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出的《通知》寫道：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教育界被列為文革指定的五個重點打擊目標之一。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遭遇了什麽呢？《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正是關於他們在文革中受到的深重迫害的一份記錄。
此文寫於1994年，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八月號。此後作者繼續進行有關調查，並把所獲得的資料加入文中。修訂本的篇幅因此已經增長了一倍。
1996年我把此文寫成了英文。英文本從1997年以來一直印入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教授所開的中國文革曆史課的讀本中，已經有上千名學生讀過。我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學校裏也會開這樣的文革曆史課。
在四十年前經曆了文革的人，當年的老師們都年事已高，學生們則都還不算太老。如果讀者們能提供新的資料，請和我聯係，我會加入將來的修改版中。謝謝。
2006年5月
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麵：題目和背景
本文將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國學校裏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如果不從法律、道德以及進步原則出發，而僅僅從對傳統習慣的偏離程度的角度來衡量，那麽這個事件確實可以算是“革命”，因為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存在著尊重教師以及對教育體製的敬畏的傳統。事實上，1966年夏季發生的大規模的普遍的學生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折磨侮辱，不但在曆史上非同尋常，也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從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間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國的宣傳媒體每天熱烈支持並大量報道紅衛兵學生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裏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為甚至打死人事件，卻從不報告，隻字未提。從中國官方當時出版發行的報紙、雜誌和新聞紀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圖景隻是千千萬萬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而紅衛兵的領袖們則在天安門城樓上圍繞毛澤東歡呼鼓掌。在天安門紅牆的背景上，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紅旗、紅色標語以及興高采烈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構成了獨特的“文革風景”。這一類材料已經變成了今天關於“文革”的主要資料來源。
對這類場景，現在的人們評價不一。有人覺得這種狂熱場景實際上透著邪惡，也有人覺得這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對同一場景的不同判斷，顯然和評論者自身的價值觀念和美學標準緊密相關。然而本文要強調的一點是：在開始評價這些已經被報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文革還有大量的未被報告的另一麵。而這未被報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師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有一批教師被打死，還有一批教師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另外，還有一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和打罵，甚至被打死。
這些暴力事件不僅僅在其發生之時未被報告，十二年之後，從1978年開始，隨著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中國媒體開始謹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以為他們恢複名譽。但是，這種報道的範圍隻限於數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人民日報》的內部規則是副部長級以上受難者才予登載）和個別社會名流，普通人受難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傷的老師，雖然人數很多，但是社會地位不高，在文革後也輪不上被媒體報道。
就學術性的研究而言，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1]，沒有一部報告了1966年夏天發生的施行於教育工作者的殘暴行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僅僅記述了1966年8月下旬後紅衛兵學生在學校外的暴力行為，卻沒有提到8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為，於是也未能說清暴力如何在學校內先興起並蔓延到學校外的過程。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簡單地談到1966年夏天中國學校裏的情況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淩辱這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幹教師被剃了陰陽頭。”（86頁）作為數量詞，“若幹”顯然少於“萬”。這樣的描述顯然是在說，“陰陽頭”就算當時的“淩辱”中的最壞的情況了。但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大動亂的年代》後來再版，雖然本文已經發表並揭示了中小學教師被大量打傷打死的慘劇，該書作者卻不對這一部分作出修訂，繼續保持對事實的不確描述至今。——2006年注）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寫，正是這段未被報告的曆史。
二、尋訪缺失的曆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從來未被報告這一現實情況，迫使筆者必須超越曆史學家通常采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電影紀錄片來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調查正式開始於1979年。我和數百名（後來被訪者的人數繼續增加——2006年注）曾經曆了學校中的文革的人談話。被訪者中大多是1966年時的在校學生，有一部分則是是教師，還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傷的人的直係親屬。他們講述了發生在118所學校裏的故事。這些學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裏，包括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一所幼兒園。
在所有118所學校中［3］（在增訂過的版本中，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數目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2006年注），在1966年，無一例外地發生了紅衛兵學生用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學校各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師被嚴重打傷，有的在受到嚴重侮辱與折磨後自殺。還有一批學校外的居民也被學生打死在校內和校外。
除了與被訪者的一對一的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兩輪問卷調查。在第一輪調查中我詢問網絡使用者當年他們所在的學校中是否發生了毆打教師。大多數網格使用者都太年輕而不可能見證這類事件，但是我還是收到了七所學校的名字。在這七所學校中，都發生了打老師。在第二輪調查中我詢問未發生過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的名字。結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實上，至今為止，我還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打老師的學校。
大多數被訪者都願意講述他們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但是不少人在接受采訪前有過猶豫或者曾反複改變是否接受采訪的決定。文革殘留的恐怖氣氛一直在影響人們。一些曾參與打人行動或者牽涉較深的前紅衛兵不願談及這一話題，有人掛斷了我的電話，拒絕接收采訪。
被訪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憶中，目擊者往往隻記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畫麵，卻不能準確記得事情發生的日期。為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幫助筆者為本文以下將寫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閱了個人的或學校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證實。比如，清華大學附中學生郭蘭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殺，但是無人記得準確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記得那天是星期六，紅衛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開會批判她，因此她自殺。有人記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官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後。後來有一個被訪者想起來那一天是他生日。接著筆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確實是星期六。這樣才查出了郭蘭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為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舉例來說，是當時的中學學生而不是老師，向我提供了下文記錄的《牛鬼蛇神歌》歌詞。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克服對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是筆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麵。
由於不能獲準查閱官方保存的死亡檔案，以及這類檔案本身也並不齊全，所以對於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傷亡，一定會有很多遺漏。文革的這一部分的事實，和其他很多事實一樣，由於各種原因而被故意地或者無意識地忽略疏漏了。這篇文章隻能試圖對1966年的迫害教師提供一個不完全的再現。還有很多事實依然不為我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本文所記載的，其實掛一漏萬，隻可能是比實際發生的大大減輕而不是誇大，隻可能大量遺漏而不是渲染過重。
我的另一材料來源是私人實錄性資料，如當時手寫的日記、“檢討”、“認罪書”、會議記錄等等。由於政治恐怖，文革時代幾乎沒有人寫日記，或者在日記上隻抄寫了一些《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當然，這也能從另外一個層麵上表明了文革時代人們精神活動枯竭以及心態壓抑的狀況，但是無助於提供關於曆史事件本身的記錄。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眾組織的小報。處於“文革”領導人嚴密控製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校園暴力的事實。當報紙讚美紅衛兵卻對他們的暴力行為不置一詞時，死亡數目大規模升級了。殺戮也很少被群眾組織的宣傳品提到。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為打死人的殘暴的行為當時在最壞的情況下也隻會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為”。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需要對曆史真實先有一個清楚的了解的基礎才能認識到這一巨大差別－－可以告訴我們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迫害和殺戮的特殊反應，以及文革領導人如何利用媒體操縱普通人的心理和行為。如果僅僅閱讀這類來自文革時期的材料，則可能導致今天對“文革”的性質與後果的種種曲解。
本文是由筆者把被訪者的口頭敘述、實錄性資料、以及當時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結合、對比、印證寫成的。其中，通過采訪調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主要通過調查所得的材料再現並分析“文革”的一個部分。文中有大量實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從其他書麵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處。那些未有注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
三、學生怎麽打老師?
1.規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園殺戮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為嚴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發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給他們戴高帽子，在他們脖子上掛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擔“勞改”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還有紅衛兵繼續打她和踢她。後來她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停放在校門裏側。兩個小時後她被推入馬路對麵的醫院。在醫院裏，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胡誌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其時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實際上，大規模的暴力行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始了。劉美德當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化學教員及常務副校長。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過她的化學課的幾個學生在辦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兩個小時，把木棍都打斷了。7月底宣布在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離後，紅衛兵在學校“鬥爭”劉美德。他們把她的頭發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汙物強塞在她的嘴裏，還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屬條打她，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強迫爬上一張桌子並跪在那裏。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5］由《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照了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強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裏，用鐵製的火鉤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鼇被多次毒打。萬邦儒的腎髒被嚴重打傷，頭上的一個大傷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強迫韓家鼇跪在他們教室的地上，全班一個接著一個，輪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帶打了韓家鼇一個多小時，然後用火點燃了韓的頭發。萬邦儒和韓家鼇被強迫在衣服的胸前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分別寫著“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他們的頭發被剪掉。他們還被強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園裏掀起新的一輪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紅衛兵召開全校性“鬥爭大會”，侮辱並毆打一大批他們認為“有問題”的教師和幹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師幹部那天在會上被嚴重打傷。顧涵芬，一名女職員，在會上被打得昏迷過去，會後被丟在自行車棚子裏，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隻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學教師劉樹華，在“鬥爭會”被毒打和侮辱，會後爬上了清華校園內的煙囪頂上，跳下身亡。連該校傳達室的看門老人，也遭到過紅衛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在這之後，暴力行為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被打死以後，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學生毆打“鬥爭”了十多名教師。他們強迫這些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以致這些人的手掌和膝蓋都流血不止。他們在後麵用銅頭皮帶打這些爬行的教師。有一個紅衛兵還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師的手背。被“鬥爭”的女教員都被剃去半邊頭發，成為紅衛兵所說的“陰陽頭”。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毒打後又被丟入噴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學、第六中學和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鬥爭大會”。中山音樂堂位於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中。在音樂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觀眾麵前，二十多個來自這三所學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幫分子”跪成一排，紅衛兵對他們拳打腳踢，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孫國棟，北京市教育局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溫寒江，北京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渾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溫寒江是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裏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的。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一個在“鬥爭會”後見到被鬥者的學生說，那些人的形象極其嚇人，因為他們都被打得“不象人樣”了。後來，在同一舞台上，還召開過一係列的這樣的“鬥爭會”。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一些老師，也同樣在那裏被打並被剪了頭發。
酷刑在北京各學校迅速傳播。在位於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邊的二龍路學校，校長徐丕凱被綁在樹上，紅衛兵學生把他當活靶子練習刺殺動作，用像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猛捅他。徐丕凱被戳斷了數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家住部辦公室街對麵的小院裏。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內的一批幹部子弟紅衛兵，有二龍路中學、第四中學、第八中學、第35中學等學校的學生，抄了蔣南翔的家。他們強迫蔣南翔麵對紅衛兵跪下。紅衛兵用腳踩著他的頭，用銅頭皮帶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陣，紅衛兵揭開他的白襯衫後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經被打得血痕累累，紅衛兵還嫌鞭痕造成的“圖案”不勻稱，掄起皮帶補打血痕不夠濃重的一側。紅衛兵還打了與蔣南翔同住的老母親和寡婦姐姐，並強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帶抽打他。
死亡大量發生了。在位於和平門附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語文教員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原為教員，文革前夕被以“曆史問題”為由不準再教書）。這個學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工。紅衛兵在大會上說，這叫“殺二以儆二百”。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連續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後，死在學校裏。她的頭發被薅掉，嘴裏塞滿汙物。在她死後，紅衛兵還強迫其他教員打她的屍體。數學教師張梅岩上吊自殺。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嚴重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殘廢。曆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學生在學校裏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薑培良，共產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高雲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認為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場。火葬場當時堆積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燒的過程中，高雲被發現還活著。他活到了文革後。
北京第33中學的負責人杜光天，也和高雲一樣，遭到紅衛兵毒打後被認為已經死亡，被送到火葬場以後，火葬場的工人師傅發現她還有呼吸，沒有燒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負責人梁光琪被紅衛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時候，已經在校中被關押了一段時間，一直遭到毆打侮辱，頭發也早被剪掉了半邊。26日，紅衛兵把她和學校另一名負責人高孑非抓來“批鬥”，罰跪，強迫他們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絕喝，被紅衛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該校四樓實驗室旁邊開辟了一間“牛棚”，全校70餘名教員中有40人被關進那裏，“勞動改造”外加寫“檢查交代”，還常常被紅衛兵喊出去打耳光揪頭發等等。化學老師王岫背上被打了一個洞，流血不止。女教員王開舜一天“勞改”彎腰擦洗便池，有紅衛兵用棍子打在她後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後來她的脊椎成為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殘廢終身。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麵“鬥爭”，然後把疊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個校工。還沒有找到記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後，死於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裏被擊倒在地並被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台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後改名為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工劉桂蘭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漱喜被剃了頭發，被“鬥爭”和毆打。有一次，紅衛兵“鬥爭”她和英語教員賀惠生，把他們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姚漱喜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廁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楊俊被打死，教員鄭之萬跳樓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被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被打得幾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時36歲。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這所學校離天安門城樓一公裏遠，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隻有一街之隔)的紅衛兵學生把音樂教室建成了一座監獄，在屋頂上設有了望哨和強光燈。他們在監獄的牆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他們在那裏打人時，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這六個大字。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職員自始至終被關在這座校園監獄中，其中一人離開監獄一個月後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員、學生以及從校外抓來的“階級敵人”也曾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裏。有三個人被打死在這座監獄裏：該校高三學生王光華，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學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產主何漢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寫到的，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打後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跳樓自殺。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鬥爭”和抄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傅敏投水自殺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自殺。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姓姚的地理教員和姓許的電工師傅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還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跳下後屍體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筆者尋訪多年，還沒有能找到第二中學這兩名受難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升倌，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提出對“黑幫”“監督勞動”。於是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發，脖子上掛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裏“勞改”。美學教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發，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被強製“勞改”拔草時，有紅衛兵強迫他喝了水溝裏的髒水。這條水溝裏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汙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說成是“裝死”，不準送醫院。當天夜裏吳興華死去，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命令解剖了屍體以圖證實。8月24日，生物係的學生到講師胡壽文家中用銅頭皮帶打他。他的襯衫粘進皮肉裏。事後，他的妻子用溫水泡軟血衣，才把襯衫慢慢脫下來。1966年8月24日夜，英語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後自殺，她是中國一部最好的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係黨總支書記，在經受了近三個月的侮辱、毆打和折磨之後，9月2日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係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抄家，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強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殺。曆史係教授向達被關押在昌平縣太平莊，生病不準治療，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在那兒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係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跡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紅衛兵命令拆除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那座牌坊造於1905年以紀念這所學校的建立。一塊一塊沉重的石頭由“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學生站在他們身後揮舞棍棒皮帶。那天夜裏，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他們一個一個被拉進一個小房間裏拷打，沒有一個人躲過。
在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陸進仁和其妻子呂靜貞被“鬥爭”後，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殺。
在小學裏，年齡最大的學生隻有13歲。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姓葉的老師被學生強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學的學生剃去了四個女教師的半邊頭發。在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學生剃了音樂教員的頭發，還強迫她和她教美術的丈夫在眾多學生麵前互相打耳光。
王慶萍是北京市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兼中共支部書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鬥爭”和毒打並被關押在校中不準回家。8月20日淩晨在校內墜樓死亡。因為沒有遺書留下，家人一直認為她是被從樓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後扔下去的。她留下了三個孩子，分別為11歲、9歲和8歲。趙謙光是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和丈夫一起跳樓自殺。1966年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在一天內被學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兩天後死去。邱慶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後，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殺，他幸而沒有死。
幼兒園的老師們也難逃惡運。北京東城區的幾所幼兒園的一些老師曾在中山公園中的中山音樂堂被“批鬥”。從中學來的紅衛兵剪去了他們的頭發。有幼兒園裏的孩子強迫阿姨喝痰盂裏的髒水。
暴力毆打教師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鬥爭”。他們把墨汁澆在這些人頭上身上，給他們戴“高帽子”，並且拖著他們在滾燙的馬路上“遊街”。學院負責人之一李敬儀當場被鬥死，她的臀部和腳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已經被中共江蘇省委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的省教育廳廳長，一起被“鬥爭”。吳天石身上被澆滿墨汁，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死去。三個星期之後，8月27日，這個學校裏再次舉行大型“鬥爭會”，毆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鬥爭”殺害了兩個人，但是鬥人者不但沒有犯罪感，還一直以這一天為光榮。他們命名他們的組織為“南師八三造反團”。後來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特設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學，曆史教員朱慶頤被學生打死。在南京第十三中學，紅衛兵毆打教員，把一些教員打得大小便失禁，數學教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被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師和行政幹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掛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遊街，然後強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從8月5日開始，被鬥的人都被編入“牛鬼蛇神隊”強迫勞動。8月4日會後，原為外語教師後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係教授姚啟鈞在8月4日及之後連續遭到“鬥爭”，於1966年9月28日自殺。在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十八名教師被強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在上海複興中學，學生用錘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複。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到圖書館工作的金誌雄老師自殺。金老師生前，她的頭發被學生剪掉時，用了一把很鈍的剪刀，把頭皮都扯了下來。英語老師張景福服安眠藥自殺未死，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經退休的老校長薛正在打掃廁所時被強迫吃屎尿。有學生用圖釘把一張大字報釘在她的背上（8月時隻穿單衣）。上海市四女中數學老師王蘊倩被“批鬥”後在校中跳樓自殺。大同中學語文老師李雪影遭到多次毆打侮辱後在家中自殺。上海育才中學數學教員王守璠和俄語教員袁俊英自殺。上海位育中學數學教員蔡蕙芳懸梁自盡。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楊嘉仁被“鬥爭”和折磨後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殺。音樂學院的另一位女教授李翠貞被遊街和侮辱後在9月9日自殺。京西中學物理教員楊順基被打死。同濟中學的語文老師林修權，被紅衛兵學生綁在學校操場上的單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學紅衛兵召開“鬥爭會”。被“鬥爭”的老師遭到殘酷毆打。紅衛兵還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強迫老師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語文教員王冷被打死，死時36歲。已經從此校退休的語文教員王伯恭也被抓來打死。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九個教師被嚴重打傷，一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被掛牌子“遊街”，掛牌子的是鐵絲，勒在脖子上。彭康後來在1968年3月28日在“遊街”和“鬥爭”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學語文老師袁玄昭，被打並且被關押，試圖逃走又被抓回後自殺。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師範學院發生全校性的大規模“遊鬥”。中文係教員熊化奇、黎仲明和學校醫務所醫師周天柱三人在“遊鬥”過程中死亡。曆史係教授何基被“遊鬥”後自殺。
在天津，南倉中學的學生把垃圾簍子扣在老師們的頭上，在他們的襯衫上畫上黑“×”，剪掉了女教導主任的頭發。105中學的女校長被剃光了頭發。南豐中學的校長孫若雲從“鬥爭台“上推下來，摔得頭破血流。學生把鐵絲紙簍做成“高帽子”套在她頭上，打她的頭部。鐵絲嵌進肉裏，鬥完後“高帽子”竟取不下來了。天津虹橋區金鍾橋小學的校工姚福德，因為曾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兵，被學生毆打，他衝出校門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淺。他的頭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兩腳露出水麵。河岸上的人群看著他這樣死去。
在福建廈門，廈門大學曆史係教授王思傑，在遭到殘酷“鬥爭”後，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在廈門第八中學，1966年8月，物理教師黃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師薩兆琛在被殘酷毒打後關在學校樓上，在一天淩晨墜樓身亡。
在廣州鐵路中學，學生“鬥爭”英語教員高本鏘時，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後猛擊他的胃部。他開始嘔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後是紅的血。高本鏘被關押在學校教室中，半夜自殺身亡，時間是1966年9月間。中山大學羅應榮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下鄉勞動兩年，貶入資料室工作。1966年進了該校的“專政隊”失去行動自由，他請人遞送一個紙條給住在城中曾經和他一起編寫英漢詞典的朋友，被紅衛兵發現，爭奪中他把紙條吞了下去。他被以“毆打紅衛兵”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縣赤泥鎮采石場“勞改”時被刑事犯打傷後腦，不久死亡。
在湖南，長沙第一中學的紅衛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歸來之後（該校一名紅衛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門上講了話），立即在校中掀起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被打得最嚴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長。她的頭發也被剪掉了半邊。瀏陽第一中學的語文教員唐政被毆打和在學校“勞改”。她被用繩子綁到該校大禮堂的“鬥爭會”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時年47歲。她死後，她的丈夫和兒子也被捆綁起來。當晚她的屍體被埋時，還有人往土坑裏吐痰扔髒東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共產黨黨委書記鄭思群自殺。在瀘州第三中學，一位姓鍾的女教師被罰跪煤渣，雙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學，物理教員毛世祿上吊自殺，數學教員黃天倪臥軌自殺，校長王侃割喉嚨自殺未死。
在武漢，1966年8月24日，76歲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反複被“鬥爭”後死亡。武漢市第一中學英文老師李德輝自殺。武漢第十四中學數學老師陳邦鑒自殺。武昌實驗中學政治教員姚學之被該校紅衛兵毆打折磨致死。
在江蘇常州，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褚孟衡，被掛牌子“示眾”並被批鬥多次。有一天，一些學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帶到一間屋子裏用煙熏得昏了過去，然後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斷。他滿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沒有一所醫院敢給他治療。後來他又被通知去學校參加一個“會”，那顯然包括一場毆打和折磨，於是他上吊自殺。幸運的是他的家人發現了並砸開窗戶及時解開了繩子。他活下來了。在江蘇省揚州灣頭公社小學，副校長張筠被毒打並監禁在教室裏。她投河自殺，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歲大的兒子曾聽到有些學生交流如何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
在浙江紹興，第二初級中學的語文教員馮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鬥爭，在一次鬥爭會上，除了被辱罵、掛牌子、“坐飛機”和拳打腳踢之外，有學生在台上舉起一把椅子往他頭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馮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殺。
被訪者說，打老師的現象在他們所在的省區全都發生了。這些省區有：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山西、陝西、四川、江蘇、江西、新疆、浙江。但是總的來說，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在北京最為嚴重，而北京在當時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276185&extra=page%3D1
全黨必須遵照毛澤東同誌的指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教育界被列為文革指定的五個重點打擊目標之一。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遭遇了什麽呢？《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正是關於他們在文革中受到的深重迫害的一份記錄。
此文寫於1994年，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1995年八月號。此後作者繼續進行有關調查，並把所獲得的資料加入文中。修訂本的篇幅因此已經增長了一倍。
1996年我把此文寫成了英文。英文本從1997年以來一直印入哈佛大學麥克法誇爾教授所開的中國文革曆史課的讀本中，已經有上千名學生讀過。我希望，有一天中國的學校裏也會開這樣的文革曆史課。
在四十年前經曆了文革的人，當年的老師們都年事已高，學生們則都還不算太老。如果讀者們能提供新的資料，請和我聯係，我會加入將來的修改版中。謝謝。
2006年5月
一、文革未被報告的一麵：題目和背景
本文將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國學校裏發生的學生打老師事件。如果不從法律、道德以及進步原則出發，而僅僅從對傳統習慣的偏離程度的角度來衡量，那麽這個事件確實可以算是“革命”，因為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存在著尊重教師以及對教育體製的敬畏的傳統。事實上，1966年夏季發生的大規模的普遍的學生紅衛兵對教育工作者的攻擊折磨侮辱，不但在曆史上非同尋常，也是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從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間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國的宣傳媒體每天熱烈支持並大量報道紅衛兵學生的活動，但是對學校裏正在發生的大量暴力行為甚至打死人事件，卻從不報告，隻字未提。從中國官方當時出版發行的報紙、雜誌和新聞紀錄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的圖景隻是千千萬萬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年輕人高呼萬歲走過天安門廣場，而紅衛兵的領袖們則在天安門城樓上圍繞毛澤東歡呼鼓掌。在天安門紅牆的背景上，紅色的《毛主席語錄》本、紅旗、紅色標語以及興高采烈的年輕的紅衛兵們，構成了獨特的“文革風景”。這一類材料已經變成了今天關於“文革”的主要資料來源。
對這類場景，現在的人們評價不一。有人覺得這種狂熱場景實際上透著邪惡，也有人覺得這充滿了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這種對同一場景的不同判斷，顯然和評論者自身的價值觀念和美學標準緊密相關。然而本文要強調的一點是：在開始評價這些已經被報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文革還有大量的未被報告的另一麵。而這未被報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師遭到紅衛兵學生的暴力攻擊，有一批教師被打死，還有一批教師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後自殺；另外，還有一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遭到他們的紅衛兵同學的侮辱和打罵，甚至被打死。
這些暴力事件不僅僅在其發生之時未被報告，十二年之後，從1978年開始，隨著中共領導人開始“否定文革”，中國媒體開始謹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難者的名字以為他們恢複名譽。但是，這種報道的範圍隻限於數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級幹部（《人民日報》的內部規則是副部長級以上受難者才予登載）和個別社會名流，普通人受難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傷的老師，雖然人數很多，但是社會地位不高，在文革後也輪不上被媒體報道。
就學術性的研究而言，在現有的已經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別印刷於1986，1988，1995年)[1]，沒有一部報告了1966年夏天發生的施行於教育工作者的殘暴行動。《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僅僅記述了1966年8月下旬後紅衛兵學生在學校外的暴力行為，卻沒有提到8月初就開始的在學校內的大量暴力行為，於是也未能說清暴力如何在學校內先興起並蔓延到學校外的過程。另一本《大動亂的年代》簡單地談到1966年夏天中國學校裏的情況說：“大學、中學、小學教師受淩辱這數以萬計。北京中、小學的若幹教師被剃了陰陽頭。”（86頁）作為數量詞，“若幹”顯然少於“萬”。這樣的描述顯然是在說，“陰陽頭”就算當時的“淩辱”中的最壞的情況了。但是實際情況遠非如此。（《大動亂的年代》後來再版，雖然本文已經發表並揭示了中小學教師被大量打傷打死的慘劇，該書作者卻不對這一部分作出修訂，繼續保持對事實的不確描述至今。——2006年注）兩部數百頁長的紅衛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寫，正是這段未被報告的曆史。
二、尋訪缺失的曆史：研究方法和資料來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從來未被報告這一現實情況，迫使筆者必須超越曆史學家通常采用的通過現存的文字材料或電影紀錄片來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調查正式開始於1979年。我和數百名（後來被訪者的人數繼續增加——2006年注）曾經曆了學校中的文革的人談話。被訪者中大多是1966年時的在校學生，有一部分則是是教師，還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傷的人的直係親屬。他們講述了發生在118所學校裏的故事。這些學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裏，包括大學、中學、小學以及一所幼兒園。
在所有118所學校中［3］（在增訂過的版本中，調查所涉及的學校的數目顯然已經遠遠超過了這個數字————2006年注），在1966年，無一例外地發生了紅衛兵學生用暴力攻擊教師的情況。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學校各有兩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師被嚴重打傷，有的在受到嚴重侮辱與折磨後自殺。還有一批學校外的居民也被學生打死在校內和校外。
除了與被訪者的一對一的談話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電腦網上作過兩輪問卷調查。在第一輪調查中我詢問網絡使用者當年他們所在的學校中是否發生了毆打教師。大多數網格使用者都太年輕而不可能見證這類事件，但是我還是收到了七所學校的名字。在這七所學校中，都發生了打老師。在第二輪調查中我詢問未發生過打老師的情況的學校的名字。結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實上，至今為止，我還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沒有發生打老師的學校。
大多數被訪者都願意講述他們在文革中的所見所聞。但是不少人在接受采訪前有過猶豫或者曾反複改變是否接受采訪的決定。文革殘留的恐怖氣氛一直在影響人們。一些曾參與打人行動或者牽涉較深的前紅衛兵不願談及這一話題，有人掛斷了我的電話，拒絕接收采訪。
被訪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憶中，目擊者往往隻記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畫麵，卻不能準確記得事情發生的日期。為了避免記憶錯誤，有些被訪者幫助筆者為本文以下將寫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閱了個人的或學校的有關記錄，或作了交叉證實。比如，清華大學附中學生郭蘭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殺，但是無人記得準確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記得那天是星期六，紅衛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開會批判她，因此她自殺。有人記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官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後，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後。後來有一個被訪者想起來那一天是他生日。接著筆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確實是星期六。這樣才查出了郭蘭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為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舉例來說，是當時的中學學生而不是老師，向我提供了下文記錄的《牛鬼蛇神歌》歌詞。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這個“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克服對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是筆者在寫作本文過程中特別注意的一個方麵。
由於不能獲準查閱官方保存的死亡檔案，以及這類檔案本身也並不齊全，所以對於調查所及的學校的傷亡，一定會有很多遺漏。文革的這一部分的事實，和其他很多事實一樣，由於各種原因而被故意地或者無意識地忽略疏漏了。這篇文章隻能試圖對1966年的迫害教師提供一個不完全的再現。還有很多事實依然不為我所知。在這種情況下，本文所記載的，其實掛一漏萬，隻可能是比實際發生的大大減輕而不是誇大，隻可能大量遺漏而不是渲染過重。
我的另一材料來源是私人實錄性資料，如當時手寫的日記、“檢討”、“認罪書”、會議記錄等等。由於政治恐怖，文革時代幾乎沒有人寫日記，或者在日記上隻抄寫了一些《人民日報》社論和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當然，這也能從另外一個層麵上表明了文革時代人們精神活動枯竭以及心態壓抑的狀況，但是無助於提供關於曆史事件本身的記錄。
我也閱讀了在“文革”期間由官方發表或學生組織散發的有關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報》和大量的群眾組織的小報。處於“文革”領導人嚴密控製下的宣傳媒體顯然有意隱瞞了校園暴力的事實。當報紙讚美紅衛兵卻對他們的暴力行為不置一詞時，死亡數目大規模升級了。殺戮也很少被群眾組織的宣傳品提到。據有的被訪者說，這是因為打死人的殘暴的行為當時在最壞的情況下也隻會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過火行為”。文革史實與當時寫下來的材料之間的這種很大的差別－－需要對曆史真實先有一個清楚的了解的基礎才能認識到這一巨大差別－－可以告訴我們那一時代的人們對暴力迫害和殺戮的特殊反應，以及文革領導人如何利用媒體操縱普通人的心理和行為。如果僅僅閱讀這類來自文革時期的材料，則可能導致今天對“文革”的性質與後果的種種曲解。
本文是由筆者把被訪者的口頭敘述、實錄性資料、以及當時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結合、對比、印證寫成的。其中，通過采訪調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主要通過調查所得的材料再現並分析“文革”的一個部分。文中有大量實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從其他書麵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處。那些未有注解說明來源的故事則都出自我的調查。
三、學生怎麽打老師?
1.規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園殺戮從中學開始也在中學最為嚴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高中一年級的一些紅衛兵學生發起“打黑幫”。被打的“黑幫”包括三個副校長和兩個教導主任(其時正校長職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梅樹民和汪玉冰。很多學生來參加。學生往這五個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給他們戴高帽子，在他們脖子上掛牌子，牌子上把他們的名字打了紅“×”，強迫他們跪在地上，用帶釘子的棒子打他們，從鍋爐房提來開水燙他們，強迫他們挑重擔“勞改”等等。經過三個小時的折磨，第一副校長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學生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還有紅衛兵繼續打她和踢她。後來她被置入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停放在校門裏側。兩個小時後她被推入馬路對麵的醫院。在醫院裏，她被發現已死亡多時。另一位副校長胡誌濤，被打得骨折。另外三個人也被嚴重打傷。卞仲耘其時五十歲，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實際上，大規模的暴力行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和清華大學附屬中學開始了。劉美德當時是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化學教員及常務副校長。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過她的化學課的幾個學生在辦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兩個小時，把木棍都打斷了。7月底宣布在學校領導文革的工作組撤離後，紅衛兵在學校“鬥爭”劉美德。他們把她的頭發亂七八糟地剪掉，強迫她在操場上爬行，並且一邊爬一邊喊：“我是劉美德，我是毒蛇。”。紅衛兵把地上的汙物強塞在她的嘴裏，還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屬條打她，這種打法傷痕不明顯，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強迫爬上一張桌子並跪在那裏。一個紅衛兵把一隻腳踩在她的背上，擺好了毛澤東曾描述過的“鬥爭”地主的姿勢：“把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5］由《北京日報》的一名記者照了相以後，這個紅衛兵一腳把劉美德從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劉美德當時正懷孕。由於先天受傷，她的孩子生下來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時期，這個學校的其他很多老師也遭到殘酷毆打和折磨。紅衛兵學生強迫教務員李潔跪進一個抽屜裏，用鐵製的火鉤子毒打她。李潔在兩年後再次被毒打致死。
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萬邦儒和副校長韓家鼇被多次毒打。萬邦儒的腎髒被嚴重打傷，頭上的一個大傷口久不愈合。6401班(初中二年級)的學生曾強迫韓家鼇跪在他們教室的地上，全班一個接著一個，輪流用棍子、鞭子和皮帶打了韓家鼇一個多小時，然後用火點燃了韓的頭發。萬邦儒和韓家鼇被強迫在衣服的胸前縫上一塊黑布，黑布上分別寫著“黑幫大頭”和“黑幫二頭”。他們的頭發被剪掉。他們還被強迫互相打。1966年8月26日，校園裏掀起新的一輪打人高潮。那天晚上，紅衛兵召開全校性“鬥爭大會”，侮辱並毆打一大批他們認為“有問題”的教師和幹部直到深夜。多名老師幹部那天在會上被嚴重打傷。顧涵芬，一名女職員，在會上被打得昏迷過去，會後被丟在自行車棚子裏，由其丈夫把她背回家去。她的一隻眼睛被打得失明。新婚不久的化學教師劉樹華，在“鬥爭會”被毒打和侮辱，會後爬上了清華校園內的煙囪頂上，跳下身亡。連該校傳達室的看門老人，也遭到過紅衛兵的毒打。
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和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旗戰鬥小組”。在這之後，暴力行為迅速蔓延到其他學校。8月5日卞仲耘副校長被打死以後，8月17日，在北京101中學，紅衛兵學生毆打“鬥爭”了十多名教師。他們強迫這些教師在煤渣鋪的校園小路上爬行，以致這些人的手掌和膝蓋都流血不止。他們在後麵用銅頭皮帶打這些爬行的教師。有一個紅衛兵還用穿著軍用皮鞋的腳，碾踩一名正在爬行的女教師的手背。被“鬥爭”的女教員都被剃去半邊頭發，成為紅衛兵所說的“陰陽頭”。美術教員陳葆昆被毒打後又被丟入噴水池淹死。
1966年8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一百萬紅衛兵的第二天，北京第四中學、第六中學和第八中學的紅衛兵，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開“鬥爭大會”。中山音樂堂位於緊靠天安門的中山公園中。在音樂堂的舞台上，在上千觀眾麵前，二十多個來自這三所學校以及北京市教育局的“黑幫分子”跪成一排，紅衛兵對他們拳打腳踢，用銅頭軍用皮帶抽打。孫國棟，北京市教育局長，被打斷了三根肋骨。溫寒江，北京第八中學的副校長，渾身是血，昏厥在舞台上。溫寒江是脖子上套著一根繩子，從兩公裏外的學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園去的。繩子的另一端牽在一個騎自行車的紅衛兵手裏。一個在“鬥爭會”後見到被鬥者的學生說，那些人的形象極其嚇人，因為他們都被打得“不象人樣”了。後來，在同一舞台上，還召開過一係列的這樣的“鬥爭會”。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一些老師，也同樣在那裏被打並被剪了頭發。
酷刑在北京各學校迅速傳播。在位於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旁邊的二龍路學校，校長徐丕凱被綁在樹上，紅衛兵學生把他當活靶子練習刺殺動作，用像真步槍一樣大小的木槍猛捅他。徐丕凱被戳斷了數根肋骨。高等教育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家住部辦公室街對麵的小院裏。居住在教育部大院內的一批幹部子弟紅衛兵，有二龍路中學、第四中學、第八中學、第35中學等學校的學生，抄了蔣南翔的家。他們強迫蔣南翔麵對紅衛兵跪下。紅衛兵用腳踩著他的頭，用銅頭皮帶抽打他的背。打了一陣，紅衛兵揭開他的白襯衫後背察看。他的背上已經被打得血痕累累，紅衛兵還嫌鞭痕造成的“圖案”不勻稱，掄起皮帶補打血痕不夠濃重的一側。紅衛兵還打了與蔣南翔同住的老母親和寡婦姐姐，並強迫他的姐姐也用皮帶抽打他。
死亡大量發生了。在位於和平門附近的北京外國語學校，紅衛兵在8月19日晚上打死了語文教員張輔仁和總務處工作人員張福臻（原為教員，文革前夕被以“曆史問題”為由不準再教書）。這個學校當時有二百名教職工。紅衛兵在大會上說，這叫“殺二以儆二百”。
1966年8月22日，沙坪，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連續被打被折磨三天之後，死在學校裏。她的頭發被薅掉，嘴裏塞滿汙物。在她死後，紅衛兵還強迫其他教員打她的屍體。數學教師張梅岩上吊自殺。
同日，在北京第八中學，學校負責人華錦被打死。副校長化學老師韓九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引起嚴重敗血症。她的家人設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嚴重後遺症，終身殘廢。曆史老師申先哲被打後自殺身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第二中學的學生在學校裏打死了三個人：靳正宇，語文教員；薑培良，共產黨支部書記，這個學校的最高負責人；樊希曼，學生曹濱海的母親。校長高雲被命令站在毒日頭下，額頭上被紮了一排圖釘，還被用沸水澆。高雲被打得昏死過去以後，紅衛兵認為他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場。火葬場當時堆積了大量被打死的人，在死人堆中等待被燒的過程中，高雲被發現還活著。他活到了文革後。
北京第33中學的負責人杜光天，也和高雲一樣，遭到紅衛兵毒打後被認為已經死亡，被送到火葬場以後，火葬場的工人師傅發現她還有呼吸，沒有燒她。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學的負責人梁光琪被紅衛兵打死。她被打死的時候，已經在校中被關押了一段時間，一直遭到毆打侮辱，頭發也早被剪掉了半邊。26日，紅衛兵把她和學校另一名負責人高孑非抓來“批鬥”，罰跪，強迫他們喝彼此撒的尿。梁光琪拒絕喝，被紅衛兵用木棒重打五下後就再也沒有起來。該校四樓實驗室旁邊開辟了一間“牛棚”，全校70餘名教員中有40人被關進那裏，“勞動改造”外加寫“檢查交代”，還常常被紅衛兵喊出去打耳光揪頭發等等。化學老師王岫背上被打了一個洞，流血不止。女教員王開舜一天“勞改”彎腰擦洗便池，有紅衛兵用棍子打在她後脊背上，把她打倒在地。後來她的脊椎成為弓形，再也不能伸直，殘廢終身。
1966年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學，語文教師陳沅芷在關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紅衛兵還把她推到架起來的兩張桌子上麵“鬥爭”，然後把疊起來的桌子推翻，讓陳沅芷摔下來。這個學校的紅衛兵還打死了一個校工。還沒有找到記得他的姓名的人。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學，語文教師鄭兆南被關押在學校，飽受毆打和各種折磨後，死於1966年9月8日，時年36歲。
在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喻瑞芬，一名生物教師，在教師辦公室裏被擊倒在地並被打。接著，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兩腿拖出樓門，她的頭在水泥台階上磕擊碰撞。一桶沸水澆在她的身上。在樓門口的空地上她繼續遭到毆打和折磨。兩個小時後她死去了。打人者還不滿足。他們強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隊”中的老師圍繞喻瑞芬的屍體站成一圈，輪流打她的屍體。
在北京景山學校，傳達室的工友李錦坡被打死。
位於北京宣武區的白紙坊中學(文革後改名為138中學)負責人張冰潔被打死。她懇求紅衛兵學生：“我有錯誤，請你們批判。請不要打我。”但是紅衛兵繼續用沾了水的麻繩和銅頭皮帶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工劉桂蘭在學校禮堂被紅衛兵學生打死。教導主任姚漱喜被剃了頭發，被“鬥爭”和毆打。有一次，紅衛兵“鬥爭”她和英語教員賀惠生，把他們的頭塞進翻轉過來的小方凳的四條腿之間，毆打他們。她住在校內，一天晚上來了五撥學生打她。姚漱喜在學校辦公樓三樓廁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繩子上吊自殺。
在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教員楊俊被打死，教員鄭之萬跳樓自殺。
在北京朝陽區的第四女子中學（現名陳經綸中學），生物教師齊惠芹被毒打致死。這個中學的校長潘基，被打得幾乎死掉。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學，教員孫迪在校中被打死，他死時36歲。
在1966年8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學(這所學校離天安門城樓一公裏遠，和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隻有一街之隔)的紅衛兵學生把音樂教室建成了一座監獄，在屋頂上設有了望哨和強光燈。他們在監獄的牆上寫了“紅色恐怖萬歲”的標語。後來他們在那裏打人時，醮了被打者的血重描這六個大字。這座監獄存在了三個月，直到1966年11月19日才解散。六中有九名教職員自始至終被關在這座校園監獄中，其中一人離開監獄一個月後就死去了。另一些教員、學生以及從校外抓來的“階級敵人”也曾時間長短不等地被關在那裏。有三個人被打死在這座監獄裏：該校高三學生王光華，退休校工徐霈田，以及學校附近的一名老年房產主何漢成。
1966年夏天，除了上文寫到的，北京還有一大批中學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殘酷毆打和侮辱後自殺。高萬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1966年8月25日，該校紅衛兵在校中“鬥爭”了46名教師。高萬春被五花大綁，跪在鋪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幾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萬春在這樣的“鬥爭”之後自殺。李培英，北京社會路中學副校長，被打並被關在學校中。她渾身被打得血肉模糊，在關押她的房間的暖氣管子上吊死。彭鴻宣，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校長，被打被關，自殺。蕭靜，北京月壇中學校長，她在被打後跳煙囪自殺。北京第二女子中學的體育教員曹天翔和語文教員董堯成，被毆打侮辱後，跳樓自殺。北京第65中學的化學教員靳桓跳樓自殺。汪含英是北京第四中學的地理教師，被剃了“陰陽頭”，她的丈夫蘇庭伍是數學教員，當時借調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學，在被“鬥爭”和抄家後，他們夫婦一起在北京郊區的香山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北京第一女子中學的校工馬鐵山上吊自殺，英語老師傅敏投水自殺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學美術老師，自殺。北京第三中學的語文教師石之宗投湖自殺。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一位生物老師割破動脈自殺，姓高，名不詳。北京第二中學姓姚的地理教員和姓許的電工師傅自殺身亡。當年的學生還記得許師傅從學校教室樓上跳下後屍體躺在水泥地上的景象。但是筆者尋訪多年，還沒有能找到第二中學這兩名受難者的全名和死亡日期。
北京第三十中學校長王升倌，被紅衛兵學生毆打以後，又被從樓梯上推下來導致死亡。這個學校的中共支部書記孫樹榮的眼睛被打瞎一隻。北京翠微路中學校長黃國英，被打瞎一隻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學的共產黨支部書記宋克被毒打和關押後在8月31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學校長李玲善被長期殘酷“批鬥”後精神失常，卻被說成是“裝瘋賣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處。
在北京的大學和小學，也發生了大量暴力行動，總的來說不如中學殘酷，但也極其嚴重。在北京大學，7月27日，掌管學校的聶元梓提出對“黑幫”“監督勞動”。於是數百人被編入“牛鬼蛇神勞改隊”中。這些人被剪掉了頭發，脖子上掛著寫有“黑幫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字樣的牌子，在校園裏“勞改”。美學教授朱光潛，被剃光了頭發，在離學生宿舍很近的商店前拾撿西瓜皮，隨時遭到大量前來“學習北大革命經驗”的紅衛兵的毆打和侮辱。1966年8月3日，西語係教授吳興華在被強製“勞改”拔草時，有紅衛兵強迫他喝了水溝裏的髒水。這條水溝裏有從學校附近的一家化工廠排出的汙水。他很快中毒昏迷，但是被說成是“裝死”，不準送醫院。當天夜裏吳興華死去，時年44歲。紅衛兵說他“畏罪自殺”，命令解剖了屍體以圖證實。8月24日，生物係的學生到講師胡壽文家中用銅頭皮帶打他。他的襯衫粘進皮肉裏。事後，他的妻子用溫水泡軟血衣，才把襯衫慢慢脫下來。1966年8月24日夜，英語教授俞大絪在被抄家和毆打侮辱後自殺，她是中國一部最好的英語教科書的作者之一。程賢策，中文係黨總支書記，在經受了近三個月的侮辱、毆打和折磨之後，9月2日服殺蟲劑“敵敵畏”自殺身亡。哲學係心理學教授沈乃章被批判鬥爭和抄家，他從年輕時候起一直蓄留的胡子被強迫刮去。1966年10月9日，沈乃章教授自殺。曆史係教授向達被關押在昌平縣太平莊，生病不準治療，在11月20日因尿毒症死亡。
1966年8月24日，由清華大學紅衛兵要求，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派卡車從12所中學運送紅衛兵到清華大學，在那兒他們毆打了清華大學的學校領導人和教授們。清華大學的學生也動手一起打人。在無線電係的幾個教師幹部被打後，血流在地上。有學生圍繞地上的血跡畫了一個圓圈並在旁邊寫了“狗血”兩個大字。那一天紅衛兵命令拆除校園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華園”牌坊，那座牌坊造於1905年以紀念這所學校的建立。一塊一塊沉重的石頭由“勞改隊”中的“牛鬼蛇神”搬走，有學生站在他們身後揮舞棍棒皮帶。那天夜裏，清華大學和清華附中的校級幹部全部被關在科學館中。他們一個一個被拉進一個小房間裏拷打，沒有一個人躲過。
在北京農業大學，昆蟲學教授陸進仁和其妻子呂靜貞被“鬥爭”後，一起在1966年9月1日自殺。
在小學裏，年齡最大的學生隻有13歲。在北京禮士胡同小學，一位姓葉的老師被學生強迫吃下大頭針和屎球。北京玉泉路小學的學生剃去了四個女教師的半邊頭發。在北京三裏河第三小學，學生剃了音樂教員的頭發，還強迫她和她教美術的丈夫在眾多學生麵前互相打耳光。
王慶萍是北京市宣武區梁家園小學校長兼中共支部書記。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９日，她遭到“鬥爭”和毒打並被關押在校中不準回家。8月20日淩晨在校內墜樓死亡。因為沒有遺書留下，家人一直認為她是被從樓上推下去或者是打死後扔下去的。她留下了三個孩子，分別為11歲、9歲和8歲。趙謙光是北京中古友誼小學的教導主任，在被侮辱毆打後從煙囪上跳下自殺身亡。趙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學校長，遭到“鬥爭”毆打，和丈夫一起跳樓自殺。1966年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的校長郭文玉和教導主任呂貞先在一天內被學生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被毒打，兩天後死去。邱慶玉，北京吉祥胡同小學副校長，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北京芳草地小學校長石子勤，遭到毆打侮辱後，用剪刀戳自己的腦子自殺，他幸而沒有死。
幼兒園的老師們也難逃惡運。北京東城區的幾所幼兒園的一些老師曾在中山公園中的中山音樂堂被“批鬥”。從中學來的紅衛兵剪去了他們的頭發。有幼兒園裏的孩子強迫阿姨喝痰盂裏的髒水。
暴力毆打教師也發生在全國各地。
在南京，1966年8月3日，南京師範學院的一些學生抓了一批“牛鬼蛇神”去“鬥爭”。他們把墨汁澆在這些人頭上身上，給他們戴“高帽子”，並且拖著他們在滾燙的馬路上“遊街”。學院負責人之一李敬儀當場被鬥死，她的臀部和腳跟被磨得血肉模糊。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已經被中共江蘇省委在報紙上“點名批判”的省教育廳廳長，一起被“鬥爭”。吳天石身上被澆滿墨汁，雙臂被扭成骨折，雙腿癱瘓，腦水腫，昏迷兩天後死去。三個星期之後，8月27日，這個學校裏再次舉行大型“鬥爭會”，毆打和侮辱了更多的人。8月3日的暴力“鬥爭”殺害了兩個人，但是鬥人者不但沒有犯罪感，還一直以這一天為光榮。他們命名他們的組織為“南師八三造反團”。後來他們建造的毛澤東塑像，特設高度是8.3米。在南京市第二中學，曆史教員朱慶頤被學生打死。在南京第十三中學，紅衛兵毆打教員，把一些教員打得大小便失禁，數學教員韓康和體育教員夏忠謀被打死。
在上海，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學生把一百九十多名教師和行政幹部從家中抓出來，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在他們的脖子上掛上寫有“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分子”等字樣的大牌子，押著他們在校園內遊街，然後強迫他們一齊跪在學校的“共青”操場上，召開“鬥爭大會”，一直進行到深夜。從8月5日開始，被鬥的人都被編入“牛鬼蛇神隊”強迫勞動。8月4日會後，原為外語教師後因被劃成“右派份子”在圖書館工作的吳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殺；圖書館丁曉雲老先生自殺；物理係教授姚啟鈞在8月4日及之後連續遭到“鬥爭”，於1966年9月28日自殺。在華東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十八名教師被強迫在學校的操場上爬行了幾圈。他們中的女教師都被剃了“陰陽頭”。在上海複興中學，學生用錘子打一些老師的頭，一位教師的頭蓋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複。1957年被劃成“右派份子”後到圖書館工作的金誌雄老師自殺。金老師生前，她的頭發被學生剪掉時，用了一把很鈍的剪刀，把頭皮都扯了下來。英語老師張景福服安眠藥自殺未死，後來在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自殺身死。上海市三女中已經退休的老校長薛正在打掃廁所時被強迫吃屎尿。有學生用圖釘把一張大字報釘在她的背上（8月時隻穿單衣）。上海市四女中數學老師王蘊倩被“批鬥”後在校中跳樓自殺。大同中學語文老師李雪影遭到多次毆打侮辱後在家中自殺。上海育才中學數學教員王守璠和俄語教員袁俊英自殺。上海位育中學數學教員蔡蕙芳懸梁自盡。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副校長程卓如和丈夫上海音樂學院教授楊嘉仁被“鬥爭”和折磨後在1966年9月6日一起自殺。音樂學院的另一位女教授李翠貞被遊街和侮辱後在9月9日自殺。京西中學物理教員楊順基被打死。同濟中學的語文老師林修權，被紅衛兵學生綁在學校操場上的單杠上，活活打死。
在西安，1966年8月31日，第三十七中學紅衛兵召開“鬥爭會”。被“鬥爭”的老師遭到殘酷毆打。紅衛兵還把玻璃瓶打碎撒在地上，強迫老師在鋪有碎玻璃的地上爬行。語文教員王冷被打死，死時36歲。已經從此校退休的語文教員王伯恭也被抓來打死。該校校長被打斷肋骨，九個教師被嚴重打傷，一名教師被打得精神失常。在西安市報恩寺路小學，語文老師白素蓮被打死。西安交通大學校長彭康被掛牌子“遊街”，掛牌子的是鐵絲，勒在脖子上。彭康後來在1968年3月28日在“遊街”和“鬥爭”中倒地死亡。西安第五中學語文老師袁玄昭，被打並且被關押，試圖逃走又被抓回後自殺。
在南昌，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１日，在江西師範學院發生全校性的大規模“遊鬥”。中文係教員熊化奇、黎仲明和學校醫務所醫師周天柱三人在“遊鬥”過程中死亡。曆史係教授何基被“遊鬥”後自殺。
在天津，南倉中學的學生把垃圾簍子扣在老師們的頭上，在他們的襯衫上畫上黑“×”，剪掉了女教導主任的頭發。105中學的女校長被剃光了頭發。南豐中學的校長孫若雲從“鬥爭台“上推下來，摔得頭破血流。學生把鐵絲紙簍做成“高帽子”套在她頭上，打她的頭部。鐵絲嵌進肉裏，鬥完後“高帽子”竟取不下來了。天津虹橋區金鍾橋小學的校工姚福德，因為曾在國民黨時代當過兵，被學生毆打，他衝出校門跳入附近的河中。河岸高而河水淺。他的頭部倒插在河底淤泥中，兩腳露出水麵。河岸上的人群看著他這樣死去。
在福建廈門，廈門大學曆史係教授王思傑，在遭到殘酷“鬥爭”後，和妻子兒女共四人一起自殺。在廈門第八中學，1966年8月，物理教師黃祖彬被打死。另一位教師薩兆琛在被殘酷毒打後關在學校樓上，在一天淩晨墜樓身亡。
在廣州鐵路中學，學生“鬥爭”英語教員高本鏘時，逼他喝下一瓶墨汁，然後猛擊他的胃部。他開始嘔吐，先吐出的是黑的墨汁，然後是紅的血。高本鏘被關押在學校教室中，半夜自殺身亡，時間是1966年9月間。中山大學羅應榮教授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分子”下鄉勞動兩年，貶入資料室工作。1966年進了該校的“專政隊”失去行動自由，他請人遞送一個紙條給住在城中曾經和他一起編寫英漢詞典的朋友，被紅衛兵發現，爭奪中他把紙條吞了下去。他被以“毆打紅衛兵”的“現行反革命”罪判刑5年。1970年他在花縣赤泥鎮采石場“勞改”時被刑事犯打傷後腦，不久死亡。
在湖南，長沙第一中學的紅衛兵1966年8月18日在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歸來之後（該校一名紅衛兵代表那天在天安門上講了話），立即在校中掀起毆打老師以及所謂“出身不好”的同學。被打得最嚴重的是一位信仰宗教的女性副校長。她的頭發也被剪掉了半邊。瀏陽第一中學的語文教員唐政被毆打和在學校“勞改”。她被用繩子綁到該校大禮堂的“鬥爭會”上，在台子上被打死。時年47歲。她死後，她的丈夫和兒子也被捆綁起來。當晚她的屍體被埋時，還有人往土坑裏吐痰扔髒東西。
在四川，1966年8月2日，重慶大學共產黨黨委書記鄭思群自殺。在瀘州第三中學，一位姓鍾的女教師被罰跪煤渣，雙膝流血。在成都第四中學，物理教員毛世祿上吊自殺，數學教員黃天倪臥軌自殺，校長王侃割喉嚨自殺未死。
在武漢，1966年8月24日，76歲的武漢大學校長李達在反複被“鬥爭”後死亡。武漢市第一中學英文老師李德輝自殺。武漢第十四中學數學老師陳邦鑒自殺。武昌實驗中學政治教員姚學之被該校紅衛兵毆打折磨致死。
在江蘇常州，第二十六中學的校長褚孟衡，被掛牌子“示眾”並被批鬥多次。有一天，一些學生用黑布蒙住他眼睛，把他帶到一間屋子裏用煙熏得昏了過去，然後用手臂粗的棍子打他，棍子被打斷。他滿身青紫，既不能躺也不能坐。沒有一所醫院敢給他治療。後來他又被通知去學校參加一個“會”，那顯然包括一場毆打和折磨，於是他上吊自殺。幸運的是他的家人發現了並砸開窗戶及時解開了繩子。他活下來了。在江蘇省揚州灣頭公社小學，副校長張筠被毒打並監禁在教室裏。她投河自殺，留下了年幼的子女。在她死以前，她的七歲大的兒子曾聽到有些學生交流如何用銅頭皮帶打人的“經驗”。
在浙江紹興，第二初級中學的語文教員馮世康，1966年夏天被批判鬥爭，在一次鬥爭會上，除了被辱罵、掛牌子、“坐飛機”和拳打腳踢之外，有學生在台上舉起一把椅子往他頭上猛砸，把他打倒在地。馮世康在第二天跳河自殺。
被訪者說，打老師的現象在他們所在的省區全都發生了。這些省區有：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山西、陝西、四川、江蘇、江西、新疆、浙江。但是總的來說，對教師的暴力攻擊在北京最為嚴重，而北京在當時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中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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