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的家長製生活。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
批林批孔大會 資料圖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08年第8期 作者：史義軍原題為：“九一三”事件後的“批林”內情
林彪事件給全黨和政壇帶來強烈震動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飛機強行起飛外逃，在蒙古溫都爾汗地區墜機身亡。林彪集團的餘黨或自殺斃命，或束手就擒。林彪集團的滅亡，客觀上宣告了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和實踐的破產，也給全黨和政壇帶來了強烈的震動。4天後，即1971年9月17日，周恩來將《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稿報毛澤東審查。這份通知稿的主要內容是：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二、林彪叛黨叛國，是長期以來，特別是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來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是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的總暴露、總破產。三、我們黨是從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中成長壯大起來的。四、當前全黨必須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敵人破壞，必須繼續加強戰備。五、林彪叛黨叛國問題，根據內外有別、有步驟地傳達的原則，目前隻傳達到省、市、自治區黨委常委以上的黨組織。毛澤東看後，批示“照發”。後來根據中央指示，這個通知逐步擴大了傳達範圍。
9月18日，中共中央以57號文件發布了《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10月6日，中共中央以65號文件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擴大傳達林彪事件的通知》。10月24日，中共中央以67號文件發布了《中共中央關於向全國群眾傳達林彪叛黨叛國事件的通知》。12月11日，中共中央又以77號文件發布了《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經毛澤東批示同意，1972年1月13日、7月2日，中共中央又相繼轉發了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二）》、《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三）》。
下發這些文件的目的，是為了消除這個事件的影響。
林彪事件之後的9月15日，在北京西郊空軍學院“聯合艦隊”的秘密據點，發現了於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紀要》共分九個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條件，時機，力量，口號和綱領，實施要點，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紀律。在“可能性”中寫道：“九·二（指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政局不穩，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右派勢力抬頭。10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幹部、部隊中下幹部實際生活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逐漸地和平演變式的政變。”“政變正朝著有利於筆杆子，而不利於槍杆子方向發展。”“因此，我們要以暴力革命的突變來阻止和平演變式的反革命漸變。”“和國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們的準備和力量比他們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地理回旋餘地大，空軍機動能力強。比較起來，空軍搞‘五七一’比較容易得到全國政權，軍區搞地方割據。兩種可能性：奪取全國政權，割據局麵。”在“必要性、必然性”中寫道：“Ｂ－52（指毛澤東）好景不長，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幾年內安排後事。對我們不放心。與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筆杆子托派集團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馬列主義，為他們私利服務。”“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把黨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製獨裁式的家長製生活。當然，我們不否定他在統一中國的曆史作用，正因為如此，我們革命者在曆史上曾給過他應有的地位和支持。”
這個政變計劃，記於一個拉鏈活頁筆記本上，後由中央專案組收入《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罪證》中下發。
《紀要》下發後，為消除林彪事件影響的目的並未能達到，反而造成許多思想混亂。地方上的幹部都存在著畏難情緒，認為《紀要》“毒性太大”、“欺騙性太大”，擔心“原原本本的傳達，群眾識別不了，聽了會引起混亂”，“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幾個共同的“難點”、“難題”。如《紀要》中攻擊幹部下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和“工資凍結”等三個“變相”，是不是說到了我們的短處，利用了我們的黑暗麵？鋼鐵十年徘徊與國民經濟十年停滯不前是不是一樣？怎樣批判《紀要》中所說的紅衛兵“被利用”、“當炮灰”、“變成替罪羔羊”等問題？另一方麵，廣大幹部群眾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論，大多數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熱鼓吹個人崇拜、頌揚“文化大革命”和煽動極左思潮的言論，要從這些方麵“批林”，很容易引發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懷疑和不滿。
毛澤東的一封信加重了人們的疑問
為了總結交流半年來“批林整風”運動的經驗，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有中央各部門，各省、市、自治區和各軍兵種負責人共312人參加的批林整風匯報會。在會議所列文件中，毛澤東於1966年7月8日寫給江青的信被當作是“最重要的一篇”。這封信的全文如下（部分括號裏內容為編者所加）：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還是照魏、陳（即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魏文伯、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二同誌的意見在那裏住一會兒為好。我本月有兩次外賓接見，見後行止再告訴你。自從六月十五日離開武林（指杭州）以後，在西方的一個山洞（指滴水洞）裏住了十幾天，消息不大靈通。二十八日來到白雲黃鶴的地方（指武漢市），已有十天了。
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興味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我的朋友的講話（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於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誌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衝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個問題我同你講過不知多少次，你還記得吧，四月在上海還講過。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有些反黨分子，不正是這樣說的嗎？但他們是要整個打倒我們的黨和我本人，我則隻說對於我所起的作用，覺得有一些提法不妥當，這是我跟黑幫們的區別。
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麽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麽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黴了。
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
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久不通信，一寫就很長，下次再談吧！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5月21日，周恩來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第一次會議上講話，介紹會議文件，說明和林彪反黨集團鬥爭的過程，對林彪等人進行批判。周恩來在講話中著重說明了毛澤東給江青的信的情況。他說：
現在確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給江青同誌的信。這個信隻有政治局一部分同誌看過，在座的你們各省市的，還有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沒看過。就是在“九一三”以後，今天印的吧。這封信是什麽時候寫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林彪在河北廳講話以後。林彪講話經過多次改動，送到主席那裏，主席總是有點不安，裏頭有些話過頭，敘述政變那種寫法也不當。但是當時是為的要發動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眾之氣，要打擊、掃除那種修正主義的風，所以說話有些過。
但是當時的中央修改以後，還是請主席批。主席覺得不批，這篇東西不能發表，不是等於給群眾潑冷水了嗎？因為大家希望看到這篇東西嘛。實際上這裏頭有毛病，有些極左的話，有些不恰當的。現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會看出來。林彪那篇東西是不是可以作為參閱文件印給大家？剛才政治局會議沒有討論，再看一看。毛主席這封信一針見血。主席寫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漢寫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漢。那時見了個外賓，我跟主席報告我到國外訪問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以後，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見主席，主席就把給江青同誌的那封信的抄件給我看。是一個底子，那個字是徐業夫同誌抄的，有些字還抄錯，主席還改了的。
那個信可寫得深刻，現在大家想想看，那簡直是完全看到了這些問題。當然了，當時不是說林彪這個人了，也可能想著利用右派來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極左的話，這個極左，就形左實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個右派。主席說七八年後，結果六年就出現這個事了。隻有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能預見到這麽清楚。這封信貫穿了整個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當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將來我們參加政治局的做日常工作的九個同誌分到各組裏，還可以加以解釋。這個大概明天可以印給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們政治局決定要請示主席，我昨天去請示主席，原來主席還說等一等，昨天一請示說可以。這個我們當然先印給到會同誌看了，先不外傳了。這是會議文件之五。以上這些文件現在有的已經發了，有的明天要印發。
根據周恩來的解釋，這封寫於“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隻有兩三個人知曉。《周恩來年譜》也有相關記載，可以肯定當年確有這麽一封信，而且也給林彪看過，但是否和1972年發表的一樣就不得而知了。《周恩來年譜》是這樣記載的：“（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澤東處談話。看了毛澤東7月8日給江青的信後，建議找林彪談談。經毛澤東同意，7月14日，從上海飛大連與林彪談話，轉達毛澤東的意見。林彪表示接受，答應回京後修改5月18日的講話。15日，周恩來返京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到會者學習了這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別到各組解釋了這封信。江青在參加華東組、中南組討論時，儼然以最權威的身份解釋、宣講毛澤東的這封信，說林彪從當抗大校長至當國防部長，就一直搞山頭、結死黨、搞陰謀詭計，而毛澤東則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江青的解釋被刊登在會議簡報上。
毛澤東同意在這次會議上公布這封信，除證明林彪遠非一貫正確外，更重要的，似乎在於說明他對林彪其人早有覺察，但這並沒有能完全解釋清楚他何以把如此危險的人物指定為接班人。這種做法也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不僅沒有消除人們對批林的疑慮，反而增加了人們的疑問。
當年，就有人懷疑此信是經人修改的。1998年1月，此信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全部收錄，其信末（獨立於注釋部分）注有下列文字：“據修改件刊印”。這就說明，這封信不是原件。那麽，這封信是誰修改的？是什麽時間修改的？是出於什麽目的修改的？最初的原件又在哪裏？現在還是個謎。
周恩來晚年的一個心病
更為耐人尋味的是：1972年6月10日至12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內六次路線鬥爭的報告。在講到王明“左”的錯誤時，周恩來作了自我解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於6月23日在批林整風匯報會結束會上作了題為《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中共中央還發出文件予以說明，並附若幹原始材料傳達至高級幹部。
毛澤東當時說，這樣做的用意是：讓黨內高級幹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許任何人今後在這個問題上誣陷周恩來。可是會後，並沒有下發周恩來的報告。江青在華東組和中南組會上的講話卻作為會議文件下發。
“伍豪啟事”事件，實際並不複雜。周恩來一生用過很多化名和筆名，如大鸞、翔宇等。伍豪這個名字，是五四時期在天津成立和領導覺悟社時開始用的。當時，社員為了便於進行革命活動，一律用化名。於是，大家用號碼抽簽，所抽到之號數，則各自照號數取一諧音為代名。周恩來抽到的是“五”號，所以就取“伍豪”作為化名，發表文章也署“五”。“伍豪”之名，周恩來曾較長時期在黨內使用，他在上海領導中央特科時就常用這個名字。當時的特科紅隊經常進行營救同誌、鏟除叛徒等行動，代號即為“伍豪之劍”，國民黨對周恩來恨之入骨。1932年2月，由中統特務張衝、黃凱等人牽頭，偽造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汙蔑周恩來。而此事發生兩個月前，周恩來已前往江西蘇區。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隨即采取了各種措施反擊國民黨的汙蔑，當時的負責人康生和陳雲對此事都是清楚的。而江西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也發表政府公告，公開斥責了國民黨的造謠行徑。
1967年初夏，天津的一些紅衛兵在查閱舊報紙時，發現1932年2月上海《申報》上載有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當他們知道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後，於5月12日將載有這一偽造啟事的報紙抄件送給江青。江青收到材料後，不作任何調查研究，采取突然襲擊手段，於18日給林彪、周恩來、康生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他們查到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恩來），要求同我麵談。”麵對挑釁，周恩來斷然予以反駁。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寫道：“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偽造，隻舉出243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等同誌均知為敵人所為，故采取了措施。詳情另報。”同日，周恩來查閱了上海各舊報，親自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並將1931年至1932年的有關事件編為《大事記》，一並送給毛澤東。信中說：“現在弄清楚了所謂‘伍豪等啟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偽造啟事”，“偽造啟事和通過申報館設法的處置，均在我到江西後發生的”。
毛澤東看到周恩來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後批道：“送林彪同誌閱後，交文革小組各同誌閱，存。”並在“存”字旁邊重重地畫了醒目的兩道杠。
1967年底，北京有一個學生寫信給毛澤東重提此事，毛澤東於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汙蔑。”這一批示隻是小範圍內知道，並沒有傳達給廣大黨員幹部。對於非常重視自己晚節的周恩來來說，這仍然是一塊心病。
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周恩來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莫名其妙地作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從中可以看出當時黨內鬥爭的微妙。這是否可以看作是毛澤東對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為其證明致江青的信的一種回報？
按照毛澤東和政治局的意見，此會議的錄音和根據錄音整理的記錄稿要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存檔。會後，這件事卻又擱置了下來。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5年9月20日，癌細胞擴散的周恩來在進手術室前，要工作人員找來自己於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上所作《關於國民黨造謠汙蔑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的報告的錄音記錄稿，用顫抖的手簽上名字，並注明簽字的環境和時間：“於進入手術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周恩來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術台的最後一刻，處理的是“伍豪啟事”之事，可見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麽重，是多麽的痛苦。之後，他躺在平車上詢問：小平同誌來了沒有？鄧小平即上前俯身問候。周恩來握住鄧小平的手，用力說道：你這一年幹得很好，比我強得多！在進手術室時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鄧穎超要汪東興將此情況報告毛澤東。周恩來在這種場合當著鄧小平、汪東興等人的麵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意深長，耐人尋味！這時，隻有鄧穎超理解周恩來的所思所想。
圍繞“批林”問題，在黨內形成了兩種意見
林彪事件後，圍繞批林問題，在黨內形成了兩種意見。以周恩來為代表的意見是：批判極左思潮，在各條戰線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以江青一夥所代表的靠極左路線起家的“文革”新貴的意見是：批判林彪“複辟資本主義”的“極右實質”，繼續維護“文化大革命”錯誤理論和實踐。
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人的驚恐不安和不滿。他們擔心發展下去將不可避免地觸及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組織基礎，因而極力阻撓周恩來的各項部署實行。於是，兩種意見在教育、外交和輿論宣傳領域展開了交鋒。
鬥爭的焦點，集中表現在主導全國走向的中央輿論宣傳領域，也就是當時中央的喉舌《人民日報》。1972年7月至8月，周恩來多次批評姚文元分管的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
8月1日、2日，周恩來向回國述職的大使和外事部門的負責人作長篇報告，係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批林整風、政治與業務關係等問題的看法。在講到國際形勢和外事、宣傳工作方針時，他指出：極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的鼻子下麵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駐外使領館也有。如果在駐外使領館現在還有人搞極左，就把他們調回來學習，不要妨礙我們的對外工作。又說：實際上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有幾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幹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誌都搞掉，都換上他的死黨。他們打倒一切，破壞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極左的方法破壞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說過了頭，什麽“頂峰”呀，“一句頂一萬句”呀，“第三個裏程碑”呀，等等。其實這些都是假的，結果是要謀害主席。這樣的人暴露出來是大好事。
周恩來強調：極左思潮，就是誇誇其談，不實事求是；就是形左實右、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很抽象。這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極左思潮不批透，右傾又會起來。關於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周恩來指出：運動就是要落實在政策和業務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掛在什麽地方呢？就是要掛在業務上。運動和業務不能對立。如果真正懂得運動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實在業務上。如果真正考查一個幹部，說這個幹部運動好，但業務不好，說明還沒有落實。在講到解放幹部問題時，周恩來指出：各部門應該把老幹部解放出來。有些地方解放老幹部的工作做得不夠好，你們應該好好想一想。講話中，周恩來還回答了駐外大使在學習批林整風文件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並提出：要曆史地、辯證地、發展地看問題。我們認識林彪也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對林彪要作一個分析，他也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不要以為說他壞，從頭到尾都是壞的；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敗是必然性。這些意見，在外事部門及其他有關單位產生了重要影響。報告還對毛澤東1971年在南巡沿途向地方黨、政、軍領導人講的黨內曆史上十次路線鬥爭作了具體闡釋。
8月8日，張春橋、姚文元召見人民日報社負責人，針對周恩來的批評說：“在批林時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批判“精神萬能論”、“唯意誌論”都是“過頭”的例子。同時，他們還不顧多數幹部的強烈反對，極力維護他們在人民日報社的親信的領導地位，借以控製《人民日報》。9月底，周恩來主持起草國慶社論，寫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傾向，特別要批判極左思潮。”姚文元在審稿時卻刪去了這句話。
10月6日，北京大學負責人、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題為《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應用和理論都必須受到重視，不可偏廢”；“要批判‘理論無用’的錯誤思想”，“充分認識到科學實驗和自然科學理論的重大意義”；“在學校中，基礎課的教學工作一定要做好，綜合大學理科要對基本理論的研究給予足夠的重視”。這篇衝破江青集團設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發表，使備受壓抑的廣大知識分子受到極大鼓舞和啟發。
周培源的文章發表後，張春橋、姚文元等公然宣稱：“不管周培源來頭多大”，都要追查、反擊；“那些口口聲聲說要重視基礎理論的人，其實最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隨後，張、姚等還指使《文匯報》連續發表文章，對周培源的文章進行圍攻，把矛頭指向周恩來。
根據周恩來8月初以來多次強調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1972年國慶社論《奪取新的勝利》，號召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的步伐”，“繼續全麵地落實毛主席的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經濟政策等各項無產階級政策”，“要提倡又紅又專，在無產階級政治統率下，為革命學習業務、文化和技術”。10月14日，根據周恩來關於極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報》以一個版麵發表了三篇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文章，即：龍岩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學習筆記》，紀眾言的《堅持無產階級鐵的紀律——讀〈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點體會》和李定的《一個陰謀家的醜史——讀〈巴枯寧〉》。
這些文章雖然難免帶有某些曆史局限性，但在當時卻以鮮明的立場、犀利的語言，尖銳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爛一切”等謬論。特別是文章告誡人們要警惕現存的極左思潮“重新表現”，實際上已把揭發、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江青集團。這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來在黨報上首次發表的集中批判極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層意義在於它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提出了質疑和否定。正因為如此，這組文章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響。對此，江青等人極為不滿。姚文元提出：“當前要警惕的是右傾思潮抬頭”，“不能說什麽都是無政府主義，不要批到群眾頭上，不要混淆兩類矛盾”。江青說，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國轉移鬥爭大方向”。江青等人還一再追查文章的“背景”，組織批判會和批駁文章。
11月30日，周恩來審閱並同意中聯部、外交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將報告送毛澤東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員傳閱。次日，張春橋閱後對報告中批判極左思潮的內容提出異議，批道：“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批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義？”12月2日，江青也閱批：“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也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12月3日，迫於江青等人的壓力，根據12月2日政治局討論意見，外交部對原報告作了修改，刪去了“批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等內容。
王若水的一封信把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之間的矛盾挑開了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報社的王若水寫信給毛澤東，反映一段時間以來在批判極左思潮問題上周恩來與張春橋、姚文元之間存在的不同看法。王若水表示同意周恩來關於要批透極左思潮的意見。王若水在信中寫道：
現在報紙宣傳麵臨一個困惑的問題，就是反“左”還是反右，我想向您匯報並請示。
總理在八月一日的講話中，說到極左思潮沒有批透，並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還會來”。這個指示很重要。雖然總理說的是外交部、人民日報社、新華社等單位的內部工作，可是我覺得也完全適用於宣傳。
在總理講話一周之後，八月八日，春橋、文元同誌對報社領導小組講話。在談到宣傳上批“左”的問題時，春橋同誌說：“林彪的一套，是在我們批判劉少奇的過程中搞出來的。……由於林彪利用批判劉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實右和過了頭的東西，流毒很廣。因此，批林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不要重複過去批劉的錯誤。”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到底批“左”是批過了頭，還是沒有批透？
我覺得總理的指示是正確的。對春橋、文元同誌的講話，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剛剛開始，就提出不要過頭，這是給批“左”潑了冷水。春橋同誌為了說明批“左”中出現的過頭問題，舉了批“精神萬能論”和批“唯意誌論”的例子，說主席說過“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說“林彪是唯武器論，不是唯意誌論”。我不懂為什麽因為主席講過“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萬能論”。我認為這是兩回事。我還認為，林彪既有唯意誌論又有唯武器論；這兩個東西可以在一個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蔣介石和希特勒就是這樣。文元同誌說，林彪反對黨的領導，這是右。我想，就其表現形式來說，反對黨的領導可以從右的方麵來反，也可以從“左”的方麵來反。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是從右的方麵反對黨的領導；林彪煽動無政府主義是從“左”的方麵反對黨的領導。《紅旗》第11期上有一篇文章，說了這樣的話：“劉少奇一類騙子散布無政府主義，是妄圖從‘左’的方麵來否定黨的正確路線。”文元同誌的話，把這篇文章的正確觀點也否定了。
由於這兩個講話精神不一致，在報社編輯部已造成了思想混亂。我在十月十四日編發了一整版批“左”的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龍岩（黑龍江省委寫作組）寫的批判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的文章。十一月四日，《文匯情況》第312期登出了上海工人座談會的意見，這些意見是一麵倒的，而且很尖銳。這是從批判《海瑞罷官》以來，《文匯報》第一次在內部情況上批評《人民日報》，而文元同誌又特別囑咐我們討論，所以我覺得不同尋常，值得嚴肅地深思了。
對這份情況，我們感到很難討論，因為是工人意見。就在我們討論期間，《文匯報》陸續出現了一些新的提法。十一月六日的一篇評論說：要反對劉少奇一類騙子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過了幾天，又有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類騙子一貫是右的，隻是在“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搞了一點形左實右的東西。十一月二十四日，《文匯情況》（第335期）再次批評了《人民日報》這一期的內容是《人民日報》反對無政府主義文章對各地報紙的影響，其中包括某些地方報紙提出的有關論點。《文匯情況》沒有直接批評這些論點，但實際上是把它們作為反麵論點拿出來示眾的。其中有一條是“劉少奇一類騙子是煽動無政府主義的罪魁禍首”，還有一條是“反對無政府主義是批修整風的一項內容”。我想，如果這樣的觀點都錯了，那就不是龍岩這一篇文章的問題，而是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能不能批的問題了，不是龍岩的文章有什麽缺點的問題，而是《人民日報》是不是又犯方向性錯誤的問題了。
這些天，我反複思索了這個問題。我想，劉少奇和林彪的實質都是極右，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就表現形式說，劉少奇有右的表現也有“左”的表現，主要表現為“左”。林彪在實際工作中的主要流毒也是“左”。根據報社記者匯報的情況和來稿的情況看，在實際工作中，“左”的幹擾和右的幹擾都有，但“左”的幹擾是主要的。將來在適當時候，可能需要強調反右，但目前還是需要強調反“左”。隻有克服了“左”的傾向以後才能有力地反對右的偏向。林彪煽動極左思潮，流毒很廣，“批林”就要批極左思潮。中央所批發的好幾個省的批林整風文件中，也是強調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就是極左。因此，我認為批“左”是中央的精神。但是，《文匯報》的觀點是不是有什麽“來頭”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匯報》怎麽會有那麽大的膽子？反過來說，如果是中央精神，為什麽《人民日報》不知道？
我不相信《文匯報》的觀點是來自主席，因為我想，主席如果有什麽新的指示的話，是不會不向《人民日報》傳達的。正因為這樣，我才向主席寫這封信，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
在兩種意見形成尖銳對立時，毛澤東注意到黨內外日益增長的懷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傾向，擔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憂慮日益加重。
12月6日，毛澤東約見江青，要她將王若水的信轉給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提出由他們一起找王若水談話，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王若水的信把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之間的矛盾挑開了，逼迫毛澤東表態。究竟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左還是極右？1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召見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在談話中更明確地作出了結論：“批極左，還是批右？”“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呢。”“那封信（王若水的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毛澤東的結論成為“九一三”事件後周恩來領導批判極左思潮、糾正“左”的錯誤的轉折點。
12月19日，周恩來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約人民日報社魯瑛、吳冷西、崔金耀、王若水等談話，傳達毛澤東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的指示。江青在講話中稱，王若水12月5日信“客觀上對中央起挑撥作用”，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龍岩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學習筆記》一文），批“一個版麵”（指10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龍岩等文章的第二版），批“一個部門”（指人民日報社理論部）。
“九一三”事件後，在清理林彪有關材料時，發現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論的卡片，又在床頭掛有“克己複禮”的條幅，於是認定林彪與孔子一樣，都是搞“複辟”。
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時要批孔的意見。此後，他反複強調，要抓路線方向，防止出修正主義。在中共十大召開前，批孔成了他經常談論的話題，明確否定了黨內批林糾左的路線。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籌備十大的工作會議。5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駁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線，抓上層建築，抓意識形態，要學一點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
（來源：黨史博覽）
