊他的這一麵來。
“工作組”的做法是，把大學的原有領導當作“反動堡壘”“打倒”，不管那些領導人都是共/產/黨的資深幹部，也從來不曾反對過上級黨委的方針路線。但是，工作組不同意對被“打倒”的文革運動對象施加大規模的暴力虐待，同時，他們強調“鬥爭”必須在他們的領導之下進行。
北京大學“工作組”1966年7月3日上報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一月情況匯報提綱》明顯地體現了他們的意圖。
《提綱》說：“北京大學是修正主義的前北京市委的一個重要據點”。陸平和“原北大的反動的社會基礎結合起來，依靠、重用大批政治上嚴重不純的人，結成反黨的宗派集團，控製了校、係兩級領導大權，施行殘酷的資產階級專政”。北京大學已“成為一個頑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地富反壞右麇集的頑固的反動堡壘”。《提綱》說：“618”事件“製造混亂，企圖打亂工作組的作戰部署”，把“文化革命引到邪路上去”。（《北京大學紀事（1898－1997）》，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647頁。）
所謂“618事件”，是指在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和工人設立“鬥鬼台”，把數十名教師和幹部拉來“鬥爭”，包括戴高帽子，下跪，用繩子套在脖子上拖，等等。1966年6月20日，當時在北京領導文革運動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轉批了北京大學工作組的第九號簡報，要求製止學校中的這種“亂鬥現象”。他不是要製止“鬥”，但是要製止“亂鬥”。
在“工作組”領導大學文革運動的時候，一批大學領導人自殺了。上述名單中有五人是在那一階段死亡的。
1966 年7月下旬，毛澤東指責劉少奇和鄧/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並且下令從各學校撤出“工作組”。毛的妻子江青等人數次前往北京大學。他們召開全校大會，宣稱“618事件”是“革命事件”。７月２６日晚，北京大學附中學生彭小蒙，在大會的主席台上，在江青等人麵前，也是在北京大學的一萬師生員工眼前，用銅頭皮帶抽了“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江青熱烈擁抱了彭小蒙。這是最早發生的在大型正式公眾場合學生毆打文革運動的對象的事件，同時，這種做法立刻得到了文革高層領導人的鼓勵和支持。7月27日，在“工作組”失去權力之後執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宣布建立校園“勞改隊”。7月28日，江青在中學生集會上介紹了毛澤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是考驗，好人打好人，是不打不相識”的說法。8月1日，毛澤東寫信對清華大學附中紅衛兵和北大附中彭小蒙表示熱烈支持。
工作組的撤離，紅衛兵運動的興起，以及文革領導人對暴力行動的認可，這三個因素直接導致了1966年8月大規模校園暴力的興起。在這種情況下，當時已經被“工作組”“揪出來”的大學負責人們，成為大規模暴力的首批打擊對象，遭到了嚴重的暴力虐待和侮辱。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師範學院的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被該校學生“鬥爭”和“遊街”三個小時而死亡。從筆者的調查資料來看，他們夫婦是全國最早的在暴力性“鬥爭會”上被“鬥爭”死亡的人。２０天後，７６歲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號稱“長江火爐”的武漢被連續“鬥爭”而死亡。
１９６６年夏天，所有的大學領導人都遭到了暴力性的“鬥爭”。但是，非常富有諷刺意義的是，比起中學領導人來，他們要算“幸運”的，因為一批中學領導人被紅衛兵學生或活打死。
這種暴力虐待和侮辱延續數年。１９６６年夏天是第一次迫害高潮，１９６８年是第二次高潮。在這兩次高潮之間，對大學領導人的暴力迫害也一直沒有間斷。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在１９６６年就遭到野蠻“鬥爭”，在１９６８年，在連續“遊街”和被逼在操場上跑圈而倒下身亡。雲南大學校長李廣田是作家，他在１９６８年１１月死於學校外麵的水塘之中，他被宣布是自殺，但是卻沒有自殺遺書。名單中其他人也都在生前遭到種種暴力性攻擊並且被長期監禁在“牛棚”中。
那些活過了文革的大學領導人，也遭到了難以想象的拷打折磨。１９６８年６月，北京大學校長陸平被關押在校中的生物小樓。據說陸平在1930年代時參加共/產/黨的手續不完備。為了逼迫陸平承認他是“假黨員”，審訊他的人用繩子捆上他的雙手把他吊起來毒打。他們連續審訊陸平，不準他睡覺。另外，還別出心裁，在牢房裏安裝了強光燈泡，以此照射陸平的眼睛。他們相信陸平在強光刺激和長久不能睡眠的情況下，就會神經脆弱，說出他們要的“真話”來。他們不但使用暴力，還自以為是使用科學知識來進行精神折磨。
1966年8月24日晚，清華大學校一級領導人被關在科技館裏，一個一個被叫進一個小房間，在那裏逐個被毒打。他們被打得血肉模糊。第二天，他們仍被監禁在那裏。到中午才給每個人一個窩窩頭。而且，每個人在領到窩窩頭的時候，必須先說“王八吃窩窩頭”。
高教部長、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被剃光了頭發，在高教部院子裏“勞動改造”。他晚上睡在辦公大樓的走廊裏，隨時可能遭到羞辱折磨，連小孩子都去起哄，要他跪搓板。蔣南翔也曾經被清華大學附中和其他單位拉去“鬥爭”。
文革後，在解釋文革發生的原因時，常常有人說這是因為中國人的教育水平低，愚昧。籠統而言，這個解釋有一定道理，因為教育水準的提高，會增加人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理性思維的能力。但是這個解釋在說明事實方麵有很大缺陷。因為在文革中，最殘忍的暴力和最荒唐的思想，不是在教育水準低的地方發生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在高等學校和一些“重點中學”裏首先發生的。這種說法不能解釋大學裏發生的種種暴行。
實際上，這些大學領導人遭到殘酷的“鬥爭”，是由於他們是毛澤東製定的文革打擊目標。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後來被稱為“516通知“的一個“通知”。在這個通知裏，毛澤東親自寫的部分說：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教育界”成為文革重點攻擊的五個“界”之一。學校領導人成為要攻擊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與“５１６通知”同時發出的文件中，還有毛澤東在1966年５月７日給林彪的信，也就是後來所說的“五七指示”。毛澤東在這封信裏說：“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當時統治學校的是誰呢？就是當時在中國大學裏身兼校長和中共黨委書記的人。他們統治學校，雖然他們其實不是什麽“資產階級”，其中很多人也不是“知識分子”，他們卻因毛的這一指示而被設定為文革的打擊目標。
中國現代大學，是在清朝閉關鎖國的狀況被打破後，模仿西方大學建立起來的。學校的課程和管理，都是按照西方大學的模式設立的。追求知識、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學的基本原則。在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的時候，這一套原則在大學裏已經幾乎被清除殆盡了。
實際上，在文革中被殘酷“鬥爭”的這些大學負責人，在1949年以後一直緊跟毛澤東的路線，在“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忠誠老實運動”、“院係調整”、“肅清反革命”、“反右派”等一係列“政治運動”中，按照毛的政策大大改造了中國原來的大學係統。
１９６６年前的大學領導人，建立了大學的共/產/黨黨委領導，還建立了政治輔導員製度。他們統管學生的吃、住、行、思想，還包括畢業後的去向和職業。大學最大的變化是學校具有前所未有的權力——可以把學生教師大批定罪為“敵我矛盾”並施加懲罰。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大學領導人把大批學生和教授劃成“右派份子”，送去“勞教”“勞改”。這是以前的學校從來沒有過的權力。
但是，雖然中國大學1949年以後已經起了很大的改變，毛澤東認為這種改變不夠。文革是他的“繼續革命”。他下令攻擊學校的領導人和教員，而且采用前所未有的殘酷手段，即通過學生的手來施用暴力。
在社會中找出一類人來，對其實行攻擊折磨甚至殺戮，然後就在這一過程中灌輸他的意識並且強製實行他的意圖，是毛澤東多年來一貫的做法。從“延安整風”，到 “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可能和平進行的事情，都用了暴力以及殺戮。文革則把這一套大規模地用到了學校裏，不但用於教員身上，而且用到了的大學的共/產/黨領導人身上。在１９６６年，大學領導人的社會地位，就和“地主”“富農”“資本家”“右派份子”一樣，成為“階級鬥爭”的打擊對象。
至於這種大規模的迫害會造成受害者的苦難，顯然不是當政者要關心的。李達是毛澤東相識４０多年的故人，他被“鬥爭”死，毛澤東沒有憐憫之心。在文革時代留下的照片和記錄電影上，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江青等文革領導人具有一種獨特的在他們的年齡一般沒有的得意表情，甚至顯得青春煥發。這可能是修補底片的結果，但是更可能他們自己確實因擁有權力施行迫害而神采飛揚。
實際上，這種“橫掃”性質的殘酷迫害，在文革中屢試不爽，縱橫自如，行之有效。上述大學校長們本來不是什麽忍氣吞聲的人物，性格都強硬張揚，才可能到了那樣的高位置上。但是文革中，他們被侮辱，被毆打，被糟蹋得不像人樣，可是沒有任何反抗發生。甚至在文革後，他們也沒有抱怨什麽。這是文革提供的教訓之一：一個政權，越是殘忍，越是能所向無敵，能消滅一切反抗，平安無恙。
這種大規模大麵積的暴力和殺害，在文革後被鄧/小/平解釋為毛澤東對國內情況估計錯誤。也就是說，好像文革隻是一種自我防衛過了頭，是一種心理或者認識的偏差。這是一種旨在消解罪惡的說法。僅僅這裏的大學領導人的這種瘋狂殘酷的迫害，就無法以此來解釋。
這些殘酷的事情在大學校園裏普遍發生，至少是幾個重要因素的結合產生的。第一是毛澤東的社會改造計劃。這個計劃是非常瘋狂的。他要取消貨幣和商品經濟，他也要取消傳統的學校製度。第二是他的文革中的一個“創舉”，即命令學生長期停課，並且鼓勵他們對師長施行暴力虐待。
一方麵，毛澤東製造了一個個被迫害甚至可以說要被滅絕的群體，大學領導人是這些群體中的一個。另一方麵，他製造了充當迫害人的工具的群體，學生紅衛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腳色。
這種角色給學生紅衛兵帶來了巨大的歡愉和受寵感，直至三十年後，還有人對當年可以“鬥爭”老師和校長感到自豪。而沒有參加過這些的人會對他們的自豪驚訝，驚訝於這些人對於做過的醜惡的事情竟然不覺得醜惡。
有人發問，為什麽毛澤東要“鬥爭”這些大學領導人呢？事實上，如果毛澤東讓當時的大學領導人改動大學結構和功能，這些人是會做的。他們確實像他們在文革後仍然表達的那樣，他們是忠於毛澤東的。從他們在１９５７年的表現也可以知道這一點。既然他們可以冷酷無情地在一所學校中把幾百名年輕學生劃成“右派分子”把他們送去“勞改”，那麽要讓他們縮短學智、廢除考試，改變教學內容之類，他們不會不服從的。把忠心耿耿的這批人“打倒”，還施加各種野蠻的暴力毆打和侮辱，似乎毛澤東的這種做法是很奇怪的。
但是，通過對文革後的新的大學領導人的類型的觀察，可以看到毛澤東拋棄上述這樣一種類型的幹部的另一個原因。
毛澤東在１９６８年7月底派出“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清華大學，然後進駐全國所有的大學中學小學，實行所謂“工人階級領導上層建築”。其實，真正的領導是軍人。軍人中，8341部隊，也就是“中央警衛團”起了重要作用。其中遲群、謝靜宜二人是重要的人物。遲群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任，謝靜宜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和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們二人還兼任北京大學黨委委員。
後來，遲群、謝靜宜和清華的領導幹部劉冰等人在工作中發生了衝突。劉冰是文革前的清華大學領導班子中的人之一，文革中遭到批判後又被“結合”進新的領導班子。1975年8月13日，劉冰等人給毛澤東寫信，批評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的工作。
在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裏麵有毛澤東的話：“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的矛頭是對著我的。” （這段話印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第486頁，1998。）
毛澤東所稱的“小謝”，就是謝靜宜。僅僅從毛澤東的行文中，就可以看出他對這兩個人的袒護有加。
遲群、謝靜宜是什麽樣的人呢？《清華大學誌》（清華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年）說：遲群生於１９３４年，１９５１年參軍，１９６８年時是８３４１部隊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４０９頁）。謝靜宜生於１９３６年，１９５２年參軍（４９７頁）。這樣的經曆說明，他們都隻有初中文化程度，也從來沒有教育方麵的專業經驗。
另外，這本很厚的校誌沒有說的是，謝靜宜是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和毛澤東的關係密切，因此毛澤東稱她為“小謝”。
由於毛澤東上述這段話，遲群、謝靜宜有恃無恐。遲群進而擔任國務院教育部負責人。謝靜宜則還當上了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遲群、謝靜宜繼續執掌清華大學和教育部門大權，直到1976年毛澤東死去。也由於毛澤東的這個批示，劉冰等人遭到“批判”，這也成為***在文革中第二次被剝奪權力的“理由”之一。
和遲群和謝靜宜這樣的文革中被毛澤東任用的大學負責人對比，可以發現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亡的大學負責人，是相當不同的一類人。以下是部分上文寫到的大學領導人的簡曆：
山西太原工學院院長趙宗複，（1915－1966）山西五台人。又名近之。1933年考入燕京大學。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共產國際遠東紅軍情報係統工作。……（《中國共/產/黨人名大辭典》，1921－1991，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江隆基，（1905－1966）陝西西鄉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學，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9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學，參加中共東京支部工作。 1929年因參加愛國遊行被驅逐回國。1931年赴德國柏林大學，學習經濟學。九一八事變後，參與組織旅德旅歐華僑反帝大同盟。1936年回國後，任陝西省立第二中學校長。1938年後，曾任延安陝北公學教務長、延安大學校長，陝甘寧邊區教育廳副廳長。建國後，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北京大學副校長、蘭州大學校長等職。“文化大革命”初遭迫害致死，主要論著編為《江隆基教育文論》。（《中國共/產/黨人名大辭典》，1921－1991，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鄭思群，廣東海豐縣汕尾鎮人，1912年生。1926年參加共青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大革命失敗後被派往日本留學。1929年因“留日赤色學生總檢舉案”被日本政府押解出境。1931年又化名赴日。九一八事變後憤然回國，在上海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先後任共青團白區中央宣傳部長，共青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等職。1936年第三次赴日留學，入日本大學社會科學係，1937年抗戰爆發後回國。先後任八路軍總部敵工科長、冀魯豫抗大分校陸軍中學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任旅政治部主任、軍區政委、代理地委書記、二野軍大女子大學副校長兼政委。建國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西南人民革命大學總校教育長，1952年10月起任重慶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重慶古今風雲人物》381—382頁，重慶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吳天石（1910-1966）江蘇南通人，幼年喪父，家道貧寒。1932年畢業於無錫國學專科學校，後回南通任私立崇英女中國文教員，因發行左聯的進步刊物和“激烈”言論被國民黨南通縣黨部以共/產/黨嫌疑而被逮捕，後被驅逐出省，在山東一帶教書並參加救亡運動。1937 年抗戰爆發後回南通教書並參加共/產/黨的地下工作。1944年任蘇中解放區蘇中公學教育主任。1945年任蘇公分校校長，後又任江海公學校長、華中大學教務長、蘇南公學校長等職，為解放區的幹部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建國後曆任由蘇州東吳大學改建的江蘇師範學院的第一任院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等職，為江蘇的教育事業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直至文化大革命。（家人提供）
李敬儀（1914-1966）江蘇南通人。建國前在蘇中公學，蘇南公學工作。建國後在南京師範學院工作，曆任教務長、黨委副書記等職。（家人提供）
彭康，又名堅，號嘉生。1901年8月23日出生於江西萍鄉一個封建地主家庭。1914年入萍鄉中學，1919年畢業後赴日留學。1927年回國，在上海，彭康參加了著名的進步文學團體創造社，並從事《文化批判》等刊物的編輯和出版工作，撰寫了關於文藝、哲學方麵的理論文章，諸如《哲學的任務是什麽？》《科學與人生觀》《新文化的根本任務》《革命文藝與大眾文藝》等文章。在此期間，彭康表示了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由周恩來與他談話，經上海閘北區委批準，於1928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曾任創造社黨組成員，中央文委委員、代理書記等職。同年底，中國著作者協會成立，他被選為執行委員。 1929年，彭康受黨委托，參加閘北區委、滬中區委工作其間，先後翻譯出版了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論〉，〈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著作。1930年4月，彭康因收藏遇害同誌的槍支不慎失密而被捕。租界臨時法院、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意圖推翻國民政府，組織暴動，進行違反三民主義宣傳”的罪名判刑7年。關押於提籃橋監獄。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1937年8月彭康獲釋出獄。，恢複了黨籍。先後任中共湖北省委候補委員，中共安徽工委書記，鄂豫皖臨時省委書記，宣傳部長，組織部長。1941年4月，彭康任華中局宣傳部長，主辦《江淮日報》，編輯華中局黨刊《真理報》。華中黨校開辦後，彭康先兼任該校教員，後擔任副校長（劉少奇任校長）。1945年春，彭康調任“建設大學”校長。1946年4月以後，彭康又先後調任華東局宣傳部長、華東黨校副校長，渤海黨委副書記等職。全國解放後，彭康曆任山東局宣傳部長、山東省人民政府委員、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山東大學校長、中共上海市委委員、上海哲學科學學會哲學分會會長、上海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西安交通大學校長、黨委書記、中共陝西省委委員、陝西省科協主席、中國科學院陝西分院副院長等職。此外，還曾當選為上海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八大代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彭康便被誣為“三反分子”，遭受批鬥。1968年3月28日上午在遊鬥中被迫害致死，終年67歲。1978年中共陝西省委為彭康平反昭雪，充分肯定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教育家、哲學家，是黨的好幹部，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貢獻了自己全部精力” （摘自《陝西近現代名人錄》續集300頁“彭康”條目）
陸平，（1914－ ），吉林長春人，曾用名盧荻。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入北京大學教育係學習。曾參加一二九運動。……。（《中國共/產/黨人名大辭典》，1921－1991，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蔣南翔，（1913－1988），江蘇宜興人。早年入清華大學學習。1933年秋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清華大學支部書記，北平市委學委書記。……。（《中國共/產/黨人名大辭典》，1921－1991，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複旦大學副校長陳傳綱是三十年代複旦大學新聞係的畢業生。他的妻子王汝琪是複旦大學法律係的畢業生。他們夫婦在１９３８年參加中共，１９４０年一起去延安。王汝琪１９６６年時是上海外國語學院院長。
湖南大學文革前的領導人魏東明，是1936年前後的清華大學學生。上文寫到的唐麟，雖然沒有進過大學，但是當過編輯，發表過翻譯作作品。
在這裏詳細引用這些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前的大學領導人的生平資料，是為了顯示這些人大致都屬於同一個類型。從上述大學領導人的簡曆看，除了李達（馬克思主義哲學教授）以外，這些人都不是教授，既不教課也沒有從事過學術研究。但是從他們的簡曆可以看出，文革前主要大學的領導人中，多數本人都上過大學，受過高等教育，雖然不一定從大學畢了業。他們是共/產/黨內資曆較深的幹部，而且，相對來說，他們是共/產/黨裏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批幹部。
1949年以前，大學校長一直由學者教授出身的人擔任，不但取得過高等學位，而且在學術上著書立說、有所建樹。這也是西方大學的傳統。1949年後，共/產/黨人控製大學。大批原來的大學校長被撤職並且加上罪名。在一開始，共/產/黨還任命早先的“左派”學者擔任校長。比如，在1950年的北京大學，江隆基是中共黨委書記和副校長（從上麵的資料中可以看到，江在１９２７年就加入了共/產/黨），正校長則是經濟學家馬寅初（馬寅初曾經留學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１９４０年代曾激烈反對蔣介石政府）。但是1959年馬寅初由於提倡節製生育被撤職之後，陸平就成為北京大學校長及中共黨委書記。江隆基從北京大學被調到蘭州大學之後，也是既當大學的中共黨委書記也當校長。在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以前，大學領導人已經經曆了非常徹底的清晰。領導大學的不是學者，而是共/產/黨的所謂“政治幹部”，但是是一批有相當文化程度的幹部。
文革開始後，大學領導人換成了遲群、謝靜宜這樣的人。在他們的領導下，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總結了一套所謂對知識分子的“政策”，由中共中央發送全國，指導各地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行動，導致大批知識分子被迫害致死。僅僅一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都有２４個人被整死。
在羅馬尼亞，前共/產/黨領導人齊奧塞司庫下台之後，人們揭露了關於他的種種醜聞。其中之一是，他當了共/產/黨總書記以後，用不正當的辦法使其本來隻是實驗員的妻子得到一個化學博士學位，而實際上他的妻子甚至缺乏基本的化學知識。隨後，他的妻子當上了化學研究所所長，後來又當了國家科技委員會主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等等，成為羅馬尼亞全國權力僅僅次於齊奧塞司庫的人。（見程映虹的文章《羅馬尼亞的學術女皇》，材料來源是一本英文書KISS THE HAND YOU CANNOT BIT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EAUSESCUS, BY EDWARD BEHR, NEW YORK, VILLARD BOOKS, 1991）
齊奧塞司庫家族的故事當然很醜陋。但是，齊奧塞司庫妻子的所為，和謝靜宜的事情相比，還有相當的差別。雖然弄虛作假，齊奧塞司庫妻子至少還需要費心去製造一個化學博士學位，還需要假裝具有化學知識。在中國的文革中，毛澤東把他的“小謝”送去掌管大學，去取代那些已經在“社會主義大學”領導了17年的大學領導人的時候，連給她裝假掩飾都不必作。
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誌綏在接受媒體采訪中曾經指謝靜宜是毛澤東的特種“女朋友”之一。把有這樣關係的女人派去大學身任高職，當然更是嚴重的腐敗。但是僅僅就她的教育程度和專業經驗而論，已經遠遠不隻是關於“小謝”一個人的事情，而是關係到文化和價值、社會的理性組織和運作等等重大問題。假如我們完全離開道德標準而僅僅以對傳統和常規的背離程度來衡量“革命”，可以看出，毛澤東的“革命”，比起齊奧塞司庫的做法，前進了不止一檔。毛澤東要建立的理想社會以及所運用的手段，在邪惡程度上都超過齊奧塞司庫。
在大學負責人大換代，學校教職員工遭到殘酷的“審查”之後，1969年10月，以“備戰”為名，全國的高等學校，大多數被命令搬出大城市。這一名目本身就是無理而可笑的。但是沒有人能反抗。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高等學校下放的通知”，明令“為了認真搞好鬥批改”，把大學下放。大學在城市裏的校舍，很多被軍隊及其家屬占用。一批大學被撤銷解散。搬遷在一二周內就必須完成。搬運中，學校實驗室的儀器大多被損壞。教員們則失去了他們的全部藏書。北京在文革前有 55所大學，文革中剩下18所。
1970年代初，停課5年之後，大學逐漸開始招生。在北京大學校園裏的大標語是：“上大學，改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內容，有最重要也最明顯的一條，就是全國所有的大學都由“軍代表”領導和指揮。“軍代表”領導大學１０年多，直到毛澤東死後。１９７８年，在鄧/小/平的指示之下，才又任命了北京大學等學校的校長，也就是說，恢複了“校長”的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