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在大會上
就在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作了批示後的二十多天——1972年9月7日，毛澤東從上海調回一個年輕人，說是來京“學習”，連此人自己也一時鬧不清來京幹什麽。
此人隻有三十七歲，標準的“少壯派”。在“文革”中，他靠造反起家，成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司令”。後來，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在上海，他排名於主任張春橋和副主任姚文元之後，是那裏的第三把手。
毛澤東十分看重這位年輕人，稱他是“工農兵”幹部——工人出身，在農村幹過，又當過兵。早在中共九大時，王洪文便躍升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還作為上海工人階級的“傑出代表”在大會上發言。
毛澤東還從湖南調來了一位中年人。此人五十一歲，名喚“華國鋒”。其實他本姓蘇，單名鑄。1938年參加遊擊隊時蘇鑄取了個化名“華國鋒”——取義於“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後來他以“華國鋒”這一化名聞名於世，以致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蘇鑄。其實，如今他的子女，仍用蘇姓，並不姓“華”。
華國鋒是山西交城縣南關街人氏。1945年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1949年南下。1951年6月出任中共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成了毛澤東家鄉的“父母官”。由於這一曆史的機緣，他得以結識毛澤東，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1958年，華國鋒任湖南省副省長。翌年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1968年8月，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69年，當中共九大召開時，華國鋒與王洪文一起進入大會主席團，同時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1970年12月，華國鋒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湖南軍區第一政委、廣州部隊政委、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代理主任。
1971年2月，華國鋒除了仍任中共湖南第一書記外，還兼任國務院的一些工作，與農業、財政、商業方麵的領導，表明他開始邁入中央。
毛澤東還看重李德生。李德生比華國鋒大四歲，河南新縣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他在1930年參加紅軍，1932年參加中共。李德生是“打”出來的，從排長、連長、營長、團長逐級提升。解放戰爭時，他已是第二野戰軍師長。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任副軍長。回國後，升為軍長，進入高等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後，仍任軍長。因主持總結“郭興福教學法”引起廣泛注意。1968年後，升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北京軍區司令。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他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從江西調來鄧小平，從上海調來王洪文，從湖南調來華國鋒，從南京調來李德生，這表明毛澤東在考慮中國政治舞台的新布局。因為在爆發“九·一三”事件之後，他要召開中共十大，以對林彪、陳伯達問題作出決議，對林彪、陳伯達以及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倒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內的空缺，作出組織調整。
當然，毛澤東也在考慮，從陸續調到中央的鄧小平、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四人之中，選擇接班人。
不過，在鄧小平、王洪文、華國鋒、李德生四人之中，起初最受毛澤東青睞的，還是王洪文。
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隻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麽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九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九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裏住的是姚文元。往裏，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九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麽。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麽？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鍾起床。起來後，看看文件。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文件。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簾，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王洪文呢，也隻得隨之“同步”。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煙。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進入釣魚台，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文革”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集。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他隻是一個列席者而已。隻帶耳朵，不帶嘴巴。坐在那裏旁聽，如此而已。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項目。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麽。實在悶得慌，他隻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消息。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隻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隻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麽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陳伯達的下台，使排在張春橋之前的兩個名字勾銷了，張春橋從第七號人物遞升為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
林彪是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林彪來了個“嘴啃泥”之後，副主席空缺了。
張春橋的眼睛，盯著那空了的位子。特別是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之後，張春橋以為機會來了，正在謀算著怎樣才能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張春橋借助於種種去中南海的機會，盡力去接近毛澤東，企求著偉大領袖的垂青，以便謀得“接班人”的地位。
一天，在中南海，談完工作之後，毛澤東忽然問了張春橋一句話：“王洪文會不會寫文章？”
毛澤東的話，使張春橋感到意外。他答道：“王洪文也能寫寫。當然，比起姚文元來，要差得遠。”
“靈敏度”極高的張春橋，立即從這一句問話中，窺見毛澤東心中的奧秘——他，正在注意著王洪文！
回到釣魚台，張春橋琢磨著毛澤東為什麽問起王洪文。他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考慮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澤東突然問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他當然無法啟唇問毛澤東。他，求助於江青。
江青如今與張春橋已是有著多年的“戰鬥友誼”，無話不談。她告訴張春橋重要的動向：“前幾天，康老跟主席談話。康老說，他過去一直是搞工人運動的，所以很關心‘文革’中湧現的各地的‘工人領袖’。他對主席說，上海的工人運動搞得很不錯，王洪文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人才……”
張春橋一聽，臉色頓時變得慘白。他明白，康生在背後耍弄著伎倆，想方設法限製他的權力的進一步膨脹。
果然，幾天之後，毛澤東更詳細地向張春橋詢問王洪文的情況。但是，毛澤東沒有說明意圖。
毛澤東終於明確地提出，讓王洪文到北京來。
1972年9月7日，王洪文奉命來到了北京。就連王洪文自己，也不知道來北京意味著什麽。
毛澤東的召見，使王洪文深感意外。
在書房裏，毛澤東緊緊地握著這個三十七歲的年輕人的手。七十九歲的毛澤東，自從“親密戰友”林彪的反叛，使他的心靈蒙受了很大的打擊，老態明顯地增加了。
召見之際，張春橋在側，看得清清楚楚，聽得明明白白。
毛澤東對王洪文問長問短，顯得很熱情，問他念過幾年書，當過幾年兵，稱讚王洪文集“工農兵於一身”——當過兵，務過農，做過工。
毛澤東猶如考官一般，提出了一個又一個問題，要王洪文談觀點，說見解。
“你在北京多看點馬列的書，多聽聽各種會議的意見……”臨別時，毛澤東對王洪文說了這番話。
毛澤東沒有說明調王洪文來京的原因，張春橋又不便點明，王洪文在北京住了下來，悶得發慌。
厚厚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王洪文翻了幾頁就索然無味。
沒有小兄弟可以吹牛，他覺得寂寞極了。
他望著桌上的電話機，打電話到上海解悶。
馬天水的筆記本上，有一段當時王洪文的電話記錄：
“到北京以後，太寂寞了！有時，一整天開會，又累得很！這幾天，一連出席七機部的會、河南的會、湖南的會。下午三時出去，夜裏三時回來。我看不進書。調到上麵來，真不習慣，巴不得早一點回上海……”
也就在這個時候，張春橋向毛澤東反映了王洪文想回上海去的念頭。
“他怎麽能回上海去呢？”毛澤東笑了，“我想提議他當副主席呢！不過，這隻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你不要傳出去，也不要告訴王洪文。”
張春橋的旁敲側擊成功了。他終於巧妙地從毛澤東的嘴裏，得知了意圖。
張春橋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來的，成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從他的部屬躍為他的上司，搶走了原本注定屬於他的副主席的位子，這使他大為不快。當然，也有使他覺得寬慰的，因為王洪文畢竟是他的人，王洪文來到中央，增強了他的勢力。王洪文不論怎麽樣翻跟鬥，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 至於毛澤東為什麽會看中王洪文，或許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發言時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許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鈞一發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誠之心……張春橋沒有問，也不敢問。
於是，毛澤東下令，調王洪文進京學習。
最初，確實隻是學習。毛澤東幾次找他談話，了解他，觀察他。
王洪文進京近兩個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四十分，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內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談話中透露了關於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現把張春橋講話記錄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於下麵：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眾：沒有聽到這個反映)。你們沒有聽到，消息比我還不靈！我聽到外地都在傳，有人說，因為有人要解放陳丕顯，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錯誤，所以到北京去辦學習班。……
洪文同誌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曆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
洪文同誌在北京著急了，一個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一個是聯係群眾困難。
洪文同誌與馬老通電話時，說很寂寞。……
洪文同誌還會回來的。中央考慮要培養同誌，調一些年輕同誌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當然，洪文同誌將來不回來，也有這個可能。
洪文同誌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主席說，你、我兩個，要搞調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過工了，當過兵了，這方麵洪文同誌比我優越，我還需要調查研究。……
往常劍戟森森的張春橋，嘴巴是很緊的，大抵是“小兄弟”們急切向他打聽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說出了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誌是‘工農兵幹部’！”
“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誌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簡單，如今在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
“小兄弟”們飛快地傳播著“特大喜訊”——因為王洪文是他們的靠山。
經過一段“見習”，王洪文在北京嶄露頭角了。
在中國現代史上，中國共產黨的每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都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命運，都標誌著一個新的階段的開始，一個舊的階段的結束。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在黨章中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雖然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是遵義會議(1935年1月)上確立的，但中共七大可以說開始了毛澤東時代。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由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修改黨章報告。大會強調了反對個人崇拜，強凋了民主集中製與集體領導，確立了劉少奇作為二號人物的地位。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主題是打倒劉少奇，確立林彪作為第二號人物的地位。大會全麵肯定了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團的全盛時期。
“九·一三”事件之後，全黨開展了批陳(伯達)、批林(彪)運動。召開一次新的黨代會，已成為刻不容緩的大事：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是林彪作的，黨章中寫入了林彪的“大名”，如今林彪成了“死有餘辜的反革命集團的首領”，“親密戰友”成了謀殺偉大領袖的元凶，這在全黨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
中共七大與八大之間，相隔十一年；中共八大與九大之間，相隔十三年。照此推理，中共十大起碼是在1980年左右才考慮召開。然而，那載著“林彪同誌是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的黨章，怎麽還可以繼續使用下去？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盡管是康生和張春橋為之捉刀，畢竟多處明顯地用上了林彪那些特有的“習慣語言”，諸如毛澤東“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等等，打上了林記印戳。毛澤東不得不在中共九大結束才幾年，就提出召開中共十大了。不言而喻，中共十大的主題是批判林彪，確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這確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也是迫在眉睫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破例隻選舉黨的一位副主席——林彪。林彪死後，中共變成唯有主席毛澤東，而副主席一位也沒有！何況，在二十一名政治局委員中，一下子倒了三分之——林彪、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七人，亟待補充新人。
毛澤東的人事新布局，終於在1973年5月20日至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披露端倪。這次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二百四十六人出席會議，會議的主題便是討論中共十大的準備工作。
5月20日晚，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毛澤東沒有露麵，但會議的一切按毛澤東的意見進行。周恩來主持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各省市區黨委、各兵種大軍區負責人出席了會議。
會議印發了三個重要文件：
一是印發了林彪、葉群的反動筆記。林彪的日記是他的內心獨白。人們感到震驚，這位“語錄不離手”的“副統帥”的內心，竟是那樣齷齪、卑劣！印發這批筆記，為的是進一步開展批林整風。
二是印發《中央關於黨的十大代表的產生的決定》。這是經毛澤東閱定的，規定中共十大的代表條件：
(1)所有代表必須是中共黨員；
(2)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特別是第十次路線鬥爭中(引者注：即指與林彪集團的鬥爭)經過鍛煉考驗表現好的，聯係群眾，為群眾信任的，也要包括一部分犯了嚴重錯誤，作了檢討，願意改正，並取得群眾諒解的；
(3)本人曆史清楚。
三是印發毛澤東核定的《中央政治局關於修改黨章問題的請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本是中共最高領導機構，在這個文件中，卻要向主席請示！
會上傳出最敏感的消息，莫過於接班人問題了。會議宣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把王洪文調到中央，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
這麽一來，王洪文結束了學習階段——或者更確切地說，結束了“實習”階段。從1972年9月7日王洪文進京“實習”，經過毛澤東八個多月的觀察，對這個年紀比自己小四十二歲的年輕的接班人，投了信任票。於是，王洪文正式從上海跨入中央，盡管在名義上還頗含糊——“列席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還處於“過渡時期”，但是他的接班人地位已經充分“顯影”了。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對王洪文委以如下重任：
一、與張春橋、姚文元一起負責起草中共十大政治報告；
二、由王洪文負責黨章修改小組，起草修改黨章報告，提出中國共產黨新的章程草案。
在確定王洪文為接班人的同時，毛澤東還考慮另一個人作為候補者，那便是華國鋒。與中國共產黨同齡的華國鋒，那年五十二歲，他比毛澤東小二十八歲，比王洪文大十四歲。華國鋒擔任過毛澤東故鄉的“最高長官”——從1952年任湖南湘潭縣委書記、湘潭地委副書記兼湘潭行署專員，直至1968年4月8日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華國鋒給毛澤東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70年10月，毛澤東在與美國作家斯諾談話時，便以讚揚的口氣提到了華國鋒。
至於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則是考慮到他是中共北京市委書記。
另外，會議還宣布解放十三名老幹部，即譚震林、李井泉、烏蘭夫、李葆華、廖誌高、江華、江渭清、王稼祥、秦基偉、李成芳、方強、陶魯茄、曾希聖。
會議結束後兩個多月，中國各省市忽然都辦起了“學習班”。這些“學習班”戒備森嚴，“學習”什麽，外界莫知。
全國舉辦的三十四個“學習班”，都是從8月12日開始，為期一周，19日結束。
那是根據中共中央8月8日的通知，在全國各地以“學習班”名義，舉辦中共十大預備會議，討論由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負責起草的十大文件，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草稿)》、《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草稿)》、《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
在這些“學習班”結束之後，8月20日，一百零四名委員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十大的選舉準備委員會會議。
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有關人事安排的會議，任務是協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團名單和中央領導機構人選。
毛澤東依然沒有出席會議，由周恩來轉達他的意見，即重視對於新生力量的提拔。
周恩來宣布，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王洪文擔任選舉準備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為周恩來、康生、葉劍英、江青、張春橋、李德生。
這麽一來，連周恩來都成了王洪文的副手！
由於毛澤東的一手提拔，王洪文一下子躍居到僅次於毛澤東的地位！
至此，王洪文作為接班人的地位，已經完全確立，隻欠東風——由中共十大得以確認了。
1973年8月24日下午，王洪文又一次在人民大會堂，登上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台。與四年前不同的是，九大時他坐在一大片主席團成員之中，並不十分醒目。這一次，在十大上，他成了國內外矚目的人物——主席台中央，在毛澤東的一側是周恩來，另一側便是他！
又是別出心裁，這一次主席團的名單，采用了不同於任何一次全國黨代會的主席團名單的排列方式：
毛澤東
周恩來 王洪文 康 生 葉劍英 李德生
張春橋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
江 青(女) 朱 德 許世友 陳錫聯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紀登奎 華國鋒 吳 德 馬天水 馬 寧
馬金花(女) 於會泳 鄧小平鄧穎超(女) 王 體王六生
王必成王永禎 王秀珍(女)……
在這張名單上，王洪文已成為中共第三號人物！
在這張名單上，張春橋單列一行，因為他擔任了大會秘書長！須知，中共七大的大會秘書長是任弼時，中共八大的大會秘書長是鄧小平，這表明張春橋已在黨內掌握重要實權。
年屆八十的毛澤東是中共眾望所歸的最高領袖。與四年前九大時相比，他已明顯地蒼老，盡管當他登上主席台時耳邊不絕地響著“萬歲，萬萬歲”的熱烈呼聲。
七十五歲的周恩來顯得瘦削，臉上淺褐色的老年斑明顯增多。他已查出身患癌症，他的步伐依然是那麽堅定，目光還是那樣敏銳。
與年邁的毛澤東、重屙纏身的周恩來相比，三十八歲的王洪文步履輕捷，充滿著活力。他依然穿著一身軍裝，但比出席九大時多了領章、帽徽。
在毛澤東用一口湖南話宣布“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始”之後，周恩來拿起政治報告排印稿，念了起來。
十大的政治報告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共分三個部分：關於九大路線；關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勝利；關於形勢和任務。雖然報告的基調仍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但在批判林彪集團時用了一句頗為形象的話：“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
在周恩來念完政治報告之後，王洪文成為一千二百多位代表目光聚集的焦點。他開始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
王洪文在報告中，完全肯定了中共九大，隻是說九大黨章中那段關於林彪作為“接班人”的話必須刪去： “四年多來的實踐充分證明，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九大通過的黨章，堅持了我們黨一貫的根本原則，反映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經驗，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積極的作用。修改草案的總綱部分，保留了九大黨章關於我們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基本綱領、基本路線等規定，結構和內容作了一些調整。條文部分改的不多，總的字數略有減少。九大黨章總綱中有關林彪的一段話，這次全部刪去了，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黨叛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必然結果。……”
王洪文在報告中，強調了“反潮流”，為那班“造反英雄”們助了威：
“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許多同誌在討論修改黨章時，聯係黨的曆史和自己的經曆，認為這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黨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經幾次出現過錯誤路線的統治，在民主革命後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占主要地位的情況下，也有過某種錯誤路線、某種錯誤觀點一度被許多人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擁護這樣的教訓。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同那些錯誤的東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且取得了勝利。事關路線，事關大局，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
在一片掌聲中，王洪文興衝衝地結束了講話。
中共十大與前幾次代表大會比較，是節奏最快的一次：七大開了四十九天，八大開了十二天，九大開了二十四天，而十大按預定的議程，隻開五天。這因為十大肯定了九大路線，不用在製定政治路線上多花功夫，著重於補上因林彪集團下台而造成的空缺。
8月24日舉行開幕式之後，花四天時間分組討論。王洪文突然成為接班人，成為小組討論的熱點。
黨內畢竟有許多正直的同誌，即使在那樣的政治高壓之下，還是有人對王洪文提出了異議：安亭攔車臥軌，能算是“革命行動”？二十多萬人用暴力踏平“聯司”，能算是“革命行動”？讓這樣的“造反司令”充當接班人，合適嗎？妥當嗎？
在這個節骨眼上，上海組有人作了長篇發言，盛讚王洪文，給了王洪文有力的支持。此人不是張春橋，不是姚文元，卻是那個“老幹部”馬天水！
馬天水的發言，令人作嘔。
“我覺得洪文同誌到中央工作以後，進步很大，看問題、講話，都很深刻，很全麵，對我教育很深。……”
馬天水曆數“造反司令”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功績，然後，竭盡吹捧之能事：
“我和洪文同誌相處工作多年，我覺得他看問題、想問題很全麵，有組織工作、領導工作的能力，不是一個隻會衝衝殺殺的人，這一點我可起誓！”
“春橋同誌、文元同誌長期在中央，上海是洪文同誌主持工作。我覺得：洪文同誌至少比我強得多！……”
這一席又“起誓”又拍著胸脯說的話，倘若出於張春橋、姚文元或者王秀珍、徐景賢、陳阿大之口，也許“感染力”就差了許多，由久經沙場的“識途老馬”說出，便產生很大影響。
就連江青，雖然沒有直接聽到馬天水的發言，但很快有人向她匯報，她跑來緊握馬天水的手：“馬老，你講得好，講得真好！”
8月28日，王洪文的名字，再度出現在中共中央委員名單裏。
耐人尋味的是，“王”與“鄧”都是四劃。在公布主席團名單時，“鄧”在“王”前；公布中共中央委員名單時，“王”在“鄧”前。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於1973年3月10日，決定恢複鄧小平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毛澤東對鄧小平多次采取了保護性措施：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江青要求開除鄧小平黨籍時，毛澤東未予同意。當戚本禹編了一本《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內中亦收入鄧小平言論，毛澤東親筆圈掉了鄧小平的名字。
曾被作為“中國第二號大走資派”打倒的鄧小平，被選為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使他成為大會的一個熱點人物。
在中共十屆中央委員的名單中，還有馬天水。他因為對張、姚、王曲意逢迎，從候補中央委員成為中央委員。
8月31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在京舉行，王洪文擢升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第三。
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 王洪文 康 生 葉劍英李德生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 王洪文 葉劍英 朱 德 李德生
張春橋 周恩來 康 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 王洪文 韋國清 葉劍英 劉伯承
江 青(女) 朱 德 許世友 華國鋒
紀登奎 吳 德 汪東興 陳永貴 陳錫聯
李先念 李德生 張春橋 周恩來 姚文元
康 生 董必武
至此，王洪文作為中共第三號人物、作為接班人的地位，在全黨內完全確立。
1966年的“造反英雄”，成了1973年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取林彪而代之，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張春橋在十大期間，見到上海國棉十七廠代表楊小妹，說了一句“名言”：“十七廠貢獻了一個王洪文！”
外國記者敏銳地發表評論：“毛澤東選定了年輕的上海工人首領王洪文作為接班人。”
還有的國外評論，說得不大客氣了：“毛澤東習慣於自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他最初選擇了劉少奇，被他發動‘文革’打倒了。他又選擇了林彪，而林彪卻反叛了他。這一次他指定王洪文為接班人，天曉得這個年輕的接班人後來會怎麽樣？”
在召開中共十大的日子裏，張春橋忙得喘不過氣。他擔任大會秘書長。須知，這個職位向來是由黨內重要人物擔任的——中共七大的秘書長為任弼時，而中共八大的秘書長則為鄧小平。8月30日，中共十屆一中全會公布選舉結果：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呢？他的名字出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中。
望著中共十屆一中全會新聞公報，張春橋的心情是沮喪的：忙忙碌碌起草了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忙忙碌碌擔任了大會秘書長，結果隻落得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他的名字之前，如今不僅多了一個第三號人物王洪文，還增加了葉劍英、李德生。
望著葉劍英的名字，張春橋由沮喪轉為惱怒了。本來，在林彪集團覆滅之後，張春橋以為憑著他在廬山會議上的一身冷汗，理所當然會得以擢升。不料，林彪的倒台，卻導致了“二月逆流”的平反，那一批在懷仁堂裏坐在張春橋對麵的老帥、副總理複出了！
1971年11月4日，毛澤東在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代表時，便宣布為“二月逆流”平反。毛澤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引者注：指葉劍英)‘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麽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王、關、戚那個‘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你們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
於是，老帥們、副總理們一一恢複名譽。就連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幹將”的譚震林也平反了。顯然，他們沒有一個會與張春橋握手言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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